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给中国青年的忠告

第三章 给中国青年的忠告

 

论价值

我确信,各位已经注意到当今世界存在的一种明显趋势——用物质主义的眼光来为一切估价,并只能从物质享乐中获得快乐。奇怪的是,我们发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经常阅读文学和哲学著作的人也花费大把时间谈论他们品尝过的昂贵食物,或所开的豪车。在那些懂得节俭的老一辈人正逐渐逝去的情况下,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一些人试图用金钱来衡量整个世界,例如,晚餐花了多少?你买房子用了多少钱?

这种思考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基于这样的一个货币等式:这个事物等于这样多的金钱。不只是食品、住房或是日常经验可以用货币单位进行估价(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数值计算),在此程中就连人也是可以被估价的。人们越来越喜欢用一个人占有的财富多少,或者这个人可以通过某种组织控制的财富或权力的大小来判断此人的重要性。我们更喜欢一个能请我们吃大餐或者座驾是凌志车的长辈,而不是一个为人和蔼且有思想的长辈。我常有这种经历:当人们得知我是从耶鲁毕业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自然而然的对我非常友善;但是当他们进一步了解到我并非属于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阶层,而只是一个穷酸的教授时,他们的热情便很快冷却下来。

我们烦恼于这种持续不断的以金钱价值来衡量一切的需求。虽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做出这种价值计算,可我们还是会在情感上隐约感觉到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种习惯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了。一条由居住在深山里的老人手工缝制的美丽裙子,它的货币价值是有限的,但是一个由名牌设计师设计的裙子会在上海市中心的奢侈品店里卖出天价——而大部分人会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两条裙子,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条由设计师设计的裙子并没有在哪一方面明显地优于那条手工缝制裙。但是价格比任何审美上的需求都更重要。大部分人都会更欣赏这条由设计师设计的裙子而不管它的实际质量——不这样做反而显得不自然了。

甚至我们当中那些谴责这种思考方式,以及呼吁要更关心环境的人,也常常发现他们自己会不经意地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到这种思维方式中。这好像是我们文化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方式几乎影响着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把事物转化成金钱来衡量的话,我们也会用“米”或者“千克”来衡量它们。即使我们不以货币价值为标准来评价这个世界,周围的其他人也会这样做,而这也让我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当我们听到一条裙子价值2000美元的时候,在我们眼中这条裙子好像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然而,不只是社会压力驱使我们采取货币形式的思考方式。还有其他因素使得我们采取货币评价体系,那种力量驱使我们使用简单的价格高低来评估我们拥有的财富和人生经历。

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归咎于冷战的终结,它出乎意料地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明显的是,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很大部分都属于政府所有,而不属于任何个人。这在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都曾是真的,但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很多地方也同样是真实的:民众对维持公共的机构和土地有着强烈需求。

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对于国家和共同利益的关注,比如说,这部分是因为需要反对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见的攻讦——在那里工人普遍受到剥削。虽然美国经常批评苏联缺少自由,但是美国也必须表现出它对支持一定程度的社会正义,并愿意维护这种公共道德的承诺,只有这样它才能反击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批评。美国不能接受“一个只为富人服务的国家”这样的称号。虽然美国自称高举“反共”的旗帜,但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美国就已经把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很大一部分搬到了自己的体系里。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所承受的“要重视社会正义”的文化和政治压力消失了,美国开始在很多方面进行极端的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由电信系统开始,并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公共资产被转化成了私人产业,很多私人产业也是借助于公共资本发展起来的——那些资本都来自普通民众的税收。在最极端的例子里,私有化的大潮导致了军事工业的私有化,这使得很多投资者变成了依靠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冲突而获利的人。这种形式的私有化使得局势变动荡,让周边环境变得非常危险。这使得军事冲突和扩展这些人的私人利益之间产生了直接的联系,甚至使得他们有动机去推动战争,而这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我再次强调,激进的私有化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在此时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一群有组织的政府雇员来制衡这种对权力的滥用了。

显然,私有化对于渴望赚钱的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短期内由私营企业掌管的组织机构看似比官方组织运转得更好,前者更强调服务、形象与效率。但是假以时日,即便企业员工比政府雇员穿着更得体、对客户态度更好,那些企业的服务质量仍会倒退,因为机构缺乏一种为对共同事业与目标而奋斗的使命感。

在过去十年中,这样的私有化过程在中国非常普遍,并对普通民众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政府资产瞬间就变成了个人或私营企业的资产。即便那些接管先前国有机构的公司非常高效,他们也只是为一群想要利润最大化的股东服务。如果你私下见到这些股东,他们可能是非常友善的人,但是他们身处的整个系统就是要从资产中尽量攫取钱财。这是所有股东希望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再无待人接物的其他途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与价值。

这种利润模式影响和毒害了整个社会。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两者意识形态之间拉锯战的结束,维持所有劳动阶层生活底薪,或者确保所有人基本工资的压力消失了。今天,再也不会有媒体呼吁保证所有公民的稳定收入,或是保护所有的工人了。然而,在六七十年代,还有很多媒体这样做,而不仅仅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中。

私有化的趋势在全球都很强劲,但是并不会长久持续。当前,其面临着极为强烈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会最终导致政策上的需求,以及广大民众对政府角色的基本认识的转变。我们很清楚,这种反方向的变化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我上文中所描述的东西可能看似比较陌生,但是这种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人类体验的思维模式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传统批判中所描述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技术成为了影响我们对“价值”概念认知的新因素。通过网络、电脑、智能手机以及专递和搜集信息的种种系统,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但是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这种转变。那些研究“国际经济”、“全球金融”与“国际关系”的西装革履的人士,未必真正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如何被技术变革所影响。他们或许在投行里为国家出谋划策,但是至于技术变革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价值的认知,他们对此一窍不通。事实上,我们都在盲目行进中。

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性质。之前,我们将物品的价值记账,将之作为产品在全世界流通。那时有人会为产品计数,在生产制造与分配销售的每一个环节记录它们、搬运它们。但是在今天,经济运行的大部分过程——物流、储存与分配都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在这个系统内的人也只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配角。大部分流通销售的物品——无论是10公斤大米、100吨钢铁还是1000张椅子,不过都是计算机中的数值。随后,这个信息被存储下来,又传输到全世界其他的计算机中。于是,关于整个经济运作的信息变得比这些物品本身更加真实。

