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2019年 6月 4日

贝一明（合作人：乔纳森·敏特拉姆）

如今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为首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正在大力呼吁实施“绿色新政”，称此举可以促成经济转型，让美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发展模式更加契合环保理念，这番新气象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特朗普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矿物燃料的使用，奥巴马政府也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矿藏，与之相比，上述观念显然更为进步。然而，倘若我们用科学方法对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加以评估，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让人们大失所望：很可惜，所谓“绿色新政”有些言过其实，不足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当然，进步媒体已经告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政坛与媒体界已经被石油巨头所染指，然而这番警告对扭曲的经济体制几乎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我们身处其中，受其所迫，无时不刻不在使用塑料、石油和煤炭。我们时常懵懵懂懂地听着关于未来灾难的不详预言，模模糊糊地知道北极熊的生存状态有多么悲惨。要想改变现状，除了等待下次大选、不再使用一次性杯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美国得了重病，我们无法再对它的病症视而不见。就好像吃下了变质的食物，肚子疼可以忍，但最终还是要靠呕吐来把有害的东西排出体外。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明白尽管“绿色新政”的宣传照片光鲜亮丽，但新政的宗旨并不是立即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更不是让民众主动接受可再生能源。新政中的漏洞大到足以通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娜奥米·沃尔夫对其提出质疑之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谁认真地对她加以驳斥。倘若我们继续沿用现行体制，就会为大企业和投资银行利用法律挪用资金乃至开展危险的地球工程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民主党战友仍旧依赖大企业来获取资金（就算不是直接收受，也是通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拒绝同更加进取的组织合作，因为后者不对民主党亦步亦趋。

然而另有组织做出了政治回应。我们见到反灭绝抗争团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抗议，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有坚定立场，认为当前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无法支持人们开展活动、追求真相的政治体制一无是处。

反灭绝抗争团着眼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以及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将人类灭绝做为其全球性活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会给政客溜须拍马，也不会跟大企业CEO和说客谈天说地。反灭绝抗争这一政治运动并不会因为顾忌观众的心情而低调，也不会根据财团媒体的要求来调整消息发布口径。

反灭绝抗争团的首要任务是让高碳经济体系立即停止运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让全球的大城市陷入停滞状态。

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在六年之内实现零碳排放，其途径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树立新型文化，从而大幅降低消耗，彻底转变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将这样的政策变化称为革命毫不夸张。

反灭绝抗争团与懦弱无能的民主党不同；他们在其名为“真相”的网页上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海洋、森林、南极、北极以及人类自己正在遭受摧残；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尽管很多人认为反灭绝抗争团的做法过为极端，但实际上，反灭绝抗争是人们迄今为止发起的唯一一种以科学实证（而不是臆测观点）为基础、以推行某种政策为宗旨的大型理性政治运动。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败，随着政客、知识分子和名为“媒体”的可悲机构对残酷现实避而不谈，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轻描淡写、称之为“气候变化”，反灭绝抗争愈发合情合理。

其实反灭绝抗争团发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响起的声音：这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型经济兴起便浸泡在石油中的文化，必须予以终止。

我们中间没有无辜之人。我们每次打开Email、洗热水澡、开车去超市、乘飞机去拜访亲友，都在人类之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棺材上钉下了一枚钉子，更不用说不计其数、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其他物种已经难逃灭绝的命运。

美国的“特有制度”

我们要努力正视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舍却“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挖掘真相”（Truthout）等媒体以及罗伯特·赖克等满嘴谎言的知识界人士所大肆鼓吹的“进步”方法——赖克根本不承认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危机。

我们要明白，被进步人士普遍视为重大突破、被愚昧的特朗普弃如敝履的《巴黎协定》，其签订不过是保留彼此面子的政治策略，目的并不在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要想生存，我们就必须立即实现矿物燃料的零使用，不能再等到2030年，慢慢地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到40%。在此紧要关头，出资支持“进步”运动，等待下一次大选，无异于自杀。

