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鸦片战争 疫情侵袭之本质

第三次鸦片战争

疫情侵袭之本质

Emanuel Pastreich

贝一明

2022年 12月 23日

 如果有人难以理解新冠疫情的侵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未来会有何种影响,那么他最好回顾一下历史:那个时候,西方列强,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势力也曾意欲接管中国的政治系统、控制中国经济,通过宣扬更为“优越”、“先进”的西方文化来贬低中国文化、削弱中国文化的权威性。

当时与现在一样,西方列强与中国统治阶级中的堕落、腐败分子沆瀣一气、蛇鼠一窝——后者认为,只要听从大英帝国的吩咐,四处散布虚言妄语、助其推行阴谋,自己便有利可图。

英国于1840年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是在东亚地区建立绝对统治地位、通过政治与文化侵略来剥夺中国的自主权;他们不仅要让中国人民一贫如洗,还要令中国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英国人使用了他们在印度施行过的策略:同地方贵族建立腐败关系,架空中央政府,从而借该国对大英帝国贸易系统的依赖破坏其经济自主性。

当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始终注重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与可持续的长期发展,这便意味着该国并不会轻易令英国得逞,被拖入由其控制的、错综复杂的、被其用于诱捕、摧毁其他国家的贸易与金融蛛网。中国不从英国进口商品,同时不通过英国的物流系统便可开展对外贸易,令英国的统治阶级忍无可忍。

英国人与中国腐败的地方士绅相勾结,将全然不同的铁路交通、邮政服务、金融银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理念灌输进去,同时暗示中国民众,中国要实现“进步”,就必然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给出的建议,有些是肺腑之言,有些则完全是为了替帝国主义文过饰非。

没错,1840年,英国的确在机械工程、武器研发、蒸汽动力应用等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虽说在1790年情况并非如此。英国进步迅速,并非由于英国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18、19世纪发动了多次战争,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

英国人与其他殖民势力带入中国的技术大多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无关;其背后的野心,是令中国在技术、金融等领域对英国(以及法国和德国)日益依赖——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战略。

与此同时,“英国”一词也极具误导性。中国人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个国家、把中、美、俄的冲突等同于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这正是中国的媒体与大部分教育系统被全球企业精英操控所导致的。富豪们为了阻止民众了解是谁在主宰这个世界,已然斥资数十亿美元。

五十年以来,企业势力不择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分析尽悉剔除出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教材、媒体内容与政治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万能灵药,但它准确地将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确认为首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且针对阶级、资本、意识形态和技术的交集关系做出了确凿无误的论述。如今人们之所以对眼前的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全球金融势力已向中国宣战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正是由于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失。

我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科学地了解历史,便可摆脱“爱国主义”这一出自银行家之手的桎梏与肤浅理念。1840年,在林则徐等改革家为保护中国的政治主权和文化独立作出努力之后,入侵中国的,并非“英国”这个国家,而是英国的银行家。是伦敦的银行家们制定、实施了这一计划,将中国四分五裂,使其从最为强盛的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切早已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上演——它们也曾是繁荣昌盛之地。

有一个组织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利用政府权威替银行谋取利益,只对最为富有的英国公民负责。东印度公司开发出一套完备的分析系统,用之以评估获得金融利益的几率、利用其它国家的弱点予以剥削。该公司的团队时刻待命,准备为银行谋求利益采取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同时还游说英国政客与其他权威人士对东印度公司可从中获益的军事行动表示赞成。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军情六处的前身。这一情报机构于1909年成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诞生于1947年)等所有打着政府的幌子为私人利益服务之组织的始祖。

1840年,中国不仅没有类似的组织,而且没有从内部渗透、毁灭其他国家的观念;因为中国从不是帝国主义游戏的参与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英国人为接管中国而制定的政策中,医药是一大重点。英国人将“先进的”西药带给中国,称自己发明的神奇药物几乎万能。他们引进的药物,有些的确十分珍贵,但大部分不过是极易让人成瘾的鸦片。他们施行这一策略,旨在令中国人难以摆脱鸦片,从而实现自己对中国的政治掌控。

