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教授所遭遇的一切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教授所遭遇的一切

2000年4月,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在偶然的机缘之下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了一场在那里召开的新兴在线学习技术展示会,并被任命为该校的助理教授。他认为远程学习技术可以让自己同远在亚洲的学术同仁紧密合作,因此而欢欣鼓舞,开始在这一领域献计献策。几周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伊利诺伊大学和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东亚地区的几所顶尖研究机构共享在线课程、进行共同研究、开展机构层面的合作。尽管上述亚洲院校很可能无法与伊利诺伊大学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但该提议颇具新意,而且伊利诺伊大学的远程学习技术十分先进,因此贝一明先生决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一项目之中。

贝一明先生通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汉语、日语和韩语,同时同中、日、韩三国主要院校的高级领导层均有私交,这些有利条件使得他能够迅速推进自己的计划。

2000年6月,贝一明先生根据各个院校的具体需要和关注以中、日、韩三国语言准备了复杂完备的提案。当时他已经在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培养了一大批支持者,从工程学院、法学院到农学院和商学院,到处都有他的拥趸。这些院系为他提供了十分充足的资金,让他前往亚洲与相关方面讨论上述提议、从秋季开始通过一系列网络研讨会来推进计划。

然而就在这时,该项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贝一明先生所在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学院部门领导和文学院院长忽然拒绝为他的亚洲之行提供资助;在六月份之后,他们甚至对贝一明先生的提议闭口不谈——要知道,他们曾经是贝一明先生有力的后盾。他们此时的抵触情绪简直毫无来由。

尽管如此,贝一明先生还是筹足资金,于七月先后前往韩国、中国和日本。他的提案在三个国家的主要院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首尔国立大学最为热情高涨,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紧随其后。

随后,贝一明先生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他以为自己能够因为项目大获成功而受到英雄的礼遇,同时也期望着同学校上层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一远程学习项目。但是他发现大学的院系负责人在校报的采访中对他的三国之旅横加指责。除此之外,系领导甚至不愿意同归来的贝一明先生就上述项目当面交谈。

贝一明先生的提案原本得到了整个伊利诺伊大学和三所顶尖亚洲院校的拥护,如今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院却对其嗤之以鼻,这实在荒唐至极。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起初,贝一明先生认为院系领导要么是嫉妒工程学院的影响力——因为该学院会在远程学习项目中起主导作用,要么不愿意让资历较浅的教授大受关注。可是对方似乎并非如此狭隘之人,这样的理由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真相是贝一明先生在无意之中被卷入了一场斗争,斗争的各方远远超出了他的接触范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组针对贝一明先生的系领导采取了非法的秘密行动,令其阻挠远程学习项目的开展,而这一切与该领导的个人意愿毫无关联。

他们在极为反常的情况之下采取了这次行动,其目的是让贝一明先生的提案无果而终,且在有必要时毁掉贝一明先生的事业,以确保提案中同美国与亚洲之间学术合作相关的创意和倡议永不见天日。

贝一明先生的提案中不仅有网络学习方面的建议,而且还包括朝鲜半岛统一、中美关系改善等地缘政治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已经引起了相关亚洲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共鸣。该提案的汉语、日语及汉语版本已经在中、日、韩三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然而对于美国的某些政客和军方策划者而言,提案中的某些建议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正值克林顿试图将美朝关系正常化,而那些人却决意不择手段地让各方面认为朝鲜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敌手,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

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维持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之间的主从关系,采取上述措施确有必要,否则数十亿美元便会危在旦夕。

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或许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局参与在内)联合派出了秘密工作组,从四月份开始在暗中破坏贝一明先生全力推进的项目。

军工企业(而非良知尚存的现役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无法令项目戛然而止,因为贝一明先生的提案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或许可以带来丰厚利润(远程学习即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韩国、日本和中国的相关组织已经采取了其中所列出的初步步骤,美国政府机关几乎无计可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困难重重,上述工作组还是找到了摧毁提案的方法。