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终结这种消费文化，颠覆认为生产、消费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想法，明确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对地球产生直接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年轻人远离从矿物燃料经济获益的银行和财团的误导，不要让他们接受碳交易、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开展地球工程、开发新生代核能等危险的折中手段。

既然美国各方（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企业、非政府团体和教育组织）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那么民众就应当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家曾寄予厚望的看门犬已经变成了哈巴狗，只顾吸金，根本无法与矿物燃料巨头较量——不论他们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动听。

我们必须亲自参与国家治理。

350.ORG是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相关资讯。该组织于2019年4月23日向其成员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于周五做出了大胆的气候承诺：如若当选，她将在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禁止一切公有土地上的矿物燃料开采活动。”

350.ORG称赞沃伦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比起其他总统候选人来，沃伦似乎领先一步，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种族来讲，她的承诺未免太过苍白无力。

禁止公有土地上的开采活动？其言外之意相当明显：我们应当要求不支持这一政策的候选人立即退出竞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永远禁止美国全境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开采活动。或许这种提法更具实质意义和说服力：一年之内让使用石油这一行为非法化。

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损害臭氧层的氟氯碳化物的使用做出了广泛管制；这一先例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借鉴。我们需要签订禁止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伦敦议定书》，因为它们的生产和消耗都会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此种由各国共同担责的国际性协议意义重大，签署此类协定是让全世界停止使用矿物燃料发电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是，我们正在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保守派对峙，他们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必须逐渐通过政治过程予以压制。

然而事实是，与我们对峙的并非“保守派”，而是大批罪行累累的企业——它们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正在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搞破坏；能够规范其行为的机构已经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的痴迷令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更让这种依赖性根深蒂固——与这一现象形成类比的是美国在19世纪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有损道义的奴隶制。

奴隶制通过不加限制地剥削无偿劳工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南方种植园主的收益，而北方的银行借南向投资也分得了一杯羹。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似乎为制造业和种植业提供了廉价动力，但其隐形代价其实相当可怕。

身为“奴隶”的非裔人种的人文素质被名不副实的法律系统所压制——在“证实”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伪科学的支撑下，当时的法律系统更加牢不可破。奴隶制玷污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以罪恶为基础、视犯罪为本国特有文化的社会。然而南方各周州的上流社会家庭均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

当时人们将如此可怕的体制尊为“特有制度”，似乎在暗示美国南方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习俗。然而创造这样的名头不过是掩耳盗铃，其背后仍然是没有健康社会予以支撑、崇尚剥削的罪恶体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废奴主义者）为阻止奴隶制扩散至新加入美国的各州而奋力抗争；他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奴隶的境遇，并且允许逃出蓄奴州的奴隶自由地生活。然而大多数改良派废奴主义者的基本想法都是：拥护奴隶制是恶政，需要慢慢将其改变。

与之相似的是，当前美国的政治讨论都纠结于如何普及风能与太阳能、如何使可再生能源更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终止特朗普政府补贴煤矿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苛以重税的极端政策。

但只有在无视以下事实时，类似的政治讨论才有意义：矿物燃料企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犯罪来让我们保持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矿物能源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损害环境，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换言之，上述观点只是自欺欺人。

支持使用矿物燃料的说客和政客，以及因开采石油煤炭而暴富的CEO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的政治讨论格局并无异议。他们因利丧德，共同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不惜为追逐利润而毁灭我们的地球。

反灭绝抗争团就是要将经济体制掌控在自己手中，舍弃中间人——以撰文为生的受教育人群。正是这群人鼓吹长期的“进步”措施，怂恿国会议员利用不温不火的提案来取悦企业、获得资助。他们说风能可以与燃煤相媲美，还将联合国报告中提到的生态崩溃作淡化处理，其目的还是保证他们的研究机构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某些组织的献金，而这些组织的背后就是依赖矿物燃料获利的财团和银行。