因此,产品的本质——例如一袋5公斤的大米就只是一袋人们购买后食用的大米,但是对于企业、政府和所有为这些机构工作的人而言,一袋大米只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计算机里的一个信号脉冲。不仅如此,像大米或钢铁等产品还会在期货市场上被购买与销售。那意味着,这些物品成为了投机的对象,它们的期货价格与真实的大米或钢铁更加遥远了。技术的变革使得物品与其货币数值的表征之间变得比之前更加疏离。

因此,你所购买或观察到的物品的数字价值实际上处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全球性的数码交在过去十年中,超级计算机已经使得货币与经济交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且超级计算机速度和复杂性的提升(例如高频交易)深刻地影响了市场和货币的运作。但是,吊诡的是在主流媒体甚至是专业性媒体中,几乎没有找到有讨论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的。看起来,这些转变如透明无形般被人们忽视了。

在过去十年中,超级计算机已经使得货币与经济交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且超级计算机速度和复杂性的提升(例如高频交易)深刻地影响了市场和货币的运作。但是,吊诡的是在主流媒体甚至是专业性媒体中,几乎没有找到有讨论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的。看起来,这些转变如透明无形般被人们忽视了。

伊利诺伊大学的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将这个新世界称为“数码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他认为,信息的数码表达形式和网络空间中对信息的控制方式改变了交换与价值的性质。互联网本身最初就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局(DARPA)的一个项目工程,由军方、军事承包商和教育机构共同研发的。在过去二十年中,网络空间愈发转向了商业领域,成为了企业客户的使用空间,部分出于他们在金融上的考虑。互联网、金融交易与整个经济遵循着自己的一套规则,与人类欲望等基本问题愈加疏远。我们置身于一片未知的水域中。

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意义上,网络空间——环绕我们身边的、无形的平行世界——正日益承受着市场压力,但是这里的“市场压力”与先前存在的那些并不一样。网络空间是一个数码平行宇宙,被生产越来越多信息的需求所驱使着。潜在的动力是创造利润而非对信息的需求。

通过其精妙的象征主义,用图像对访问者持续的狂轰滥炸,以及快速的信息交换,在世界范围内,网络空间成为了将消费主义抬升到危及人类水平的重要帮凶。我们被逼着快速浏览一切,总能感觉到这种必须一直前进的压力——被那些超级计算机制造出来的压力,它们驱动着我们的经济。结果是,不仅跨国公司用数码形式的数值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这一趋势也扩散到了我们日常体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看电视、上网的人群而言。在评价我们周边事物时,大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

所以,问题并非单纯与我们的贪婪或自私有关。或许更准确地说,我们今日所见的物质主义是由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产生的:有关我们如何呈现物质世界的那个结构。那种数值化呈现万事万物的趋势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观。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都可以被简化为一种金融交易。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成员在机场遇到你时,他们只希望你捐钱的原因之一——金钱是他们唯一想从你这儿获得的东西。他们对你成为一名志愿者或活动家并无任何兴趣。

此外,在超级计算机的世界中,无法识辨美国与中国的任何差别。两国的产品与金钱都是按数值单位追踪的。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国家间的差别可以产生巨额财富,而且人们往往故意维持着不同社会间的壁垒。

尽管我们可以轻易批判社会变得过于物质主义了,但是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认识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调查得更细致,会发现我们对财富、贵重物品的欲望其实部分是被寻找价值的深层心理需求所驱动的。表面上的物质主义是由精神上的饥渴所驱使的,而非简单地因为人们愈加贪婪。

作为人类,我们对饮食和简单的生理愉悦有基本需求。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为自己的生活寻求意义。我们对这个快速进行着机械再生产的世界感到深深的恐惧,害怕它使得我们的生活失去意义。换言之,我们希望以金钱价值来度量一切的另一原因就是,我们担心自己在这个新型经济中无所适从,担心我们的所有消费品都失去意义与价值。我们从互联网上免费获取的图像与文字无止无休地重复着,让任何图像与文字的价值变得愈发苍白。我们被堆积成山的信息所淹没,但是生活却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用物质与金钱去评价这个世界似乎总好过一切都完全丧失意义的感觉。正由于那些富豪是距离带领我们狂奔向前的超级计算机最近的人,他们感觉到更强烈的消费需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商业广告中,环绕我们的都是完美的图像,远比我们自身所见的一切要完美更多。这些让我们仿佛触手可及的完美图像却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疏离感。新型经济中的生产与我们无关。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任何能与计算机设计艺术下的美学所抗衡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到一家麦当劳餐厅和它旁边一家经营简单地方小吃的夫妻店,我们会被那家麦当劳所吸引。麦当劳所呈现出的那种精美字体与迷人图像让我们感觉,能够在其中获得完美、舒适的体验。而旁边的那家店可能有更健康的食物、更体贴的服务员,但是其菜单并非是精心设计过的,呈上来的食物也没有那么完美的品相。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当我们外出用餐时,我们倾向于选择麦当劳而非当地个体家庭经营的餐厅,因为前者能提供更诱人的口味与更完美的图像。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人们品味食物的完美图片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还有那些用精美字体撰写的描述汉堡包的文字。如果你用“谷歌图像”(Google Images)搜索“猫”,你会找到数以百万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被清楚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专业摄影师所照的商业图片,另一类是业余爱好者的作品。我们第一眼看去,后者远不是那么有趣,而且也不是那么“真实”,尽管它们其实要真实得多。我们会对商业图片趋之若鹜的原因就在于,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些图片了。

所有我们在网络、报纸和免费派发的宣传册上看到的图片、影像与文字都是美好的,但是所有这些免费获得的完美图片也是祸害。正如爱因斯坦讲的,“我们大多需要为免费获得的东西付出代价”。我们免费获得的精美图片越多,它们对于我们就愈发没有意义。在重复的过程中,照片不断贬值。在一个你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成百上千首诗歌或书籍的时代,为什么偏偏要在百万种选择中专注于一本书,或一首诗呢?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所体验的每一件事都变得更肤浅、更苍白、更无趣。那些在线阅读名著小说的人很快会对可供阅读的书籍数量感到震惊,常常到最后什么也没读成,或者是在不同的文本之间来回跳跃。

