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超级富豪的“弥天大谎”战略”

美国超级富豪的“弥天大谎”战略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大规模财富转移使少数人得以控制食物及各种产品的提取、生产、分配和销售方式乃至货币的价值。哈佛大学、世卫组织、《纽约时报》、《反击》(Counterpunch)、《国家评论》、《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美国以及各国政府的专家被他们豢养,对他们予取予求、唯命是从,发布迎合他们心意的声明,为极权统治正名。

如今,财富集中的速度之快已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其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指数级进步让某些人以超出大众理解的复杂方式操控全球货币和其他金融产品成为了可能。

全新的AI技术令虚假信息可以通过商业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让人难辨真伪。然后超级富豪便利用人们心中的困惑分化、误导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借自己提拔的权威专家之口发布相互矛盾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大多没有科学依据。

要理解为何大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无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为自己并不信任的强制疫苗令背书,我们便必须考察对方为塑造、控制知识阶层所采取的宏观战略。从某种程度而言,富豪们在为自己争取时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突变,让知识阶层不知所措;他们觉得自怜自艾、抗拒现实更为容易;而新一代有担当的知识阶层的诞生尚需时日。因此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反法西斯运动无法于今日重演,可这种运动恰恰是切实反集权主义行动的核心。

我们有必要关注超级富豪的顾问精心策划、抛向大众的某些虚假选择和诱导策略——他们的意图是撕裂美国社会、分裂国家,按照他们的构想发起内乱,这样大众便无法达成普遍共识,可以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为超级富豪卖命。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使用的各种狡猾策略。

“新冷战”

商业媒体正在整齐划一地炒作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几百家媒体平台都已根据自己的政治风格对其经过重新编排。此类说法,不论是保守版的还是进步版的,都以中美之间前所未有的、源于“中国扩张论”的紧张态势为核心。

或许美国关于新疆、香港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但他们的故事如此荒诞失真,让我们不得不将其归类于“虚幻小说”。

关于媒体如何炒作这场“新冷战”,似乎无人进行过严肃讨论——要知道,这些媒体平台的股东想要通过《2020年国防拨款法案》大幅提升美国军费预算,从中渔利。同时,跨国银行和企业怎样煽动领土纠纷与民族冲突、以重演一战之前的国家军事化管理,这种不计后果的策略与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现象有何关联,以及“战时需求”这一魔法是怎样被人用来将危机化为天赐良机的——这一切根本无人提及。回想当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这场闹剧中一边窃喜一边狼狈为奸;即使战争已经打响,它们仍在暗中攫取暴利。

只需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将1914年英、法、德全球金融领袖所采取的策略同如今中美两国金融利益集团所耍的手腕稍作比较,民众即可了解真相。

我们无法接触科学分析,却日复一日地被一个投资银行旗下高薪小卒所宣扬的“修昔底德陷阱”等陈词滥调轰炸;他是对纽约与上海的富豪们俯首帖耳、又被对方赞赏有加的所谓“先知”。这个人,便是哈佛的灰衣主教格雷厄姆·埃里森。

倘若我们想弄清楚邪恶的“弗兰肯斯坦联盟”之所作所为,弄清楚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签订的“死亡契约”内容为何,我们首先便要打破“民族国家”这一全球银行家给知识阶层套上的愚蠢桎梏,直接考察全球的超级富豪是如何彼此勾结的——他们的企图,是摧毁劳动者原有的生存之道、耍手腕让中美两国的劳动者为敌、阻止民众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团结在一起。

格雷厄姆·埃里森和他在哈佛的伙伴对哈佛的大股东——高盛集团的阴谋避而不谈。该企业计划利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冲突,以“应对竞争”为名,在两国全面实现工厂现代化、大规模应用AI技术。

战争的确存在,但它并非中美之战,而是全球金融家对人民之战,而他们开战的目的,是控制中国和美国每一位劳动者的资产、钱财、行动、身份乃至身体。在中国行不通的,会首先在美国推行;反之亦然,要么便选择其他国家为目标。

