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les and Squares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

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亚洲研究所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新冠病毒是一种会侵蚀人类有组织行动之基础的文化与制度病毒。将新冠战役视为两种可怕现象的结合最为妥当：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中，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阶级战争因此而全面起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潜伏在自动化技术、无人机、媒体和网络背后，转变为超级富豪用以在无情战争中对付大众的主要武器。这两种现象彼此关联，同时又各具特点。

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相结合之所以会产生当前的影响，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大批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其他权威人士甘愿对今时今日的各种虚假叙事视而不见，主动误导民众、避重就轻。

其结果是除了负责秘密制订、宣传与推行“新冠重启计划”的高层人士，甚少有人了解在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背后，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发觉美国存在严重问题的人还是与日俱增。他们遭到堕落体制的抛弃，被迫在主流媒体制造的垃圾中寻找真相，同时其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又要受由咨询公司特意架构的、粗糙至极的经济与政治理解模式所限——这类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干扰人们对特定问题的认知。

阶级战争

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转变。对数字货币、债券、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操纵同银行系统的彻底私有化紧密联系，使得一小撮超级富豪以及如苍蝇一般围在他们左右的大批CEO可以凭空敛财，同时利用这笔钱来贿赂乃至威胁居于权威地位之人。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中这种激烈的阶级分化一直在恶化，但此次的新冠疫情经过炒作，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民众忽略了这一事实：超级富豪通过贷款购买股票、进行再融资、转移现金，从政府窃取了五万亿到十二万亿美元，从而对经济造成了破坏。于是富豪们决定趁此时机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们的手段包括使用条条秘密指示来逼迫全体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和学术圈中的众多人士将当前的经济与政治乱象统统归咎于新冠疫情，且禁止有人提及这场大规模盗窃。这一窃案是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美国大选中却无人提及。

尽管这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令过去十年中的量化宽松骗局相形见绌，尽管它使少数超级富豪能够为所欲为，操纵国家经济，他们的顾问还是发出警告：这种行为极具危险性，他们必须在真正的革命浪潮兴起之前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

“阶级战争”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且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全民动员工作的中心支柱。然而这个词在本质上并无共产主义色彩。如今，无权无势的左翼党派没有将“阶级战争”认真看待，只是用该词来虚张声势，不会对这场真正的战争详加描述。极右翼势力倒是对阶级战争的威胁有所认识，同时做出了清晰的阐释——虽然有时他们的论述并不准确。

很明显，当前的秘密计划旨在使全体美国人沦为少数富豪的奴隶——尽管后者所占人口比重仅有0.01%。然而所谓的进步人士与软弱的左翼党派拒绝面对这一现实，也不愿意就新冠疫情实话实说，敢于不随波逐流之人寥寥无几。

针对当前阶级战争做清晰论述的最著名右翼人士是亚历克斯·琼斯。他的网站以“战争资讯”（Info Wars）为名，同时该人也在做名为“监狱星球”（Prison Planet）的新闻节目。琼斯系统性地发布了旨在揭露企业与政府众多阴谋的信息，能让受众获益良多，但他的节目中又包含许多零七八碎的误导性内容——也许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被迫将垃圾融入自己的报道；要知道，他引用的许多材料都是机密内容。

现在，亚历克斯·琼斯已经成为专注于揭发民主党竞选舞弊行为、大受欢迎的共和党媒体人士，但针对阶级战争话题进行分析讨论的消息源仍有很多。

然而进步派却对阶级战争讳莫如深，不愿意做相关的严肃考虑。伯尼·桑德斯会说那1%的美国人的行为有多么的不公道、多么自私；而那0.01%的人对美国大众经济、教育和文化基础的系统性破坏，他却只字不提。他从未揭露过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沃伦·巴菲特等正在忙于摧毁大众生活的所谓“进步”富豪的罪行。

当前，对方的阶级战争策略有两大关键要素。

首先，各种攻击行为是有意而为、肆无忌惮、极端化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震慑性”的手段会阻止知识界人士开展严肃讨论和政治组织工作。

