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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

“礼的传统与生态意识的新展望”

2019年 1月 18日

贝一明

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关键：中国传统理念——礼

作为旨在构建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和谐关系的行为准则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所谓礼，从广义上讲指诸多礼节规矩，从狭义上讲则指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如婚丧嫁娶、祭祖祭天等）。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礼都曾是社会的基石，曾是确定家庭关系，促使一个家庭、一个社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成员尽职尽责的原则。“礼”曾被视为“修身”（践行礼）、齐家（用礼仪来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治国（以“礼”的原则治理国家）和“平天下”（通过“礼”妥善地处理外交关系，实现世界和平）的中心要素。

在狭义框架内，古时的礼有向族长、君主、上天或神灵敬献食物、珍宝等供品或贡品的意思。当时它还是个人、家庭以及全体人类定期向供给自己食物的生态圈表达感恩之情的方式，因而一饮一食被赋予了深刻涵义，用餐之礼也被用于提醒人们农业的中心地位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礼节”之“礼”确定了一系列综合性规则，通过强调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责任规范人际交往行为、建立健康的社会秩序。一个家庭中长幼之间通过相互问候（从而令社会关系明确化直至为世人所承认）表现出的“礼貌”之“礼”拥有深刻的象征性价值与切实的道德力量。直接从祭典仪式衍生而出的“礼仪之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证每个人都被严严实实地笼罩在人造与自然事物的巨大层级网络中，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就连皇帝也不例外。

这样，礼仪之礼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平衡感，而这种平衡又同人类世界和自然领域之间的平衡息息相关。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深感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不必再遵循曾牢牢束缚自己手脚的繁文缛节，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剪断了自己与周围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羁绊。其结果，是身处异化社会中的人们对同胞的剥削愈发残酷，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愈发严重。

尽管中国有过力图推翻对劳动阶层凶狠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支撑这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并未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阶级的理解对分析社会矛盾、从而推进改革大有帮助，但是因为改革往往是排山倒海式的，招致的反作用也极大，结果往往不可预测。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儒教的渐进改革自有其优越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长期问题。

最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贫富差距问题愈演愈烈，倘若孔子的门生看到了，恐怕也会忍不住扼腕叹息。还有，土壤、水资源与山区惨遭破坏，之所以会有这场悲剧，是因为礼文化反复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礼”这一观念并非儒家所独有。它在佛家、道家以及中东地区的萨满教都有深厚的根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义中也有它的影子。也许现代思想文化最大的瑕疵之一，便是缺少用来准确描述“礼”的语言。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假装摆脱了旧时之礼的束缚，迈入了时兴自我表现、直来直往的现代社会，但其实仍无法僭越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中的“礼”。再者说，现代社会中也有许多潜移默化的“礼”（买流行的裤子给学校的朋友看的“礼”；买贵的车子表示社会成功的“礼”，还有购物、消费时要遵守的“礼”），只是人们没有视之为“礼”。同时，民众尚未发觉“礼”在团结人心、唤起环保意识、建立政治与精神共享体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儒家关于“礼”的传统思想——尤其在南宋朱熹（1130——1200）对礼学观点加以整理、规范，并将其与形而上学全面联系之后——为家庭、社群礼仪与国家礼制赋予了新的内涵。应当重视暗含于万物之中的形上秩序、生态系统和人类世界三者的关联，这种观点早就存在，但人们从未将其如此系统化地梳理整合。人类的一举一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顿然明朗，人类行为也有了理性参与的意味。

朱熹清晰地阐明了“礼”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与铺陈于每一种家庭礼仪背后的形上秩序直接结合在一起。

儒家礼学的巨大潜力在于，它强调个人与自然，食物消耗与对食物来源的认识，以及公民日常生活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倘若它能够得到重新诠释、为我们的时代所用，那么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威胁之一——人们将盲目消费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现代化、消费与和家庭礼仪：以韩国为例

二十二年前我与韩国妻子结婚时，发现她的家人在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地遵循儒家礼制，于秋收时分、春节以及先人忌日祭拜祖先。到时全家人都会从韩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老家，次次不落，不惜推掉其他事务，在汹涌车流中连坐几个小时。做哥哥的会精心摆放牲肉、栗子仁、柿子、苹果、酒和其他食品，布局及所用碗碟均十分讲究，以求与他们珍藏的典籍中的详细图谱相一致——图谱是直接根据《朱子家礼》中的说明而绘制的。当时我被她们家和睦的气氛与对传统的尊重而深深吸引，并为能够以新成员的身份参加祭祖而深感荣幸。

然而，几年之后，我妻子的家人似乎对祭祖仪式有所懈怠。她的哥哥们经常说自己工作太忙，来都不来；孩子们要么只顾跟朋友们出去玩，要么点卯应付一下，随后便冲出门去。自从我岳父去世后，就连桌上的供品也变得敷衍草率。布置供桌的，常常只有几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了我自己。