也许埃隆·马斯克和马云并非公然反对狭隘国家主义观念的杰出代表,而是垄断世界资源与资产这一阴谋的参与者。

这一过程,尽管人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使用开源资料来加以记录,然而它已被定为“出格的阴谋论”,排除于大众的讨论范围之外。“权威人士”告诉我们,要正确理解今天的中美矛盾,只能参考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与雅典之战。

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一切,或许只能用这一观点来解释:鉴于目前正在发生的财富极度集中现象,中国和美国如今都不作为单纯的政治单元而存在。这一分析结论,您在别处绝不可能看到。

那么,国防支出因“新冷战”而增加,其直接结果为何?

让美国、中国、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国防开支飙升——这一机会令跨国银行垂涎三尺。许多金融利益集团都从会这笔支出获益,因此它们燃起野心也不足为奇。民众每日听到的,只是关于“新冷战”的虚构观点;至于谁通过武器系统从全球——包括中国——敛财,他们根本不会听到与之相关的任何一个字。

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的开支不再用于培养情报人员与了解亚洲各国政治文化的新一代知识阶层。因曾在中国求学、学习中文而无法通过安全调查、从而不能在政府内任职的人与日俱增。

据称上述这笔钱大部分都被花在了价格高得离谱的战斗机、坦克、反导系统和卫星上,而事实证明,这些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根本无甚效率甚至毫无用途。

尽管军队和情报机关中实务人员收到的命令日益荒谬,但他们仍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劝自己相信称中国的AI技术、无人机和机器人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威胁的报道并非虚言。当然,同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一样,他们在某些人的刻意安排下需要夜以继日地忙碌,因此几乎无暇集中精力深入思考。

没有人会告诉大众乃至握有顶级机密安保/SCI权限的人士,目前人们开发的AI技术,日后将会成为通过商业媒体对大脑施加破坏性刺激削弱人民的思考能力(军队人员将首当其冲),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和日程安排下逐步分化、误导两国民众,以驯化地球公民,最终实现超级富豪专权统治的武器。

下一代微型无人机和机器人,以及低轨道卫星上的能量武器是将在新时代伟大的“诺曼底登陆行动”,或者民众、民族国家之间的“雅典——斯巴达”战争中派上用场,还是最终将被用于对敢于反抗夺取全球霸权之人的中、美民众发动袭击?

战争已经打响。中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已成为他们腐蚀科学、不择手段地借新冠等疫病流行之机为生物法西斯统治摇旗呐喊的战场。

达拉斯、武汉、大阪、德累斯顿……在一座座城市中,他们正在利用AI算法来封闭公民社会,而一群群可以随时消灭“心怀不轨之徒”的无人机和机器人也在跃跃欲试。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纽约时报》突然对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大感兴趣;要知道,几十年来,该报一直对相关问题视而不见。他们并不关注系统性腐败,只是想要不断地通过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来为将来的政策转变建立舆论共识。

他们的目的也许并非减少警察暴力执法现象,而是削弱公众对警方的信任,从而撤回政府投给人类警察的资金。他们这样做的意图,究竟是让警察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还是驯化公众、诱导人们开始接受外表温和却毫无人性的无人机和机器人来充当警员?

诸位的选择:气候变化还是新冠疫情?

跨国银行、企业及其背后的超级富豪已经收买了其运营者,命令他们将有名无实的“选择”放在公众面前,目的是分化我们、阻止我们齐心协力发起反抗。预先编排好的自由——保守之争是这一策略的核心。尽管该策略已推行几十年,各种旨在煽动种族、文化或性别冲突的机密计划却仍在开展,精英们也在愈发肆无忌惮地从人民手中夺取权力。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新冠疫情是一场大骗局——让民众在二者之间“作选”,是这一诱导策略的核心所在。想要同时研究这两个问题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书面资料。人人都只能要么二选其一,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公众话语中消失。对于妄自尊大、视自己的署名为宝物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让步妥协根本无甚要紧。