“弥天大谎”战略是这一战役的核心策略。逼迫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反复宣扬不攻自破的谎言、对大众进行谎言轰炸，会迅速削弱民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无法就眼前事件进行反思、团结起来集体行动。

他们谎言的散播范围如此之广，这场骗局的规模如此之大，会让人难以置信，以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童话故事中。

自从肯尼迪遇刺以来，超级富豪们编造了无数的谎言，其中最大的、构成阶级战争意识形态准备核心要素的两个，是关于911事件和当前新冠疫情的。编造、推行这两场骗局的，似乎是同一批人，而且它们的主要策划者似乎身居世界各地，并非单单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在这两场骗局的策划方面，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与之做类比恰如其分。故事中，美国匪徒卡塞蒂被对头杀害在火车上；杀人者商定好先将他麻醉，而后每人刺他一刀。罪案由众人共同犯下，极难侦破，因为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同乘一条船，必须联合造假，倘若事情败露，他们都会受到牵连、大失体统。

在911事件和新冠疫情上，美国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众口一词，即使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都决不改口。很明显，与上述文学作品相似的情节正在上演。

极少数要求彻查真相的“愚笨之人”已遭到惩罚；表现出领导能力之人也已被孤立、被摧垮。余下的，都已被收买，要么在媒体报道中自吹自擂，要么用对方的献金从事肤浅研究，要么得到了“创业”机会。他们得到的回报都附带这一条件：为种种乱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洗白。

全面阶级战争准备阶段的另一关键点潜藏在暴风雨之前反常的沉静之中。媒体、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乃至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都意欲向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这个国家的自由度也受到了影响，但总地来说，一切基本正常。

私人民兵组织正在全国东游西荡，制造混乱、屠戮杀生，公共知识分子却对高盛集团和贝莱德集团如何操作政治进程、参与国内恐怖事件等问题三缄其口，同时反反复复地表示，或许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将会回归正常。这番言论简直令人作呕，可是民众最终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接受一条条谎言、失去同亲友互动的能力。

媒体鼓动民众冥想、同家人共度时光、去咖啡厅读书。这些接受企业赞助、自诩为专家的人通过向民众灌输上述建议来暗示我们，我们全部生活压力的来源是自己的内心，而非外部环境。

人类这样的社会动物具有这样的倾向：试图根据社会共识来定义现实，同时寻找日常生活的常态痕迹并紧抓不放，从而避免因面对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而遭受现实中的痛苦。超级富豪们正是利用了人类的这一弱点。

于是民众被慢慢地、巧妙地拖入技术极权统治的全新现实，在两种状态之间缓缓地左右摇摆：时而被刻意培养出的危机感和恐慌折磨，时而因听到一切会渐渐回归正常而心安。这种大众不经思索便随“曲”而动的现象表明，他们已经相信自己居于只是偶尔会发生风波的正常社会之中；然而事实上，政治环境正变得极端压抑，社会压力偶有释放。

旨在阻止民众了解罪魁祸首的行动又助推了这一过程。

开办“WSWS报道”的社会主义平等党 等左翼团体刻意回避对富豪的财产总额、富豪的敛财方式以及社会财富的归属做严肃分析。他们大谈特谈社会正义，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的阴谋诡计保持缄默。

而极右翼势力愿意本着严肃的态度、以适当方式关注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等亿万富翁，却对谢尔登·阿德尔森、罗伯特·墨瑟、查尔斯·柯赫等特朗普现象的始作俑者、气候灾难以及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幕后推手坐视不理。

民众被逼无奈，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1）打算切实解决阶级问题，且将危险疫苗接种制度等巨大阴谋据实描述的右翼党派；但右翼人士对气候变化问题避而不谈，且希望全面终结政府，并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富豪破坏我们社会的行为做系统性分析；

2）支持民族与种族多元化的“进步”运动，讨论如何建设更为平等的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方案，但对超级富豪的罪行三缄其口，对新冠骗局视而不见。

我们落入此种境地绝非出于偶然。是超级富豪们逼迫我们面对此情此境，因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于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愚弄我们，让我们彼此内斗，无暇对抗他们。