这些“药物”带来的利润十分丰厚。鸦片消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破坏了他们的传统观念,让中国民众沦为了被动的消费者;同时如英国人所愿,冷漠无情、自恋自傲、只知享乐的统治阶级也随之而产生。

鸦片与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的侵蚀长达几十年之久。中国的经济独立性被逐渐削弱,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也被英方代理人(英国收买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渗透。中国人被书籍、杂志洗脑,都认为英国是更为先进、文明的国家。直到今天,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依然在遭受扭曲。

曾在伦敦留学的中国人告诉同胞,英国富庶强大,是因为其人民品德高尚、教育发达、科技进步。他们还说中国文化落后腐朽——即使在184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其实高于欧洲。

事实是,英国借以发展的财富并非由“更为聪明、勤奋”的英国人创造,而是来自于残酷的奴隶贸易和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惨遭贩卖,供伦敦的银行家敛财;同时,英国还接管了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从而得以攫取它们的财产。然而,那些所谓的“教育者”却对真相避而不言。

“新冠行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冠行动”——一场于2019年12月针对中国发起且延续至今、以“疫情”为伪装的全球性政变。我们要从方法、目的两个方面来考虑这场侵袭同鸦片战争有何异同。

与鸦片战争相比,新冠疫情的幕后玩家不同,当前中、英、美三国的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立场也有所差异。

然而,我们倘若仔细考察,便会发现鸦片战争与“新冠侵袭”惊人地相似。这些相似之处说明同样的地缘政治游戏正在上演——尽管此次冲突的危害性远远超过1840年的那一次,且全球都无法幸免。

我没有内部消息,无从得知201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据我猜测,根本无人知晓这次“行动”有多少人参与其中。然而,我知道9.11等其他类似事件的诸多细节,因此我自认为可以就此次“疫情”解释一二。

2019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此为新冠之战的起点。美国通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机密研究就如何利用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以及网络战在21世纪早期发动战争制定出了相关战略。

在这场网络战中,被入侵的不是电脑,而是民众的思想。由此一来,他们便无法独立思考,在心理与意识形态上对以自恋为中心的消费文化依赖至深。允许子女用智能手机观看卡通片的中国父母正在参与一场旨在令中国人降智、毁灭中国的巨大阴谋——他们的孩子会变得消极颓废、心神恍惚、冒失冲动。

这种形式的战争原本由美国策划,如今战火却已在贝莱德集团等跨国投资公司的命令之下蔓延至世界各地——贝莱德集团如今可直接操控诸多私人情报机构。此种作战方法用21世纪初最初流行于情报界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用于静战的无声武器”(Silent weapons for quiet wars)。

一旦民众思维降级、对消费文化和人为制造的直接刺激上瘾,那些幕后势力便可通过二维码轻易实现地理围栏技术,从而阻断民众之间的互动,最终把民众困于家中,使之无法组织在一起、理解复杂的社会事件与意识形态理念,迷失在朦朦胧胧的恐惧与私欲之中。于是他们发起革命也就成为了不可能之事。

我们应当把新冠疫情视为一项行动的核心环节。这一行动由美中两国极为腐败的情报部门开展,而这些部门紧密合作,推行各种计划,其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都对亿万富豪(这样的富豪主要居住于美国,但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唯命是从的奴隶社会。

对上述部门发号施令的,有私人情报公司,有世界经济论坛,有世界卫生组织等政府间机构(世卫组织便受控于盖茨基金会),有其他归冷血富豪所有的基金会,还有贝莱德集团等国际金融情报公司。

然而,灌输给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和学术圈中的权威人士的,却是这样的观念: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新冷战一触即发。一方面,美国的反华宣传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各种新冠防控措施限制了中美民众互动——他们双管齐下,只为破坏民众之间的积极对话。

