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美中文学习记

第一章  老美中文学习记

哈佛博士的成长轨迹

家庭教育

  • 没有家庭的影响比尔盖茨也会是电脑盲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异类:成功启示录》(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他指出,在我们眼中的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得益于来自于父母、学校、文化以及社会的条件和机会。比如马尔科姆认为,比尔·盖茨无与伦比的成功正是由于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候,他却得以随心所欲地接触到计算机。他确实是一位才能卓越的人,但是若没有一系列的机会和条件结合在了一起,他就无法取得今日的成就。

我很认同马尔科姆的观点。我认为成功的教育并非源于天赋或者标新立异的学习方法,而是来自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动机、不断刺激一个人的内部成长并激发他的学习欲望,最终达到带有策略地学习的目的。这里一个关键词是“有策略地学习”。年轻人往往什么都想学,最后却全忘掉了。他们缺乏这样一种战略性思维:当前的努力对应于一个短期目标时,要把学习内容和自定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别人要求的目标)联结到一起。

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过我的人,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我们都认同,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孩子创造出一种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其中让他们能接触到极具思想和智慧的人。而我不仅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还成长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时代教育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教育事业。譬如我的几位老师,就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和发明意识,常鼓励我积极思考这世界。

 

  • 祖父母的关心和期望发进取之心

还是得从我自己的家人说起。我的祖父曾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药剂师。他当时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都热情地投入运动体操中,以经营一间不大的药店养家糊口。祖父和他的犹太族人一起,从中欧的匈牙利、波兰一带移民过来。他们凭着勤劳和努力白手起家。

我想我的祖父不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但他确实启发了我对知识的兴趣。我那时并不能经常见到他,但我们之间交流频繁。他自我很小的时候起就时常写信来。记得那时我刚开始收集邮票,他十分关心我的兴趣,还寄来了世界各地的邮票,甚至自己出去搜集邮票寄给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已能回信给他,于是我们成了亲密的笔友。同祖父交流的过程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让年幼的我感受到有一位长辈热切支持我的所作所想。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能毫不胆怯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深信人们会理解其中的价值。

当时还有一位街道老邻居赫姆霍尔兹先生同样热爱集邮。我时常去拜访他,之后他会回赠给我一些他收藏的邮票。就像我的祖父那样,他还给我讲述眼前那些邮票的历史。比如,赫姆霍尔兹先生的收藏中有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邮票,面值上千亿马克。他就把当年的情形讲给我听,告诉我年轻时经历的那场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那些邮票上描绘的故事在我面前连结成为历史长河的一段,于是我感到那些小纸片亲切万分——他们像是一个更广大的存在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日后,由祖父和赫姆霍尔兹先生所激发的兴趣一直鼓舞着我追寻知识。童年时期与长者的亲密关系,对我的智力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是如今的年轻人普遍缺失的一种体验。

我的祖母,霍顿斯·戴维斯,从纽约市立大学[1]获得学士学位,同时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她深思熟虑,做事刚毅果断,全心帮助家庭成员追求成就。同样,在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相当关心我的所作所为。记得八岁时她送给我一套书,其中多有非孩童能解的作品,包括《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2]。她其实期望我成为全能全才的人。这对我影响很大。

祖母期望的远大前程对我启迪之大甚至超过了父母的影响。她让我认识到做一个只知玩耍的普通孩子是不够的。祖母的期望赋予了我使命感:应该去做些的事、有意义的事。她叫我去聊天,通过真切、复杂的对话迫使我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祖母任职教师多年,公共服务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后来她作为社会服务人员在纽约市工作,不遗余力地帮助城中的贫困人士。于是我父亲的家庭热衷于各种公共服务,比如叔叔比利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帮助穷苦人们和外来移民。

至于我母亲的家庭里,我从没见过外祖父刘易斯·拉夫。在一张照片里有他抱着六个月大襁褓中的我。那是母亲带我去欧洲回门探亲,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时候。所以遗憾的是我无法以亲身经历来描述外祖父。母亲来自卢森堡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而且有相当久远的族谱可循(相反,父亲的家族就无法追溯)。外祖父最初志在成为耶稣会会士,为此勤学不倦。最终他成为公务人员,并在卢森堡税务厅位居高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卢森堡沦陷为德国辖区。他因拒绝加入纳粹党而遭官方重罚,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法工作,为了抚养五个孩子可谓忍辱负重。战后外祖父得以复职,并在税务部高级职位退休。年幼的我或许也因为未曾谋面他就溘然长逝,对外祖父知之甚少,并不感兴趣。然而,后来在我了解他的这些经历后,他坚定的信仰以及甘愿为之牺牲的精神,使他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同外祖父一样,我也从未见过我的外祖母凯瑟琳·冯·罗莎娜。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她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致力为孩子们创造出独特的家庭环境。外祖母喜欢园艺,还把家里装饰的绚丽多彩。尽管在外祖母一代略显没落,冯·罗莎娜的姓氏曾是名门贵族。

 

  • 亲母亲信心的源泉人生的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就如祖母对他的期望一样,他对我的期望也非常高。他从不让我去刻苦学习或者工作,但我非常明确地知道那是他对我的期望。他以高于普通孩子的标准来要求我。在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同我坐在一起,给我读一些相当有深度的、通常是成年人才看的书,比如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和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当时我对此很着迷,非常渴望能够自己读完这些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尽管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内容含义,但我已尝试自己阅读小说了。

我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学业和事业上表现的非常优秀。他曾在纽约市的一所公立学校学习,并在16岁时就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录取。在那个年代(1955年),对于来自于非传统预科学校的人来说,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我的父亲主修医学,同时还熟晓法语。在大学第三年的时候,他选择休学一年去巴黎学习,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我的母亲。之后他开始对音乐和文学更加感兴趣,最终离开医学院而将音乐管理作为他的事业。

我的父亲曾任圣刘易斯交响乐团(1966-1978)以及旧金山交响乐团的经理(1978-1999),现在仍在旧金山工作,任巴洛克爱乐管弦交响乐团执行官。由于我的父亲在工作方面非常杰出,以至于我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他的高度。他始终都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在我早期的教育中,父亲常引导我涉猎一些高于我知识水平的书。他时常带我去音乐会和博物馆,带领我挖掘周围所有可能存在的学习机会。同时他还认真的给我讲解他工作方面的事情。他将我视作“小大人”,给我讲述一个复杂组织运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财政、市场、管理、行政等各方面细节,以及同政府、产业、研发机构、联盟以及财富捐赠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给我讲述的这些,让我全面体会人际交往之复杂性,也让我觉得我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扮演某个角色。他会询问我的建议,并暗示他会参考我的建议。现在回想当初,我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根据年仅十岁的我所提出的建议做出决策,但是我确实从这一经历中获得了不少信心。

父亲从未表达过他希望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的意思。他的教育是以我们之间的经常性对话进行的。我从这些对话的性质和高度,能觉察到一些他对我所赋予的期望。我认为这便是他的策略。在我们的对话和后来的通信中,他不断的要求我,使我对世界及其历史传统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令我自发的认识到不能辜负父亲对我的某种期望。我想这是教育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对儿童。这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让一个人自发对自我要求更高。

我的母亲是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创造性,勤奋,诚实坦率并且富有想象力。父亲是一位管理者,而母亲更具有自由精神,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以完成工作。在我小时候,她扮演着传统母亲的角色,从未向我表现过她的学识和才华。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母亲其实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这让我对我的母亲肃然起敬。

她为我们创造了非常独特的环境。她给我们讲故事,带我们去旅行。而最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描述这个世界独特、美好而不可忽视的意义。她自己也经常阅读或画画。因此她也教导我们仅仅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是不够的,一个人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做事并且成长。

小时候她还经常为我们做印度菜。她在十分年轻时曾嫁给一个英国人,并且在印度生活了五年。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卢森堡,踏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后来我的母亲遇到我父亲的时候她正在巴黎做翻译。她拥有巴黎大学翻译(英-法-德三语互向)学位,还拥有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在某个夏天我也曾在那里学习日语和德语。

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家,日日夜夜都在她的工作室中画画。事实上,虽然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她很快便证明了她是有能力的。她已成功举办过多次画展,并有了不少名气。其实在我还只有十岁的时候,她便是一位艺术家了,她是将我们的家艺术化。

 

  • 亚洲情结的起源印度菜的启蒙

毋庸置疑,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明显,我的家庭和父母给我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与我的中国情结似乎也毫无联系,而且他们对中国以及亚洲并不感兴趣。我所从事的工作同他们的也完全不同。不过,他们确实引导了我的成长,并为我之后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我的母亲曾给我讲述过许多她年轻时在印度生活的故事,也为我烹调过印度菜。这让我感受到在海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让我深深领悟到一个人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受益匪浅。此外,她的一位老师是一位贤达之士。在印度时,她曾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很多,这使得我开始有一种感觉:在亚洲,有些东西等着我去探索、去发现。而我母亲本人,在卢森堡长大,后又移居美国。她适应了美国生活,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离开自己的国家,融入了另一种文化。我的母亲让我意识到这种生活的可行性:即使人到中年仍可以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洪流中。她更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在等待我去挖掘、去领悟、去学习,而每一种不同于自身的文化都值得尊重。

我的父亲也曾在法国学习。他不仅能讲流利地法语和德语,还能够阅读这两种语言的书籍。这在无形中也给我设立了很高的标杆。所以其实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并非是他们告诉我做什么或者教给我做什么,而是他们自身的所做所为在无形中给我树立了的榜样。

不过我对中国和亚洲的兴趣,跟我的父母没什么关联。尽管他们会带我去中国餐馆,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太关注亚洲文化。他们更喜欢西方音乐、艺术、美食和文学,比如我父亲就认为法国食物和文学是世界最顶级的。对于他来说,中国文化虽然很有意思,但始终是遥远而陌生的。

最初令我真正对亚洲产生兴趣的人应该是我的母亲,毕竟她曾经在印度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此外还有一些人,并非我的家人,他们触发了我对中国、对亚洲的浓厚兴趣。

在我八岁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西尔维娅的学生寄住在我家。她是学中文的。我通过她了解到许多亚洲的文化,我想这也许是我对亚洲了解的萌芽。后来在我十二岁时,一位名叫蒂姆的学生帮助我们修缮房屋。蒂姆主修哲学,他时常会给我讲一些中国哲学的知识,这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高中教育

  • 我的高中——亚裔大家

早在高中时期,我周围的同学大多是亚洲人,因此后来当我身处于亚洲人的群体中,并不会觉得陌生,反而十分亲切、自然。这种经历也许同很多研究亚洲的专家非常不同。

在我就读的高中——洛威尔高中,其中有75%的学生是亚裔。其中最多的是华裔,因此我也得以结交很多华裔朋友。当然还有是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的朋友。从那时起,我也开始习惯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是白种人。在那之前,我完全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亚洲对于我来说仍然很遥远(尽管已经萌发了兴趣),所以对于我来说,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剧变。从某种意义上,我在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正是我亚洲研究之路的开端。

在高中阶段,我有幸遇到了几位特别的老师,他们也为我之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比如李·安妮·托拉克森女士,她曾是我的英文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一直非常重视学习,而从最近同她的一次通话中,我发现她的这种热情,并没有丝毫减退。当时她给我的写作做了大量的修改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且对我不太理解的阅读也做了大量的解释,引导我进一步理解。她经常给我们阅读任务,比如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要求我们对所读的作品写出详细的评论。之后托拉克森女士会评阅这些评论,并讲解读物中我们不理解的地方。她会从内容(我们的见解)和行文(我们的写作水平)两个方面对我们的评论评分。我们也随着她的这种教学方式,自觉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即使行文再精美,但内容空洞:或是内容再详实,但行文平淡,都会被认为是糟糕的作品。

 

  • 克里斯汀Christine Liang)特立独行的亚裔女孩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与亚洲人相处时感觉很自在,就像与高加索人相处时一样,甚至更为自在。这种心态可以追溯到我高中时期(1979-1983)的经历。洛威尔高中是旧金山最好的公立高中。虽然最开始我对它并没有热切的期待,现在我却觉得,能够在洛威尔高中学习是一个让我受益终生的机会。洛威尔高中的学生中,百分之七十都是美籍亚裔人,而且主要是华裔。通常我都是整个教室里唯一的高加索人。

