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灭绝已初具系统”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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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灭绝已初具系统”

贝一明

2019年 4月 22日

如今,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正如野火般席卷全球,其内容是以和平方式敦促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机关,针对气候变化这一灾难采取革命性应对措施。“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一词在短短几周前还几乎不为人所知,然而现在这一旨在彻底改变气候变化相关讨论、鞭策人民行动起来的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伦敦举行的大范围罢工也许会对与环境政策密切相关的大众与官方话语产生深远影响。

罗杰·哈勒姆(Roger Hallam)是发起反抗灭绝的中心人物之一。当然,参加该运动、为抵抗气候变化而付出努力的知识精英有很多,然而其中像哈勒姆先生这样,不局限于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细枝末节、放眼于令公共话语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专家却寥寥无几。

时至今日,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罗杰·哈勒姆已就这一最具关键性的问题开展多年研究:如何策划行之有效、摧枯拉朽的政治运动。

罗杰·哈勒姆曾同亚洲研究所就上述罢工运动及其所具有的明示性与暗示性意义展开对话。他针对这一体现人道的举措之本质做出了见解颇深的论述,同时展望了世界相关领域的未来政治格局——我们心知肚明,根本不能把人类自救的希望寄托给现有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在这场访谈中,罗杰·哈勒姆对人性的看法毁誉参半。我由此想起了格斯·斯佩思(Gus Speth)——这位耶鲁大学的教授认为,上述问题应当通过确定政府顾问的标准职能来解决。他表示:

“以前我认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崩溃和气候变化,并且相信经过三十年的缜密研究之后,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可是我错了。对环境影响最深的,是人类的自私、贪婪和冷漠,而要根除这几种痼疾,我们需要的是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的转变,但我们的科学家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很快就能通过伦敦的大型抗议活动看到哈勒姆及其发起的反抗灭绝能否成功,但不论怎样,有关气候变化对应政策的讨论已经因他们而改变。这场为争取时间、以人类的自私和冷漠为敌的战斗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即将见证历经脱胎换骨的环保运动遍地开花;这样的运动凌驾于艾尔·戈尔的环保思想之上,更将已沦为笑柄的碳交易远远地抛在身后。

贝一明:身处反抗灭绝中的你在以立即停止使用矿物燃料、拒绝三十年的过渡期为诉求,组织伦敦大罢工和随后的全球运动时,是什么心情?

罗杰·哈勒姆:首先我想郑重声明,在我组织反抗灭绝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在他们的帮助下,于去年一月为崛起网(Rising Up Network)撰写了一篇题为“面对真正的问题”(Pivoting to the Real Issue)的文章;该网站是专供发起、参与反抗灭绝的活动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开展深入思考、探讨如何应对当前严峻形势的平台。

于是九到十个月以后,我们在2019年四月开始着手准备——反抗灭绝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场针对西方国家政府发起的、极具规模与意义的非暴力反抗行动。怎么说呢?这项事业让我既欢欣鼓舞,又紧张万分。

反抗灭绝与许多反气候变化活动有所不同,其斗争形式并不局限于发表演说。我们计划团结几千人占领大概五条转盘路,桥梁也行,直到政府答应同来自英国全国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就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和迫在眉睫的生态崩溃问题进行会谈。

倘若这一诉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就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通往威斯敏斯特的交通要道——那里是伦敦重要的政府部门所在地。

如果他们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就去火车站阻止两列火车发车。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是层层升级的非暴力反抗策略。也许不等这周过完,我们大伙就会被捕入狱,但我们决意抗争到底,唤醒社会。

贝一明:在这场抗议活动中,那些意欲摆脱矿物燃料主导型经济的人是否拥有一席之地?比如希望不使用化石燃料就能做出食物的人,还有渴望不动用塑料制品、石油和煤炭也能正常生活的人?

