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les and Squares

허핑턴포스트
핫토리 료이치(服部良一) 인터뷰
“새로운 일본을 상상한다 | 핫토리 료이치 전 중의원 인터뷰”
2016년 4월 19일

페스트라이쉬 임마누엘

새로운 일본을 상상하는 핫토리 료이치(服部良一) 전 사회민주당 중의원 인터뷰

보수적인 시대에 노동자의 권리를 옹호하는 핫토리 료이치(服部良一)는 일본 사회의 민주적 대안 실현의 주역 중 한 명이다. 2009년, 핫토리는 오사카 제3 선거구에서 중의원으로 선출되었다. 현재는 사회민주당(사민당)의 국제 담당을 맡고 있다.

핫토리는 ‘일본 헌법’의 평화 조항을 지키기 위한 운동에 폭넓게 참여하고, 자위대의 해외 파견에 반대하고 있다. 하토야마 유키오 전 일본총리와도 친분이 있는 핫토리는 아시아 국가들, 특히 한국, 중국과의 밀접한 교류의 촉진에 노력하고 있다.

지금까지 활동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광범위한 대화를 실현하기 위해 일본정치인들과 NGO 멤버로 구성된 대표단을 이끌어 왔다. 그는 일본 제국주의에 의해 피해를 입은 모든 사람들에 대한 보상, 식민지 지배의 청산을 요구하고 있다.

또한, 핫토리는 오키나와의 후텐마(普天間) 미군 기지 철거를 위해 투쟁하고 헤노코(辺野古) 신미군기지 건설에 반대하고 있다. 그는 미군 기지 관련 사고나 미군에 의한 범죄 피해자에 대한 보상과 기지를 둘러싼 미일 합의의 재검토를 주장하고 있다.

핫토리는 1960년대 교토대학에 재학했는데, 그 당시는 사회문제에 특별히 관심을 두지 않았다. 그러나 1969년 중국을 방문하고 사회를 좋은 방향으로 만들려고 노력하는 중국 학생들의 모습을 보고 사회를 개선하기 위해 최선을 다할 의무가 있다고 생각하게 되었다. 그는 대학 2학년 때 대학을 자퇴한 후 곧바로 저임금 노동자들과 함께 일하는 길을 선택했다.

페스트라이쉬 :
테러가 세계 각지에서 발생하고 있습니다. 수사도 진행 중이며 진상을 잘 모르는 가운데, 이를 정치적으로 이용하려는 세력도 있습니다. 매우 위험한 일이라고 생각 합니다.

핫토리 :
그렇습니다. 프랑스에서의 사건 이후 일본의 집권 여당 간부로부터 “공모죄(共謀罪)”를 국회에 상정해야 된다는 이야기가 나왔습니다. 실제로 행위에 미치지 않고도 대화를 한 것만으로 범죄로 처벌하는 법률입니다. 점점 경찰력을 강화하게 되고 살기 어려운 사회가 될 겁니다. 프랑스에서도 미국에서도 배외주의가 확산되고 있습니다. 전세계적으로 냉정한 관점에서 대응하는 공통의 가치와 네트워크가 필요할지도 모릅니다.

페스트라이쉬 :
특히 걱정스러운 것이 동아시아에서 전통적인 군사 예산 증대입니다. 한편, 이번 파리 기후 회의를 통해 기후 변화 대책에 막대한 예산이 필요하다는 사실이 확인되었습니다. 예전처럼 무기에 돈을 쓸 여유가 없는데 왜 기존의 군사력을 중요시하는지, 저는 매우 이상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핫토리 씨는 어떻게 생각하십니까?