自从2000年8月起,校内职工与各位领导便接到了工作组的明确指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与贝一明先生保持距离。他们甚至命令贝一明先生的院系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来离间贝一明先生及其同事。随着五角大楼内部支持与反对与朝和解的两派人争斗得难分难解,贝一明先生也吸引了华府的关注。当时他对这一切茫然无知。

2000年12月,军方的右翼势力在灾难性的大选中掌权后,局势变得险恶无比。这一切与贝一明先生的努力不无关系,针对贝一明先生的种种行动开始不断升级。

伊利诺伊大学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同贝一明先生会面交谈。

布什政府任命极端分子在军队与情报机构中担任要职之后,他们便做好了对贝一明先生采取极端措施,以此来警告政府与学术圈内其他“顽固派系”的准备。

他们只是在伺机而动。

2001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由贝一明先生撰写、呼吁在东北亚建立全新和平格局的文章。他们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这一世界共同体方面的愿景以中美伙伴关系为基础,却成为了“中国威胁论”游说团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下令让贝一明先生立即“自杀”。尽管据说该命令的发布人是乔治·W·布什,但布什本人与贝一明先生并无私仇——除了回应军工联合派系势力,他别无选择。

倘若没有科林·鲍威尔等人的积极抗争,贝一明先生必死无疑。随后,意欲致贝一明先生于死地的各方终于做出妥协,转而在四年的时间里让贝一明先生不断地受到死亡威胁与“不甚严重”的骚扰,同时也使他永远无法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以儆效尤。

贝一明先生的父亲听说儿子罹患精神疾病,特意于二月前来探望。在他们的哄骗之下,这位父亲相信自己的儿子在几年前接受了脑部肿瘤切除手术,现在他所陈述的一切都是妄语,是脑肿瘤后遗症发作的表现。他们专门为贝一明先生的亲友精心编造了一则弥天大谎。

在父亲到来之后,贝一明先生被强行送到了医院,并且在没有经过任何医学检验的情况之下被判患有精神疾病。在那里,他被迫接受各种毫无意义的治疗,其中包括服用未经医疗评估的抗精神病药物。

在贝一明先生与受命治疗他的精神医生会面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位医生对贝一明先生的健康情况并不在意,却频频向他询问对美国安全局势的未来有何看法,甚至想要读一读贝一明先生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

就这样,医患对话的内容逐渐被地缘政治方面的简短讨论所代替,而后又拓展至如何应对布什政权的极权统治等话题。2001年4月,贝一明先生就怎样恢复美国法治提出了建议。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布什政权反对意见的具象,反抗当局的力量已然围绕着他组织起来。这一团体在逐渐收回控制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准备在2001年9月开展进一步行动。

贝一明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在向何人表述观点,但他的确得到了同重要人物交谈的机会——尽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仍然同大学师生乃至其他美国国民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此时的贝一明先生所处的境地相当怪异:他遭受软禁,且不断受到死亡威胁,可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内外政策中,他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2001年2月到2002年夏天,贝一明先生都在因为“患有精神疾病”休病假。2002年4月,他终于被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尽管当时愿意跟他见面的人寥寥无几。

2003年,“失去劳动能力”十八个月的贝一明先生获准再度任教。2004年,他再次获得了争取终身教职的机会。

2003年,贝一明先生得到机遇做了几场演讲。2004年,他甚至获批去日本开展两个月的调查研究。照此看来,他的事业似乎正在重回正轨。

然而2004年腐败多的美国大选将许多贝一明先生的支持者驱赶到了政府之外。尽管贝一明先生已不再受到死亡威胁,但颇有资历的他却未能获得终身教职,并且于2004年12月被伊利诺伊大学解雇。

此后,贝一明先生提交了几百份工作申请,他的目标包括许多高等院校的教职、地方大学的兼职岗位、企业内的其他职务,以及与亚洲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内的职位,可是他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他发出的申请都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

