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模仿西方还是另辟蹊径?

 

“中国梦”:模仿西方还是另辟蹊径?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最近,我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我问指派给我做向导的学生,可否带我到老城鼎鼎有名的夫子庙去看看。这是我第一次来南京,我想逛逛南京的小街里巷,也想找一个老茶馆驻足片刻。

即使我从未造访过南京,可南京——抑或明朝之前为人所称的金陵——却为我所熟知。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期间,我读过许多以南京为背景的诗词。我从十七世纪的散文杂记里熟识了秦淮河的美景,大学里读小说《红楼梦》时也曾畅想十八世纪南京鳞次栉比的宅邸。

然而我在如今南京喧闹的街道上追寻金陵遗貌的努力只是一片徒劳。夫子庙周围的传统建筑早已被拆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乏味的水泥建筑,里面充斥着快餐和T恤商店。尽管有几家店铺的茶叶品质精良,但是这里绝大多数售卖的食品和物件跟在曼谷或者洛杉矶见到的大同小异。没有一件商品是南京制造。工匠和手艺人群体在这座城市不复存在,更别提诗人和小说家了。

夫子庙里也古风不再。墙是混凝土浇筑的,而不是石砌或者泥灰垒成的。木工活粗糙不堪,墙和地面的接缝被敷衍了事地涂抹在一起。陈设几案工艺粗劣,墙上挂的墨宝普普通通。

那天下午我在南京没有寻见恢弘的历史印记,没有见到在巴黎圣母院、或者日本奈良市的东大寺一带所能看见的启迪心智的故往痕迹。我读过的一些解读文章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南京的过去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读的。但看着眼前景象,那时的文明和现在已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的学生向导帮了很大的忙,找到一个老式茶馆。可我离开之时满是深深的感伤。那么多中国的传统已经丧失掉了——而罪魁祸首并不是文革,而是残酷的消费文化的滋长。这种感伤绝不是多愁善感。

真正的悲哀却在于,曾经的中国一度完全凭借可持续有机农业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为成熟的体系,支撑起了复杂的官僚制度,养活了数量庞大的人口。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F·H·King)1911年写《四千年的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时,认为东亚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并且美国应该尽快采纳这种模式。可悲的是,中国引进了致命的化肥和农药,让它们所到之处的发展都不再持续。在最被迫切需要之际,中国农业文明的智慧在年轻一代中间却已经失传。

与残酷的消费社会价值观相比,中国人朴素、低消耗、尊重长者以及谦逊的传统有着极大的魅力。但是,如果你到中国来寻找这些美德,你将大失所望。

 

中国的西方梦

许多西方人到中国寻求不同的出路,以医治西方文化感染的重疾。类似的动力——对慢慢侵蚀掉美国各大机构的物质主义和军事主义的失望幻灭之感——促使我学习中国文学。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为时时处处以金钱衡量个体的美国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出路。

中国文化中勤俭节约以及知行合一的精神曾深深吸引并启发着学生时代的我。许多伟大的儒家学者一贯践行饮食起居有节有度,谨防挥霍放纵,即使家境殷实也避免铺张浪费,并且把文学和哲学作为最高追求。中国曾经代表着一种崇尚宁静祥和的文明,村村落落小心细致地与自然之间维系着和谐,从而累世存续。

可是如今探访中国,我却发现人们盲目地崇拜那些我在美国想抛弃的伪神。中国人在餐馆里毫无意义的浪费、冲动之下毫无理由地购买不必要的产品和配饰,这都让我触目惊心。100年前的中国人会为这种做法感到羞耻——在这个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如此消费也是耻辱。现今,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就像他们的美国同龄人一样,将塑料瓶和塑料袋随手乱扔,毫不考虑后果。

最可悲的是,中国的官僚也根据同样扭曲的经济理论和物质崇拜主义来衡量功绩,而这些标准已经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诸多破坏。中国人对塞满了一次性商品的高档商场趋之若鹜。他们也把花哨的战斗机看作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我对这种改变很敏感,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迷失了方向,看着它的国民通过消费的幻想来逃避日益残酷的社会现实。

