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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教授所遭遇的一切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教授所遭遇的一切

2000年4月,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在偶然的机缘之下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了一场在那里召开的新兴在线学习技术展示会,并被任命为该校的助理教授。他认为远程学习技术可以让自己同远在亚洲的学术同仁紧密合作,因此而欢欣鼓舞,开始在这一领域献计献策。几周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伊利诺伊大学和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东亚地区的几所顶尖研究机构共享在线课程、进行共同研究、开展机构层面的合作。尽管上述亚洲院校很可能无法与伊利诺伊大学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但该提议颇具新意,而且伊利诺伊大学的远程学习技术十分先进,因此贝一明先生决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一项目之中。

贝一明先生通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汉语、日语和韩语,同时同中、日、韩三国主要院校的高级领导层均有私交,这些有利条件使得他能够迅速推进自己的计划。

2000年6月,贝一明先生根据各个院校的具体需要和关注以中、日、韩三国语言准备了复杂完备的提案。当时他已经在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培养了一大批支持者,从工程学院、法学院到农学院和商学院,到处都有他的拥趸。这些院系为他提供了十分充足的资金,让他前往亚洲与相关方面讨论上述提议、从秋季开始通过一系列网络研讨会来推进计划。

然而就在这时,该项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贝一明先生所在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学院部门领导和文学院院长忽然拒绝为他的亚洲之行提供资助;在六月份之后,他们甚至对贝一明先生的提议闭口不谈——要知道,他们曾经是贝一明先生有力的后盾。他们此时的抵触情绪简直毫无来由。

尽管如此,贝一明先生还是筹足资金,于七月先后前往韩国、中国和日本。他的提案在三个国家的主要院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首尔国立大学最为热情高涨,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紧随其后。

随后,贝一明先生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他以为自己能够因为项目大获成功而受到英雄的礼遇,同时也期望着同学校上层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一远程学习项目。但是他发现大学的院系负责人在校报的采访中对他的三国之旅横加指责。除此之外,系领导甚至不愿意同归来的贝一明先生就上述项目当面交谈。

贝一明先生的提案原本得到了整个伊利诺伊大学和三所顶尖亚洲院校的拥护,如今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院却对其嗤之以鼻,这实在荒唐至极。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起初,贝一明先生认为院系领导要么是嫉妒工程学院的影响力——因为该学院会在远程学习项目中起主导作用,要么不愿意让资历较浅的教授大受关注。可是对方似乎并非如此狭隘之人,这样的理由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真相是贝一明先生在无意之中被卷入了一场斗争,斗争的各方远远超出了他的接触范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组针对贝一明先生的系领导采取了非法的秘密行动,令其阻挠远程学习项目的开展,而这一切与该领导的个人意愿毫无关联。

他们在极为反常的情况之下采取了这次行动,其目的是让贝一明先生的提案无果而终,且在有必要时毁掉贝一明先生的事业,以确保提案中同美国与亚洲之间学术合作相关的创意和倡议永不见天日。

贝一明先生的提案中不仅有网络学习方面的建议,而且还包括朝鲜半岛统一、中美关系改善等地缘政治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已经引起了相关亚洲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共鸣。该提案的汉语、日语及汉语版本已经在中、日、韩三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然而对于美国的某些政客和军方策划者而言,提案中的某些建议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正值克林顿试图将美朝关系正常化,而那些人却决意不择手段地让各方面认为朝鲜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敌手,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

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维持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之间的主从关系,采取上述措施确有必要,否则数十亿美元便会危在旦夕。

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或许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局参与在内)联合派出了秘密工作组,从四月份开始在暗中破坏贝一明先生全力推进的项目。

军工企业(而非良知尚存的现役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无法令项目戛然而止,因为贝一明先生的提案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或许可以带来丰厚利润(远程学习即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韩国、日本和中国的相关组织已经采取了其中所列出的初步步骤,美国政府机关几乎无计可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困难重重,上述工作组还是找到了摧毁提案的方法。

自从2000年8月起,校内职工与各位领导便接到了工作组的明确指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与贝一明先生保持距离。他们甚至命令贝一明先生的院系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来离间贝一明先生及其同事。随着五角大楼内部支持与反对与朝和解的两派人争斗得难分难解,贝一明先生也吸引了华府的关注。当时他对这一切茫然无知。

2000年12月,军方的右翼势力在灾难性的大选中掌权后,局势变得险恶无比。这一切与贝一明先生的努力不无关系,针对贝一明先生的种种行动开始不断升级。

伊利诺伊大学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同贝一明先生会面交谈。

布什政府任命极端分子在军队与情报机构中担任要职之后,他们便做好了对贝一明先生采取极端措施,以此来警告政府与学术圈内其他“顽固派系”的准备。

他们只是在伺机而动。

2001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由贝一明先生撰写、呼吁在东北亚建立全新和平格局的文章。他们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这一世界共同体方面的愿景以中美伙伴关系为基础,却成为了“中国威胁论”游说团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下令让贝一明先生立即“自杀”。尽管据说该命令的发布人是乔治·W·布什,但布什本人与贝一明先生并无私仇——除了回应军工联合派系势力,他别无选择。

倘若没有科林·鲍威尔等人的积极抗争,贝一明先生必死无疑。随后,意欲致贝一明先生于死地的各方终于做出妥协,转而在四年的时间里让贝一明先生不断地受到死亡威胁与“不甚严重”的骚扰,同时也使他永远无法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以儆效尤。

贝一明先生的父亲听说儿子罹患精神疾病,特意于二月前来探望。在他们的哄骗之下,这位父亲相信自己的儿子在几年前接受了脑部肿瘤切除手术,现在他所陈述的一切都是妄语,是脑肿瘤后遗症发作的表现。他们专门为贝一明先生的亲友精心编造了一则弥天大谎。

在父亲到来之后,贝一明先生被强行送到了医院,并且在没有经过任何医学检验的情况之下被判患有精神疾病。在那里,他被迫接受各种毫无意义的治疗,其中包括服用未经医疗评估的抗精神病药物。

在贝一明先生与受命治疗他的精神医生会面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位医生对贝一明先生的健康情况并不在意,却频频向他询问对美国安全局势的未来有何看法,甚至想要读一读贝一明先生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

就这样,医患对话的内容逐渐被地缘政治方面的简短讨论所代替,而后又拓展至如何应对布什政权的极权统治等话题。2001年4月,贝一明先生就怎样恢复美国法治提出了建议。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布什政权反对意见的具象,反抗当局的力量已然围绕着他组织起来。这一团体在逐渐收回控制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准备在2001年9月开展进一步行动。

贝一明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在向何人表述观点,但他的确得到了同重要人物交谈的机会——尽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仍然同大学师生乃至其他美国国民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此时的贝一明先生所处的境地相当怪异:他遭受软禁,且不断受到死亡威胁,可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内外政策中,他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2001年2月到2002年夏天,贝一明先生都在因为“患有精神疾病”休病假。2002年4月,他终于被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尽管当时愿意跟他见面的人寥寥无几。

2003年,“失去劳动能力”十八个月的贝一明先生获准再度任教。2004年,他再次获得了争取终身教职的机会。

2003年,贝一明先生得到机遇做了几场演讲。2004年,他甚至获批去日本开展两个月的调查研究。照此看来,他的事业似乎正在重回正轨。

然而2004年腐败多的美国大选将许多贝一明先生的支持者驱赶到了政府之外。尽管贝一明先生已不再受到死亡威胁,但颇有资历的他却未能获得终身教职,并且于2004年12月被伊利诺伊大学解雇。

此后,贝一明先生提交了几百份工作申请,他的目标包括许多高等院校的教职、地方大学的兼职岗位、企业内的其他职务,以及与亚洲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内的职位,可是他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他发出的申请都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

只有一个例外。

有信函通知他可以担任中央情报局内的情报人员。

这份或许并不郑重的通知之所以被发出,可能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境内唯一一个有能力与布什政权相抗衡的组织。它足以让贝一明先生下定决心迁往华盛顿特区。他想,那里的就业机会应该比伊利诺伊州更多更好。

到达华盛顿之后,他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求职,但一无所获,而且中央情报局的那份录取通知也不出意外地作废了。他只好将家人送到韩国同姻亲共同居住,自己则跟一位表亲挤在一个小房间中。

2005年2月,贝一明先生在颇感意外的情况下受邀前往国会发表演讲。随后一名韩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和一位韩国记者找到他,表示他们可以争取说服新任韩国驻美大使聘用他。

于是贝一明先生在韩国驻美大使馆得到了一份工资不高的工作——按照法律规定,那里并不是美国领土,就这样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两年。