如果你可以免费阅读到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那它们看起来就没那么有价值了。你在线阅读它们的时候,就已经在头脑中想象着自己阅读完毕后要开始新的任务。或许,欣赏文学名著的最佳方式是在森林的小木屋中,手捧书本细细品读。只要你是在线浏览,什么都变味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呈现信息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其性质。或者,正如传媒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过的,“媒介即是讯息”。如果媒介变得苍白无意义,那么其传递的内容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不断地看到那些诱人的图片,但它们反倒变得日益缺乏意义。最后只剩下了起初一瞬间的吸引,再无其他。

因此,我们终究怀有一种迫切感——赋予我们周边的物品、我们的行为以金钱价值,因为我们被这个物质主义文化所束缚。这自然有道理,但却不是故事的全部。用金钱价值来度量事物也是我们为这个世界赋予意义的一种手段,这个世界正在加速丧失一切意义。环绕我们身边的图片与文字正在快速丧失其所有含义与重要性。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陷阱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改善对金钱价值的沉湎;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避免出现一个充斥着图片、文字与物品却空洞无意义的世界。给所有东西标价是毁灭性的行为,而免费收受一切也同样是自掘坟墓之举。

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的现成解决方案,除了建议说,问题的解决一定与找到其他的方式来衡量价值有关。给东西贴上价格标签虽然可以让我们将之与其他物品进行对比,让其具有可比性。这一做法也贬低了其绝对价值(例如给无价之物标上价格),不过至少保证了其最低价值,避免其丧失意义。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是建立一种赋予我们生活与经历以价值的新机制。

或许这种新方法能够不再重蹈数学计算价值的覆辙。还有哪些赋予事物、人类与物品价值的其他方式呢?传统社会提供了很多赋予物品以精神意义的宗教方法和巫术方法。那些精神含义不能用单位来衡量,也因此不具可比性。尽管这种思维在我们看来非常原始和落后,但是这种理解事物价值的方式可以避免那种极端的疏离与异化,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异化程度变得日益严重。

模糊不清地谈论潜藏在物品之中的某种精神含义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方法可能导致非理性的宗教行为或违反常识的反动言论。但是精神性概念是相当重要的,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其名为《纯真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一诗中,就总结了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精神意义的可能性: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国,

掌中握无限,

刹那偕永恒。

可悲的是,这种从一件物品、一个瞬间发觉永恒的能力正是现代社会所极度缺乏的。无论是网络还是电视,总会有东西将我们从对事物安静的欣赏状态中抽离出来。这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问题,被我们称之为“愚昧的物质主义”(mindless materialism)。仅仅批评人们贪婪,或者富人贪婪,都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个驱使人们如此行为的深层机制——通常是出于对他们身处境况所感到的绝望。

当下,我们从超级富豪身上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对传统的艺术收藏兴趣递减。在过去,也有很多极端富有的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衷于鉴赏艺术与音乐。那时的富人而不单单坐拥财富与土地,还需要懂得欣赏莫扎特与伦勃朗。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曾获得很多富豪的强烈支持,那些人就特别珍视他对艺术的敏锐力。

在中国,情况也曾是这样。很多富人收集了有名的古董字画,仔细研习它们,还专门雇佣专家来帮助他们学习艺术史与鉴赏的细节。这些有涵养的富人希望学习如何鉴别字画的真伪,如何给古代艺术品断代。我并不是说,让富人们都成为鉴赏家就保证他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更人道。其实多的是例外,甚至是高度有涵养却仍然残忍、自私的富人例子。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的社会,富人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已经放弃了思想与智慧的挑战,这与过去相比显得更加危险,因为这意味着富人阶层正在远离这个社会。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当前商店、机场或宾馆中仿制的LV包,你会发现其质量与创新上的大退步。这些奢侈品做工粗糙、设计平淡。它们的真正吸引力只来自其品牌价值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意识的衰朽与消费新文化的力量。

或许,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回归“礼”,将之作为一种在人与物的互动中保持自控能力的手段。我们与计算机互动,又通过计算机与网络互动,这让我们感觉到似乎有万千可能性在我们面前。我们其实被误导了,以为电脑屏幕所展示的世界比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更加迷人,以为只要我们发送几条信息,问题就能被解决。

计算机通过工作命令的基本方式让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沦陷在与面前这台计算机的你来我往中,但是计算机毕竟不是人类。它能提供海量的信息给我们,却无法提供意义与真正的对话。并且可悲的是,我们通过网络与朋友的交流也是肤浅的。难怪人们会觉得囤积消费品更舒服一些。

“礼”意味着坐下,然后在使用计算机之前清空头脑中的杂念。或者,其意味着为你的生活创造一些与手机和电脑绝缘的空间。如果一个人想要恢复生活的平衡,并高效做出决定,远离网络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与电脑偶尔“绝交”带来的空间距离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认知,尤其是对待“价值”这样的敏感问题时。我们应该使对价值的评估独立于纯数学性的计算。

 

 

历史和新闻的区别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习历史、编汇历史、从阅读历史中提升道德修养是最重要的活动。对历史重要性的深思熟虑和对历史提供的统治先例的探索则被视为维持善治、作忠诚臣民的关键。在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们都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认识到历史对现今的指导作用。孔子和孟子等伟人都宣称,一丝不苟地探寻准确的史实对圣人君子来说至关重要,并且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历史、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才能避免暴政。

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国系统性编写历史传记的鼻祖。他深信历史对未来的重要性,以至于他选择了承受如此沉重的羞辱,仅仅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令人信服的历史原貌。他接受了宫刑,然后忍辱负重地活了下去,只为了能够准确的记录下当时的历史。

传统地说,中华帝国通常都建立在对历史的极度重视上,及其对历史准确的编汇和传承。每个朝代都会下很大的努力去搜集编译那些有关统治管理方式和人口调查的信息,以便在未来必要时候汇编成精确的史料,大概都会被下一个朝代所借鉴。对一朝历史的准确记录一般由后人撰写,这一过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些努力为客观评估历史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在传统的中国,对历史评判的忌惮对于政府施行仁政也非常关键。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觉得他们的言行将被后世评说,而不仅仅是自己家族和上司的评价,因此他们的工作处处受到道德性约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道德的,这种期待对于人类而言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对历史评判的忌惮对权力的日常运作构成约束。

