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可思议的现代社会

第八章 不可思议的现代社会

孔子说的“正名”是关于体制转变的警言

孔子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正名”(“名实”关系),即人们使用的词语和这些词语描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现下,用来描述社会和经济的基本术语日渐混乱无序,而孔子这一观点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孔子认为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名不符实”——人们使用的名称与该名称实际描述之物之间的错位,而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和贪婪导致了所有的矛盾。把少数特权阶级的贪欲视作万恶之源的讨论大多是没有结果的争辩。了解少数特权阶级所拥有的巨大控制权,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为何会陷入当前的境况,以及社会如何走出这一境况。

孔子认为,我们在政治领域遇到的问题,是源于我们用以描述事物的术语含义发生了转变。例如,“银行”这一词语的重要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已经搅乱了我们的社会秩序。虽然我们在使用“银行”一词时根本就不会去想它的意思,但这个词的意义却是模糊不清的。尽管“银行”一词能指代一种在严格监管下有一定发放贷款能力的机构,但它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其角色纷繁复杂,并在不断地迅速转变。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货币自身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也许,我们也需要重新定义“货币”。

虽然银行职员中有些人的贪婪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对银行监管的缺陷与“银行”这一词语含义的转变有最直接的关系。要想成功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一词语的意义,而不是刻意地想回到之前的黄金时代。这些机构的含义大多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确保它们的新含义是清晰明了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银行”已经变成了赌场,也许我们就应该命名它为赌场。如果“货币”已经变成了以比特为单位的“信息”,那么我们也许就该修改这一术语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孔子在《论语》里的论述: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其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在当前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用现代汉语阐释为:

如果我们用来描述社会中各机构的词语不再能准确地描述它们所代表的事物,那么,即使我们可以继续谈论这个时代的弊病,这种讨论也不能在政治或者经济意义上和现实相呼应了;

如果对这个时代的探讨不再能和现实相呼应,那么不管我们说得再多,也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既然我们关于政治的讨论毫无意义,那么一切政治谈话也就失去了活力和关联性;

在此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政府能正常地发挥作用。政府的管理失职,最终将导致群众对自己的角色与责任产生迷惑。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术语应该直截了当,一语中的;文字必须清楚明了,才能被很好地贯彻。总之,知识分子对自己使用的词语不能掉以轻心。

孔子推测,公共辩论和政策反馈的失败主要源于人们使用的词语和机构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这一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容易发现。看一看报纸,不管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我们都能发现在使用词语上缺乏深思熟虑的普遍现象。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不提供任何细节信息,也不调查该组织的职责在过去十到二十年间有怎样的演变,更不用说其运作宗旨的变化了。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谷歌(Google),不管人们赞扬它还是谴责它,都很少有人真正停下来思考“谷歌”一词的意义与它在两年前,或五年前的意义有何不同。追溯这些机构和词语的演变过程,也许比报道近期可预测的发展更为紧要,但从没有人去做这件事。

我们不应急于攻击那些贪婪和不道德的人,而应先仔细思考最近几十年来,诸如“五角大楼”、“共和党”、“中央情报局”、“大学”等等词语的意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如果我们仅仅依据固守的机构定义,就以不道德的名义攻击这些机构中的职员,认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妥当的,这不免有失公允。

 

性与消费

当我在网页上搜索信息或者在线阅读报纸的时候,抑或是查看脸谱网(Facebook)上的消息时,我经常会遭遇到一些半裸女人摆出性感撩人姿势的照片,或者带有挑逗意味的网站链接。此外,时尚杂志或者一般普通杂志里搔头弄姿的广告女郎,在二十年前会被人们认定为是色情图片。而且,消费者的欲望不仅仅将女人转变为商品,男性也逐渐无法逃脱这种命运。我看到过男性被利用为性商品的恼人图片,这些对社会同样危险。

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知道他们很容易在每次上网检索时接触到这些包装精巧、商业化的色情信息。我们面对一个两难困境:要么完全不使用互联网,要么容忍那些灾难性的图片和信息。这的确是个艰难的选择。我曾尝试使用几款软件去屏蔽那些色情信息,但却发现这些软件基本屏蔽掉了所有信息而使得网络变得不可使用。除此之外,许多恼人的图片存在于普通报刊的服装广告中,有些甚至在新闻报道中。这些图像是很难被屏蔽掉的。

