亚洲公敌: 气候变化 (Emanuel Pastreich 贝一明)

 

亚洲公敌: 气候变化

原文:
On Climate, Defense Could Preserve and Protect, Rather Than Kill and Destroy
登载于“Truth Out”(2013年3月7日)

[赵寒玉翻译]

内蒙古包头,在刺眼的阳光下,一百名昏昏沉沉的韩国大学生跌跌撞撞地下了火车。包头,这个距离北京十四小时车程的地方,断然不是首尔年轻人流行的去处。但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也并非观光购物。

一位身着鲜绿色夹克的矮个老人正匆匆忙忙地指挥队伍,领着他们穿出车站的人堆。与大学生们不同的是,老人丝毫没有疲容,长途跋涉后微笑依旧。老人名叫权丙铉,是位职业外交官,在1998到2000年间担任韩国驻华大使。虽然从通商、旅行到军事、朝鲜问题等,事无巨细都要权大使管,但他却发现另一个需要他全力以赴的新问题。七十四岁之际,当同事们都沉湎于打高尔夫等嗜好中时,他却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在首尔的小办公室里,打电话、写信,忙得不亦乐乎,在这里,他将致力于联合国际社会帮助中国治沙,有时,他则亲自上阵来植树造林。

权丙铉说起话来语气轻松,平易近人,但他却绝不是一个慵懒的人。虽然从首尔山上的家到库布齐沙漠不断向东南扩展的前沿需要花上两天时间,但他往来频繁,充满热情。库布齐沙漠已经扩张到北京西面仅450公里的地方,沙漠离韩国最近的部分就是韩国沙尘的源头,随风吹入。2001年,权丙铉创立了公益组织“未来林”,与中国合作一起防治荒漠化。他将韩国和中国年轻人带到一起,并和政府、企业合作,创立这个新型的跨国组织,植树造林,抵御这场生态灾难。

使命的开启

权丙铉在介绍他的工作如何与治理沙漠联系在一起时,这样说到:

“我之所以致力于中国沙漠化问题,是基于一次独特的个人经历。1998年我到北京赴任大使时,沙尘暴正是猖獗。北京天空终日昏昏暗暗,大风夹杂着沙和尘土,我非常震惊。第二天,女儿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首尔也一样,被来自中国的沙尘暴笼罩着。我意识到,她说的跟我看到的正是同一场风暴。这通电话让我清醒地感受到危机,我第一次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北京看到的这场沙尘不仅关乎我个人,也关乎我的家人。它不应该只由中国人去解决。”

经过一小时的跋涉,权丙铉和“未来林”的成员们终于下了大巴,来到一个小村落。过往的村民、牛羊都盯着这群奇怪的到访者。接着经过3公里的野外步行,眼前所见变成一片可怕的景象: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无边无际的黄沙,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

来自中、韩两国的年轻人一起,很快就干起活来。一边在仅存的表层土壤上挖洞,一边种下他们自己带来的树苗。他们正在中国、韩国、日本和许多其他地方组织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起投身于这项长久的事业:缓解沙漠的蔓延。

像库布齐这样的沙漠,是年降雨量减少、土地使用不当和贫困农民的某些行为共同导致的。一些发展中地区,像内蒙古,农民为换取少许钱财,不惜砍伐可以防风固沙的树和灌木,用作柴火。

当被问及治理荒漠遇到的挑战时,权大使的回答言简意赅:“这些沙漠和气候变化本身,都是威胁到全人类的问题,但我们甚至都没有考虑改变财政预算的优先次序,尤其是涉及安全问题时。.

权丙铉暗示的是,有没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安全问题的基本认识。目前我们遇到的都仅是气候变化的先兆,例如2012夏天肆虐美国的山火或即将沉没的岛国图瓦卢。人们意识到应该有所作为了,但每年依旧有成千上万亿美元被投入到导弹、坦克、枪支、无人机或超级电脑等上,而这些武器面对沙漠化的效用就如同螳臂当车(而治理荒漠却廖廖无几)。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科技上的突飞猛进,而是安全观念上的飞跃: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那些资金雄厚的军队的首要任务。

葬身沙漠还是大海?

