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教育

第二章  论教育

我们应该送给子女什么礼物?

我的孩子现在分别上小学一年级和四年级。因为他们年纪还很小,很容易仅仅靠原因和结果来判断周围的现象。但是我希望能通过教育让他们明白:一个现象是很多因素结合的产物。而且我希望教导孩子们正确地看待事物。

试想一下,我们的孩子一直只生活在安定而平和的环境下,而突然有一天这种平静被打破了。如果可以培养他们充分理解并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情况本身并不会让他们不知所措。最关键的是要教他们正确地理解所处的情况,因为根据对周围现象的不同解读,解决问题的结果也会千差万别。理解一些隐藏的原因和矛盾,是日后面对社会或做自己的事情时必不可少的能力。

教育并不只是教授经济或社会的大潮流,还有一些对我们的人生有直接影响的逆潮流,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原因。我们应该通过训练,变得对此更加敏锐。问题在于这不是仅仅通过知识就能使人领悟的。知识只是理解问题的基本材料。如果你想理清头绪,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至少需要一定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

我们看事物是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的。假设我们遇到了问题,要对此进行有深度的讨论。而讨论可能朝着与最初预计所相反的方向发展,并往往成为重要的争论热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准备的话,就很容易陷入问题当中。是坚持自己不被他人所左右,还是迷失自我、随波逐流,这取决于在教育中如何装备自己。我认为教授下一代从小就知晓这些道理,并培养他们对此的敏锐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这样跟我的儿子说:

“如果有人从一种观点来看,那你就得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们要告诉孩子,即使是那些撼动历史的时刻,其中也总是至少存在两种趋势。如果不能洞察这些趋势,就只能看到历史的一面。如果那段历史是被歪曲的,他们就会毫无防备地全盘接受错误的信息。这比无知还要可怕。告诉孩子要经常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现象,这是为了让他们不被卷入歧途。

讲故事的目的并不只是娱乐孩子,而是要让他们学习如何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同一件事,以及为了着眼于将来事物的意义可以如何被改变。当然这都取决于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在理解一个现象的过程中,还应该不断怀疑判断事物价值的标准。当所有可能性的大门都被打开时,才能看到现象的实质。只有用这样的观点去洞察世界,才能最先理解现象,更快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可悲的是,通常年轻人的头脑中充斥的,都是经济学或工程学的知识。他们却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将这些学识应用于更为宏伟的目标。

在当今这个时代,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技术:制造新的机器去处理新的问题,或者是需求建立新的管理机构,那不过是重复人类社会的新把戏罢了。真正的解决方案来自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若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让孩子们有能力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图景、另一种可能性。因此,文学和艺术意义重大:这两个领域可以让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制定崭新的目标。如果我们只是学习技术与管理,我们不过是以看似光鲜华丽的方式,习得那些早已存在的技能罢了,却不会去寻求任何的改变。然而,事实上在我们迫切需要新蓝图时,青少年是当前最可能畅想新世界的一代人。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给国家元首呈递建议书,而是引导启发我们的孩子们去写自己的故事,去把握开创未来的主动权。

编故事不只是停留在写作方面,还涉及到文学领域。要说我们人类最卓越的能力,在于我们能赋予周围的事物新的意义,然后以此创作出不同的故事。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价值要比在经济、法律或社会领域的成功更重要。

文学,特别是能将故事编写得颇具创意的能力,可以说是一把重要的人生钥匙,能帮助我们应对各种影响人生的情况。我们在社会中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外来的挑战。如果具备有创作出具说服力的作品,那么在困境中也可以洞察一切。这也是能最快地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的捷径。

创作故事的过程中需要想象力。我经常问我的女儿:“你要在故事里加入什么角色呢?”孩子就说:“有公主、老虎、兔子还有狗。”我和孩子们一起编故事时,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探索创作故事的方法。无论周围的条件怎样变化,还是要能把原来的故事编得合情合理。我认为这种能力是造就领导力和未来规划能力的本质要求和条件。我们通过想象来完成故事创作,又根据故事改变具体的情况。反过来,即使情况发生改变,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许多失败的人不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来改编故事情节,因而被外部的力量所击垮。这种能力不仅是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也是改变世界的新力量。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不是源于大企业、国家或者社会团体。这种力量呼声虽小,却也能成为震动人心,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孩子也能拥有这种洞察社会的能力,这也并非不能实现的。

