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日关系何解?

第六章: 中日关系何解?

论中日关系

鉴于笔者在日工作多年,想就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对日本的批判可谓汗牛充栋,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两国关系已岌岌可危。我想率先指出,近期日本国内的行为,尤其是面对极右翼政党的激进行为时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沉默,让人非常恼火,也值得全世界加以重点关注。那些我颇为尊重的日本人竟也对这种利用日本民众之沉默的行为表示漠然,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看到美国民众在自己的国家持续介入无正当理由的海外战争时同样保持沉默,我觉得自己似乎也不够资格去指责日本。

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我注意到,在中国有关日本的论断中,预设了日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日本民族某些本质性特征的产物。换言之,其认为激进、好战、虚伪和善于剥削是日本人的天性,不是存在于日本人的基因中就是源自他们的原始文化。我认为这种预设是不正确的。我遇到过太多完全不像这样的日本人,而且日本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和伟大的个人,在20世纪30年代为抵抗法西斯主义、为世界的正义而奋斗与牺牲。

如果对于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日本正在往军国主义思维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方向上滑落,恐怕也是出于其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我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但是,简单地将日本人归结为一个“性本坏”的民族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让我们先从战略的高度来客观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之后再谈其道德属性。

对于中国而言,更明智的做法是告诉日本中国人希望日本成为什么样子: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应该仅仅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而应该就日本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提出建设性的、积极的建议,能够引起普通日本民众共鸣的建议,即使他们自己不便说出来。尽管很多中国人会觉得这个方法没有意义,但是我认为,即使日本对中国的意见丝毫不加以认同、予以讨论,但假以时日,一定有日本人尊重这些意见。

如果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国支持这样的日本,这无疑是更优的选择,让中国能真正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如果只专注于短期的政治收益或者感情用事——例如在互联网上贴出反日宣言,这些做法无益于提升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中国要扮演全球大国和领导者角色,就有必要超越感情用事。中国会成为给日本带来启迪和希望的国家,这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但我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如果中国不采取上述策略,将会发现自己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等待着日本先发制人。换言之,日本总会先发表一些对华言论,或者做出挑衅中国的行为,然后中方再做出反应。但是,无论中国反应得多迅速,日本总是掌握了主动权,预先搭好了台、设定好了剧本。但是,如果中国能为日本提供一个远景或方向,积极的、很多日本人公开或私下赞同的方向,那么中国就能夺回主动权,整个博弈的格局将被改变。

让我们以美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德政策为例:德国当时对美国和亲美国家采取了极度敌视和攻击性的姿态。虽然在纳粹执政期间美国抨击德国政府,但是当时尽量将对德国民众的攻击保持在最低程度,而且表明即便美国最终与德国开战,但美国终将保护普通德国民众的福祉。这一战略使得在战后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德国的民心,战争中幸存的德国人群体、广义上的日耳曼人(包括我在卢森堡的祖父)都由于这个政策而变得亲美。二战后仅四年,美、德就由敌人转变为亲密盟友。如果简单地把德国人假定为永恒的敌人那就将铸成大错。

我并不是说中日与美德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建议中国首先做出高姿态。如果日本人“不懂事”,那么中国人就应该肩负起建设东亚和平的任务,为日本树立一个未来可以模仿的、和平与合作的榜样。如果中国的总体立场是成熟而富有建设性的,能够提出对日本未来的设想,那么将改观整个中日对话的局面。中国很可能会在日本找到意料之外的盟友,这些人就隐没在被日本主流派下拉水的人群中。当然,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来说很难,但也正是中国要在文化意义上成为领导者的核心条件。

二战的血腥恐怖无可置疑,但是中国不应该让日本把握重塑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主动权。中国只处于被动地位是不对的,中国人觉得他们对日本的羞辱挑衅做出反应十分正当,但事实上,中日关系落入了中国被日本牵着走的地步。这使得日本能够左右中国的政策。因此,中国需要给日本和东亚的未来做出规划。一旦中国形成了一个构建“更好日本”的详细蓝图,肯定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会表示认同。到那时,整个图景都会变得不同。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仅仅认为日本民族就是天性刻薄、无端攻击中国,那将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对日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中日关系变得多坏,中国应该始终向日本人展现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日本的蓝图。这才是掌握真正权力和影响力的方法。因为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对日本应有的前景持有不同见解,也有很多人反对右翼势力。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获得过中国的支持。这是中国的失策。中韩两国可以共同建一个博物馆——准确反映出日本民众在日本帝国主义治下所遭受的压迫。在当今的日本并不存在这样的纪念馆,如果历史能得到准确、恰当的再现,相信很多日本人会对中韩的努力表示感谢。中国还应该为三十年代时为日本争取自由而入狱或被杀的日本人建立纪念碑。为什么中国做不到这些呢?因为中国人始终把自己视为受害者。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有能力影响日本人的自我认知。

 

 

论岛屿争端问题

很多中国朋友希望我写文章专论岛屿问题,尤其是关于钓鱼岛——这已经成为中国人谈及日本时的核心话题了。他们之所以让我写钓鱼岛问题是因为觉得我能做到“客观公正”。在一定意义上,我是旁观者,但是或许我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客观。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的确对岛屿问题有些发言权。让我们先谈谈夏威夷群岛——它在1893年成为了美国的领土。在通过非法军事政变推翻利留卡拉尼女王(Liliuokalani)治下的夏威夷独立政府后,其被美国吞并,并最终成为合众国的一个州。更重要是,我们知道今天被美国占领的土地——绝大部分由来自欧洲的移民所获得——曾经属于印第安土著部落:纳瓦霍人(Navaho)、切罗基人(Cherokee)、苏族人(Sioux),还有其他名字已经被忘却的部落。他们的土地被人以最不道德的方式夺去,通过支离破碎的条约所窃取,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采用胡乱谋杀与盗窃的方式。