我们的约翰·布朗时刻

如果要从历史上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寻找出某一重要时刻，借之以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反灭绝抗争、反对矿物燃料的使用，最贴切的例子当属约翰·布朗及其追随者发动的起义。反灭绝抗争团要为摒弃矿物燃料、阻止人类灭绝而摆脱“进步措施”的桎梏，正如约翰·布朗等人宣布败坏道德、推行奴隶制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在约翰·布朗发动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南部还有许多人称他为叛军首领，污蔑他是叛国贼、是疯子。但只要读一读布朗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有完美的逻辑和深刻的道德信念做为支撑。布朗于1859年10月突袭弗吉尼亚州哈伯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时，其意图便是通过建立新政府、抛弃腐朽的经济体系来终止奴隶制。他的起义军很快遭到镇压，他本人也因叛国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该罪名）而被处以绞刑。

通过奴隶制谋利的群体（民主党）指责布朗卑鄙无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北方的进步人士（共和党）大多隔岸观火，表示不插手蓄奴州的“家务事”。

我们还是看一看布朗起草的《临时宪法条例》吧：

“由奴隶制引发的矛盾堪比自美国诞生以来其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其所导致的要么是无休无止的监禁和令人绝望的奴役，要么是彻彻底底的人种灭绝，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享有白人尊重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

这段话稍经改动，就可以与危机重重的眼下，以及我们对石油和煤炭极度依赖的状况相契合。

“在是否使用矿物燃料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堪比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最终将导致地球沦为炼狱，让人类永陷水深火热，直至灭亡；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拒绝矿物燃料产业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以下《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免受由矿物燃料经济招致的灭顶之灾。”

这两段话蕴含的道德理念完全一致。

反灭绝抗争团与布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采用的是非暴力方式；但反灭绝抗争与布朗起义之间的类比仍不牵强，因为前者的参与人员一旦行动，就会面临入狱、受暴甚至死亡的危险。

扭转乾坤，抗击制度化犯罪

与民主党不同，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各种问题得到切实解决，而前者只会提几条不痛不痒、肤浅粗陋的改革方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保守”观念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之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反灭绝抗争反映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时提出的告诫：“民众不提出要求，权力便不会退步，过去也好，未来也罢，都是如此。只要弄清楚民众可以默默地承受什么，就能搞明白可以用何种手段来盘剥和欺凌他们，直到他们用行动、言语予以反抗——有时还需要二者并用。”

道格拉斯的话说明，一味地就矿物燃料的长期负面效应做抽象阐述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具体的要求，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坚持立即废除当前罪恶的、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能源体系。

约翰·布朗提出奴隶制并非“特有制度”，保留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行径，是对某个群体“开战”，从而改写了游戏规则。同样，我们也应当掌握能源领域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关键术语。碳排放并不是能靠交易解决的小小流弊，而是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

换而言之，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右翼分子犯下的暴行，而是主动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普及当下急需采用的文化和经济制度。我们既不能依靠比尔·盖茨等深陷现行经济体制的富豪，也不能仰赖曾长时间支持通过矿物燃料谋利的民主党人；我们不能看见有人做出一星半点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就心满意足。

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客数不胜数，他们在委员会上发言，否认气候变化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宣称气候变化并非确有其事。他们从矿物燃料产业捞得好处，经常让科氏工业等石油巨头豢养的“专家”现身说法，证明矿物燃料完全无害。这些“专家”在研究活动中造假，公然挑衅科学事实。

目前，进步政坛人士正在埋怨“保守派”政客无知、自私、短视，嘲笑他们的专家和拥趸“愚蠢至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党人的主张不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是限制南方各州的蓄奴规模，他们的态度简直与当今的进步政坛人士如出一辙。

气候变化不是一种观点，而是科学事实；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也不是利益调整，而是法律。

那么法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法律规定相当明确。倘若某议员亲自、或请专家在委员会上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不具危险性的证言，那么此举并非表达保守观点，而是做假证。根据法律，这一行为已构成重罪；涉事议员要么会被迫辞职，要么会面临牢狱之灾，作伪证的专家也会落得同样下场。