最后,美国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2007年,他同意在韩国的一所小型高校内任教。

经历过艰难的起步之后,贝一明先生终于重拾学者身份,并于2011年得以前往当地更为著名的庆熙大学工作,但并未获得终身教职。他更喜欢为广大读者撰写书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从2014年到2016年的这段时间内,他在韩国大获成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方面的认可,也未曾收到过任何参会邀请。他偶尔会申请美国的工作岗位,但从未接到回音。

2018年,贝一明先生明白庆熙大学不会授予他终身教职,于是改在韩国较小的一所高校内工作。从2019年起,他开始计划返回华盛顿,以满足家人的愿望。

2019年夏季,他成功归国,但韩国大使馆和韩国经济研究所提供的工作并不足以让他在物价高昂的北弗吉尼亚生活。

新冠疫情开始后,他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他与韩国大使馆的合约被作废,他再度陷入失业状态。在那两个月,对他而言,连做翻译的机会都无处可寻。

他无计可施,被迫回到首尔——至少在那里还有一点点就业的希望。整整五个月过后,他才重新有了收入。

在这段时间里,贝一明先生被迫同妻子和孩子分居两地,深陷债务。

2020年2月,身在华盛顿的贝一明先生宣布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以回应自己再次遭受的、极为残酷的政治迫害。

他感觉如果想要求得生存,除了兵行险着、出其不意,别无他法。

在闲暇时间里,贝一明先生撰写演讲稿,发表演说,为美国经济与安保政策的革命性转变拟出了框架。

尽管贝一明先生的竞选活动同他所开展的大多数活动一样,被美国秘不示人的法律和警告所禁止,但他还是通过努力成为了韩国媒体乃至越南媒体报道的对象——尽管后者对他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他精心打造的十五篇演讲稿为认真阅读过它们的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一本以这些演讲稿为主要内容的书终于问世,其韩文版本和西班牙语版本已在首尔和墨西哥城出版,日语、汉语与越南语版本也已发布。

随后贝一明先生继续撰写演讲稿,同时为唯一愿意发布其文章、拥护者众多的组织——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撰稿。

他耗尽积蓄,将自己的书翻译成德语、土耳其语、法语、波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俄语等版本,并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开设了一个精致实用的网站——pastreichprez.com。该网站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

乔·拜登颇具争议地当选之后,一篇不偏不倚、为唐纳德·特朗普辩护的文章出自贝一明先生之手,为其作者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者。

2021年3月,贝一明先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推进自己的竞选活动。在2000年与2001年,他曾为维护美国的领导力树立争取亚洲地区支持的愿景并为之而战,如今他又在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开展全球性运动——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2021年,企业法西斯主义在整个世界大行其道,因此尽管他的书和演讲稿得到了广泛阅读,但他的建议几乎无人采纳。四月,他着手在韩国组建以统一朝鲜半岛为宗旨的国际革命党——这一行动在2021年9月,在他几经沉浮之后,成为了他主要的事业。此外,他还提出了建立美国临时政府的建议。

在整整二十年中,没有一个人为贝一明先生挺身而出,呼吁各方面公开讨论他在美国所遭遇的一切,更不必说要求政府开展调查。不懈呐喊的,只有贝一明先生自己。

国共产党是我们美国的威胁吗?

国共产党是我们美国的威胁吗?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美国的威胁吗?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对于非主流媒体,尤其是自称为“保守派”的非主流媒体而言,发布关于新冠“疫苗”如何被用于摧毁人口的详细数据(此类数据通常十分精确)、以及有关跨国企业如何打着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旗号开展大规模骗局的深刻洞见已然成为常态。然而它们的博文总会把上述问题的最终责任归咎于中国共产党。

它们做出的结论一般是美国正在遭受中共的冲击,且称与之共谋的民主党在进行叛国活动,是“左翼分子”。

对于中共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行动的担忧并非全无依据。中国的确有势力强大的商业集团和超级富豪在利用共产党的权力谋利。然而,与此同时,某些方面以简单、原始的方式将美国境内的企业界法西斯所犯下的罪行推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让国内真正的罪恶之源隐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这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造谣活动,其资助方很可能是高盛、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的金融精英。

他们之所以要不断地抨击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误导我们,让我们无暇去辨别国内的敌人。正是微软、可口可乐、脸书、甲骨文、沃尔玛和亚马逊等人人所熟知的品牌肆无忌惮地插手制定了美国国内的各种罪恶政策,让这个国家沦为了集中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死亡集中营便是美国的最终归宿。

这些企业都是超级富豪手中的玩具,他们的秘密交易对象有时是彼此,有时是中国的商业精英。

简而言之,这是一场以中国共产党为靶子的心理战,其目标是让民众在最后一刻才能认识到有人在美国国内践行法西斯主义这一残酷现实,掩盖社会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这一真相。

超级富豪们对“中国威胁论”大肆炒作,正是为了迷惑、误导我们,怂恿我们一心一意地对拥“异族文明”的外国人冷嘲热讽,从而无法理解富豪们为摧毁大众正常生活而策划的阴谋。

关于企业利益集团于美国、中国、俄罗斯、以色列、土耳其、德国、日本和其他大国境内进行的政治活动的绝大多数资料都处于保密状态,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获知。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自己有多么短见薄识。

但是,人们倘若只关注中共的举动,就势必不会严肃质问哥伦比亚特区内除中国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国外势力。此外,美国民众仍然将脸书、亚马逊和微软视为“美国”企业,即使这些罪恶的组织意欲让美国四分五裂。

大多数就地缘政治大谈特谈的博主都不过是在为博人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们甚至从未提及这一可能性:为了阻挠普通民众开展实质性对话,为了渔利,中美两国的精英共捏造了一场冷战。

这并非他们的无心之失。对于这些自诩为专家的人而言,阶级问题是不可触及的禁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理论上代表中国人民。

此前中共的内部管理相当严格,但二十年以来,其规章制度渐渐放松,其大部分机构的运行机制已同狮子会极为相似。某些党员编织起实力强大的关系网,为亲友谋求利益,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公职所在。

在中国人民眼中这已不是秘密,中国也需要进行改革,需要严肃以待,付出努力。

中共内部也有某些党员愿意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希望恢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精神,不与跨国银行同流合污的派系。他们的力量正在壮大。

反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它们兀自在私底下制订国家政策,可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它们这样的权力,它们也并不对政府负责。由此看来,它们远远逊于中共。

主流媒体与所谓的“保守派”博主抹黑中共,粉饰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其目的在于:

1)以一种狡猾的方式将美国在人民自由与经济方面遭受的人为破坏归咎于“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使人民无暇关注企业法西斯主义这一美国金融业产物。

有意将“企业法西斯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将美国CEO们的邪恶计划统统推给属于“异族文明”的中共,完全是由美国精英阶层精心编制的心理战策略。这些人打算重新掀起“黄祸论”浪潮——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曾在十九世纪被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大行其道。

2)将无所忌惮的国内势力犯下的种种罪行投射到中国身上,让华盛顿脱身,把一个处于异国的神秘政党放在舞台的中央,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无视近在身边的罪恶。亚马逊、脸书、美国银行、可口可乐、沃尔玛、微软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可以在暗地里为所欲为,而美国人民却在唆使之下,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将这些危险的跨国实体当作本国企业来拥护。

但这些跨国企业同中共一样,也不能在国会中作证、进行游说。它们的任务是为超级富豪,为对所有国家、对其全球股东一无所知的人提供利润。

3) 对中共的妖魔化得到了军工联合组织的支持,因为编造中美未来必有一战、美国的生存受到了巨大威胁等谎言是在美国构建战时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

由于政府对金融界的管制彻底放松,美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因此采用战时经济体系愈发被人们视为救国之举。保证战时经济体系得以通过五角大楼运行可以让获得厚利的跨国公司高枕无忧。

此外,这样一种环境借助美国司法、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腐败而滋生:军队因其是政府唯一一个仍在部分运作的单位,其作用愈发地重要。

4)要掀起“新冷战”的热潮,确保中美两国的公众无法共同讨论、无法结成联盟,两国的知识阶层无法彼此交流至关重要。

倘若沟通渠道畅通,公众或许即可明白那些跨国企业是如何在破坏两国经济的同时离间中美两国的工人的。

5)保守派非主流媒体对中共和民主党“左翼分子”的抨击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等名词污名化,误导公众,让人们错误地将它们与企业法西斯行径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后果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场将“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之威胁牵扯在一起的反左翼浪潮中,美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民众捍卫人权、左翼分子怎样为工人阶级今天所享受的权利而斗争等话题都已被人为地屏蔽了。