事实上,我们社会的普遍堕落正是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些在公众中自由传播的淫秽信息毫不重视,也不深入思考这些色情材料对下一代产生的深刻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后代将会在一个只强调肤浅体验的文化中,费力寻找真正有意义的经历。孩子们从这些图片中沾染的不良习气,可能严重危害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似乎对此毫不忧心。

作家简·基尔孟(Jean Kilbourne)写过一本意义深远的书,名叫《温柔的杀害》(Killing Us Softly讲述了文化潮流如何使女性逐渐丧失尊严。她把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归咎于已经成为大众媒体基石的广告宣传。这个问题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特别突出,然而今天中国的情况则更加糟糕。为什么对女性的羞辱在中国变得更加严重了呢?我无从得知,但是可能在中国,对商业化文化的深刻批判和反思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许多中国人仍然会把浮华耀眼的广告和更加优越的生活联系起来,殊不知,他们将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简·基尔孟解释说,媒体不仅仅向我们推销产品,也在向我们兜售价值观、我们自身的形象和观念(而不是带给我们有用的信息)。这些观念会破坏个人对爱情、浪漫、成功,以及年轻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往往这些东西再也不会恢复。综上所述,这些媒体形象都是危险的,它们颠倒黑白,让人们相信那些不人道、不正常的事是常识和令人舒服的事实。

长期受这些信息的影响,年轻人的人际互动能力与人际关系将受到损害。这些年轻人总是努力尝试与同龄人发展亲密关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寻求亲密关系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广告我们将扭曲的文化灌输给他们——肉体的性爱是获得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两者之间可能完全没有联系,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性行为会破坏亲密感。年轻人们纠结于别人对于他们的印象,然后以媒体塑造出来的形象为标准,去评判其他人。这个结局是悲剧性的。尽管这些年轻人看似面带笑容、满面春风,然而你只需通过他们的眼睛就能看见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和美国。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套极度保守的对待性行为和形象的行为准则。众所周知,那些准则在中国要比在美国严格得多,女人们穿过分暴露的衣服、浓妆艳抹或者其他展现女性特征的行为习惯都不被提倡。尽管女性的自我克制非常重要,对于男性其实也是这样。男人们同样不允许把标榜自己的性征作为自身形象的一部分。尽管我是伴随着这种保守而愚蠢的观念长大的,但我现在开始觉得这些观念仍然好于我们后来创造的精神垃圾。

在七十年代的美国,曾经出现过一次“性爱革命”。那时候的年轻人认为,打破男女关系的条条框框,随意进行性行为将会带来新的解放与自我实现。可惜的是,结果事与愿违。这种把性行为作为一种体验摸索的开放态度被惨遭利用,最终沦为商业化的产物。“性爱革命”中的个体并没有被解放——可惜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这点。在中国,“性爱革命”的出现还不到十五年时间,但是结局更加悲惨。

我们在中国随处可见这样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她们迫于媒体时尚宣传的压力,想变得更加迷人或者具有性吸引力。她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掉个人品质,而且通常在追求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的道路上放弃了自己内在的善良和创造力。在很多情况下,这个过程充斥着整形手术和对身体的人工改造,为了达到那些反自然的标准。

考虑到利用肉体来推销产品、蛊惑消费者的行为的危害性,我们会发现六十年代对装束和行为的严格约束似乎更明智。我对那些希望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希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建议:独身主义和对商业化性行为的主动拒绝,才是掌控自己人生和命运的最好途径。顶住压力不把自己变成性爱的商品,并且拒绝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是掌握自己人生和未来最好的方式。

开放与肆意的性行为一直被错误的打上了“自由”的标签,年轻人误以为它是一种对令人压抑的行为规范的解放。然而,其实过分放纵的性行为或肉体展示变成了一种奴役,个体逐渐失去了他(她)们内在的特质,而沦为了那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匿名观察者眼中的娼妓。

 

 

贪婪、资本主义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许多人感慨于我们的消费文化还有现如今人们的无情和自私。这种盲目消费的现象的确存在,而且它对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的危害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主要威胁。但是我们尚不清楚这种消费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人们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认为如果一种趋势是明显的,那么它必然只有单一诱因。事实上,简单的趋势可以由多种复杂的因素共同催生。