在为世界树立道德模范方面,美国惨败涂地。不仅仅是我的祖国几近二十年之久投身于一系列的非法战争,美国人也是自我陶醉有加,不尽丝毫努力去为全球树立可以遵循的更高的准则,无论是在环保政策方面还是在他们对于财富匮乏人群的关怀方面。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为全球的发展中国家设定前行的步伐。亚非两洲诸多国家视中国为发展的成功榜样,并从北京方面接受越来越多的帮助。中国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因为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正对非洲和南美洲国家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学习中文。

中国文化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具有惊人的深度。中国具有可持续发展农耕的悠久传统,拥有低耗费的思想原则,这些能够为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文化基础。中国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模式来替代美国以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中国梦

许多中国人想象中的强大,是中国能够捍卫自己利益并永远摆脱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带来的耻辱。中国人民想要增强国家实力抵御外强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不幸的是,这种所谓的国家实力却时常以美国所钟爱的那种国家实力的外形呈现,比如建造航空母舰和坦克,而不是致力于解决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实际威胁人类安全的问题。

中国国内的辩论在于中国是应该进一步拥抱新自由主义,还是应该复兴毛泽东思想。重回传统方式对待经济、生态以及执政问题,从来都没有被作为第三种出路来考虑。在辩论之际,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来阐释中国的全球化该走多远。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后,习用了“中国梦”一词,称“中华民族的复兴”将会是“整个民族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是作为全中国人民的精神挑战被提出来的,激励人们齐心合力建设更好的国家,更好的世界,但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中国梦”仅简单地意味着国家富有、豪车遍地、公路纵横、大厦林立、商店货物琳琅满目。他们梦想有一天能到高级餐厅享用饕餮盛宴,选点无数,食之不尽,剩馔成山。许多人观察到中国人认为西方的“好生活”是一种进步,尽管在我们这些西方人看来四周尽是不祥之兆。

鉴于儒家教条在帝国晚期迂腐不堪,以及其对于妇女活动的严酷限制,我们不该过度标榜传统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人不应把民族的过去看作是需要克服的屏障,而是要从中汲取对未来的灵感与启迪。中国文化默认读书人从小就要学习诗词歌赋,并且研习伦理与哲学,而不是商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人们期待知识分子对社会和良政尽忠竭诚,政府官员应当是把人文道德看作第一要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的是E·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他《小的是美好的: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书中提到的介乎于“物质的放任” “materialist heedlessness” 和“传统的固话” “traditional immobility”之间的 中道, “折中办法”。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没有像欧洲和美国人以往以及如今这样通过剥削世界各地的人民以及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来实现。或许我们可以期望未来世界,中国不会加入贪婪的全球化主义者俱乐部,而是回归它看重人文和智慧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本源,并为中国和世界重新释义“中国梦”。

中国人必须将关注长远的经济正义和环境正义——两者从多方面构成儒道两家的传统观念——纳入他们的中国梦范畴。中国应该汲取生态和政治伦理的传统思想为全新的世界观奠基,为“经济增长”度量指标和“消费指数”提供备选项。中国具有建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美学。明清时代的中国人能够制定并实施跨越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农业和灌溉计划。

也许对中国传统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理念的重新探索能够激发创造出一个”融合经济学与环境论的综合概念,并彻底重设两种学科的发展“,就如约翰·费弗(John Feffer)在其文章《下一个马克思》(The New Marx)当中所提出的一样。问题在于中国人是否做好准备来赏识他们已经双手在握的瑰宝。

中国的学术传统可以在这个重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某一天,写出《治平篇》的洪亮吉或者创作出《农政全书》的徐光啓为融合经济,农业与生态所做的努力会像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或者约翰·凯恩斯为一个忽视环境因素的经济理论所做的贡献一样受到世界的认可。

中国是否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带领世界,这并不重要。时势已将中国扔到了舞台中央,不管其就绪与否。过去三十年美国文化的深度腐朽,连同美国知识分子惊人的不负责任,已经使美国陷入诸多内忧外患,这妨碍了美国在国际社会担当中心角色,不管美国媒体对此作何说辞。