6)如果他们意欲筛找出对强制抗疫令持有异议的人,逼迫美国人民选择反左翼、反华乃至反亚意识形态或许是最为阴险的手段。

出现在媒体中的左翼人士都是新冠疫苗的支持者,而我们能见到的疫苗反对者也都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拥趸。这种政治格局造就了这样一种可能:进步派均无所顾忌地无视新冠疫苗显而易见的危险性。

7)暗中将一切都推到“不择手段”的中共身上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其目的是避免人们对美国的富翁身家几何、美国的财富属于何人,以及财富高度集中对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开展严肃调查。

如果民众了解到这些亿万富豪的巨额财富并非借助创新和想象力,而是通过偷窃属于国民的美联储、制造令民众苦不堪言的通胀而来,他们一定会呼吁将这些富豪绳之以法。

而普通民众对中共并不了解。因此将所有问题含糊其辞地归咎于中共便可误导大众,避免他们去讨论上述问题。

的确有事例证明,某些中共党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然而将中共妖魔化的终极目的显然不是削弱外国势力对华盛顿的影响(当然,近日来这种不良影响正在与日俱增),而是寻得某种曲解美国社会道德严重败坏之原因的便捷方式。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情势所迫,我们如今只能依靠主流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新闻博文来获 取信息,然而现在这些平台已经堕 落,只会信口雌黄,换汤不换药式地互相转载,偶尔投射出科学、意识形态和文采的影子,也是为了麻痹、误导我们。

尽管非主流媒体时时都在向我们嚷嚷丹麦、荷兰和瑞典已经解除了防疫封控措施,但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此类“突破性壮举”,这种对人道的破坏还将以其他形式在其他国家继续。而且丹麦等国的国民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

新冠疫情即将结束的暗示有力却又难以捉摸,而隐于其后的目的是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相信美国现行的腐败体制拥有彻底解决危机的能力,但这种说法无异于镜花水月。

媒体告知我们的、用于判断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结束的标准毫无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将疫情彻底终结的真正指标,公之于众。

1

全部新冠“疫苗”开发公司,新冠疫情骗局背后的所有跨国媒体集团,贝莱德、高盛和美国银行等所有对上述骗子企业有所投入的私人股本集团和投资银行,以及以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为首的、曾以公开或保密方式对这一骗局出资支持的所有超级富豪均遭处罚,其财产被尽悉没收,用于向被“疫苗”、被PCR反应试验、被旨在干涉大众生活的非法封控措施 和社交隔离政策所害的人们提供赔偿。由各大企业、政府部门、医院、研究机构施行的其他罪行受到追究,同时由上述各方控制的其他组织遭到查抄

2

盖茨基金会(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世界经济论坛(包括克劳斯·施瓦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惠康基金会和瑞惠、莫德纳 等跨国企业的主要人物均遭逮捕判刑——他们应当对致死“疫苗”的开发和推广担负责任。

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的全部文件被彻底解密,以使上述审判公正合理、有据可依,同时令上述企业、富豪、政府部门和全球治理机构之间的腐败关系昭然天下。

3)对说客和企业代表言听计从、对超级富豪俯首帖耳、推行新冠骗局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均遭解雇与逮捕——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理应有此下场。

4)针对重组RNA药物注射引发症状长期治疗方法的开发被定为医药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并获得充分资助,所需资金从上述被没收的财产之中抽取。

针对新冠疫苗以及其他疫苗中纳米传感器、纳米机器、氧化石墨烯以及其他有毒物质所引发之病症全新长期治疗方法的研究有序开展。

相关政策被全面实行,以保证未来的疫苗和其他药物均经过专家严谨科学的评估,且保证相关专家同医药企业毫无经济利益瓜葛,疫苗成分向全世界披露。

5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全新的医疗政策,不再从药物和医疗事业获利。医药企业的游说团体均遭解散其负责人均因为推广成瘾性危险药物而散布虚假信息、在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面前作伪证而成为阶下囚。

美国导致新冠疫情骗局的相关研究与医疗服务私有化措施被叫停,民有、民治、民享的医药体系被提上日程。

6

这场新冠骗局的酝酿与在全球范围内的真实实施,过程 通过科研文章和易懂书籍被详细披露给公众,同时相关资料被编入中小学与高校历史课本。

新冠疫情的全部相关信息均被解密,涉事企业的全部行动记录均被公之于众。

在社会状况达到上述六条标准之后,我们即可相信新冠疫情即将告终。否则大家绝不应该掉以轻心,被报纸头条迷惑心智,相信这场危机马上就会结束、坦然接受疫苗令。

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

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

美国为何需要临时政府? 应对美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必行之策

美国为何需要临时政府?

应对美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必行之策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新闻曾以按照宪法规定向民众传达消息为宗旨,如今却在翻来覆去地吹嘘美国已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回归常态,给人洗脑。

然而,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心知肚明,某股幕后势力正在美国乃至全球施行自上而下、史无前例的独裁统治。

在权威性方面,宪法第一修正案超越总统与哈佛教授的意见,凌驾情报与军事专家的观点,胜过富豪与技术巨头的点评,至高无上。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及出版自由,以及人民和平集会、请愿申冤之权利的法律。”

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几项法律以及秘密法规,意在阻碍言论自由、碾压出版自由,防止和平集会、终结人们请愿的权利。行政与司法部门沆瀣一气,推行、维护罪恶体制。更重要的是,权贵阶层也在计划于不久的将来采用更为残酷的罪恶体制。

不!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不能再喝着咖啡怨天尤人,不能满足于按照道貌岸然的伪神之要求在周末组织无的放矢的抗议。

不!我们必须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法临时政府来管理美国,直到宪法恢复地位,直到权贵们得到应有的下场。

政府已经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以致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质疑那些扮做政府官员、假装提出宪法与道德层面上的各种方案之人是否拥有合法权力。

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危机,诸位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有明确的阐述。

《独立宣言》是宪法立足的根基,而宪法则构成了美国合法治理体系的框架。

在宪法规定范围之外行事的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而是伪装成政府的邪恶机构。自今日起,我们每迈出一步,都要用这一事实来告诫自己。

《独立宣言》无比清晰地陈述道:

 “当政府坚持邪恶目标,长期滥用权力、强取豪夺,表现出逼迫民众屈居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的意图,那么民众便拥有推翻此类政府、让自己的未来安全再度得到捍卫的权利与义务。”

我们并非不肯接受现实。我们不玩愤世嫉俗的政治游戏。我们不会借民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欺骗他们,设法奴役他们、摧残他们的精神与身体。

拜登先生和特朗普先生都被困在崩溃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颓废、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中无法自拔。许多行动,他们之所以要采取,是因为感觉自己迫于来自更强势力的压力。

我们无意于指责他们。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也承认他们遭受了许多困难。

然而他们都没有以公开的方式为美国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罪恶的“伪旗行动”:利用“911恐怖袭击”等事件来捏造美国有遇袭危险的假象,以将美国拖入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对外战争;

国家财产失窃:2020年1月到9月,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企业从联邦政府窃走10到15万亿美元;

疫情骗局:跨国企业正在利用从联邦政府窃取的权力借所谓的“新冠疫情”来摧毁民众的自由、实行罪恶封锁与隔离措施、推广危险的“疫苗”。

沉默使两位先生成为了跨国势力的同谋,也让他们失去了担任总统的资格。

作为在总统大选中唯一一位揭露了上述全部阴谋,拒绝权贵献金,同美国民众为维护公益、真理和社会道德通力合作的候选人,我认为自己是担任美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最佳人选;本人任期将只持续到法治恢复、我们可以按照宪法来管理国家为止。

我在此承诺,本人根据宪法规定与独立宣言所述,只在此危机时刻担任临时政府之总统;本人绝非“篡位者”或者冒名顶替之人,而是要效仿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在国家遭难之时挺身而出,担负起职责。