我们只能要么承认碳排放、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以“增长”和“消费”为中心的危险经济发展模式会对气候造成不良影响,要么单单指出新冠疫情根本没有科学根据,他们推行强制疫苗令的宗旨是让权贵阶层控制我们的身体,剥夺我们工作、求学、随意就医的权利。

一方面,我们看到诺姆·乔姆斯基、克里斯·希杰斯等“进步派”知识分子对矿物燃料的危险和被石油企业收买的共和党人无视科学一事大谈特谈。他们观点中,某些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某些则是为迎合投资银行的需要而订制的。比如说,他们对太阳能和风能推崇备至,却从不提及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工程都是由企业银行策划、实施的。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会告知民众怎样才能在约翰·洛克菲勒迫使他们对大石油公司产生依赖性之前自行生产可再生能源。

这些进步人士还将比尔·盖茨的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束之高阁,转而任盖茨基金会为所欲为,让它能够利用“气候危机”来收紧对民众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

另一方面,还有一群人,他们通常与唐纳德·特朗普或者小罗伯特·肯尼迪过从甚密,众口一词地谴责对新冠“疫情”的炒作、口罩令和强制疫苗令。这股势力已经掌握愈发成熟的媒体资源,可以用充足的科学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与之相关的团体在大多情况下会被政府和绿色和平组织拒于门外、打上“极端主义”或“反科学”的标签——虽然他们讲的都是实情。

上述团体尽管会阐述新冠疫情背后的科学道理(尽管有时并不准确),却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系统的崩溃、水力压裂开采法和微塑料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闭口不言,甚至不屑一顾。他们愿意同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等富豪对峙,但一看见涉及到英国石油公司和艾克森美孚的问题,便被吓得双膝发软。

这一计划的另一环节,是设法通过离间解释911事件的各个团体来进一步破坏美国的科学基础。这一骗局明显与高中物理课上传授的物理定理相悖,却成为了因气候变化、社会不公和系统性种族歧视而义愤填膺的“进步团体”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话题。

保守团体将关于911事件的帖文发布在了QAnon和“X22报告”等网站上,但他们并非无所顾忌。此类网站上,许多911事件和新冠疫情的相关话题都与基督教哲学有所关联。这些帖文会提到人性之恶,且引用《启示录》的内容予以支持。尽管他们的说法或许不无道理,但这样一来,这些文章对公众的吸引力也会大大降低。

上述帖文通常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描写乔治·索罗斯、希拉里·克林顿等与“左翼”相关的人物,不会就各种事件背后世界金融利益集团的复杂关系进行系统性分析。保守派新闻源也没有论述过何人拥有《巨人:全球权力精英》(Giants: The Global Power Elite, 皮特·菲利普斯著)一书中所阐述的一切。

同时,比尔·克里顿、巴拉克·奥巴马等高层政治人物曾为恋童癖搜罗“雏妓”、参与撒旦教活动等丑闻也限制了上述保守派报告的影响力。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华盛顿掌权的人物中存在恋童癖;还有文献称此类事件经过刻意安排,意在收集政坛人物的负面信息。然而上述事件反映的不过是一种权色交易,并不像保守派报告所描述的那样举足轻重。

高层政治人物也许参加过撒旦教的仪式,但就我对华盛顿掌权人物的观察,他们似乎并不那样明目张胆。我的看法是,保守派或许道出了某些真相,但强调撒旦教是为了设下信息传播的门槛、限制受众范围。大概秘不示人的法律不仅禁止主流媒体报道关于新冠疫情的真相,而且要求可以碰触敏感话题的人必须在发布的信息中强调基督教意识形态,阻止其在进步派团体中广泛传播。

阴谋论陷阱

制造令不同团体在对其进行解释时莫衷一是的事件已经成为权贵阶层的产业。关于大规模枪击与少数族裔遇袭事件的各方面报道大相径庭,令美国本可达成共识的各个团体龃龉不合。在基本观念层面的深刻分歧令他们的协调合作变成了不可能之事。