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应该说,如能看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另一面,就一定能改变世界。应该让学生们明白,即使这样做困难重重、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具有相当大的价值。而且应该教导学生,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如何聚小流成江河,将微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即使为了改变世界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屈指可数,也一定不要轻视他们的力量。迄今为止,我们的世界就是由这样一群人来改变的。”

如果一些人真正想做一些对大众有意义的事,并把影响扩散到自己的周围、所居住的城市、国家,甚至全世界,那么他们的力量聚集起来一定可以带来不小的影响。为此就应该从教育开始,开出治本的处方。目前为止,教育这一对未来的投资中还有很多部分被我们置之不理。这是因为教育仅仅被看作是停留在知识储备层面的生产,这更不幸成为主流观点。现在我们应该让孩子更注重变化,认识到变化的能力不是光靠储备知识就能形成的。应该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掌握其征兆,而且要训练孩子们读懂事物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训练中,读书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也不能只靠读书。读书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我,洞察并透彻地理解历史的变化,帮助孩子更准确地预测我们的未来。

但是盲目的读书却是毫无作用。有人虽是文盲,却对人情世故有深刻的见解;有的人虽读书无数,却对自己眼前的问题都毫不理解,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读书。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在于充分理解故事的复杂性,这样孩子们才能学会设身处地的去对待和理解他人。阅读之后就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设想这个人怀揣怎样的计划,内心面对怎样的矛盾、不同的欲望。如果小孩能够在想象他人心理的同时,也能构想一种更好的世界,那便是最重要的能力。所以读书不仅是为了更丰富的体验、更快乐的个人“嗜好”,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进步的工具。

他们学习那些“需要学习的东西”,这是非常关键的技能。当决定那些是需要学习的东西时,我们总可以一往无前、投入学海,但是知道那些才是应该要学习的东西,却并非可以轻易掌握的能力。或许文学是最好的教学方式。

应该让孩子们明白他们应该学什么?他们如何制定个人战略来追求更好的未来?讲故事就是克服被动的态度、摆脱宿命论的思维。教育孩子的根本目标是怎样看待世界、怎样去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怎样提出更好的方法,而不仅是掌握片面的知识。

假设有人告诉你一件产品或者一项政策有益于我们的环境,你如何判断他的主张是对是错?他的话为什么令你信服?如果你判断他的话不可信,你又是根据什么判定他的观点自相矛盾呢?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有的人则被华丽的辞藻或各种术语迷惑。如果过于拘泥于书中的知识,就会失去自我,被对方的话牵着鼻子走,结果深陷其中无法脱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只是不加思考地读书,结果把书中的知识当作是自己思考的产物。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又或只把读书当作兴趣。这种方式的阅读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读者无论读多少书也只是在读文字,完全无法体会书中所探讨的人物和现象,更无法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何看待事物总是取决于判断。我们不能光为了解某个事实而读书,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接受书中的内容,并仅仅通过读书来确认其正确性。读书时,应寻找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样就能找到一股不一样潮流,这股潮流与在历史和社会中非常重要、而且人人皆知的潮流大不相同。

如此一来,眼前的一切都不同了。在孩子眼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与我们一般认识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不是一个自私利己而是一切都和谐的世界。世界就像结构复杂的齿轮一样旋转运行,而孩子们只有在他们充分理解这结构后,才会成熟起来,并能用多种视角来观察世界。这样看待世界时,一切价值和美丽都可一览无余,他们也能逐渐理解自己以及周围的事物。

例如,有时我想从道德的角度向孩子们展示这个世界,并让孩子们找到价值的根源,学会珍惜和感恩。干净的街道上会留下汗水的痕迹。虽然我们看不见,但这是因为有人在深夜打扫,街道才会如此干净。价值的根源就是劳动,应该教给孩子要感激清洁工的辛勤劳动。我并不会对孩子重复讲述这些道理。在孩子面前身体力行地向别人表示感恩,比千言万语更能让孩子切身体会并接受。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吃的、穿的东西,都包含着他人辛勤的汗水。无论受过多少教育,积累了多少学识,如果忽视那些为自己付出的人,就不能理解这种价值。帮我们打扫屋子和街道的人,在公共机关工作的人,甚至是身在远方却助我们一臂之力的人们,都是在帮助这个世界正常地运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劳动,也就不会知道自己劳动的价值。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认识——既了解自己也关注他人。当我们从另一种角度看待世界时,这将会成为现实。

 

 

解密美国大学教育

我离开大学教育已有多年,但我想自己还是可以代表耶鲁的本科毕业生谈一点在那里学习的感受。我认为耶鲁的教育至少在当时无与伦比,但并不总是很有趣。

首先,耶鲁有庞大的住宿系统。12个不同的住宿学院,不只是你睡觉的地方,而且有着各自的传统。在那里,你可以与其它学生成为亲密的朋友,也可以与名教授交谈,参与充满智慧的讨论。