从逻辑与合法性两方面来讲，上述论断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议员和专家证人在国会山明目张胆地犯罪时，却没有一名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对其提出指控。罪行就是罪行，不会因为持续了几十年而变成合法行为，正如奴隶制即使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仍然有损道义。

倘若没有国会议员、行业律师、说客、咨询公司和咨询人员愿意秉持公正、合法的立场，那么民众就应当挺身而出，要求上述犯罪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要求犯罪者不能再踏入国会。抗议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客们便会在重压之下做出改变。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采取如此强硬的路线无异于逼迫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和游说人士离岗入狱。然而，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即使诉诸于这样的方案，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倘若情势要求我们对数不胜数的民主党人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决不会退缩。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全部国会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嫌犯罪，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要求他们通通下台，要求自行组织选举，不受任何同罪恶矿物燃料产业有所关联的组织干涉。

现在国会议员从矿物燃料企业和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处收取献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鼓励使用矿物燃料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就连政府都为炼油厂和公路系统提供补贴，但这一切不属于民主过程，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通过前台组织运营，购买或者拆毁公交系统，要么是为了提升民众对石油这种危险化合物的依赖度，要么是为了重组美国军队，让其植根于石油，并为此而保障石油供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一系列政策决策的罪恶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等石油提供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完全明白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他们的有害产品正在荼毒环境——或许还要更早一些。他们对人类眼前的重大危机心知肚明，但还是将调查结果秘而不宣，并雇佣专家和公共关系公司通过发布广告、篡改研究结果和游说向公众发布误导性的虚假信息。然而进步民主党人只能责备这些企业自私自利，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捐款，支持他们参加下一次、下下一次竞选。

请问问自己，如果你销售的产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夺去了全球成千上万、甚至几十几百万人的生命，更会导致全球变暖，令几千万人惨死，你会有何下场？如果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自己产品的危险性，非但将实情瞒而不报，反而用脏钱贿赂政客、收买冒牌专家，让他们对国会撒谎、为你的犯罪行为辩护，你又会怎样？

毫无疑问，你将遭受阴谋罪指控，立即被捕入狱，你的资产也会被尽悉没收。你会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付出比所得多得多的惨重代价。

那么当矿物燃料企业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如此明知故犯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同样，民众也该要求将上述企业做为犯罪组织看待，剥夺它们利用不义之财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责任方应该立即入狱，为他们四十年以来犯下的罪行遭受指控，为虎作伥的政客和说客也当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工业等企业的资产，以及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应当全部充公，用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赔偿全世界的受害者。

无需考虑矿物燃料企业应当出资多少来支持“保守派”代表参选，也不用琢磨较为强硬的“进步派”在如此不公的政治环境中赢得大选需要多少钱。一旦矿物燃料企业的资产充公，一旦受其雇佣、助纣为虐的说客和专家被挡在政坛大门之外（正如昔日南方军的领导人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内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共识和宪法制定切实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大批政客已经被矿物燃料公司、银行和与矿物燃料企业狼狈为奸的富豪收买。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向国会提交证言、参与政治过程；在许多场合下，我们还应当要求他们立即辞职。参与大规模造假的智库研究员、教授、律师、说客和其他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区别对待。

政治辩论必须以科学发现而非主观想法为基础。在我们的默许下，企业像某些人一样享受各种特权，关于气候的虚假言论因为有财团的支持，被奉为金玉良言。这一切都应当到此为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能够清楚地表达逻辑观点的人只有一小群，他们也可以在美国掀起思想转变的潮流。然而，倘若不把追求真理做为基本政治原则，民主便会沦为闹剧。

但我们的任务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声讨广告，将发布广告视为犯罪，因为美国民众在广告的误导下低估了工业社会的危害，尤其对汽车、飞机和基于煤炭与天然气的工业生产对环境和人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置若罔闻。