气候变化带来的是荒漠蔓延和海平面上升的双重威胁,贪婪地蚕食着大自然的遗产。当库布齐沙漠向东朝北京蔓延时,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亚洲、非洲,大片大片的土地也正被沙漠吞没。与此同时,全球海平面持续上升,日益酸化的海水不断腐蚀岛屿和大陆海岸线。在这两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已经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更别提有空闲发动什么洲际战争了。

温室效应、水土滥用以及农业政策的不当使得农业用地灾难性地减少。不合理的农业政策也只知道将土地视为消费品,而非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联合国在1994年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世界各地的利益攸关者联合在一起应对荒漠化。目前,全球至少有10亿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威胁。另外,过度耕作和降水减少使干旱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而这是全球二十亿人口的家园,并且这对全球性粮食生产和流离失所人群的影响将更加深重。

由于各大洲荒漠化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已将未来十年(2010-2020)定为“联合国荒漠与防治荒漠化十年”,并宣布荒漠化是“我们的时代最严峻的环境挑战”。

时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吕克·尼亚卡贾(Luc Gnacadja)坦率地表示,“地表最上面的20厘米土壤将决定人类的存亡”。

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在他的《尘土:文明的侵蚀》(Dirt: The Erosion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详细地说明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蒙哥马利强调,土壤,这种经常被鄙视为“尘土”的物质,其实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比水和油更加珍贵。他指出,自1945年以来,全球有38%的耕地严重退化,如今耕地的腐蚀比形成要快上100倍。这种趋势再加上温度升高和降雨量减少,使得美国西部的粮食产地愈发难以肩负起农业重任,并且容易遭受大雨的进一步侵蚀。简而言之,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一些粮食产地的中心部分都在演变成沙漠。

蒙哥马利认为,像内蒙古一样的正遭受荒漠化的地区,正充当着全球荒漠化风险的预警器。这些正在扩张的沙漠应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当然,在我的家乡西雅图,即使每年降雨量减少几英寸或者气温上升一度,到处仍都是常绿林。但如果在干旱的草原,降雨量减少几英寸那就不得了——那里本身就没多少雨。虽然我们将荒漠化定义为植被减少、风化侵蚀带来的水土流失,但我更愿意强调,全球都在发生水土流失,但我们只看到了这些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在遭受折磨。”

与此同时,极地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岸线后撤,威胁沿海居民,并且类似飓风桑迪这样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常见。2012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海岸的海平面上升:过去、现状及将来》,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与2000年相比将上升8至23厘米,2050年将上升18到48厘米,到2100年将达到50至140厘米。这份报告对2100年情况的估计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作的18到58厘米的预测要高得多,而且私底下,许多专家持更加悲观的看法。这场灾难将会在我们儿孙辈的有生之年发生。

华盛顿特区的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可持续能源与经济动态处主任珍妮·里德曼(Janet Redman)曾观察过泛泛而谈的环境峰会做出的气候政策。她注意到飓风桑迪已经将环境变化的影响带到身边:“飓风桑迪的确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这样的极端天气(比起气候变化的高深理论)是普通人能够感受到的。作为主流人物,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认为这场飓风正是‘气候变化’的后果。”

此外,在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申请联邦资金以重建海岸线时,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则想得更远。他认为应该动用联邦资金重建整个纽约城,里德曼回忆道,“他明确地说海平面在上升,我们需要立马着手创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布隆伯格指明气候变化就在我们身边。他甚至想得更远,建议我们恢复纽约市周围的湿地以缓冲类似的飓风。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应战略。极端气候事件与主流高暴光率政治家言论的结合有助于改变我们的话语环境。布隆伯格不是戈尔(Al Gore),他并非环保人士的代表”。

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可能为重新定义安全概念提供新的视角。。硅谷图形公司前CEO鲍勃·毕夏普(Robert Bishop)成立了地球模拟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arth Simulation),帮助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理解气候变化。毕夏普指出,飓风桑迪带来的损失大约600亿美元,而飓风卡特尼娜和威尔玛以及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每一桩灾难的代价都高达1000亿美元。

“我们讨论的是每桩代价1000亿美元的生态灾难”。他指出,“这种灾难将会改变五角大楼的认识,因为毫无疑问,它们将整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不仅如此,美国东部海岸海平面的上升将会带来更大的代价。沿海城市不久就将需要大量资金来保护。例如,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地区是东海岸唯一的核动力航母基地,而这个城市正面临严重的洪水问题。”

毕夏普接着解释,美国的“文明中心”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都坐落于整个国家最脆弱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行动保护它们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不是抵御外国军队和导弹的入侵。

为什么气候变化没有被视作“威胁”?