핫토리 :
인류가 폭력과 폭력의 대립, 군사 확장 경쟁에 빠지는 것은 슬픈 일입니다. 그것은 20세기의 유물이어야만 했는데, 아직 그것에 사로잡혀 있는 사람들이 있습니다. 특히 동아시아에는 한반도의 분단 때문에 전통적인 냉전 상태가 완전히 해소되지 않고 있습니다. Read more of this post

搜虎
“哈佛教授迈克尔-普鸣谈亚洲教育的得与失”
2016年 4月 8日

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教授，他是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开设的一门“中国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大学当下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
关于普鸣教授在哈佛授课的盛况，刘晨 （哈佛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写有很好的文字；三联学术通讯小站两年前曾经发布过：哈佛大学如何上“中国文化通识课”？
2015年11月4日，赫芬顿邮报网站登载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对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的访谈。我们请北京大学的王晨晨同学翻译了全文。

Q：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亚洲研究所 所长
A：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 教授

贝一明：亚洲对于教育非同寻常的重视令人称道，一些美国的父母们想要模仿这种学习方式。但是亚洲人觉得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完全失控。学生们被各种考试和证书压得喘不过气。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亚洲人认为去什么学校如此重要？
普鸣：我认为针对亚洲教育的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东亚地区的确在传统上极为重视教育。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传统的成果：东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中对教育的重视直接相关。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目前东亚对教育应该如何发挥实效预设着相当危险的想法。东亚这种用考试去评价教育，并将所有的社会成就和考试挂钩的趋势相当具有破坏性。这意味着，孩子们在学校从老师那里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其首要目的是让他们在考试中拔尖，这样他们就能在升学的时候快人一步。这些考试实际上考察的是天资，比如说一些考试是用来检验你是否对数学独有造诣，那你就会朝数学这个方向发展，或者你在其他领域表现突出，你就会被拉向那个方向培养。这种教育方法和东亚过去对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的理念有关，尤其是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概念。
在中国，考试的初衷是去创造一个人们可以系统接受教育的体系，而且如果学得优秀，就能到政府部门高就。这一想法很了不起。
贝一明：中国、日本或者韩国的精英政治现在被一些大型考试控制，它们私底下勾结备考产业，并从中牟利，因此有动力维持该体系运作下去。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反应，有些人甚至为了逃避而把孩子送到美国。
普鸣：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亚洲的教育走得太远了，而我们需要悬崖勒马。正如某些人认识到了教育是如何在前现代东亚社会发挥作用的那样，我也想说，“看呐！ 传统的亚洲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考试热不应该和传统的亚洲教育方法混为一谈。
如果你去研究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教育和修养的，以及他们的精英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你会理解，尽管考试很重要，尽管学习也和考试相关，但学习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修身愿望。教育是通达个体生命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它远远超出如今亚洲学生用各种技巧对付的狭义的考试。
贝一明：我想起了林语堂的经典著作《生活的艺术》，里面详细叙述了大部分中国传统中非常人性和人文主义的观点。它和我们读到的明清两代的“考试地狱”是两码事。林语堂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
普鸣：传统中国教育的关键之一，是它并不完全依凭天资。这种教育背后的整体理念是——人本就是不完美的。我们一生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修养自身。
所以传统学习中的关切，不在于说相比于其他科目你是否更有数学天赋，它的观念更多是“不，你不是生来就擅长某些事。你把自己培养得擅长某些事，应该注重练习、训练，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儒家学者不看天资。即使对先天条件有所要求，他们看中的也是积极的性情。培养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学习并非主要学技能。你获得技能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高的目标。但这更高的目标，它意味着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核心关切。这个更高的目标是用道德词汇定义的。做一个有教养、讲道德的人就是目标本身。
他们希望培养有道德的人，通过教育，这些人能够具有体察所处情形的能力，知道生活中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周围的人。尤其是领袖们必须有伦理基础，手握权力的人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管理的人。
权力常常伴随着滥用的可能性，对那些将要当权的人而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道德教化，记诵或是解决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讽刺的是，东亚现在使用的考试形式破坏了传统教育的所有这些方面。
现在人们经常更强调天资，而非自身的发展。如果有发展的意识，也不是用在性格、态度或伦理情感上面。现在教育关注的事情，你都可以用标准化方式检验：“你擅长数学吗？”