保守派认为,少数族裔遇袭与大规模枪杀事件并未真实发生,相关报道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噱头,气候变化更是用来维护权贵阶层利益的骗局。

首先,我要声明,目前上述事件并没有经过公开的国际性调查,因此我在这里的论述也不过是一种猜想。但我还是要冒险揣测,不论是主流媒体的报道还是充斥着阴谋论的博文,都已经有意把我所要讲的关键之事剔除在外。

很明显,公共知识分子和记者正在刻意回避有关上述事件的尖锐问题;他们退而求其次,只是评论被害者家属遭遇了不敬,暗示这些事件是虚构出来的。

颇具代表性的两大事件是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12)和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3)。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罪魁祸首也许真的是一位罹患精神疾病的孤独症患者。然而他的手段如此残忍,不免会让某些人怀疑该事件会成为政府加强警力部署的借口。那些连这一阴谋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否认的人,是否别有用心?

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有重要证据显示,爆炸发生的顺序存在疑点。很明显,将整个案件强按在据说于偷枪时杀害了一名警官的车臣人身上,有些牵强附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利用该案史无前例地在没有宪法保证、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封锁了整个波士顿市。本案是一个可怕的先兆——七年后,美国又以控制疫情为由封锁了全国。

波士顿马拉松本是于每年的爱国者日(的确,案发那年的马拉松赛提早了几天举行)举办的纪念活动;这一天在波士顿的历史上甚为重要——美国军队正是于此日在莱克星顿打响了第一枪。然而媒体完全对它的非凡意义避而不谈,只顾披露两名罪犯的身世。

同时,也是在一个爱国者日——1993年4月19日,联邦政府对位于韦科的大卫教总部发动猛烈突袭,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纵火,导致七十六人丧生。

还是在爱国者日——1995年4月19日,阿尔弗雷德· P. 穆拉联邦大楼毁于一场爆炸案,其主谋为蒂莫西·麦克维。该事件至今仍有许多疑点悬而未决。

此外,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的两日之后,一场大规模爆炸惨案又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附近上演(与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那场爆炸案一样,凶手使用了硝酸铵),导致十五人丧命。而这一事件,媒体并未报道。

于2017年10月1日发生的洛杉矶枪击案令可能隐藏在上述惨案背后的阴谋初现端倪。据称犯罪嫌疑人史蒂芬·克雷格·帕多克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向下扫射,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内杀死了六十多人。许多专家针对官方发布的这则消息提出了质疑。

帕多克已饮弹自尽,因此他真正的所想所为,我们永无可能知晓。

更让人诧异的是,关于目击者的众多报道竟然存在互相矛盾之处。

尽管我们无法接触证人,但网络上仍存在这样的视频:有人在酒店某处进行实弹射击,在其他区域,枪声通过扬声器放送出来。

该事件(或许其他事件也一样)以这样的方式发布,可能是为了从一开始引发人们在案情解释方面的分歧。称枪击案真实存在的一方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但认为枪击案是骗局的一方也并非口空无凭。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情况也别无二致

已有科学证据表明,沙漠蔓延、海洋变暖及酸化、微塑料污染水资源及土壤、大气温度长期升高等灾难性环境问题的存在不容置疑。尽管接受企业献金的冒牌科学家们予以竭力否认,但公众并未上当。

对新冠疫情的炒作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生态系统即将崩溃,他们需要牺牲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维护那0.5%的人的福祉,因此保证没有政治人物出面在揭穿新冠骗局的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威胁成为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媒体在各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对气候变化大肆报道,其结果必然是提出让由比尔·盖茨及其伙伴控制的金融机构带头启动大型绿色项目,而比尔·盖茨等人必定会坚称新冠疫情确有其事。

保守派认为,气候变化是权贵阶层为压迫民众而打造的阴谋;他们也在非主流新闻中出示了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然而进步派却认为,尽管气候变化铁证如山,但保守派要么“丧心病狂”,要么“愚蠢至极”。不论是瑞秋·麦道还是“少壮派” (The Young Turks)的森克·乌伊古尔,甚至社会主义活动家群体,他们全都抱此想法。

难道事情真的如此简单?