我在洛威尔高中遇到的一些中国学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与他们的交谈,像马尔文·陈和丹尼斯·吴这样的学生都表现出惊人的学术专注。但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女孩,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梁。高中以后,我失去了她的联系(虽然我曾一度询问她的下落)。她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只是在高二的时候,有三个月的时间经常在一起交谈。

克里斯汀和她的菲律宾朋友帕蒂·卡切贝罗在洛威尔高中组成了一个二人组合。在一个渴望受到同伴关注的年龄,所有的学生都精心挑选服饰,注意修剪发型,以便适应周围同学的口味。克里斯汀却毫不在意周围人们的眼光,而是建立了一个完全自我的小世界。她穿着从旧衣服店买来的六十年代的怪衣服。她主要兴趣是寻找奇怪的事物。这种兴趣与她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有关。

克里斯汀总是听我从没有听过的五六十年代的音乐。整个学校都没有人会关心这种老掉牙的音乐。她对迈克尔·杰克逊一点兴趣都没有。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极其勇敢,对自己建立起的文化与想法极其自信的女孩。她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克里斯汀跟学校里那些家境优越、能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周围每个学生都奉行炫耀身份的游戏规则,克里斯汀对之却视而不见。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孩子都追着去买圣罗兰牌的裤子时,克里斯汀却只买海特街上旧货店里有趣的服饰。那里的衣服很便宜,但她却很有创意地把衣服搭配起来。她头发很短,戴一副玳瑁边框的圆眼镜。她从不化妆,常常穿开衫毛衣或是旧的工作衬衫。我并不认为克里斯汀比其他学生读书更多,但她却比任何我遇到的学生更能独立地批判和思考。

也许还有跟克里斯汀一样的学生,但我从来没遇到过。在我高中生活的记忆里,她是独一无二的。没人像她一样按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一套价值体系,而不在意去迎合周围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我还记得曾经跟她一起坐下来听老唱片——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詹姆斯·泰勒,吉莱斯皮等人的唱片。

和克里斯汀相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过了大概六个月,她就不再喜欢和我交谈了。她认为我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学生,满脑子都计划着如何去好大学。但我永远忘不了她的自我判断与定位自身的能力。这件事对一个成长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孩子也许更为容易,但是克里斯汀的家庭背景却完全不同。她完全靠自己来决断,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克里斯汀有一种勇敢创新的精神。此后,她间接地影响了我对亚洲的理解:亚洲不再代表一种在集体主义影响下,大量移民到美国寻求成功的文化。美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亚洲文化中缺乏创新或独创性。对我来说,我从克里斯汀身上看到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亚洲形象。其我遇到了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是他们将我最终带到东亚。

我在高中时期有很多亚洲朋友,包括后来进了好莱坞的苏茜·金,执掌旧金山一家IT公司的丹尼斯·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成员艾米丽·木瑞斯,以及曾创办高中文学杂志、现为西班牙文学教授的玛利亚·包。这些人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克里斯汀·梁对我的影响最深远,虽然我与她只有过很短暂的接触,之后便失去联络。这让我介怀多年。

 

  • 学探索与哲学俱乐部

同样在高中,我也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在我的经历中也很重要。迈克尔·马里万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当时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对学业非常上心,同时也非常积极的去了解世界。在旁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做些化学实验,有时会出些状况,甚至炸飞过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假装在为小朋友们制作科学栏目,一起制作视频来展示我们所理解的宇宙。在化学老师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科学俱乐部,并吸纳了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身边的世界。总之,我和迈克尔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另一位朋友约翰·麦克唐纳当时成立了一个天文社,以不断增进天文知识。他用他的望远镜观测行星和群星,偶尔他也会给我们举办一些天文方面的小讲座。约翰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天文学家,目前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偶尔会收到他的来信。至今我仍然记得高中时,同约翰一起在沙滩漫步,谈论我们身边的世界,憧憬着将来我们能够一起奋斗的事业。

不过高中期间,我们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哲学俱乐部。哲学俱乐部的成立也得益于另外几位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埃米莉·村濑和史蒂夫·罗史布拉特;前者是一位日裔美国人,目前在旧金山的教育和政治界非常活跃,后者目前是一位人权拥护者。哲学俱乐部组织了很多活动,学生们在课后聚集,辩论和探讨一些深刻的问题。同时我们还组织俱乐部成员进行各种发表,也阅读大量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从某种程度上,哲学俱乐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体,不过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们加入哲学俱乐部是因为我们对此深感兴趣,而我们积极探索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执着于此。

 

 

  • 大胆的尝试——建筑领域的探索

还记得刚上高中的第一年,我曾经选了机械制图这门课。由于从小家庭生活,我经常自己动手修缮并装饰房屋,因此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我希望这门课能帮助我迈出成为建筑师的第一步。在之前的几年里,我画了很多画,而且以为这门课会是非常有趣的。但后来在我完全失败之前,我退课了。事实上,机械制图这门课所看重的,是你能否精细无缺的复制字母以及迅速的画出指定的表格,而没有任何污迹和曲线,而我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的协调感并不怎么好,而写作,即便是在今天,对于我来说也仍比阅读困难。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在这之后我也不怎么画画了,我的兴趣逐渐从建筑转移到文学。也许当时选择机械制图课的失败经历,也确实让我怀疑我是否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我的父亲还曾经专门将我引荐给几位成功的建筑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选择。事实上,直到2010年,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韩国大田市成为一座更加宜居、更具文化享受感的城市时,才又开始对文书和拯救古建筑感兴趣。而高中时,由建筑向文学的兴趣转变对我的知识架构和智力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引导我对语言更深一层的思考,也是促使我迈出学习外国语言非常重要的一步。

 

  • 学与法语的初体验

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洛威尔高中的文学杂志《万千》。杂志社的成员是十名学生。我们定期见面,共同评审我们收到的诗歌和短故事稿件。现在回想,当年在洛威尔高中有那么多学生热衷于写作,实在是非同寻常的。我很喜欢当时的各种文学辩论。但事实上,我只发表过寥寥几首诗。我想其他成员就是不喜欢我的写作风格。虽然后来三年级时我的一首诗获得了国家级奖项,《万千》的成员们还是并不太关注我的作品。我也意识到,文学的世界没有民主可言。我总是与其他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过,作为团队的一员,我还是努力融入其他人之中。

1982年高中二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法国学习法语。我已经错过了幼年时期学习法语的绝佳机会,因此当时我认为我不能再错过这机会了。我在巴黎的一所语言学习机构学习了六个星期。这一次我非常认真的学习语法。我住在一户法国人家里,每天练习口语,同时挖掘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学习法语。我的父亲还给了我一张名单,上面是他在巴黎的朋友。我去拜访了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我父亲1958年在巴黎寄宿家庭的女主人。在国外的生活给我带来很多感触,同时我的法语水平也显着提高。同时我觉得法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的父母亲都曾在法国生活,他们也都精通法语。

然而我认为即便我再努力,也达不到他们的程度,因此我决定要尝试些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考虑到我的家庭因素,包括我父母的期望,我似乎更应该学习法语和德语去研究欧洲,但是这未免太墨守成规了。而且我当时有种模糊的意识:中国在将来一定非常重要,而我想要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自己成为探索中国的先锋,成为少数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中的一员,能够流利地用中文听说读写。而在将来,这些会使我成为这个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令我着迷的地方。欧洲的文化似乎更着眼于自身,尤其是在戏剧方面,情感的表达非常夸张。而我喜欢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杜甫,平实、敏锐、深刻。只有反复品味,才能感受其中深刻的含义。这同许多西方传统几乎是相对的。此外我还有很多美籍华裔朋友。通过他们,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吸引了我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我的家庭教育一直都是十分开放的,而我的父母无形中为我树立的榜样和引导都使得我很早就有独立的思考,并时时事事都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童年时期和高中生涯的经历,都帮助我逐步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耶鲁中文学习记

  • 精英的摇篮——

我的高中——洛威尔中学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公立中学之一。它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声誉,毫无疑问是因为有众多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在此就读。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非常勤劳的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他们早年移居美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因此得以将他们的孩子送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之后还有耶鲁大学(在1983年还不是太多),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而我并不是家族中进入这些学校的第一代成员。我的父亲来自一个中产犹太家庭。他年轻时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勃勃的雄心。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是位药剂师,凭借杰出的学术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当我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身边的很多人跟我都有相似的背景。我无缘成为家族中创造这一成就的第一代,而是继承了这一成就的第二代。

我并非生于声名显赫祖业丰厚的家族。在过去和现在,耶鲁的核心都是WASP,即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白人,他们在过去的两百年间都是权利的中心。耶鲁大学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对英国的强烈偏爱:耶鲁的博物馆基本是以英国艺术为主;英国史研究是最热门的课程;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是校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耶鲁最喜爱接收的是英国学生,其次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学生。1983年我进入耶鲁时,耶鲁几乎同亚洲的文化、学生等各个方面都没什么关联。倒是有一个“耶鲁看中国”的项目,不过那只是出于好奇的产物。耶鲁的本科生认为了解中国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一个有趣的调剂,很少有人真正认真地学习中文。

我的父亲也曾在耶鲁学习,因此我同这所学校有几代人的联系。但是我在耶鲁并没有归属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耶鲁学习的是东亚研究这种冷门学科。我遇到的同学很多都是来自显赫的WASP家庭,他们都同我保持相当的距离。部分原因可能是志不同道不合,因为我不愿意按照传统的耶鲁成才之路发展,比如成为律师、银行家或者医生。

相对于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甚至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的规模都相对要小一些。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旨在为一小群精英学生提供教育。毫无疑问,耶鲁大学的本科教育是全美最好的。我想除了这儿没有哪里能够给予我如此好的环境,让我学会如何思考。耶鲁因其戏剧学院、建筑学院及法学院而闻名。耶鲁的自然科学教育方面也很不错,但并不是其最为优势的学科,这点跟伊利诺伊斯大学很相似。耶鲁大学校园极富魅力,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布满常春藤的哥特式建筑。庭院深深,实在是散步的绝佳去处。我十分享受在校园中漫步,感受四季的变换。

每一位耶鲁学生都附属于一个“住宿学院”,且对他们来说,宿舍并不仅仅只是宿舍而已。住宿学院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1920年,是在模仿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基础上而设立的。每个住宿学院都拥有不同的特点、设计以及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若你在校园中遇到同学,打招呼可能是从“Hi,你是哪个住宿学院的?”开始。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耶鲁时的大部分朋友来自达文堡学院(Davenport College)。

在我父亲进入耶鲁之前(1955年以前),住宿学院几乎只对特权阶层的孩子们开放。但从1955年起,这几乎是耶鲁历史上首次采用抽签的办法来分配宿舍,这一做法使得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得以住进精英化的住宿学院,例如达文堡学院。

我的父亲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中产犹太家庭,他十分偶然地被分配到达文堡学院,大概是被泽于战后美国社会平等主义的呼声。如今在耶鲁,一般都是五名室友同住,但起初,富余出来的床位用于供应学生的侍仆。在我父亲之前,他这一阶层出身之人从未有机会被分配到达文堡学院,因为在此之前,达文堡学院是耶鲁白人新教徒的专属区域。布什总统父子曾都住过达文堡学院。由于后来学生住宿的分配是由抽签决定,因而我的父亲在1955年得以入住达文堡,而我在1983年也获得了这一机会。

 

  • 语种环境造就语言奇才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很不寻常的经历。我三岁以前,我的母亲一直都跟我讲法语。她来自卢森堡,对于她来说,法语和德语都算是母语。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跟我讲法语,希望我能够同时学习英语和法语。不过当我开始接触其他并不讲法语的美国人之后,我就不再讲法语了。因为我讲法语,其他孩子不懂我在说什么,而我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来适应。事实上,我已经几乎失去了运用法语的能力,直到高中才又重新学习法语。不过如此说来,法语才是我会说的第一门语言。早期的多语种环境使我之后学习其他语言容易了许多。