超级富豪们的顾问深知，财富集中与有意致贫导致的矛盾终将到达爆发点，民众终将团结起来。他们的超级计算机已列举出详细模式，告诉他们未来的革命行动将会如何展开。

超级富豪们想要将看穿他们罪恶阴谋、以及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之危险性的人们向右翼引导，因为右翼缺乏严肃解决阶级问题的分析性框架。右翼人士讲真话，但他们为特定问题做出的解释中，不包含系统性的改革计划，只有针对来自中共或犹太资本威胁的空泛之言。尽管某些金融方面的阴谋的确同中国或以色列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不过是由AI推动的、有多方参与在内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超级富豪们希望社会中关注不平等现象与种族主义问题之人能够向无甚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身份仪式靠拢。

拜登的多种族政府团队便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典型代表。任命女性、非裔、亚裔和印度裔担任政府、商业、军队、知识界与学术界要职的仪式标志着一种“进步”，即使这些职位都是企业融资的产物，同私人股本或武器系统推广存在深刻的利害关系。

进步派声称根本没有什么阴谋，将我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一群贪婪轻率之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要跟格蕾塔·桑博格合个影就能迷途知返。

这种观念必定会让高盛集团乐不可支。

正如他们在纽约的上西区所说：“我喜欢用进步色彩与薄薄的多元文化表演艺术外层来妆点自己的法西斯主义。”

想想看，前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于2018年卸任后立即加入了高盛集团董事会。对于这一明显存在利益冲突之事，左翼完全缄口不语。哈佛大学曾经因研究质量极高而闻名遐迩，如今其价值却要源于500亿美元的捐赠，而非自己的学术成果。捐款制度以及越来越多追逐企业捐助的教师教授早已沦为投资银行的玩具。

可以担任领袖的知识界人士已被逼迫他们为晦涩刊物撰写冗长文章的政策边缘化。效力于非政府组织的人们也迫于无奈，转而向权贵乞讨，因此无法掷地有声地发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呼声。这一切绝非偶然。

AI的使用

少数超级富豪与其他人群开展拼死较量要用到的关键武器是AI，即人工智能。

渴望爆红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经常谈及AI对人类构成的威胁。然而他描述的是一种未来的、虚无缥缈的危险，并不涉及当下。

AI已被炒作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至于富豪们如何利用它来边缘化、毁灭多数人，这一问题却无人提及。我们得知，AI是我们的福音，可以让人类极大地发挥潜能与创造力；可是这类宣传只是为了误导民众、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年轻人受到鼓舞，纷纷去学习计算机科学，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终将在未来无人工作的陌生经济环境中寻得一席之地。

人们可以用AI技术来分析大量信息，最后汇总得出结论。该技术已在开展飞行模拟测试、模拟有机化合物化学反应、研究天气或洋流等复杂现象方面得到应用。

然而这些并不是企业斥巨资开发、购买超级计算机的初衷。

今天，AI有两大基本用途：

1）计算股票、债券和其他衍生产品的潜在利润，制定以及实施旨在使利润最大化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超级计算机不仅计算衍生产品的价值，还会创造衍生产品，从而凭空生产价值。

2）在不同领域中用五花八门的复杂叙事，通过威胁恐吓、哄骗斥责、鼓励安抚等手段来大规模操纵全世界民众——美国便是这一策略的突破口。此类旨在操纵社会的刺激性行为在地区、国家与全球层面上均有发生，其波及范围之广，机制之复杂，让没有参与这一阴谋之人难以掌握全局，甚至被关于AI的宣传诱骗，同几十亿人一起开展支持该技术的行动、拥护相关政策，然而此类行动与政策只符合少数亿万富翁的利益。

AI在宣传方面的作用或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隐秘的威胁之一。这绝非偶然。

残酷的阶级战争即将进入下一阶段。由于大多数民众被迫陷入贫困，因此革命不再是不可想象之事。我们可以肯定，AI技术即将在控制民众思想方面发挥全新的重大作用。

的确，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在开发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这场竞争的细节却是机密内容（或者受到了保密协议的约束）。大多数媒体发布的信息都在刻意误导民众。