事实是,美国和中国超级富豪中的一小撮关键人物正在这场新冠之战中为实现他们共同的邪恶目的同流合污。他们大肆炒作中美“新冷战”是为了混淆视听、确保无人知晓他们意欲何为。

参与武汉“新冠行动”的幕后势力对政府中的异己发起了猛烈冲击(也许有许多人因此而遭到暗杀或者降职),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影子政府。这样的影子政府——影子帝国——完全服务于超级富豪的利益,以摧毁人们的生活为己任。他们为此专门精心制定了一套过程;他们以为只要按此流程行事,便无人察觉,因为这是一套潜移默化的过程,因为民众的智识早已被劣质教育和愚蠢的娱乐内容大幅削弱。

也许他们是通过私人情报公司和跨国投资银行的战略团队来开展行动的。随后,他们又通过负责在美国实施政策的私人承包商推行政策。这样一来,大家便会以为那些残酷的命令来自无情专横的政府,而了解幕后真相之人寥寥无几。

当然,他们在中国与美国所实施的策略有所不同,因为美国政府已被彻底私有化,而中国政府仍保留了政府的本质。尽管如此,其实如今中国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政府职能也已被跨国企业所接管。

“接管中国”这一战略的关键一环,是让私人公司来运营二维码、用于跟踪与控制民众的在线程序和地理围栏程序。如果有人问是谁制定了这些政策,是谁在管理这些数据,是谁在控制这些系统,答案必定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中国百姓认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自有其合理性;而外国人则肆意抨击独裁政府、迁怒于共产主义,有些富裕的中国人甚至考虑移民。

但事实是,制定、实施这些政策的并非中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中某些已经被IT企业接管的部门。这些公司只对亿万富豪负责,完全不受中国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

超级计算机的使用

跨国银行以及超级富豪的战略团队已经装设军用超级计算机,以制定计划接管中国,令其沦为由技术操控的奴隶国家,让极少数人能够使用AI、机器人和无人机肆意压迫乃至彻底清除所有民众。可悲的是,能够了解这一事实的中国人寥寥无几。

这些超级计算机遵循极为复杂的算法,能够按照精心预设的速度推动社会巨变;这一速度,快到足以令先知先觉者都猝不及防、无法对抗其他政策,又慢到让绝大多数民众都无知无觉,遑论组织起来抵制危险势头。

超级计算机使用的算法决定了哪些媒体源在何时捧出全新的新闻、戏剧以及商业广告,以改造中国不同群体(包括学术界人士、工人、商人以及小私营业主)的行为与思维模式。

讲求理性、参与性与科学的社会正在经年累月地被极权主义以及以冲动和放纵为特征的自恋文化所占据。他们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宛若秘鲁纳斯卡沙漠中的鸟形图案一般,只有从空中俯瞰才能掌握其全貌,地面上的人却对其一无所知。即使最为睿智的头脑也无法感知超级计算机是如何输出操纵模式,宣布新冠疫情爆发,采取封锁策略,限制人们的出行和经济活动,时而又放松相关政策的。政府并未参与这一过程。

几个月以来,人们在街道上设置了重重路障——据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这些路障起初很低,但后来逐渐加高,把大街小巷、人行道以及建筑的入口逐一分隔拦挡。再后来,暂时性的隔断措施变成了永久性的政策;进出某地扫二维码的暂时性要求也渐渐被民众默许,即使此举并无科学依据。

大多数人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些根本性的社会转变,因为他们受到了公共广播和广告的持续影响;而这些内容都已经过精心设计,其目的便是令民众消极被动、整日沉浸在不明所以的恐惧之中、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

这一战略实行之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我们要在美国探根寻缘: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展的机密研究表明,个体及群体时而经历强烈的精神伤害,时而相对放松,其感知便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于是武汉、上海便遭遇了严厉封锁(即“强烈的精神伤害”),随后的政策稍微宽松下来,人们便有了喘息之机,但不等大家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下一次打击便轰然降临。