然而,历史学家这个角色却在中国消失了,在世界许多国家亦如是。司马迁和修昔底德所承担的记载历史的任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在政府中,对历史的撰写已经成为一项边缘性的活动。事实上,很多史册都带上了一种娱乐的意图,通过讲述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来抓住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历史实践作为一种道德实践正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看上去,如今的领导人们已经学会驾驭这种转变:他们对媒体的报道比对历史的终极评判更加感兴趣。他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历史会被一直记载,所以他们能够轻易从历史评判的麻烦中脱身。

如今,信息数量爆炸。然而,尽管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它们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今天没有历史学家肩负着道德责任感去分析我们周遭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去作为对后世有借鉴意义的数据。由于政府中缺少历史汇编办公室,守护“历史”的责任就落到了媒体的身上,而媒体是一群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当然,还有唯利是图的咨询公司和已经背离情报收集原职的情报公司。这些机构没有一家能承诺凭着道德正义感,尽职尽责地为后世呈现历史,相反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被信息的潜在市场价值所驱使着的。

现在,没人努力去探寻过去那些有价值的机构,并为未来寻找灵感和启迪。当我们需要变革时,没有历史学家去积极地考证过去统治者们所制定的政策是否对今天具有借鉴或警示意义。可悲的是,历史已经变得对现实无关紧要。决策者的目光变得短浅,即便他们决定的政策具有长期的影响效果。这些短视的政策损害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因为这些问题只能用长远的视角去考量。这些都是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的问题。由于历史的缺位,人们为未来做决策和制定计划的能力被大打折扣。

我们社会中,现在正扮演史学家角色的机构是媒体,他们记录下我们的行为和政府的运作。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媒体的角色感越来越强。那么,媒体究竟在做什么呢?媒体发掘那些劲爆的故事,不是为了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而是为了追求他们的娱乐价值。所以,这些故事变成了一场场夸张的闹剧,但对于理解其本身的意义毫无价值。那些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人类体验,而这些故事无法通过现有的报道形式反映出来,因为那会让读者们感到困惑,无法马上获得阅读的满足感和情感回馈——而这些恰是盈利机构所需要的。

因此,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形成对这些严重问题的深入、全面的看法。可以说,这些媒体的读者从没有从中获得过基于长期制度变迁而得来的分析,相反,他们得到的都是个体所下的武断解读。经济矛盾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只强调娱乐和销售的媒体中介获知。媒体的观点往往狭隘,并且选择性的报道问题,让我们以为社会问题都来源于个别人士做出的个别选择。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趋势不易显现,对个人的压力以及企业和政府文化的影响也如是。媒体呈现出来的事实或许是真的,但其塑造出来的世界如何运行的图景却具有欺骗性。

过去的相似性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我们似乎认定整个世界不超过十岁,只是偶尔提及过去那些有趣的事情,而完全不考虑其与现实的关联性。你看不到任何讨论关于习近平政府到底是执行还是推翻了邓小平、毛泽东、乾隆或者永乐帝时期所制定的政策。即便是提出进行这种比较的建议,在今天的一些媒体人眼中都是荒谬可笑的。但事实上,这种比较曾经是历史的本质,是对现如今政策的理解,能够让我们在今天受益匪浅。

如果读者们已经习惯了被媒体灌输片面的观点,他们对深度分析与思考的耐心和接受程度将不断被消磨。他们将变得无力对那些复杂的问题进行追根溯源与剖析,甚至无法记住少量的事实。到最后,他们会变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试图找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对于媒体来说,把一个人塑造成坏蛋既简单又可以牟利。呈现坏人的形象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愉悦感——既让他们自以为知道了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又生发出了一种自我正义感。讽刺的是,读者其实愈发远离了对问题本质的理解。尽管媒体会曝光出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它根本不起任何正面作用,因为它不会报道出引发犯罪的真正原因。简单的来说,媒体无法承担起历史的角色。

创造有趣的叙述去替代历史就排除了个人做出道德选择的可能,这一过程能够逐渐改变事件的进程。历史变成了一种娱乐,人们都被其所娱乐着,而无人再怀有道德义务感。而且,由于历史事件都变成了看起来“事不关己”的故事,所以个体的潜在行动力也被削弱了。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种隐秘的精神麻痹——使得公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问题,尤其是那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媒体只会呈现事不关己的悲剧与坏人,而人们除了期望把坏人送进监狱——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反应之外,不知如何去应对这些问题。

媒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健忘”的媒介。如果历史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行为和统治模式的记录与追溯,那么媒体对事物的记录基本上是浮光掠影、转瞬即逝。媒体的报道往往在数天之后,甚至数小时之后就失去了价值,然而我们发现媒体在报道政府腐败和商业诚信等问题时,往往都是千篇一律。从历史性和结构性因素的角度,去写一篇分析这些趋势的文章远比写一千篇公开谴责腐败的文章更有意义。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断重复着耸人听闻内容的文章。媒体从来都不提供深入全面的分析。

尽管我们无法穿越到过去,但我建议,一个由类似官方史学家(史官)组成的机构(它不一定非要是政府部门,也可以由一些学者组成)去组建一个团队,搜集整理关于一个时代的核心信息材料,将会对未来的历史和我们现如今的社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这种努力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对待信息的全新方式,并为新闻工作者树立更高的标准。通过创立一个彻底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机构去书写历史,我们可以重建一个保存历史记录的共享平台。史官的首要目标是为后世和未来史学家的判断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而是以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作为基石。

 

 

民主和参与

当我们谈论美国和中国的民主时,我们必须先从以下基本概念入手:民主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在当今社会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尽管民主可能并非可以完全实现的目标,但如今中美两国的民主正愈发表现出病态。

民主可以被狭义地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民众能够选出高层官员,由他们制定出体现民众意志的法律,并且当这些官员没有实现他们做出的承诺时,就会落选。当然,依据这个定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民主,但它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必须认识到,哪怕是与此类似的情况也没有在中国或美国发生。

让我们来逐一证实上文的论断:只有在满足一系列标准的情况下,民众选举政府官员才有意义。首先,选票必须被准确、公正地计算,并严格依据选票结果来决定当选者。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要求在美国没有被遵守。其次,公民需要拥有选择候选人的权力。在美国,人们只允许给那些经由政党推选出的候选人投票,而这些政党通过最近四十年的重组已不再依据民主的方式运作了,一般党员在选举过程中无足轻重。普通民众更是无法在候选人的选择问题上发挥作用。