辛辛纳图斯也曾阐明自己并无野心,并且真的在尽责之后回归田园,不问政事。

一旦这场危机平息,我也会返回教育岗位,传火于薪。

韩国的礼仪和儒士精神

韩国的礼仪和儒士精神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朝鲜的两种传统,儒士精神和礼

韩国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国家。虽然是和亚洲大陆紧密相连的半岛国,但自从南北分裂之后,韩国就成了一个‘岛国’。100多年前曾经沦为殖民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解放后又经历了韩国战争(同朝鲜战争)的洗礼。尽管如此,因为重视全方位文化发展,韩国仍然是一个大国。摆脱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就成功跻身世界前十的行列。不仅如此,在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近几年来, 韩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向世界能够展示的并不多,但由于韩国成为世界韩流热潮的发源地,韩流不仅在东南亚人气火爆,甚至影响着欧洲和北美大陆。鸟叔PSY〈江南style〉的成功不只是一时幸运,它是向全世界展示韩国文化实力的有力证明。在巴黎、伦敦、纽约都能够听到人们在哼唱韩文歌曲,看着全世界一起跳起“骑马舞”,就能够感受到韩国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韩国人能够引领世界经济、文化的实力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都要归功于韩国500多年来坚持的传统文化。之前在哈佛大学学习韩国古典文学时,深深地被朝鲜王朝时期文人金万重、朴趾源、丁若镛的作品吸引了。他们在崇尚儒士精神也同时实践学问,一方面勇于打破现实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没有忘乎‘礼’。 在一一拜读了他们的作品之后,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其中的儒学思想和‘礼学’。使得我对韩国的这两种传统思想印象深刻。我们先来谈谈‘礼’。

朝鲜的礼学,恢复社会秩序的实践哲学

实际上,礼学是儒学的一部分,主要研究礼的本质和对错。我觉得韩国的礼学不仅仅是收集冠婚丧祭的单纯事例,它是接近于以和平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的宪法性质的制度。我从小在西方国家长大, 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提倡礼学和礼仪的做法,使人感到既诧异又新鲜。在东亚国家,‘礼’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我曾在东亚4个国家生活学习过,自认为已经熟悉了这样的生活。但我却无法用语言来概括韩、中、日三国的礼学。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礼’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完全不同。如果从社会知识分子和精英的角度来看三个国家的‘礼’,你就会发现:日本的‘礼’以习惯为中心,对现实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国的‘礼’以全局为中心,强调社会统治和政治地位;韩国的‘礼’则包含了感情和社会秩序。

17-18世纪的朝鲜以中国《朱子家礼》为基础, 发展了以礼学而闻名的独特形态的学问领域。礼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是重视人与社会国家问题的一种学问。 从这一点看,礼学可以说是实践哲学。经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朝鲜社会把目光移向了重视实践哲学的礼学,由此可见,社会秩序的混乱也是礼学发展的一大诱因。与名誉和礼义廉耻相比,就连儒家弟子也都关心‘利’的时候,就不得不强调能够维持传统的秩序和有教化功能的礼。

朝鲜礼学的奠基人是沙溪金长生(1548-1631)。沙溪先生的礼学和政治思想是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 重建国家而创立的实践哲学思想。师从粟谷李珥的沙溪先生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家礼辑览》、《丧礼备要》、《近思录释疑》和《经书辨疑》等。他的思想告诉了人们:人类社会需要善良的心和互相帮助,因此需要具体的行为礼仪规范。如果说‘仁’和‘义’是判断善恶、道德的不变基准,把正心和仁心露出的态度和程序就是礼。因此,礼不仅永远都是‘仁’和‘义’的,那些被称之为仁慈和义理的,也一定是用礼来表现的。

社交网络时代的礼仪

从另一方面来说,礼学亦是一门学问,让人们在家族、社会集体、政府——国家之中,即使没有法律监督,也能做出正确的、合乎于礼的行为。 礼学是通过个人对伦理的合作和严格的规则,为集团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法。礼学虽然没有惩处要素,但在解决网络社会矛盾方面,往往比法律更有效果。同时,具有高水平的自净功能,弘扬正能量。

如今我们生活在由众多错综复杂的网络组成的社会中。通常将现代社会定义为在无数微细的关系网中形成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对个人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网络时代。这些社会关系网随着Facebook等各种社交网络迅速扩大,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其正确的本质和意义。另外,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行为、各种信息,而关于互联网的现有法律尚不完善。 甚至有些人都怀疑为了处理这些问题,能否制定法律制度。

现如今,因为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刻意的诽谤,私生活泄露和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其结果,有时给很多人带来了伤害(请回想一下各种侵犯私生活,名誉毁损等引发的悲剧)。然而尽管如此,用法律来约束通过博客、Twitter给别人造成的有害行为并不合理,也很难奏效。在网络高速发展的当代,迫切需要鼓励道德行动的新对策。该对策不是以处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而是引导自净过程的处理方法。

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韩国知识传统中的礼学,为今天的困境可以提供有意义的解决方法。 在韩国发展的礼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行动都会合乎礼仪的学问。它能够用和平有效的方式来化解家庭、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纷争。 在各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的社会中互相尊重,并阐明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这就是礼学。

在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网络时代,法律能够限制的部分极其有限。与之相反,在组织运用方面,礼学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并且,礼学提示的规则不仅适用于人类,同样也适用于阿凡达和赛博格 。因为礼学并不重视其对象,而是重视是否合乎于礼。21世纪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之前区分国家和个人的众多壁垒,其结果在多种关系中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礼学不仅能够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在解决政府机构之间的问题时也能够提供各种规范。这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

现代韩国和礼仪

传统上韩国人很重视礼仪和集体意识。随着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加速发展, 礼仪的价值和共同体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仍然有很多人重视礼节,大人教孩子礼节,晚辈尊重长辈。真正的礼节不会像弹簧那样随着年龄、性别和职级的变化而改变。如今在韩国,人们认为问对方的年龄、学号、职位和年薪等都是很自然的初次问候,但这与礼节完全不同。在儒家的教诲中,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并不取决于社会地位的高低。孔子不会因为对方有权有势就去讨好,一切都为百姓着想。如果认为诸侯不仁义,孔子就会独自离开。

为了礼仪真正有价值,必须以平等思想为前提。众所周知,美国是最提倡平等思想的国家,但并非如此。虽说人们都是爱护平等,但也不是绝对的,关于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韩国一直都有个规矩,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如果不动筷子,那么其余的人都不可以吃饭。甚至在古代的父权制度下,不准同桌用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礼节,也不是合理的儒家教诲。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依我之见,韩国的这种家长权威主义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只剩下一副躯壳的封建糟粕吗?

再举一个例子,韩语和英语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韩语有很多敬语。敬语和尊称是韩语的一大特色,韩语中有很多相关词汇。由于敬语数量过多,以至于让人担忧是否有碍于正常沟通,是否有碍于民主化进程。韩国人觉得英语没有上下级之分,男女老少之间都用平语来沟通。 这是韩国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或许在韩国人看来这是没有礼貌的行为。但实际上,英语中根本没有平语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非常重视平等。因为没有平语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了敬语。

礼仪规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朝鲜礼学的集大成者沙溪金长生也不认为礼就是一成不变的。他并没有把朱子学照本宣科地运用到朝鲜社会中,而是根据朝鲜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解读,因此他的思想才能够在重建朝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因为‘礼’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而做出新诠释,所以它才能够保留核心思想,代代相传。如今我们需要的‘礼’是一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的‘有生命的礼’。

现代社会和儒士精神

现如今信息技术的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勇气、想象力的新一代领导人呢? 如果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把目光转向过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得到帮助呢? 朝鲜的儒士精神能否给予解答?儒士精神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 ‘勇气’、‘想象力’的人才呢?

首先,朝鲜的儒士传统教会人们如何灵活对待人与制度、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因此备受关注。当代社会,过分强调机器的便利和现代化,以至于人们的判断力明显下降。想象力终究无法从电脑中获得。道德也是如此。在人类的正确行为和技术所促进的道路上有着很多矛盾之处。有时无视技术的便利,和它保持距离也是需要勇气和道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儒士精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士精神并不是韩国人的专利。现在韩国、美国、欧洲诸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精英没有责任感。那么从儒士精神中找到解决方法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全球积极宣扬韩国‘儒士精神’的话,或许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假如非洲的某个小村庄的村民都把伟大的‘儒士(Seonbi)’思想、读书、道德和实践的传统当作人生信条的话,那就意味着儒士精神国际化的成功。

日本有武士精神。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武士精神。韩国小孩做游戏时也经常说,“我是忍者!”,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居然说出代表日本的精神,还真是一种讽刺。一提到日本,人们就会想到武士,一提到英国,人们就会想到绅士,然而一提到韩国,却没有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象征。但是话说回来,韩国有着数百年的儒士精神,不是吗?

