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全球化与我

第七章: 全球化与我

一触即发的数据危机:我们是否需要一部信息宪法?

最近,涉及美国司法部监听美联社和福克斯新闻的丑闻使得近年来隐私和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侵蚀为人瞩目。但是,在将这些事件简单归咎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和其手下的道德败坏之前,我们也应反思促成这一事件和成千上万与之类似问题的技术革命。看来,政府官员认为信息可以被轻易收集和操纵是件很令人着迷的事。以获取和加工信息的技术的更新速度,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执法与情报部门所拥有的技术也将很快被个人和小团体所掌握。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面对当前的信息革命,并主动构建全球性机制以确保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在这段混乱和令人不安的时期能持续正常运转。计算机的强大功能在突发猛进,这意味着变化发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政府缓慢前进的步伐。我们需要创造全新的制度来应对这场巨大而长期的危机。这不是通过在国土安全部新增一个部门或者依靠谷歌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别无选择。轻视这场危机就意味着容许那些见不得光的机构通过收集和扭曲信息来为自身牟取更大的权力。如果不能在制度层面上跟上技术变革的脚步,那么,未来政府的权威将徒有其表,实际上根本不具备权威和能力来应对由信息操纵造成的威胁。在最坏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部门将沦为相互争斗的派系——群雄割据的新形式,无形的力量利用其对信息的控制发动战争以争夺全球性统治。

纵使官员们或企业领导有再强的道德使命感,也无法阻止监听行为的泛滥以及虚假信息的扩散,这是我们在未来十年中将要目睹的事实。决定这一变化的根本因素是摩尔定律——可以被廉价放置在一个芯片上的微处理器数量每18个月将翻一番(每14个月存储成本就会减半),而非公民的道德滑坡。人类获取、存储、分享、修改和编造各种信息的能力日新月异,这将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然而,计算机功能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远胜过人类制度的适应速度,更别提人类物种的进化速度,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挑战。

 

  • 信息革命带来的挑战

信息技术成本的下降意味着个人可以获取海量的信息,以极少的投资就可以将这些信息整合、转化为有关成千上万个体的有效情报。记录人们在街道上的行走、将航拍照片和其他看似无意义的材料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从垃圾中提取个人信息的简易性将急剧增加。面部识别、声音识别以及将语音同步转为文字的技术都将成为雕虫小技。微型而廉价的无人侦察机将应运而生,全天候地收集人们的信息以供分析。最近,有人送给我儿子一架内置摄像头的直升侦察机作为礼物,价格不超过40美元。在几年之内,精确追踪和记录庞大人群的活动将被视为真正的“儿戏”。

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技术使得文字、图像、视频和音频的制作变得愈加简单。从最新一代的虚拟实境技术(virtual reality)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高精度的仿真势必让人难以分辨现实和虚拟世界。计算成本的大幅下降将使得为虚构事件编写详尽的历史、为虚拟人物立传成为可能,而且让其看起来令人信服。一旦虚拟人物拥有了四十年的复杂回忆和记录(从信用记录到病历与日记),那么,将他从真实个体中分离出来就成为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此外,虚拟实境与社交网络相融合,将会造成极端的混乱局面。那些脸谱网(Facebook)上的好友可能在人们毫未察觉的情况下,沦为被超级计算机所部分控制、并最终完全控制的虚拟角色。

信息革命的影响不会止步于此。在转基因生物和其他领域中,DNA材料的使用和误用正愈发变得便宜。虽然获得人类个体基因组的费用曾是不可想象的高昂,但是基因测序成本下降的速度比摩尔定律中推算的还要快。

随着测序成本趋近于零,纽尔卡斯大学的约翰·伯恩(John Burn)教授也加入了为全人类提供基因组的提倡者队伍中。在未来五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这将不再是一件难事,并且好处将是巨大的。但是,想象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中——某个人的DNA可以轻易地从试管中取出,复制成克隆人,或者与其它的DNA相结合变成“生化武器”,异或制造成器官出售,那时我们将迫切需要为基因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确立一套规章制度。

还有很多迫在眉睫的威胁需要我们建立国际性的管控体系,而非仅仅依靠简单的市场力量和君子协定。有些威胁可以预见,有些我们只能加以推测。例如,当货币完全电子化,其价值易于遭受全球范围内的无形操纵和波动后,我们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微型无人侦察机的崛起也是如此,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从事间谍活动、发动无形战争,因此需要新的制度来加以管控;新一代的3D打印技术能使生产器官、合成可食用肌肉组织等领域产生重大突破,从而造福人类,也使得非法制造武器成为可能,从而对人类造成威胁。这些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只有构建新的法律和道德体系才能彻底解决。

 

  • 信息

我提议,起草一部全球性的“信息宪法”作为应对信息危机的第一步,为使用信息、准确保存信息确立具体的规则,在一套强有力的制衡机制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可靠的系统,确保对信息的控制不会演变为进一步的滥用权力。

尽管信息的收集和操纵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现行的国家宪法——法律和政府治理的基石——却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并且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危机的严重性:它在很大程度上隐于无形,因为其改变的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根本方式。

我们需要召开国际制宪会议,起草一部具有全球约束力的“信息宪法”来应对信息革命带来的后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单纯起草一份宪法文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正有效的宪法不是一份文书,而是通过一系列谈判、协商所创建的制度和机构。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指明问题的急迫性,以及那些必须囊括在宪法中、必须由制宪会议创立的机构来解决的主要问题。

那些反对设立“信息宪法”、认为这是鼓励滥权的危险集权形式的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信息的滥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正处于“井喷”的边缘。

在其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预见了高度集权的官方信息管制机构——“真理部”的危险性,其为了确保“真实性”甚至建立了专门生产小说的斯大林式工厂。这种为了纠正发行中出现的海量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做法极尽扭曲,恐怕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危险性。

我们呼吁建立一个真正负责任、具有制度透明性的系统,规范那些控制、收集和修改信息的机构。其意义在于明确道德义务,提供对未来的憧憬。如果不能创设像“信息宪法”这样的机制,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不仅不会被保留下来,反而将促使更大规模的信息收集和操纵出现,远远超过一切机构的控制范围。结果将会是人类社会逐渐被无所约束的无形黑暗力量所操控。