我父亲的母语是英语,而且他还熟练掌握法语和德语。我父母都曾主修文学,因此他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用多种语言表达复杂想法的能力。很遗憾我在高中时期并未在外语学习方面有何建树,也失去了自小以法语为母语的机会。在我看来,语言的掌握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只掌握几句简单的表达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很难,自己也应设置高标准,将外语学得像自己的母语一样好。

 

  • 审时度势兴趣与目标是最好的老师

当我还是耶鲁大学的大一新生时,我选了一门法国文学课程。这是考虑到我的高中法语基础和我父母亲的背景后自然而然做出的决定。然而我对法语并不感兴趣,因为我看不到学习法语的意义。我试图想明白在未来的发展中什么才是重要的,而我应该去学习一些在我未来生活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当然那时是用已被翻译成英文的教材学习。之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将来,中国会极具影响力。我需要竭尽所能学好中文,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因为在将来很可能所有重要的工作都要在中文环境下完成。

我刚刚进入耶鲁大学是1983年,在那时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很多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耶鲁的中国学生似乎适应能力都很差,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学者风范。因为高中时期周围有很多华裔同学,所以我对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兴趣和了解。不过决定学中文也是出于战略性的考虑:当时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而我希望成为极少数能够用这一复杂的语言进行交流的美国人。

我放弃了法语课,想转入中国文学课,但是当时已经不能申请加入中文课了。因此我不得不等了一整年,才真正开始我在耶鲁的中文学习,但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立即开始学习中文。由于我不能立即参加课程,我便在闲暇时间自学中文字词。这一计划成为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在完成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上,我拼命地挤出时间自学中文。

整个过程中最奇妙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要去学中文,连父母和老师也没有。事实上,除了星星点点的了解之外,我同亚洲没有任何特别的关联,自学中文完全由我一个简单的信念而起。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的谆谆教导让我明白:一个人应该根据他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认知来决定学什么。当然我也很享受学习汉字的过程,很享受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在我的脑海中,早已刻画出一幅愿景:中国越来越有影响力,而我要抓住这个机遇。没有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自己列出任务清单,为实现目标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学习中文不是任何人布置给我的任务,这是我自己设置的长期目标,我要努力实现它。听老师传道授课和钻研书本都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但是我并不希望以这种太过苦闷的方式来学习中文,因为我认为学习中文本应是件非常有趣和快乐的事。通过中文,我要让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从小我就很喜欢独自玩耍。我发现大多数游戏自身有很多局限思维的条条框框。到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游戏是乐高积木。我会花很多时间,用乐高积木搭建房屋、汽车、城镇。作为一种游戏,乐高积木的意义就在于利用其特定的结构特点使得任意一种组合形式都成为可能。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任意想象自己想要创造的组合,再用乐高积木搭建出来。如果想要搭建出像房屋或是城市这样庞大的组合,孩子们需要巧妙地使用所有尺寸和形状的积木。在这个过程中,小孩子需要学会使用各个类型的乐高积木,并且善于探索更简便的搭建方法。乐高能够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对于小孩子来说,没有比乐高更好的老师了。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当年乐高游戏带给我的感悟再次浮现。每一个汉字每一个短语都像是一块乐高积木,我要用它们去建造更宏伟的建筑。

我开始自学中文时,并没有从发音开始,而是从汉字学起。我自学了几百个汉字,比起发音,我更注重对这些汉字含义的理解。我认为如果我能够理解汉字的含义并且乐在其中,剩下的学习就简单多了。我觉得这种假设还是很有道理的。我每天早上温习所学的汉字,午饭时间一边吃饭一边看,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汉字。尽管在今天,我的社交活动比较多,但是大学时代的我没有多少时间去跟人打交道,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学习中文了。

我唯一的社交活动,是找了一名中国交换生来练习中文。我尽可能多地和他见面,练习中文,了解中国。他给我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在1983年,这一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我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国。

 

  • 学习外语切勿死记硬背义与文化的理解最重要

耶鲁大学在教育方面有着优良传统。耶鲁的学生在本科时就有机会直接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学习。这一传统项目中有相当多一流的专家学者,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会经常在餐厅里同本科学生们一起用餐,讨论学生们的课业、学术问题以及国际事务。正是这一传统让我得以结识一位非凡的诗人、中国文学学者——黄伯飞博士。

黄伯飞先生虽然沉默寡言,但是才华横溢。他是位博学多识的诗人,在耶鲁教授中文很多年。黄教授常常在我的宿舍同我一起共进午餐,与我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重要议题并且帮助我练习中文。他还为我讲解中国诗歌,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三首。这一经历让我相信,即便最终我会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与经济或者政治相关的问题上,我也应当从研习中国文学开始,因为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也是研习其他所有领域的关键所在。

通过后来我在韩国的经历,我发现韩国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将记忆作为最主要的方法,然而他们很快便会遗忘,这是非常可怕的。在我同黄教授的交流和学习中,我坚信学习语言的关键在于全面掌握语言本身的意义、词句的意义,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轻易遗忘。如果你迫切地想要研究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中国诗歌看似是最不需要学习的,但是事实上中国诗歌的研习对于其他领域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当我背诵这些诗歌的时候,它们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加强了我对中文的语感和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并不是呆板的学习过程,而是融入一种文化的有机过程。此外,我同中国人交谈时,每当我告诉他们我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他们都会很受触动,并把我看作是非常诚挚且热爱中国传统的外国人。由于我对中国的关注和所付出的努力,我愈发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一个人若能够流利使用中文,同时又了解中国传统,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很有价值并且能够获得尊重。

 

  • 做自己的语言老师简化过程高效学习

整日从早到晚的学习是很“反社会”的行为。。我假期在家的时候,就整日待在房间里学习汉字。这简直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但是我没有停止我的社交活动,只不过我的社交活动是我学习中文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对中国人的了解。对我来说,学习中文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幸好当时也有很多老师和资源。但重要的是,我自己制定了学习规划并建立起一个学习体系。我按照自己设定的计划进行学习,而不是依照其他任何人的指示来学习。

想要学好中文,建立起自己的学习体系是必需的。我是自己的老师,自己亲手制作学习中所需要的材料。比如,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学习的阻力。如果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翻阅书籍以从中查找单词,或者去试图弄明白每一个汉字的意义,这都会阻碍我高效地学习。因此我将学习中文的过程尽可能地简化。而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完成的。我认为学生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应该如何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学习是很糟糕的,而我通过自己的方法便得以避免被动学习。

为了达到减轻学习负担的目的,我将汉字各个部分拆分并分别理解其含义,即理解各个部首的含义。尽管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极少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来学习。当时我推断,如果我能够理解一个汉字各个部分的含义,就能够帮助我记忆汉字,这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整个整理过程变成了游戏:找出快速学习中文的最佳方式,而这一切均由我自己主导。这并不是说我不接受来自外界的帮助,而是根据所需有选择地寻求帮助。

回到学校之后我开始学习篆字。篆字是当代汉字部首的来源,因此我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学习字形,而是深入理解其来源和含义。在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有很多汉字的部首都来源于象形文字:表形记号和表意记号。学习篆字帮助我记忆汉字并理解新字词的含义。这种学习方式和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大大加快了我的学习进度。

我在字典的封面上画了一份常用部首对照表以便查找汉字。在这份对照表中,我将部首分类排列以方便查阅。我只列出了最常用的一些部首,将其在字典中的页码与之一一对应,确保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相关的汉字。这样简化了查字典的工序,从根本上减少了查找字词含义的时间,因而也提高了学习速度。

我之所以能够快速学习中文并且能够长期记忆,简化学习在此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我自己建立的学习体系会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根据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我将汉字分类整理,从而简化了学习过程,加快了学习进度。这使得我在几周之内,每当翻阅书籍遇到不认识的汉字时,都能够迅速确认其含义。之后当我开始尝试每天阅读十到二十页中文读物时,能够迅速确认汉字的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一暑假的时候,我没能去成中国,这令我很沮丧,所以我待在家里拼命学习中文。我开始跟自己比赛,尽可能加快学习进度。1984年9月,当我回到学校开始二年级的学习时,才得以开始上中文课程,与班里的其他学生相比,足足晚了一年。虽然我之前已经在自学中文,但是要达到二年级的中文水平,我的口语能力远远不够,因此我只能参加一年级课程。不过无论如何,我在学习中文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学,我明白了如何学习语言,并且决心要尽可能地提高学习中文的效率。参加学校的中文课程其实仅仅是我学习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在大三时去中国学习中文,而我计划要利用这一机会尽可能地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 打好语言基础复和听读结合是关键

我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个很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重复和听读结合的重要性。比如,即便当我试图尽快大幅提高阅读量的时候,我也会坚持反复读一句话十遍百遍,直至我能够毫不迟疑地将其复述出来。我希望尽可能多得掌握些短语和表达,重复必不可少的一环。

另外我找到一些有文本的录音材料,来进行听说结合的练习。我会一边听录音一边阅读文本,这使我能够直接将汉字同其发音、语调等结合起来。直接将视觉和听觉印象结合在一起,对于有效掌握语言是十分必要的。只是我需要重复听读十次、二十次甚至三十次。我会不断的阅读文本,不断地听录音,直到能够抓住录音中的要点、理解每一个词时,我才会感到满意,才会停下来。尽管学习中文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是我已掌握的这些文本给予了我极大的信心。这种学习方式也极大地加快了我的学习进程。尽管一遍遍的重复听读看起来有些枯燥,但是这是建立信心并打下良好基础的最快捷的方式。

 

  • 文化归属感——士大夫之

同时,我也广泛阅读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通过对中国各个朝代历史的学习,我开始逐渐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图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回望,我对中国的认知感进一步增强。我感觉自己开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归属感对于语言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此时对于我来说,中国不再遥不可及,而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当然我没有成为中国人,学习中文也并没有使我对自身的民族归属产生任何困惑。不过在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我确实为之所吸引。中国文人的传统形象深深吸引着我。文化对于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是由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并负责政策的制定。这些人同时也穷其一生致力于文学以及历史方面的经典著作研习,我对这一切十分着迷。我将自己也想象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研习古典著作,之后也担负起政治和社会角色,也就是“士大夫”的角色。尽管这想法听起来很荒唐,但正是我的这种幻想,使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一切都更加熟悉而且倍感亲切,因此也使我的学习更加轻松。

 

  • 信任与支持——导师孙康宜教授(Kang-i Sun Chang)

我在耶鲁时,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中文教授——孙康宜教授。她指引我在中文学习中不断严格地要求自己,追求卓越。孙康宜教授早年在台湾读书,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师与学者。她认为中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也正是孙康宜教授鼓励我学习日语,并前往日本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她的父亲早年曾在日本学习,她认为我也应当去日本拓宽视野。

孙康宜教授对我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引导。最初我对中国不甚了解,在中文领域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然而孙教授非常重视我的学习和发展,将我视作未来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这种关怀给予了我极大的自信。在中文学习过程中,十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非常不利的中文学习环境中,我是如何坚持中文学习的。我的家人对我学习中文这件事并不怎么关心。我的大学室友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学中文。耶鲁大学整体的学术重心都集中在欧洲文化方面,而亚洲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是什么在支撑我坚持学习呢?我为什么要坚持学会读写中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位信任我的导师。她相信我在将来会担负起重要的角色和职责。正是这种自我的角色设定和使命感,成就了我日后的职业发展。如果我的教授仅仅只是将我看作班上的好学生,我便永远都不会心怀这样的责任感,我在亚洲问题上的研究也会受到极大的局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有的发展和成就全部归功于孙教授的影响和引导,也有其他一些人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自身也依然在不断地提升和学习。然而孙教授对我事业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孙康宜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我练习中文,为我讲解中国传统。我时常泡在她的办公室里大量阅读中文书籍。尽管当时我的词汇量还很有限,但是我努力尝试去理解书中的所有内容。在这种过程中,我开始对中文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在中文学习中,有一些表达方式和用法比较难于掌握。如果过多地关注于单个词语的学习,学习者会缺乏整体感,也会欠缺语言、文化和历史关联方面的领悟和把握。尽管将学习重心放在词语上面看起来更加有实效,但是这样会影响对文化整体的理解,削弱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在我看来,短语词组练习本身意义并不大,因为短语很容易被遗忘。相比而言,尽可能多地阅读一些小说或者其他书籍会更有效。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孙康宜教授乐于同任何人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她时常在办公室里与我讨论诗歌和小说。