贝一明：在韩国和日本，标准考试和三十年前十分不同。过去有一些问题要求复杂又多维度的思考。除非你对问题真正有洞见，否则不可能只通过应用公式就答得出来。然而今天的考试只是确保，如果你去过补习学校并且无数次练习过这些问题，你就会得高分。它没有创造性思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普鸣：是的，现在人们把考试当成“通过仪式”，而不是学习的过程，这是一股不幸的潮流。这一改变破坏了教育曾经的定义。如果你研究过中国人分派官职的科举考试，其内容绝对不是你花一生时间能够死记硬背的。这种考试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试图考察出你是否会变成一个好人。
贝一明：考试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显然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是人们如何通过科举制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教养？
普鸣：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些考试包含着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会给你一个难题，然后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会如何处理？”这些考试不可回答是因为它建立在大量复杂的问题之上。你会明白当时的考试不是要你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正确答案。它考察的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撰文论述你会如何去应对这一复杂的处境。这样的考试要求的是广博的学习，人们从历史中汲取同当前处境相关或不相关的知识。所以实际的考试是考察假如你是当权者，你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认清了现实处境，然后认清了自己应怎样得体地行事。通过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一次极强的教育经历。而考试的全部关切是：“通过这次考试经历，你把自己培养成更好的人了吗？”这才是你被考察的地方。你必须展现性格发展和教养过程的方方面面。你不能只是死记硬背XYZ这些技巧。
贝一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阶段，考试包括了诗歌、文学、文章写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古人如此重视文学创作这一事实？
普鸣：因为过去的考试关注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设计考试，使之能够拣选出那些真正因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去考察出这种人格品质。比如说要求你写诗就是新方法之一，要求别人去写诗听起来或许有些古怪，但假设你读过别人的诗，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想法有点意思。他们不是考你是否写了首好诗，而是考你在整个创作过程里表现出的道德品质。
贝一明：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文本该怎么讲授，口头或书面测试的作用这些方面，你如何描述教育的本质？传统中国教育的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普鸣：传统中国教育经验的核心在于把人培养得更好，当然它还是要求学生读很多书，记很多诗。但它不止于此。
贝一明：教育从此开始。
普鸣：所有学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教师以《论语》中孔子的形象为榜样。《论语》中孔子和诸弟子一道努力学习，他首先使自己变得更好（推己），然后帮助他人成人（及人）。
孔子一般是这样教学的：当孔子遭遇一些情况时，弟子常会引诗来解释当下处境，并试图改变它的含义。孔子的要求没有标准答案。他只是说：“好吧，引用些诗，现在是这种情况，引些既符合现在说话的语境，又能推进讨论朝好方向发展的诗歌吧。”所以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对当下处境而言过于显白，孔子会摇头说：“不，不。”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太古怪，孔子会点评：“不，不，不。”这时某弟子会引用其他诗行，孔子会说：“对的。”“对”，意味着这几行诗不仅切合实际，而且能以一种有力的方式促进观者开拓思路。简单地引诗就可以使听众对这个处境的回应不同。
贝一明：考试本质而言是具有变革的能力。
普鸣：正是如此。孔子的理念不是告诉弟子们这个情况下就该引用这组诗。这里考的是：你是否能很好地领会现实处境，并且学以致用到现实里，改变周遭的人们。孔子的教育方法就是你要找的教育体系。问题不在于你学了多少，而是你是否在日常生活里活用所学造福邻人。
贝一明：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老师们必须使学生消化所学信息。学生们只是容器，任凭你不断倾倒知识，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多装了些知识。这个过程不是变革。学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改变。
普鸣：所有东亚文化基本的观点，都认为教育是一种改变的方法。而在这么多当代教育中，你能变得很强，面对所有考试题型都游刃有余。你能得到“A”的成绩，标准考试的高分也手到擒来。但在传统东亚，这种教育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教育的整个关键是具有改变的能力，变成更好的人。
贝一明：与此同时，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特点：随着朝代的延续，考试会愈发变成脱离道德议题的形式主义活动。正是这些时候，人们不再重视抽象的伦理道德。
普鸣：我们确实可以发现这样的轮转，但是教育的演变不是绝对的，总是有可能找到改革的机会。千百年来，教育应该如何实行、考试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考察人格这些问题，中国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讨论。不消说，他们从来没有达成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流逝，各种设计教育体系的方案会趋同，从此变得过分形式主义。人们会发现它们越来越远离实际的伦理问题，然后将会再一次出现大讨论。最终我们现在得以见到历史上的许多轮转。我认为中国传统使人激动的地方在于这些争论是关于价值的，而非考试分数。
回到现在，年轻人面对着受到考试强烈驱使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教育是什么思考得极其有限。悲哀的是，我们把这种非常有限的想法当成“必然的不幸”，并认为它是如此自然不用去争论或重新思考教育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中国和韩国过去的讨论是有益的，它们为我们今天改革亚洲的考试文化提供了线索。我们需要去问：“现行教育体系层层筛选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对回答不满（我认为很多人不满意）就需要问自己如何能够改变。