对于应对环境危机,并不是我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而是如果作为濒临灭绝的物种,那么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也许部分问题在于时间维度。军方趋向于思考快速采取行动保卫国家安全:例如,在多少小时内可以保卫好一个机场,或在多少分钟内可以摧毁战区内的新目标点?这种趋势总体上会因为情报收集和分析周期的缩短而强化。我们需要能同时应对网络攻击和导弹发射。尽管快速反应在特定情况下很有效,但这种对“快速解答”的心理需求却与实际安全关联甚少。

如果说最主要的安全威胁要以上百年的时间来衡量呢?恐怕军方或者安全部门都没有任何系统应对这么长时间的问题。大卫·蒙哥马利指出,这种问题才是人类当前要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例如,全球表层土壤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这使得华盛顿的决策者基本对此视而不见。但是,这样的趋势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全人类造成一场灾难,尤其是因为表层土壤的生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可耕地的流失与快速的人口增长结合在一起,无疑将成为我们要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但目前基本没任何安全部门注意到这件事。

珍妮·里德曼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一种业界可接受的、长期性的安全概念,“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开始从后代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可称为‘代际安全’,即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将会超越我们本身,而影响子孙后代。”而且,里德曼认为气候变化对许多人来说将会非常地可怕,“如果问题严重,它将毁掉所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摧毁我们熟悉的世界。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交通、饮食还是事业、家庭,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一书中提到,社会总是需要周期性地在目前主宰者舒服习惯的短期利益和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利益间作出抉择,但他们很少能够理解“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戴蒙德还指出,当需要做出的改变与现存的核心文化与意识形态基础越相悖,社会就越趋于否定这些改变。例如,如果威胁的根源在于我们盲目的物质消费,而这种消费被认为是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象征,那我们就极有可能步复活岛上消失的文明的后尘。

或许,我们现在对恐怖主义和无休止的军事扩张如此的执念是一种心理否定,通过追求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转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气候变化的威胁如此严重和迫切,以至于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的身份、行为,甚至要反思是否每一杯拿铁咖啡、每一次夏威夷度假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远比将枪口对准站在阿富汗山头上的某个敌人要复杂得多。

曾猛烈抨击“五角大楼肥胖症”的《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主编约翰·费弗(John Feffer) 将这种潜在的心理生动地概括如下:

“如今,我们深陷荒漠蔓延和海水上升的困境中,却无法专注于问题,更别说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仿佛站在非洲草原上,一边是一只迎面冲来的大象,另一边是一只准备扑过来的狮子。而我们正在干嘛?在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威胁——爬到我们脚上咬我们趾头的蚂蚁,比如基地组织,当然那也会痛,但不是主要问题。我们如此忙于低头看脚趾,却忽视了身边的大象和狮子。”.

另一个因素,简单来说是决策者和大众媒体缺乏想象力。许多人就是无法想象环境灾难这种最糟糕的问题。他们总觉得明天跟今天本质上差不多,发展总是线性的,而预测未来这样的终极测验始终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基于这些原因,气候变化的灾难简直难以想象。

如果形势危急,是否需要求助于军队?

如今,政客们都习惯性地称赞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如果这支力量对荒漠蔓延、水土流失毫无准备,我们的命运可能与雪莱《奥斯曼狄斯》一诗中被遗忘的皇帝一样,他的巨大废墟雕像上刻着:

功业盖世,料天神大能者无可及!

而今一切荡然无存。偌大的废墟,

残骸四周只有那苍茫荒凉的戈壁,

孤寂黄沙向远方铺展,无边无际。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防治荒漠蔓延和海面上升需要巨量的资源和我们的集体智慧。不仅要重整政府系统和经济结构,还要重塑文明。但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应对仅仅是改变政策优先次序和动机,还是将其等同为战争威胁,即仅仅是“应对方法”和“假想敌”不同的“全面战争”?我们是否应将它视为生死攸关的危机,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控制经济使其合理化、制订大规模的短期和长期战略计划?这场危机是否需要推行战时经济和全面反思军事系统?