遵循大卫·布林(David Brin)在1998年出版的《透明社会》(The Transparent Society)一书中的观点,“信息宪法”背后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演进,未来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变得极为困难。矛盾的是,为了维护信息的完整性和私密性,我们必须让信息成为公共财产的一部分。换言之,当我们考虑到获取和篡改信息的新技术将获得巨大发展,单纯保护隐私是不够的。

在这部未来的“信息宪法”以及根据其创设的机构中,必须坚持透明性、问责制和维护民众共同福祉的原则,根据经过仔细谈判后产生的条约协定,建立一套涉及信息监督、控制和处罚信息滥用的复杂分权机制。由政府的三个分支来分别进行信息治理,就如同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一样,在遵循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所建立的宪政政府中良好运转着。系统中的各个分支可以被赋予信息监督的不同任务和权限。管理信息的部门将树立自身的权威,相互竞争的利益会促使他们限制其他部门的权力。当前,在全球情报体系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IT企业中都极度缺乏这样的权力制衡。

因此,我建议在信息管理中实行“三钥匙”系统,作为政府三个分支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允许访问敏感信息(否则将无法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是,只有在代表系统中三个分支的三把钥匙同时出具时,才能访问这些信息。这三个机构的利益并不必然重合,因此,只有在三方共同见证的情况下获取信息才能保证责权分明。

既要保护隐私,又要确保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满足这一双重需求就需要全面的制度性变革和对现有宪法体系的重新诠释。然而,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人们已经进入“后宪法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再度肯定这种公共契约的价值,以免让其沦为装点门面的一纸空文。

维护信息“生态系统”平衡和可靠性的挑战纵然无法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分析透彻,但是我们可以设立目标,并召集专业人士和智者来共同推进这一目标,为这一建立在透明性和问责制基础上的系统确立核心信条。

 

Facebook 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人无法轻易使用脸谱网(Facebook,或称为“脸书”)这一事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异常复杂,我们应该避免妄下论断,尤其是依据那些道听途说的事。但是,我仍然努力给出一个诚恳的回答。

让我们先从概念入手。能够让你随时与朋友乃至全世界的人取得联系的软件当然具有巨大的潜能,并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的新技术可以将我们汇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当下的挑战。这样的网络能够激发技术、管理和艺术上的新合作形式,让人类共同去解决气候变化或老龄化社会的危机。我甚至认为,我们肩负着构建这样的全球网络的道德义务。

然而,尽管脸谱网是社交网络的霸主,但它却完全没有服务于这些高尚目的。脸谱网上的绝大部分交流都是短小、肤浅的——美味的食物、可爱的婴儿或者宠物,诸如此类的照片充斥其间。脸谱网就是被有意设计成这样的形式,让你很难进行深入、彻底的对话交流。在其研发企业的直接影响下,包装脸谱网的整个文化都是按照特定的意图所设计和宣传的,那便是鼓励你只考虑这个网站所具有的及时娱乐与自我满足的潜能。

脸谱网的设计者并不希望你把它当作严肃的交流工具。你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在脸谱网交换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它也不允许你系统性地寻找相同志趣的人。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脸谱网上也没有任何官员或议员可以联系。总之,创建脸谱网的公司只希望通过将使用者(其实你并非消费者,只是产品)的信息出售给他人而赚取巨额财富,因此这个公司想要确保你只以最肤浅的方式使用脸谱网。

在与他人进行严肃交流方面,脸谱网设计得非常差劲,而且不易使用。作为使用者,你无法收集所有的通信内容,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设置主页,无法进行视频会议,无法添加其他的爱好或者链接其他的栏目,很多能够将脸谱网打造为富有意思的合作社区的事情都无法施展。网站上的这些漏洞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脸谱网本意并不想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即便网站如此设计,人们还是照常进行着社交活动。

此外,脸谱网已坐上全世界社交网络的头把交椅,但这并非因为其创建者马特·扎克伯格(Matt Zuckerberg)是天才。脸谱网所践行的在线社交网络的理念在2003年或更早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发展成型。如果仅仅是出于脸谱网的能力,它不可能变得如此成功,因为有其他的网站形式做得更好。但是,脸谱网与微软类似,有能力通过政治游说与美国政府达成多个大型政府协议以保证其收入,然后得以从投行获得巨额贷款以用于广告宣传,直到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随后,脸谱网开疆扩土,直到扩展到当前的市场规模。现在,即便网站设计得不尽人意,仍岿然不动地承担着世界头号社交网络的重任。

因此,众多中国人无法轻易登录脸谱网,尽管这很不公平,但是不应认为脸谱网就是我们的福音。一家私营企业能够操纵其与政府和银行的关系来向本该无拘无束的民众推广自己的服务产品,我们应该对这样的行为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在线社交网络应该保证所有人都能放心使用,而无需担心个人信息被供应商出卖,用于牟利。一小撮人通过“民间资本”获利成为亿万富翁,而脸谱网不应该沦为这样的致富工具。

我已经对脸谱网及其本质作了简要的介绍,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究竟中国政府(或有关政府部门)为何要让使用脸谱网变得如此困难?

诚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让我试图坦诚回答之:

原因是复杂的,对其中部分原因我也不甚了了。但是,我想在这里着重探讨两点。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中的很多人对大规模人群组织成反政府的团体和政党异常敏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对文革中的事件记忆犹新,那时的中国社会被武斗的各个派别所撕裂,而另一些人则担心外国势力的干涉。

对组党的抵制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后的政策,这一政策延续至今。我想没必要在此深究中国政府的具体运作机制了,只需点明:虽然这些限制真真切切存在着,但是就在中国政府正变得愈加开放的时候,美国却变得越来越封闭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根据中国的过去就对中国的未来做出论断。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该忽略。中国已经被很多跨国公司认定为“世界工厂”,这些公司都要确保中国做好这项工作——只负责制造廉价产品,而不对极具剥削性的雇佣关系发表意见或加以干涉。保持对中国工人的低薪、恶劣待遇将使这些跨国公司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商家不愿意让中国人与外国人结交为朋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们也不希望美国人之间结为紧密朋友,进而组建反对派。因此,大企业更关注中国的情况,因为为了使它们在中国的利润最大化,它们必须限制中国人与外界的交往。所以,尽管过去中国确实对脸谱网实行了严格的管制或打压政策,现在却出现了其他势力希望中国限制对外交流。鼓励中国在经济上与世界融合,却压制中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国际融合,对这些公司来说大有好处。