例如有一次我在一本诗选集译本中读到白居易的«感镜»,我便向她请教,希望她能够帮我找到中文原文。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她最终找到了原文。我们一起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仔细的研读。

感镜 五古

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

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

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

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

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

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诗中对时空转换的描述:多年前与相爱之人相见的情景记忆犹新,当再次看到当年的那面镜子时,勾起了主人公对爱人的深深思念,时空与情感以一面镜子为媒介进行连接。当孙康宜教授逐行带我研读的时候,这首诗所刻画的场景与表达的情感便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时今日依然栩栩如生。我不仅喜爱这首诗,同时还开始收集朋友们的小对象做信物,以寄托思念。自那时起,我开始过上一种逆向的生活,将现在所呈现的情景和生活假想作是未来某日,我已成为一位老人时,对过去进行的回忆。这样一种以物寄托过往的感受和习惯,开始成为我个人生活体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课堂上的孙康宜教授同样充满激情,尽全力支持和鼓励学生。她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并进行辩论。之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时,便是以这种授课方式为模板。在我看来,她这种授课方式最独特的地方便是她会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很多中文研究方面的学者认为不认识中文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文蕴含的意义,但是孙康宜教授并不这样认为。她认为即便大多数译文并不完美,中文原文的含义仍然能够得到传达。她相信即便是阅读从未接触过的文章,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够感悟到蕴含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我学习的深入,孙康宜教授开始帮助我寻找能够在大学三年级赴中国学习的机会。不论是用何种方法,这过程都充满曲折。我从大学二年级才得以开始学习中文,因此我的中文水平还远远不够参加任何海外课程。如果我只进行常规的中文课程学习,到毕业我都未必能够去海外学习,然而孙康宜教授相信我一定会付出极大的努力自学中文。我也逐渐开始被她感染,燃起了斗志。

如果没有孙康宜教授对我无条件的信任,我想我很难有足够的信心踏上海外学习之旅。通常来说,一个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西方人,如若没有多年的中文学习基础,是绝不可能听懂中文课程的。而我就要在短暂的中文学习后,挑战用中文授课的课程。

我至今仍同孙康宜教授保持着联系。2011年2月我还同她在纽黑文共进午餐,之后去了耶鲁享负盛名的俱乐部——毛利家。她还是那么富有激情,不管是对生活、文学还是事业。我感觉即便到今天,她仍然寄希望于我,认为我将有所成就。虽然六年以前我的研究重心就不在文学上了,但是我依然在努力进行更多的文学研究。

 

耶鲁岁月中的师生情

  • 我的中文蒙老师陆袆 (Vivien Lu) —— 小篆到孔孟思想

刚进入耶鲁的时候,我只上了三周的法语课就果断退出这门课,毅然决定学习中文。虽然我的法语学得很不错,而且在耶鲁学习法语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是我发现自己对法国文学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也很难从中获得心灵的启迪。端坐在图书馆,我虽然试图让自己专注在莫里哀的戏剧上,但是每次都以昏昏欲睡告终。

关于自己该学习什么,我思考了好多天。我发现在1983年的秋季课程表中,中国文学是最有趣的课程。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掌握这门语言。

突然转换学科让我很不适应。我质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自己:起初的时候我是想学习法国和德国的文化,但是现在我又决心钻研中文。缺乏语言基础的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我认为中文值得更多的美国人去学习,而现实是很少有人真正把这门学科当回事。

因为学期过了好久我才决定学习中文,所以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汉字。无论课间还是晚上,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自学一会中文。

我买了好多关于解释中文词源学的书籍,像是关于篆书的书籍都曾是我研读的对象。我也会看一些关于古汉语的书籍。因为在我看来,这最能帮助我了解中国汉字的内涵所在。和很多中国学生不同,我是从古体的角度开始学习汉语,虽然我也有学习说汉语,但是我并不着重于“说”。汉语对我来说不仅仅局限在能和中国人交流的层面,它是一种影响人思维方式的强大力量,能改变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但是学习“说”中文还是一门必修课。我遇到了一个中国来的黄教授,他是中文诗歌方面的专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教会了我很多关于汉语传统的用法。但这对于真正了解中文的博大精深是远远不够的。

我在耶鲁找到了一位负责汉语教学的女老师——陆袆。她有内涵,有修养,身材高挑,受过良好教育。通过窄窄的楼梯,来到十九世纪特色的灰墙木屋,屋内明亮,这里就是她的办公室。第一眼见到她端庄的站在椅子前的形象,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陆老师总是穿着得体,对我说话既谦和又富有热情。她出生于中国学术世家,和她相处可以更直接的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我告诉了她我想学汉语的听说读写,但是没能及时选上汉语课。

她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说:“你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学习中文?”

“我特别喜爱中国汉字,我已经自学了四百多个汉子,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学习更多!”我回答道。

“那你有时间全心投入到汉语的学习中吗?”她问我。

“我会挤出时间学汉语,对我来说汉语真的很重要。”我自信满满的回答道。

“你看起来有着学者们钻研的态度,或许你前世就是一个中文专家呢!”她温柔地对我说

“那你明天过来吧!”

于是在耶鲁和陆老师学习的日子就开始了。她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和她爸爸一起阅读古典名著。耳濡目染下,她有着传统文化的积淀。她在四十年代来到美国,但是中国的传统还留在血液中。而这种文化积淀,随着岁月的流失,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少见了。

我的课程不是关于实用中文,不是简单地教你如何去餐厅点菜。我们会看经典诗歌,研究孔子孟子庄子的学术。她会在学习中国传统名著的过程中教授我一些有用的基本对话。

我学到的那些中国学者成为了我心中的典范,不仅引导我如何学习,也教会了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陆老师的课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课程主要关于学习发音,练习对话。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学习汉字,了解其中的含义。中文博大精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每天都花大量时间学习,虽然会遇到不会读之类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从不放弃。

我买了著名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所著的《中国字:起源、历史、分类及含义》(Caractères chinois : etymologie, graphies, lexiques.)一书的英译本,其内容涵盖了关于汉字从古到今的发展。我废寝忘食的研读,想去了解汉字的原始意义,以及象形文字的概念。我常常一边想象着古老历史中的中国,一边思忖着这些符号演化为文字的过程,为这些看似简单的汉字符号所蕴藏的深度折服。

我和陆老师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她会教我读写汉字。虽然这看起来不像传统学习汉语的方法,但就我而言,这是最好的教学方式,有趣而生动。陆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以及汉语的博大精深,让我更加热爱这门文化。

第二年,我终于正式选上了汉语课。因为之前夏天的时候和陆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汉字以及用中文表达。

我做了好多单词卡片,每天随身携带,随时背一些中文汉字。虽然陆老师和我不再进行一对一的教学了,但是我们中午的时候还是会见面聊聊天。

渐渐的,陆老师和我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她经常到宿舍看我,我们讨论的话题也不仅仅是汉语学习,她也会给我的生活提一些宝贵的建议。她经历了40年代中国的动荡时期,之后来到美国。她对跨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她让我体会到了一种责任感:作为在耶鲁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学生,我有义务去世界其它地方看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就和我学习的孔子的理论很像,学以致用,为国为民。

在陆老师眼里我是一个接受过耶鲁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一定会大有作为。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这么信任我,虽然我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但是在耶鲁学习的这段日子里,我发觉在耶鲁研习汉语其实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自十九世纪起,耶鲁就开设中文研究课程,很多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1901年“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成立,作为一个独立非牟利组织,致力于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该组织与中方长期合作,组织教学研究活动,目前开设的课程有公共健康、临床护理、法制教育、英语、美国文化等。还有交换生计划在长期进行,主要围绕传教和现代医疗的普及。二战期间,耶鲁成为学习中文的主要阵地。而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的罗马字母拼写法研究,在我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仍在进行。

我在台湾学习的时候,陆老师经常写信鼓励我的学习,并在生活上给我很多建议。1992年的时候,当我结束在日本五年多的学习回到美国,开始我在哈佛的博士生生涯。我在纽海文大学找到陆老师。我们去了一家咖啡厅,深聊了关于汉语学习的事情。她鼓励我坚持下去,好好研究这门学问。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虽然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想找到她,但是老师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后来我听说当她丈夫去世后,她就离开耶鲁了。我至今仍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写信给她,也没能得到回信。

 

  • 斯廷森( Hugh Stimson) ——着于唐古韵的

休·斯廷森教授是耶鲁大学的中文教授,为人和善,才华横溢。早在本科阶段,我与他就很熟悉。斯廷森教授常常在他的办公室里研究语言学,尤其是与唐诗相关的部分。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耶鲁大学具有相当优良的传统,而斯廷森教授正是最杰出的代表。斯廷森教授是一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的专注学者。在他的世界里,唯有细致精准的学术追求才是最重要的。初识斯廷森教授时,他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威严,博学多才,对中文的造诣甚至超过了很多中国人。尽管最初对斯廷森教授怀着敬畏之情,我依然鼓起勇气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这也正是我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发现智者并与其建立联系。

斯廷森教授平日言语不多,但是我向他请教文言文细节的问题时,他便会立刻打开话匣子,并从书架上取出相关的书籍和文章给我看。斯廷森教授对现代中文以及古典中文(1912年专制王朝结束之前普遍被用于诗歌、哲学及历史论述中的书面语)的语法和音韵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将自己定位为致力于重现唐诗音韵学的学者,同时他也将他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他所教授的课程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斯廷森教授在耶鲁大学现代汉语课程的设置和发展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

当时斯廷森教授认为我将来能够传承耶鲁在中文研究方面的传统。有次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他特意说道:“你似乎有些有趣的想法。我的办公室随时向你敞开。”自那之后,我便经常去拜访他。

我一直同斯廷森教授保持书信往来,直到他于2011年1月去世,这令我非常悲痛。

 

  • 史景(Jonathan Spence) —— 国历史文化的播者

作为耶鲁大学中国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史景迁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培养了几代的重要学者,同时鼓舞了众多耶鲁学子学习中文。而在我看来,他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了原本对此毫无兴趣的美国学者。他写得一手优雅的英文,加之他深谙西方古典文学,他笔下的中国让人无法抗拒。我只上过史景迁教授的一门课——著名的「现代中国调查」,从此我们便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史景迁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课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最初开始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对中国还只有着非常模糊的概念。那时我大概知道中国拥有数千年的璀璨历史和亘古不变的传统。而在史景迁教授的课堂上,我们了解到清代政策的细节,包括内部政策争端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从那时起,中国在我脑海中开始变得具体。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史景迁教授将明朝的衰落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这比通常划分的现代史要长。

我同史景迁教授的交流不仅仅是课堂上听他讲课。我们经常在课前课后讨论,每次他都非常认真热情地回答我。他也经常提出一些新问题引导我从多角度深层次的思考。这样的对话尽管很短暂,但对我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比如,他建议我将康熙皇帝与拿破仑对比。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由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问题,他亦有深刻的见解。

我记得在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曾到达文波特学院(我所住的学院)与本科生们共进午餐。我们讨论清史,同时将其与美国现代政治对比。史景迁教授将美国与清朝的领导者的长远决策能力。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这样的对比。此后,我便常常对比传统中国与美国。事实上,美国与清朝之间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于理解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很有帮助。