今天我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很多美国人遗忘了这段历史,而中国人对美国建国史也毫无兴趣。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残暴行为屡见不鲜,领土扩张可以在很多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找到。然而,我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美国人或日本人独有的,这是人性中残酷的一部分,也在很多国家中得以体现,这些国家出于国内原因而选择军事和经济上的扩张。如果不进行领土扩张,欧美不可能变得如此繁荣富强,日本亦如是。

就我个人而言,我母亲1962年才到美国,父亲一家于19世纪90年代移民美国,因此可以说那些美国先人对土著所犯下的罪行与我无关。然而,事实上,我极大地得益于美国的经济体制,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是那些战败的印第安人的穷孩子所享受不到的。这些父辈们失去领土家园的孩子们上不了好学校,能进入哈佛、耶鲁等名校的更是凤毛麟角。

尽管我明确支持给予土著美国人更多福利的计划,但现在我也很难支持把土地归还给土著后裔的计划

所以,似乎日本从1872年开始的对琉球的扩张,以及最近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领土要求,都没有脱离上述的一般化行为模式,即这并非是日本独有的军事和经济的扩张。我谴责日本在过去几年中毫无必要的挑衅行为,但是我不认为日本的行为在本质上比其他国家更恶劣。日本所做的与历史上许多强国的行为没有差别,只不过日本在今天显得特别有侵略性?。

日本的行为的部分原因在于二战的结束。不像德国,德国的纳粹党被解散,所有政府文件都被公开,这部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占领。在日本,美国事先同意天皇在投降后保留他的地位,而且大部分的官僚机构都被保留了。结果一些战时文件到现在都没有公之于众。日本帝国的某些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天的日本政府,比如宫内厅的存在。

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假定日本人天性残忍、富于侵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些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就是日本人,而且日本具有多样而复杂的文化。如果你只是想抱怨日本,那么就不用看下面的文字了。如果你在思考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那么让我们仔细探究一下问题真正的本质。

虽然中国并没有如15世纪的欧洲和后来的日本那样激进扩张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当然也存在残暴对待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这并不奇怪,多少是出于人性本身。

 

  • 钓鱼岛及其历史

尽管中国南海岛屿争端是造成周边地区紧张局势的主要来源,但为了简明地分析问题,本文将主要讨论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我所说的钓鱼岛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韩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岛屿争端。

当然,关于钓鱼岛的争议有其历史根源。岛屿争端唤起中国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回忆,体现了日本人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漠视。那些回忆,或通过家庭口口相传、或通过书籍和电影而获知,直至今日还影响着中国对日本行为的反应。但我认为,说现今正在发生的事情仅仅出于历史原因是不妥当的,甚至具有误导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使得岛屿争端近来愈演愈烈。

钓鱼岛位于冲绳、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这个位置对于在台湾和冲绳整体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也是一个存在潜在争议的岛屿。台湾曾经被荷兰、葡萄牙和日本殖民,曾经是明朝流亡政府所在地和各种海盗家族的聚居地,现在仍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冲绳群岛,曾经的琉球王国,是一个类似于夏威夷的岛国。历史上,它与中国和日本都维持着外交关系。

琉球曾是一个国界相对开放的国家,渔民与商人在不同岛屿之间穿行,开展非正式的贸易。十八世纪时中国的边界究竟延伸到哪里,日本的国界又从哪里开始,很难画一条明确的界线。越靠近九州的地方,日本的文化倾向就越明显;越靠近台湾的地方则中华文化越显著。但是琉球王国具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那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日本。琉球更像是沟通两国的一座桥梁。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日本愈发难以容忍琉球王国这种不明晰的国界状态。在1867年明治维新以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划定明确的国境线,以界定区分本民族国家和殖民地。由此,就像命名“尖阁诸岛”一样,1872年日本用日语的词汇将琉球重新命名为“冲绳”。冲绳群岛成为了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不久之后又完全被日本吸收成为了一个省。虽然美军在二战后曾占据过冲绳,不过在1972年日本征服琉球恰好一百周年时,美国将冲绳归还给了日本。

我们应该在十九世纪、全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探讨下琉球群岛的殖民史。可以看到,尽管这种变革是全球性的,一部分的转变发端于十八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是一项对于土地性质重新界定的合法性尝试。这便是“不动产”这一现代概念在英国的发端,后传至整个欧洲。不动产即为某个个人或公司拥有绝对所有权的土地。欧洲的封建社会传统上曾存在“公地”的概念。这些“公地”属于公共资源,即所有的集体成员都对土地享有权利,并可以持续利用这些土地放牧牲畜。在一般意义上,土地是公爵(地主)象征性控制下的封地的一部分,但人们普遍接受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即领主和平民之间被看作是一种共生关系。但突然间,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生动记录的一样,一个“大转型”发生了。领主们开始相信,公地是他们的“不动产”,他们认为自己不仅对土地拥有绝对所有权,而且尽管已有数千年的传统,但卑微的农民也无权使用领主的土地。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土地在几何意义上的明确边界,一个一旦进入这条线的范围就都是“我的”土地的绝对界线。曾经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可怜农民开始被禁止使用土地,高墙也随之筑起将土地“包围”。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革。有些农民被迫沿街乞讨,而大部分最终投入到工厂的工作中去,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十九世纪经济的转型。

这种土地性质上的转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耕地。它成为一个巨大转变的开端,那就是所有物品和材料都成为了消费商品,其创造的消费者文化展开、影响至今。这场思维上的革命使得一切可触及之物都变成了可以购买和出售的可替代产品。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土地的认识,同时也触发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