我住的地方是耶鲁的达文波特学院(Davenport College),许多教授在此工作。他们经常在这里吃午饭,并和学生直接交流。比如我就曾有幸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还有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一起进餐。他们在和我谈话时都很认真而且坦诚相待,好像我们是同辈人一样。这样的经历使我在与人交流、向别人学习方面获得了极大自信。或多或少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不会轻易被别人震慑住。我可以自信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不会因为对方高高在上而不敢说话。另外,由于有这样的机会和重要人士交谈,我开始注意自己所说的话——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我需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比如当我决定放弃法语而学习汉语的时候,我的法语老师表示并不希望我离开,因为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而中文教授又说十分希望我加入并成为会说中文的栋梁之才。

这种深受老师器重的情况非常难得,而我却常常经历。这使得我意识到我当时正在做的事情,比考试成绩和找工作更为重要。

当然并不是每个耶鲁学生都像我一样,但是耶鲁提供我们容身之处,在那里像我一样的人和喜欢我们的人,可以一直得到鼓励和支持。这不仅使我们深感殊荣,更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的责任与义务。这种积极的思想意识即是“位高则责重”。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知道自己获益良多,而同时担负的责任也非常艰巨。

虽然最终带着这样的精神离开耶鲁的人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我想这大概就是耶鲁传统中最宝贵的遗产: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当然,此外还有优秀的教员为我们提供顶尖的、充满挑战的课程。我的母校对待本科学生之认真闻名世界,他们被当作来进修的研究生而常常课业繁重。

这其中,我上过著名学者文斯•斯库利(Vince Scully)教授的艺术史课。为了通过考试,学生们需要记住并辨别上千件艺术作品。于是我需要记住这些作品的名字、日期和国家。这种有关古典文艺的课程要求学生达到很高的水平,其难度堪比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考试。不过据我所见,类似的古典文艺课程在亚洲的课堂上却很少。

当时,我和一些朋友有过很有深度的讨论。虽然我的情况可能有些特殊,经常和朋友们讨论哲学文学关系方面的内容(尤其跟我的室友Jefferson Mays),但在耶鲁,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和他人坐下来认真地讨论历史或文学。对我来说,这种学习的机会从始至终非常重要。并非文学课上所有的内容都能吸引我,但其中大部分是有趣的,而且其切入角度往往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着。其实现在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觉得即使是在耶鲁,这种教育也正在逐渐减少,总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只想着怎么进法学院、怎么发财。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首先要知道中国的教育机构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仍然亟待创造一种学习环境,来强调学习本身的重要性,而不是为了考试、找工作或挣钱而学习。这种学习环境在中国是有条件形成的,只是需要意志和决心,还有就是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这与学校有多少大楼无关,也与老师的薪水和学费无关。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找回这种“位高则责重”的责任感。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统一问题本来也存在于中国传统中,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

提到中国学生的就业问题,2013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达到699万。就业对于中国大学生是很现实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虽然学生就业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但我认为人们不能迷失自我。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所学所为对毕业之后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仅为获得面试机会去做准备就是最明智的吗?最明智的选择是深入思考整个世界,使你可以预见并知晓如何应对未来的变化。这就需要历史、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帮助你看到事物表面之下的东西,而不只是因为这些知识有趣你才去学习。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能把握住事物表象下隐藏的东西。如果只看到外表,你会彻底迷失。

当然,改变这一切需要大家达成共识。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给孩子创造优越的教育环境,并不光是为了让他们找到好工作,而更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社会上充分发挥自己的重要角色。这才是传统的耶鲁教育所推崇的。

这里涉及到的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是教育?”

教育应是教给学生如何解决问题,怎样看清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对待它们。我认为我的一个长处就在于,当我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些行为古怪的人,或者政府作出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决定,我会设想出很多种情境。而这些情境所描绘出的故事,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位或者那位政治家说的话。这需要文学和历史素养,使我能根据历史上类似的事件猜测故事将如何发展。而归根结底这又需要充分理解哲学: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什么是真实的,如何判断我们所知就是真实。

因此,我在脑海中想象这些不同的情境,观察事件如何发展。有些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被证实是错误的,但总有一两个似乎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可以用它们对应掌握的零散信息,来得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最终在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的情况下,我就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是非常隐秘的事。这就是从真正的人文教育培养出的能力。但前提是你也必须从一开始就明了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所有国家都有的教育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只有单纯的知识,却没有传授做人和智慧的教育。