同史景迁教授的交流使我养成了与教授们保持书信交流的习惯。我将自己在阅读和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写在信中发给史景迁教授。我从未期望过他会回复我,甚至不期望他会收到这些信。只是我想他应该是读过这些信,而且仔细思考过,这已经足够了。事实上,在课程结束时,我送他一篇很长的论文,其中讨论了我们眼中所谓的“历史”(伟人以及著名的历史事件)与广大民众实际经历的痛苦和动荡之间的差距。我将普通人的经历称为“一场过于平凡以至于不被纳入历史的悲剧”。史景迁教授在结课时,在两百名学生面前大声朗读了我文章的一部分作结。这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日本和伊利诺伊大学时仍坚持写信给史景迁教授。

2011年2月我回到耶鲁大学时,我们曾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我记得当时外面正下着雪,我们就站在研究生院的礼堂前谈话。史景迁教授谈到他对亚洲研究这一学科发展前景的关注,并且提到美国学者应保持高水准的研究。史景迁教授的学术奉献以及服务社会精神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

 

  • 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 —— HIV病魔抗争的古典文学教

当我于1986年刚刚结束台湾交流回到耶鲁时,听说新来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中国文学教授。他就是刚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的安敏成教授。安敏成教授有金色短发,略有腼腆,言谈极少。然而你一旦引出某个话题,他便会瞬间变得非常有激情,话语机敏。他的话非常鼓舞人心,使人感悟颇深。之后我听说他被评为中国研究方面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安敏成教授出版了一本关于鲁迅小说的书:《现实主义的局限性:革命时期的中国小说》,至今我仍将这本书保存在我的书架上。我也常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或借鉴这本书。

当时,孙康宜教授建议我应当尽快拜访安敏成教授。当我走进安敏成教授的办公室时,他正在读《儒林外史》。我猜《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他最爱的两部古典作品。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是一幢哥特式建筑,安敏成教授的办公室正位于这座建筑的某个拐角处。办公室外面缠绕着常春藤,里面则镶嵌着精美的木质嵌板。办公室里的几面墙都是书架,里面满是中国文学原著和西方文学评论书籍。当时耶鲁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评论界的中心。在耶鲁,最基本的要求是不仅能够读懂中文,还要能明晰的阐述和理解社会、政治、哲学、经济问题。

安敏成教授同我交流时总是热情洋溢。而我也感受到他对我的期望,他希望我的学习能更进一步。

“欢迎你回到耶鲁。我相信你在台湾的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很遗憾我们没能更早见面。”

“我在台湾时尽可能多学习中文,”我说道,“回来之后用英文写文章多少有些不适应。”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回答说,“不过你必须意识到你并不是中文读者,你也并不希望成为中文读者。如果你广泛应用各种文学工具和手段分析中国文学,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的。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学者编写了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而只有你能够为这个领域带来新气象。”

“我想我已经失去这种能力了,”我说道,“我好像只关心我的中文是否够好,而不是如何解读中文。”

“目前你已回到美国,”他重申道,“是时候从更加独立且深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了。批判那些在传统中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东西,能够使你具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而查阅字典只是解读中文的一个步骤。”

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1986年秋天,安敏成教授曾开设一门关于中国叙述文学体裁的研讨班。我们选读了《史记》、《志怪》、《传奇》、《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或段落,还有许多明清小说。在研讨班的学习使我对中国叙述文学的整体有了立体的认识。我们共同研读的这些故事以及相关解读,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有机会,我愿意重新品读其中许多故事。

我认识到,如果条件允许,安敏成教授的研讨班是一种理想的教学形式。当时我们每周二下午四点聚在一起讨论,班上只有五人。事实上,当时(1987年)我上的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课程就只有四个人,因为东亚语言文学课程对古典中文或日文均有很高的要求,同时需要进行大量的语言强化培训。大多数希望成为银行家或者律师的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个极少数的群体。而同期的东亚研究课程,因为对中文要求不高,吸引了大量的耶鲁学子。

在研讨班学习期间,我们每周会依次报告安敏成教授所按排的阅读资料的解读,还会深入讨论其中难解的复杂段落及其内涵。安敏成教授会引导我们讨论,但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积极参与。我们不仅从文章中学到了知识,同时从安敏成教授身上,以及每一位同学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后来我在韩国任教时,也曾试图采用这种教学方法,但是很多亚洲的学生似乎还并不适应这种方式。

1987年春天,我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大多数情况下,耶鲁大学都会要求本科生进行一学期的论文项目,其中需要进行强化阅读,以深入解读文章,之后撰写学术论文。我选择了十九世纪沈复的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作为论文的主题。这本书记录了一名文人在动荡不安以及机遇匮乏的年代,如何创造自身的内心世界,我深深为之着迷。人们从中能够感知到文学及其内涵能够在有限的社会中,营造出一个无限的世界。安敏成教授在整个论文的前期阅读和写作阶段,都悉心的指导我,时时强调并提醒我使用西方文学评论的必要——并不是因为这是行文标准,而是因为这能使我的见解和文章与众不同。

当我从耶鲁毕业前往日本深造时,安敏成教授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认为我应出国深造,但是他强调,尽管生活在海外,我们也必须保持美国文人的本质。他建议我在日本学习一年后即尽快回到美国继续学术研究。事实上,最后我在日本度过了六年的时间,这恐怕与他的建议有悖。然而我非常认同回归美国的必要性,最终我也这样做。

我在日本求学期间,时常给安敏成教授写信,向他请教回美国继续学习的建议。从他的回信中,我感受到缜密的思维和深深的关切。我至今仍保存着这些手写信件。

我于1992年夏天回到美国,当时迫切希望能够见到安敏成教授。我刚抵纽约,便开始写信和打电话给他。我每天都打电话到他家,可是听到的只有留言。这使我非常沮丧。

最后我打电话给孙康宜教授,才得知安敏成教授在几天前刚刚过世。当我听到电话答录机的声音时,安敏成教授正躺在医院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那一刻至今仍铭刻在我心中,此后我开始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同时也意识到安敏成教授对我的厚望。在安敏成教授去世后,我回耶鲁见到了孙康宜教授。我悲痛莫名。

之后,我参加了在耶鲁举办的安敏成教授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他的家人,同时也加深了对他的了解,而这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安敏成教授是一位绅士,同时也是当时肆虐美国各地的艾滋病毒的一名受害者。我们坐在研究生院礼堂前的院子里,聆听那些熟知安敏成教授的人们致辞。我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深交他们话语中那个对学术研究满怀热情的人,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孙康宜教授将安敏成教授藏书中的几本交给了我。后来她又陆续整理了藏书中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籍,寄了两箱给我。至今我仍然保存着这些书。奇怪的是,在那之后,我感觉在我的研究之路上,安敏成教授彷佛仍然陪伴着我,越过我的肩膀,审视着我的工作。我希望我不曾令他失望过。

 

  • (Po-Fei Huang) —— 乘着歌的翅膀

黄伯飞博士是一个十分安静且令人钦佩的知识分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诗人。他在耶鲁大学教了很多年中文。黄教授和我经常在我所住的达文波特学院一起享用午餐,他总是很有耐心地和我说中文,讨论中国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黄教授给我讲解中国诗歌,并让我记下其中的三首,这些诗歌我至今仍记得。这个经历让我相信,即使我可能最终会从事有关经济或政治的工作,但我仍应该开始学习文学。因为常言道,掌握好文学知识是理解所有其它知识的关键。

 

宝岛之旅

  • 国梦——会与挑战

作为中文学习的一部分,我计划在大学三年级时去中国交流学习。这是我唯一能在中文环境中学习的机会。中国有一些针对外国人的中文学习项目,但是因为我在大二时才开始学习一年级的中文课程,所以我不能被任何项目录取。我需要等到毕业之后才能去中国学习。我认为学习中文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决定不管以何种方式,都要去中国,然后再去寻找学习中文的机会。如果没有任何可以参加的学习项目,我就自学。

在搜寻了很多可能的机会之后,我的导师孙康宜教授将我引荐给了她的一位朋友:国立台湾大学的柯庆明教授。柯教授特别安排我以访问学生的身份,进入国立台湾大学三年级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因为当时我仅仅自学了中文八个月,只上了一年的中文课程,这样一个美国人却要去中国,学习中国学生所学的课程。不过我相信如果能把这一年坚持下来,对我和我的中文学习都将是大有裨益的。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来迎战这具有挑战性的一年。在台湾国立大学旁边,有一所斯坦福大学管理的校际学习中心(此中心提供语言培训,耶鲁大学为中心成员之一),耶鲁的其他学生都将进入该中心学习。而我将直接接触台湾社会,置身于中国人的群体之中。

在1985年,美国人已经有机会进入中国学习,但是并不容易。而我坚持要去台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台湾我可以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在我看来,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和语言,与中国人近距离交流往来,是非常重要的机遇与经历。我觉得我可以像中国学生一样生活,可以交到许多好朋友,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把握这次机会。

我早已准备好随时登上飞往台湾的班机。如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985年的夏天我拖着行李登上去往台湾的飞机时的情景。我最先在午夜时分抵达火奴鲁鲁。在这个方向上,我以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加利福尼亚而已。凌晨两点的火奴鲁鲁依然暖意融融。我看到蜥蜴就在我周围爬来爬去,这景象让我很着迷,激动不已。那一刻我尽情地体会着我人生的奇幻转折。。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飞机降落时跑道两侧的蓝色着陆灯。它们闪烁着,引领我进入一个在脑海中无比熟悉而事实上却完全陌生的国度。。

 

  • 全方位融入语言环境——学习两年终身不忘的秘诀

当我抵达台湾时,我便下定决心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学习中文上。在搬进自己的公寓之前,我住在一家小宾馆里。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决定在这一年只读中文,说中文并且只用中文思考。现在看来这想法确实有点好笑,因为这根本不切实际。我常常需要阅读英文,还需要用英文写信给我的朋友们。暂且不论这些,当时我的中文也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完全用中文交流的水平。

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不会去结交任何用英文同我交流的人。我要去找一些愿意用中文与我交流的中国人。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宁愿一个人学习。这个决定又顽固又偏执,但是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决定,我的中文不会进步得那么迅速。直到今天,我依然可以比较流利地使用中文,尽管我只是在二十三年前,在美国学了十七个月的中文,在台湾交流了十个月。

我记得当时有三位来自耶鲁的同学在校际学习中心学习。他们结识了一些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都希望同耶鲁的学生练习英文,所以我的同学们所有的闲暇时间都在讲英文和社交。他们看起来总是百无聊赖,而且对了解中国和学习中文兴趣寥寥。因为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时分享受这种倍受恭维的感觉。和他们吃过一次午饭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在台湾期间再也不见他们,后来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台湾的某日,我路过一家卖月饼的小店。我停下来同店员攀谈。他们非常友善,即使我的中文非常不流利,他们也很愿意同我交流。同我那些在耶鲁的朋友不同,虽然这些人只是普通的店员,但我却感到非常亲切。我决心不仅跟随我的中文老师以及大学里的同学学习中文,还要通过与街上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对话来学习中文。与美国人接触,对我的学习没有任何帮助。

在我去台湾学习之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一直在思考当时避免与任何想讲英文的人接触,或者说坚持只同讲中文的人接触是否真的是个好主意。可能我当时应该去结交一些英文不太流利的朋友,正如我的中文一样,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向完全用中文交流。不过在我看来,我认为如果我一旦开始说英文,我就会一直说英文,转向用中文交流会更加困难。也许这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我始终觉得我需要创造一切机会去练习中文(包括后来学习的日语和韩语,我也是依此学习的,就是创造一切机会去练习日语或韩语),因为通常没有人愿意同我用中文交流。

寻找愿意同我只用中文交流的中国人的过程非常孤独,而且很痛苦。不过这驱使我尽快地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对我来说,没有说英文这一选项。当遇到柯教授的时候,我立即提出能否为我介绍一位同龄的学生教我中文。

他为我介绍了两位非常出色的年轻学生:曾阳庆和刘仁鹏。我想尽快地学好中文,而不是仅仅同他们闲聊或者打发时间。我决定支付给他们一笔费用,因为我希望能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学习中文。想要学完大部分词汇,我至少需要四百到五百个小时的阅读学习时间。我每天同他们两位一起学习两到三个小时,阅读中国现代小说。我选择这些读物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常用对话和词汇,还有在课本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学到的家庭常用对话。我会逐句阅读,然后向两位学生请教逐个词汇的含义。我一一写下,并做成一个词汇表。很快我的词汇表越来越长,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一遍遍地诵读、书写。整个过程持续了数月。