有人认为儒士精神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的时代局限性。然而当今社会,儒士精神不应该成为男性的专利。朝鲜时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当今社会,韩国为了跻身世界大国,更加重视女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女性在当今韩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女性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

因此儒士精神不再是男性的专利,而应同样适用于女性。儒士精神可以成为带来新的希望和展望的传统。虽然古希腊有着奴隶制等各种陋习,但也萌发了民主主义传统。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就成了当代的优秀传统。儒士精神也是一样。当今社会,儒士精神经过不断发展成为能够充分体现女性价值的一种思想,还有我认为应该积极追求它。

从传统中学习

如此看来,韩国传统文化能够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朝鲜王朝实录》是世界上罕见的记录文化和言论制度的典范。另外,朝鲜风水学

也不纯粹是迷信,现如今已经成为生态环境学的重要文化遗产。再就是如前文所说,韩国的礼学传统可以开发成最适合社交网络时代的伦理观。我们不妨重拾18世纪韩中日三国的东亚共同体意识(汉字文化圈),这将是一件可行性高,具有意义的事情。当今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课题就是如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在传统儒家中可以找到的民主主义要素,或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现代价值,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让我们来看看当代中国的。如果强行推行美国或者西方的‘民主主义’的话,将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但是如果以中国的儒家传统,即‘元朝之前的儒家民主传统’来介绍民主主义,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中国儒家传统中蕴含着‘民主主义’的DNA。如果宣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就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心理。如果以传统儒士精神为基础,创造出新的民主主义,那将是东亚的‘民主主义文艺复兴’。所以我认为儒士精神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潜力。

有报道称,近几年来韩国想当科学家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如果问小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他们会回答,“看起来很帅或者能挣很多钱的工作,比如偶像歌手和公务员”。如今在大学里,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渐受冷遇,与之相反,经营学、工科、医科等实用学科渐受学生青睐。虽说实用学科在就业时可以占到先机,但实际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待商榷。然而诸如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却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大作用。

自古以来,儒家传统将伦理和作为其基础的原理原则作为教育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方法。真正的教育并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告诉人们世道规律,教会人们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冷静分析和判断常识。掌握了这些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任何的挑战。

朝鲜王朝时期,儒士们为了完成真正的儒士姿态而读书。 看着比起‘为什么’更注重‘怎么做’的当今知识分子的形态,不能不强调热衷于培养节操、气概和清净心态的儒士态度。“书中自有答案”,并不是说一味地读书就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是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智慧。博览群书,并深入地思考,便能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儒士们不只是在数量上读了很多书。先读透儒士精神的核心载体四书五经,然后才进入下一阶段。其实读书就是读“世界”。若是一味地读书而不思考,即使读书破万卷也是无用功。

企业文化和儒士精神

毫无疑问,儒士精神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韩国本土文化。因此,将以儒士精神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心文化应用到企业,就能构筑新的企业革新模式。另外, 儒士精神是不歧视人种、民族和种族的普遍性概念,具有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的无限潜力。即便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其他国家的企业,接受以儒士精神为中心的创新企业文化,也不会遭到太多的反感。

在国际社会上,像三星、现代、LG这样的韩国大企业有着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不仅与美国、日本、德国公司一起形成了世界性的制造业市场,而且有些领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现在韩国企业的评价在国际社会上并不一定是好的。韩国企业过于注重短期利益,不重视环境、人权等问题,因而受到多方指责。当然了,不只是韩国企业,其他国家的大企业也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

把利润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往往不懂尊重职工的权益。当初,欧洲各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初期走了很多弯路,现如今这些国家的企业对道德建设日益重视,并不断地取得进步。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的韩国企业在重走欧洲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

关键就在于企业文化基因的改变。 现在,全世界都渴望拥有一种新的企业精神和文化的公司。那么如果韩国的企业率先完成这些任务如何?。在韩国的传统中存在能够创造有人情味的企业文化的精神模式。这就是儒士精神。

韩国为了跻身世界大国,应该积极提倡以儒士精神为基础的,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并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因此韩国公司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同时也要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这种企业文化能够在韩国兴起的话,那么也能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韩国企业将不再是跟随世界潮流去随波逐流,而是属于主导世界潮流的军营,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变数。如果韩国的跨国公司能够注重人文价值,创造出相互合作的新企业体系,那么韩国必将获得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这种变化最终对企业自身也有帮助。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今天,一味地谋求厚利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员工的福利,以及为区域和全球发展作出贡献,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社会对企业的评价标准也应该包括企业绩效、员工福利、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特别是跨国公司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企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价值,承担起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纷争、解决贫困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如今很多人都在谈论‘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怀抱希望还不到10年,经济危机、伦理道德危机等各种危机纷至沓来。导致社会危机的诱因有很多,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精英没有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儒士精神是全世界能共享的典范,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唤醒全世界的催化剂。


比尔·盖茨和新封建主义

比尔·盖茨和新封建主义

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比尔·盖茨已经悄悄地化身为美国最大的地主。在一个痴迷垄断控制的人眼中,主导粮食生产的良机一定难以抗拒。

“盖茨自有一套拿破仑式的理念,拥有源于权力和纯粹成功的欲望——他并未经历过艰难困苦和挫折逆境。”——盖茨/微软反垄断案主审法官托马斯·彭菲尔德·杰克逊如是说。

在比尔·盖茨的精心安排和怂恿之下,全球性的大封锁仅仅在美国便导致超过100,000家企业破产,使约10亿世界人民陷入贫困与严重的粮食危机;每月都有大约1万名非洲儿童丧生,各种毁灭性灾难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盖茨的身价却增长了200亿美元。1,330亿美元的家产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四富有的人。

盖茨一直在利用新近流入囊中的财富扩张势力,进而操控全球人口,其所采用的手段包括购买低价出售的贬值资产,设法对公共健康部门进行垄断控制,将监狱私有化,推行在线教育、全球通讯、数字货币,支持开发高科技监控、数据采集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在一个痴迷垄断控制的人眼中,主导粮食生产的良机一定难以抗拒。

根据《土地报告》最新发布的数据,盖茨已悄悄成为美国最大的耕地所有者。他的投资项目如今涵盖了美国将近242,000英亩耕地和27,000英亩其他土地,遍布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内布拉斯加、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华盛顿和其他18个州。

托马斯·杰弗逊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成功摆脱欧洲封建主义束缚的典范、开展自治的伟大实验,其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全国土地掌握在数以万计的独立农民手中,每一位农民都是我们民主政权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乐观地来看,盖茨绑架美国农业地产的举动或许是封建主义再度起势的信号;悲观地来说,他掀起的土地收购狂潮预示着更加可怕的未来——届时全世界的粮食供应链将被控制在一个权势熏心、妄自尊大、满怀拿破仑情结的人手中。

盖茨避人耳目的购地行动是他控制全球农业和粮食生产这一长期策略的一个环节。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相关背景。

首先,在1994年,盖茨发起了国际性的生物剽窃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垂直一体化统治。他的帝国如今囊括了广阔的农业用地和被他斥以巨资的转基因生物,种子专利,合成食品,包括农用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品,还有他在可口可乐、联合利华、菲利普·莫里斯(卡夫特食品)、家乐氏、宝洁、亚马逊(全食超市)等食品巨头企业以及孟山都、拜耳等销售化学农药和石化化肥的跨国企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盖茨照常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为富有、权力最大的国际援助组织——利用纳税人的资助来协调自己的上述各项投资,借大型农业、化工以及食品公司调整自己的金融伙伴关系,并且使用可为自己产品创造垄断市场的非凡影响力来加强对国际机构的统治,而那些机构中的某几家正是他自己建立的。

前国务卿、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和合伙人亨利·基辛格曾表示:“谁控制了食品供应,谁便可控制人民。”2006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4.24亿美元,建立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承诺至2020年前,实现当地粮食产量翻番,提高3,000万名小农的收入,将受粮食安全问题困扰的范围缩小一半。

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盖茨的典型做法是将技术和自己在化工、制药和石油行业的合作伙伴推举到中心位置。事实证明,盖茨制定食品生产“创新策略”的意图便是将在美国行不通的转基因系统以及以化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农业体系强推给可怜的非洲农民。

非洲的农业生产已经在非洲大地上进行、发展了10,000余年,当地农民十分注重作物的多样性、分散化种植、耕地资源的可持续性、私人财产的保护、组织的自发建立以及对种子的控制。个人自由理念蕴含于当地的这些系统之中,让他们能够自主自觉;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数百万名小农坚持不懈的劳作创新使得作物稳产与生物多样性达到了最佳水平。

在无情的殖民改造中,盖茨耗资49亿美元,废除了上述古老的农业系统,让企业化、工业化的高科技农业、依赖化工产品的单一性栽培、极端集中化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取而代之。他迫使非洲的小农场转型,进口商业种子、石化肥料和杀虫剂。

