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气候变化协定

北京气候变化协定

贝一明

圆圈与三角形

Circles and Squares

2017年 7月 24日

 

特朗普总统宣布将积极推进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撤销奥巴马政府为限制碳排放而准备的项目,这让全世界的人感到非常难过。

在表示难过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再深入思考一下。这其实并非切实的灾难,而是我们在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中获得的可进行飞跃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不是吗?最终,我们能否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果断地打开一条路,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发展实质性的可持续经济?

美国政府和企业拼尽全力弱化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使该协定只具有单纯口头协议的意义,不具备实现目标的明确框架,也没对使用技术或政策做出相应要求。遗憾的是,美国一直执着于石油,对国际社会为应对目前的环境危机而推进的几乎所有措施都推诿敷衍。

2015年,全世界根据环境运动家莱斯特•布朗的主张制定了令人瞩目的B4.0计划,各国本应根据该计划制定出可说服众人的目标,要求在所有标准上迅速实现可再生能源,并制定相应的惩罚,在违反规定时予以惩处,为促进新的系统进行革新性的应对,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未引起革命性的改变,只是一个努力给人们带来心理安慰的权宜之计。

相反,在特朗普政权下,美国有可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全世界拥有了最终可在人类文明中实现飞跃的巨大机会。

我们现在需要在美国政府、美国国内化石燃料企业、化石燃料相关投资银行不参与的情况下,尽快召开新的气候变化会议。在新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中,有必要禁止所有与化石燃料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参与。今日之世界,在美国对气候变化不作为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大国责任。

主导召开并领导该气候变化会议的一方应该是真正理解气候变化的,而非获得大企业支援的政客。该气候变化会议应具有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UN)会议当时的真诚,要为人类的未来奋斗,而非为短期利益,努力与现有会议区别开来。

另外,我们还要通过该活动,改变繁杂和不便操作的“碳交易”体制,在对大气污染进行惩罚的同时,构建可调配使用大规模资金的体制,以增加新再生能源、绝热材料,提高能源效率。最重要的是强化与气候变化、能源和消费方面相关的教育,以便让全世界能够正确理解现有危机。

在北京举行这样一个全新的气候会议,足以展示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气象,使中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体制中心,对整个亚洲乃至全球产生影响。这将有助于在未来所有开发中,制定以新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开发模式。

中国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通过“北京气候变化会议”可望对气候变化进行整体讨论。在该会议上,可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紧密的经济和文化纽带关系,摆脱之前巴黎、奥斯陆和京都气候变化会议脱离现实的氛围,营造出可以就气候变化进行全民讨论的环境,以便更接近目前处于危机中的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

中国正大幅增加太阳能和风力能源使用量,计划截至2020年向新再生能源投入360亿美元。在这样的国际协议签订过程中,中国将发挥更高水平的作用,远超出现有的《巴黎协定》的水平。在新签订的协定中,要让为新再生能源而大规模调配长期资金的中国模式成为中心,事实上中国已经具有这样的经验。

即使美国不参加此次北京气候变化会议也不用太担心。美国的个别州可能会单独加入该协定。例如,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六位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杰里•布朗已宣布将自行开发气候变化政策,因此他肯定会对此次会议表示关注。

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若美国在未来的主要产业——太阳能和风力能源部门落伍,美国内部将会出现巨大压力,将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北京气候变化协定。届时,美国将认识到最好的途径是遵守规定,而不是操纵已制定的规定。

中国拥有有机耕作、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当时即使不依靠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外部收益或煤炭能源,也可达到最高文明程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为人类提供可代替西方消费驱动型经济的重要发展途径,而鸦片战争却几乎将这一途径毁灭殆尽。

如今的危急时刻,正是中国掌握通向未来钥匙的绝佳时机,而这把钥匙恰恰存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尽管众多中国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现实。中国独特的、源自于古时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耕作传统,正是解决气候变化危机与宝贵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求之不得的法宝。未来的讨论必须超出科技创新或经济手段等范畴。我们需要的是,在算“经济账”时将环境与人类后代命运也纳入考虑范围,构建全新的全球文明。

1909年,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希拉姆·金(Franklin Hiram King)出版《四千年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一书,极为详尽地介绍了数十个世纪(而非几十个月或者几十年)以来,中国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规划方面的宝贵经验。金认为西方世界应当借鉴中国模式,否则将遭遇生态厄运,同时更阐明了怎样才能将中国智慧应用于现代经济。

《北京气候变化协定》应当借鉴中国的文明成果,通过让水、土壤与人类居住环境成为经济最有价值的要素而使生态的可持续性升华为最高价值。

在人类走向未来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中国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起带头作用,发扬在农耕与生态保护方面追求天人合一的智慧与技术,切实确立在全球文明转型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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