将日本吞并琉球和之后钓鱼岛的历史置于这个社会经济背景下探究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便于我们了解这种现代化的思维–即一块土地必然属于某一个国家,而且有绝对的几何学式的界线划分两个国家的国境–如何改变了亚洲,如何使得边界问题变得如此尖锐——似乎某块土地的归属权一定非此即彼。

这便是症结所在。“不动产”和国家领土的现代概念,对于现在被我们称作美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以及夏威夷人或琉球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这有点类似于有人声称“太阳或月亮是属于我的”一样。当然,人们有权利基于传统利用土地,但在占领冲绳后,日本人通过制定法律文件宣称冲绳是一个特定的空间,日本对其享有绝对所有权,它的土地、资源和人民也均属于日本。

自十九世纪​​的经济转型后,“国界”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它也意味着边界和界限灵活性的丧失。不同文明之间原本存在着很多相互渗透的、人文交流的孔隙,但是那些在数学和几何意义上绝对划分的国界概念却生硬地将不同文明体割裂开来。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彻底的自我改造,日本的实体边界、领土及属地,变成了一个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性问题——这至少是日本人所感知到的情况。日本在明治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得益于日本能够迅速采用这种新的方法来思考事物和土地问题。对于日本来说,本国已无任何潜在的灰色地带,因而他们不能再容忍琉球王国——一个居住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群岛——慢慢从一个文化中心过渡到另一个,从日本到中国,又同时保有与两者文化与政治的纽带。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已经成立,来控制所有的领土,包括冲绳和北海道,并且政府签发新的文件来决定各块土地的所有权——归个人、企业或是国家所有。

美国在战后占领冲绳岛,后而同意在1969年将冲绳归还日本。也正是在那时,钓鱼岛的“管理权”被转移到日本。1972年, 美国在准备移交这些岛屿时,极力避免使用“主权”一词。这样用词表明,美国试图将钓鱼岛置于一种暧昧的状态下。有人可能会疑问“管理权”、“主权”和“所有权”之间确切的差别是什么。在怎样确切的意义上,一个岛屿可以说是属于一个国家,而最终这国家又属于谁?

在过去的百年里,研究海防线的精密学科的出现描绘了可追溯至圈地运动时期地土地和边境的新界线。人们普遍认为一套新的国际法规则详尽具体,又具有合法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资源的占有和对居民的合法管制均始于、止于一个绝对的界线,就像欧式几何中的线条那样。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不存在这样的界线,它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抽象投射。当然,除非在捕捞活动中产生了争议,这条线对于金枪鱼、鲸鱼,甚至是捕捞鲍鱼的潜水员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

 

  • 抓住问题的关键

有时我在考虑,我们思考岛屿争端问题的大方向是否完全错了。有许多评论家就钓鱼岛争议谈到: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合作与一体化的潜力,但是过去两国间的仇恨、历史的记忆以及日本曾经的侵略行为一直阴魂不散,造就了今天的问题,这不得不让人觉得十分奇怪。

但这种争议产生的原因或许恰恰是相反的。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在经济、技术和结构一体化上的高度发展,才使得我们意识到这些岛屿问题日益严重?高度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和日本的旧式统治体系深陷危机。越来越多的权力和决策权限正在向地方一级政府转移,或转移到跨国公司和传统理解上政府管理范围之外的参与者手中。中央政府机构出现瘫痪,往往无法制定长期计划或对公民需求做出及时回应。他们似乎与普通百姓越来越疏远。但与此同时,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其他行为体都显示出对国内、国际和全球体系的巨大影响力。

这些新参与者通过政府对如何使用资金以及社会的资源配置作出决策,但变化并不起源于政府。相比之下,旧式中央政府及依赖于中央政府从公共支出中获利的公司,都急于寻找机会创造出一个大环境:让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重新成为铁板一块——普通百姓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事实上,关于岛屿争议的外交危机为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表提供了机会,这些外交危机作为政治戏码极具价值。

每次危机都肯定了称颂中央政府的神话,并使民族统一的精神复苏,在这其中人民、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所有参与者都处于同一境遇,并具有相同的利益。当岛屿争端日益升级,中央政府突然意识到,由于因特网和社会贫富分化,自己正在失去对于国家的统治权,继而觉得自己需要通过某些东西用以证明自身的存在。因此,也许这并不是“不顾经济一体化”,而是“由于经济的一体化”我们才会有诸如此类的岛屿问题。

此纷争也许是民族国家的最后呐喊,是为了维系统治与认同,最后一次试图强迫使用旧有的结构与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由于中国和日本在生产和销售的周期上、在金融甚至是大众文化上呈现出愈发密切的一体化趋势,于是乎需要制造出紧张局势,并不断将之渲染以突显民族国家的功能和意义。

当然,与此同时,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团体也在利用岛屿争端来增加他们的势力。而且,有些地方政府也试图通过操纵岛屿问题以扩大其政治权力。例如,东京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就购买了尖阁诸岛的土地,试图让其成为东京都的一部分(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因此,土地成为了民族国家的、但只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这场博弈表明,关于“国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有了新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毕竟,东京都作为地方政府不可能行使只有国家政府才有的职能,即:买下一座岛屿并使之国有化。

最近围绕钓鱼岛的扩军备战,也支撑着思想和行动的旧式体系。岛屿的紧张局势使得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大多数人认为,挥之不去的历史分歧和互不信任是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但这句话或许反之加以考虑才是正确的。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的可能:在当今这个时代,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由于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IT革命,军队依赖的传统工具在战斗中变得无效,因而那些能够从传统军事系统(坦克、战斗机、军舰和导弹系统)中获益的人正拼命地试图制造危机,以便使他们的产品能够派上用场。在传统技术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的情形下,这些岛屿的冲突能够证明这些传统武器对于日本和中国安保的重要性。此类冲突为登岛军事演习、发射导弹和火炮射击提供了正当理由。若不是因为这些演习,这些设备可能永远不会被使用。在未来战争中(若战争真的发生的话),这些设备极有可能被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冲突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围绕岛屿的政治冲突已成为重复性的“例行公事”,但却极具破坏性,分散了我们对于真正的安保问题的注意力,让那些无用的武器有用武之地。