盖茨修建起化学品和种子供应链基础设施,强逼非洲政府通过巨额补贴、强硬的惩罚性措施和强制性控制迫使农民购买他带来的昂贵产品、对他言听计从。他让农民们把高粱、小米、甘薯、木薯等富有营养的传统口粮换成了大豆、玉米等高产经济作物,使精英粮食商人受益甚丰,却令可怜的非洲人民几乎无以为食。食品的营养和土地生产力一落千丈;人们每次使用石化肥料,土壤都会被进一步酸化。

盖茨的这份“事业”同他在非洲开展的疫苗推广行动一样,既未经过内部评估,也不必接受公共问责。于2020年发表的“虚假承诺: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研究报告便是盖茨垄断集团14年“努力”的成绩单。这份调查总结称在盖茨开展活动的18个国家中,遭受极度饥饿的非洲人数量增加了30%;农村贫困问题正在大幅扩散,上述国家中的饥饿人口已增至1.31亿。

在盖茨的大农场制度之下,非洲的农业人口已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奴役他们的,是从外界闯入的高科技产品、机械化、不可违逆的部署安排、繁复的制约条件、各种减税和补贴制度——它们正是比尔·盖茨所谓“绿色革命”的决定性特征。

能从盖茨这一计划获益的实体,只有同他合作的跨国企业,尤其是孟山都——2010年,盖茨信托基金购入了500,000支该公司的股票,价值共计2,300万美元(但后来又迫于民间社会团体的压力将其抛售出去)。盖茨本人甚至还在孟山都的转基因产品广告中出镜,称其为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良方”。

盖茨常以奇怪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慷慨,典型的例子之一,便是他的基金会似乎将由纳税人捐赠的1,000万美元以“慈善”为名赠与了农业巨头嘉吉公司,用于在南非建立转基因大豆供应链。非洲人民认为盖茨正在通过上述计划对他们施行“新殖民主义”或者“企业殖民主义”。

由西雅图全球正义社区联盟组织的“AGRA观察”小组对盖茨推行的农业与粮食政策进行了调查。其发言人希瑟·德伊称AGRA是为开展企业窃盗统治而安插的特洛伊木马。

“盖茨基金会与AGRA声称会‘支持农民’、‘帮助穷人’‘保护环境’,”德伊告诉笔者,“然而它们同孟山都公司等跨国企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外交政策推行部门过从甚密。他们利用全球食物与气候危机来推广高科技集约化、工业化农业,为盖茨的企业伙伴创造利润,却在同时破坏了环境、损害了农民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以生物剽窃和企业生物剽窃为基础的暗黑版慈善资本主义。”

盖茨的气候行动主义(为本人环保同事而写的备忘录)

为了将自己的反乌托邦人类计划包装为善举,盖茨打出了“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良好管理”“气候”等旗号。这些问题十分严峻,对我们的后代构成了生存威胁,急需得到重视。然而盖茨的行动记录已暴露出真相:他的“善意举动”不过是为将私利与控制力最大化而采用的伪装。

不知我众多从事环保运动的朋友是如何被盖茨蒙蔽的。在我做气候活动家的40年中,并未见过盖茨为真正的气候组织捐款,盖茨基金会也从未为保护气候而抗争过。

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基金、山岳协会、绿色和平、保水人等主要气候组织根本没有得到过世界头号慈善机构的任何帮助。他的投资史表明,气候危机对于盖茨及其亲信来讲,不过是他们进行侵入性社会控制、“大重启”规模的监视和大量无用地球工程建设的借口。上述工程包括为减缓升温而向平流层喷洒氯化钙或海水,为遮蔽阳光而利用巨型气球在大气层中释放反射粒子。还有,在南佛罗里达放出数百万只转基因蚊子这一危险策略,足以证明他已经虚荣到疯狂可怕的程度。

倘若把上述噩梦般的计划同盖茨每年强迫1.61亿非洲儿童注射疫苗这一事实放在一起考察,我们便会发现,盖茨明显是把我们当成了他的小白鼠。

盖茨还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控制石油,从而控制国家”。他在能源行业的控股情况丝毫没有反映出他对温室气体的反感。盖茨在碳氢化合物开发生产领域进行个人投资,大量购买了埃克森、雪佛龙、康菲石油和壳牌公司等所有石油巨头的股票,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制造公司。他在煤炭领域投入甚巨,其投资对象包括加拿大国家铁路、CSX里士满等最污染环境的运煤集团——后者更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煤炭运输公司。盖茨已在煤炭的未来上押下重注。

盖茨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中心需要耗费大量能源,是世界能源需求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毫不意外,盖茨的化学/工业化农业企业也站在了保护气候的对立面。他的转基因作物需要大量以天然气与其他矿物燃料为原料的化肥、杀虫剂和农药。他已经成功地迫使非洲人民——用迈克尔·波伦的话来说——“以石油为生”。非洲农民称盖茨的计划为“破坏气候的愚蠢农业计划”。

盖茨已经学会如何利用疫情、气候变化、饥荒、大规模物种灭绝等全球危机来为自己谋利。特别是气候变化,更让盖茨有了垄断种子、食物生产和农业的借口。

2008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捐赠3.06亿美元,帮助当地小农从事可持续性高产农业活动。该基金会的计划包括通过基因操纵培育高产抗旱乳牛和开发、种植可抵御气候变化的超级作物。

换而言之,气候变化在盖茨眼中只是更为邪恶的地球工程的幌子。与此同时,盖茨的农业政策正在破坏地球的气候系统,令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遭受灭顶之灾,使土壤沙化,让水系统遭受破坏,而毒药垄断集团的腰包却愈发充实。

在此我有必要提醒各位环保领袖:比尔·盖茨不是我们的朋友!他让数百万美国人对为保护气候而进行的改革产生了反感——这些人只看到盖茨的“气候保护者”伪装,却对他控制全人类、将国家经济活动和民众个人自由推向末日的野心毫无察觉。

现在,在一半美国人看来,气候变化要么是用于遮掩财富转移的“大重启”骗局,要么是开启劳民伤财的地球工程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结果是由盖茨的所作所为导致的。他们错在对气候变化的危险性无知无觉,我们错在对比尔·盖茨的危险性视而不见。

盖茨从一团混乱中获利:各方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僵持不下,令相关变革难以开展,而他手中煤炭行业股票的价值却只升不降。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认清隐藏在“绿色面具”后的真面目。

生物剽窃

“一个国家,一旦破坏自己的土壤,便走上了自毁之路。”——1937年2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至全体州长的信中写道。

人类的长期经验与研究已表明以生物多样性、种子自由和粮食自由为基础的农业生态不仅对维护公民权利和民主十分重要,而且是保障粮食与农业未来的关键要素。

几千年以来,农民的创造力与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催生出最具效率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粮食生产方式。国际农业知识、科学及技术发展评估组(IAASTD)于2009年发表的物种繁殖研究报告便是说明盖茨与洛克菲勒为推进传统农业发展而发起的“绿色革命”最终一无所成的铁证。

IAASTD组织起900名一流科学家、农学家与研究人员,针对世界饥饿问题展开了调查。他们全面可靠的报告表明,转基因作物并非解决食物短缺与乡村贫困问题的法宝。该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不论是盖茨的绿色革命,还是他的转基因作物,都不能在保护地球的同时喂饱全世界人民的肚子。

IAASTD的全面分析显示,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和墨西哥发起的绿色革命运动不啻为一场灾难。化学品的使用和单一耕作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土壤和水资源,从而削弱了土地支持生命与粮食产出的能力,同时也加剧了气候变化。

“绿色革命”政策危害粮食与营养安全,并且通过逼迫小农贷款购买外来产品而剥削他们。IAASTD以及许多其他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维护种子主权、粮食主权和知识主权,才能让粮食产业与农业有光明的未来。联合国与世界顶级科学家均承认,在对抗饥饿方面,转基因作物并不比传统农业作物更加有效。

比尔·盖茨有意忽略这一现实,无视科学证据,坚信自己是救世主,是要用技术拯救世界的天选之人。这位“医学专家”称,注射器是良好健康状况的唯一来源(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商)。

同样,农场主比尔还四处传教,宣称只有通过栽培单一作物和转基因作物,使用化学杀虫剂、化肥和专利种子(这些东西恰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粮食安全才能有所保障。在建立他的农业帝国的过程中,盖茨一再对科学家与农民的声音充耳不闻,肆意践踏法律、协定、传统、人权、科学和人们的情感。

窃取种子

自从10,000年前的新石器革命以来,农民和其他群体一直在为提高种子的品质而努力,使作物产量高、口味佳、营养丰富、更易成活,具有某些药用、营养价值和基因韧性,令某些种子可以在特殊土壤和供水条件下生根发芽,有的还可抵御病虫害。