罗杰·哈勒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必对参与行动的民众做过度细分。待相关视频发布之后,欢迎大家随时从中了解彼此的观点。

但就我个人的理解,反抗灭绝的主要目标是开辟一片政治空间,让各国人民得以在其中共同决定自己在未来三十年中是生是死。直言不讳地讲,人类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还要继续碌碌无为,直至死去——或者更直接一点,我们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后代死于非命?”希望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不,我们要活下去”。要生存,就得解决一系列政治、科技和社会问题,从而在生死存亡之际将渡过这场浩劫的可能性最大化。

在这场抗争运动中,我们要建立起广泛的战线。我们或许会在无关大体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还是会通过抵抗运动和自我牺牲,通过大规模政治活动团结在一起,哪怕触犯现行法律也在所不惜。我们认为,掀起社会危机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或许事实正是如此。我希望人人都能明白,只有社会危机才能让那些重要的问题得到重视。我们应当在未来十年里将碳排放量削减50%,而这一目标根本无法通过渐进式的、传统的政治运动来解决。

我是国王学院的政治学家;我在经过专业分析后得出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现在常规途径走不通。不论你持何种政治意见或者政治观点,都要认识到这是结构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很遗憾,如果不施加强有力的人为干预,社会变革就难以迅速实现。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拥有一席之地。我们不会居高临下地说,“来吧,跟着我们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会开辟一片空间,让大家集思广益,以民主的方式决定应当采取何种政策、推动何种变革。

贝一明: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竟然有许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刻意淡化气候危机的严重性,甚至直接从依靠矿物燃料获利的集团机构那里收取回扣,这一现象实在令人大跌眼镜。知识分子为何会误入歧途?

罗杰·哈勒姆:实际上,追本溯源,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知识分子不愿意相信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一结论的确让人失望。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都天真地认为只要运用理性、开展具体分析,就能推导出应该如何行事,周围环境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然而已有科学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倘若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本身存在机能失调问题,那么我们便很难抽离自己,客观地对待一切;如果我们属于某一特权集团,且因为社会的这种失调状态而获益——哪怕这种利益只是暂时的,那么我们就更难超脱于事外了。于是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就形成了:知识越是丰富,就越可能跻身富人阶层;越是富有,就越不想听到负面消息。所以我们计划在英国做几百场巡回演讲。

通常意义上的普罗大众比博闻广识的知识精英更能接受现实,是因为后者身陷死亡崇拜,无法自拔。

贝一明:这里有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来举个例子:大批大批的进步左翼——我不喜欢这样的词,但又不能不用——网站在讨论帝国主义、对外战争一类的话题,但对气候变化问题欲言又止,甚至视而不见。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极左社会主义平等党的网站对资本家如何排挤各汽车厂工会大谈特谈,却对汽车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未置一词。

罗杰·哈勒姆:几百年来,我们都认为向自然索取一切天经地义,不必承担任何后果,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大问题。人们可能会说,大自然没有意识,因此不会像工人阶级一样觉得自己受害至深,应当奋起反击。的确,自然跟人类不一样,它没有自主决策能力。

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对自然索求无度,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可另一方面,大自然即将毁灭我们,我们却无法与之理论。我们不能站到它面前,说:“抱歉,这两、三百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折磨你。现在我们知道错了,你能不能把冰雪撒回北极?”不论我们是否幡然悔悟,北极的冰层都在消失。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左右两翼的人尚未在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几百年来,尤其在最近四十年里,我们对自然大肆破坏,从来没想过它也会反过来吞噬我们。

所以你说的那种现象不足为奇,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沉浸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心理上就会产生极大的不适感。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过这种体验。我并不想在这里说教,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有各种不良习惯:酗酒,磕药,欺侮他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迟早会迎来清算时刻,但人们难以想到这一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它的实际情况南辕北辙,对左右两翼的人来讲,事实都是如此。只有大规模的抗争运动才能改变这一现状,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就该采取这样的行动。

贝一明:目前视频聊天等五花八门的技术成果层出不穷,令人耳目一新。科技似乎正呈指数级发展态势,然而科学思维和科学分析却日渐不为人所用,请问人类为何会失去科学思维的能力?