中国社会在有些方面确实缺乏自由。然而,在我们批判中国前,也应该认识到美国社会其实也极为封闭,而且正变得更加封闭。在美国,越来越多的青年被投入监狱,而这仅仅是因为监狱运营公司希望赚取更多利润。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监狱中不断膨胀的犯人数目,或者是向曼宁(Bradley Manning)等泄密者发动的攻势,美国显然看起来比中国更具压迫性。当然,中国比美国贫穷很多,因此对民众的伤害可能要严重得多,但是我们在中国所发现的问题与美国存在的问题并无本质差别,也只有中美共同携手进行改革,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事实上,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Facebook 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脸谱网已经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它找寻志同道合之人,与他们就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进行深入、严肃的交流。尽管脸谱网是一家盈利性公司,将其用户作为潜在的广告客户,以及将用户发布的信息收集起来作为私人商品出售给第三方,但是脸谱网仍旧是当前争取听众、发展全球追随者的最好工具。

作为一种商业投资的脸谱网,并不是为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政治交流所设计的,而不断增加的用户人数正将其推向这一方向。当前,你无法轻易通过脸谱网搜寻到非常具体的一个圈子里面的人,也不能系统性地储存你在脸谱网上发送或接受到的材料。第三方无法研发一款登录脸谱网的应用,让用户能够拓展其功能,或使自己的主页个性化。脸谱网上进行回复的唯一选项就是点“赞”,而且只能使用由脸谱网提供的图标。

尽管脸谱网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要解决地区性或国际性的严峻问题,脸谱网仍是你推销自己的想法,将之传达给关键受众的最佳选择。即便以其当前比较粗糙的形式,脸谱网为广泛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和有志向的中学生活跃分子中愈发受到欢迎,也就是那些被所有政策辩论都排除在外的群体。尽管还有其他专门进行网络交流的应用程序,脸谱网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超越了阶层与国界,并将青年群体囊括在内。

如果从人们针对某些问题推进政策、争取广大支持和寻求专家意见的角度来考察,现阶段形态比较原始的脸谱网仍然远远领先于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尽管这些国际组织都举行了全面的内部辩论,但其最终结果只是通过玄乎的技术性文字单方面地传达给普通民众,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可能对那些组织所提出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策发表任何观点,更不用说一位尼日利亚的商人或者中国高中生了。

因此,尽管脸谱网存在很多漏洞,我们也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其作为参与到对等网络体系(P2P)中的主要工具,以及实现类似真正全球治理的最大希望。如果我们将达沃斯论坛(Davos Forum)比作全球治理的“明星会所”,那脸谱网就好比是一座吵吵闹闹的全球性“议政大厅”。

但是,只有我们开始为脸谱网的理想形态提出具体的议案,并用我们的决心与创造力将脸谱网推进到理想的方向,它才可能不再只是公司如愿以偿所塑造成的——垒球比赛与生日蛋糕照片的集中地。

我们可以将脸谱网的创始人马特·扎克伯格(Matt Zuckerberg)当作19世纪创建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的“贵族强盗”。尽管像克拉克·杜兰特(Clark Durant)和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这样的人物是出于赚钱的目的,为联合太平洋铁路筹资,并为了权贵们建造铁路,但后来这些铁路公司在其用户的要求下转型成了更负责任的机构。客户们为1887年《州际商务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这样的法案奔走宣传,法案宣布对短途运输的歧视以及其他霸王条款为非法行为。最终,随心所欲的铁路公司在20世纪不得不遵守各种严格的准则和规定,也让铁路成为了可靠的运载工具。

现在着手将脸谱网转型成为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全球治理形态并非为时过早,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合作来回应气候变化的危机了,而且那些我们本以为能够处理全球性挑战的机制都遗憾地遭遇了失败。

我们不能坐等那些能有效联合人类种族的网络自己搭建而成。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各种分配、物流和数据分析系统联系在一起了,但我们却对彼此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无知与事不关己的状态,而在此刻,脸谱网或许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脸谱网能够让全世界数量庞大的人群使用多种语言进行开放、及时的观点与思想的交换。虽然力量微小,犹如“螳臂当车”,但是像“咖啡党”(Coffee Party)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等群体已经证明,如果人们意志坚决,在与同辈中人进行严肃的论辩方面,脸谱网是可以接受的形式。

是时候开始组建真正的共同体了!脸谱网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并且我们应该牢记并不是“脸谱网”这家公司真正成就了脸谱网,而是我们这些用户。脸谱网公司正是以我们为代价才能保证获得大规模的低息贷款,以此扩大至全球规模的网络。我们才是真正通过人脉与内容推广脸谱网的人。脸谱网既然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潜能,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迎难而上。

首要之举是我们需要为治理脸谱网创立规则。我们需要就这一机制展开辩论,并就透明化管理的形式达成共识,这一机制将允许脸谱网用户就脸谱网应该如何管理进行投票,以及对如何改进脸谱网提出建议,投票结果和建议都能够转交到脸谱网管理委员会手中,这个委员会由脸谱网成员选举而出(也可能根据地区或议题分成不同的委员会)。

我们可以从一部“脸谱网宪法”着手,或者从其他可以确定如何管理脸谱网的核心文件开始下手,以便保证客观中立,避免有权有势的大佬们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要说为脸谱网的全球和地区治理确立框架的“制宪大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只有通过论辩的过程,我们才会知道到底哪些选项是可能的,哪些会被人们所接受。

如果我们要求脸谱网的首席隐私保密官(CPO)就有关脸谱网功能特性的决策过程进行重大调整,我担心这样的请求不会被立刻采纳,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低估一场要求彻底改革脸谱网的全球运动的潜力。正如伟大的人权卫士弗雷德里克·道德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所言,“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如果不提出诉求,权力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的。”

当我们实现了建立自治体系的最初要求,也就是说脸谱网上的协议与应用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被修正与改进之后,我们需要创立一整套程序使得这些建议能够得到处理与落实。总而言之,随着数据信息的不断交换,一个具有透明性的、遵循简明易懂规则的脸谱网政治王国必须被建立起来。