许多人热衷于用“资本主义”来形容失控的现代消费主义社会,并且它越来越多地被来自左翼和右翼阵营的人所共同使用。但是“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并不清晰,它在解释问题的同时也模糊了问题。首先,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不稳定的市场,还有因为生产和分配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系统的无序,仅仅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曾在十九世纪时指责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重复论调。

尽管这些现象有些共同点,但是如今的社会情况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情况截然不同。虽然我们认为消费主义导致了公民和领导者的道德沦丧,但是贪婪不是巨大的经济结构性变革的起因,而是其结果。

消费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本身的推动。在电脑处理能力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时代,人们互相竞赛一般地生产运行速度越来越快的设备。但究竟是什么驱使着人们进行这场生产更快速的设备的竞赛呢?是消费者对于越来越迅捷的智能手机和电脑的需求迫使企业这么做吗?对更快捷的设备的普遍需求真的是由于提高效率的需要吗?对于新产品的需求是真的来源于个体吗?

也许技术的革新遵循着一套和市场需求关系不大的隐性理论?会不会是摩尔定律本身——一块芯片上的微处理器可以廉价地成几何级数增加——在驱动着经济的发展,并且在经济危机面前仍使人们进行远高于自身需求的消费行为?

当然,电脑处理能力的指数增长并不能自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但是如果不断增强的自动化与电脑本身增加了全球的能源使用(消费也因之增加),我们就可以认定机器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场里的终极消费者。

电脑在发展欲望之前,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去细致深入地考虑问题。电脑只有增加其自身所流通的电流的需求。电脑想要更多的电子围绕着它们之间循环旋转。

那么“机器的欲望”背后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无外乎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更多的自动化操作、电脑以及电脑网络。这意味着更多的电流以及熵值的增加。

当然,意识形态、市场、人类的贪婪和全球化都是分析消费失控和社会崩溃的合理方法。然而,“资本主义”一词,也许会阻碍我们认知我们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的真实本质,并且放慢我们寻找解决方法的脚步。

 

消费的崛起和因果法则的终结

当今社会正面临两个极为严重的挑战:消费文化的崛起和人们思维方式上因果法则的终结,尤其是在看待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上。这两个挑战看上去毫无关系,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科技发展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很可能有直接的关联。

第一个挑战是人类的贪欲和对消费的渴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人们对消费的极度渴求已经远远超过了现有的经济形势(严峻而低迷)和人类的正常所需。这种消费渴望正在快速地传播。通常情况下我们仅仅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贪婪”,却不考虑贪婪产生的原因,也不对这种贪婪进行社会、历史和心理层面的分析。

虽然人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消费行为是“物质主义”,但是我非常感谢彼得·多伦(Peter Doran)提出这个观点:疯狂的消费是完全背离物质主义的。当我们在消费时,我们很少会因为商品本身的品质而购买,而更多注意的是商品的数字价值(消费的数量)或者是它的附加关系:品牌声望,供应量的大小和愉快的购物体验。物质本身变得并不重要,人们看重的是物质所能带来的看似光鲜靓丽的生活。古驰(Gucci)等奢侈品消费量的增加几乎没有引发人们对精品手工商品的认识。不过,我倒是怀疑古驰商品的质量已经严重缩水。

然而回到对科技的讨论上来:电脑是不具备人类的欲望的,但是它们有一个核心的需求:获取充足的电能。事实上,日益增长的全球超级电脑网络背后已经揭示了它们对运行的本质需求:消耗电能。

人类似乎没有能力去减缓消费的膨胀。我猜测电脑消耗电能和人类消费增长之间有某种联系。将人类社会推入消费膨胀模式的力量有可能超越了单纯的贪欲,超越了个体需求,也超越了群体需求,而是植根于科技与人类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之中。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尤其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常停滞于“人们是贪婪的”这一层面,而并不去思考人性为何变得如此贪婪。是人类消费的欲望与电脑网络对电能或是信息传输的需求汇集起来,使人类最终产生了如今这种贪欲吗?