在个人与群体眼中,“正常”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即使在可以喘息的时间里,人们依然在遭受创伤的困扰,因此,即使微不足道的政策改进也会让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已经无法想象三年前的社会是何模样。

中国民众在核酸检测点被人当作牲口对待。黑暗势力正在利用二维码和核酸检测来削弱中国公民的地位,令社会逐渐沦为监狱。目睹这一切,我们不禁会想起当年以色列在其所占领的巴基斯坦领土上采用的政策和措施。

以色列开发出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系统,用之以追查巴基斯坦人的行踪,同时还针对所有民众使用了地理围栏,不论其是何国籍。如今以色列正在将上述技术通过“黑立方”、NSO集团等顶级情报承包商出口海外。上述集团或许已与日本的IT分包商相勾结,在殖民中国政府、将中国社会转化为监狱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已通过秘密方式参与到诸多旨在掌握美国政策制定过程控制权的阴谋之中,其情报分包商已经完全掌控了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纳等州以及其他国家。

人们出行受限、日常所需的网络服务无故中断、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系统中其他莫名其妙的故障并非偶然之事,而是众多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结果。那些幕后势力就是要以此来慢慢驯化民众,让他们陷入恐惧和被动,滋生出消极、无助的情绪。

AI和超级计算机追踪、控制与引导世界全体民众的能力始终是媒体避而不言的话题。此外,位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亚马逊及谷歌在世界各地所设立之基地内的超级计算机,以及日本富岳超级计算机网络的用途也一直是不可提及的禁忌。简而言之,它们并非被用于推算新冠的治疗方式、破解宇宙之谜、开发全新产品——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这些超级计算机整合了世界所有人口的全部信息,只不过看似与全球主义战略无关的那几十亿人没有被它们纳入计算范畴。

全球500,000,000名可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知识话语和技术施加影响的上层人物的一切基本都已被对方掌握。

它们还把会对政治、舆论产生影响的,来自电子邮件、社会媒体、购物过程、人际互动以及社交、智力倾向和财务状况分析的全部信息积累起来,用之以进行预测分析,从而压制、操纵个体。

民众要接受信息的轰炸。各种看似被随即灌输给他们的信息,其实是由超级计算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为目的刻意分配出去的。在某些情况下,重大事故和灾难——包括但不限于暗杀(包括慢性毒害与其他事件)——也遭其利用。

这一不断校准的过程让民众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国家政治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危机与进步交替并存。然而,事实是,社会正在迅速专制化,政府变成了服务于跨国企业利益的工具。

处于这场棋局一边的,是一小撮超级富豪。他们在民众面前不堪一击,但可以利用自己对意识形态、生产资料、物资分配和大众通信的控制权摧毁民众的反抗能力。

棋局另一边是全世界富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努力唤醒迷失在令人麻木的消费文化之中、昏昏欲睡的大众,努力将其他知识分子从自欺欺人和自恋的病态心理中挽救出来。

这场信息战依照以下主要指令而开展:以平和、谨慎的方式进行,这样便可让大众被封锁在家中之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无知无觉。机器人被慢慢地引入了人们的生活,它们面带微笑,说话柔声细气,这样民众便会接受它们,把它们视为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很少有人想到,这些机器人已事先被超级富豪植入程序,待超级计算机计算出的时机到来之时杀害数以十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新冠之战与鸦片战争的相似之处

“新冠行动”是一场服务于超级富豪的利益、旨在摧毁中国民众思想和生活的全球性运动,而开展这一行动的,很可能是美国、以色列、英国的私人情报公司——如今这些公司还在中国开辟了战场。它们效力于富豪却伪装成政府部门,都是推动鸦片战争的幕后黑手——东印度公司的直系后裔。

1840年,东印度公司需要毁灭中国,因为后者拒绝融入其由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全球贸易系统,是唯一一个拥有可与西方传统相抗衡的发达文明的大国。

