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的未来

第九章 中国的未来

多元历史成就未来中国

想要探讨中国的未来,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类不可能做出完全的创新。那些所谓的“创新”,实际上只是重复和翻新了一些已有的文化代码,而这种重复与翻新,事实上或许比想象中更陈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并没有必要为了脱离原来的世界而去尝试一些完全崭新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根本无法知道下一步正确的路该怎么走。

然而,今天的中国却在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是史无前例的。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同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仍在激增,而构成庞大人口数的群体形象,确实过着一种奢华消费的生活方式,并且其消费能力还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也拥有了一支可以巡弋世界的海军部队,正在以空前的影响力介入非洲和南美国家的内政。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在历史中找到明确答案的全新挑战。对当今的中国来说,它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采取怎样的应对政策,而是中国人是否已经有了对于未来中国的一个基本构想。这个构想不应该是简单地照搬美国模式,也不应该是再走一遍中国以前的老路。中国人到底能否构想出一幅崭新的蓝图?

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其实人类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从过去找一些能够让人获得激励的榜样,或是英雄形象来鼓舞自己勇往直前,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实,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总是建立在一种既定的模式、或者文化基础之上的。虽然我们总是想要提出一些新鲜的设想,但事实上都只不过是对千百年前曾出现过的事物的一种重复而已。如果去看看那些有关未来的电影和照片,就会发现它们总是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只有当我们真正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构想之时,才能够创造得出一个崭新的未来。

正如中国人在努力设想他们的国家在未来会有多强大、在国际事务中会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时一样,限制他们的不是其他国家的影响或者干涉,而是源自他们自身的有限的想象力。

中国不应该单纯地效仿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或美国这些传统大国已有的发展模式,而是应当认真地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而为其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思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此一重新审视历史的过程。

在一些近期流行的广告或是图像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总是令我无比担忧。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中国,抑或是它究竟有多么强大,而是中国在定义它在世界中所扮演的新角色时,又效仿了一个怎样的模式。

我想以盛清作为中国强盛期为例进行探讨。通过中国的一些影视作品,我看到的有关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的形象是高度敛财和中央集权的。虽然他们的形象有时会被塑造得很模糊,有时又会详细到包含他们的真实肖像,但不管怎么说,从这两位皇帝身上可一窥大清帝国的面貌。

可惜的是,康熙帝和乾隆帝都不是能使中国向前发展的正面教材。不仅是他们高度的中央集权,尤其是特别设置秘密的安保系统来保卫皇宫,以至发动了残酷的对抗官僚的战争……这都体现出了一种极端的不民主,并且给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种下了祸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两位皇帝虽然代表的不是中国文化的高度,但却是中国文化走向灭亡的开始。我们可以从曾静的案子看见那个时期清朝官僚内部的斗争。从这一案件和乾隆帝对于此案的处置,可以对盛清的权力制衡有所了解,同时也会发现这样的权力分配结构是很难得到平衡的。十八世纪的清朝皇帝们制定了残酷的规则,致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在各种官僚斗争中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国家的未来。可以说,正是这种盛清时代的中国文化直接引发了那些否认事实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官僚行为,这也招来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悲剧。因为中国人已经不会对他们的未来做任何战略性的思考了。

讽刺的是,可能中国人对于盛清时期的兴趣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美国近来在很多方面都与晚清时代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权力争斗像极了乾隆时期的官僚斗争。中国人一直希望能够通过了解美国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大国,以及如何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因此毋庸置疑,美国的国家制度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是产生了诸多影响的。

不过,这样的现状其实是令人感到难过的。如今的奥巴马总统正在日渐失去他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力。作为一个总统(或是皇帝),如果太看重权力,就会表面上虽像是在独揽大权,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却正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奥巴马看起来像极了乾隆皇帝。