发动军队来应对气候变化有巨大的风险,尤其在一个暴力思维盛行的时代。大门敞开,让政界强盗在气候变化的寺庙里为非作歹自然也是一场祸害。如果五角大楼以此为由,投入更多预算到那些对真正解决问题没多大作用的项目上呢?众所周知,在很多传统安全领域,这种趋势已成为严重的问题。

当然,将军队的文化与责任不恰当地用于解决气候问题具有风险,最好是通过文化转型来消除威胁。美国总是控制不住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冲动,所以我们需要驾驭军队,而不是火上浇油。

但在气候变化上,情况是不一样的。重建军队以应对气候变化是必要的措施,即使有一定风险,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安保系统的文化、使命和首要任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军队进行一场论战。

除非人们认识到从沙漠化、海平面上升、食物短缺到老龄化等一系列真正的安全威胁,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推动世界各国军队深入合作的集体安全架构。毕竟,即使美军不再充当国际警察,全球总体安全状况也会越来越不乐观。除非我们能找到不用共同潜在敌人也能让军队间展开合作的空间,不然我们很难减少目前面对的危险。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写道:“面对不等于改变,但是只有面对才能改变”。空等军队自发转变将什么也做不成,我们要做好规划,施压促使军队担当成新角色。反对军队介入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军队不可能大力削减预算来支持其他机构解决气候问题。相反地,我们要让军队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此外,引入可持续性作为军队的重要原则之一,把军队的力量用于治理生态系统,可以进一步矫正危害美国社会已久的黩武思想和暴力思维。

众所周知,军队总是在准备打最后一场仗。无论是以勇气和长矛对抗欧洲殖民者的非洲酋长,钟情战马、鄙视铁路的内战将领,或是将步兵师派上机枪战场有如普法战争一样的一战将领,他们总是设想下一场战争仅仅只是上一场的扩大版。

如果军队将应对环境变化当成首要任务,而不是去设想伊朗和叙利亚的军事威胁,那么军队的角色将会彻底转变,一群新的年轻人才将投入这项事业。如果美国首先重新分配军费,其他国家也会效仿。这样,整个世界将变得更非军事化,全球合作也更有可能被推进。

但这种观念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办法引导美国军队走上正确的方向。现实情况是,我们正在将宝贵的财富用于开发根本不需要的武器系统,更别说采取什么措施解决气候问题。约翰·费弗认为导致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大量投资没有明确用途的武器的首要原因,是官僚惯性和争夺预算:“军队中的各个机构相互竞争,争抢预算,没有人愿意看到预算减少。”费弗暗示很多言论像圣经一样不断重复:“我们必须保持核力量”,“我们至少应该拥有多少架喷气式战斗机”,“我们应该有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海军”等等。

地区和政治的因素同样迫使我们不断地制造这些武器。与这些武器相关的工作遍布全国。“没有一个选区与武器制造系统没有关联”,费弗说道。“生产这些武器意味着创造就业机会,有时可能是仅存的制造业岗位了。政客们不能忽视这些声音。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最积极于呼吁军队改革,但当在其州生产F-35战斗机备用引擎的决议提付表决时,他也不得不投赞成票,即使空军表示并无此需要。”

在华盛顿,一些人开始为国家利益和安全赋予更全面的定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新美利坚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提出的“巧战略提议”(Smart Strategy Initiative)。在帕特里克·多尔蒂(Patrick Doherty)的领导下,一个“大战略”正在形成,这战略旨在促使我们关注四个影响社会和全世界的重要问题。这四个问题分别是:“经济包容”,在未来二十年内将会有三十亿人跨入中产阶级,他们将对世界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生态损耗”,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生态灾难的后果;“持久萧条”,当前需要不足、紧缩严重的经济状况;“弹性赤字”,基础设施和总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这个“巧战略提议”不在于让军队变得更环保,而是把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为其重新设定任务的先后次序。多尔蒂认为军队应该专注于自己的基本任务,不能超越职责范围。

当被问及五角大楼对气候变化的总体反应,他指出了四个不同的阵营。首先,一些人在仍然注重传统安全的同时会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然后,另外一些人将气候变化视为必须被列入传统安全计划内的新威胁,但也只作为一个外部因素而非首要问题。他们表达了对海军基地遭海水淹没或者极地出现新航道带来影响的关心,但基本的战略思维没有多大变化。此外,一些人主张投入大量国防预算影响军用和民用能源的使用,以此作为杠杆应对市场变化。

最后,军队中还有一些人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套从内政到外交的全新国家战略,并且要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展开广泛对话,商讨未来发展之路。

重建军队,要快速行动!