在美国,选举体系已经固化到除非你拥有上百万美元的预算,否则你不可能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也不会被媒体报道。因此,如果一位“候选人”不通过极端不民主的途径获得企业的巨大支持,那么,其基本不可能具有候选人身份。并且在美国,很多像美联储主席这样理应通过选举产生的职位,却都不是被选举出来的。最近,凯文·欧(Kevyn Orr)临危受命成为底特律市的“危机管理者”(Emergency Manager),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却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甚至免于接受评议。美国虽然总对“民主”高谈阔论,但其实真正受制于选举的官员越来越只具备象征意义,而老百姓无法对政府做出的大多数决议提出意见(即评估民选官员们工作的质量与合法性)。其实,绝大多数的中、美政府官员并无本质性差别。

近来,在美国很多人没有确凿原因就被投入监狱,被“狱工复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这一腐败系统所吞噬。该系统通过榨取入狱人员劳动力来为私有企业牟取利润。受害者通常是极度贫困的黑人群体。一旦你锒铛入狱,就再也不被容许去投票。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就这样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力。

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的监狱系统已经完全失控了,变成了一个生产利润的加工厂。监狱由私营企业建造,并以此牟利,或者由大公司负责运营,以赚取更大利润。用监狱获利的这些公司则游说政客,让他们通过更严苛的法令,并向警察施压,逮捕更多的人入狱,以此获得更大的利润。在某些情况下,监狱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犯人才能牟利,于是他们就迫使警察抓更多的人,让法官将他们通通判刑入狱。法官受贿将年轻人关进监狱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起。警察逮捕无辜人员的例子也有不少。监狱公司给政治家大量的政治献金,警察团体和从这个体系中获益的企业都在做同样的事,以确保有源源不断的人下大狱。这与严格执法或保守主义价值没一丁点儿关系,纯粹就是买卖一桩。

于是穷人和黑人立马遭殃。将黑人关进大牢就削弱了他们的投票能力和政治活跃程度,因为一旦有了犯罪记录,就不能再投票,也通常很难再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私藏毒品被抓,但是众所周知,来自上层中产白人家庭的孩子购买和使用毒品就毫无风险,警察通常只去扫荡贫民区,逮捕那些私藏毒品的穷酸黑人青少年。最近常有报道,年轻人被无故抓捕甚至射杀,这全都拜“狱工复合体”所赐。

“狱工复合体”也与海外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狱卒或警察通常都是从伊拉克或阿富汗战争归来的士兵;毒品往往来自这些被战乱和冲突蹂躏的地区;而子弹和武器正是由那些供应军方的相同企业所生产。尽管我们通常听说在美国监狱数量的增加与保守价值观有关,但其实这仅仅关乎利润。美国是全世界把最多人关进监狱的国家,而监狱却是强奸、滥权和死亡的地狱中心。

再就是一党制的严重问题。拥有多个政党参与的开放性政治辩论对实现善治极为关键。没有多个政党就无法拥抱民主。但我希望中国人不要以为美国就不是“一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完全控制了美国政治,但究其本质而言,他们不过是同一党政的两翼罢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就是美国一党制的典型例子:两党的高层政客都无一例外地谴责斯诺登。而斯诺登恰恰在舆论中很受欢迎,他们显然没能代表大众意见。

显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接受了严格的指令,要求他们如何回应这一事件。一些高层政客在没有证据前就迫不及待地将斯诺登称为“叛徒”。而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对这一论断不敢苟同。单一政党和其在产业中的利益团体为了自身利益来推进他们所认定的“真相”,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民主迹象。

部分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之前提到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因为人们不再相信政府具有高效运作的能力。这不仅是制度好坏的问题,如果人民相信政府,尽管政府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依然能够比较有效地行动。不过,一旦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即便政府有再多好处,也无法再有效行动了。市场逻辑的扩散也成为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民众已经被驯化为消费者,选举新任领袖就如同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中做出抉择一样。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非民主的选择。跨国公司设定这些产品,并在民众知情前决定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会考虑百事或可口可乐是否有利于美国的未来。这与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择是一个道理,决定由企业财团做出,而民众无法参与其中。

诚然,在中国赋予每个人一张选票固然不错,但是,如果中国复制美国的政治文化,那将成为一场悲剧,并且不会带来任何的民主。我提供的答案是,中国从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民主的先例,并以全新的、创造性的方式对其加以利用实施。过往的经历为中国与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后,在中美各自的成功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美国人和中国人可以携手为国内与国际的民主开创新的模式,包括将更新各自政治系统的全球参与型民主体系。

 

接下来,我要言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不能言,即为了努力打造新的体系来实现善治,中国在过去六十年所实行的政策中有一些值得我们再度加以检验和思考。这不包含任何先验性的判断,只为了在前进道路上,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或许有能力运用他们的创造与革新力为民主打下基础,为世界开创新的模式,并以此启迪美国与欧洲。

让我们试想民主在中国的可能形态: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贤能之士能进入政府,在权威岗位上长期供职,从内部维护为民服务的政府的完整性。若没有一个具备内部改革能力的强大、健全的政府管理系统,善治便无从期待。因此,首要之举在于找到途径让年轻人尽早进入政府工作,使政府公职成为年轻人的最佳职业选择之一。诚然,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将公务员视为上等职业,因为那是能为自身牟利的“铁饭碗”。但其实,那种工作已经失去了“政府”的真谛,不再是为了给普罗大众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和更好的经济体,其初衷变成尽早挤入体制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的体系不需要变成那个样子。尽管我们无法通过下达法令要求人们变得更加高尚,但是,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加入学校或社区的团体中,参与各种各样的团队活动,并让他们通过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然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公民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与政府机构互动的过程,向政府提供意见,也接受政府的建议。这种交流与互动能够改变政府的性质。