清朝并非能够代表中国的唯一例子,并且很显然地,它不是最好的代表。因此,在中国考虑它的未来蓝图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把目光局限于元、明、清这些有着严重中央集权现象的时代,有很多其它时期的统治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例如宋、唐、汉,甚至是元,又或是小至春秋时期的周,抑或是北魏乃至辽。当然,这些朝代中没有一个是能为现代中国提供完美典范的,但每个朝代都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制度上的创新。现代的中国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国找到一些对政府有启迪的新思路。可以借鉴的地方其实有很多,例如宋朝的创新之举:它允许寒门子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忠诚升官谋位。

通过反观宋朝,现代中国可以学习它是如何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平等关系的,从而找到与世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的方法,以此避免成为一个像清朝一样跋扈且没有自知之明的国家。

由此,我想在此说明的,其实就是中国如何才能通过反思它本国的历史从而找到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到甚么先例,用以帮助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我认为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学生在校学习国际关系时面临的知识局限性问题。学生们开始学习国际关系时,一般都是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和拿破仑战争学起。但是,其实有很多在东亚国家中出现的治理国家和解决国际问题的好方法,都是不为那些政府研究专家或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所熟知的,甚至对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来说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错误啊!中、日、韩这三国在治理国家时的智慧,有时比欧洲的经验更值得学习。可惜的是这些中国学者都并不知晓这一点。中国人所接收到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教育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这导致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忽视。同时,他们接受到的以西方学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也都忽略了亚洲范例的重要性。

 

21世纪中国文化的意义

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有关日本和韩国的研究工作,而后又在韩国工作生活,但个人对中国和其传统文化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以及其文化之于我的意义从未减少。对我而言,中国本身所含有的独特魅力一直在深深的吸引着我,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从未停止过关注中国。 自1985年赴台湾大学交流学习后,我又数次访问过中国。虽然更多的是出于公务,但每一次看到中国巨大的变化,都令我感受到了蕴藏在这个民族深处的力量。

在其他国家度过的时光中,我对中国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也许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看待日本与韩国社会里中国传统的全新视角,包括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宋代文化对韩国的影响。通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我不再认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能代表中国伟大传统的全部,甚至连一小部分也不能代表。

中国的历史虽然背景相当复杂,但并不妨碍当代中国的发展。每一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断推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前行。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主线清晰,据此可观中华文明的演化进程。然而美国的大多数中国专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往往忽视了对中国文化以及人民的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就像两千年以前的罗马帝国,给整个欧洲带来空前的震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是具有全球性的,这两千年的影响很大,对于欧洲的影响也不少。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恢复中国真正的传统: 一.以农业为国家之根本;二.把经济当作“经世济民” ——一种包含道德因素的领域;三.强调具有几百年继续性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方式,并把这些传统作为世界的模范,那么我们的地球或许还有希望的曙光。现在中国的国际角色越来越重要, 如果中国能够重新实现其固有的可持续农业经济和生态经济,中国可以给全世界带来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如果其他的国家效仿中国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可能还有希望。否则, 如果中国展示给发展中国家的只是极端的消费, 不考虑环境后果的经济发展, 那人类的未来无法乐观。

我还是一名中文专业的本科生时,我所听到的是中国注重农业发展的传统制约了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认为中国太过落后,不可能迎接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看到事实完全相反。我更相信金教授(F.H. King)的理解。来自美国的金教授在1911年造访中国,并着有《四十个世纪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在这本书中,金教授认为中国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传统是正确的,而“西方”却是在走自我毁灭的道路。也许如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能够重拾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趁现在还没有为时过晚。

其实18世纪的欧洲人本来是很佩服中国的农业传统的。法国出现了一个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此学派主张更为体系化的国民经济制度,且认为农业对经济至关重要。中国在社会平等方面体现了重农学派的理念。中国政府积极回应农民的需求,使之能够免于因没有向地主缴纳应缴的地租而遭受到不公的待遇,或者平民的诉求得不到关注等现象。中国也向欧洲展示了与政府服务相关的教育事业并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介入。欧洲人渴望一个完备的公务员考试体系,以及对农民的尊重。当然,这种对中国的设想太过理想化,但其影响却异常深远。 而且,如今我们面对着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或许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很多。

 