同时我还设法同三名中国学生合住一套公寓。我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看电视,一起做饭,整日都把自己浸泡在中文环境中。这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容易,期间总有些让我觉得自己很难融入的时候。不过我还是努力坚持下来,努力让其他人把我当中国人看待。每时每刻,从早到晚,都只说中文,这是我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做到了。暂且不谈我学到了多少,我只是有计划地去营造学习环境。同样,我给字典逐一做好标签,这样我每次都可以迅速地查找到我需要的词汇,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我只是想要做足一切准备。今天的学生可以使用电子词典来节省时间,然而收获一定不如当年我一一写下每一个词汇那么大。

我意识到我不可能真正和中国学生一样完成所有的课程,但是我认真听了每一节课,并且尝试做些笔记。后来我逐渐从书中摘录了相当数量的段落,拿去同我的老师讨论,并且努力通读。在六个月之后,根据老师给我布置的话题,我开始用中文进行短文写作。直到我结束台湾的交流学习,我已经能够写出相当长的中文段落。我不敢说我的中文很好,但是至少我已经完全融入到中文思维中。中文成为我仅凭第一反应就能使用的语言。

  • 红楼断想——崛起的中强烈的使命感

在台湾交流学习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安顿下来,并且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我去过几次沿岸旅行,去过一些传统的村落。那里让我感觉如归故里。同时,我的阅读水平不断提高。我开始阅读整本的中文小说。我会一坐数个小时,逼迫自己阅读。这对我的中文学习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每天阅读十五页,虽然我并不是每天都能达标,但是我确实在尽力完成。

到我准备回美国的时候,我已经慢慢开始阅读《红楼梦》中的章节。虽然我时常需要参考翻译文本,不过我在耶鲁的导师对这本书赞不绝口,我很想读懂它。书中所塑造的人物,例如宝玉,令我非常同情;书中所暗示的中华帝国的逐渐衰亡,令我沉思良久。我开始想象我的祖国,美国,是否也会经历类似的衰亡,而我是否最终会成为一个独行者?因为在鲜有人重视中国的美国,我如此坚持美国人必须学习中文这一主张。这种情形,同十八九世纪的中国如出一辙:那时中国的学者们认为不需要重视西方,亦不需要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化。

我的这种观点也许并不准确,但是这使我产生了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在我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想象是我最大的推力。它促使我为自己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寻找更有效的学习方法。

我能够把中国和中文都想象得非常有趣,从而强迫自己去学习,每天在书桌前度过七个小时,并把这个过程也想象得非常有趣。最后,我还为自己设置了一份新的任务:学好中文,肩负起重任,向那些没有意识到中国重要性的美国人介绍中国。我时常很后悔当时回到耶鲁,尽管我也认为是时候回去了。我需要尽快从耶鲁毕业,才能再回到亚洲。同时我下定决心,接下来,我要学习并迅速掌握日语。

 

  • 中文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思考

谈起我学习中文的经历,包括之后学习日语以及韩语的经历,我不得不提到这一点:一个美国人学习中文同一个中国人学习英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一个中国人,或者韩国人,认为学习英文是必需的,因为英文是国际语言,而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会面时,大家很自然都会使用英文。如果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中国人通常都会默认美国人是讲英文的,因此都会试图用英文同美国人交流。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并没有特别的需求促使其学习中文。

而且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也并没有什么动力能够驱使大家学好中文。仅是知道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就已足够令大多数美国人惊叹了。因此,把中文学好的动力只能来源于我自己。我不得不在脑海中一遍遍地想:我要掌握中文,学习每个词汇,理解每一句话。因为外界环境中没有任何驱动力来驱使我学习,所以给自己制定标准,不依赖任何外界压力是学习的关键。

此外,当时可供美国人学习中文的材料非常有限。可用的字典非常少,而且大多编撰得不够好。学习中文的课本,多由中国人编写,他们往往缺乏对国际学生需求的考虑。因此,整个学习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性。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尽管学习中文的教材越来越多,但我认为效果还是相当有限。

其他一些学习外语时经常使用的工具竟也成为学习过程中的阻力,比如汉英或者英汉字典。所有此类字典均是由中国人编写,供中国人使用。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实则不然。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对中英-英中字典的需求同中国人有根本上的区别。通过这些字典的释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往往难以获得准确的理解。

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去理解和掌握亚洲语言,尤其是中文。

 

中国交流的恩师

1987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致力于日语的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亚洲并不仅仅是中国而已。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我也对日本和韩国做了一定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它们独特的文化传统。我觉得自己对亚洲的研究视野应该更为广阔,我的学术未来应该建立在更大的文化视角之上,而不仅仅是现代中国。在1987年,日本经济的繁荣令人惊讶,这也是我决定在毕业后去日本学习的因素之一。我在日本度过了六年,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学习韩语。

 

但是,即便在日本和韩国的期间,中国对于我的意义也一直极为重要。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我还和中国的专家们一起参与了几项重要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项目。在过去的20年里,我遇到了许多影响我事业的人,他们帮助我参与到与中国有关的各种活动中。在我大学毕业后遇到的这些人中,我特别感激其中的四位。他们对于塑造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陈敏豪

——诺贝尔环境与经济奖

1991年我在日本读研究生,在东京大学写我的硕士论文期间,我正好开始考虑回到美国去攻读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我对明代文学尤其感兴趣,因为它对18世纪的日本(我研究的专业方向)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我寻找好的研究项目时,我被介绍到印第安纳大学,认识了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司徒琳教授。我原本认为我可能和她一起在美国研究。我给她写了信,了解到她这个夏天将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于是我很快定了机票,并预定好和平饭店作为在上海的住处。那天晚上我的航班到达上海晚点了,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发现几年前我住过的和平饭店已经完全变样了。不再是那个学生为了便宜而居住的破旧小旅店,而变成了相比两年前的价钱贵四倍的豪华酒店。一个我在东京大学时认识的中国朋友给我推荐了交通大学的陈敏豪教授,说在上海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忙。尽管我并不认识他,但我还是立即打电话向他询问意见。通话后陈教授立即到和平饭店来见我。他立即带我去了他的朋友那里,一个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更重要的是,有一群热情的学生可以给我很好的照顾。虽然陈教授从没见过我而且也只是经一个他不太熟识的学生引荐的,但他一直到完全解决了我的困难才去休息,他的热情和细心周到让我感动。

陈教授是一个非常热情、善谈、总为他人着想的人。在当时他对我及我的工作表现出的兴趣,甚至让我感到有一点不舒服。为什么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总是对我这么好?我开始担心是不是他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我猜想也许陈教授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潜质?,发现了一些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我在复旦大学呆了一天,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老师们一起讨论问题,并见了司徒琳教授,但每天晚上陈教授都在照顾我,继续我们的谈话。他常带我去饭店吃饭,我总会觉得这太让他破费而感到不舒服。但似乎他觉得和我谈论时要尽可能的得到我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讨论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及它的变化对日本及美国的影响。陈教授总是提出一些有关环境的问题,这些我当时并不太能理解其重要性。

陈教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有思想的人,但从不吝啬赞扬,所以这让他在我眼中显得不那么有深度。我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之后,我终于知道了陈教授在想什么。他邀请我去了一个曾是银行家房子的饭店,问我是否可以帮他翻译一个他准备提交诺贝尔委员会的提案。陈教授在提案信中提议委员会应该将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改为新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奖”。当然,我并不赞同他这个提议,我没有看出他们的相关性,而且十分怀疑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个提议接受的可能性。

但陈教授坚持让我尽快翻译出提案,我想如果我不帮他做他破费更多去赢得我的同意?。确实,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找我帮忙,试图说服我帮他们将文章翻译成英文,而这个提案对于我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钻研18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细节上,我并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提案信对于陈教授如此重要。这件事看起来甚至毫无关联。但鉴于陈教授一直尽他所能让我在上海住得舒适,所以我最终同意阅读他的书并帮助把提案翻译成英文。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由于很多原因,尽管从那之后我去过中国其它10个城市,但并没有机会再去上海。后来,我只和陈教授在电话里聊过几次。

当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他仍继续写信催我关于翻译的事。但我一直在拖延,毕竟我回到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已经有五年多时间没有呆在美国,我也需要去学习如何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我失去了一些我的写作能力,并且我并不太了解美国关于东亚研究方面的信息。

但是陈教授总是写信过来问我研究的进程。最终,我抽出一些时间仔细读了他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提案,翻译过程很缓慢且费力,其中很多词语过于琐碎,主题内容也与当时我的研究领域相差甚远。在1993年春天,我终于完成翻译并给陈教授回了邮件。我其实有一点怀疑我的翻译质量,整篇信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但我对于朋友尽到了责任。

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我的翻译水平,说这对于他真的很重要。我再也没有见过陈教授,但感觉从那时开始,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们开始相互写信,之后开始用邮件联系。他有时也会给我寄来一些他写的书和论文,我幻想过有一天我要再去上海,但那一天从没实现。

1995年,由于准备去韩国学习,我收到了陈教授的一个大包裹,里面包括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我只是飞快地翻了几页便把书丢在书架上了。多年后,当我重新找出这本书并重温一遍后,我发现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具有深刻见解、先见之明的一本。

直到我收到书的10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春天在华盛顿,我终于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我在华盛顿参加各种有关外交安全的会议和研讨会,在华盛顿大学教书并为韩国大使馆文化中心工作,组织一些介绍韩国的活动。

2000年左右我开始写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重点强调需要扩大我们对于“安全”这个概念的理解。但在2005年时,当我看到有关环境安全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讨论,我意识到这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

然后,我突然想起陈教授的文章,我开始理解他文章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我了解到为什么我帮他翻译的文章对他如此重要。我又重读了一遍他的文章,并思考他的写作意图。我终于意识到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就像是寓言故事“无价宝珠”里的主人公,他有很多珠宝被缝在大衣的内衬里,而他却一直不知道。

现在轮到我奔走世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像陈敏豪教授试图在中国做的一样开始在美国宣传。之后,我试着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交流讨论环境问题的系列活动,但收效甚微。我和乔治敦大学的大卫·斯坦伯格、威廉玛丽大学的拉里·威尔克森一起组织了一个非传统安全的会议,重点放在环境问题上。尽管有这些大量的努力,政府的资金却一直没有拨下来。

2007年我到韩国以后,我开始和大德?的研究组成员们一起研究科技与社会的有关问题。最终,我成为了“大田环境论坛”的共同创办人之一,这是一个将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们集合起来一起讨论如何将大田建设成环境友好城市的小组。我写的一篇呼吁将大田建设成亚洲典范的生态城的文章被广泛流传,我也继续在有关当今环境问题的领域工作,这成了我学术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韩国我与陈教授通过几次电话,他很高兴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希望我能再去上海。他也提到到了他日益下降的健康状况,限制了他的行动。之后我便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2010年我打给他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去研读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中传达的思想,意识到不仅我从陈教授那学到了许多,而且还有许多我仍需要去不断学习的。

我想作为一个从耶鲁和哈佛出来的人,我一直对陈教授有偏见,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他的思想。陈教授是一个如此谦逊的人,1992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并不像常春藤学校的教授们那样穿着得体。我从来没想过他的思想会如此重要和有远见。陈教授呼吁我们重新修正我们对于生态危机给城市文明带来的影响的理念。在1992年,他的想法看起来并不实际,到了2010年,会有一个具体的生存计划方案。

这是从他的书中摘取的一段:

时代不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再也不仅仅是军事性质所能囊括与涵养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单一性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被多样性的威胁所取代。不受一切疆界限制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是一种普遍危及各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在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基础上建立,壮大起来的各国军事力量(即使十分强大)在这种威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3]