贝一明：教师的角色是怎样的？相比于今天，教师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地位。韩国人和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像过去一样尊敬我们的老师。”但是我并不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被当作消费的产品。
普鸣：中国的教师把孔子当成他们的榜样，并将他为培养弟子所作的贡献当成必须要做的事。类似地，比起研究或者教学技巧等技术性的层面，言行举止努力做个好人，更是老师们的必修课。整个教育的过程被看作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老师和学生都是这样。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有希望更进一步，但是他们仍远达不到完美。人们期望教师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并激发他身边的人去做一样的事。
过去的教师不是灌输一堆知识帮助你通过考试。如果考试中没有伦理的追求，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理想是，教师要做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人、一个努力变好的人、一个激发下一代去做同样的事情的人。
贝一明：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彻底不同。如果你去问一所中国大学里的教授或者是教育部的官僚，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他们很可能会回应：“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这样，我们也深陷其中。”你认为改革的有效方法是什么？我们如何回到轨道上？
普鸣：第一步是重新激起“教育为什么要存在”的讨论。如果我们停止问“如何进入一所好学校”，然后开始问“教育如何能够帮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了，或许会有足够多人意识到这真的有问题，并开始采取具体的步骤去切实改变。
我们需要考虑考试的结构，以及它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只要整个教育体系建立在考试之上，教育就会只关注让学生通过一层层考试。
让我们坐下来思考这些考试的目的——很奇怪，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应该让所有孩子在所有年龄都卷入这样的考试中吗？从很多方面来讲答案也许都是否定的。如果仔细想想，我们会同意一些种类的考试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如何能够通过改变考试的形式，使得考试的价值和动机成为我们主要的关心，而不是考试本身。一旦你改变了预设，原先跳火圈般的教育系统就没有意义了，人们就不会设置层层的考试。
贝一明：作为一个老师，你从谁那里得到灵感？
普鸣：我当然努力按照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想法生活。我恐怕自己还不符合。但是我每天起床拂去灰尘，重新开始。
我很幸运见到一些真正具有改革能力的老师。他们是我真正尊重的伟人。他们将课堂当作变革发生的地方，对我很有启发性。对这些老师来说，教育是关于将学生变成更好的人，而不是学习事实。
不同的老师运用不同的技巧，所以不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方法帮助我打破了自己的惯性思维，启发我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当然很久以后，当我开始阅读中国哲学，我发现有一套词汇可以描述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我的教学目的，是竭我所能帮助学生变得更好，并且希望以一种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习的部分他们自己可以做好。
贝一明：能否给一个具体的例子，你是如何受中国教育的启发挑战你的学生？
普鸣：我教的一门课是中国哲学。我上课只用原始的材料——英文翻译。阅读材料都不是古代汉语形式的。但是学生仅仅阅读原始文本，而不读评注，我特别嘱咐他们不要去读二手文献。
我发现二手文献常常试图把原始材料放在我们需要去质疑的框架中。
我告诉他们：“我们会只阅读原始材料。”我告诉学生们，要容许这些文本挑战一些他们的基本预设。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不喜欢挑战自己的基本预设！你们也许不会同意在文本中读到的东西，那正好！要试图理解这些东西，并且挑战你的预设。”挑战学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并不准备将文本翻译成任何人都能够消化理解的英文。我希望学生们能够认真对待这些文本，去和它们斗争。你不需要同意文章中的内容，但你必须认真对待它们。
我在课堂上会不断提出问题，并且鼓励学生们提出问题。如果他们给出的解读太过轻巧，我会说：“是的，但是这个词呢？那个短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要整个课堂随我漫步，试着带领他们看到这些文本是如何挑战自身基本预设的。
贝一明：教授中国哲学有一个风险，就是你陷入了重复儒家价值的泥淖中：“一个君子应该是个好人，尊敬兄长，照顾家庭，诸如此类”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些文本，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只是单纯列举出来的美德，这些词汇有各种各样的歧义和可能性。
普鸣：是的！当你阅读文本时，你大可以合上书页很快过掉这些话，不假思索地以为：“做一个好人，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是教师的目标应该是为学生指出来：是的，但是你需要真正去阅读这个东西，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从字里行间中的缝隙中，看他们说“做个好人”的复杂性，然后追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特别的类比。
我希望学生进入这些材料的复杂性，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成为一个好人的复杂性。
贝一明：让我们来谈一谈全世界的教育危机。我们看到现在评价一所大学更注重宿舍的好坏而非课程的内容，比起学习更关注就业。整个教育正令人不安地在被挖空。我们需要什么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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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佩服的学者陈敏豪教授：