当然,欲望,或者贪婪,已经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了,但是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阶段。

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当我们尝试去处理环境危机时,大多数人不能把自身的行为和其对环境的影响统一起来。比如开空调,买一次性塑料杯装的咖啡和住大房子、开大排量汽车等日常行为会对大气、土地以及海洋带来破坏,但人们并不能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思考。

理解这些因果关系应该并不困难。我认为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正在面临深刻的环境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能追溯到我们自身。但我怀疑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奇怪的变化,这种变化削弱了我们认知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能力。也许是我们认知信息、处理信息的某种方式在削弱我们的因果逻辑推理能力,让我们忽视一方面的变化会对其他方面造成影响。

首先,互联网和电脑带来了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方法。图像可以被毫不费力地复制并传播。能够免费获取信息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每次生产都降低了被复制图像和符号的价值,其中也包括我们珍视的那些图像信息。

其结果就是影像和文字的价值都遵循格雷沙姆信息法则(Gresham’s Law of information)而大大贬值。我们可能会想起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的经典作品《车祸》(Car Crash),里面演绎的恐怖景象在被小规模复制后变得不那么恐怖了。就连令人震惊的气候变化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的影响力也在消费狂潮中被大大削弱了,沦为了又一件人们可以消费的商品。

另一个认知方面的变化可以追溯到从使用模拟信号到数码信号复制图片、声音和文字信息的转变。当人们用数码形式来收集和展示虚拟信息时,人们头脑中的逻辑关系会被严重削弱。没有了某种模拟过程,图片和影像就只和我们观察到的图像有关系了,而与整个处理过程无关。

这种媒介的变化深刻地破坏了我们探寻因果关系的能力,也由此降低了我们把各处发生的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渐渐远离因果关系的认知变化,虽然在流行文化中这种变化显而易见。认知的变化,从本质来说是隐而不见的,而我们也同时选择视而不见。

 

阶级分化的复苏

看上去中国四、五十年前的课本中对阶级的讨论已经过时,那反映的是一种过时、封闭、保守观点,与今天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就好像我们通过媒体、商品,以及阅读时下的书去了解周围的事物,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在暗示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消费社会中,而过去的阶级界限已经消失。实际上,我们经常能在酒店里看到那些价格不菲的杂志,上面印满了那些看上去非常有创造力、与时俱进的思想者们。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么?

我们周围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表明,阶级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问题永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有些事物,比如阶级,这个无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将世界割裂分化的严重问题,如今带着复仇卷土重来,威胁将再一次在社会中制造更多的冲突——而且这个问题不会通过简单地把一些贪婪的人送进监狱而解决。

现在让我们更加严肃的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腐败问题。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个体变坏的问题。把一些有问题的人送进监狱确实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显然的,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这个问题是系统性的,不会仅仅靠几次审判就能够制止住。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和美国,甚至于整个世界,有一个阶级群体出现——他们位高权重,身居要位;他们可以享受到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这些人可以很轻易的从银行获得贷款去实现他们的想法和计划;他们也同样可以通过内部消息获知新的公路和基础设施将会建在哪里,从而在置办房产上捷足先登。通过利用这些内线信息,他们手里的财富越聚越多,让普通大众可望而不可即。并且归功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可以把子女送到更好的学校,接受精英教育,或者安排在更好的工作岗位上。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人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不要去犯这个致命的错误:社会主义的理论总是假定,人类扭曲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政策来修正的。然而,事实上人类一直残忍地对待彼此。我们只能去相信,就像林肯曾经写道的,“引人向善”(触及人类灵魂中向善的一面,而不是人性中贪婪的一面)。但是,这些小群体(也就是所谓美国1%的上层人士)正在不断拉大与其他人群的距离,并且尽可能的维护他们所享受的特权。

我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刻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当1987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时,我自认为来自一个上等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我们说不上富裕。但是,我觉得那时在耶鲁的学生中,大家都感觉相对的平等。然而,在毕业的数年后,我见证了很多同学巨大的转变。尽管我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但是那些通过经商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同学们还是选择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我的班级里,我是那个选择做大学教授的学生,甚至说,作为一个教授我也是收入甚微的那种。他们不屑与我为伍,或与我见面。