陈老师去世后我有机会了解多一点他的背景。陈老师本是人类生态学者,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同时也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及国际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由于在不适當政治情况发言,1957年他被逐出学界,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倒霉了一年多。 此後陈老师有近30年的学术空白,但1985年他重新起步,致力主张生态文化的必要、继续向大家介绍人类生态学以及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他的著述有《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其中尤以1992年就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公开信《天下一家:生态无国界》。1994年 陈老师建议调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和科学奖评奖条件等问题致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开信《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 这文章就是我帮助他翻译。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经脱稿就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或转载,在各国相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

 

  • 史蒂夫欧文(Steven Oven)

——精通中西方文学的良师益友

欧文教授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在课堂上,他总是神采熠熠滔滔不绝,一讲到中国文学他文思泉涌,总能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一课。但是在课下,他却会显得很羞涩,不是很擅长和他人交际,所以他总是和他的老友们呆在一起。

欧文教授在学校里绝对是传奇人物,我从来没有遇到像他一样的西方人能在掌握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十分精通西方文学。年轻气旺的我遇到过很多人,我每每都在心里想:我比这些人在文学领域强百倍,但是在欧文教授面前我从不敢有如此大言不惭的想法。虽然我从研究生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学,但是我离欧文教授还有很远的距离。欧文教授经常会带着他翻译

欧文教授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在课堂上,他总是神采熠熠滔滔不绝,一讲到中国文学他文思泉涌,总能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一课。但是在课下,他却会显得很羞涩,不是很擅长和他人交际,所以他总是和他的老友们呆在一起。

欧文教授在学校里绝对是传奇人物,我从来没有遇到像他一样的西方人能在掌握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十分精通西方文学。年轻气旺的我遇到过很多人,我每每都在心里想:我比这些人在文学领域强百倍,但是在欧文教授面前我从不敢有如此大言不惭的想法。虽然我从研究生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学,但是我离欧文教授还有很远的距离。欧文教授经常会带着他翻译的中文诗歌参加研讨会,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些已经足够出一本书了。但对于欧文教授而言,这仅仅是一周的工作量。欧文教授翻译过很多诗歌,多数都是用于教学目的,很少是用来出版的。他对文学、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对英国文学也颇有成就,无论是流行文学,还是关于康德、黑格尔的理论都是大家。

当你进到欧文教授办公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看似混乱却有他独有风格的独立空间。书架上推满了书,桌上堆满了论文。他的床边有一个干净的小木桌,那个是用来放咖啡的。

教授喜欢抽烟,说话的时候习惯扫视整个房间。房间里的烟味就好似他的标志,证明着它专属于欧文教授。当你讲话的时候他会若有所思的看着你,之后会给你有条理的评论和解释。虽然有时候评论会有些偏题,但是字字珠玑?。

你可以和他在办公室坐下聊聊,也可以在大厅里站着聊天,或者是在研讨会上对话。这些场所是他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其它的地方对他来说负担太重。

欧文教授一方面很自信,对自己耶鲁和哈佛的背景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很谦虚,说自己是来自阿肯色州乡村地区,而不是常春藤来的精英。

我们的关系其实也很紧密。他的父亲是密苏里州的圣刘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欧文教授也出生在那里,而我也是在那里长大。我的家离华盛顿大学很近,我的妈妈和哥哥都在那里读过书。他1968年毕业于亚洲语言文学系后来到耶鲁大学做教授,1982年又来到了哈佛任职。我爸爸1959年耶鲁毕业,1987年的时候我也从亚洲语言文学系毕业。所以无论是我们学习的教材,还是认识的人都有很大的联系。当时学习亚洲语言文学的人并不多,我那年只有四个学生。

学生时代的我有一个缺点——自大。每当我遇到一个人,我都会想,如果我像他一样努力的话,我早就超越他了。我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对,但是这个缺点伴随了我很多年,我都没能改掉。但是欧文教授让我真正意识到他是我不可超越的,我从没想过要超越他,无论每天多努力,我都没有欧文教授的造诣去完成那么多的好作品。欧文教授从来没有强迫我努力,对我也不很严厉,我亲眼见证他的付出和他在中国文学方面、西方文学的才华,简直不可思议、让人惊叹。

欧文教授的研讨会不是那种严格按照条条框框走的类型。他的研讨会很随意,强调的是对阅读上的深入,而不是理解上的深入。他给学生读的文章,很多都是很难又没有注释的中文,这样学生就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准备。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也想象他一样,在不经意中彰显权威。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

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我们就开始写信交流,对我来说写信给他比和他对话简单多了。也许对于其它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确实如此。我会写关于我读的东西、我对文学的想法以及很多其它的话题。甚至我后来回了日本,去了剑桥我仍然和他保持信件联系。

如下是一个我们通信的内容:

贝一明至史蒂芬·欧文:

1998年10月4日

亲爱的欧文教授,最终还是提笔把这封信写完发给您。这些天我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组织它们。我已经把我的论文按条理分成了几部分,慢慢地重新阅读每一部分。虽然过程很受煎熬,但是还是很有收获的。我觉得我写的内容有些冗长,所以下学期回日本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内容精简一下,确定终稿。关于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他?会给我们美国政府的构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思考了很多。美国意识形态逐步透明,而构建一个强大的社会体制健全的国家,依然需要夯实的传统文化底蕴。我经常会想,微妙的措辞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洞察出克林顿和肯斯塔尔之间的矛盾的。但是当我们想表达一个总统应该“勤勉尽责”时,中文有准确的词来表达,但是用英语说就很难表达。我们剖析现实,对概念了如指掌,将原本不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概念送到中国,可是却没有中文那样的简洁有力。

我经常提醒自己,那些看似确定的、看似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都只是我们的主观意象。我们的大脑会混淆“重要”和“真实”这两个概念,将他们颠倒。很多情况下,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所认知的都是主观的作用,而非客观事实。这又回到了关于表象和真实的讨论,“外在表象”是由“内在”所驱动产生,然而有的时候“表象”为迎合外界需求,影响其真实性。相似的是,我们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情绪受文化影响,是从小积累的产物。一个生活在闭塞环境中的孩子,除了能区别好与坏以外,很难感受到其它情绪的。简奥斯丁的作品中,总是蕴含很多种情绪,提供给读者不同的感知。同样的,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情绪和形式。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人们常说的潜意识,重叠交替的文化作用在人的意识上,产生不同的作用。社会和人一样都是由复杂统一的文化而构成。

欧文教授的回复:

关于真实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讨论。大家都同意理论上“真实”是一个没有疑问的概念。长期以来,唯一困扰着社会大众的是“现实”这个概念。另外我也认为从本质上说人是“真实的”。

祝好!

史蒂芬

我记得我的第一本书被哈佛出版社拒绝出版的时候,他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告诉我他当时出第一本书也十分艰难。这就是欧文教授,话不多,但是总是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给你雪中送炭。

我结婚的时候,欧文教授送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毯给我,我们留了地毯很多很多年,一直在我们的书房里。后来我去韩国又松大学教书,有一次穆斯林学生向我借了这个地毯,用来在他们的小祷告室里祷告。当我准备离开又松大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毯不见了,觉

我记得我的第一本书被哈佛出版社拒绝出版的时候,他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告诉我他当时出第一本书也十分艰难。这就是欧文教授,话不多,但是总是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给你雪中送炭。

我结婚的时候,欧文教授送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毯给我,我们留了地毯很多很多年,一直在我们的书房里。后来我去韩国又松大学教书,有一次穆斯林学生向我借了这个地毯,用来在他们的小祷告室里祷告。当我准备离开又松大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毯不见了,觉得很可惜。

 

  • 郭尙洙Kwak Sangsoo

——研究红薯的环保先锋

在韩国研究中心的三楼,有一个生命工程学研究院的研究室让人印象深刻,它的墙壁上贴满了中国书法字画,室内养了各种植物盆栽,桌上摆着水果供客人吃,总是给来访的客人提供中国上好的绿茶。这里光线充足,大方地欢迎任何想来这里参观的人。从窗外望去可以俯瞰到研究所里所有的树木。

桌上铺着有关世界沙漠化地区的信息地图,并用中文标明了中国的沙漠地区。这些地图旁边是一个表格,说明哪些食物可以同时有益于人类和环境。列表里的第一个是红薯。

这个房间是郭尚珠的实验室,他应该是大田的全大德研究员中最富有激情的一个了。他可以和任何对他的研究感兴趣的人谈论有关亚洲环境的话题,以及如何努力帮助中国人在尽可能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获得最有营养的食物。他是一个很具有启发能力的领导,在阻止东亚地区的沙漠化进程和发展可持续农业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些年来,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他带领着他的追随者和同事们组成了一个忠心的团队。他们同心协力,研究如何在极其干旱的地区种植番薯,给那些受沙漠化影响的地区的农民们带来了希望。

郭博士有着看似瘦削的身躯,顶着浓密的头发,带着一副细框眼镜,他的举止让我想到朝鲜时代的士大夫而不是一个现代的科学家。他十分谦逊,从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事实上,他对于谈论自己并不感兴趣,而宁可多聊聊他的想法和关心的事。

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行为动作看起来可能有些笨拙,但一旦谈到有关食品安全、阻止沙漠化进程或者任何有关他挚爱的中国的话题时,他便侃侃而谈表现得很激动,尽可能地让你了解他的观点和想法。他每天花10到12个小时在他的研究和写作上,郭博士关注他的事业超过任何一切,这让他区别与大多数人,他说话总是带着一股激情,让你不自觉地被拉入,想帮他去做一些事。当我结束了在阻止中国东北部沙漠化进程的工作,我和郭博士的友谊也由此建立起来。对于郭博士来说,全人类面临的危机并不是导弹或坦克,而是人们不计后果地滥用资源。他认为我们人类必须承担贪婪的后果。他也很关心农业,认为植物是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的邮件地址在韩语里意思是“植物之爱”,这个短语总结出了他的一生:对植物富有热情是生活的基础。

郭博士在生活方面要求十分简单。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有时工作到深更半夜也很高兴。他不需要任何华丽昂贵的东西,避免昂贵的食物和不必要的开支。尽管郭博士工作十分认真,但并不是出于强迫的。如果有机会,他总是能抽出时间去参观一些寺庙、在森林中散步或在茶余饭后讨论一些我们这个年龄的关键问题。他总是以一种悠闲的方式聊天,让你觉得他是全世界最空闲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郭博士是在他实验室附近的一个温室。他刚结束了关于他挚爱的番薯的一系列实验。他立刻问我:“你喜欢番薯吗?”“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略带吃惊地答道。“番薯是最有营养的食物。如果我们吃它就可以保护环境,因为它不像别的植物,它能给土地回报很多。”他解释道。“我明白,”我回到道,但心里仍有些困惑,“为什么‘我’吃番薯如此重要?”郭教授回答说,“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些在沙漠边缘地区工作的农民是否吃番薯、是否关心土壤,但是他们会看我们怎么做,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们会为他们要做的做好准备,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行动开始做起。”他又详细解释道,“所有的改变都得从我们做起,而食物是最好的起点。”

“我从九年前开始成为素食者,”我解释道,“难道这不够吗?毕竟如果我们不吃肉,我们将用到的远不及水和其它资源。”“太棒了!”他说,“但这只是开头,你需要关注你吃的是哪些东西。首先我们要和中国的农民以及广大人民一起努力。你看那些中国北方的农民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要一直和他们一起努力。”

“您真正认识那些农民吗?”我问道。

“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见过他们,而且在实验室我时常想到他们。我希望能培养出一种新的品种可以在干旱地区存活,这意味着农民们可以食用解决温饱问题,把这些番薯作为经济作物。没有这些经济作物,他们将去砍伐树木和灌木丛来挣钱和取暖。结果将是一场灾难:更多的地区会变成沙漠和黄土地。只有这些农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那我们要怎样去改变让世界更好呢?”我又问道。

“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郭教授说,“此外,我们要帮助中国的农民,这比任何一个大城市的首席执行官能做的事都要重要。在这间实验室我可以做任何我需要做的。我不需要任何高级的设备去帮我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有许多人们喊着各种口号,但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实现不了任何结果。我的这个工作在干旱地区种植番薯虽然简单,但却是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了,我不需要任何标题来表彰。”

“为什么从所有问题中选择农业呢?”我问道。

“世界上有一种危机会带来各方面的问题,那就是食物危机。‘我们who are the “we”?怎样来养活中国人?’这一直是多年来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中国当作别的国家,它是世界上的一大部分,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住在中国,我们必须当作兄弟姐妹般齐心协力。”

“为什么非得共同努力呢?”