我们要为军队制订计划,将它60%以上的预算投入到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培训,用以防治荒漠化,为海洋注入新活力以及将目前消耗性的工业系统转变为新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如果这样,一支以减少污染、监管环境、修复环境破坏和应对新挑战作为首要任务的军队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否想象一支不以杀戮毁灭为主要任务,而主要目的是维护环境的军队?

我们正在呼吁军队做他们目前不需要做的事。但是纵观历史,军队总是被要求彻底转变角色以应对当前威胁。而且,气候变化是人类文明前所未遇的挑战。改组军队应对环境挑战只是我们将会看到的许多根本性改变之一。

对军事安全系统每一部分进行系统性重组将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海军将主要负责保护和修复海洋;空军将负责大气,监控排放和发展减少空气污染的战略;陆军将负责保护土壤和水资源。所有的部门共同应对环境灾害。我们的情报部门将负责监控生物圈和污染源,做出评估和提出长期的治理和应对建议。

这样的彻底转变将会带来几个主要好处。最主要的,它将重塑三军的使命和荣誉。美军曾经是招才纳贤之地(聚揽了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诞生了乔治·马歇尔和戴维·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领导人,而不是现在像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一样的只顾政治内耗、自命不凡的家伙。如果军队的使命改变了,它将重获其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军官们也将重新成为政策制定中的核心角色,而不是像袖手旁观,任由政治说客和他们的赞助者们通过武器开发牟取自身利益。

美国现在面临一个历史抉择:我们可以被动地走上穷兵黩武的帝国不可避免的没落老路,也可以彻底将军工复合体转变为全球合作模式以对抗气候变化。后者更有可能让我们纠正美国的失策,重新回到走向适应和生存的道路上来。

从“重返亚太”着手

约翰·费弗建议,转变可以从东亚地区开始,将奥巴马政府大肆宣扬的“重返亚太”战略(Pacific pivot)加以扩展。费弗提出:“重返亚太可以作为扩大联盟的基础,以环境为中心主题,在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间展开安全合作,降低相互对抗和穷兵黩武的危险。”如果我们关注真正的威胁,例如,不可持续的快速经济发展如何加剧了荒漠化、减少了淡水供应、鼓励了盲目的消费文化,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随着东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标杆,该地区安全概念的更新,以及军费构成方式的转变,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些人想象着一场新“冷战”正在席卷东亚,但他们都忽略了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主义方面的现实。诡异的相似之处不在于如今的东亚与冷战时期的东亚,而是在于如今的东亚和1914年的欧洲之间。当时的悲剧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处于史无前例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虽然他们之间有进行对话,也希望维持长久和平,但最终没能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摧毁性的世界战争爆发。“新冷战”的设想忽视了内部经济因素对扩军备战的推动程度,这跟意识形态并无关联。

中国的军费开支在2012年首次达到1000亿美元,两位数增长率迫使邻国也加紧扩充军费。韩国的军费开支预计会比2012年增长5%。日本虽然维持军费开支占GDP的1%,但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呼吁加强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而日本对华敌对情绪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鼓励盟友扩充军费,购买美式武器。讽刺的是,美国国防开支被削减的可能往往被其他国家视为扩充军费、提升影响力的好机会。

结论

权大使的“未来林”已获得巨大的成功,它让中韩两国的青年们一起植树,筑起“绿色长城”来抵御库布齐沙漠的蔓延。与古老长城不同的是,这座新长城不为抵抗人类敌人,而是创造一道保卫环境的树木线。也许美国和东亚国家政府可以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点东西,通过将环境保护和应对作为主要议题,为长期停滞的六方会谈注入新的活力。

如果类似的对话能得以开展,军方和民间组织在环境问题上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如果我们能在没有“假想敌”的基础上,将地区性竞争者紧密联合起来,那将能避免当代最大的危机。这种缓和竞争和扩军备战的努力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可以与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相媲美。

六方会谈可以演变为“重返绿色论坛”(Green Pivot Forum)——评估环境威胁,为所有利益攸关方设定优先次序,为应对挑战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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