上述优秀基因是人类、自然和造物主在千百代人的大量农业创新活动中相互配合而创造出的产物。让农民自由开展知识交流、种子交换已成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的前提。

1979年,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由几家农业研究中心联合建立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CGIAR)开始从全世界的小农手中收集良种,并把它们储藏在15家设在不同国家的公共种子银行中。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全人类清点种子遗产,保存种子,长期维护作物多样性。

在过去的17年中,盖茨设法获得了上述组织收集品——768,578份种子——的控制权,且已声明对世界主要种子库的垄断所有权。

自2003年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向CGIAR的种子银行项目注资7.2亿美元。作为CGIAR的最大资助者,盖茨利用财务杠杆迫使15家在法律上独立的CGIAR中心合并为一个法律实体,且将这一邪恶计划的产物称为“Gates Ag One”;随后,他开始策划将科研机构的种子研发转移至拜耳、嘉吉等合作商业企业。就这样,他从世界各地的农民手中搜掠最具前景的种子,并将之私有化。

Gates Ag One的主管乔·科尼利厄斯是拜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的前高管,在去拜耳任职前还担任过孟山都的国际发展部主任。盖茨同科尼利厄斯合作,将孟山都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的技术加以完善——当时该公司便在推广转基因作物、申请种子专利。在这场大数据争夺战中,盖茨自封主将,大肆掠夺、垄断作物的基本基因数据——通过世世代代的农民数千年来辛苦劳作凝结而成的结晶。

盖茨还在为DivSeek(寻求多样性)项目提供支持;该全球性项目由他本人于2015年发起,其宗旨是为储藏在种子银行中的种子绘制基因组与基因序列图。DivSeek 和Gates Ag One都是盖茨手中的利刃,他用它们将种子数据“剔”出普通人的视野——换而言之——阻止公众索取相关的所有权。

盖茨在DivSeek 和Gates Ag One的走卒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扫描上述种子,并将其基因数据进行分类,以将全人类的种子遗产绘成图谱、化为专利、据为己有。为了让自己的专利申请有据可依,他利用短回文重复序列技术(CRISPR)有选择地编辑传统种子基因组,使其发生的变化足以通过专利审查。

盖茨的主要目标是培育能够对化学物质产生反应的“绿色革命”新品种;而这些化学物质的生产商,恰恰是盖茨毒药垄断集团的成员:孟山都、拜耳、杜邦、CropLife、巴斯夫、先正达、柯迪华,等等。简而言之,盖茨正在有意破坏种子的完整性与多样性,删除其进化史及其与土壤之间的关联性,使其完全沦为简单的“编码”。就这样,地球生物的基因多样性成为了盖茨的掌中之物,被他任意篡改,篡改后的结果则成为他的专利;他从全人类手中窃取种子,把它们的命运交给了化工企业。

通过控制种子银行、操纵知识产权法,盖茨发起了“基因殖民主义”运动,其目的是劫掠全世界的土著农民,获取他们辛辛苦苦培育而成的种子和通过世代劳作积攒下来的知识。

“Gates Ag One的目标是控制地球的基因多样性。”农业自由运动活动家范达娜·席瓦这样告诉我。席瓦表示,盖茨“正在持续颠覆、破坏各国农民与各个国家的种子主权。Gates Ag One的举动已清晰表明,盖茨的意图是建立一个能够操控生命与生物多样性、食物种类与生产,以及人们生计的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席瓦说:“盖茨正在亵渎上帝的创造,为邪恶的弗兰肯斯坦实验提供资金。”

各国的民众、政府和农场组织已经拟订多部法律,多国政府也已采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等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国际条约。盖茨通过欺骗政府官员、操纵知识产权法、篡改种子管理法规等手段,已能够规避、践踏上述法规与条约,躲避跨国治理机构的规管,而各国政府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便是防止某些企业破坏地球生物多样性、通过生物剽窃劫持农民与农场主。

转基因技术

盖茨坚信技术可以解决从粮食危机到疫病,再到气候变化的所有人类难题,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他为何对转基因作物大为推崇。对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的狂热崇拜使他对大堆大堆的专业意见、科学证据以及来自质疑上述技术安全性的农学家、营养学家、毒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警告充耳不闻。

转基因疫苗和药物是他公共卫生相关企业的主要支柱;盖茨把转基因技术当作解决农业问题的万灵药,出资协助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开发与繁殖。比如,他曾为艾曼纽埃尔·卡朋蒂埃、詹妮弗·杜德纳两位因开发基因编辑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CRISPR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提供资金支持。

盖茨还曾是孟山都公司——在推广转基因生物和杀虫剂方面态度最为积极强势的企业——的最大股东。Gates Ag One的核心任务是不顾独立科学与安全评估,不择手段地将盖茨旗下未经检验的转基因作物、专利种子、合成食品和实验性药物强推给全人类。

有人或许认为,盖茨既然是孟山都的股东,并且与多家食品加工、化工和石油公司保持着合作关系,那么他“公共卫生倡导者”的伪装自然一触即溃。然而盖茨在媒体圈中投下大笔钱财,让他不必像历史上许多罪大恶极、唯利是图、伪善做作的富豪一样,遭到媒体的检视与质疑——2020年3月出版的美国《国家》杂志揭露,盖茨基金会已在NBC环球、BBC、NPR、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半岛电视台等媒体身上花费2.5亿美元,以保证它们对盖茨进行“正面报道”。

金钱是万能的。盖茨及其从事制药行业的盟友每年在新闻媒体中投入的数十亿美金让盖茨成为了媒体的心肝宝贝。他利用通过主要有线电视台和网络新闻节目开展两周一次的“卫星之旅”,命安德森·库珀(CNN)、大卫·缪尔(ABC)、阿里·梅尔伯(MSNBC)、查克·托德(NBC)等谄媚的主持人(诺拉·奥·唐娜除外)低声下气地提出各种“无伤大雅”的问题,从而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听到他居高临下地讲出从公众健康到经济与农业政策方面的预言,这些主持人都摆出了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

逃避政府监管

盖茨的财富与势力也让他得以规避政府为规范转基因生物扩散而采取的措施。2011年,印度提出暂停种植盖茨的转基因Bt棉花和抗草甘膦作物,他便将相关业务转移到了孟加拉国。欧洲法院裁定,为保护公众健康起见,必须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技术加以严格规管,盖茨便在欧洲共同体内开展了旨在让各国放松监管的大规模游说。

盖茨目前正在为新计划一掷千金——他打算以许多国家的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安全标准法规为目标,发动攻击。科学家与监管人员坚称准确评估基因编辑技术与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需要时间时,他却说“时间就是敌人!”

2017年,德国人权组织伯尔基金会(HBS)公布证据,证明盖茨曾开展秘密活动,以逃避通过民主方式针对他的高风险基因操纵实验而施加的限制。HBS披露该组织在美国自由信息法的保护下收到了1,200多封电子邮件。这些信件表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曾暗中雇佣农业/生物技术间谍、收买宣传机构,以冲击美国腐败官员,破坏国际各方为禁止名为“基因驱动”的邪恶技术大肆传播而付出的努力。

基因驱动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和基因编辑领域的前沿技术,是人种改良主义者以及寻求建立技术至上的“超人类未来”之人的首选工具;“超人类未来”这一观念正是盖茨及其在硅谷的拥趸所大力倡导的。

科学家利用CRISPR技术将特定基因编入生物染色体中,实现DNA重新编程,以“切断”正常的基因遗传规则,将由人工引入的性状传播给整个种群,进而播撒至该种群的全部后代。基因驱动技术因其永久改变整个物种基因组的能力而成为了拥有终极力量的生物学工具。

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协助下,盖茨可以进一步创造全新的改良动植物,并为其申请专利,或者消灭不合他心意的物种。他的计划之一,便是利用基因驱动技术将“自杀基因”植入散播塞卡病毒和疟疾的蚊子种群——这也是抗疟疾项目的目标;盖茨基因会已在该项目中投入4,000万美元。安东尼·福奇博士早已成为盖茨的门徒与合作伙伴,一直在为基因驱动技术热情高涨地鼓吹呐喊;他曾这样告诉StatNews:“摆脱它们将是一件幸事。”

有批评称基因驱动技术有可能会改变或消灭整个物种,对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生物安全威胁。该技术同时也是终极生物武器;各个军事与情报机构中的魔头都对它垂涎三尺,意欲用它来培育超级士兵或铸造“天启基因”。批评人士担心有一天某些国家可能会利用“种族灭绝基因”来消灭某些物种或生物身上的不利性状。