只有一个例外。

有信函通知他可以担任中央情报局内的情报人员。

这份或许并不郑重的通知之所以被发出,可能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境内唯一一个有能力与布什政权相抗衡的组织。它足以让贝一明先生下定决心迁往华盛顿特区。他想,那里的就业机会应该比伊利诺伊州更多更好。

到达华盛顿之后,他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求职,但一无所获,而且中央情报局的那份录取通知也不出意外地作废了。他只好将家人送到韩国同姻亲共同居住,自己则跟一位表亲挤在一个小房间中。

2005年2月,贝一明先生在颇感意外的情况下受邀前往国会发表演讲。随后一名韩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和一位韩国记者找到他,表示他们可以争取说服新任韩国驻美大使聘用他。

于是贝一明先生在韩国驻美大使馆得到了一份工资不高的工作——按照法律规定,那里并不是美国领土,就这样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两年。

最后,美国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2007年,他同意在韩国的一所小型高校内任教。

经历过艰难的起步之后,贝一明先生终于重拾学者身份,并于2011年得以前往当地更为著名的庆熙大学工作,但并未获得终身教职。他更喜欢为广大读者撰写书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从2014年到2016年的这段时间内,他在韩国大获成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方面的认可,也未曾收到过任何参会邀请。他偶尔会申请美国的工作岗位,但从未接到回音。

2018年,贝一明先生明白庆熙大学不会授予他终身教职,于是改在韩国较小的一所高校内工作。从2019年起,他开始计划返回华盛顿,以满足家人的愿望。

2019年夏季,他成功归国,但韩国大使馆和韩国经济研究所提供的工作并不足以让他在物价高昂的北弗吉尼亚生活。

新冠疫情开始后,他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他与韩国大使馆的合约被作废,他再度陷入失业状态。在那两个月,对他而言,连做翻译的机会都无处可寻。

他无计可施,被迫回到首尔——至少在那里还有一点点就业的希望。整整五个月过后,他才重新有了收入。

在这段时间里,贝一明先生被迫同妻子和孩子分居两地,深陷债务。

2020年2月,身在华盛顿的贝一明先生宣布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以回应自己再次遭受的、极为残酷的政治迫害。

他感觉如果想要求得生存,除了兵行险着、出其不意,别无他法。

在闲暇时间里,贝一明先生撰写演讲稿,发表演说,为美国经济与安保政策的革命性转变拟出了框架。

尽管贝一明先生的竞选活动同他所开展的大多数活动一样,被美国秘不示人的法律和警告所禁止,但他还是通过努力成为了韩国媒体乃至越南媒体报道的对象——尽管后者对他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他精心打造的十五篇演讲稿为认真阅读过它们的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一本以这些演讲稿为主要内容的书终于问世,其韩文版本和西班牙语版本已在首尔和墨西哥城出版,日语、汉语与越南语版本也已发布。

随后贝一明先生继续撰写演讲稿,同时为唯一愿意发布其文章、拥护者众多的组织——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撰稿。

他耗尽积蓄,将自己的书翻译成德语、土耳其语、法语、波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俄语等版本,并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开设了一个精致实用的网站——pastreichprez.com。该网站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

乔·拜登颇具争议地当选之后,一篇不偏不倚、为唐纳德·特朗普辩护的文章出自贝一明先生之手,为其作者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者。

2021年3月,贝一明先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推进自己的竞选活动。在2000年与2001年,他曾为维护美国的领导力树立争取亚洲地区支持的愿景并为之而战,如今他又在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开展全球性运动——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2021年,企业法西斯主义在整个世界大行其道,因此尽管他的书和演讲稿得到了广泛阅读,但他的建议几乎无人采纳。四月,他着手在韩国组建以统一朝鲜半岛为宗旨的国际革命党——这一行动在2021年9月,在他几经沉浮之后,成为了他主要的事业。此外,他还提出了建立美国临时政府的建议。

在整整二十年中,没有一个人为贝一明先生挺身而出,呼吁各方面公开讨论他在美国所遭遇的一切,更不必说要求政府开展调查。不懈呐喊的,只有贝一明先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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