这种“不适感”在我那些赚大钱的银行家和律师同学中是最强烈的。但这对于那些过着精英生活的人来说也无可厚非,他们认为在耶鲁所接受的教育赋予了他们这样的资格。

我并不清楚他们不愿见我的具体理由,但可以基于我自身的经验去做一些揣测。首先,这些富有的美国人愿意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拥有特权,或其他特殊的优势。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更具创新能力、创造力、更加聪明,对社会需求具有更快的反应力。为了维护这种“迷思”,他们不得不少见那些会打破这个幻境的人,那些会说他们本身能力并不是他们致富关键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与那些同样从耶鲁毕业,和他们同样才华横溢,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却薪资微薄的人见面是相当令他们困扰并且难受的事情。这会迫使他们意识到,那些人之所以不能发家致富是另有原因的,而不是因为缺乏创造力或良好的教育。

富有的耶鲁毕业生同时也需要确保自己不会发展将给自己带来经济负担的友谊。富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内线商业交易,并且所获利润只能被最亲密的盟友共享。所以,对于那些富人来说,包括我的那些耶鲁同学,如果让他们和“圈外人”保持过密来往是存在真实风险的——在他们聚敛财富和声望的过程中,将不得不让这些朋友也变成“圈内人”。所以他们迫使自己和这些朋友保持距离,即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而这仅仅为了不让外人参与到他们的内部游戏中。

这种趋势在中国就如它在美国一样强大,我们只能坦诚地说,它的出现契合了经济上阶级分化的诞生。某些经济群体开始把自己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与曾经互动频繁的其他群体保持距离上面。这种转变正发生于社会的每一阶层中,并且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结构——来自不同经济背景和职位的人们曾经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位于圣刘易斯的一所小学上学,校名为德尔玛-哈佛小学(Delmar-Harvard)。校名本身就很好的诠释了学校的特性。哈佛是一个街道的名字,这条街位于上等中产阶级住宅区,很多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住在附近。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德尔玛则代表了附近一个叫德尔玛大道的地方,那里的住宅一般都是比较廉价的公寓房,居民也都是贫困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都是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有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教师非常有创造力,授课时经常使用一些实验性的教学方法。同时这所学校也有一个强大传统——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张开双臂给予关怀,并尝试把来自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组合在一起,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班级。

学校里有一大群来自普通工人阶级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家庭。1970年到1975年我在那里的五年间,学校里25%的孩子是非裔美国人。并且他们都不是像奥巴马那样有钱的黑人,而是工薪阶层的黑人。那一时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总体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是美国教育的黄金时期。我们在一起学习,有时还能成为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位来自工人家庭的黑人朋友带到了我家,和父母共进晚餐。那是难忘的一刻,然而那段美好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美国,再不会有人做那样的事情。

从1980年起,公立学校开始面临预算被削减的问题。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中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人数也在不断下降。一旦非裔学生占总人数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这些学校就变成95%的学生都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情况,因为白人和上层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选择了离开。现在,这些学校大部分已经被拆除,或者完全无法发挥学校的正常功能。我的母校——德尔玛-哈佛小学,就因预算削减而在去年被迫关闭。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到另一个更加拥挤的学校去上学。

如果我们打开电视,会看到那些在美国和中国已经不复存在的邻里关系。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和谐的邻里关系,扫大街的人和住豪宅的人之间也能真诚相待。媒体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版本,转移了我们对于眼前发生的社会碎片化现象的注意力。甚至可以说,很多时下流行的文化也是媒体精心设计好的,用来分散我们对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注意力。在那些电视节目里没有穷人的出现。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现今美国社会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肯定的说,作为一个成为美国总统的非裔美国人,他让很多美国人从心底升起自豪感。但是,他仍然是被实力雄厚的金融利益集团所肆意操纵的一个符号象征。那些金融利益集团,如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利用奥巴马去愚弄普通的美国大众,让他们相信美国已经形成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因为黑人和少数族裔也可以被委以重任,位居高位。事实上,这个国家远没有三十年前那样的公平,甚至不如十年前,但是这种分裂已经不仅仅是种族意义上的,阶级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可是人们却用上亿美元去粉饰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我可以断言很多公关公司的首要工作就是通过花言巧语和形象包装来掩盖阶级分化的事实,尤其是隐藏那些超级富豪的存在。