脸谱网成员能够并肩工作,共同设计脸谱网的蓝图,我们可以展开全球范围内的协力,提出一套新的合作系统。我建议将重心放在气候问题和对技术变革的应对上,我们迄今为止也没有在这两个主题上达成全球性共识。

或许,在遥远的未来,脸谱网将搭建起能在不同层面上有效运作的参与型架构:(1)作为一个项目合作、研发与学术思想辩论的平台;(2)作为辩论与立法的中枢,具有国际合法性;(3)作为个体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艺术、人生与精神交流的工具。

我在此对脸谱网阐发的想法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交媒体。脸谱网只是其中的最佳案例。当前的脸谱网是全球性“公民社会”的最原始形态——一个基于对等网络的全球性管理审议体系,能够真正允许人们共商国是,改造我们的世界。

脸谱网有可能成为真正民主的全球治理的首个范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工具或公共物品,它能够成为一种审议民主的形式。

联合国当前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机构,但是它的权威以及与全球公民的互动都极为受限。而民族国家——这个已经被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其他深度文化与制度变革搞得四分五裂的组织机构,则是联合国的最小代表单元,因此,你和你的朋友们,即便你们数以百万计,也没有任何可能在联大会议上出现或提出你们的观点。

我们可以尝试将脸谱网的未来想象成“人造皮肤”的移植过程:人造皮肤属于无机性的外部构造,对人体的机能管理排异,但是人体细胞会逐渐生长到人造皮肤中,有机物质进入其中,将之转变。所以,我们能找到很多途径从内部开始治理脸谱网。第一步,即此文的要义,就是设定议程。这个议程不是论断“脸谱网太糟糕了”,而是找到改革脸谱网的切入点与蓝图。

 

世界真的在变小么?

说世界正在变小,这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了。无论是通过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的《消失的距离》(Frances Cairncross“The Death of Distance”),还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人们都能从中感觉到:连接你我的新技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小、彼此联系愈加紧密。虽然很难想象70亿人口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小团体、一个地球村,但倘若我在某鸡尾酒会上宣称“科技把世界变小了”,想必不会有几个人反对的。

其实我认为这说法未必正确。我想通过两个问题来加以说明,它们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

第一个问题是,尽管人们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德里飞到首尔,或者从约翰内斯堡到柏林去旅行,这样的物理位移却并不能等同于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多的人们轻松自如地满世界穿梭,可是无论行至何处,都在“千楼一面”的酒店下榻,又在大同小异的餐厅里用餐。尽管人与人间的深层交流在加深、私人交往的数量在增加,大规模的国际旅行却并没有带来同等深度的人际关联。于是便有这样一群“全球阶层”——他们行走各地,彼此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但却越来越疏远自己居住的国家。 正如我在《中美关系:弗兰肯斯坦联姻》一文中写到,现在华盛顿特区和北京之间的相似性,要远高于它们同各自国内乡镇、农村的相似程度。

我一直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促进各国民众之间加强联系,建立有关的全球性组织,来追赶在贸易、物流、自然资源运输等物质领域以及金融货币周转方面的全球化步伐。

如果我们回顾一百年以前的东亚地区,可以发现,旅行是十分困难的,也没有电话一类的便利设施。但一些学者和政客间的交流依然十分活跃、富有深度。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今天学术界的沟通水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明失去了一些东西。

另一个影响更深远的问题在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究竟是将我们聚拢拉近,还是将我们疏远拆离;是减少了彼此的距离,还是在个体之间制造了更大的隔阂。对于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公认的结论,我个人认为可能以上这两种现象正在同时发生。

换言之,到华盛顿旅行的时间已经被缩短了,并且“Skype”(类似QQ的国际性社交软件)更是让这个距离变得不值一提。可是与此同时,五角大楼里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实感距离却急剧地增加,在官僚的世界里甚至可以用光年作单位去衡量。于是我们看到在类似的全球性机构中,个体之间为取得联系要穿过宽广的、由超级计算机编制成的迷宫——结果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人际间出现了看不见的、新形式的距离。如果我们把这些超级计算机看作是有意识的个体,它们丝毫没打算简化这种情况,反而拥有一切理由使之变得更为复杂、令人费解。类似的,传统意义上官僚机构也是一种技术的产物,这种技术致力于更好地存储和传输用文字写成的信息。然而今天,像宇宙中不为肉眼所见却引力强大的‘暗物质’一样,各种超级计算机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创造了一个自我中心的“官僚帝国”,使一切复杂化,延长大部分决策所需的时间,同时只加快推进那些有利于实现计算机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过量的信息。信息的提供由计算机来驱动,而非产生于简单的任务过程,这使得一切变得更为复杂。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

言辞犀利并富有洞察力的作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最具思想性的著作中对信息的问题进行了长篇论述。在《技术垄断:文化对技术的投降》(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古典书局,1993年)一书中他指出,我们时代的技术正开始主宰一切言论甚至人类的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巨大盲区和潜在的危机。虽然我感觉波兹曼极大地夸张了这种情形,但是他的确抓住了其中一些问题的关键。波兹曼写道:

“信息和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关系十分简单明了:技术的提高增加了信息的供应量,疏导信息的工作变得紧张起来。于是我们需要辅助机制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信息。而当这些机制自身也被技术化了的时候,它们也加入了供应信息的行列。最终信息供应量超出控制,造成群体的心理焦虑和社会价值观混乱。人们毫无防备,无法通过以往经验总结出现时的意义,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下降,很难合理预知即将面对的未来。”

这样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常见:信息本身再无约束,人们失去了判断重要性、筛选有意义信息的能力。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个人接受的信息好似贬值了一般。我在关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论文中阐述过,我们都要受制于信息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最初的格雷欣法则阐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如果使含金量90%的金币和10%的金币同时流入市场,最后的情况将是只有含金量10%的金币流通于市。

同样的道理,不单单是说劣质信息会大行其道,关键是由于信息量太过庞大,不管消息本身真正重要与否,在接受者面前每一条消息的价值都会遭到贬低。这让我想起了安迪·霍沃尔(Andy Warhol)的“车祸”系列画作。霍沃尔拍摄制作了一幅胆战心惊的车祸照片,采用多次复制的方法拼贴在一幅画中。由于照片的多次出现,照片本身的恐怖气氛被大幅减弱,对于观众来说,车祸的现场只不过变成了一个图案。(如下图所示)