如前所说,我们误解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原因是受科技的影响。人们认为只要掌握了信息,就能了解事实。这完全是错误的思维方式。了解事物需要看透其内在和本质,猜测事物的真相,而不只是了解名字和一些基本信息。这是教育的一大误区。当然,教人以智慧及如何做人并不容易。我们能尽力而为的,是为学习者创造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教育的环境。我仍然请学生和家长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气候变化、技术变革和贫富差距带来的挑战正日益严峻。如果相信通过考试、在大公司就业能改变这些,我想你一定知道这是在欺骗自己。最好的教育是教给学生们如何独立、迅速地思考,怎样判断世界的发展轨迹并迅速应对。我时常问我的孩子们对某件事有什么看法,有哪些可能原因导致他们所见的。这种技巧实在重要。

我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不是那些看书最多的人,也不是那些解数学题最快的人。真正优秀的人是对事物和历史发展有深刻见解的人。在此我想引用威廉•布莱克的名句: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

君掌盛无边,

刹那含永劫。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这是首诗歌,并不是什么国际金融或者宏观经济学,但同样意味深远。

从每一瞬间,每一粒沙子中都可以延展出无限的广度。在教育过程中,要求你做的事和读的书籍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你最重要的是那些在任何种情境下都能适用的洞察力。于是你需要学习去思考,去问自己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为什么世界的发展看起来尽在掌握之中,却转瞬间让人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许多事情如此复杂迥异,而又在很多方面十分相似?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前人是否也思忖过?

在人们争相赚钱、成为投资银行家的时代,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可我认为这些思想的价值非常深远。在未来,当你们的时代到来之时,这些价值将再浮现。

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主要考问的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的合称。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是古代科举必考的内容),而不是考经济、科技、行政。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古代人智商不高吗?绝对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先人知道历史、文学、哲学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学问。

能够预测未来的能力至关重要。我在耶鲁大学成绩并不是数一数二,不过1983年,我决定开始学习中文,而后日文和韩文。在那个年代(我现在49岁),有这种想法的人似乎只有我自己。不过我的预测一点儿没有错。我运用的是我的智慧,而不是为了赚钱。

最后还有一点给年轻人的建议。我很理解你们总是想找到最好的生存策略的想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拼命地准备考试与求职。不过我也想提出另外一种策略,就是请你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小组,承诺你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你们一生都会互相帮助、共同努力。组成这样的团体要比考试得高分有价值得多。因为考试的时候,只是由你自己去对抗整个世界!如果你认为同学是竞争对手而只期待自己找到好工作,那么若三年之后你失掉了这份工作而无路可走,你该怎么办?但假如你的团体一直支持你,其中便极可能有朋友可以帮助你、为你出谋划策。他们一定是对你来说最宝贵的存在。

 

二十一世纪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现在的人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要找到能维护自身安全的职业。而且,大部分人认为只有学会了经营管理、计算机编程或者纳米技术之类的专业化技术,才能获得稳定的生活。

对于这种世界观和沉重的负担感,我们都感同身受。但在此我希望强调一点,实际上,现在优先重视经营管理和技术的教育模式,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被高速发展的潮流席卷而突然兴起的。因此这种教育也非常容易被席卷一空,销声匿迹。30年多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个人电脑(PC)的东西;20几年前,手机还没有发明;10几年前,谷歌也还没有出现。收音机的听众数到达5千万,整整用了38年;而脸谱网(Facebook)使用者在短短9个月内就突破了1亿。我们的社会在眨眼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只有教育模式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当然,不是说经营常识和技术知识及其教育模式在今后毫无意义,而是说在学习这些知识之前,作为前提条件的学术基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今后,我们生活的世界会更看重对文学和哲学的理解,而不是MBA(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我们非常需要涵盖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等主要领域的通识教育。况且,仅仅为了人们通过阅读书籍和思考可以获得无比的幸福,我们就应该重视涵盖广泛的教育。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快乐,可以带来社会生活中的快乐。正如古人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另外,涵盖广泛的通识教育可以带给我们自信心,来克服人生的苦难和挑战。试想,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空虚时,到二手书店买一本书来读;或是留心观察街上来往的人们,甚至观察一棵棵青草。只有在这其中,我们才能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相反,如果去度假或者购买大型电视甚至高级住宅,这无疑是在浪费我们大量的资源。