当我们思考钓鱼岛问题时,我们应该牢记一个古老的罗马谚语——“谁将从中受益”?也就是说,在每个国家内部,谁会从不断升级的岛屿争端中受益?以及在国际舞台上,谁将会从这类冲突中受益?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将从中日间冲突中受益的群体都一定会参与到矛盾的制造当中。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群体都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地保持着对于领土问题的最大关注。

 

  • 在日本生了什

日本方面,与中国的领土冲突使得多方受益。这有助于天皇一族和政府内部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这些冲突会动摇民心,使其转而支持其他更为保守的机构。也有右翼团体打着天皇的旗号,意图激励追随者,并为他们攻击其政敌正名。与中国的冲突使得这些团体能够证明其存在感,甚至增加他们的预算。关于预算问题,重要的是要记住:右翼团体的核心领导人都不太可能是政治狂热分子,他们往往试图利用和操纵紧张局势来赚钱牟利——可能的话,通常是通过政府支出来实现。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机构通常不会以任何方式帮助普通人,但是如果冲突足够声势浩大,这些机构希望普通民众将赞成增加预算,因为普通民众认为,那些团体能够对他们每日在电视上看到的冲突问题做出一些具体的回应。

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将媒体摆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媒体总是从热门的、关于领土问题的非理性辩论中获得巨大的金钱利益。日本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其传统功能方面日益亏损,媒体的亏损部分归咎于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书面阅读的减少。同时,媒体的亏损也由于媒体愈发远离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媒体报道的话题十分有限,且几乎没有涉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向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媒体具备渲染危机的动力,或就其表象来看,是为了报纸的销量、电视的收视率,并以这些来证明媒体的存在。

很显然,日本军方以及众多从日本扩军中获益的公司均能从中日冲突中受益。他们可以大力增加武器和防御系统的预算,若没有冲突便失去了增加预算的借口。军队还可以利用此次危机鼓励日本年轻人参军入伍,让军旅生涯看起来更吸引人。为日本军方工作的吸引力在这样一个工作机会不断缩减的时代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与军队预算有关的工作,高层军官在政治上的势力也会越来越强,并将其影响力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如他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奉行的策略。

高层军官和大量对军事系统进行投资的企业知道,日本在过去具有浓厚的军事文化传统,重大的危机将有助于唤醒这一传统,并使之成为所有日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仍然怀念日本曾经如何有效地运用军事传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同时,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转变日本文化,彻底抛弃日本人民自二战后日益熟悉的和平主义文化。媒体的言论渗透虽然缓慢,但毫无疑问地正在改变着日本人对于军队的认知。

日本的政客们乐于谈论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日本。这个用词显得相当荒谬。这暗示着日本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是一个非军事的和平国家。显然,这并非事实。日本具备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备,且其大部分的军事技术无可匹敌。其真实意图并不是想要把日本变得“正常”,而是将日本转化为一个能够与俄罗斯、中国、美国和英国势均力敌的军事大国。

日本进入世界军火市场也与此相关。美国和俄罗斯通过销售战斗机、坦克以及精密武器从世界各地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单单是一架战斗机就价值上亿,比出口任何其他商品所获利润都要高(绝大部分的出口利润都来自于此)。目前,日本的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限制着日本往海外销售军事武器的能力。日本向美国供应零部件,美国将其用于武器制造然后再销往国外,但这样一来利润将会远远小于日本直接销售喷气式战斗机或护卫舰这类成品。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失望是巨大的。毕竟,这些企业通常具备比美国或俄罗斯这两大世界巨头更为先进的技术。若是这次与中国的危机能够带动日本宪法的改革,使其能大幅增加防务省的预算,使得日本向海外派兵能够制度化,放松对日本海外军售的控制,从而创建起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进而获得大笔订单。这将为日本提供一个盈利的商机,以及入主世界军火市场的机会。

日本要开始行动是极其困难的。日本或许看起来像是正在寻求一个重大的军事对抗,但他们并没有将与中国真正对抗作为一个长期性战略,因为这可能会对其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处于日本政府核心的强势团体完全有可能是利用对华冲突来扩张军备,并打入国际军火市场,但是在冲突结束后,在实现了自由销售其武器装备之后,日本将会希望与中国重归于好。他们甚至视中国为他们未来潜在的重要军火销售市场。

右翼团体试图去煽动岛屿问题也与日本自身深刻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有关。日本十分富裕,且公民受教育程度高。虽然日本有幸避免了在中国或美国所出现的残酷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型使得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边缘化,并且让新生代看不到任何未来),但是日本正在遭受深重的精神萎靡。冷战思维下的快速增长和消费观已走到了尽头,它们与那些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社会规范结合在一起。由此一来,日本年轻人变得愈发漫无目的和精神不振。日本人较之韩国、越南或者中国人要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活力与热情。他们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并且他们也无法再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了。

因而,日本青少年们变得愤世嫉俗,并且以自我为中心。日本青年缺乏方向感与动力的状态使得政客和商人们深感忧虑。这种缺乏乐观和热情的情况将会拖垮日本。但与其试图去探究问题的根源(由消费文化所导致的疏离与异化),政客们宁愿利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去激励青少年以及广大人群。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对抗达到这一目的,并且能够避免去讨论问题背后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即使青少年对参拜靖国神社没有兴趣,但若是冲突日益加剧,年轻人很有可能如政客们所愿:被诱导从而勇敢站起来对抗中国。

面对着正濒临老龄化的上一代贪婪地为了自身利益而将资源财富消耗殆尽,青年们表现出的郁郁寡欢也并不费解。并且迄今为止,这种愤怒都没有被合理地疏导。或许,最好的疏导方式莫过于将这些情绪转移到与中国的冲突上去?