各国之间的AI开发大战正在日渐化为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富豪之间的较量。这些企业、富豪意欲建立超级计算机库，以迅速计算利润、操控公众为自己所用。

在这场竞争中，国境线已不再重要。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这场“冷战”同时也被人用来遮掩谷歌和腾讯、微软和阿里巴巴在计算利润方面的合作。各家大企业在超级计算领域的合作程度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或许无人能够回答。我们只知道，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富豪在阻止民众团结起来采取反抗行动这一方面有相似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只要金融寡头持续在更高层面上开展合作，残酷的全面战争便有可能因此而爆发。

从其本质而言，AI战争不会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对美国发起的珍珠港偷袭，而是富豪们对全人类的系统性操纵与碾压，是对人们经济能力与智识能力的削弱。

AI在战争中的应用

媒体有意对AI的能力轻描淡写。在商业领域，有人利用AI来创建算法，操控从监控和传输系统中截取的信息，让民众几乎无法知晓被收集起来的信息是怎样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对于超级计算机而言，智斗、欺骗全人类并非难事；在大多数人都沉迷于视频游戏、色情节目和食物与时装图片时，它们战胜人类更是轻而易举。

这场信息战的主要策略是：必须采用友好、微妙的手段，让绝大多数人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直至他们被永远锁在自己的家中。

富豪们可以获得关于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极为详尽的信息；同时，估测个人、各群体、各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对未来变化会做出何种反应的程序也已问世。上述信息与程序正在日趋完备。

我们可以这样说：全球约有五百万人已被严密跟踪，其行动均在富豪们的意料之内，因为他们是潜在的政治领袖或者舆论制造者。同时，所有重要团体（各个左翼党派、基督教或自由主义保守派、犹太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种）均已被分别监视，其对政治变化的小范围与整体反应也已被推算出来。

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已被视作目标，会被恐吓、劝诱，经历左右摇摆，体会恩威并施的手段以及人为营造的危机和动荡，慢慢地接受商业、学校、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层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危险变化。

认为福克斯新闻可信的人应当向《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请教；常读《纽约书评》和《共同梦想》的人也需要寻找其他的信息源。在AI计算技术的帮助下，各家媒体报刊的观点会随不同受众的喜好而微妙地变化。

于是民众从这一经过校准的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与以前相比，周围的政治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还是时而爆发危机，时而有所进步。然而事实是，社会正在飞速向专制化迈进，沦为跨国企业的工具。

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新问世的故事、剧集或商品应当在何阶段放在哪一媒体源中，以驯化不同人群的行为与思维。华裔美国人对科学有浓厚兴趣，保守派基督徒乐于投资房地产，非裔美国人则喜欢体育。这些信息会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一波一波传播开来。这一过程与秘鲁纳斯卡沙漠中的鸟形地画相似——人只有在从天空俯瞰时，才能看出个究竟。即使是MIT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感知超级计算机所建立的操控模式。

在发动信息战之前，富豪们必须采取若干步骤。首先，要把所有信奉科学方法的科学家阻拦在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共讨论之外；至于安东尼·福奇这种一味地呼吁大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接种疫苗的权威人士，媒体以及进步派必须将其包装成为与反科学代表特朗普针锋相对的科学界偶像。这一过程需要人们完全对比尔·盖茨把福奇当作仆从使唤、令其帮助自己推进营利性保健议程这一举动视而不见。

一旦相关的科学方法被利害关系侵入，某些人就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利用这场疫情来满足金融精英的利益。

在这场秘密的科学之战中，左翼已被武器化。“314行动”已呼吁动员民众，该行径可恰如其分地说明这一问题。“314行动”是一个自称致力于组织草根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遴选出合格的民主党科学家，让他们以科学与事实为基础解决气候变化、医疗保健等我们最为紧迫的问题。”

他们在帖子上写道，一位名为丽贝卡·琼斯的专家做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贡献”——建立起一个新冠病毒数据库；然而她却因为拒绝对共和党官员唯命是从，不愿意“篡改新冠肺炎发病与感染人数、淡化疫情”而遭到解雇。