恐怕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会履行儒家之礼——也许它会随我岳母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很难想象我们在诱惑性消费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会继承这一传统。这种损失不可小觑，但在越南、日本和中国，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年迈的父母被子女抛弃；年幼的孩子要么被父母丢弃，要么被置之不理。总体看来，儒家之礼的凋零不仅导致了中韩两国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变完全是恶性的，而且助长了自恋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只注重眼前、自我和表象，忽视未来的后果与内在价值。儒家之礼曾经是对连结人们的共同根基的恒久认可，是我们共有的道德义务的具体展现。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取悦祖先、为家人祈福。

对礼制最猛烈的冲击来自于商业广告。现代广告空洞无物、缺乏底线，从道德内容上讲简直与色情片别无二致，根本没有奉劝人们相互合作、关心弱势群体的作用。满足私欲被奉为理想，被用作哗众取宠、吊胃口、挑起脑干非理性本能的噱头。此类广告是对衣食乃至我们生活中万事万物之神圣性的亵渎，而儒家之礼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层面，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应当规劝人们珍惜每一粒米、每一滴水；劝诱民众像广告中说的那样暴饮暴食是蔑伦悖理的做法。气候正在恶化，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肤浅的电视节目变成一片沙漠——俭以养德、尊农惜粮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华，而这些节目却反其道而行之。

民众对核战争威胁、气候变化、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等危险问题视而不见，是新型反智文化蔓延的直接结果。我们不再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现代社会乃至我们的私人生活，而正是由于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将我们的行为连接至广大社会的礼之羁绊被切断，反智潮流才汹涌而至。

在中韩两国的传统思想中，教育民众、令其清心寡欲十分重要。如今接受过良好教育却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人太多太多，也许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传统礼文化，不再将其看作意识形态的枷锁，而是把它当成督促我们对彼此践行承诺的道德法则。

食物、社会和环境

在古代，尤其在朱熹建立自己的礼学体系之后，从社会与环境两个角度来强调食物的价值便成为了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食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同祖先和自然的联系，可以提高我们的尊农意识，为日常饮食添加精神层面上的内涵——面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这一做法具有绝对意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或许不必向西方发达国家求助，只需要细细研究儒家传统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礼文化拥有无穷的潜力。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学观点认为日常物品——尤其是食物——具有神性内在。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古时的一种信仰：食物等物品都有物质实体（因此食品可以滋养身处物质世界的我们）与超越物质的内在（因此用作祭品的食物可以供养祖先与神明）。后来该信仰被赋予了这样的内涵：用在祭祀仪式中的食物代表着对农业的重视、对产出食物的环境的珍视，以及对食物中超越物质之内在的认可。千百年来，人们也用祭祀活动来表示对令人类与农耕合而为一的生产过程的尊重。

在传统世界观中，人作为翻耕土地的农民和食物的受惠者而存在，死后又会被安葬于土地之下，最终任身体化作大地的一部分，参与生态循环过程——滋养了我们的食物会以这样的方式滋养我们子孙后代，因此说它是祖先的产物并不为过。

儒家礼学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及上述过程，但这种对于人类同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解只是浅浅地埋藏于表象之下。毕竟我们的祖先不仅将生命赐予我们、把农耕技艺传授给我们，还凭借自己的智慧，凭借自己身体化成的沃土创造了我们现有的环境。

世界的现状由以往的历史事件决定，人类后代的未来由我们今天的行动决定，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一过程早就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结果是各种自毁式行为在人类社会层出不穷：人们大量使用塑料制品，食物被当作取乐和消遣的道具而非从中获得营养的资料。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被装有空调的钢筋水泥大厦分隔开来，导致人类完全脱离了自然界，且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人应当凌驾于其他动物。上述过程已经被现代人遗忘，文化的连续性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人们也对以下问题一无所知：食物来自何方、如何产出？上述因果相承的过程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其对食物供给的影响如今已成为讨论的禁区，人们一直对其避而不谈。

人们在祭祖或祭天仪式结束后分享被撤下供桌的祭品——特别是粮食与农产品，这让祭祀仪式同时成为一场纪念活动，使人类体验得以同提供养分的食品直接发生关联，从而令土壤与食物、水与食物之间的密切互动得到确认。

用以明确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大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礼”，其重要地位在十九世纪晚期——外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思想在中国扎根后——受到了猛烈冲击。儒家礼学被贬为阻碍中国快步迈入现代世界的落后文化与迷信糟粕。两代知识分子将清除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视为第一要务。在他们看来，祭祖祭天已不再是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农耕之间纽带的途径，而是工厂、火车、汽车、金融机构以及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之路上的障碍。当时的人们有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只有通过摆脱对他人和自然世界的依附才能满足。

我至今记得1983年在耶鲁大学上第一堂中国历史课的情形，那节课我听得很认真，学到了以下内容：很遗憾，故步自封的官僚将儒家治国理念与技术观奉为金科玉律，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令中国无法向以批量生产、蒸汽火车、大量工厂与城市扩张为标志的现代世界大步前进。老师还讲，当时正是因为思想落后，中国才被西方远远抛在了身后；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需要向西方借鉴某些重要原则——这是实现文化演进的必要前提。