罗杰·哈勒姆: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间接回答过。人类智力似乎没有发展的上限,然而我们说到底是社会动物。我们在社会空间中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理性会被感性所压制。如果身边的人做坏事,我们很可能会效尤,就连聪明人也不例外。

现在,出现了你我这样对上述真相有所察觉的“异类”。形势日益严峻,我们所处的系统中出现了一个临界点,也有为数众多的人发现大事不妙,开始明白自己不喜欢的事未必不是真的。正因如此,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发起了反抗灭绝。我们并不缺少愿意面对现实的人。

贝一明:最近媒体频频报道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议员和她的绿色新政。在仔细研读过相关资料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她的观点漏洞之大,简直通得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在所谓的“进步”政治团体内部,她提出的政策却成了批评的禁区,没有人愿意开展深入调查,弄清楚它的意义何在。绿色新政能否真正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罗杰·哈勒姆: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这样一种尝试:缓解生态危机的同时维持这种假象——人类能够同自然继续保持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我想部分左翼人士会表示这样做会令人类受益良多,但我们要质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有力证据表明,今时今日已经不可能在维持消费主导型生活方式的同时解决环境危机,因为我们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我觉得我们需要清楚,全球气温增幅正在接近两度这个阈值。

我还想从科学的角度谈一谈。巴黎协定有一个根本上的缺陷:首先,大气中碳元素含量的增加晚于气温的上升,因此全球变暖已无可避免,但各方在拟订巴黎协定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而且忽略了已被排入生态系统的碳、全球暗化、大气中残留污染物的影响,以及愈来愈暖的气候。将北极冰层融化以及会由此而引发的气温上升等不良影响纳入协议是后来的事。

我们已经处在巨大的危机之中,“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与原有的愿景”——这种想法毫无益处。

不过,我认为进步人士开始像我于去年一月在“面对真正的问题”一文中说的那样,开始讨论真正的问题,这真的是个好现象。所谓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过去两百年中实现的变革此刻有化作乌有的危险,因为社会即将分崩离析,我们人类也很可能会灭亡,而没有人类,打造先进文化便无从谈起。

贝一明:关于围绕保守主义开展的政治讨论,我也有一个问题。我读到、听到的许多报道都说:“这些保守派跟我们有价值观上的分歧,对我们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持反对态度,我们要慢慢地说服他们、启发他们。”可是我发现有少数“保守派”企业曾经推广使用一种危险物质,而至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们便清楚这种物质对环境有害;其应用历史已有四十到五十年。

如果你我这样做,哪怕只是造成很小的影响,我们都会入狱,财产也会被查封。既然这种行为堪比犯罪,为什么还要称其背后的观念为“保守主义”?

罗杰·哈勒姆:众人皆知,有钱有势的人总能逍遥法外。在“坏人能有多坏”这件事上,我们永远都不会失望——许多思想激进的左翼进步人士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坏人为什么做坏事。

然而恕我直言,具有关键意义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只剩下十年的时间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寻找一线生机。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迅猛政治变革的实用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参考的文献,有别于那些只描述坏人有多“坏”的文章和书籍。

政坛人士最大的问题是,即便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也没有读自己应该读的文献,讨论自己应该讨论的事情。我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而这正巧是我专门研究的学术课题。要改变社会,泛泛说来,发起反抗灭绝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我们要呼吁民众积极参与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为身边的人做些有益的事情,迫使有钱有势的群体收回荼毒我们后代的罪恶之手——这就是反抗灭绝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们发email,送赞助,请说客,等等,令自己与科学分析、客观信息和传统运动形式渐行渐远。倒不是说这些做法本身有什么不对或者无甚效果——有许多有识之士在走这条路。然而客观地讲,问题在于我们要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述手段恐怕无法发挥作用——这一观点完全有证可循:三十年以来,全球碳排放量增长了60%,其在2017年的增幅是1.6% ,2018年的是 2.7%。换句话讲,在钻研各种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在迈向灾难和绝境。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采用最具效率的机制来发动变革。我们会通过大量违法行动来制造席卷社会、波及政府和政治阶层的政治危机,令全社会知晓义务应当与权利共存,让政治阶层明白自己有保护人民的责任,倘若不履行职责,便会失去手中权力所依附的政治合法性。这就是反抗灭绝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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