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小说之影响于日朝” (中华读书报, 2001年7月18日)

中华读书报

 2001年 7月 18日

中国通俗小说之影响于日朝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为什么本国语成为今天朝鲜和日本用来写学术文章所采用的惟一语言形式,而在二十世纪之前,本国语写作基本上是附属于文言文或者作为文言文的分支呢? 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我们发现当今世界仍然处在一个叫做“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分裂野兽的阴影之下,它要求语言、习俗和种族与国家的地理边界一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看法,认为用本国语写作是最自然的,而用一种古典语言写作是被强迫的,做作的。

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过去那么多人选择用拉丁文、希腊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的书面语来表达自我,尽管这些语言的发源地不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时代上都很遥远。

用汉字记录本地语,以及把当地的传说翻译成文言文标志着朝鲜和日本社会文明的开端。到十二世纪,以唐朝的韩愈和苏轼等文人诠释、提炼和推广的中国古文为先例,文言文在朝鲜和日本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与口语相比,文言文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因为它有普遍性和永久性,还因为它包含一整套清楚的表达模式:从散文的逻辑推理和连续推理到诗歌的暗喻与余韵。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特例,朝鲜人和日本人并不把文言文当作外语,而是把它当作当地语言文学界起重要作用的书面语,一种有力的语言工具。它是存储信息的客观可靠方式,同时也是描述人类生存现实的一种优雅简洁的方式,并通过描述重新定义现实。

如果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以前朝鲜和日本的文人非常奇怪,常常选用一种与他们的日常口语相去甚远的语言来记录事实或思想,他们很有可能对我们完全使用一种当代的、多变的语言来写作同样感到惊奇,因为这种语言很有可能在两百年之内就难以阅读,五百年之内就难以理解。

朝鲜和日本的文人把用文言文这种通用语来印刷和保存文章作为知识传统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许多文章,连一些用文言文写的文章都被认为不值得像这样认真对待。十七世纪中国(明朝和清朝前期)印刷业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不近经典的作品,像诗话、会话手册、地方志、应试范文集锦、法规集和野史,大量涌入朝鲜和日本。这些作品使朝鲜和日本的读者意识到同时期中国文化活动的广度,将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集中于中国古代圣贤身上的狭隘概念不再令人信服。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朝鲜,一些商人使节团通过朝鲜和中国清政府的官方交流项目旅游到中国。作为非正式的活动,他们运回大量的新书。传播常常是非正式并且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朝鲜官方禁止将俗语小说带入境内。按照关税记录“舶载书目”,在日本十八世纪初,有许可证的商人从南京和福建经长崎港进口这种中国书的数量突然增加。尽管有些使用西方主题的中国书依然是很敏感的,中国通俗小说公开地进口并成为评论的对象。

十八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重印,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使朝鲜和日本的读者接触到以前不熟悉的中国俗语和语法。以前中文被看作一套范围狭窄的,作为写作和行为模范的样板文。现在,它被看作一个范围更广的连续体,由重叠的文体组成,包括从简洁的古代经典文章的用法和格式到现代市井妇人长篇闲谈的用词和句式。

中国通俗小说对中国人来说更容易阅读,因为它包含每天日常会话常用的语句,但是朝鲜和日本的读者就反而更加难以理解,因为它与文言文的语言格式和用词都大不相同。狭义的中国俗文是一种与文言文不同的语言,重点在其内在的通俗性,这使日本对中国俗文的研究成了一门学科。

虽然由于语言障碍,朝鲜和日本的读者读通俗小说可能有些困难,通俗小说仍然非常引人入胜,因为他们描述了中国文化更接近现实的一面,而不是四书五经展示的理想社会。在这些小说中,精明的商人,狡诈的媒人,娇惯的年轻女性,自私鲁莽的男孩,久经沙场的战士,邪恶的强盗和无畏的士大夫,都在一个获取和挥霍的世界里探索出路。故事的时代背景一般设在宋朝,但实际上常常是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写照。

许多小说明确地挑战、谴责、甚至试图推翻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虽然它们提出的解决方式和结论实际上支持其基本要旨。在古典文章中诚心严肃地行天道的儒家圣贤在这些小说的描述中,与妻子为了家庭财务而争吵或在读书时打瞌睡。一大群街头商贩、阿谀奉承的狱卒、贪污的捕头也爬出来,使这一社会画卷更加复杂。

我并不是说中国通俗小说一定描绘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或者它们比文言文小说从任何实际的角度上来说更现实。然而文言文作品有文化权威,是用来描写古代圣贤的言行,颂扬皇帝和大臣的功绩,规劝市民要贞节、诚实、孝顺的规范的、法定的语言。可以想象突然间读到乞丐和流氓的污秽语言对朝鲜和日本的读者有多大的震动。

中国通俗小说使朝鲜人和日本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本地文化与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代中国人的日常习惯和礼仪,从行“万福礼”到官僚的华丽圆滑的奉承话都让朝鲜和日本的读者感到奇怪。因为这样确切的日常生活细节在朝鲜和日本两国吸收并改造中国传统时必然是被省略了的;中国代表着普遍的,范例的,原形的传统,确保其重要地位不受中国本地文化的细节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明朝在1644年被满族攻破,正好是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时期。中国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当代的,陌生的,甚至常常是一个衰退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完美的,无所不在的理想社会。另外,中国通俗小说的流传突出了现代中国独有的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结果异化了中国文化结构。关于低级官员之间的婚嫁协商,强盗的反叛,衙门官员的狡诈的广泛细致的描写一定使朝鲜和日本的读者回想起一些他们自己的类似的亲身经历。中国小说描写了完全处于日常生活种种矛盾之中的人物,他们与古典文章中去除了日常生活繁琐经历的人物完全相反。这样,中国通俗小说不仅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外来文化,也同时使人联想到它与当代朝鲜和日本社会现实的直接联系。

究竟中国通俗小说对朝鲜和日本的学者有多重要?这个问题常常被掩埋在一些细节讨论之中,比如情节发展的顺序,主题和引用文是否恰当,或者哪些文章提及了中国通俗小说中的某一人物,地点和时期。我认为,中国通俗小说对朝鲜和日本学者逐渐把本国俗语小说当作一门学科来对待起了重要作用。

人们往往想说,事实上也经常说,俗语文学是从十七世纪起在中国、日本和朝鲜自然形成的,但这样的评价是不充分的,也与时代不符。首先,如果我们认为俗语文学是指用本地语写的,形式复杂,讲述娱乐性的、有趣的故事的小说,那么俗语文学在朝鲜和日本早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而且至今还在印刷界之外继续不断发展更新。到十七世纪,东亚的本地语小说被写下来,并在中国和日本广泛印刷。更重要的是,三个国家的文人(尽管程度不同)都感到这些文章重要到足以在他们的笔记中提及,使我们有了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俗文的存在。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通俗小说在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这一发展过程在朝鲜和日本与中国通俗小说的影响和接受情况直接相关。

然而,通俗小说的印刷和广泛流传并没有直接确立其文学地位。只有当文人们认为用俗语写作也有非常严肃的成分,俗文符合经典文章所确立的文学规范,而且这样的作品可以成为评价的对象时,通俗文学才能兴起。最终,通俗小说必须不仅仅是经典传统的一个苍白的影子,它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性质。

在这样的过程中,文人们逐渐认为用俗语写的文章与用典范语言写的严肃文学是类似的,但是并非在每一个时代这种转变过程都会实现,有时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在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读者普遍认为用当地俗语写作低于用当今世界文学用语—英语—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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