Silver car crash (double disaster) by Andy Warhol

在他的书中,波兹曼进而用这失控的信息洪流来描绘“技术垄断”所造就的地狱之景。他解释道:

“技术垄断的一种定义是,原本用来抵御信息过量的防御系统崩溃时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后果。它出现在当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无法应对超量信息时;也出现在当一种文化被技术所带来的信息量征服,继而尝试利用技术来解决一切、来寻求人性的意义时——这样的努力无疑注定失败。虽然有人会说以毒攻毒也可治愈疾病,但那样做的前提要求我们对致病机理已经了如指掌。在这里我的目的是要描述出原则上可行的抵御方式,并说明它们为何变得差强人意。”

这样的观点其实有些耸人听闻,我并不认为波兹曼的观点完全正确。他的书中有一些部分言过其实或带有过分消极的色彩。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误读了当前所面对的威胁,风险将是巨大的。你也许能够想象出远在伊朗或巴基斯坦的危机,事实上它们只是这里所描绘技术所连起来的整体危机中的一隅,我们也已深深嵌入这个危机持续蔓延的母体中。

波兹曼的书中有我欣赏的一句引语:

“无论技术是否产生于新的科学研究,它永远属于道德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在科学的范畴内。”(语出保罗·古德曼的《新的改革》)

 

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关于全球经济如何运行的这一话题,我想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应该诚实的去面对人类的本性以及充满了矛盾和虚伪的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不打算对中国或美国的经济形势做出详细的分析,而是想针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提出一些建议。

我非常喜欢圣经里的一句古语,“你们必将晓得真理,真理会让你自由。”(约翰福音8:32)。我把这句话解读为尽管人性是丑陋的,人们会对彼此刻薄无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了解真相,了解世界的本质,了解人类控制自我和相互利用仍然是一件好事。知晓真相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痛苦的,但却让人得到解放。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再为坚持有关社会如何运转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而承受着负担。这也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浪费太多的精力去支持那些我们根本不相信的观点。

有一个故事生动体现了当我们开始揭露事实真相时,所面临的挑战,那就是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在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笔下,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以三部系列剧的形式流传至今。在第一部剧中,故事的主人公俄狄浦斯·雷克斯(Oedipus Rex)看到周遭的人在灾难中受苦后,踏上了探寻其身世与宿命真相的痛苦之旅。令人称奇的是,正是俄狄浦斯的执拗与顽固,使他认识到了一开始并不想知道的、关于他自己的真实行径。

故事是这样的:来自底比斯城(Thebes)的使团来到了王宫,朝觐他们的国王——俄狄浦斯王,希望俄狄浦斯王能够拯救这座被严重瘟疫袭击的城市。俄狄浦斯王派遣他的姐夫克瑞翁(Creon)去特尔斐的神殿去接受上天的神谕。克瑞翁带回的神谕暗示说,瘟疫发生的根源是因上一任国王被人刺杀而导致的“宗教污染”,而谋害了前国王拉伊俄斯(King Laius)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俄狄浦斯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并因他所带来的瘟疫而诅咒他。

随后,俄狄浦斯向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问起有关谋杀的真相,但是先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俄狄浦斯勃然大怒,指责先知也与谋杀先王的阴谋有关。就在那时,先知告诉俄狄浦斯,凶手其实就是俄狄浦斯自己。俄狄浦斯把先知提瑞西阿斯的话当作是政治玩笑而不予理睬,他认为这个说法绝不可能是真的。由于俄狄浦斯不愿意接受这项控告,便指控克瑞翁参与到阴谋中,妄图诋毁自己。

可是俄狄浦斯自大、固执,并不想放弃对真凶的追查。尽管周围的人都劝阻他不要再继续调查,他们知道当他得知真相时一定会追悔莫及。但是俄狄浦斯一意孤行,威胁周边的人直到他们告诉他真相。

然而,最终他不得不承认那个杀死拉伊俄斯王的人正是他自己——是他杀害了自己的生父。

原来,底比斯城国王拉伊俄斯和皇后伊俄卡斯特(Jocasta)育有一子。然而,神谕却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杀掉国王拉伊俄斯。拉伊俄斯王对此非常害怕,就下令处死这个婴儿,但奉命执行的侍从于心不忍。于是,他偷偷地把婴儿遗弃在了山里,后被好心的牧羊人发现并带到了科林斯王国(Corinth)。最后,这个孩子被无子嗣的科林斯国王波吕玻斯(Polybus)抚养长大。

后来当俄狄浦斯得知他命中注定要弑父娶母,他选择离开了科林斯和他自认为的亲生父母(他当时不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在到达底比斯附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男子并与他发生了争执。在那人试图攻击他时,他将其杀害。那时,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被自己杀掉的男人就是国王拉伊俄斯,他的生身父亲——因此,预言就这样应验了。

不久之后,俄狄浦斯拯救了底比斯城,并迎娶了国王拉伊俄斯的遗孀——皇后伊俄卡斯特。他娶了皇后,继承了王位,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乱伦的大错。

当俄狄浦斯意识到原来自己就是那个想象中的罪大恶极的罪犯时,他绝望地刺瞎了双眼。然而讽刺的是,就在俄狄浦斯失去视力的那一刻,他才懂得了“看”得清楚真切的意义。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从前是何等盲目,没有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楚真相。

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描绘了一个男人被迫认清了从前被自己完全忽视的可怕事实。当他面对关于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时,他仍然选择无视它们。就像俄狄浦斯一样,我们也想象着,在公司、政府或坐拥权力的人群中有一帮坏蛋,出于自己的贪欲与残忍,不断地对我们这些普通大众策划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尽管可以肯定政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阴谋,并且世界上的确有很多极度自私自利的富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坦诚地面对这个问题,最终我们会痛苦地发现——问题的根源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自私的阶级,抑或是我们看到的只是身处的病态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后一种解读对我们来说比第一种更加难以接受。如果仅把问题归咎于那些坏人,会让我们觉得轻松许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故事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自身的行为部分造就了我们周遭的事物,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发生,那么就先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对于身边的罪恶行径起着很大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然而,像俄狄浦斯一样,我们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试图无视我们在资本交换(capitalist exchange)的寄生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在今天的世界俯拾即是。甚至当我们真正去面对自身行为与周边事物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会像俄狄浦斯一样抗拒接受现实带来的真相。

