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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into Korea's Sudden Rise

“贝淡宁:用贤能政治衡量中国体制更合适” (环球日报 2016年 1月 12日)

环球日报

“贝淡宁:用贤能政治衡量中国体制更合适”

2016年 1月 12日

贝一明

亚洲研究所所长

 

 

儒家文化复兴为中国发展提供道德支撑

 

过去30多年来,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文化变革就是传统的复兴。这种复兴既是精心策划的结果,也有自发的因素。20世纪尤其1949年以来,文化呈现出来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反传统主义。再往前溯,及至1919年“五四运动”甚至之前,无论金融精英、自由人士、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根源之一便是落后的传统文化。

但过去30年来,中国以及韩国等其他拥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经历了一场对传统的戏剧性再评估。在此期间,这一地区经济增长迅猛,贫困人口大幅缩减,同时又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而当人们举目四望、探寻这些国家有何共同点时,答案之一就是它们都继承了儒家传统。尽管过去的叙事基本都是儒家文化阻碍了现代化和经济增长,但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儒家文化实际上发挥了促进作用。

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更具历史色彩和人文特征的视角的回归,它更强调教育,注重跨越代际的大家庭伦理。延及政治领域,这种儒家视角促进了有关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价值重估。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选拔和擢升具有较强能力、道德品质、社会文化技能并能带领国家前进的领导者。这种视角虽有儒家根源,但现在已然经历现代化的演变,变成中国以及韩国、日本等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尽管儒家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判,但它现在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如今,儒家核心价值的推广和促进已不仅限于政治治理层面,商业和非盈利性行业也都在这样做。

贤能政治的发扬还与社会饱受金钱主义的负面影响有关。追逐财富使得人们变得更趋个人主义,脱离更高的理想追求。因此,中国政府层面以及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提升社会的责任感,复兴儒家文化正好服务于这一目标。儒家关乎道德和个人责任,无论对于教育体系还是领导者的培养都能提供道德支撑。

  贤能政治是更适合中国语境的衡量标准

当我们试图分析和理解中国时,西方的政治术语很有误导性,因其倾向于将世界划分为好的民主体制和坏的集权体制,而中国往往被归为后者。但事实上,中国有着很大不同,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确有某些威权倾向,但也具有很强的民主特征。过去30年来,世人见证了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并且愿意谈论自身存在的问题。笔者在之前出版的著作中使用“垂直民主贤能政治”概念来阐释中国的模式:基层层面充分展现了民主的价值;越往政治决策链的上层追溯,其领导者的擢升就越呈现出贤能政治的特点。

虽然在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差距,但这种贤能政治标准已在过去30年中激发了备受瞩目的政治改革。笔者认为,就政治进步或倒退的评判标准而言,中国式贤能政治是一个完全胜任的模式。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贤能政治在有关较长时期内政治进步与否的考察中是比西式自由民主更好的标准。虽然这种看法在中国之外引发一定程度的争议,但在中国内部,强调贤能政治确是知识界和改革派领导者的主流认知。

归根结底,笔者认为有关政治进步与否的评判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怎样才算是良好政治社会”这个问题有着虽然各自不同但又都趋于合理的解释。其实从柏拉图开始,“美好社会”就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的模式或版本。美国用于衡量政治进步和改革的标准,源自美国宪法所蕴含的民主理想,并且得到其立国先贤们的拥护和标榜。这套标准对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活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虽然在美国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落差,但其评价现实的标准终究还是源自美国文化中的主流政治理念。对于有着复杂政治哲学历史和理念的中国而言,道理也是如此。这些理念可追溯至始自孔孟时代、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有关贤能政治的争鸣和辩论。中国的思想家们潜心思考如何选拔能干而且道德高尚的政治领导者以及何种能力和德行最为重要,中国人思索并尝试各种领导者选拔机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过去30多年来,中国政治领导层的选拔一般是先从公务员考试开始,接着对其在较低层级政府部门的表现加以评估,只有在各行政层级积累了丰富经验,才有可能被拔擢到更高层。这种方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候相似。

  中美应允许对方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差异

笔者始终认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这些核心政治理念应该成为评估中国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虽然它们与美国信奉的那套自由主义理念不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巨大落差,这一点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但其中更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把什么当作标准。

这是中国政府和知识界颇为关心的问题。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中国的发展都已“震撼世界”,中国也必须在塑造世界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其是否能以既促进国际和平又容纳分歧的方式发挥作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世界大国拥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不应强制推行任何单一治理模式。在这方面,笔者更为担心的其实是美国。因为美国不仅宣称其民主模式是它自身的最佳选择,同时认为这也应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佳模式。一些美国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除此之外的其他政治体制都是非法的。这种态度当然会让很多致力于建设好政府的中国人感到反感甚或不满。他们会想:轮的着你这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来教我构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么?你们已被一部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挑战的宪法弄得束手束脚了。

笔者认为,美中双方应该求同存异,既在共同关注的领域携手努力,也要容许扎根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两种政治体制之间存在差异。(作者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由韩国庆熙大学副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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