今天的“新冠行动”与昔日的鸦片战争在三个方面惊人地相似。

首先,幕后势力都通过诱使民众对某物上瘾来摧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他们利用烟瘾来磨灭中国人的心智;而在当时,鸦片只能从英国进口。

当时,英国人在中国民众中大肆吹嘘鸦片是可治百病的灵药,进行推销,从而让部分中国人染上了烟瘾。

如今,西方制药公司(还有效仿它们的中国企业)也在向中国推销可疑的“抗疫”药物,动用巨额预算将此类产品包装为“先进”西药,大做广告。这些药品中,许多都含有鸦片制品或人工鸦片制剂,这些物质与在鸦片战争中被用于腐蚀中国人的东西极为相似。此类西药具有成瘾性的不在少数,有的会影响情绪,还有的兼具上述两种副作用。

近来许多中国人闷闷不乐,因为他们已经暴露于颓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之下,但医生告诉他们,问题住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应当服用含有鸦片的药物来治病。

另一种与鸦片极为相似的事物是疫苗。现在,民众对新冠疫苗的依赖是强制性的——他们要过正常的生活,就必须接种疫苗。全球资本和超级富豪推出的强制疫苗令已得到世卫组织的背书与宣传,而该组织不过是比尔·盖茨和其他富豪的玩物。他们正在利用伪科学来侵害中国民众的健康、人为地强迫中国民众对疫苗成瘾。

西方跨国企业对成瘾物的炒作并不局限于药物。推广智能手机、电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令中国民众沉迷其中,也是他们预定战略的关键环节。他们一旦成功,跨国企业便可进一步对中国公民进行剥削。视频游戏、社交媒体、色情作品以及其他网络内容专为逐渐改造大脑功能,从而导致其对短时刺激(多巴胺释放)产生依赖、大脑注意力受到抑制而设计。由此而生的瘾头会使人的复杂三维思考能力和长期规划能力受到不良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连几个月都定时查阅微信和头条,便会渐渐地无法独立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交媒体与鸦片简直一般无二。

他们的第二条战略,是通过宣扬虚假的西方文化来破坏中国文化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在某些人的口中,西方文化绝对更具魅力、更为权威,更广为接受,而中国文化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针对中国开展的文化战之所以取得成功,这一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人称中国文明在本质上便腐朽落后。英国学者和传教士认为中国的文字——汉字、中国的家庭习俗、地方传统以及中国的哲学均属应被摒弃之物。

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满眼都是星巴克、阿迪达斯、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的广告。这些广告中的模特有西方人(美国人)的样貌;他们挥金如土,住别墅,开豪车,冷酷无情,高高在上,吃法餐,喝意大利咖啡,被包装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与中国年轻人的榜样。这种破坏性广告的诞生之初衷并非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是结构性地破坏中国文化的权威性,让更为低级、颓废的西方消费者文化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

哪怕在1840年,中华文明也丝毫不逊于英法文明。即使在乾隆晚期、清朝走向没落的时代,中国文化也极具复杂性与可持续性;在治国理念的完备性方面,中国文化之优越更是西方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实际上,英国19世纪70年代的公务员制度正是仿照中国的同类制度而设立的。

中国所缺少的,是关于如何毁坏他国文明、接管其生产资料与意识形态结构的知识。英、法等国家已在非洲、南北美、印度、孟加拉国、中东和中亚将相关过程掌握得炉火纯青。

直到今天,它们依然在使用这种破坏文化的能力,依然在利用“现代化”神话来诱骗目标国的统治阶级。

回望当时,火车、电话、邮政系统和电灯的普及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的自治能力。忽然,外国专家或者接受过外国专家训导的中国人接管了政府决策过程的大部分环节。就这样,中国失去了对自己文化、教育系统和政府的控制权。