你也许会反驳说,就像俄狄浦斯做的那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对世界上的问题承担同样的责任。世界上有1%的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余下的就是我们了。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并不能成为为我们自身行为开脱的好理由。有一些饱受压迫和贫穷的人,他们与我们所见的问题并无太大关系。但是,我假定我的读者都是有机会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人,所以我们并不具备和他们一样的借口。

你也许会认为你和那些超级富豪的专横行为无关,但是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吧。你是如何对待那些拉着手推车穿过拥挤大街,或是从垃圾堆里翻找食物的极度可怜的穷人们的呢?你可以很容易地在美国和中国找到他们的身影,只是贫穷的程度不同而已。你想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假装他们并不存在么?你有尝试去走另一条路,从而避开这些会提醒你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的人么?我们应该对自己更坦诚一些。

在我曾经一次次地躲开过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们。尽管现在我会和这些人交谈,也称呼他们为“先生”、“女士”,但从前的我不是这样做的。甚至现在的我仍对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合适感到不知所措。但是我知道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是不诚实的。

我记得在1995年7月的时候我因学业原因赶赴台湾。当我到达机场航站楼的时候,看到了一位上年纪的女士遇到了麻烦,她不能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传送带上拿下来。我帮她拿下了行李,放到她的手推车上,然后花了几分钟和她练了练我的中文口语。我为自己是一个体贴的年轻人感到自豪。然而,就在我走出机场来到马路上的时候,我迎面遇到另一位妇女,她看上去与刚才那位富裕女士的年纪相仿。但是,这个女人正推着一个装满沉重货物的手推车去沿街叫卖。她的皮肤因常年在外面风吹日晒而变得粗糙。尽管她的负担远比刚才在机场那位女士的行李包重得多,因为她一天到晚都得要背负着这个重担。那是她的工作,她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拖着沉重的推车在台北沿街叫卖,从早到晚。

从那一刻起,我被迫睁开了眼睛,把目光从自己生活的“温室”中移开。然而,不久之后我又合上了双眼。因为看上去我无法帮助那个女人,拉车的力气超出了她自己能力控制的范围,同时也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我不可能去很轻易地帮她拉车。如果我真的尝试去这么做的话,我觉得这个工作恐怕没有尽头,而且会使我看上去很可笑。事实上,在一个类似的场景中,当我提出要帮助一位年长的韩国妇女推车的时候——我仍清楚记得那个时刻,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因为我对她说的话而感到非常尴尬,就转身离开了我。

通过描述我们是如何对待穷人的,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我们对待穷人的反应正是那些超级富豪对待我们的反应。他们和我们在一起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和他们并不对等,而且我们提醒了他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矛盾,从而引发了他们的不适感。他们宁愿“眼不见为净”,因为我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他们并不愿意知道的一面。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其实对于在这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我们都是盲目的。就像俄狄浦斯那样,我们只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并且我们犹豫着是否要拼凑出整幅图画。但是我认为,只有我们抱着坦诚的态度,认识到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我们才能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步。

我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很多方式与我们所抱怨的这个极端贪婪的社会系统联系在了一起。很多人拥有股票或投资,这些股票和投资的收益与一些跨国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你可能是一位非常关心家庭和邻居的正义人士,会停下你的脚步去帮助在街上受伤的人。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你所拥有的股票,那些你希望能带去收益让你“老有所养”的股票,只有当企业从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时,这些股票才会增值。这往往也需要对市场进行无情和不公的操控。所以尽管你可能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但是决定你投资收益的公司的高管处于来自你的不断压力之下,正在疯狂地攫取利润,正如你所买股票的涨势所显示的。这种趋势不断增长的原因就在于不稳定的经济形势让人们从长期投资转向了短期利润。在这个股票交易的虚拟世界里,它在无形之中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最关注的东西已变成没有任何道德羁绊的“股东价值”。无情冷血的企业高管为我们股民剥削着工人们。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被那些我们所持股、获利的公司所剥削,只是我们努力无视这个令人不悦的事实真相。

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商店购买的产品吧。近期的经济难关迫使我们去购买最便宜的商品。我们从来没想过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待遇如何,或是生产过程会给当地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希望自己日常的所作所为与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这样的问题无关。当我们扔掉一次性纸杯,或购买用塑料纸包装好的商品时,我们的行为也对环境破坏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我们食用肉食的时候,我们又进一步破坏了环境。我们所食用的动物需要用饲料和水喂养多年才能够屠宰。效率低下的过程引发了对环境更大的破坏,产生了更多的废物。然而,我们宁愿对这些事实充耳不闻。

在中上阶层人群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情况并不存在差别。在这里我不想特意批评任何人。如果我真的要批评谁,那人首先是我自己。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在很多方面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此,我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去想象事物是如何运行的。你不得不去想象那些你看不到的人,他们的身上正发生着什么样的故事。然而最终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那些离我们很遥远的超级富豪。这些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身上。

就此问题而言,当我们想要一个安装了空调的房间,或有中央供暖的房间,或者我们希望不间断供电从而让电脑保持运行,所有这些的决定都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不必要的。结果显而易见:更多的自然资源被浪费,还有更多的污物被排放到环境和水中。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我们所做的每一微小行为都产生全球性影响。

这些数以百计的微小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如何呢?产油国的政府变得更加的压迫专制,因为我们要求市场持续供应廉价的能源,而我们甚至对比毫无知觉。这个现象也普遍存在于那些产铀矿和天然气的国家中。我们对能源和产品的消费看上去如此的自然,就是生活中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对自身的行为和消费对世界其他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完全没有任何想法。这个世界上有着成千上万的“俄狄浦斯”。

有个例子最能反映出我们对社会矛盾的无视——我们在星巴克咖啡的经历,无论是在纽约,巴黎还是北京。在星巴克,我们身处一个开放、舒适的环境中,可以与我们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当我们走入星巴克的一刻,我们就会从周围压抑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从陈腐乏味的日常生活和对人类“本性难移”的提醒中脱离开来。我们可以和有见识的朋友在星巴克聊天,也可以发邮件给我们世界各地的熟人,去分享我们的观点。然而,请记住:在星巴克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销售给我们的产品,并且这种体验远远不是无害、单纯的。