政府部门的工作固然应该是稳定的,但是服务民众的理念,超越单纯满足个人需求的宏大目标才应该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虽然期待所有政府官员都持有这样高尚的理想不太实际,但我们至少需要能够激励、影响他人的中坚力量。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到,“民主”这个概念意味着政府既要回应民众的需求,同时也要反映民众的意志,而这两者并非完全一致。有时,人们会被那些满足他们感性或即时需求的人所误导。政府必须既要代表民众的意志,又要囊括一群真正以人民长远需求为己任的人。民主的建立不仅要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且对国家未来50到100年长远需求的评估,也必须被包含在决策过程中。这一部分才是民主绝对的核心。我们必须为后代的利益着想。

此外,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把企业视为“选民”的民主,亦非允许个人或家族用金钱来收买影响力的民主。这一过程虽不尽完美,但只能通过创造一个民主的社会得以实现。如果美国或中国希望成为真正的民主政体,那么公司、地方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各阶层群体的关系都必须具备民主的性质。虽然美国宣称自身是民主国家,但与此同时,却由独裁体制般运作的公司所组成,这是不可忽视的矛盾现象。所有的机构必须在本质上更加民主。

最后,民主不仅仅关乎选举。实际上,选举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应该有机会与政府官员进行互动,交换意见与看法,将名义上的共同治理落到实处。这一政治文化的变革可能比选举更重要。如果政治家被选举上台后就不再以身作则,,那就等于没有民主。美国的情况是,虽然有常规的选举,但是政治家一旦被选上台就成为实质上的独裁者,缺乏对基层民众的责任感。现在没有制度保证官员在位时能与普通民众保持互动。在美国,与政治家的互动主要由游说公司通过游说形式完成。而这些游说团体将他们的影响力视为“提款机”,用一切手段确保再没有别的人能对政治家施加真正的影响。我们需要谨慎地避免这种对民主的误读。 中国人可以向美国学习民主的程序,而美国人同样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

我希望中国不要天真地认为有某种民主形式可以让他们直接照搬。中国的民主必须“中国制造”,世界上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已经腐败到对于中国毫无借鉴价值可言。我们需要共同创造出新的形式。我认为中国人具有这样的创造力,并鼓励他们与美国的有识之士携手共进。

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论述了古希腊所实践的民主制,他将民主比喻为“剧场政治”(theatrocracy),一种通过戏剧般的展示来彰显政治权力的系统。柏拉图认为,民主最终沦为场面形式,通过向民众的表演来合法化自身,故意塑造出合法性和美德的表象,却不具备实质意义。最终,领袖为人民搭台唱戏、给自身行为正名的过程演变为贯彻自我意见的专制暴政。他指出,专制者正是利用政治剧场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柏拉图建议,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哲学王国”(philosophia)来培育正义感和美德,无论对于政府和个人都是必要的。其实,柏拉图所提倡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古代盛行的“斯文”文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很多方面附和这一看法,在我看来,古希腊与儒家的观点具有共同之处。真正的民主需要一群贤良之士以公正和美德作为最高准绳,不与“地主”和“财主”同流合污,而是努力维护一个健康的政府管理系统。仅仅依靠选举和投票来确保民主,只会沦为政治闹剧和大众剧场,而普通工薪阶层永远不可能完全参与到政治议题的复杂讨论中。

强大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吸引人眼球的形象和言辞来操纵普通民众,这种情况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愈演愈烈。然而,当前民主的唯一出路是,将对政府治理有一套明确理念的、尽忠职守的公务员群体与允许普通民众参与政策讨论的宏观机制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所见的中美两国政府的情况是,政府过于拥抱媒体,却疏远了与民众的真实互动,对执政为民的道德准则愈加漠然。

美国的社会问题是涉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全球性大问题的一部分。将这些问题——腐败、滥权、对普通民众的命运漠然无视、巨大的贫富差距——简单归结为恶人之错很容易,但其实这样的邪恶之人并不多。很多作“恶事”的人实际上认为,他们不过是为了在体系内生存,做了不得不做的事罢了。或者,我们可以将这些社会问题归咎为特定阶层的产生,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不惜牺牲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最近一部美国电影《极乐世界》(Elysium)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影片塑造了一个只供一小撮巨富人士享受的、建筑于宇宙空间站上的完美世界,而剩下的人类则留在地球上苦苦求生。在中国和美国,尽管资源的确有可能被少数人所掌控,但这一事实并非问题的原因,而是结果。

危机的真正起因是复杂的,但我们可以辨识出其中的一部分。首先,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由意识形态的衰落以及精英阶层与大众的疏离所产生的相关现象。

先从意识形态的消亡入手:意识形态是使得民众相信政府、信任人们生活所依赖的管理和经贸系统的一套信念体系。当意识形态的结构足够牢固时,人们会通过畅想更好的体制来忽略当前体制的缺陷。政府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并且常常包含牺牲大众利益、填满自身腰包的体制蛀虫。但只要意识形态强大有力,体系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人愿意忽视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也情愿无视“大跃进”造成的问题,因为政府和意识形态整体上起作用。强大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共同的愿景,一个可能实现的梦,由此决定了个人或团体与体系互动的方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 ideology),亦或是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还有它们在欧洲的变种——法西斯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将不同阶层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给与他们一种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

这些意识形态鼓励人们团结起来,让人们为比他人富裕而感到羞耻,激发出一种社会正义感,使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职员感到每天的劳作具有意义。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些都是源自19世纪末欧洲的社会主义信条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强调,对普通工人生活福祉的承诺应该成为一个健康社会的核心要素。

要说这些意识形态总是对的,或者它们准确描绘出了这个世界,肯定不恰当。意识形态总是被人严重扭曲和操纵,导致了太多的悲剧与虚伪。但是,当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时代中,我们就不得不考虑,那些已经被我们忽视的意识形态或许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那些意识形态过于简单,而且使人感到束缚,但我们不曾想过,也许正是它们支撑起了我们信仰的大厦?我们厌烦这些承重墙,因为它们将大厦生生分隔为令人不快的空间形状,但是当我们拆掉这些墙体后,才发觉犯了致命的错误。房顶坍塌时,我们常常还来不及意识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意识形态盛行时的一大积极作用在于将有能力获得信息、制定政策的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回应他们的意见和需求。掌权者通过工人、知识分子等群体与人民大众相连结。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如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德国亦如是。高层政府官员通过工会、地方组织或者官方群体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系列正式关系。这些群体包括妇女和退伍军人团体。将工人和领导聚在一起的常规会议为底层民众(即便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传达信息给当权者的途径。而这一过程无关民主或选举。在毛时代,政府高官在避免明目张胆的铺张浪费方面明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没有选举,但能做到令行禁止。