今天,与之相似的一幕正在上演:在线购物、地理围栏、二维码应用、5G通信等技术已在中国以“现代化”之名得到了普遍应用,但这些技术都处于幕后企业势力的掌控之下。这一过程令中国沦为了隐形技术帝国的殖民地。

19世纪40、50年代,伦敦的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也发起过类似的侵袭。它们煽动中国民众质疑政府,称英国人更为进步、理性;它们还有意在中国寻衅滋事,却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当时的体制。

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指责清政府在暗中对其实施打击,如今跨国企业又将自己营造出的极权主义噩梦推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在等待迁居国外,因为他们认为当前压抑的环境之根源在中国内部。

然而,尽管有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腐败分子参与了这一罪恶的接管过程,但中国政府绝非罪恶势力本身。

媒体在全球金融势力的控制之下针对该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技术可以使人更加自由,而在中国民众眼中,西方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对方的目标十分明确:引诱、误导中国民众接受影子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即跨国企业的技术独裁统治。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侵蚀中国的第三步,是令中国彻底融入由英国人控制、且为伦敦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全球贸易、金融系统中去。明、清两朝,中国出于粮食安全、经济独立与保护地方经济方面的考虑,一直在战略性地避免大规模对外贸易。

英国人不仅同其他殖民势力一样,逼迫中国签订贸易协议,而且还在上海等城市培养了一批全新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这群人秉持这样的主张:参与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是让中国变得更为发达的唯一途径。

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如出一辙——尽管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是全球投资银行、亿万富豪,现在又加上了中国的超级富翁。中国主要城市中的大批富人认为成为全球主义者的同盟便可分得一杯羹——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观念大错而特错。沃伦·巴菲特等吸血鬼一样的人物被中国媒体奉为了成功人士,中国的大学也不再引导学生就阶级斗争和全球金融经济进行切实分析,助长了绥靖性、误导性全球主义思潮的蔓延。

“东升西降”

此次对华侵袭的另一主要环节,是由吉姆·罗杰斯、约翰·桑顿等亿万富豪的代表和哈佛、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对中国极尽溢美之词。他们告诉中国人,中国在技术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将很快超越西方,华为、小米是最好的产品,中国是未来的希望。

尽管这些奉承话掺杂着一些事实,但其背后的用意可谓阴险。听闻此言的中国人认为,网络与智能手机是不可或缺之物,建设智能城市是必需之举;而实际上,此类创造会令民众更为消极颓废、沉溺于享乐,同时推高能源消耗——这一切离不开全球主义者主导的进口物流系统。

很多这样的技术非但无法让生活更为轻松,反而会束缚我们。促进经济无限增长是人们的理想目标——这一观点毫无科学依据,却被哈佛大学、世界银行的教授大肆宣扬。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因此而飙升,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的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土地与海洋被人们抛弃的塑料所污染,是并非必需之物的汽车与飞机大量下线。

权威人士告诉中国人,中国需要全面实现自动化,要用机器人代替工人,要普及可破坏人类自主性的AI系统和令持续监控成为可能的人脸识别程序。他们告诉中国人,中国强大无比。然而真相是,这是一场与全人类为敌的技术之战,而中国人之所以被选中,成为了他们的早期目标,是因为中国在技术方面存在短板。

中国的全球主义者意图何在?

有些人认为,最终实施“新冠行动”的,是中国的亿万富豪,因为注射给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新冠疫苗比给中国人的更为致命,而且中国军队中有许多人并未注射疫苗。

并非没有此种可能;在目睹如此之多的美国富豪做出蠢行之后,我们更应全面考虑。然而伫立在我们面前的,更可能是一个复杂、多层级的复杂权力结构,而贝莱德、先锋等处于其顶层的全球投资企业是西方技术和资本的合流之处。