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我们细品着拿铁咖啡,给朋友发送照片所使用的苹果手机(iPhone)吧。

我们把苹果手机和乔布斯(Steve Jobs)联系起来,他是一位以坚持创造力重要性,并把科技、商业与人文关怀完美结合在一起而著称的营销天才。当我们使用苹果手机与朋友聊天时,我们觉得自己身处一个更加平等和放松的,而不是有等级高低的关系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具吸引力和开放的世界中,与我们父母所处的压抑、沉闷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世界里充斥着会议、严格的规则、乏味单调的服饰,以及个性表达的严重缺乏。而在星巴克,和我们的手机在一起,我们至少能回到自己。

然而,让我们更深层次地想一想那些外壳光滑迷人的苹果手机的本质吧。

在2009年7月16日的富士康龙华工厂,一位年仅25岁的年轻工人孙丹勇从工厂十二层楼的窗户跳下,自杀身亡。孙丹勇曾被指控偷走一部在工厂待检的四代苹果手机的样机。富士康是为苹果公司生产手机的主要厂家。当他被指控偷了样机的时候,孙丹勇对他的人生和职业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那时他的情绪十分不稳定,而极不人道的工厂为了持续增加产量,切断了他与其他员工的联系,并让他在厂房里长时间的工作。[1]

那时,在阳光明媚的加州办公室里,乔布斯正坐在他光滑的橡木桌子前。他刚刚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求新款苹果手机的屏幕要做得更加坚固,这是在距新款苹果手机在全球上市仅四个星期前。乔布斯的决策也许在商业意义上是明智的,但是,这个要求也同时意味着对组装方式的大规模更新,以及不人道的加速生产。尽管苹果公司确实给富士康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人生产安全与工作环境的标准,然而在制造的巨大压力面前它们都被放置在了一边。这种难以想象的压力导致了孙丹勇的死亡,同时也给其他的员工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

苹果公司最大的营销技巧之一就是在产品发布时创造惊喜从而增加销售额。这就意味着,这些可以带来惊喜的特性往往是在产品发布的最后一刻才被加到产品之中,这确实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但是也给生产手机的工人们带来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损耗。乔布斯具有创造力的营销噱头让工人们在生死之间挣扎。乔布斯,还有像我们这样购买苹果产品的人,都像俄狄浦斯一样,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视而不见。

然而孙丹勇并不是血汗工厂的最后一名受害者。在接下来的2010年,在一次苹果公司企图以低价征服世界的浪潮中,龙华公司曾一天就生产出了137,000台苹果手机,换言之,平均每分钟90台。龙华工厂强迫员工们超出体力极限地工作,为了苹果公司能获取足够的利润,并且把廉价的手机送到我们手里。这些商品变得如此的廉价,以至于我们可以随意扔掉这些曾经昂贵到让人望而却步的产品。但是也就是在那一年,18名工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年满25岁——在富士康工厂企图自杀。在这些不满25岁的人中,14人不幸遇难,剩下的幸存者也大多数落下了终身残疾。[2]

这些员工大多数为女性,都是从偏远的农村被雇来的,并且与她们的亲人朋友隔绝,在一个恶劣的坏境下工作。她们不被允许与其他的员工交谈,需要完成很多次轮转/倒班才能够获得一些休息时间去补充睡眠。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2小时,而且常常连她们的吃饭与如厕的时间都要被严格限制。没有任何在北京或纽约星巴克咖啡馆里的人想这样对待这些女员工,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她们的待遇之所以这样,正出于我们对廉价苹果手机的需求。

在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圈子,其中有各种金融机构的代表,他们都从廉价的劳动力与公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不断攫取大量利润,而私有化的决策过程往往也是不透明的。这些少数的特权阶级在北京、上海、纽约和华盛顿的私人酒店里聚会,或是在奢华的餐厅里享受着咖啡开着会。他们觉得他们在为人人造福,但是冷酷的现实是: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从他们移除“限制”和“改革官僚主义”的过程中获益。在这些特权人群封闭的王国里,他们自认为是“聪明卓越”的,在我们普通人眼中他们就是特殊的(尽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只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中产阶级)。

尽管这些精英银行家中有一部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是中国人,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在其阶级利益上和世界观有什么区别。他们所代表的是美国和中国制度上的一种衰败。在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巨型王国,它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一言以蔽之,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金融合作的病变产物,并通过IT行业的革新来获得生命力。

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是否中国人需要与世界各地的人保持紧密联系,那我认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应该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性的关键项目中。然而,由投行家和富二代们组成的特殊阶层根本不能代表“国际化”。  这一群体不想与大众交流互动,也对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所关切的事情毫无兴趣。他们希望阻止真正的全球化。他们宁可让收费昂贵的咨询公司去寻求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答案,也不愿意去请教中、美大学里真正的专家,因为前者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些人所代表的金融利益只在乎全球化是否可以让现金与货物自由的流通。他们才不管普通中美民众之间的交流能否实现。现在有很多官二代、官三代的例子,他们为了在中国攫取利润,出任跨国银行的顾问和职员。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被精心保护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觉得与摩根大通和瑞士信贷做生意,卖掉中国的资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与“聪明卓越”这样的代名词联系在一起的,这赋予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利,他们以受过高等教育和见过世面的中国人自居,认为他们知晓普通中国人理解不了的复杂问题。他们把自己的高薪归功于所就读于好学校和拥有的广泛社会关系。他们永远都不觉得所接受的良好教育要求他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尽管这一思想在中国曾是一个人人信奉的共识。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官二代利用他们家族的人际关系来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自认为没有参与到腐败和不道德的活动中。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想出了一些“创新”的理念。确实,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意识到自身的腐败行为,但他们一般选择无视之,并以“任何社会中总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这一理由为自己开脱。这些人能在书店找到大量的相关书籍来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并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在豪华酒店或俱乐部的网球场上遇到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国际投资银行会针对交易的细节给他们提供各种需要填写的表格作为合法性的手续,并支付给他们商业咨询费用。所有的一切让这些看上去都非常合法、正当。事实上,这些年轻人认为,与一些赚大钱的人相比,他们所得到的补偿已经相当少了。不久后,因为做生意的成本开销,他们会觉得少于15万美元的年薪便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作恶,而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已经深陷其中。

