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les and Squares

中央日报

“韩国学与韩国的公共外交”

2016年 10月5日

贝一明

笔者1983年进入耶鲁大学就读时，一心想要研究亚洲，最终选择了汉语专业，并从大四开始学习日语，当时耶鲁大学还没有韩国学研究项目。现在耶鲁大学虽然设立了韩国学研究项目，学生们却不能选择韩国学作为专业，因为学校没有一名相关教授。这对韩国来说是一大损失。不少耶鲁大学毕业生会在政府或财界发挥重要角色，而他们上学时从来没有机会听取关于韩国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史的讲义。

最近韩国通过了《公共外交法》，说明韩国政府有决心改变外国韩国专家缺乏的问题。目前国外从事韩国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落后于中国学与日本学。韩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可以被用于在美国发展韩国学研究。但韩国政府标榜《公共外交法》的目的是“提高大韩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令笔者大感失望。

笔者学习中文、日文与中国或日本政府“提高国家形象”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笔者所关注的是这两个国家的价值、哲学和美学理念。韩国宣传本国饮食或者使鸟叔在哈佛大学举行演讲等做法不仅丝毫无助于吸引人们对韩国文化的长期关注，反而会招致一系列负面效果。不注重介绍韩国经过实践检验的价值体系，而是以期待被消费的视角宣传韩国，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韩国应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研究者可以从韩国研究中获取深刻灵感的对象。

法国、英国、日本曾通过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积极宣传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并将其作为从社会上统治殖民地居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残酷的传统固然不值得推崇，但这种传统使这些国家早早为本国文化中蒙上了一层神话与神秘气息。较晚投身这场游戏的韩国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没有在文化宣传上进行过任何投资，比法国或德国迟了100多年。

韩国如果能避开日本在宣传武士道时使用的“神话”或者英国、法国以殖民地遗产为背景形成的精英主义理念，开发出更具参与性的韩国学宣传手段，起步晚反而会成为韩国的一大优势。
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视角看待韩国学，是韩国学的最大问题之一。说服更多人放弃对日本或中国的学习，转而加入韩语和韩国史的学习，这一点并不重要。推动韩国学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于增进韩中日的比较研究。笔者也是在担任日本文学教授时才开始关注韩国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在前近代时历史、文学、哲学与艺术史领域研究上的损失最为严重。韩国在通过向中国学或日本学专家提供研究经费吸引他们开展韩国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非常欠缺。但事实上，中国学和日本学的研究者们完全可以阅读以书面汉语撰写而成的早期韩国文献。设法使他们开展更多足以获得关注的韩国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目标。

对于哈佛大学的认识，韩国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曾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七年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是美国拥有韩国专家数量最多的大学，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却选择向哈佛大学提供支持，而不是伊利诺伊大学，而且所提供的资金规模远大于哈佛大学的需求。发展学问的主体是学者们形成的学术网络，而不是所谓常春藤名校等特定大学。对于研究真正重要的不是大学，而是学科。

重新回到公共外交问题上来。少女时代虽然可以俘获数百万粉丝的心，却无法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能够增强韩国的重要性、增进外界对韩国正确理解的“战士”只能是可以从教40年以上的教授们，他们可以教育出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了解韩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提高韩国学的标准也非常重要。美国有不少从事韩国研究的学者都不会韩语。韩国学研究者的韩语水平必须达到法国或西班牙学研究者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水平。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应该尊重这一严格的标准。由不会一句韩语的人在华盛顿对朝鲜进行“说教”，对韩国没有任何帮助。

韩国学无法用金钱买到。在金钱之外，还需要制定相应蓝图。如果韩国国内大学削减了文学与艺术史教授的数量，也会对外国的韩国学研究造成负面影响。忽视韩国文学和语言等基础研究，一味为韩国经营、经济研究提供支持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学术自由。日本为牵制美国国内的中国学和韩国学研究，虽然投入了1500万美元巨额预算支持日本学研究，却引起了外界对其动机的怀疑，质疑日本此举旨在宣传本国的正面形象，洗脱对日本不利的历史事实。韩国应推动美国学者们朝着最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方向发展韩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