在中国的全球主义者心中,“成功”一词的定义十分狭隘:超级富豪统治了世界、主宰了全球的生产资料,便是成功的表现。他们想要最终控制宝贵的农田和美国的其他资源,认为自己比西方全球主义策略游戏中的西方玩家更为睿智。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其实与西方全球主义者同床异梦。双方都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愚化民众,培养民众的奴性,宣扬消费文化和自恋主义、以阻止人们开展严肃讨论,强制人们使用用于实现对生产资料、分配方式、交通、通信和意识形态全面监控的技术,等等。

然而,现在便断定中国全球主义者的最终目标——由少数中国北京的亿万富豪、而非华盛顿的富翁来控制世界——终将实现,未免为时过早。当前,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冲突剧烈至极,因此中国必将出现有组织的抵抗。而中国1949年的革命传统尽管可能会被中国的全球主义者拿来做文章,但更可能轻易地逃出他们的掌控。

中国的亿万富豪已经准备好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牺牲大多数中国民众,正在推行极端化的地理围栏、二维码追踪措施以及其他侮辱人格的政策。他们打算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来替代中国人民,想要通过牺牲中国劳动阶层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创造奴隶社会。

他们认为,世界经济论坛的自杀性指令在美国引发了经济与系统性崩溃,而一旦美国因此而一蹶不振,身在中国的他们便迎来了机会。

他们跟二战中的美国一样,也采取了“坐收渔翁之利”这一策略。当时,美国放任德国和苏联互相撕咬,而自己在战后获得了终极优势。

然而,技术的指数级进步会令此类战争把每一个人都拖入危机。一旦美俄之间的核战争应令打响,就无人能够保证超级富豪们依然能够掌控全局。

对于今时今日的中国百姓而言,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四十年以来,他们无法接触到任何关于阶级斗争和经济矛盾的分析思想,能够想到中国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倘若狼狈为奸、共同实施阴谋,那么两国冲突加剧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的人,就算有,也寥寥无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苏联陷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毁灭性战争;与此同时,伦敦、柏林和巴黎的全球金融利益集团却串通一气,大发军火财。现在这一幕正在重新上演。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却对现实视而不见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沉醉于“中国已无比强盛”这一神话,要么深信自己正在忍受中国政府的压迫,认为并非人人都必须戴口罩的美国才是政治自由的天堂。

寻找切实的解决之道

这场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背后隐藏着超级富豪的终极计划:以中国为起点,逐渐让全世界的民众在金钱上依赖于全球银行,在食物与就业上依赖于各家跨国企业,无法轻易离开家门,任凭自动化技术把自己变为可有可无之物,最终被机器人和无人机清除干净。

面对这场以人类为敌的战争,我们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彻底放弃二战后新帝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危险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打造以智慧、道德和可持续性作为言行之衡量标准、与金钱无关的文化。

我们倘若建立起一个把儒家、道家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的社会,届时便会找到答案。我正在迫切地等待中国针对当前的经济与思想形态矛盾做出解答。

然而超级富豪和他们在媒体中的鹰犬绝不会允许我们就此展开讨论。

我们听到的,只是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方面比西方更为成功;无人考虑一味地推动经济、研发技术是否真正符合人类的长期利益。

这场危机唯一的解决之道(而非暂缓之法),是唤回中国传统中真正的可持续性文明,让全人类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也能共享福祉,阻止奴隶社会通过生物法西斯主义、技术独裁或种族灭绝而诞生。

现在中国尚未针对当前的危机做出反应。中国的制度对战争的依赖性较低,也不像西方制度那样嚣张、邪恶,但中国人也在奉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对于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某些谬见和矛盾,我们必须予以正视。

对于“新兴技术一定有利于人类”这一观念,中国人必须效仿他们身在19世纪、面对新技术提出合理质问的祖辈,予以质疑——当时的中国人担心西方技术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并非杞人忧天。

我们必须要求有关方面就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展开科学评估。

我们必须反思,从长远目光看来,经济增长和电子设备、汽车和混凝土摩天大楼随处可见的“现代生活”是否真的对中国有利。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正在为西方文明的糟粕大开方便之门。