让我们回想一下2018年肆虐全球的森林大火,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场场山火。地球逐渐变暖、降雨减少、人们为满足商业化农业的需要不断从蓄水层抽水明显是世界森林火灾日益频发的主要原因。

然而,“加利福尼亚山火由人为导致或有人刻意助燃,其目的在于恐吓民众、逼迫他们接受大企业财团针对气候变化做出的举措”——难道只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我们就可以认为保守派的这一观点荒谬可笑?

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曾指出,加州山火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轨道激光引起的,是迫使加州政府批准高铁项目这一阴谋的一环,在自由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每一个人——真的,每一个人——都冲上去指责她是“疯子”,却没有考虑一下或许她道出了部分真相。

我仔细看过她发布的内容,也阅读过当时加州政治冲突的相关资料,并没有被她的这番话说服。然而,如果认为进步派攻击她是出于反犹太主义原因,气候变化活动家们斥责她是因为她无视科学,认为她的说法毫无根据,那么诸位就大错特错了。

让我们看一看BBC为“加利福尼亚山火:天堂遭焚的那一天”这篇报道配发的官方照片,特别是其中两张。

在第一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一片开发区已被夷为平地,而森林大火根本无法造成这样的破坏,尤其是在周围树木几乎未被烧到的情况下。

这张来自主流媒体源的照片很快招致了多方的严肃质疑。

第二张照片中,多辆汽车被山火引燃,从中汩汩流出的似乎是铝液。同样,森林大火的威力根本不足以融化钢铁或者铝。

在此我想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针对上述现象提出更符合常理的解释。也许加利福尼亚愈发频繁的山火的确由气候变化所导致,但也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因此那些房屋要么是被低轨军事卫星摧毁的,要么只是以一种旨在暗示军事卫星发威的方式破坏的。第二张照片中的汽车也是如此:要么当时他们使用的武器足以融化金属,要么有人故意采用了令人生疑的图片。

这场阴谋的背后或许并非罗斯柴尔德家族要在加州开展的宏大战略,而是这样的意图:制造不同团体之间的严重分歧,阻碍人们达成广泛共识、对企业财团构成威胁,通过伪造气候变化假象来让人们怀疑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否真实存在。

“内战”——疫情应对之战

左翼与右翼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编造这样的故事:美国可能即将发生内战。国内种种冲突愈演愈烈,的确引人担忧。时有发生的警方与义务警员暴力事件似乎在令“血溅堪萨斯”重演的那一日愈来愈近。

我们还要问问自己,主流媒体紧抓此类话题不放,是否意味着其背后隐藏着更为险恶的、旨在将民众分而治之的计划。逼迫权威人士拿自己的名誉冒险、言不由衷地就新冠疫情大谈特谈,这一做法完全败坏了联邦政府、各个高等院校、主流媒体和专家的名声——它/他们原本是我们依赖的对象。针对整个体系发动的公然叛乱即将上演——为了这一天,某些人或许策划已久。

内战将撕裂体制,创造一个别样的环境,让超级富豪能够在其中为所欲为、推行更为激烈的体制性变革。一小撮亿万富翁和美国其他民众之间真正的阶级斗争将被不同媒体歪曲成“白人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与“支持‘黑命贵’的少数族裔”之间的争斗,以煽动情绪、掩人耳目。

上层中产阶级跟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等超级富豪站在同一边——如果能使前者坚信这一点,后者的阴谋便更易得逞。

