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les and Squares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劳伦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贝一明：近日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受一股大肆蔓延的不满情绪所推动，抱有这种情绪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未来无望。然而我们目睹的许多事，其起因并不能单纯地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这一角度解释。目前香港的政治危机是否有美国的参与和干涉？

维尔克森：美国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一直都在加拉加斯搅局，这次它下手的对象换成了中国香港。2002年我去过加拉加斯，也曾亲眼目睹美国为推翻乌戈·查韦斯以及后来的委内瑞拉总统采用了何种残暴的手段。我们一直希望改变那里的政治格局，现在又在拿尼古拉斯·马杜罗做文章。然而我们只是将委内瑞拉推入了无能的困境，而同无能并行而至的，往往还有失败。我们成功地通过制裁令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民受苦受难，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尽管媒体从来不把加拉加斯和香港相提并论，但我们仍然能明确地锁定可疑目标：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以对香港年轻市民普及“民主教育”之名，向其提供了用意可疑的赞助。

我担心的是，美国会重施1956年在匈牙利施展的手腕，给香港的年轻人设局，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担心美国会像当时那样一味地在他们背后怂恿煽动，然而他们遭受镇压时，却只是袖手旁观——1956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匈牙利、平息叛乱时，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作为。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背后的势力是中情局，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然而香港抗议活动仍然与匈牙利事件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一次我们运用社交媒体和突发新闻播报，通过更为复杂巧妙的手段针对假想敌——中国发起了秘密行动。

当然，习近平一定要步步为营、谨慎应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民看在眼里、加以解读。习稍有差错，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敌意便会愈发强烈。

贝一明：但是很明显，特朗普根本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才智和能力，他个人更可能只是想碰碰运气。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维尔克森：目前为止，是约翰·博尔顿一直在操纵全局。他顶着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接连发起行动，破坏美国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情局的“酷刑女王”吉娜·哈斯佩尔也做过他的帮凶。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幕后主使不止一人。

贝一明：那么约翰·博尔顿离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善？

维尔克森：我在克里斯·海耶斯的节目上说过，约翰·博尔顿的离职并不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没错，一个货真价实的战争贩子离开了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岗位，但国家安全顾问影响力的大小，完全是由总统决定的。罗纳德·里根在八年里任命了六名这样的顾问，原因很简单：里根认为总统就得自己拿主意。而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则完全不同；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分别同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共同掌权，共同决策。

要让总统的决策有所保证，最好的办法是定期更换国家安全顾问。

特朗普不是里根，而且与里根相去甚远。因此他身边的人，从麦克·蓬佩奥到吉娜·哈斯佩尔，再到斯蒂芬·米勒和财政部的史蒂文·努钦，都只会不顾形势地自行其是，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管控他们。

约翰·博尔顿走了，是件大好事。尽管媒体把他大肆炒作成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但他实际上只是个十足十的恶棍。说到“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阿伦·伯尔才是，约翰·博尔顿根本排不上号。

没错，一个恶棍离开了政府中重要的岗位，的确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当初把他推上重要岗位的无能之人——总统，其地位仍然安如磐石。这才是问题所在。

贝一明：许多乱港分子都与台湾有直接联系，台湾当局甚至为他们摇旗呐喊。蔡英文今年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讲话令我深感诧异。她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态度，将整个中国大陆描绘为邪恶势力，却没有讲求逻辑地、系统地解决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台湾方面如此地避实就虚、如此短视。台湾领导人的这番言论只会让众多中国人将台湾视作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傀儡。

维尔克森：早在21世纪初期，陈水扁便开始不时地发表相似言论。回想一下，蔡英文当时是在对退伍军人协会发表讲话，而那番言论对退伍军人这群热血听众极具煽动性。听她讲话的听众群体极为有限，她却在其中精挑细选，大做文章。尽管博尔顿可能会希望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按照内塔尼亚胡的风格做一次演讲，但好在特朗普政府中还有一两位在台湾问题上理智尚存的人。