 

  • 国的视角

对于中国而言,显然,与“邪恶”的日本发生对抗有助于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将普通民众的目光从政府精英滥权、渎职等问题上转移。与日本的冲突可以强化北京在国内事务中的角色,以及中央相对地方政府的权力,并且也提升了军队在政治事务中的地位。这个道理放之中国、日本、美国,皆是如此。

对日冲突可以被当作是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并使得整体经济扭曲,好让从事军工制造的人从中收益。随着中国的产业不断被私有化,这个风险也在逐步增大。好在对于中国来说,人民解放军并非是与海外战争密切相连的军事组织,其职能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内社会需求所界定的。因此,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风险比在美国或日本要小,但仍旧是存在的。

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扩张主义传统,尽管中国也与邻国(比如越南)发生过残酷的军事冲突,但是像日本在二战中所采取的那种全球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中国从未试图占领远离其海岸的异国领土,哪怕是现在中国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垂涎于远离大陆的土地。例如,中国就从未对冲绳宣示过主权。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文化不会发生改变,不过,中华文化是基于农业经济以及重视国内经济的长期传统,这使得上述转变并不容易发生。对中国全球军事扩张的担忧更多是西方人急切寻求敌对目标的产物,但我们也不应该认为风险百分百不存在,只不过风险不那么高罢了。

尽管中国也对国际军售市场感兴趣,但其与日本是在军售市场的不同领域展开竞争,所以彼此的战略不尽相同。目前为止,中国并未出售复合武器系统,但这一天终会来临。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因此军事经济的主要部分还由政府直接掌控,而非落入私营公司手中。正因如此,从军费开支中攫取利润的动机没有像日本或美国那样强烈。

在美国和日本的媒体中,有数不清的报道宣称中国政治家只是利用反日的口号分来散民众对他们经济困局的注意力,鼓吹民族主义只是中国政府转移注意力的把戏,让人们不再注意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

虽然这些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对整个情况准确把握。首先,这些文章预设中国政府利用其与外国的冲突来操控国民,而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不会这么做。这种荒谬的观点出现在媒体中,暗示日本和美国作为先进国家拥有更文明的政治,不会采用此等龌龊的运作方式。然而,事实上,日本和美国都利用海外的紧张局势来转移普通人对当前问题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关注国内的贪污腐败,以及富豪们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扩充财富的种种行为。

中国的确在扩大其军事规模,但是却没有像美国一样展示出任何发展全球陆军与海军的野心,而且我认为,有理由假设如果中国没有受到外界挑衅,它不会这么做。如果你有任何疑虑,可以看看日本为了军事化尖阁诸岛而采取的行动,这些岛屿远离日本本岛却极为邻近中国大陆。由日本和美国主导的对该区域的军事化行为就明显是一种挑衅。这种行为引发的中方关切,就如当年美国在韩国济州岛上建立海军基地的效果一样。想想济州岛离上海有多近!

如果想知道中国对美日的反应是否过分,你应该去问问如果中国开始在靠近洛杉矶海岸的地方,比如圣克莱门特岛(San Clemente Island)上建海军港口,美国会作何反应?或者如果中国将其驱逐舰派遣到东京湾去巡逻,日本会作何感想?我猜想美国和日本会二话不说就把中国的行为视作宣战之举。相比之下,中国人已经表现得非常克制的。

美国对南美洲曾施加了上百年的强烈影响,而且常常是非法的,直到不久前才落下帷幕。美国人觉得他们有权干涉邻国政治长达世纪之久,包括采用非法的军事政变与暗杀行动。诚然,我们不希望中国重蹈美日的覆辙。但从政治意义上说,就如何对近海的他国军事建设做出反应,美国和日本实在没有资格在这一问题上指责中国。

最后,在过去三十年中,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贸易对于中国而言是国民经济的重大组成部分,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几乎所有方面的基本产品——从杯子、钢笔到衬衣、收音机和计算机。当前中国的贸易规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多亏运输系统的革新,中国也日益依赖于原材料与食物的进口。贸易上的变革也改变了中国与海洋以及周边群岛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经济很少依赖于贸易。实际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正是由于大英帝国在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贸易赤字,所以急需中国从他们手中买点什么东西。鸦片是英格兰唯一能卖给中国人的商品,即便它是非法的。鸦片战争就是迫使中国向英国购买鸦片的军事行动,为中国强行创造进口的需求。即使我们回顾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那时中国经济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贸易仅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

但2014年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中国愈发依赖于其制造业产品全球销售的收益。当前的规模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史无前例的。上海、天津和广州都成为了世界巨港,几乎向全世界供应着一切。与此同时,中国愈发无法满足食品生产的需求,要依靠粮食的进口。沙漠化、水污染以及大规模城镇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加剧了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中国人最近已经开始意识到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危险性。

中国今天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果美国或日本在中国近海,例如钓鱼岛周边海域对中国“摊牌”,那么中国将承受极大的风险。冲突规模纵使不是很大都足以吓退商船、中止贸易,即便冲突并不意味着一场战争。如果军事冲突切断了到上海和天津港的粮食运输达一月之久,那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依靠海运进口燃料、原材料和粮食,当然也依靠海运出口创汇。运输线的切断将立即影响市场,会在短时间内成为重要的安全问题。

对贸易史无前例的依赖程度使得岛屿争端问题比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严重得多,而大部分美国人甚至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充分理解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和日本在该区域的缓慢军事建设对中国的威胁程度比前一代人所历经的情况严重得多。我们都享受贸易的好处,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无条件的依赖贸易也对环境、对国际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 国的利益何在