事实绝非如此。超级富豪已彻底垄断金融系统,积累起巨量财富;在他们眼中,哈佛大学的教授、参议院、房地产大鳄和流浪汉根本无甚差别。他们已经向其他所有人发起进攻——所谓“所有人”,不仅包括工人和移民,而且也将上层中产阶级包含在内。

尽管如此,让资产不足一亿美元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劳动者阶层离心离德,仍然是这一策略的重要一环。

但最近的经济现实让人无法回避。机场推行强制隔离政策,学校被迫关闭,哪怕上层中产阶级也要以令而行。这一切足以证明,各项政策是为少数人制定的,就连拥有几百万美元财产的家庭在决策者眼中都微不足道。

普林斯顿大学规定,学生必须于当年夏季接种疫苗,否则不可返校。这一事实足可表明财产与权力集中问题已经严重到何种极端程度。

大多数人认为,在常青藤精英大学就读的学生一定享有特权,根本不可能成为企业利益的牺牲品,无需接种危险的“疫苗”。倘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都必须遵守强制疫苗令,那么印度、巴西、西班牙和日本的学生显然无法逃过一劫。

其实,在超级富豪看来,将子女送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律师、医生、银行家和教授就如草芥一般。他们正在打赌,赌的是从实行新冠疫情应对政策到知识阶层最终掌握政治真相的这段时间是否足以让他们逼迫绝大多数人接种疫苗。

文明的崩溃

归根到底,在美国蔓延的种种乱象,其成因不能仅仅归为富人为保护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举措。人们无需费力便可在网络上找到大量关于新冠疫情的科学证据,只要用心地看一看,便不得不承认,几百上千名科学家的证言无可辩驳。此外,不会有人迫使强制疫苗令的支持者同对现行整套抗疫措施痛下针砭的医学专家开展公开辩论。

美国的受教育阶层都心甘情愿地拒绝阅读相关科学资料、与彼此开展深刻讨论。

美国的律师、医生、高管和教授就跟《梦游者》(Die Schlafwandler)中的角色一样。该小说为赫尔曼·布洛赫所著,描写了德国的上层阶级在一战前文化秩序崩溃之时的生活。书中写道,德国受教育阶层的心理状态十分怪异:人们同梦游者别无二致,虽然在社会上各司其职、在工作中同彼此竞争,甚至不忘欣赏优美的音乐与艺术品,然而同时,他们又对系统性崩溃完全无视。这群有能力从事复杂工作的人对军国主义的蔓延、法治的终结以及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让不可思议之事成为了可能。

这场危机的源头既不是腐败的政客与企业高管,也不是弊政和错误规划。

深埋于整套系统之下的文明正在衰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有资格担任领袖之人受到蛊惑,不断自毁而毫无察觉。在我们眼前,大众陷入“蜂群崩溃综合症”的一幕徐徐展开:蜂巢中,大多数工蜂莫名其妙地踪影全无,只剩下蜂王、大量食物和少量保育蜂。

我们甚至无法掌握这场文化危机的全貌,因为我们就哲学、文学、美学和历史开展的探讨已经把政治和经济问题剔除在外。在来自企业的压力下,教育更加注重效率和实际,而我们因此而变得盲目无助,对暗中发生、无影无形的社会变化无可奈何。

保罗·利维认为,当今一种名为“wetiko”(美国土著语)的心理精神疾病令我们的社会深受其害;在这种疾病面前,心理医生开出的抗精神病药物有如万圣节糖果,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它宿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像寄生虫一样以我们的灵魂为食。而且它是一种集体精神病,已经掌控了整个社会系统。

利维对罹患“wetiko”的人讲道:“你们目不可见,但对此无知无觉,而且还在想象自己耳聪目明,甚至相信自己比没有患病之人看得更加清楚。后来,你们对应该看到的东西视而不见,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参照物可以比对。你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不知不觉地与它狼狈为奸,因此也不知晓自己正在对他人,对世界施加负面甚至恶劣影响。”

他的话准确无比地描述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心理状态,而这群精神上的残疾人正在引导全体人类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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