然而，如今工厂、火车和汽车所使用的煤和汽油与日俱增，因而气候变化、经济与社会扭曲等问题正在我们面前肆虐，更不用提层出不穷的致命武器了。目睹这一切，我们是否还能接受上述论断？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上述观点的影子——它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思想。但我们必须质问自己，时时处处关注环境，重视农业与粮食，要求建立以人为本、将道德原则摆在利益和生产规模之前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社会系统与令人和自然遭受持续性剥削的外来现代系统相比，孰优孰劣？

中国古代皇帝和朝鲜王朝的君王都会举行社稷礼。这种祭祀活动既强调了皇帝在开创太平盛世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又确认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社稷礼与百姓家中规格最高的祭祖祭天仪式相似。社礼旨在祈求土地神保佑土壤丰饶，让人民衣食无缺，以从根本上保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稷礼旨在向谷神祈求五谷丰登，令庄稼不受病害、虫灾和旱情的侵扰。

这样的祭祀并不是迷信，而是土地、生长在土地上的庄稼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之间本质联系的表达，兼具政治内涵和精神力量——这并不是秘密。这种认知在人类居住地和自然世界之间建立了生态政治上的平衡，但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该平衡即被打破。现在中国的政党会议中仍有许多仪式，外国也有高官举办的集会，然而这些活动并不具备强调生物圈的重要性以及农业中心地位的意味。

我们的现代化项目并未考虑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从而给现代社会招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再用象征性仪式来提醒人们自然和农业对他们的身心福祉有多么重要，提醒他们大地山河、一草一木与人类文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关心的“环境”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他们完全不考虑自己丢弃的塑料包装会对真正的环境造成何种影响。我们遭受着富有现代意义的画面和影像的轰炸：高速公路、摩天大厦、汽车、计算机和没有花草树木的风景。商界臆断植物——尤其是庄稼——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交换、买卖，而不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任何影响，农业也被视作过时的落后产业。

然而任何文明都不应割舍土地种植这种生产方式，不该忘记为人们提供食物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否则便有沦为消费邪教、完全漠视未来生态环境的危险。那样的文明是极具威胁性和破坏性的。

宋代的儒家思想——尤其在经过朱熹的阐释之后——为社稷之礼和其他强调农业与环境对全民生活重要性的手段奠定了基础。朱熹关注自然世界中人类地位的形上意义，为把生态观念纳入儒家思想的知识与精神层面打下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讲，朱子礼学的意义要比佛学更为深远。

朱熹描绘出一套复杂的道德心理体系，该体系与礼仪之践行密不可分，且认为人类寻求启示的实践应当围绕着个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展开，正确认识自己处于其中的环境是自我修养与积极实践的重要目标。

宋朝儒家思想认为，我们如果能够直面本心，就会发现自己与自然亲密无间，因此我们必须对大自然抱有敬意。朱熹将这种心境称为“持敬”，并将其作为修心的重要条件。这种心境因遵守践行礼仪、关心他人、热爱自然等准则而生；这些准则在人们年幼时被学习牢记，在他们成年后被提升至更高的境界。获得持敬之心需要自律、沉思、正念，需要敞开心灵；修得仁心的最后一关便是让自己的本心与自然、与整个自然世界相连。

朱熹在《仁说》一文中表示，人类世界与其他事物的世界之间没有隔阂，二者存在体验和生存形式上的共性。朱熹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大彻大悟的人会觉得一草一木都可亲可敬。在朱熹看来，阻碍人们达到这种境界的，是人类的自私与傲慢，因此人们需要孜孜不倦，克己复礼。所谓“敬”，并不仅仅指敬天地，敬祖先，更指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对自己给自然造成的影响有深刻认识。

结语

近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篇具有标志性的报告：“全球变暖1.5℃”（“Global Warming of 1.5 C”。比起众媒体轻描淡写的叙述，该报告就不久之后气候变化趋势的预测要骇人听闻得多。报告指出人类正在面临高碳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对人们之前的“碳交易计划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一想法予以明确否定。

报告并没有提及诸多专家做出的更为悲观的估计，但比其他主流报告都要中肯深刻。然而现代社会极力否认它的重要意义，并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我们面前的问题，既不是工厂与汽车的碳排放，也不是新兴技术的使用，而是对一种观念和心态的全盘接受：以商品消费的多寡来衡量人生体验意义的轻重。

现代社会中，这种观念浸染了多数人的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心中的头等大事。但以往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礼文化中将食物作为人与自然间羁绊的代表这一观念让我们有了其他的选择。虽说我们尚不清楚应当如何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文化，使其为现代社会所用，为整个世界所用，但它拥有巨大的潜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朱熹的礼学著作在韩国备受青睐，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普遍性而非特异性。这些著作使得明晓礼仪成为启蒙过程的重要一环，这个环节人人都可参与。

或者我们可以说，朱熹以极有说服力的方式把个体行为与普遍法则整合在一起，而这是今天的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每个人的行动和选择都对保护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儒家传统文化中找到启示，采取全新的生活模式，以此来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食物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