凭借其经济资产、科技实力、体制规模以及文化深度,中国是唯一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中心的国家。而且,中国曾是亚洲霸主,但并不是曾经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那种意义上的殖民势力,所以中国有可能会推动在全世界搭建一个平等公正的竞技场。但最后这一点远非保障在握。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具有所需的创造性和道德高度,在财富和权力带来的狂热面前后退后一步,批判性地估量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能给中国和世界提供一种可行的出路。

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把握,现在对中国来说,倡导法治法规,推动世界和平,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未来,已是其责任,而不仅仅是机遇。有的国家主动出谋划策,有的国家却重任天降。中国已然处于后一种境况,世界等待着中国做出决定。

 

“一带一路”的将来

正当中国被呼吁扮演全球经济中心角色之时,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邀请世界各国加入这个战略,促进欧亚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和合作。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战略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这类项目有时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建设,但在多数情况下并无此效果。这些项目侧重扩大对中国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原材料的供应,以助力未来经济增长和投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丝路基金(NSRF)、上海合作组织(SCO)、丝绸之路黄金基金、矿业产业发展基金,这些都和保护环境关联甚微。这条把耗能看作是国家实力的道路,并不是一个好预兆,因为正如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他《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对食物和燃料的消耗对于整个世界有着重大影响。

不过,这一战略才刚刚开始。中国最终也许会借助这一战略建立新的机构,政策和习惯,带领全球朝正确方向前进。“一带一路”是史无前例的契机,原因有二:借此契机可以建立一个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新的国际社会,而这一传统早已被欧洲和美国遗忘;同时,它也使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符合世界高度一体化形势的全球管理机构,并且这些机构不会像如今的世界银行那样被私募股权基金和跨国公司所把持。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全球协作,不能由中国专制。这一现实也使得我们有难得的机会创设非由超级大国控制的新的国际共识机制。但只有其他国家也把这一战略看作“为了人类的计划,” 而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机会,这一潜能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也应更深刻地思考该战略中所用的“新丝绸之路”这一惯用表述。“丝绸之路”这个词让人回忆起唐朝中国和其余欧亚国家的陆路贸易线路——途经诸如撒马尔罕、安集延这样的贸易中心,以及串联起印度、波斯和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也指中国和中亚、印度以及波斯之间的深入文化交流。这些文化交流带来了佛教思想的繁荣兴盛,美轮美奂的敦煌壁画,精美卓绝的长安雕塑与瓷器,还有为后世中国文学史发展奠定了方向的唐朝李白与杜甫诗人的抒情诗。丝绸之路的成功不在贸易的规模,而是在出现,没有像杜甫一样的伟大人物。,

新丝绸之路会不会避免走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老路,而将眼光放在实现最大程度的文化表达?会不会更加强调有机农业而不是大力兴建新的机场?合作项目是否会提高可持续能源的产出以取代燃料和金属的开采?

我们的经济规划遗漏掉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关于这一严重缺陷,英国社会改革家R•H•托尼(R. H. Tawney)曾论述道:

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反而最易被忽略。

现有的经济秩序,以及已推行的、重建该秩序的诸多举措,行之不通,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便是再普通的人也是有灵魂的,任何物质财富的增加都无法弥补不当的经济规划对人的自尊或自由造成的伤害或妨碍。

不注重人灵魂价值的工业势必会激怒人性,导致经济发展被周期性地破坏以至于陷入瘫痪。因此,经济规划若要避免这种境况,就必须让发展带给人经济以外的价值,即精神价值。

这条“新丝绸之路”能避免重蹈西方经济发展的破碎之路、而将视野投向实现人类最高的文化价值之上吗?能将重心少放在新建大量机场,而多放些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有机农业上吗?能多开展些生产可持续替代能源的合作项目,而少一些采掘石油燃料和金属的项目吗?

目前,这种转变的迹象微乎其微。但中国在过去曾展现过激进的改革与转变。中国的过去蕴藏着全球难题的答案,尽管很多中国人对此毫无知觉。或许,中国的过去给我们这个备受折磨的世界提供了最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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