回顾孔子在中国的地位,我们看到人们对孔子的地位有所争论,某些情况下韩国人甚至不遗余力地宣称孔子是韩国人。我不会装出一副能够理解这些争论的样子,而且幸运的是,我可以用中韩之外的局外人眼光看待这些争论。我认为无论中国人对这些争论有怎样强烈的情绪,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与道德权威性的方式并不是狭义地宣称孔子属于中国,而是将孔子作为中国传统的核心去推崇,弘扬孔子面向天下人的讲学之道,接纳天下人传承他的智慧与学问。我完全不关心根据DNA的鉴定结果谁是孔子的后人,我相信全世界人民也不会去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孔子的道德教诲能如何拯救我们,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若中国能够拥有更加宽广的胸襟,定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孔孟当然是中国的圣人,但也是世界的,正如同英国人将莎士比亚与世人分享,故今日莎翁的影响深远,其影响也扩散至全球。英国的文学文化也得以被全世界的人们接受、尊重和认可。我们能否暂且搁置孔孟之争这个问题,着眼于世界文化的传承,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去保护、投入更大力度去推广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呢?

在中国的众多文人中,我最尊重的人如王安石、司马光以及海瑞、朱云这类政界文人。他们并非仅仅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而沉浮官场,乃是真正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出仕。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些中国文人的胆识、气魄和思想令我深深动容,并愿受其影响、跟随其引导。由此可见,这些文人形象也可以是全球性的,他们的诗作、事迹能够给今日的世界带来更多与往日不同的积极能量。对我来说,他们比拿破仑、丘吉尔更伟大。

如果中国人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其他国家的人民则也会尊重中国;如果中国担负起大国的文化责任,将自己的文化推广至全球,其他国家也会效仿学习,而不仅仅只停留于尊重。如此一来,中国的领导力及其文化影响力将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领袖的中国绝对不是盖更多摩天大厦的中国,而应该是传承农业传统的中国。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传统能够给全世界传达许多知识。除了农业,中国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行政。中国有着创建可靠而且道德崇高、关注民生的政府的优秀传统。尽管中国并不能总是成功地组建杰出的政府,但这不能妨碍我们看到中国在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一个各国政府都沦落为服务于少数特权阶级的剥削工具的时代,善治如何可能?没有有效的政府,我们无法解决气候变化或是任何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问题。我并不确定如今的中国政府手里是否攥着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我认为伟大的中国行政传统早已把答案藏在了某处。

公务员制度就是国家成功的钥匙,特别是近代国家。如果没有系统的、复合行政制度,所谓民主的“选举”活动也将无法展开。没有客观的管理方法,社会问题不可能得以解决。国家的命运是由健全的政府决定的。

诚然,目前的许多选举活动都无诚信可言,或近乎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如果希望选举票数得到客观的统计与分析,希望选民获得候选者及其政策的可靠信息,希望不只是权贵才有机会获得选举资格,希望有效的监管机构来防止腐败滋生, 就一定需要一个能晋用有独立性、有信念、有实力的人才的官僚体制。没有一个强有力、专业化的公务员制度,就很难有任何形式的民主。

中国于公元前165年(或许更早)便开始采用科举制度。到宋朝时,开始实施更客观、更科学的“公务员”制度。对能人的客观考核从那时便开始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

西方人常常讲到希腊的民主思想,用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来鼓舞人心. 但古代希腊的“民主”与我们今日所言之民主并无太大关联。本来雅典行政过程中进行决策时,是由一小群氏族, 既拥有土地的贵族通过投票来解决问题。但这种民主的时代背景是奴隶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手中毫无权利。只有小部分精英群体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参与投票。

中国古代(理想上)让每个人都有权参与科举考试, 而在西方,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通过公务员考试。

 

  • 民主的历史

十七世纪实际上是欧洲探索中国的时代。与美洲大陆的“新世界”不同,明清的中国在多方面比欧洲发达的多。当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时,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众多欧洲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用法文、拉丁语和德语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他们写的书在欧洲成畅销书,并广为流传。其中包括:

《孔子,中国的哲学家》(1687);

《中国札记》(1735) (共四卷)

《中国通史》(1777-1785) (共13卷).

