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与韩国的未来” (中央日报 2016年 4月 16日)

中央日报

“孝道与韩国的未来”

2016年 4月 16日

 

贝一明

 

笔者在撰写《只有韩国人不知道的别样的韩国》一书时,用了大量时间思考韩国的传统文化中哪一部分将成为韩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最后我决定用一章的篇幅来写孝道在韩国的未来发展中承担的价值,并写下了该章的概要。不过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韩国朋友们对此的反应平平。

韩国人虽然嘴上说孝道是种义务,但并未在孝道上表现出热忱。但是,朝鲜时代的孝道并非是一种“稀奇(quaint)”的习惯。

孝是在抽象的道德与具体的实践之间架桥的伦理体系的核心所在。孝道还将个人部分与公共部分集合起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

18世纪,中国人高度评价韩国人的孝道。中国人认为,韩国人对于长者及祖先的尊敬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在构想韩国未来时,未考虑孝道的想法是错误的。

笔者曾访问过位于安东的儒教乐园。立体拼图充斥着整个雄壮的儒教乐园。这里有仿佛是从漫画中跳出来的人物,展示着儒教的价值。

笔者可以充分理解该主题公园型展示体验馆的宗旨,但遗憾的是儒教德行的涵养被掩盖,重点放在了吸引观光客上。笔者并没有发现有足以吸引12岁以上游客的内容。

但是,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内置于孝道中的、对他人持有的恻隐之心。韩国如今变成了子女将年迈的父母丢弃的国家,同样还出现了因被家人疏远而在绝望中选择自杀的年轻人。

孝道是韩国必须要复兴的传统,但要想重新提倡孝道,最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应对孝道进行彻底的重新诠释。只有这样,孝道才不会只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才会成为活现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要想从根本上打造全新的孝道,需要发挥想象力。要想将孝道的传统与如今的社会结合起来进行重新诠释,需要有与艺术家、作家、普通市民们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工作是任何一个“品牌推进委员会”等宣传顾问所不能完成的。

首先,孝道应摆脱对女性的所有偏见。韩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儒教传统也应转变为“性中立(gender neutral)”。

这是有先例的。这样的改革先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也可以大量发现。子孙应该景仰的祖先中应该包括女性,女性应该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参与到儒孝仪式中。如果不能对传统进行改革,其结果就是丧失传统本身。

另外,孝道不仅要理解成道德上的义务,还要理解成达到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的过程。

孝道是我们所具有的认同性的核心。因为虽然我们对不祖先不太了解,但我们却是祖先们的功劳所创造的产物。

要想复兴孝道的传统,就要擅于讲故事(storytelling)。父母应该向子女讲述祖先的故事,让女子明白他们的思想、长相、体型以及经验是如何与逝去的祖先们联系在一起的。

孝道与弗洛伊德(Freud)式的接近法比较类似,但孝道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心理学理解。通过孝道,可以明白父母在女子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份量。并不是通过抽象的科学分析,而是通过强化父母-子女关系中积极一面的日常实践而明白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1920年在北京滞留的一年期间进行了演讲活动。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讲道,比起西方国家的“将个人的忠诚引导到战斗部队的爱国主义”,儒教的孝道对于政府的运营更具可行性。

这句话中包括了深刻的意义。孝道提供了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的统合性哲学的可能性。孝道哲学并非过度单纯的“理念”,也不依赖于可以轻易变质为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

19世纪,西方人批判韩国人过度强调家人。但是,正是这样的孝道让韩国避免沦为帝国主义国家,让韩国得以维持充满人间爱的统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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