因此他们发帖宣称，我们应当对“遭到无情迫害的新冠疫情吹哨人”予以支持。然而，倘若现有的疫情相关数据存在水分，倘若那位共和党官员才是站在科学一边的人，那又当如何？

这些帖子背后的战略家们认为，习惯了“进步”政策的人根本不会对政府数据造假等事忧心，因此会受到诱骗，拥护打着科学名义的反科学动向。

现在，报纸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文章与恐怖照片——照片里，运尸车上装满了裹着塑料袋的尸体。他们这是在公然地、系统性地制造恐慌。许多此类图片和叙事的真实性均有待认证。

关于每个城市、每个州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数据随处可见，甚至取代了真正的新闻。这些描述疫情爆发、疫病治疗和疫苗等事物的信息并不可靠，甚至不可相信。

也就是说，新闻界的方方面面都已被武器化。在一则则头条新闻背后，超级计算机时而放出疫情大爆发、疫苗研发受挫的消息，时而推出关于病例数有所减少、疫苗研制有突破性进展的讯息。在我们眼前，有些专家认为希望就在前方不远处，有些又预言“黑暗之冬”即将到来。这一操作要确保所有讨论都集中于疫情应对流程、人群性格等表面问题，不深究根本原因。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和拜登的个性、对天气、对其他事件大谈特谈，就是不对现状做深入分析。

这场由AI推动的信息战与下围棋极为相似。属于高盛集团或杰夫·贝索斯的超级计算机通过精密策划与长期运作来催眠、误导、恐吓个人与特定人群，让他们将日渐离谱荒谬的情景视为常态。

将政府信息控制职能私有化也是信息战的一个环节。

请想象一下，一位朋友将一份微软的“朝鲜问题高级情报分析师”职位列表转发给我时，我有多么惊讶。政府外人士担任情报职位、让情报人员在私人企业中任职这一趋势在近二十年中愈演愈烈，并于去年达到顶峰。

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跨国企业正在迫不及待地在政府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一旦得手，它们便可以进行恐怖统治，掌管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一切美其名曰“服务”。

去年11月21日，CIA宣布将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Azure、谷歌云、IBM和甲骨文签订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云计算服务合同。也许直接说CIA将被杰夫·贝索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和拉里·埃里森瓜分更易于理解，相关内容也的确出现在了报纸上。

民众操纵策略

数据本身并无意义。把数据同策略相结合才能实现对民众的操纵。他们当前所使用的战略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企业及政府公共关系与宣传策略；这套策略以爱德华·博耐斯的理念为基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弟子博耐斯提出了通过强刺激性影像和简单口号来操控公众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人类具有“群居本能”，常常会在权威人物针对某些事件做出解释时选择能够带给自己安全感的说法予以盲从。

他的著作《宣传》（1928年出版）与《同意的工程》（1955年出版）已成为施行政治控制的指导手册。

911事件摧毁了左右派系的理性与思维能力；近年来，公共话语发生了巨变，从漫画书到科学期刊均被牵扯在内。在技术的推动下，由本能刺激以及反应性思维刺激孕育而出的可怕怪兽已经出现，正在取代我们社会中科学的地位。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两架飞机的撞击便可使由加强钢筋构建而成的三座建筑化为废墟。

然而美国民众却对大批专家的描述深信不疑，同时赫里斯·赫奇斯、诺姆·乔姆斯基等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也被大肆炒作，以使我们对这番说辞不存异议。

这场阶级战争准备工作的另一重要环节可追溯至CIA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心理操控机密计划。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便在企业的支持下，推行利用药物、隔离等外来刺激或感觉剥夺措施来驯化民众的行为与思想。

911事件后，旨在使用隔离手段、影响思维的药物、面具和残酷虐待（前狱警约瑟夫·希克曼的《三角洲营地谋杀案》对此有所描述）来摧毁囚犯理智的一个个项目直接为制定当前的大众操控策略提供了必要资料，而这些项目与收集“情报”毫无关系。