《中国科学与艺术史研究回忆录》(1776-1814) (共16卷)

欧洲人对18世纪的中国文化、科技及行政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风”这个叫法最为流行,也就是指中国装饰品及室内装修风格。欧洲的沙龙(salon)中谈论最多的往往是中国文化。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知识分子很怀疑中世纪文化的单一性和封建的思想。他们憧憬的是重新追溯至罗马和希腊时代的文化。但很显然,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化都未能给面临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等诸多复杂难题的现代国家提供任何可借鉴的经验。中国的科举和士大夫文明则不一样。遥远的中国提供给欧洲知识分子的治理体制很有实用价值。而且士大夫不依赖国王也不依从教皇,在组织上也能用客观的方法考虑国政,监督君王的权力,处罚腐败的贵族。事实上,18世纪的新政治概念跟中国文化有关。

近代民主主义之父是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伏尔泰写了许多书呼吁欧洲人建立一个自由的、透明的、有理性的政府,建立受人民尊重的行政制度。中国的理念之所以如此吸引伏尔泰,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很先进,也因为中国帝王信奉孔子学说,将一般民众视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当然,伏尔泰不是儒学专家,而是从孔子的思想中寻找他所需要的制度典范。

伏尔泰将孔子画像挂在书斋的墙上,并称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哲学家掌管的国家。他这样评价中国:“中华帝国的行政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

当时的欧洲存在极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即宗教力量,尤其是天主教的圣堂和教皇控制了国家20%以上的土地,并且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在伏尔泰的心目中,中国拥有先进而科学的行政方式,并善待知识分子。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用客观的方式选拔有实力的人才治理国家。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认为中国能够提供未来国家治理模式的范例。儒家思想给欧洲一种全新的理念,并对欧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伏尔泰的呼吁标志着近代民主的开端。

在伏尔泰的剧作《赵氏孤儿》(1755)中,他刻画了被蒙古人征服下的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他们伟大的文化、个人的道德伦理及治国才能最终战胜了蛮族。对伏尔泰而言,中国代表着一条通往良好政治的道路,而并非由统治者任意掌控。伏尔泰认为,在欧洲一切完全取决于君主和地方贵族,所有的行政制度都是在维护世袭阶级的利益。而在中国,却存在着第三种阶层:士大夫——不仅服务于权贵阶层,同时也监督王权。

德国教授莱布尼兹(1646-1716)也将自己的家称作“中国知识的情报局”。为了探寻人类如何能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政府,他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文献。在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的年代,他写道:“我认为有必要派遣中国的传教士到我们的国家,来传授给我们自然神学的宗旨和实践方式。”他认为中国有潜力建立一个良好的理性政府,并且这个政府不以宗教为基础——这才是民主的精髓。

中国的科举制度对欧洲为产生了深远的吸引力,能够基于个人的能力选出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并让他们各司其职、服务于帝王。欧洲的知识分子喜欢中国的士大夫,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皇帝的鹰犬,也不是封建领主,而是效忠于国家的贤能之士。关于科举制度和其价值的讨论直接引发了1775美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法国1791年时,公务员考试作为民主新革命政策被建立起来。起初,这套系统效果并不理想,但在 19世纪40年代得到重新改进,并形成了当前法国官僚系统的架构。中国带给法国的启示,深刻而又清晰的体现在了法国当代的作品中。

而在英国,18世纪英国对于公务员制度的需求也日益呼声高涨。1806年,东印度公司创办了一所大学来培训员工在印度从事行政工作。这套全新的行政体系对行政人员的从业资格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并引入了考试制度,这是英国的首次尝试。曾在中国就职的外交官泰勒•梅多斯(Taylor Meadows)所著的《中国政府和人民随记》(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的出版就是一次重大突破。梅多斯认为英国必须拥有一套公务员体系,因为“中国皇室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拥有良好的政府管理,公务人员都是基于才干和品德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官员良好的教育背景、高度的文化素养及强烈的责任感令梅多斯印象深刻。