她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她的讲话对自己的听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乃至北京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也觉得她措辞谨慎、用语得体。

尽管如此，正如你所建议的那样，她应当放眼全球，把目光放在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上。然而对她精心挑选出的听众讲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

贝一明：毫无疑问，香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是因为对自己黯淡的前景愈发担忧。然而他们所谓的领袖曾与彭斯和博尔顿会面，他们的抗议对气候变化和财富集中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香港是全世界财富集中问题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以及精英阶层对民众的冷漠避而不言。为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反倒被束之高阁？

维尔克森：人们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恶化视而不见，却对声色犬马、各种噱头和危险之事趋之若鹜，这并不是新现象。看看特朗普在美国的拥趸就知道了。不论是为富豪减税还是加征贸易关税，承担特朗普经济政策不良后果的，都是支持他的选民。但是好像只要他承诺给“罗伊诉韦德案”翻案，使堕胎非法化，让基督教祈祷式重现白宫，他的拥护者就甘愿受苦受难。现在人类立足于其上的地球正在病痛中垂死挣扎，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不毛之地，香港的抗议者们却想去摘天上的星星。

贝一明：还有军事拨款法案。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一大笔钱突然被划拨出去，用于准备同中国开战，那么不论政府官员有多么深谋远虑，他们都会在制度压力下推动美中对抗。

维尔克森：你指的是台湾还是美国，或者说二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贝一明：美国的军事预算规模相当庞大，官方披露的数字是7,500亿美元，而且由这笔预算支持的许多昂贵军备都是为对付中国而添置的。

维尔克森：美国制定了巨额国家安全预算，用意不言而喻——它的具体数额也许更接近1.3万亿美元，其去向涵盖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核武器能源部、国防部以外的情报源，再加上中情局、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国际事务部部长的账户。此种预算给美国造成了许多不验自证的危害。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冷战时期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国家预算是如何推动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如何在每一紧要关头影响战略决策的。支持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对抗的预算框架会使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

贝一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消除这种紧张态势和冲突的根源，扭转乾坤？我们能否组织活动，让香港民众和全世界的地方政府共同讨论关乎于年轻人、气候变化、经济军事化（这一问题中美均有）危害的切实问题？或许还有其他别具一格的方法？

维尔克森：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我认为，组织人们就严肃问题开展讨论恐怕收效甚微。除非我们能够在人力、物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与中情局匹敌甚至略胜一筹，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促成更为理智、高明、切实的对话。我不想说丧气话，但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定要以讲求实际为前提。

贝一明：可是香港问题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而且是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那么具体说来，怎样的政策更能收到成效？

维尔克森：我们应当重拾我们在乔治·H·W·布什当政时期及冷战末期所秉持的态度：警惕谨慎、讲求方略、和平竞争。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经济整合；我们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跨国犯罪、气候变化、难民潮（现在已有7千万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多）等全球性挑战，以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成功解决的问题。保险起见，我们一方面需要维系日本、韩国等盟友，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同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准备一支装备齐整却又不会耗资甚巨的军队。但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和平与和平竞争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贝一明：美国有许多博识多才的知识界人士，他们可以前往香港、台北、上海或北京跟同道中人就我们共同的未来开展富有意义的深刻探讨。倘若这些学者和普通公民开始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展合作，状况即会得到极大的改观。如果我们能够就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问题和虚拟空间的未来进行对话，或许可以用积极的内容填补媒体中的空白。

维尔克森：我也认为此举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们的总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中的大小官员要是懂得其中的关窍，将会对这一事业大有助益。

贝一明：当局为什么会认为有必要在暗中执行外交政策？我们怎样才能终结在其他国家搞破坏的秘密行动，回归切实的文化交流，从而引导年轻人集中精力从事积极的事业？

维尔克森：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一个开明的政府；国会需要对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新议员。我们需要全新的媒体，不把中国贴上“敌对国”标签、不把宣扬新冷战视为己任的媒体。最后，当然，我们还需要各行各业富有责任感、能够开展对话的学者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