美国小说家F.S.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1936年写到,

“让我来告诉你那些超级富豪是什么人。他们和你我是不一样的。他们很早就坐拥财富、享受生活,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激进强硬的时候,他们保守温和;在我们对世界充满信任的时候,他们却愤世嫉俗。如果你不是出身豪门,是很难理解这些的。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比我们更优越,因为我们还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去寻找补偿和庇护所。即使后来他们沦落到了我们的世界,甚至是生活得不如我们,他们仍然觉得比我们强。他们就是如此的特殊。”

菲茨杰拉德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富人们,而我却认为与今天这个时代没什么区别。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就是与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被摩根大通录用的唐晓宁,他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前银监会主席唐双宁之子。[3] 在雇用他之后,摩根大通从光大银行获得了大量可带来高额利润的分配份额,并且使其下属公司的股票成功上市。[4]

类似的,摩根大通香港公司也雇用了中国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之女张曦曦。根据官方文件和公开记录显示,张曙光因涉嫌非法签订政府合同以换取现金贿赂而被拘留。[5]这个招聘促成中国铁道部听从了摩根大通的建议,从一家国有的建设公司开始了私有化并公开上市的进程。在2007年,这个过程涉及了50亿美元的资金,并给参与其中的人员带来了极为可观的利润。

奇怪的是,投行最高层所做出的合乎道德的决定往往对社会整体来说是不道德的。如果你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你当然希望与你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对权威人士保持尊重。遵循组织内的规则对于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你才是不会被扫地出门。但是,这些规则和政策要求你所经营的公司最大程度地榨取利润。这对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来说是很糟糕的,然而你看不见他们的情况。之所以你看不见,部分是因为你缺乏想象力去理解底层人民的感受。为了帮助朋友、家人或仅仅为了表示对团队的敬意,你在高层所做出的合乎道德的决定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道德的结果。同样,这些银行家们觉得他们有必要去满足自己的孩子对于时髦服装、旅游度假和教育的需求,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如果不能赚很多的钱就意味着你不是称职的父母。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因为很多人理解不了为什么那1%的人群道德沦丧。答案就是:他们在以自己认定的道德方式行事。

再言之,对于那些富人来说,他们做的事情非常自然,并且他们觉得自己有权享获得这些补偿。正如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里德克·巴斯夏(FredericBastiat)写道的:

“当掠夺成为了一群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为会自己创造一套合法化这种行为的法律体系和粉饰这种行为的道德准则。”

巴斯夏是一位非常善于思考的经济学家,他会从社会和政治的维度去观察经济。他清楚察觉出富人有一种虚构现实的冲动,从而使他们的掠夺具有正当性。巴斯夏把“掠夺”定义为“窃取与消费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个定义很好地描述我刚刚提到的发生在高层的金融交易。他将这种掠夺行为描述如下:

“既然人的自然倾向是逃避痛苦——劳动就是痛苦本身——这决定了人会在掠夺比工作容易时诉诸于掠夺。历史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宗教还是道德都不能够阻止它。那么,什么时候和如何才能让掠夺停下来呢?当它变得比工作更加痛苦和危险的时候。”[6]

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巴斯夏认为,企图逃避痛苦并用一种更加容易的办法获取财富是人性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他并不认为这种行为脱离了基本的人性,或是特定个体的罪恶。此外,他指出如果我们创造了条件使得掠夺比劳动更容易,那么每个人都会走上掠夺的道路,尽管他们可能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正面的。他还指出,我们不能拿道德的理由去阻止人们参与到掠夺中的自然趋势,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在做的是什么。

巴斯夏进一步解释道,只有当掠夺变得比劳动还要危险和痛苦时,人们才会停止这样做。我不认为巴斯夏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确实,在我们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是阻止腐败和滥权的唯一途径。

最近,美国的喜剧演员、直言不讳的政治人物罗西尼·巴尔(Roseanne Barr)声称,“我们应该恢复使用断头台”去处决那些腐败的银行家。她的表述很幽默,但同时也很严肃。断头台最早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用于处决那些犯下反人道罪行的统治阶级。毫无疑问,在我们疲于应对未来愈加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我们会从世界各地听到越来越多像她这样的声音。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去鞭打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惩罚那些从腐败行为中侥幸获利无数的人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但是这些行为真的有用吗?或者说,这些行为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吗?这样的惩罚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残酷和更不人道吗?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些惩罚确实会有影响——假定你真的惩罚了那些需要负责的人。但是,尽管有观点认为掠夺应该比劳作更痛苦,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残酷却是一个过于沉重的代价。

政客们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看到恶人伏法,于是他们就选择性地让我们看到一些人受到惩罚,其实只是娱乐和满足大众的手段,却把它标榜为治理腐败所付出的真实努力。这个过程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与法律程序和执行规则无关,只是一种政治行为——象征性地将某些贪污犯挑选出来。而真正迫切的问题在于强化各个级别的执法标准,降低对腐败的容忍度,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审判。

总而言之,我们向往现代化,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便捷、自由的社会,而不像前几代人所经历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生活。但是,当我们追求现代化时,我们想逃避的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觉得现代生活方式就是从沉闷、僵化、官僚的世界演变为一个具有灵活性、创造力,能够自我实现和感官体验丰富的世界。但是这些真的发生了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父母所处的那个世界之所以压抑,其实是因为所有公民都承受着压力——他们必须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规范?有没有可能,那样一个高度管制的世界对于避免人类相互剥削、防止社会撕裂其实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有时我们需要拷问自己这些会让我们心烦不适的难题。我们会不会在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让大规模腐败滋生的温床?我们会不会沉醉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而不再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关心我们的近邻?消费文化让我们生活得愈发孤独,很少关心身边的人。这到底是我们所认为的“自由”和“自我表达”,还是实际上对社会基本结构的破坏?

 

 

 

[1] 新闻来源:http://www.japanfocus.org/-Jenny-Chan/3981#sthash.Pm2wyFaD.dpuf

[2] 新闻来源: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aug/05/woman-nearly-died-making-ipad

[3] 新闻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8/19/c_116987967.htm

[4] 新闻来源: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3/08/17/hiring-in-china-by-jpmorgan-under-scrutiny/?_r=0#!

[5] 新闻来源:http://soundofhope.org/node/378802

[6] 参见:http://bastiat.org/en/the_law.html#SECTION_G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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