为了精神上的平静,我们需要人文教育,需要超越管理和技术的通识教育。但当人文教育遭遇阻力时,却只能无力地败下阵来。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文学科的知识有助我们理解并适应这瞬息万变的世界,它们却往往被视为无用的奢侈而迅速被更为‘实用’的学科代替。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是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普通大众都认同商科和工科更为‘实用’,于是很少人细究人文学科的价值到底是甚么,甚至这些学科里的教授们也只强调通过文学来充实生活的意义,而非隐身于其中的生存技巧。也就是说,普通学生和家长们整日烦恼——怎样才能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生存下去。我们应该让他们领悟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我比任何人能都理解这样的情况。我想强调的是,今后20年间,文学、历史和艺术的学习,会对与这些领域不相关的普通读者也十分重要。因为人文学科和一般的常识不同,是本质上非常实用的学科。这也是人文教育必须要继续进行下去的原因。人文教育的一大障碍是时间。这种教育的成果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达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熏陶才能体现出效果。也就是说,人文教育不能立即转化为金钱,即所谓的“变现性”不高。但如果一点点循序渐进地熏陶,我们也能做出真正具有人文关怀与文明价值的工程,我相信中国可以做到。

我们生活在变化急剧的时代。虽然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但当今世界的变化和挑战却是空前的。全球化,新兴国家的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接踵而来的新技术,急速加剧的老龄化,这些事情都在给我们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由于这些变化,我们迎接的未来会呈现出和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完全不同的面貌。

比如说,在现在MBA是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我们认为10年以后MBA还具有同样的价值,那就失算了。我们日渐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文学或历史学位可以保障就业。对我们来说,跟紧社会迅速变化的步伐,迅速适应新工作和新环境的准备意识十分重要。考虑到这种适应能力的必要性,人文学科自然就不可或缺。今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决定性要素正是快速应对变化和敏锐反应的能力。在某一种特定技术的价值不能得到保障的时代,对于置身其中的我们来说,人文教育能够培养一个人的战略性思考能力。

人文教育还能使我们洞察世界上各种复杂的现象,更可以给我们一个框架,让我们了解到某种价值体系和权威是由文化、思想、经济和技术等相互缠绕而组成的的复杂结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可以使身处变化中的我们制定适合自己的策略,以发挥个人的长处。此外,人文学科还能培养历史性的眼光,预测社会经济的变化。好像技术专家可以告诉你新一代智能手机今后的发展趋势,但涉猎历史、社会、人类学知识的学生,却能预测出这样的技术能给社会功能带来怎样的影响。经营管理者只知道“博客”的重要性,但是往往只有文学专业的人才能写出打动众多博客的文章来。

如今,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呈几何倍数增长,我们的社会结构也相应地持续变化。只是人们并不充分了解这种结构的变化。这种增长幅度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几何级的增长。这其中蕴含了很多的意义。技术的快速变化使我们的世界有本质上的变化,很多职业因此而消失,而且这种趋势正逐渐加速。因此,能迅速应对新变化并富有想象力和洞察力的人将大大受益。

举个例子,一个人为了成为同声传译员,背了数千、上万单词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并非用几年的时间广泛地阅读文学历史书籍。但当他积累了一定的实力时,大部分的翻译工作已经可以由电脑来进行了。事实上,翻译最需要的是理解说话者的心理和文化背景,和使讨论进行下去的能力。所以说,积累文化、艺术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比单纯的翻译技巧更为重要。

经营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技术的发展,经管系学生所学习的金融、会计和市场营销知识,在今后面临着发生很大的转变。当然,并不存在能轻松应对这些转变的万全之策。唯一的希望是,我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感悟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真谛,来掌握变化的实质和它带给我们的深层意义。

美国Facebook总部办公室走廊上贴着这样一句话:“这是个技术公司吗?(Is this a technology company?)” 背景画也选用雷尼•马格利特富有想象力的作品。马格利特爱好的是不能用逻辑解释的想象世界。要说Facebook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正是他们崇尚超越逻辑的“想象的世界”。像谷歌、Facebook、苹果这样的信息技术领域的佼佼者,一致认为他们自我创新的秘诀,正是以多样化的人文学科为基础,进行信息技术领域的综合研究。

 

 

每一位国际关系从业者都应主修文学

  • 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普遍以为,若要在外交或安全事业中担任要职,一个人应在经济、发展政策或国际关系学领域具有深厚的背景,无论该要职是居于政府职位之列,还是只从广义的学科范围来讲与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司间的全球交流相关。