二战之后,向更为自由、张扬的个人主义转变的需求再自然不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过于僵化,通过行政手段来强加平等。年轻人对消费文化趋之若鹜,老一代人的世界对于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从前,人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自己的同事、政治团体以及家人在一起。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大量的会议、公共活动和仪式需要参与,通常都是令人感觉特别闷的场合。但是,这些活动将所有人囊括在内,强化了对共同体和社会的认同感。

那种将不同社会阶层捆绑在一起的平行关系文化被抛弃后,经济的属性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首要变化就是道德从经济中被剥离了。经济活动只遵循理性原则,而道德关切不再适用。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认为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就是正确的。同时,个体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只管放肆挣钱,只要人有愿意支付就可以。追问“我是否应该无功不受禄”没有意义,只要有人愿意出钱,得多少薪酬都是正当的。无限制地赚钱被当作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权利。但是,至迟到七十年代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应该对收入加以绝对限制。

如果我们回想20世纪50年代,尽管政府犯下严重的过错,也常常被贪婪的政客所利用,但是就总体的意识形态而言,普通民众依旧是政策和经济领域关注的核心。虽然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主要国家都处于这一政治状态。

然而,在近三十年中,文化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位高权重者努力让自身确信他们是非常开明和自由主义的,但实际上,他们与其他阶层的互动已经完全消失。

我以孩童时期所喜爱的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影片为例,形象地说明美国发生的变化。在伍迪·艾伦早期的影片中,如1969年的《傻瓜入狱记》(Take the Money and Run)与1971年的《香蕉》(Bananas),演员角色都是绝对的中产阶级,镜头中的人物非常普通。他们生活在不大且看样邋遢的房间中,拥有平凡的工作。但到其制作1977年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时,就让人物角色生活条件优越,出手阔绰。而艾伦的电影在1986年的《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一片之后,无一例外地在描绘富裕人家的生活。诚然,这一转变部分来自艾伦个人的生活经历,但这仅仅是部分原因。从前来自美国社会的压力使得人们坚守于中产阶级的生活。那时,就算是有钱的制片人也做关于普通人的影片,这几乎是常识。

在美国,很多知识分子在七八十年代突然发现,以他们的技能可以找到更高薪水的工作。就好像整个社会突然肯定了他们的成就,很快“竞争力”一词变得脍炙人口。企业高管、大学校长或美术馆馆长突然发现,他们可以轻易地另谋高就,获得更高酬劳。他们认为这很公平,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于自身的才能,而非数以千万计工人的辛勤劳作。我们看到,诺贝尔奖和其他奖项逐渐受到狂热的追捧。这些奖项固然一直很重要,但从未像近二十年这样火热。原因何在?正因为诺奖意味着成就来自个别天才的工作,而不是所有人的努力。没有什么比那个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雷锋故事”更形象的例子了。诚然,雷锋的故事有夸大、扭曲之嫌,但是,这样一个无私忘我、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榜样的消失,还是让人倍感失望。

在八九十年代,赚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看起来天经地义。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变化代表着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社会,突破了过去僵化和压迫的社会制度的束缚,人们可以自由追求其想做的事。这种解读固然无可厚非,但仅仅是真相的一半。事实上,先前将统治阶层与工薪阶层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已经崩塌,不再有任何压力使得掌权者一定顾及底层民众的利益。在美国,甚至是工会也分化为不同的阶层:高管阶层的工会只顾着挣大钱、游说政客、与其他企业高管会谈,而普通工人的失业情况则日益加剧。如果四十年代的美国或中国工人领袖看到这样的情形,一定会感到非常震惊。

在近十年内,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小部分最有权力和富有的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量急速上升。但这并非是富人们自身的错,毕竟已经没有任何精神、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约束让他们必须与工薪阶层同甘苦共命运。

就如同帮助人们创建民族国家、稳定经济运行的意识形态一样,限制每个人挣多少钱、干什么工作的意识形态也消亡了。由此,像史蒂夫·乔布斯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可以聘请价格高昂的公关公司将他们塑造成“圣人”和“平民大众之友”。这些企业高管瞬间成为媒体报道中的公共角色,而从前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有这一待遇。曾使得美利坚合众国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被埋葬了。

我们习惯于认为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多少属于天才,但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是操纵体系为自身利益服务罢了。他们能够从银行拿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资金来购买贤才和创意。这一过程并非天才之举。如果你我也能从银行借贷到那么多钱投入工作,我们也能做得如“天才”一般。现在,这样行为已被普遍接受,因为之前对其加以限制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我们变得只从最狭隘的道德意义上(通过其人品)来评判一个人是好还是坏,而不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在我的孩提时代,美国很多官员出行从来不坐商务舱,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原则,工薪阶层不坐商务舱,那么经理们也没有理由享受。但在中美两国,这种想法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我们只要有机会享受,从不觉得这是奢侈。我从不坐商务舱,也不在任何情况下享受VIP待遇,这让我身边的同事感到困惑。但是,无论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或美国,绝不会有人质疑我的行为。最近,我就拒绝了乘坐商务舱去参加一个受邀出席的国际会议,我要求坐经济舱。结果这个决定给团里其他成员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他们对我的“思维僵化”感到相当沮丧,因为这也阻碍了他们享受商务舱的机会。

我父亲现在不会再对飞头等舱感觉愧疚了。当前,很多美国人的思维也“与时俱进”了。他们对妇女和同性恋群体的权利问题高谈阔论,大力宣扬诸如要建设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这样的模糊概念,但实际上则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为自身聚敛财富。

在美国五六十年代适用的对个人行为的严格规范和约束(在中国更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三四十年代社会运动和斗争的产物,那时工人们获得了足够的力量使他们可以命令当权者确定国家建设发展的优先顺序。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那是一段危险时期,个人主义或自我实现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那段岁月使得人们形成了对社会公正之重要性的基本共识。

遗憾的是,很多人将六七十年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社会正义观念视作理所当然,也就不再继续推崇相应的意识形态。人们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给下一代灌输社会正义的观念,甚至无需再谈及穷人的存在。