我无法拿到上述实验的结果，但完全可以推测出他们的意图。大脑存在结构上的明显缺陷，因此完全有可能不经人们同意，在他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操控。这些实验是用来完善具体方法的。

人类大脑的主要弱点产生自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控制权之战。前额叶皮层通过协调大脑的其他部分，对环境进行理性分析、对现状开展细致估测来做决定；而杏仁核则远离理性，在有危险发生时只会做出应激反应，告诉人或逃或战——这种机制有时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杏仁核在让人类放下一切、寻求自我保护等方面可起到关键作用，但它能够推翻前额叶皮层所做的决定这一能力使得民众操控者大有可乘之机。

关塔那摩的虐囚项目与博纳斯现代门徒的观念相结合，为下述精密计划提供了基础：刺激民众大脑中的杏仁核，使它的应激反应和短期非理性反应抑制前额叶皮层的作用。此外，管理人类性快感、进食快感等感官快感的中枢也通过压制个人的长期理性规划能力、强化反智程序而成为了对方的帮凶。这种“软化”操作正在全球范围内缓慢而富有条理地开展，为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实际上，接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的人都会被这一过程驯化，变得消极被动。充斥着时新词语但全无逻辑论证内容的新闻、媒体节目与教材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陷入催眠状态。在《国家》或者《美国展望》等期刊中，各种文章之晦涩程度可见一斑；这些文章读来让人头脑发昏，而且并没有准确地反映现实。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梦游者”国度的建立。“梦游者”是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一部小说的书名。布洛赫在这篇于1932年发表的小说中描述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灾难旋涡的。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变成了梦游者；他们在社会上各司其职，熟练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甚至还有音乐和艺术造诣，然而对体制和文化崩溃的迹象完全无视。当前富豪们的阶级战争策略正是以让这一幕重演为主旨。

这场信息战与阶级战争结合而成的战争，接下来或许会由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新冠应对工作组来推进。该工作组以前卫生总监维威克·莫西、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专员大卫·凯斯勒和耶鲁大学教授马赛拉·努涅斯-史密斯为负责人，同时扮演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三个角色，可以不受法律限制地应对新冠疫情。一切科学指令起初便被废除，因为病毒本身就不甚真实。拜登做出宣言“我将不遗余力地结束这场疫情”，暗示政府对民众的行动与言论自由进行大规模压制并非没有可能。

拜登承诺要以二战战时生产委员会为样板，成立“疫情测试委员会”，同时启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让政府能够全权对抗新冠疫情。用“军事动员”来类比追踪高风险人群、为他们强制注射疫苗这一举措并非全无根据。

拜登签署了全国性的“口罩令”，要求全体国民时时刻刻都戴着口罩。或许这一举动并非出于对医学的误解，而是有意而为的，其目的是逼迫政府官员、企业和民众服从命令，包括那些没有逻辑、科学依据的命令。

历史上有一条与口罩令极为相似的命令：1941年，德国人命所有犹太人自从9月1日起佩戴一颗黄色的星星。该政策全无科学道理，当时却被广大知识分子与舆论制造者接受，造成了群体分化，催生了社会敌意，也让民众适应了荒谬、专制的政策。某些德国人在被迫史无前例地戴上黄色星星之后，便被遣送至波兰的集中营，一去不返——目睹这一切，民众装聋卖傻倒也不足为奇。

同样，我们可以想到，美国将做好准备，同意建立多个隔离营地，用于接收几千甚至上百万名据称是突然罹患新冠肺炎的人。届时惧怕接受治疗的民众只好要么戴上“智能口罩”，要么在家里装上监视摄像头，或者允许企业以政府之名给自己随意注射疫苗——即使他们对疫苗的成分与接种后果一无所知。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恐怖前景。

汉娜·阿伦特的论述鞭辟入里：

“邪恶源于思考障碍，与思考为敌，因为一旦思考试图应对它、考察孕育它的前提与原则，它便会退缩，因为那里空洞无物。这便是邪恶的平庸之处。”

人工智能便已被作飞速制造“思考障碍”之用，将会于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在阻止民众发起反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 Research

2020年 12月 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