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周边的岛屿并不关心。那些土地离美国太远,除了极少一部分美国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对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普通的美国人并不对中国抱有敌意,普通的美国城镇也对中资进入表示欢迎。而且,美国人一直把中国视为带来机遇的地方。

在美国军方内部有一小撮权力人士一直试图挑起与中国的对抗。但是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预算和资产上看,美国军方——国防部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国防部掌控着单独的运输与交通系统,自给自足,就如同一个独立王国一样。在国防部,没人有权力让反华团体靠边站,唯一能做的事是通过不同的财政与政治议程,在各个派系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对反华团体加以限制。而政治家们通常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博弈当中。

这个让人感到别扭的状态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局外人常常揣测奥巴马总统做出有关亚洲决策背后的心理如何,然而事实上,他几乎不能控制军方的行为。他的工作充其量不过让人看上去觉得“有人在掌控局势”似的。

尽管这些鹰派团体可能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战事,但是他们渴望一场“新冷战”的发生,能够有更多军事订单飞来,让他们的老雇主发一笔横财。在这场复杂却短视的博弈中,他们将中国视为未来的威胁,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能够为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提供正当理由的国家。美国在防御导弹、战斗机、航母和军事基地等大型军事项目上的巨额投资可以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若中国不被认为是严重的威胁,则所有这些军费开支都没有存在的道理。

中国对鹰派人士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仅中国的存在就可以作为海外军售的正当理由。军工复合体就把伊朗的威胁当作了确保大量的美方武器成功销往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手段。由于东亚是未来美国最大的海外军火市场,把中国作为敌人的诱惑自然是巨大的,这样才有可能销售更多的武器给韩国、日本、越南和菲律宾。

可悲的是,由于美国愚蠢地将其所有工厂都转移到海外,今天联邦政府开支中真正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只剩军费支出了。只有军工厂还在美国本土。其结果便是,军费开支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使得国内和海外军售吃香,而经济的其余方面却一塌糊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防部正在变成“好战分子”的大本营,而中国则是扩大军备、让五角大楼规避重大改革的最佳借口。

美国的一些公司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未来的敌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将工厂尽快转移到中国以增加利润。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造就了中美两国之间非常别扭的关系。美国的一部分组织机构试图与中国建立敌对关系,并筹划着战争;与此同时,很多企业(有时与前者是同一批人)又通过美国在制造业上的对华依赖而赚取大量利润。

很多人认为奥巴马与习近平于2013年6月8日的会面代表了中美关系的重大转变,在向着某种复杂的“中美共治”体系(G2 system)迈进,可以调和两国的需求,并有助于政治体系追赶上两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整合步伐。日本当然特别关心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变化将如何影响自身。2012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1105亿美元,对日出口额为700亿美元。在一个主要由预算和财政决定政策的时代(部分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力在快速消失),不管条约和协定什么规定的,日本正在丧失其在华盛顿特区的影响力。

尽管美方官员在所有公共场合的声明中都力挺日本,实际上,无论美国企业还是政府机构与他们日本同行之间的真正人际联系都非常有限,通常只局限在官方、正式的角色上。相比之下,美国人感到更容易与韩国人,还有中国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无论五角大楼里的反华派系意见如何。因此,日本虽然在纸面上是亲近的盟友,但双边关系的实质深度却相当有限。例如,奥巴马政府的两任驻日大使都不是“知日派”,也并非真正的美国政治家。

或许,对于东亚和平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美国军方中的部分人士无法构想一个没有强敌存在的世界。无法适应这样的世界让美国的很多政策制定者举足无措,而且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构成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个国家是如此依赖外部威胁来正当化对技术研发的巨额投资。如果没有敌对目标,很多美国人甚至分不清计算机存储条与薯条的差别(二者英文表达中均包含“chips”——译者注),因此对于美国人而言,外部威胁是证明技术投资合理性的一个必要部分。这个体制就是不容许为了单纯目的而投资技术。

使得散布全球的美军回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努力也让很多人担心。迄今为止,虽然有一些削减陆军的建议,但没有任何军事专家考虑过让美军真正“回家”的可能性,尽管共和党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曾建议这个政策值得考虑。如果东亚和中东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美军当然有理由回到本土。然而,今天没有任何一项战略计划提出了美军回家的时间表。军队已经庞大臃肿到这等程度,以至于让所有士兵回家的前景使人感到不安。当前美国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就与持续的海外战争有关:例如,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军士兵回国后通常成为警察。他们对待自己逮捕的美国人的态度就跟他们俘获的敌方战斗人员一样残忍,由此造成了很多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

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正面临人才的流失,由于政府的工资不具吸引力,很多有才之人转向私营企业。由此,美国政府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程度来合理运作其在过去六十年中建立起的全球体系。我自己就有不少能力出众的朋友辞去了政府公职,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了,甚至被剥削了。这个问题与美国社会的大规模私有化紧密相连,众多的组织机构都追逐利益,老板们都在尽最大可能降低劳动力成本。

美国社会的这些转变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正在将自己在外交和安全上的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国家在中东扮演着更加核心的角色,法国和德国在军事、非洲事务、甚至俄罗斯以及其他十年前难以想象的领域发挥着更大作用。对于东亚地区,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人希望将权力政治的接力棒交给日本。虽然,认为日本会在追求其在东亚地位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利益关切保持一致是非常天真的看法,但是,考虑到美国越来越缺乏领导该地区的能力,将太平洋警察的角色交接给日本也算是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了。

最后,潜藏在中日紧张关系之中的还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不同的利益团体都可能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利用岛屿争端,普通民众对于岛屿问题的强烈反应则是民族主义传统的产物,尤其在中、韩两国。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众多政治运动的中心。