这些是让人感到很遗憾的错误,四十年前很普遍的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观念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一旦人们不再谈论这些观念和政策,那么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人们完全有可能一边认为他们是绝对的自由派、关心社会问题和穷人,而另一边则住着豪宅、被各种奢侈品所环绕。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思想左、生活右”。

先前支撑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衰亡,以至于民主之于美国、共产主义之于中国都沦为了笑谈。

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了解历史和现在,就值得回顾冷战,再度思考美苏对抗(中国也包括在内)的意义。美国和苏联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后期,都采取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手段来重塑国民经济,并且都知己知彼。他们参考彼此的政策,各取所需。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提炼出来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后来成为了40年代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主流经济发展模式——即便这些国家避免使用“社会主义”的字眼。而且,它们是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盟友,这种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上、极权性质的社会主义形式,与美国和苏联所推崇的多元文化和全球主义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并且美国在三十年代时还存在庞大的共产党组织)。美苏两国都希望创建一套以他们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用对未来的憧憬拉拢其他国家,而法西斯主义者缺少远见、更具毁灭性(日本也曾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但在很多关键方面与纳粹德国不同)。

然而,美国与苏联显然拥有截然不同的政府管理系统。1938年的美国正向社会主义迈进,但与此同时,也继续保留了众多的私营企业,只是将之置于更严格的管控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将罗斯福总统形容为“拯救资本主义的人”。而在苏联,私有财产被剥夺,政府之外的所有机构、企业、教堂和非政府组织全部失去了权力。

两套体系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在苏联,没有机构能够抵抗国家的力量,在斯大林治下,国家权力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美国在政府之外,保留了私企的空间,虽然有很多的矛盾存在,但毕竟意味着美国是个更自由的国家,也因此没人能像斯大林一样独掌权力——尽管当时也有人试图这样做。

当时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即混合了资本主义私人投资和社会主义机制与国营企业,由此创造出了一个更平衡、复杂的体系。

然而,当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开始转向更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商界的压力下,政府启动了很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并削弱了政府内工会的权力。并且,美国认识到其有机会扮演曾经属于大英帝国的全球大国的角色,然后花费精力来接管英国控制的海上通道和中东的石油。这样一来,美国就把其重心从社会正义转移到了对全球资本的控制上。

或许,美苏之间冷战的爆发不可避免,双方都具有全球野心,用不同的目标试图说服其他国家加入各自阵营。冷战无疑是场悲剧,人们生活在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持续恐惧之下。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冷战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由于彼此的挑战,都对各自的政策予以了修正和改进。两大阵营使彼此都没有越位或掉队。

尽管资本主义曾是极具剥削性的制度,但日本、韩国、台湾或美国在实践中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的调整,让其不再具有过度的剥削性质,因为这些国家深知,他们面临着来自共产主义的实质威胁,如果不展现出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他们将会丧失政权。

像台湾、韩国和日本一度拥有两种体制的最佳结合形式:对普通民众在教育方面和基本收入平等的承诺,对财富积累的有力约束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具有灵活性和资本主义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从市场经济中汲取要素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潜力。虽然苏联、中国和朝鲜在六十年代也表现的不错,但他们的官僚体系最终将其拖垮。到八十年代,苏联终于开始大幅度地落后于美国。

1987年我从大学毕业,1988年赶在苏联解体前去东欧旅游了一趟。那时,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非常自信,似乎我们的制度比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要优越很多。但我们那时的看法过于天真。

虽然,美国因为具有更灵活的经济体系和更强大的文化力量而战胜了苏联,但是胜利的代价也格外巨大。美苏两国就如同连体婴一般,虽然美国对苏联的崩溃感到幸灾乐祸,但实际上双方体内流淌着相同的血液,2000年之后,这种同质性终将会把美国击倒(并非由于经济问题或者是资源和专家的缺乏,而是由于内在意识形态的矛盾)。

美国坐拥一切,并且在地缘政治中占据极好的位置,但是这个系统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冷战期间,军队的作用是什么?美国曾试图用其财富和立场达到什么目标?意识形态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结果便是缓慢的思维转型。最终,享受生活,并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成为了问题的答案。一个“胸无大志”的消费主义社会就是最终结果。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军队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利,银行通过将年轻人拉入债务的泥沼来保证银行的岁入。这是一个缺乏重要远景或规划的系统,哪怕连妥协性的、腐朽的目标都没有。

没有了来自左翼的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就不再出现反对美国行为的声音,也缺少了用另一种蓝图来改造世界的呼声。缺少了另一端的平衡力量,美国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资本主义的极端矛盾中,正如二十年代和更早前的例子一样:政治权力被少数精英所主导,在市场中形成了只有利于大资本持有人的剥削性资本主义体系。

在六七十年代,我童年时期的美国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家,而是处于从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转型为极端商业中心主义的经济体制的过渡期。到八十年代,很多美国人对新的“改革”感到满意,因为我们似乎从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有机会实现自身价值,想挣多少就能挣多少。我们对由此导致的巨大经济不平等浑然不觉。

在中国,存在类似的意识形态变迁。突然间,人们为能够挣钱和过上所希望的生活而感到兴奋(看上去就仿佛获得一种新的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机会)。但是,只有在我们对由此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视而不见,忽略对过度沉迷消费社会而带来的环境成本时,那种“自由”才称得上真实。

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如果你想从身边的媒体中寻找答案,那将会一无所获。媒体只会告诉我们要更加具有“革新力”、“创新力”,媒体提供的主流答案显示,现实情况并不糟糕,如果你再多消费一点就会感到快乐。主流媒体或许根本不打算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这点上,中美两国的媒体并无差别。

但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逐渐改变我们的社会。我们可以从彼此交流、彼此启迪开始做起,为未来构想目标、表达看法。这些努力并不需要庞大的群体,少数人就可以开始改变人类发展的轨迹。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一个年轻人的互动网络能超越跨国公司间网络的世界,那么我认为,未来就在各位手中。你走出去与朋友交谈,话题不再是美食或电影,而是谈论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如何创造一个全球网络来治理岌岌可危的世界。

很多行为只是举手之劳:感谢为你提供食物、清理学校或办公室的工人,感谢那些保护你、帮助你的人,告诉他们你赞赏他们的工作。当你在做公共演说时,不要忘记告诉观众那些奋斗在各自岗位、使你的工作生活成为可能的人们。我始终不忘向孩子们强调向工人表达尊敬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所急需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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