陈敏豪 教授

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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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引言”“绿色——一个日益深入人心的话题”由安徽电视台江泓女士撰稿；“文明从绿色中诞生”由合肥工业大学朱浩先生撰稿；“历史的回眸：绿色与古代文明”由苏州科学技术学陆军王建明先生撰稿；“的、现代的反思：绿色与工业文明”由合肥工业大学周彬女士撰稿；“绿色通道：通往生态文明”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孙显元先生撰稿，其中的最后一个小分题“绿色时空：凝望思索新的千年”由王建明先生撰稿。其他部分由笔者撰写。全书的内容、框架由笔者构思、架构并对全书进行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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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7503830617, 75038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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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敏豪，人类生态学者，原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并曾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由于不言而喻的历史原因，1957年被逐出学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与世隔绝多年，留下了近30年的学术空白；1985年重新起步，致力于生态文化、人类生态学以及环境与经济协高发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著有《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等专著以及数十篇不乏个人独立见地的学术论文，其中尤以1992年就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公开信《天下一家：生态无国界》，以及1994年关于建议调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和科学奖评奖条件等问题致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开信《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等文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经脱稿就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或转载，在各国相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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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共和国

脸谱Facebook 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人无法轻易使用脸谱网（Facebook，或称为“脸书”）这一事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异常复杂，我们应该避免妄下论断，尤其是依据那些道听途说的事。但是，我仍然努力给出一个诚恳的回答。

让我们先从概念入手。能够让你随时与朋友乃至全世界的人取得联系的软件当然具有巨大的潜能，并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的新技术可以将我们汇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当下的挑战。这样的网络能够激发技术、管理和艺术上的新合作形式，让人类共同去解决气候变化或老龄化社会的危机。我甚至认为，我们肩负着构建这样的全球网络的道德义务。

然而，尽管脸谱网是社交网络的霸主，但它却完全没有服务于这些高尚目的。脸谱网上的绝大部分交流都是短小、肤浅的——美味的食物、可爱的婴儿或者宠物，诸如此类的照片充斥其间。脸谱网就是被有意设计成这样的形式，让你很难进行深入、彻底的对话交流。在其研发企业的直接影响下，包装脸谱网的整个文化都是按照特定的意图所设计和宣传的，那便是鼓励你只考虑这个网站所具有的及时娱乐与自我满足的潜能。

脸谱网的设计者并不希望你把它当作严肃的交流工具。你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在脸谱网交换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它也不允许你系统性地寻找相同志趣的人。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脸谱网上也没有任何官员或议员可以联系。总之，创建脸谱网的公司只希望通过将使用者（其实你并非消费者，只是产品）的信息出售给他人而赚取巨额财富，因此这个公司想要确保你只以最肤浅的方式使用脸谱网。

在与他人进行严肃交流方面，脸谱网设计得非常差劲，而且不易使用。作为使用者，你无法收集所有的通信内容，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设置主页，无法进行视频会议，无法添加其他的爱好或者链接其他的栏目，很多能够将脸谱网打造为富有意思的合作社区的事情都无法施展。网站上的这些漏洞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脸谱网本意并不想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即便网站如此设计，人们还是照常进行着社交活动。