我目睹过东亚民族主义最狰狞的一面。我看到过一些中日韩民众非常恶劣的行为,这些人盲目地以为他们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并且只从自身国家利益的最狭隘视角来认识与他国的关系。我也与一些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有过亲身接触,这些人被民族主义情绪蒙蔽,他们甚至怀有一种使命感要告诉我,他们的国家是如何的伟大,那不过是为了让我对他们印象深刻罢了。

然而,与此同时,我也逐渐理解了民族主义的特征。当现代民族主义于十九世纪在全球涌现之时,它并非是文化上的盲目自大或沙文主义的产物,而产生自一种深刻的政治需求——找到能够将地方性民众聚合在一起进行政治行动的文化凝聚剂。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地方性的共同体那时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殖民主义帝国和妄图剥削他们的跨国公司。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们的社会是一盘散沙”。并不是民族主义者宣传的所有有关于光辉岁月的故事都被人信任,或曾被人相信,而是这些关于一个伟大民族的叙事是构建共同体的唯一方式,唯此才能使中国人抵制日本公司和他们对中国的剥削,也只有如此才能让韩国人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迷思,要想使民众齐心协力对抗跨国的经济与政治攻击将非常困难。

因此,民族主义既是鼓动日本年轻人为帝国出生入死的工具,与此同时,也是唤起中韩民众抵抗日本帝国的唯一方式。吊诡的是,在一个商业化、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并且往往无力使人们团结起来做出回应。如果民族主义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那将是很可悲的事,但是历史就是充满了各种讽刺。

 

 

跨世纪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中国的角色

最近发生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露事故,让一些中国人感到幸灾乐祸。这起生态灾难让一些中国人感到一丝愉悦,日本——在一些人看来是中国在上世纪遭受凌辱的强劲对手,被轻松击垮。一些中国人十分欣喜地看到,多年来对中国傲慢冷漠的日本终于低下了头。现在,日本不会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蔑视中国,至少一些中国人这么认为。

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日本应得的报应,长期受帝国主义传统影响的日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肆意利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这些人来说,这场可怕的灾难似乎是值得庆祝的,这是日本应得的。

但是我认为在危机时刻持这种态度, 对全人类来说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中国也将遭到多方面的破坏。如今,中国人应该认真地思考什么才是重要的,而且应该为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民族情感。首先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其一部分行动必须关系到全世界人类的幸福, 而不仅仅是中国自身。

首先,这起核事故极其严重,而且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可能觉得太平洋的鱼类污染是夸大其词,但3—6个月后这都将变成现实。一年之内,中国将比其他任何地方受到的影响都大,大部分地区的鱼都不能安全地食用。中国有很大的动机来帮助日本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比中国人的登月计划更重要。这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更是中国的问题。

其次,如果中国决定在技术、专业知识和资源方面援助日本,这将彻底改变中日关系。如中国人所愿,实现更加平等的中日关系。中国可以提供的援助远不止于和核能源领域,因为这场巨大的灾难影响到经济、农业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解决这种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中国拥有更多的专业技术和人力资源。

中国的反应不仅会得到许多日本人的赞赏,还会根本上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目前,日本政府明显无视福岛地区居民的需求。如果中国对此深表关切,将彻底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从而改善中日关系。如果有一小部分日本人觉得中国比日本政府更同情他们,从长远来看,将改变中日权力关系。

一些中国人强烈反对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的资源还不够满足本国的需求,又为何要帮助日本这样富得流油的国家呢。虽然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我们应该思考中国能从中得到的利益。首先,如果中国树立起作为日本的恩人的形象,一些日本人将会十分感激,尤其是发现自己的政府如此无能时。这种善意会辐射至整个社会,并改变日本人的观念。

反过来,日本会将这种文化扩散至全世界。如果中国在日本文化圈中得到肯定,那么将会改变东南亚、美国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中国的收益不仅局限在日本内部。

如今,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涌现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严重问题。如果想要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死灰复燃,只有一个取胜的策略。如果攻击所有的日本人,严厉讽刺日本政客和日本企业的行为,也许能得到一时的口舌之快。但是对于改变日本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中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改变日本,而不是抱怨日本。如果中国人只是一味地攻击所有日本人,一些担忧日本社会的负面发展并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人会感到别无选择,只能投靠日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普遍厌恶日本。

但是,如果中国对福岛地区的灾民伸出援手,支持日本内部的反帝势力,一些日本人会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强大后盾。而这种正面的形象对中国外交关系的改善至关重要。虽然这种改变可能只限于一小部分日本人,但是这将带来巨大的影响。迈出这一步将改变日本的政治结构。

我们不能认为日本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让日本人看到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如果让日本看到日本将如何更好的发展,这标志着中国是一个成熟、强大的国家,并拥有国际视野。如果仅仅是把每个日本人都视为恶魔一般,一味地攻击日本,则显示出国家实力的不成熟,其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

虽然日本应该为二战时的暴行负责,我们也应知道当时一些日本人强烈反对暴行并为此献出了生命。当中国人意识到一些日本人也是二战的受害者,意识到有许多福岛核事故的受害者需要帮助,这将改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

这种改变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的道德先锋。即便不是最完美的,道德领导是全球人民所期望的。正是这种道德领导使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强大起来,尽管美国有种种缺陷。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无比强盛,现在是时候该迈上最后一个台阶,成为全球的领袖。

以下一些建议提出了中国能做些什么。

由巨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在事隔2年以上的现在,依然严重威胁着亚太地区人民的健康,已然成为世界上罕见的放射线污染事故。从福岛第一发电厂地下持续渗漏的污染水,有污染整个太平洋的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必要采取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的措施。

事故发生当时就知道含有铯137和134 及比较少量的碘131的放射性物质向周围环境放出,对健康的长期危害主要是由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铯137引起的。铯137的半衰期要30年,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威胁人类健康。最近调查表明,从福岛第一发电厂地下渗漏的污染水里含有的锶90的量在增大(锶90比铯危险大得多)。锶90在体内有代替钙的功能,很容易被骨骼吸收。