从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曾经发起了“向贫穷宣战”的运动,旨在消除国内的贫困现象。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知识青年都被送到农村去和穷人生活在一起。这两个运动都有巨大缺陷,但是它们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深刻意识到了贫困问题,并且重视贫困人口所应得的权益。

当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那些只卖廉价食物或者明信片和书的商店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针对有钱人而摆满了迪奥包包、名牌香水和润肤乳液的奢侈品商店。当我们坐在酒店休息的时候,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读物就是纸张光滑的杂志,上面印着富人们光鲜夺目的生活。对于三十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样的变化真是令人困惑不已。实际上,那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令中美两国都无比困扰并为之挣扎的阶级社会又卷土重来了。

我不确定这些变化对我们的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商店一个小时内卖一个名牌包所赚的钱比卖出去几百本书或牙刷要多得多——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吧。也许那些华丽的杂志本来就是为了向年轻人灌输“财富让生活变更好”的理念,所以我们应该羡慕并努力成为那些超级富豪。我真有些茫然无措。

 

李天一与阶级的再现

最近,中美媒体都撰写了系列文章报道新兴富裕阶层的出现,这些人为所欲为,凌驾法律之上。虽然这一趋势的发展程度如何还未证实,但已然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终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

备受瞩目的一个例子就是“李天一案”,李天一涉嫌轮奸,但却因显赫家世而免于起诉。此类事件常常见诸媒体,但是其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却鲜有讨论。

这一事件可以直接追溯到新兴阶层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出现。一旦社会从经济上被割裂为一个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群体,其中一些经济群体就会拼命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无论其正当与否。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就曾写道,

“当掠夺成为了一群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为会自己创造一套合法化这种行为的法律体系和粉饰这种行为的道德准则。”

一旦特定的阶级分野被固化,这些阶级就开始重构整个政府组织、整个社会系统,乃至文化和社会习惯来粉饰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就会大肆宣扬其行为。然而,这一问题并无关个别青年的道德沦丧与堕落,而与社会本身的大规模重构有关。

精英阶层看不起下层女性,这根本不足为奇。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这些人从小生长的环境就促成他们蔑视来自其他阶层的女性——他们拥有为其洗衣做饭的女佣,却从来不曾对她们道一声感谢,甚至根本就无视她们的存在。因此,强奸案很可能是这种劣习总爆发的一种体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对工人价值的认可和尊重还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如今已不复存在。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那些接受精英教育、甚至习得几国外语的人,却更可能对身边的劳动人民感到淡漠。

很显然,强奸或虐待下层女性并非难事。但是,另一问题在于很多男性愈发把女人视为“玩物”(而女人也把男人视为物件,只不过受制于文化传统,她们不能对男性施加暴力)。这一趋势与市场经济的肆虐直接相关,而且被各种各样推崇暴力的电子游戏所强化。这些电子游戏鼓励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对陌生人使用暴力,甚至施加性暴力。这些游戏使得极端的暴力行为看上去也稀松平常,甚至令人兴奋。

年轻男性沉迷电子游戏,成为了性暴力的另一原因。当前,随着政府和学校管理的日渐宽松,不存在管制和谴责暴力与色情电子游戏的强制力量。这些游戏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很多都极为堕落腐化。如果年轻人进入这些游戏,他们将参与到打斗之中,而他们对他者的暴力行为将收到奖赏而非惩罚。他们感到无需对这些行为负责。如果年轻人对这些虚拟现实游戏上瘾,他们的道德与法律判断力将不断地被削弱。

随着技术的日益更新,他们在电子游戏中进行的活动变得愈加真实。然而,尽管画面的仿真度越来越高,他们却离道德责任感越来越远——你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烧杀抢掠、淫乱放荡而无需承担后果。一些电子游戏中创造的世界甚至比现实环境看起来更真实。因此,那些沉迷游戏世界的男性青年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强奸或谋杀,却丝毫不考虑其行为的后果。

或许,这些被轻易创造出来的、高仿真的虚拟世界也应该为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衰朽负责。如果意识形态消亡了,每个个体只会在被监控的情况下才表现得举止得体。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价值体系,使得人们在无人注视情况下也能品行端正。

我们必须对色情作品和暴力游戏采取强力措施。我认为应该宣布它们属于违法产品。我们还需要在学校创建真正严格的管理环境,青年人必须遵守这些行为准则,并学会尊重工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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