此外，脸谱网已坐上全世界社交网络的头把交椅，但这并非因为其创建者马特·扎克伯格（Matt Zuckerberg）是天才。脸谱网所践行的在线社交网络的理念在2003年或更早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发展成型。如果仅仅是出于脸谱网的能力，它不可能变得如此成功，因为有其他的网站形式做得更好。但是，脸谱网与微软类似，有能力通过政治游说与美国政府达成多个大型政府协议以保证其收入，然后得以从投行获得巨额贷款以用于广告宣传，直到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随后，脸谱网开疆扩土，直到扩展到当前的市场规模。现在，即便网站设计得不尽人意，仍岿然不动地承担着世界头号社交网络的重任。 Read more of this post

中央日報

「孝道と韓国の未来」

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６日

エマニュエル・パストリッチ

私は『韓国人だけが知らない別の大韓民国』を執筆した当時、韓国の伝統文化のうちどの部分が韓国の未来の発展で青写真の役割をするかを考えながら多くの時間を過ごした。韓国の未来で孝道が占めることになる価値について一つの章を書くことにし、概要を作成した。結局はやめた。韓国の友人の反応があまりよくなかったからだ。

韓国の人々は孝道が義務だと言いながらも、これといって孝道に対する情熱を見せない。しかし朝鮮時代の孝道は「珍奇な（ｑｕａｉｎｔ）」な習慣ではなかった。孝は抽象的な道徳と具体的な実践の間に橋をかける倫理体制の核心だった。また孝道は個人の領域と公共の領域を一つにして持続可能な政治体制を作った。

１８世紀、中国人は韓国の孝道を高く評価した。中国人は年長者と先祖に対する韓国人の尊敬を文明社会の兆候だと把握したのだ。韓国の未来を設計する時、孝道を除こうとする考えは間違いだ。 Read more of this post

중앙일보

“효도와 한국의 미래”

2016년 4월 16일

임마누엘 패스트라이쉬

나는 『한국인만 모르는 다른 대한민국』을 쓸 때 한국의 전통문화 중에서 어느 부분이 한국의 미래 발전에서 청사진 구실을 하게 될지 가늠해 보느라 많은 시간을 보냈다. 한국의 미래에서 효도(孝道)가 차지하게 될 가치에 대해 한 장(章)을 쓰기로 하고 개요를 작성했다. 결국에는 그만뒀다. 한국 친구들의 반응이 미적지근했기 때문이다.

한국 사람들은 효도가 의무라고 말하면서도 딱히 효도에 대한 열성을 보여주지는 않는다. 하지만 조선시대의 효도는 어떤 ‘진기한(quaint)’ 습관이 아니었다.

효는 추상적인 도덕과 구체적인 실천 사이에 다리를 놓는 윤리체제의 핵심이었다. 효도는 또한 개인 영역과 공공 영역을 한데 묶어 지속 가능한 정치체제를 만들었다.

18세기 중국인들은 한국의 효도를 높이 평가했다. 중국인들은 연장자와 조상에 대한 한국인들의 공경심을 문명 사회의 징표라고 파악했던 것이다. 한국의 미래를 설계할 때 효도를 빼려는 생각은 틀렸다.

나는 안동에 있는 유교랜드를 방문한 적이 있다. 디오라마(diorama) 장치들이 웅장한 유교랜드 건물을 가득 채웠다. 만화에서 튀어나온 것 같은 인물들이 등장해 유교적 가치를 보여줬다.

이 테마파크형 전시체험관의 취지를 충분히 이해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아쉽게도 유교적 덕성의 함양은 뒷전으로 밀려나고 관람객 유치가 목표인 것으로 보였다. 12세 이상의 사람들을 끌어모을 만한 내용은 별로 보이지 않았다.

하지만 우리 사회는 효도라는 의미에 내재한 타인에 대한 측은지심(惻隱之心)이 절실하게 필요하다. 한국은 이제 자식들이 노부모를 내다 버리는 일까지 발생하는 나라가 돼 버렸다. 마찬가지로 가족으로부터 소외된 나머지 절망 속에서 자살하는 젊은이도 나오고 있다. Read more of this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