1853年,英国政府曾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启用公务员体系,并声称“政府官员的升迁调动应该基于个人才干,而不是某些人的个人偏好。”第一个公务员委员会于1855年建立。1868年,美国国会议员托马斯•简克斯(Thomas Jenckes)提议使用公务员体系,他在提交报告里用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描述中国整体的情况。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该公务员体系的提案,并随后逐渐成为了世界霸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开始逐步采用、实施中国的统治理念时,中国恰恰在此时,也就是鸦片战争后,开始衰落。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行政方式给英国和美国提供了灵感,但是中国已经失去了代表性。正是中国人带给世界这样一种理念:公务员能成为对抗国王和封建领主的一股力量。这在欧洲的近代化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也正是中国人告诉他们,理论上,人人都有权利参与到政治中去。如果没有这些理念,就不会有现代民主。[1]

 

 

中国的科举与考试制度

一般中国人可能对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有模糊的记忆。或许从高中的考试能联想到妨害中国现代化的封建主义与科举制度。那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因此,当我说科举之类的制度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方法时,中国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很惊异。

当然,我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我所说的应视具体情况而言。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正是中国古代能够吸引贤能之士参与统治的、科学的科举制度,激发了18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现代民主思想。没有强而有力的官僚体系对统治者的强权进行制衡,民主就很难得以实行。毕竟,在众多选举中,斯大林都获得了绝对多数的支持。问题不在于投票或选举,而在于官僚体系无法真正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权。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儒家传统并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传统,而恰恰是宝贵的遗产,其中包含着经过改良后能为我们的时代所利用的无限潜能。中国有着四千年甚至更久的有关教育、生产及农业的管理,以及有关制度设置的历史,这正是我们能够从中探寻并借以创造未来的百宝箱。我完全不觉得过去是我们所应抛弃的。

不过我确信,我们应当将我们的讨论范围限定在明清两代,并且就如何更新历史以应对未来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做到创新。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优良的传统,而不是仅仅从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中获取并不能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已有政策,那我们就能够取得成功。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美国人要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中寻找解决21世纪治理问题的途径。为什么他把科举制度看作是寻找解决美国及其它国家的社会顽疾与社会矛盾的希望所在?首先,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可以简单地加以照搬并应用。该制度必须加以大量的修改和重塑。我所提倡的应用过去的制度并不是怀旧,而是经过对其它治理模式的探寻后的精心设计与考虑的结果,而这些模式的必要性经由制度上的修改而得以凸显。

就美国而言,这个国家已经泛滥着制度性的衰败、无限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受教育阶层对于国家状况以及普通民众的冷漠。政府愈发只为极富阶层服务。政府当中的专业人士正加速失去他们制衡富裕阶层的力量。虽然许多美国人努力阻止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的游资炒作行为买单,抑或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并未能够阻止腐败。

美国的媒体已显得如此偏颇扭曲,以至于大部分基本的经济、政治议题都无法得以报导。而国会是如此地受制于大财团,以至于民众的呼声无法得以响应,并且国会也无法在讨论中向民众证实政府多少还是能够应对他们的需求。司法系统亦是如此:传统上理应对政府的其它部门进行制衡,然而却丧失了其独立性,并且面对大多数大财团和既得利集团时,奉行利益至上主义。

接下来是总统领导下的行政部门。该部门曾经是一个改革的平台,一个普通美国民众视为能够修正地方上不公正的权力部门。但是今天,行政部门已经如此彻底地被资本利益集团所淹没,并被强硬的、好战的军事团体所操纵,以至于它无法担当自己的角色。

美国社会的腐败如此严重,以至于由内而外的改革显得并不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政策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期望选出一个新的总统或者议员便可解决这个危机。若要当选,每一个政客都必须从企业获取大量的资助——因而他无法启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如果政府的三个分支以及该系统的制约与平衡(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已经如此腐败,以至于功能尽失,正如美国目前的状况,确信的结果或者是进行大量的政策改革,或者进行革命,抑或二者皆有。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必须十分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在未来,人们如何管制自己,将成为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决定性议题——而我们绝不可小视。

