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首尔打造成智囊团中心” 中央日报 2015年 4月 4日

中央日报

“把首尔打造成智囊团中心”

2015年 4月 4日

贝一明

 原文

 

目前智囊团(think tank)在全世界范围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空间,智囊团是专家、政府和民间部门代表以及市民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平台。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传统基金会以一直以来讨论政策的传统而引以为豪。最近在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东亚研究院、外国人设立的智囊团等大大小小的智囊团正在日益凸显。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借鉴韩国的基础设施、制造业技术、电子政务等作为标杆进行学习,那么首尔的智囊团群体能否成为管理(governance)革命的核心呢?特别是鉴于韩国世界一流的商业、教育作用,这点十分明确。但若想实现这一计划,需要迈出重要的几步。

第一,需要包容年轻人。如果去参加智囊团活动会发现没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发言人一般是60~70岁。活动中的年轻人均为实习生,对讨论不起任何作用。忽略年轻人的需求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此外韩国的智囊团需实现国际化、世界化,但用英语开展研讨会,并不表示实现国际化。研究小组中应包含外国人、女性、“多文化韩国人”的代表。需像国外智囊团一样,聘用外国人担任高级研究员。至今没有韩国智囊团聘用越南、蒙古人的子女担任研究员。

新一代智囊团需正面探讨气候变化等核心问题,同时需要发表令人敬畏的正直的言论。技术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重要议题。虽然我们还未正确认识这点,但技术正在令社会分化,弱化对社会问题的集中能力。智囊团的作用是要让我们关注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深刻问题。像举行仪式一样,向听众阐述陈旧的观点将导致智囊团的失败。

此外韩国智囊团需包括多种语言。除英语外,需偶尔发行中文、日语、阿拉伯语报告书。以后说不定还需要发行印度尼西亚、越南语言的文献。这样世界各国才更可能采纳韩国智囊团的报告书和政策建议。

若首尔试图成为世界智囊团的中心,革新能力是核心。模仿存在局限性,需要综合国内外研究和讨论的网络。这是为了对于气候变化或“虚拟空间的未来”等非常综合性的问题,能够担负起调整世界各国的新政策,开展巨大项目的重任。

同时也需要增进小型、大型智囊团间的合作。大型智囊团预算较多,更易接触到世界级专家。小型智囊团灵活性好,更了解人们的需求。若韩国开发出在这些智囊团间分享财力和知识的战略,将迎来创新智囊团群的诞生。

但令人遗憾的是,对政策提出批判性视角的首尔进步智囊团均未能提出能够吸引国际社会的主张。外文文献的量不多。保持合作关系的国外智囊团也为数不多。相反,保守的智囊团多数集中于国际金融或安全问题等与一般人需求无关的议题,未对青年岗位、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问题进行探讨。

最后,比起模仿国外智囊团,若强调立足于韩国智慧传统的固有观点和逻辑,可能会使韩国智囊团的世界性、有效性最大化。韩国的最大优势即没有被帝国主义支配传统的控制。韩国标榜平衡、互惠的国际关系。因此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智囊团,韩国智囊团更具有开放讨论的基础。

韩国从朝鲜时期起就保留着谋求牵制、均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管理传统。这是推行世界性政策创新的基础。如果想开发出具一定深度的具韩国特色的解决问题方法后再将其推向世界,比起要让最近的制造领域取得成功,更应该振兴韩国在14~18世纪时争取的制度革新。
韩国拥有集贤殿这样伟大的智囊团遗产。集贤殿是保持高度自由和独立的政策讨论中心,并创造了许多具体的研究成果,用以构建长期的、有道德的管理。虽然重视儒教传统,但政策研究的方法十分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这是为了支持世宗大王推行改革,试图解决现实问题,建设更加平衡的社会。在20世纪前,整个世界范围都没有像集贤殿一般如此优秀的智囊团。那么如果新一代的韩国智囊团参考集贤殿的话,不就可以创造智囊团的新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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