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虑中国的科举传统: 智慧与中国治国理念”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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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虑中国的科举传统: 智慧与中国治国理念“

2019年 12月 8日

贝一明

要找到好工作,就得考个好大学;要考上好大学,先得上个好高中——怀揣此类“理想”的中国青少年陷入了残酷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令众多年轻人失去了自己本该有的生活,更扭曲了学习的本质。教育也因此而变为逼迫我们孤立彼此的隐形战场,而非鼓励人们为挖掘真理、建立更好的社会而合作的乐园。

我常常见到人们拿令学生深感困扰的现代考试系统和古代科举制度作类比:前者是现代人借之以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 而后者则在近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柱,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类比并不离谱。科举考场后来也变成了人们追权逐利的战场,尤其在十八世纪晚期,政府机关岗位因人口迅速增长而完全饱和之后,情况更是如此。

少数高门贵族垄断了科举之路,他们所借助的,要么是对子孙的高明教导,要么是腐败手段——有时还双管齐下。考试内容被削减为默写词句,堆砌迎合考官心意的华丽辞藻,撰写毫无创造力、想象力可言的文章等。

然而晚清这种遭扭曲的文职官员考录系统无法代表古人设立科举制度的初衷。

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整体受教育人群的目标本该是修习道德哲学,而非研究工商管理、金融或者广告;但是,倘若人人都把进政府部门工作当成最高理想,这样的社会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要问能人体制价值何在,中国科举制经常被奉为该制度的典范,本可在十八、十九世纪供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效仿。将能力与才识作为至高法则的选拔任用体制的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最近人们对中国能人体制的优点大感兴趣,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Bell 教授的文章便十分有代表性。他在《中国模式:能人政治和民主制 的局限性》(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中国的能人政治可以成为“西方民主”的替代制度。

诚然,唯能是举的政府用人制度或许能够代替让民众为特殊利益集团预定人选投票的“民主制”。如果人们只能根据反映媒体偏见的信息投票,那么这样的制度绝对谈不上公正。

显然,能人体制可以代替贵族政治(的确,前者经常会沦落为后者)和专制制度,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起初传统科举制并非为考查专门知识或者实践能力而设立。

晚清革命家认为,只会引经据典的儒家学者百无一用,中国急需的是能够敲定贸易条约、建立邮政系统、修铁路、开钢厂的实干型专家。他们严厉的批评对科举制度影响颇深。

考试的传统保留了下来,一同延续至今的,还有能够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诸多测试,还有对数学、英语、行政管理,以及会计、金融等专业技能的重视。然而在整个考试系统中,却全然不见道德哲学的踪影。

那么, 科举考试设立之初为何以儒家经典和道德哲学为主要内容?难道是因为当时的学者都已与国家的需要脱节,因手握特权而迷失了自己?

有些人之所以产生这种困惑,是因为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初心存在根本上的误解,在与之相关的“贤能体制”和英语中的“meritocracy”(英才治国体制)之间划等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词根词源来分析,“meritocracy”一词由“merit”(价值)和“ cracy”(统治)组成。当然,科举与个人的价值息息相关,但衡量个体价值绝非科举考试的宗旨所在。

汉朝已有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当时此类考试旨在建立智者、贤者为官的国家管理体系,能力与学识并不是考察重点。“智”与“才”,“贤”与“能”之间存在联系,但明确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推动未来改革的关键。

比起“英才治国”,梳理孔孟之道的哲学家们更加青睐“心智治国”(noocracy)。后者已逐渐不为人知,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将其奉为西方最佳政体。

大多数现代人会觉得“管理政府的应当是智者,而非能者”这种想法太过幼稚,或者还会认为它有危险的精英主义倾向。可是,在对植根于中国深厚文化积淀的这条脉络予以否定之前,我们应当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

民主很可能会沦落成为令人民被虚假信息牵着走的荒谬制度,魅力非凡的领袖也会堕落为因荒唐决定而生的 最严酷暴政的始作俑者。

所谓的“英才治国体制”,可能会让有能力、高学历,但没有道德罗盘,一心追逐个人或家族利益的人参与国家管理。

政府与企业人员的晋升模式对于建设健康社会来讲至关重要。

孔子和柏拉图都提出过赞成“智者治国”的观点。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治国模式?

人类都有本性上的弱点,任何体制都无法避免腐败和权力滥用。因此定期开展改革大有必要。

让人们自小接受道德哲学的熏陶,长大后精通人文学科,能够撰写意味深长的文章、针对治国和社会问题提出符合道德原则的解决之道——这种育人理念会产生深远影响,正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

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挖掘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深刻内涵,而不该只停留于表面 形式。

当然,我们不该强迫大家只读儒家经典,不该强制恢复明清时期采用的科举制度——与那时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经迥然不同。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实验性手段,将哲学和文学融入准公务员以及企业人员教育培训内容,让他们重视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影响,将高风亮节视为最高目标。

上述受培训者所阅读的书籍不必限于中国传统经典,而应结合现实实际。而且此类教育理应由德才兼备的教师实施,教师的遴选也不该通过由计算机评分的匿名评测草草了事。我们应当让公务员考试更加人性化、有机化,包含更多道德考核内容,更全面地考察受试者是否知晓在现代社会中的处世之道和助民之法。

这种回归儒家传统思想初心的创新可为政府注入大量全新活力,同时给我们的年轻人指明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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