学术界今天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始认真思考政府的治理和全新惯例及习俗的建立,从而激励人们从日复一日的腐朽中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当整个文化都深陷腐败时,找到那样的领导力量则十分不易。有鉴于此,对于中国,美国并没有什么忠言可告,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和中国都困于同样的境地:理想的沦落以及腐败的肆虐。但凡有责任心的两国公民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个全球问题。

对于美国而言,作为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纳入政府实际权力机构中的方式,考试制度的复兴或许是将政府引入其正常轨道的唯一希望。当政府机构不再成为受过教育的美国公民的求职途径,而其职能业已外包给私营公司,多数美国公民便会开始认为政府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对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近一半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就职,如今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做这样的选择。就读法学院的费用实在是太高,而政府部门的薪金却又太低。政府自身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职能:人们,就像消费者一样,假设政府会按照人们的意图去办事,而不是将政府部门作为他们应献身的一个事业。

回归政府部门的高效考试系统,以及引入由训练有素的、且将政府事务作为他们首要任务的官员所组成的整个阶层,或许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力量以对抗充斥着整个政府和社会的腐败。

这项运动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是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尤为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引导年轻人通过基于成绩和责任心的公平考试选择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就有可能重铸美国的希望并且创立这样一股对抗力量:主要由具有前瞻视野的年轻人所组成,对抗已经攻陷华盛顿的体制腐败和资本利益集团。这个问题因人口危机而显得更加深刻:纽约、洛杉矶(或北京、上海)地区人口急剧老龄化,而年轻人口比重则不断下降。当人口不断老龄化且资源优先提供给老龄人口,而并不是关注下一代时,通过客观的考试系统进入行政事务体系并得以升职,或许是年轻人唯一的希望。

我们回想一下就会发现,从古代中国引入的公务员制度促成了19世纪法国、英国和美国近现代民主运动的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举制度于19世纪被引入西方——恰恰是它在中国没落的时期。移植到英国和美国后,公务员制度得以发扬并且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众民主的兴起。但即便是有着中国的根基,在美国兴起的民主,自身衰落的种子也已被种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经济重心从地方小企业转移到大型国企直至跨国企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消费主义主张生活的意义在于个人消费产品的能力,以及体验一种通过符合其身份的品牌与生活方式来体现的优越感。

20世纪70年代消费主义开始脱离民主,而到了90年代,竞选人已经变成了向选民兜售的产品。选民变成了消费者,并且仅仅是选择那些看上去更具吸引力的竞选人,然后就期望那些竞选人为他们解决所有问题,像清洁剂或牙膏等等。此次转变的深刻之处在于人们不再需要参与政府治理。如果某个人看电视新闻并且每两年投一次票,他就是一个好公民。整个政府系统被置于任其腐朽的境地。

事实上,人们不再是公民,他们变成了消费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仍保有一些有效运作的系统,因为道德行为的惯例、习俗代代相传,但是本质上,政府系统自身已完全停止运作。我们所需要的政府应该在一群精心挑选的、有天赋的,并能够做出切实政策决定的人士监督之下运行。

这个任务极为紧迫,因为国会以及行政机构正越发深陷衰退,军队将越发突出地变成唯一能够抵制腐败现象的部门。然而,对军队的依赖加重,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要了解这样的风险,我们只需看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军队,作为抵制腐败政客们的力量,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牢固的地位。许多日本人很自然地支持军队,或至少不去公开反对军队,因为他们认为军队比腐败政客们更值得信赖。那个决定的后果是悲剧性的。2013年,盖洛普的调查统计显示相对于今天的政府而言,美国人更支持军队。[2]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它对美国的未来而言,却是不安和危险的。

 

 

[1]参考资料:德克•布迪教授(DerkBodde)的《西方世界的中国思想》“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一文,载于http://afe.easia.columbia.edu/chinawh/web/s10/ideas.pdf

[2]参见:http://www.gallup.com/poll/148163/americans-confident-military-least-congre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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