大量污染水泄漏后,东京电力因为自身没有有效控制放射能向地面和海洋流出的专门知识,公开向政府请求援助。另外,现在针对每天约400吨的冷却水的溢出,东电考虑建设新的倾斜水壁。但是,即使这个方案实现了,也不是解决污染水泄漏的长久之计。

如果解决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问题,可以说是和20世纪60年代人类登月一样的重大突破。技术上很复杂,需要慎重的对应和长时间集合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由于有潜在威胁数百万人健康的可能,需要国际社会联手解决,要求政府和企业具有与防止核扩散、恐怖分子和经济犯罪同等或更高度的应对能力。

为解决核电站泄漏事故,需要制定今后100年的人才协助计划,要参考全世界各领域的专家(技术工学、生物学、人口学、农业学、哲学、历史、美术、城市规划等)的见解和想法。摸索被害地区的重建,居民的避难,控制放射泄漏,安全处理和管理污染水,污染土壤的治理方法,需要所有科学家在多层次上的协助。另外,也许要40年后才可能实现,必须找到事故原子炉的完全废炉方法。为此,需要每40年定期的作研究报告,对策体制的根本改善也是必须的。

对应计划里要有像在高浓度的污染里也可以工作的机器人等前所未有的技术,这个计划可能会给机器人学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可能使军事技术应用于民间。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可以使高龄作业员和志愿者不必在有害健康的危险的原子炉里工作。

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在给全人类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构筑全球合作网络的机会。首先,由有高度计算机技术知识的团体和组织将正在进行中的庞大的放射线污染问题细分化,随后,专家们可以提出具体的方案和对策。这个过程可以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先例,但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推进。

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Nielsen)在他的著作《发明的再发现:网络科学的新世纪》(Reinventing Discovery: The New Era of Networked Science)里阐述了网络科学的理念,这或许是解决这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的合适方法。

在应对福岛事故中发现的突破口,可以应用于其它的像BP公司的墨西哥湾原油泄露事故和全球变暖等长期问题的解决。福岛事故解决的共同研究,要比人类基因组以及大型强子冲击加速器的维护的规模还要大很多。最后,这个危机也会给外交领域带来构筑全新关系的机会。在外交方面,现在是各国各持己见,进行不透明的政府间的暧昧谈判,今后会演变成抱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又同时具有不同能力的各国民众认真参与讨论国际问题。通过解决福岛问题的经验,如果可以让外交更加成熟,就可以集合世界的几十万人,确立应对共同威胁的新战略。从网络科学着手,外交可以营造一个共同解决贫困、能源再生、水源污染对策等重要问题的长期的国际平台。

同样,这次危机也许可以成为恢复社会网络本来功能的契机,即促进为解决共同问题各自贡献专业知识的机制。社交媒介不是为了向朋友展示咖啡拿铁或机器猫,而是为了让评价资讯的可信性、专家评论、培养共识,市民阶层直接参与行政成为可能。促进工人横向联系的对等伙伴基金 (P2P Foundation)提倡通过对社交媒介基础导入适当的对等伙伴,就可以让其在福岛核泄漏问题的解决和处理上发挥中心作用。P2P活动的核心人物,迈克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指出,“伙伴们已经在全世界做到了知识共享,这甚至已在制造计算机、汽车和重机过程中看到”。

我们在这里有可能找到福岛核泄漏难题的答案,那就是把问题自身向全世界民众公开。

 

  • P2P

事故专家以及几百万,几亿人参与这个世界性规模的活动中,一起来解决福岛核泄漏问题,可以给这个2年半以来帮着说谎话的政府一起回避国际责任的社会带来若干希望。如果有问题意识的市民可以阅览在线数据信息,交换意见并提案,就可以使决策过程有新的透明度,可以让更多的人参加审议,可以带来更多的真知灼见。

关于泄漏和原子炉状况的详细情报,没有像对受过专门训练的放射技术人员一样对一般市民公开,这不合情理。如果可以对今后所有应对策略与问题意识很高的几百万市民达成共识,那么现在这样少数人秘密决定的状况将会大有改观。为解决福岛问题而建立合作机制,不正是超越国境、企业的所有权、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壁垒所必须的吗?

把宇宙的星球分类的“Galaxy Zoo”计划显示,如果把课题细分可以让一般人也承担解决重大问题的重任。Galaxy Zoo计划只要你关都可以给辽远河中的星星在线们只需在数里登即可

这个计划的所有部分都显示出,我们在参与扩大我们的宇宙知识,而分析科学数据不一定需要博士。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如果福岛事故后,一般人每天都观察人造卫星的照片,可能会比学者更容易看到放射性烟雾的异常流动。福岛事故要分析的数据信息量非常庞大,现在,大半还被搁置着,没有被分析。

有效解决福岛事故要从全体和部分两个观点来看,为此首先要慎重而且高水准地决定解决问题的顺序,然后组建有高度计算机知识和共同见识的合作小组,高效率地解决问题。

不是单纯集结高收入的专家,还要培养一般人。专家带来一些无法实现的昂贵的想法没有用。这些想法只有一般市民都深刻理解了才有可能实现,大规模的网络范围的课题必须有全社会所有阶层的参加。只有专家的对话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要长期解决还要注意伦理和文化方面的问题。

如果,原有机构和团体,例如NGO、政府、企业和金融组织,无法解决前所未有的人类危机,我们自身要建立社会网络并以此为平台,不仅酝酿出革新的想法还要实施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对各种各样的机构施加压力,针对国际市民社会的要求,还有必要使用迅速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真正的创新。要启动这个进程,除了互联网没有其他的场所可以开展,也可以说这是长期性解决福岛问题的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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