作为一个本科阶段从未上过一节经济学课程、并且直到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教授才开始严肃地关注国际关系的人,我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澄清为何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才开始写作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并从事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有关的活动。其实,作为一个生性好斗的人,我更愿意回击说,事实上每个严肃对待国际关系的人都不应仅修几门人文学科的课程,而是要主修文学(抑或艺术和哲学),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今天。

虽然主修文学可以极好地助益于外交事业的起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也许这个建议看上去会有些奇怪,但事实上,无论是在韩国还是中国,或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人文学科成为从事政府海外服务的必要专业背景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期,以欧洲为例,对于拉丁语和希腊传统文化的深厚知识,或者以东亚为例,对于古典中国传统的深入了解,对于外交人员找到外交双方的共同之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共同之处的意义远比双方都喜爱星巴克咖啡店或者阅读《经济学人》杂志要深远得多。植根于文学和哲学的共通的文化,共同的术语以及哲学与科学法则,能够帮助外交人员搭建实现沟通的普适语境。

 

  • 正名

让我们首先考虑在国际关系中从业人员对于语言的驾驭究竟有多重要。毕竟,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我们从对文学和写作的研究中习得的。以下的引用出自一位伟大的国际关系专家——来自《爱丽斯梦游仙境》的矮胖子。

“你获得了荣耀!”矮胖子说。

“我不懂你指的‘荣耀’是什么意思,”爱丽丝说。

矮胖子轻蔑地笑着说:“你当然不会懂——在我告诉你之前。我的意思是‘你有一个不可反驳的论点!’”

“但是‘荣耀’不表示‘不可反驳的论点’啊,”爱丽丝反对地说。

“当我使用一个词语,”矮胖子用近乎嘲笑的语调说,“我指定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分毫不差。”

“问题是,”爱丽丝说,“你能否赋予一个词语那么多含义。”

“问题在于谁是这个词语的主人——仅此而已”矮胖子说。

矮胖子所提出的核心观点,也是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想要我们去注意的一点,即对于词汇的定义是政治与权力的最本质的行为,并且即便它发生得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是无法用肉眼察觉的),由此而生的词汇含义上的转变却有最深层次的意义。矮胖子的话在暗示:掌控词汇的含义就是权力的本质。如果要类比的话,术语再定义所造成的改变相当于原子核层次的变化——力量巨大却无法察觉,而日常外交带来的变化发生在化学层次,更易察觉,但影响有限。

能为"联合国"、"反恐战争"、"国际社会"、"调停人"等名词下定义的能力,属于国际关系中的终极权力,并且随着这些词语的含义受到侵蚀,愈发具有讽刺意义,或让人感到虚伪与词不达意,它们将不再具有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功能。这在本质上也归结于文学问题。

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事物名称对于权力和论述的重要性。他的著作基本上解释了"文"学为什么能够成为孔子教育事业的中心。孔子甚至不把技术训练列为“入仕”的先决条件。孔子采用的说法叫做"正名",其主张准确使用名称来描述人民、机构和政策比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更重要,也比救济穷人或打抱不平这种具体善行更重要。那么,孔子所谓的“正名”究竟是何含义,并且这个理念与当今世界有什么关联呢?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解释,如今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产生于我们每日所用词语的原始含义与它们真正旨在描述的主体之间日益增大的差别上。可以说,这种鸿沟能解释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道德问题,并且孔子的思想在帮助我们寻找可行的应对措施上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几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词语,然而它们的含义在过去二十年却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

“银行”、“公司”、“政府”、“隐私”、“财产”、“军队”、“情报”

以上词语含义的转变是我们的不幸之源。如果含义不变,我们就不会觉得事情不再像从前那样正常运行了。我们因为各种机构并不顺利运作(尽管它们都在实际运作,但却并非按照我们的意愿)而沮丧不已,我们对于道德的缺失以及现代社会的残酷感到无比厌恶,这些实际上都源于我们对机构的认识和机构的实质之间的偏差。

 

  • 荻生徂徕与象棋

荻生徂徕(Ogyu Sorai)是日本知识分子传统中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许多认识论法则使日本逐渐呈现出现代景象并使日本驶入现代化的轨道。关于今天的中国象棋,荻生徂徕曾经写道:

“成为象棋大师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完全掌握棋法规则,用完美的棋法击败一切对手;第二种则是制定棋法规则。”(非原话)

