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les and Squares

多维新闻

“没有智能手机的中国”

2018年12月 11日

 貝一明                    

“想象一下没有智能手机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每每向中国朋友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总会天马行空地畅想一番——他们以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一个个未来派的”智能化城市”：市民不再使用智能手机，因为所需信息可以被投射到他们的眼镜或者视网膜上——通过植入式芯片直接传送到大脑也有可能。

但我的话并没有言外之意——我所指的，就是一个不存在智能手机的中国。毕竟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这个国家也创造过伟大的艺术与文学成就，建立过极为复杂的治国理政体系。

我们的大脑和社交活动正不断地被手机所取代，导致我们的生活氛围每况愈下：民众迷失了方向，不再把自己视作某群体之中的一员；众多家庭中，那个由金属和玻璃制成的怪异小盒子放出的虚假影像蛊惑了父母和子女，使他们彼此渐行渐远。

地铁上的乘客既不思索社会问题，也不考虑是否挤到了身边的人，几乎人人都沉迷于手机，渐渐地失去了为别人着想的能力。

他们要么沉浸在手游中，要么飞快地阅览着一幅幅巧克力蛋糕、拿铁咖啡以及时装美鞋图片，要么目不转睛地看着搞笑短视频。

就连用手机阅读严谨调查报告的人都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专心看书以求了解重要时事的读者了。至于中国要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中、美、俄三方之间的核武竞赛乃至核战争等问题，人们几乎谈都不谈。许多媒体报道已经沦为某种毫无深度的娱乐形式，而仅仅二三十年前还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丝不苟的责任感已然无迹可寻。

全球经济形势正在飞速变化，其影响不可小觑。然而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关注这一过程的人才能对其有所了解。

上述现象所导致的一大后果，就是全社会的政治意识水平与公众对共同目标的投入程度急剧下滑。我仍然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过，中国应当停止极度政治化进程，但如今我们尚未触及另外一个极端。

恐怕智能手机和广泛传播、令人冲动浮躁、心猿意马的社交媒体正在这场悲剧中起重要作用。

对于目标明确、价值观端正的人来讲，社交媒体具有积极意义，但要以明确何为使用、何为滥用为前提。

智能手机究竟有何用处？有人说它们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让我们获得无穷无尽的资讯。IT专家也在不断编制手机程序，让它们拥有更多功能，能够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更为舒适。

然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一书中指出，大量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会”毒化”我们的大脑：它们刺激神经元持续不断地做出迅速反应，同时削弱使用者沉思与专注的能力。

长此以往，这些高科技产物会造就这样的民众：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无知无觉，无法——甚至不愿意——提出、采取解决方案。我们原本期望他们就国家的未来积极展开讨论，可他们却沉溺于声色世界无法自拔——在他们眼中，就连政治事件也可以拿来娱乐。

如果我们因为大脑被智能手机毒化而沉迷于一时之快，丧失了深入思考、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的能力，我们将何去何从？

毕竟这场由智能手机主导的游戏，其主旨是消费而非理解；至于智慧，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中国的空气污染情况比较严重。一方面，人们对廉价能源与产品的需求导致了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大家又对真正的污染源视若无睹。面对这种情况，公众十分被动，同时也无法辨别其中的复杂因素，这实在令人担忧。

也就是说，在智能手机社会中，我们将所见所闻分解成独立的元素——比如脸书上的帖文，却没有培养自己的宏观视角，去掌握身边复杂潮流的来龙去脉。

那一个个富有刺激性的故事与画面酷似一朵朵饱含蜜汁的鲜花，而我们就像在花丛中穿梭的蝴蝶一般，在文字与图像中徘徊。读完各种网文之后，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世界似乎不对头，但并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与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关系，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问一问，那些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看法的高科技产物，其使用是否应当受到限制；那些令人们脱离邻里同事间关于改进社会的讨论、丧失对长期问题的批判意识的产品，是否应当受到慎重的控制。

倘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能够影响政治进程的核心，那么我们就不能放任自己受这种观念的诱惑：那些高科技产物是”现代”的象征。

如果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了解社会、经济与文化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复杂变化，民主便无法立足。

如果智能手机令我们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不论它们能带来多少便利，我们都会慢慢滑入噩梦世界，却可能对这一切无所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