“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和中国人一起努力,去改变中国人的高需求。但是中国的这种过度消费的习惯其实是来自于韩国?美国的消费型导向,中国人看到于是把这当作榜样来学习。”他回答道。

郭博士花了很多时间在亚洲和全世界旅游,他来中国大约就有六次,他组织了从事番薯研究的人员的人脉网络,经常和他们一起工作,研发可以在干旱地区几乎不需要水就能生长的番薯新品种。

一些科学家很大程度还是为自己的名声、论文和专利考虑,但是郭博士对拥有这些并不感兴趣,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他人——尤其是那些他从未见过的农民。许多科学家做科研是因为会拨给资金带来收入,郭博士则相反,他做科研是为了得到结果,给那些受沙漠化影响的中国贫苦地区农民们带来生活上的实质改变。

一直以来,郭博士都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家,在中国他能和任何地方一样感觉自在。当被问到为什么一个韩国人对中国如此有兴趣,他回答到:我不是韩国人,我是东亚人。

文化和科技对于郭博士来说同样重要,他时常说更简单、更实在的生活是没有浪费的,如果我们想未来拥有这种生活,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他一直寻求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解决方法以及我们的消费观。“人们吃东西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放东西在嘴里的感觉更好”郭博士解释道,“经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这却是一种浪费食物的现象。饭店里积累的所有没有吃的食物,所有没有卖出去的糕点都得扔掉,这个行为从环境的角度、从哪些没有享受到的人角度来说是错的,”

从2008年我开始举办大田环境论坛,郭博士是早期的参与者,并且对我们的所有活动都有着浓厚热情。在我们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给所有人做了一顿番薯宴。此外,他为我们安排了和中国及日本的学者一起工作,他认为在保护环境上我们应有一个遍及全亚洲的更广泛的合作。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带我的孩子去参观郭博士的实验室。我们发现他正像往常一样在专注于写他的论文。但当他看到我的儿子和女儿,他立即停下来工作,开始和他们聊学校生活,聊他们的理想和希望。在我意识到前,郭博士正向我的孩子们询问如何阻止沙漠化的意见。

我们让我的孩子去地下室打乒乓球玩,郭博士的两个中国研究生也加入进去。看起来郭博士和他的中国同事们,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相处很好,像一个家庭一样在一起工作。我的孩子们对那次活动印象深刻,包括郭博士在聚会上送给他们的刚发芽的小植物。

郭博士是传统文化、农业的热衷者,向往农民般的简单生活。对他来说,他的科研是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一部分,这与极具破坏性和短命的现代生活方式是相反的。郭博士极其关注中国,但同时,他也关注印度、中东和朝鲜。他希望有一天他的科技能被引进到这些地方,给当地的人民们带来希望。

我跟几个学生一次去拜访郭博士的研究室. 那一天,恰逢韩国天气多变的盛夏,天降大雨。我们在约定地点等候多时,不见其人,后来身旁的门卫告诉我等错了地方,才发现郭博士早已打着一把伞在雨中等了我们许久,心中一阵感动。

穿过各种形形色色用于实验的瓶瓶罐罐和大宗设备,他将我们引入他的办公室。这里陈设简单而整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与资料,电脑旁一盆圆头圆脑的植物可爱地簇立在水中,似曾相识又道不出究竟在哪里见过。

待我们坐定,才发现夏天闷热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老式电风扇一直倔强地工作着,似乎早已理解贝一明教授能与郭博士成为挚友的原因了。

谈起与中国的不解之缘,郭博士翻出一本标有若干家族分支的家谱,开始滔滔不绝地道来。郭博士的始祖郭镜曾经是中国古代宋朝文渊阁翰林学士。作为中国德学兼备的翰林学士的第30世后代,郭博士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底与学术渊源。他本着郭家“忠孝事业,清白家声”的家训,一直对中国怀有异常浓厚的兴趣与情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在目前从事研究的东北亚区域中,与中、日、韩三国共同的环境与能源课题原来还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呢。

我们从郭博士深远的家族历史,自然而然便聊到东北亚主要三国中、日、韩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以及共同享有的利益与承担的风险。

在目前亚洲地区迅猛崛起令人振奋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郭教授更是当仁不让。谈话中,郭博士反复强调了能源、环境与食品之间密切的关系。他说,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承受了巨大的人口压力。据专家推测,亚洲人口将从2003年的36.9亿猛增至2050年的51.2亿,随之对于能源、食品的消耗必将大幅增加。而眼前,郭博士痛心地摇了摇头,中国过度的开采、植被破坏以及土壤、水源的不合理使用等人为因素和全球环境变化等自然因素造成了中国严重的土地沙漠化现象。近些年,中国的沙漠一直在持续的向东推移,随之而来的沙尘暴频频爆发,经过北京、天津,一路东移,直到韩国。数据显示,沙尘暴每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540亿元人民币,而韩国每年因沙尘暴产生的损失也达60亿美元,受灾人口达到2000万。“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啊,正像我们前任驻华大使权丙铉说的那样,‘沙尘暴的影响跨越国界,所以对抗沙尘暴、沙漠化不只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韩国政府、韩国社会的问题,需要两国共同面对。’我们是在同一条环境的大船上啊!”

郭博士指出,相对于日本40%和韩国26%的粮食自给量,中国有着将近90%以下的粮食自给量。而膨胀的人口、紧张的能源以及沙漠化的土地极大地影响着各国的粮食供给,尤其是中国。而要解决土地、能源与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光靠宣传倡导、植树种草等途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生物高科技的技术支持来快速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我们的目光随着郭博士转向那盆奇特的植物,恍然大悟,这不是甘薯吗?但长相又似乎略有不同。

见我们一脸茫然,郭博士耐心地给我们上起了生物课。他解释起如何通过生物技术对植物的抗氧化机制进行调控,以此来提高植物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能力,从而大大地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说起为何选择甘薯这一未来最优质最健康的经济作物时,撇去大量关于甘薯的抗氧化启动子的克隆、表达载体的构建和甘薯的转基因研究等专业生物知识,郭博士开心地说起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徐州甘薯研究所在研究转基因甘薯方面取得的合作成果。最后,郭博士一再表明,中韩之间的技术合作会一直延续下去,他们一定会为创制和培育出一批耐胁迫和高淀粉含量的甘薯新品种而不懈努力。

 

  • 权丙铉Kwon Byunghyun

——致力于防治荒漠化的驻华大使

郭教授经常和我提到他很尊敬的一个人——韩国驻华大使权丙铉。权丙铉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在1999-2001年期间担任韩国驻华大使时可谓是风云人物。在1992年促进中韩关系正常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郭教授和我说,权大使私下里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成功人士,他热爱高尔夫球,热爱生活。事业上,他致力于控制中国沙漠化,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为绿化做贡献。

我十分敬佩他,他是那些默默为中韩关系发展不断努力的有志之士,对于中韩友好他也奉献了很多。他的太太也总是在他身边支持他,陪同参加公益活动,和学生们一同参加志愿者活动。

他是中国政府的好伙伴,合作共赢,求同存异。他总是有礼貌的倾听你的讲话,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在谦逊中,找到办事效率最高的途径。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他努力建立政府与群众,商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联系,推动和谐发展。

他之所以如此尽力要遏制中国沙漠化进程,与他的经历有关。1998年的时候他来到北京,担任韩国驻华大使,当时漫天的沙尘暴给他的印象深刻。天空弥漫着黄沙,一片昏暗。第二天他接到首尔的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是受到北京的沙尘暴影响,首尔也是一片黄沙。他意识到阻止沙尘暴势在必行,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同时他也认识到,这不仅是中国政府需要致力解决的,他也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他开始上任以后,他让他的员工去做了一个调查,他要了解沙尘暴的起源、影响以及蔓延的速度。他看着员工的报告,深深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沙漠化逐步加速,如果不及时控制,后果十分严重,更会波及整个中国和韩国。

他对我说:“从员工给我的报告中,我发现中国大量的沙漠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让人恐慌。我发现自己需要为这件事、为中国挺身而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建议中国相关人员让中国和韩国合作,通过植树来阻止土地荒漠化进一步恶化。和中方人员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对沙漠化的淡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些人认为荒漠化只是局部问题,只是中国面对的众多挑战中很小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只要保障中国公民的利益,维护他们的基础福利,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着重发展经济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荒漠化并不是一个很紧急的问题。”

很多韩国人并没有认为中国的沙漠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东北的沙漠化确实和韩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位置的毗邻使得他以及整个韩国需要认识到这是一件关乎他们的大事。

韩国总统金大中1998年十一月访华,他向总统提出应该将控制中国沙漠化纳入中韩共同纲领。金大中同意了他的提案,并和中方展开对话,讨论控制沙漠化问题。权大使游说韩国各方正视中国沙漠化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开展志愿者服务。他成功获得韩国国际协力团的资金,为活动寻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同时寻求中韩双方的重视和合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中韩两国属于毗邻国家,有着地理上的交汇重叠,但是两国多数人认为关于沙漠化问题属于主权国自身的问题,大家习惯用从政治领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很多韩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独立解决该问题。

他解释道:“我们不得不告诉韩国大众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帮助控制中国沙漠化也不仅仅是一个海外援助计划。”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缺少资金的援助支持,活动的展开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权大使不得不游说中方关于沙漠化的严重性,并鼓励世界各方力量投入遏制中国沙漠化的活动中。社会中只有少部分人意识到该问题,多数人对中国沙漠化的情况一无所知。权大使花了两年时间才让韩国?社会主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99年,作为韩国驻华大使,他亲自参与植树造林,经常拜访中韩众多志愿组织,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植树的重要性,力图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遏制沙漠化的活动中。但是很多中国媒体不理解地问:为什么要在中国农村植树呢?一个堂堂的驻华大使来到农村种树实在让人感到奇怪,广大群众此时依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

权大使坚持不懈,继续游说中韩双方关注沙漠化问题。2000年,权大使会见朱镕基总理,向朱总理陈述应该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应该平衡环境和经济的发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朱总理是一个善于虚心的人,他认真听取了权大使的意见。

2000年8月,他回到首尔后继续他的游说之旅。他把目标放在政府和商界。通过不懈的努力,他获得了韩国工业联合会、商会、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以及锦湖集团朴成亨先生的支持。2002年,由他组织的“绿色兵团”协同百位韩国大学生,五十多位志愿者前往中国沙漠化严重地区,去种植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未来林”。

2001年,他创立了非政府组织“未来林”,通过与中国密切合作防治荒漠化。未来林绿色志愿者超过100名,分派到中国西北地区植树造林,遏制干旱地区荒漠化的趋势。

未来林主要针对库不齐沙漠。库不齐沙漠是中国七大沙漠之一,现在已向北京方向蔓延了450公里。这个沙漠距离韩国很近,也是导致韩国沙尘暴的主要原因。

权大使的最大成就显而易见,在中国建了一座绿色长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沙漠化的蔓延。通过树木的作用,固定沙土,保持水土,并且教授当地居民如何合理农耕,促进可持续发展。联手当地居民、当地政府、韩国政府和中国公益组织,共同治理沙漠化问题。这是第一次韩国和中国就沙漠化问题通力合作。受到沙漠化影响的韩国以及当地居民共同合作。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改善。这为全球各个国家、地区树立了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典范。

 

 

[1] 纽约市立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之一,1847年于纽约市建校,曾培养多位诺贝尔奖获得主 (译者注,下同)。

[2] 作者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1815-1882年),美国作家、律师。在1840 年发表《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讲述自己的航海经历,生动描述了水手们遭受的不公待遇。

[3] 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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