荻生徂徕以上所写的既是具体的政治,也是总体的战略,但他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人为活动分为两种。其一是游刃有余地遵从游戏规则,有时甚至能做到毫无纰漏。这即是外交官、将军、总统和首相的天地。第二种境界存在于文学、哲学和理念中。文字和理念虽然看上去力量微薄,不具备坦克、总统官邸和豪华轿车那样的震慑力,但在某些时候却会显出更强的影响力(两个领域之间就像物理和化学的关系:化学因反应中化学键断裂而释放能量故显得更强,但物理却更为本质而有力量)。

因此我认为,文学因具有帮助我们确定事物含义的能力,而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有力工具。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从事外交的人却一直在重复从别处学来的理念或是概念体系,而非创造出新的东西。这些理念也许会登上荧幕,但却无法主导话语权。

国际关系中的几个首要任务是:

改变事件被认知的方式;

改变或修饰历史事件的含义;

创造有关国家、地区和世界的元叙事,为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赋予意义,并提供充满意义和希望的前进方向。

这些行动实施的原因也许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任务将始终不变。

 

  • 学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文学也能使人经历其在平常生活中不可能经历的事情。这个特质不应被低估。一个读过很多小说的人能够通过阅读知道执掌大权,锒铛入狱抑或驾驶战机是什么感受。对于从事国际关系的人来说,他永远没机会去了解中国、肯尼亚或是新西兰的国家元首幕后的故事,但通过广泛地阅读小说,他会对这些元首的真实想法和所作所为有个八九不离十的认识。

广而言之,读者和作者的文学造诣能够使一个人联想到在他视听范围之外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对话!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作为一名大使尝试窥探那些隐藏势力的幕后情况,你势必将破坏这其中微妙的外交局面。但是如果你能利用文学经验去想象那些幕后的人在你无缘出席的会议上的言谈举止,你就可以栩栩如生地重现出这个画面。如果你能想象出四到五个可能的幕后情节,并且将其与已知的事实相比较,假以时日你就能够排除不合情境的情节,基本准确地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可能得出比刺探出的情报还要准确的评估判断。

并且,通过那些能够改变人们思维角度的文学创作,文学有助于创造一个值得人们信任的世界。文学能帮助人们想象,使人们对于事物可能存在的方式达成共识,即使这个事物尚不存在。例如,我们想要超越六方会谈,那样的会谈根本看不到尽头。那么,去想象一些不同的事物也许是推进事情的第一步。从联合国到载人航天飞船,每一项都是人们凭空想象的产物。这个能力可以从根本上理解为一种文学技能——正如那些科幻作家对科学发展的推动能力一样。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去创造它。”我们可以在想法和概念上为未来的发展铺设基础。文学给予我们的训练让我们能够预测到潜在的未来,并积极地改变未来。

 

  • 用文学回应当前的挑战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我认为其中的很多挑战都可以追溯到科技给社会和机构带来的快速变化上。世界因为科技正史无前例地不断变小,与此同时有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讨论也变得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全球共同体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需要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文明,来应对时代的挑战。但是这些改变不能通过选举或国会表决通过的法律来实现;这些改变也无法依靠一个魅力型领袖或一个坚定的政党来实现。这些深刻的变革只有通过文学、艺术、音乐或电影来改变,因为这些媒介能够改变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如果你想根本改变广大人群感知世界的方式,文学(广义上的)是唯一的途径。

 

 

教育的危机

最近越来越多的学生因承受不起学习压力而自杀,使得一个问题愈发明显——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犯了本质性的错误。教育的成败绝对不是考试方式、读书的窍门或集中注意力的问题。

不管学生的成绩如何,我们正在付出的代价是把学生作为祭品,献上新型大学教育模式的祭台。在这种新模式下,大学里的人文教育和精神成长都不再重要。学生像电脑内存或碳纳米管一样被生产出来。他们被制造得各方面都拥有超高品质,耐高压,而且高效率。

但对学生来说,除了拿高分和找好工作,生活的目的已所剩无几。他们仿佛在和一股永远无法超越的力量竞争──一股势必会导致绝望和自杀的力量。也许学生会认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彼此,但事实上却是摩尔定律。它注定会驱赶孩子们前进,也注定了无法被超越。不断提高的电脑性能让年轻人不堪重负,他们的思维与电脑趋向一致,而他们创造新的人类文明与思想的能力也越来越弱。

我们渐渐发现,许多大学都在建造昂贵的研究所和行政大楼,且不惜巨资制作广告宣传。但却是令想要获得人生智慧、去面对挑战与危机的学生失望不已。这样建设起来的大学最终沦落为毫无人性光辉的荒漠。为了学生,我们需要把资金投在实用的课程和指导上,以及能让学生广泛地理解人性、哲学、文学、艺术、意识形态上。不管技术革新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这样的教育都会为学生们指引正确的方向。