企业用广告贿赂媒体，使其无法发挥公布真相这一重要作用。在需要动员群众的紧要关头，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把新闻变成了供人娱乐、可有可无的消遣，让大家无法把目光放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上。只要商业媒体还在给民众灌输经过篡改和扭曲的讯息，后者就无法做出客观决定，民主政治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广告文化。它粉饰太平，暗示人们拥有汽车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它不鼓励精诚合作，反倒宣扬自私与及时行乐。我们要通过自办报纸、在公共场合做宣讲等直接手段来向民众准确解释气候灾害为什么会毁灭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还要认识到，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念分歧，而是当权者的的愚民之策——人民愚昧无知，就察觉不到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也无法想出应对之计。

我们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由政府资助，补助金源于税收，其分拨必须透明化。以利己为目的、议程不明的所谓“研究”必须从政府及民众的政策讨论中消失。这一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当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明白人类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威胁——我们要保证他们不会因沉迷于电子游戏、娱乐视频和色情图片而对周围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

同“自由贸易”、“军事安全”等虚假观念较量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性运动披露的是残酷的真相，而不是令“进步媒体”心安神泰的有限讯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政客们远而避之的两只巨型怪兽较量，它们一个名为自由贸易，一个叫做军事安全。

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通商对美国国民乃至整个世界有益，因此应当不断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我们财源滚滚。

如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企业就可以把工厂迁至国外，同时拿关闭工厂来威胁当地工人和社区，以获得政府补贴。海外工厂为美国供应廉价产品的同时，也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环境，还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每一个宝丽龙泡沫盒子，每一件尼龙套衫，每一套塑料玩具，不仅会在被丢弃后毒害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而且其生产过程也会给气候带来负面作用——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地远在印度或者泰国。

自由贸易控制了我们的经济，逼迫我们购买在海外生产（常常会以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再耗费大量矿物燃料运来美国的产品。生产一次性物品时造成的污染，对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工厂在哪个国家而改变；而且经过几千公里越过重洋运输商品时，又会排放大量尾气。然而就连左翼组织都对自由贸易的这一可怕后果避而不谈。

同时，进步及左派刊物已经接受了“GDP”、“消费”、“增长”、“发展”等极其片面的经济指标，至于它们没有反映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影响，没有涵盖土壤、水源和空气的长期恶化这一缺陷，知识分子却甚少提及。尽管有人曾经提议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但类似提案并未被纳入议程，更不用说投入使用。

美国国内经济与矿物燃料的勘探、生产和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军方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军方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制造者，其对气候变化应付的责任比许多国家都大。

美国军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在全球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基地。在许多情况下，其主要任务已经变为推动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的开采，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做法会对气候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军队与“国防”和“安全”毫无关联。

除非军队的作用发生彻底转变，否则美国不可能采用贴近实际的气候政策，而这种转变必须以改变“安全”的定义为前提——要把减缓气候变化做为实现安全的第一要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考虑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实现上述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抛下武器，但在与矿物燃料巨头对抗时，却又离不开战士们的勇气和自律。凭借独特的创意和非凡的勇气，我们可以令美国军队脱胎换骨，令其角色和本质发生彻底转变，让它将气候变化视为首要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国防部重组为“人类安全事务部”乃至“气候变化应对部”，通过周密的计划取消不正当的军火开支。以此为目标，究竟是开展体制改革，还是推翻现行制度重新开始，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决定。

结论

近日来“革命”一词在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已经变为空洞的口号。

然而美国立法者并未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拟定长期国家政策，这说明美国政坛已经深陷臆想与错觉。

根据气候恶化趋势方面的科学预测，未来我们将没有财力添置战斗机、航空母舰，甚至高速公路和体育馆。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曾提出应当像在二战中一样调配资源，而为了平安渡过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恐怕要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各种资源。

可悲的是，美国目前的确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然而是反面意义的变革。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各部门中的专家人才惨遭驱逐，有责任感的正义人士要含冤受辱。他迅速将政府职能私有化，让政府沦为精英阶层敛财的工具，不再为普通公民服务。

我们无暇讨论革命性转变的“正面意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革命性新政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加税、发放煤炭和石油补贴，以及将科学方面的考量剔除出政策制定过程。

等到下次大选、退而求其次、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发表敷衍声明的民主党代表——此类提议毫无意义。一场反动的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