将儒家与道家思想引入经济政治体系、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在其中既可以拥有先进的科学理念,又能享受卓越的医疗服务;公民居住在有机可持续低能耗乡村社区内,坚守着儒家、道家传统精华,勤奋务农,与自然和谐共生。

世界银行和谷歌绝不会向中国展现此类愿景。

最后,我们必须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内在局限性的同时避免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备选方案。

这样的严重错误,中国人在比对衡量之时一犯再犯。的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完全依赖于技术与金钱是人类的理想选择。这种愚蠢的观念在全球主义者的资助之下传播开来,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误解。

我们需要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它要能解决阶级问题,推翻全球金融势力的主导地位,终止富豪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对这一方案的实现过程至关重要——缺少了这一工具,如今的危机根本无法可解。

马克思主义可以做出的另一贡献是让人们秉持科学原则与科学、严谨的分析方法,着眼于现代科学,同时借鉴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新冠行动”对人类构成了严峻威胁:医院和医学专家被阶级敌人收买、胁迫,为疫情,为伪科学和反科学政策背书;坚持科学方法反而等同于犯罪。抗疫理念绝非科学,更像是一种科学主义邪教教义,一种把统治阶级权威伪装成“科学”、阻止民众通过独立行动确认科学真相的错误观念。马克思主义为面对上述致命威胁的我们指明了一条坦途。

超级富豪们被中国在二十大上表现出来的潜力吓得魂飞魄散。尽管他们借之以控制中国人的全球化政策和技术拜物主义没有改变,但长期支持全球主义的李克强被剔除出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肯定,这些都对全球主义者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虽说中国共产党存在不同层面上的腐败现象,但它仍保留了些许意识形态方面的抵抗力——这一优点是其他国家的政党所没有的。

中国与欧洲、日本和美国不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会因为秘密暗杀和贿赂轻易消亡。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强势替代摧毁了人类文明的消费者文化和基于自恋主义的技术拜物主义。倘若中国在就当前经济和意识形态矛盾做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领导全球发起马克思主义运动,各个国家都会有大批民众予以响应。

美国的私人情报机构大肆宣扬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虚假分歧——前者支持民族多元化、包容文化差异,由谷歌、苹果等企业在背后支持;后者以特朗普和普京为代表(普京一心想要实现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愿景,十分排斥俄罗斯的革命传统)。

然而依我个人之浅见,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虽然自有其问题,但同时又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且它未经科学分析便接受了“增长”和“现代化”这两个极富资本主义色彩的概念,且把它们定为了社会目标。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任务,其重要性要高于个体、家庭与群体的精神与道德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乃至对文明发展的千年规划。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均主张上述观点,因此跨国企业才有了可乘之机,得以渗透、接管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合作社与其他社会主义机构。

可悲的是,即使在中国,经济正在渐渐被富豪所控制,各种运动受地理围栏所限,工人的权利不断受到侵蚀,但许多中国人仍因有同胞被送入太空、政府大举铺设桥梁与公路而满心自豪。他们丧失了革命性思考能力,无法思索是谁控制了生产资料以及为何如此、当前制度在接下来的五百年中是否能够存续、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道德、精神上的意义。

中国的解决之道,最终也是世界的解决之道。它应当把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统定义的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精髓以及强调文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德治先例相结合。

倘若上述思想能够融合为强大的全新国际主义理念,倘若这一理念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观念中有问题的部分,革命性地调整毛泽东思想、使之能够应对现在的生态危机,那么中国必将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我认为,这一适用于地方与全球范围的新冠危机解决之道,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来概括最为贴切。

抗击全球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结束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观可在我们休养生息之时赋予地球诸多机会。如果地方组织有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可得到充分发展,最终定将取代千疮百孔的联合国。遗憾的是,联合国系统以民族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基础,不解决阶级冲突,不代表世界人民,由全球金融势力主导。尽管有人曾提议建立建议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联合国,但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均拥护存在重大缺陷的现行系统,将上述建议拒于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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