坦白说,以记忆并复述知识的能力来评判学生,无异于把人类驯化成机器。但人类终究无法胜过机器,我们的大脑是由碳水化合物,而非硅元素组成的。

这种错误的比较无疑将导致难以言喻的悲剧。此外,也许我们会发现那些正被我们培养成电脑工程师或者法学家的学生,将会在有生之年目睹他们的职业消失。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耸人听闻,但事实是在今后十年里,科技会以空前的速度推动全面自动化,从而威胁到这些职业。已经有许多法律机构由于自动化操作而解雇了许多律师。医生和会计师也在面临同样的处境。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所人性化的学校。在那里,从艺术作品到多样性的文化,从杂志上的广告再到政客间的论战,都是需要学习的科目。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能生存下来的人必须能够迅速判断并应对这些发展给社会环境带来的潜在影响。

这就要求这些人对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理解深度,丝毫不能低于对电子工程和电脑编程的掌握程度。

有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当数字技术极其发达,实体与创造出来的影像真假难辨时,我们该怎么办?怎样运用科技来挽救而不是毁坏环境?我们怎样确保未来的机器人和电脑会有助于人类,而不会成为人类的威胁?随着机器人、电脑与生物技术开始融合,我们该怎样定义“人类”这一概念呢?

这些有关我们怎样运用科技的问题将会直接拷问人性,才是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应当学习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则存在于美学、哲学、文学、艺术,而不是化学或电气工程的领域里。我们必须彻底地重新考虑教育的目的,考虑教育怎样才能与孩子的未来相契合。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交给孩子一条特定的职业道路,反而是要让他们学会怎么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独立生存下去。为此,我们应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和智慧。这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目标。

假如我的孩子在35岁时发现,他至今所学的所有设计技巧都被电脑取代,这该怎么办?你也许会说这是杞人忧天,这种可能性有多高?其实我相信它比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预想的都要高。如果我的孩子们成为能够创造时代文化和思想的诗人或画家,则避免这样的危机的可能性就高得多了。

倘若没有能够想象出新的世界及其可能性的人,社会将面临科技失控的巨大危机,人类会制造出众多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完全依赖机械,情况将更加严重。科技也可能朝着非人所愿的方向演变,违背人类的需求,以自己的意志发展。

接下来的议题是领导能力。我们教给年轻人的这一概念很是模糊。人们将领导能力仅仅理解为CEO需要具备的能力。但据我所知,CEO们——正如他们呈现在年轻人面前的那样——是一群衣着体面,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在事业上顽强拼搏,在生活中奢侈无度的人。这种人是存在的,但严格来讲他们并不是领导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一群追随别人脚步的人。

教育当然应该培养出领导者。但真正的领导者指的拥有想象力、道德感和勇气,能做别人不敢想的事的人。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出来多少真正的领导者?之后我们才能回头来开创真正的教育之路。

在中国大城市里,教育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这就是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大多数中国学生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未来20年里,随着60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迅速攀升,政府和社会将投入更多的资金作为养老保障,同时年轻人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虽然中国并没有日韩的情况严重,但老龄化问题不容小视。

老龄化将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对青少年教育的投入将会减少,而在照顾老年人方面则需要更多的资金。这将意味着绝大多数资源并非投入学校,而是被用在医院和对老年人的看护上。在教育领域内部也是同样的。原本用来培养年轻人的预算,会被用来开发老年人的终身教育项目。在比中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已经出现了一群绝望的年轻人,他们感觉政府和社会对他们并不关心。为了能让年轻人自我发展,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年轻人的教育空间,不能因为老龄化问题而一味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现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育还引发另一个问题。我们正在犯这样一种错误:把现实世界当作是一个平面的、简单的、模糊的假想世界。我们的世界无比复杂、充满矛盾而且很难预测。很多人认为,科学就是用数字和图表去解释现实世界。但是这样的解释使我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对自然与宇宙是多么的无知。如果告诉学生们,人类的遗传基因可以由亿万个特定的遗传信息来表现,那么学生们的理解就会仅限于此,而忽略了其中包含的生命和遗传现象的真谛。人类遗传密码的数据化虽然是“理解”的一个过程,但是仅凭这些,目前还很难运用到实际情况中。我们可能在给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数照搬计算机上的数据资料。理解现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便是人们对电子和DNA性质的分析,也还是不停在原点旋转。我们对这些现象的掌握仅仅是九牛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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