HBS的《基因驱动记录》文件披露,美国军方在基因驱动技术的研发中起主导作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斥资大约1亿美元进行基因驱动技术研究。相关研究的其他主要投资方包括福奇博士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者已出资7,500万美元用于研究自杀与抗生育基因。

于2016年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3)上,包括HBS在内的179个国际组织投票支持联合国对基因驱动技术实施全球禁止令。这项技术的反对人士也发表了一封信:“我们心怀良知,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在环保事业中,没有基因驱动技术的立锥之地。”环保人士担心,倘若自杀基因或灭绝基因跨物种传播,可能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HBS收到的电子邮件披露,为了应对COP 13做出的决议,盖茨基金会曾聘请“新兴农业”——一家同大型制药企业与农业巨头纠缠不清、行事鬼祟的间谍公司——来破坏、摧毁反基因驱动跨国统一联盟。

盖茨基因会付给“新兴农业”160万美元,命其“秘密招募一群学者,操纵联合国同基因驱动相关的决策过程”。邮件表明,盖茨的这一举动是其“反击基因驱动禁令支持者”计划的一个环节。“新兴农业”暗中雇佣、动员起65位所谓的“独立科学家”(业界称这种人为“生物学皮条客”)以及公共官员,让他们组成在线专家组——联合国CBD合成生物学在线论坛。每天都有一名盖茨基因会的资深高管教授这群伪君子如何破坏规定、违背科学、污蔑对手、干涉决策过程、颠覆民主。

为了推进自己的计划,盖茨同时还资助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为基因驱动技术背书的“研究报告”。为这篇旨在为邪恶技术洗白的报告出资的,除了盖茨基金会,还有DARPA。《卫报》在该报告发表后评论道:

“为NAS的这项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美国国防研究机构DARPA宣布,他们将全力推动基因驱动技术研究、开发‘强健’的合成生物。这一事实着实堪忧。”

ETC集团的吉姆·托马斯表示:“美国军方如今成为了基因驱动技术研发的主要资助方与策划方,让人不免惴惴不安、疑窦丛生。”

不止如此。盖茨基金会还同“新兴农业”沆瀣一气,操纵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合成生物学技术专家组中三名对盖茨唯命是从的成员。盖茨和“新兴农业”最后大获成功,让联合国否决了基因驱动技术禁令。

相关文件显示,盖茨基金会在这场以危险技术为敌的环保之战中起到的破坏性作用足以证明,盖茨和他的基金会组成了蔑视程序、民主、科学、法律、民意、公共卫生事业和人类安全的非法集团。

以人类健康为敌的化学战

已有堆积如山的证据表明,被盖茨大为称道的工业化农产品与加工食品是慢性疾病大肆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些疾病正在毁灭人类健康、侵蚀全球儿童的身体。

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促进了农药空中喷洒技术的推广。孟山都的基因插入技术让农作物拥有了抗除草剂的能力,也让大型农业企业可以解雇以地为生的农场工人,用飞机(或无人机)取而代之,将草甘膦和新烟碱类农药的有毒气溶胶洒遍大地和我们的食物。

自从化学农药于20世纪40年代被广泛使用以来,美国的鸣禽已消失半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蜜蜂与昆虫数量都在急剧减少,美国人的慢性疾病发病率也随农药使用量的上升而提升至54%。

正如范达娜·席瓦所说:“盖茨心怀对杀虫剂、除草剂的痴迷和将人类变为转基因生物的妄想,已经向自然,向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向我们肠道微生物的共生环境宣告一场化学战的开启。”

合成食品:代餐大亨盖茨

“人从幼时起便接受特定饮食、注射和指令的共同影响,便会产生对当局有利的某种人格和信仰,失去严肃批评当权者的心理能力。”—— CIA宣传员博特兰·罗素(此人为世界政府和专政体制倡导者,支持对大众实行自上而下的寡头统治),1952年。

盖茨对权力、利润和控制力的重视似乎也在迫使他关注所谓的“超人类”实验室食品、对加工食品制造业斥以巨资。

盖茨称合成肉为“未来食品”,在多家制造植物鸡肉、植物鸡蛋和昆虫食品的企业中持有股权。他拥有100多项动物替代食品的专利或申请中的专利,涵盖鸡肉、鱼肉等各种肉类。他对制造各种实验室合成食品及配料的Motif FoodWorks投下重资,于2015年同富豪好友杰夫·贝佐斯、迈克尔·布隆伯格和马克·扎克伯格共同建立起“突破能源联盟”——人们称之为“大奸商俱乐部”。自疫情导致全球封锁以来,美国亿万富豪们的资产已增长1.1万亿美元,而陷入贫困的美国人数量增加了800万之多。

这一联盟持有“超越肉食”公司的大量股份;他们和泰森食品和嘉吉共同拥有该公司。超越肉食专门制造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和染有农药的鸡肉玉米饼。盖茨和他的亿万少年俱乐部还是“不可思议食品”的重要股东;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利用高温和压力加工转基因大豆,生产合成汉堡和香肠。实验室结果表明,此公司仿制肉的草甘膦含量比其劲敌的产品高出11倍。Soil4Climate的赛斯·伊兹坎写道:

“‘不可思议食品’应该叫‘不可思议专利’才对。它的产品不是食物,而是软件,是知识产权——每一口‘不可思议汉堡’都含有14项专利。它的IFood将是下一个应用软件大杀器。想要什么口味,只要下载就可以了。这或许正是他们金主比尔·盖茨的兴趣所在。”

“突破能源”旗下的另一企业是孟菲斯肉制品公司,该公司使用牛血培育仿肉组织。节节攀高的彭博商品指数表明,合成肉制造企业的市值将于2026年达到35亿美元。

2020年6月,“突破能源”向Biomilq投资350万美元;这是一家用“人造人乳腺和上皮细胞”生产人造母乳的企业。盖茨既没有解释该公司制造的“母乳”是否同正宗母乳一样含有能够帮助婴儿抵御传染病的母体抗体,也没有说明未来喝Biomilq“母乳”长大的孩子,是否需要依靠盖茨的转基因疫苗过活,为他的“事业”添砖加瓦。

范达娜·席瓦对此并不吃惊,表示比尔·盖茨“意欲夺走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让我们依赖于他的实验室合成垃圾。”

盖茨是联合国附属机构全球免疫联盟(GAVI)的创始人和最大捐赠人。他建立这一虚假政府机构的初衷是推广他邪恶的化工、医药和食品混合产品,以非洲人和印度人为对象,进行罪恶的疫苗试验。自从2014年起,接受了盖茨基金会高达约85万美元捐赠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积极倡导利用昆虫蛋白质——尤其鼓励贫穷人口食用昆虫。GAVI也将甲虫、蟋蟀和其他昆虫列为“未经充分利用的”食物来源。

昆虫将很快成为营养不良的贫困儿童的重要营养品——在盖茨的指引下,GAVI对此十分乐观。

盖茨或许已经预料到那“欢乐之日”的来临:盖茨基金会已在一家以人工培养的蛆虫为原料生产可食用蛋白质的南非公司注入资金。该公司的工厂饲养了无数苍蝇,每天产出22吨以屠宰场、城市和家庭垃圾为食的蛆。食用蛆市场尚不成熟,因此盖茨目前只是向泰森食品等合作伙伴销售蛆粉,让后者将其投入联合利华等企业的层架式鸡笼和大型渔场作为饲料。联合利华是一家市值达58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既同盖茨开展商业合作,也从他独特的“公共慈善事业”中获益甚多。

同时,盖茨也已调动起他控制的国际机构和与他合作的大型企业推进自己的假冒食品计划。在这些机构与企业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年将世界超级富豪聚集在达沃斯、为人类政治、经济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该论坛也接受了盖茨的资助。

WEF                  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是《新冠肺炎:大重启》(COVID-19: The Great Reset)的作者。这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似乎已被邮寄至世界上大多数民选官员(包括省级行政人员)的手中。

施瓦布称有权有势之人应当利用新冠危机施行专制控制、普及监控、采用新型压迫性经济模式、建立世界政府,统治无路可逃、担惊受怕、软弱顺从的人类。WEF正有在新冠疫情过后系统性重建全新受控型经济体系的意图。

2020年5月,施瓦布和查尔斯王子在WEF峰会上披露了“大重启”计划,准备将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处于专制监视之下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民经过心理创伤的驯化,要接受技术官僚的管理;财富将向上转移,为精英富豪寡头的利益服务。为了实现全球粮食政策的“重启”,WEF为一个名为“EAT论坛”、自称为“达沃斯粮食论坛”的组织大做宣传,且同其开展了合作。

EAT的创始人之一是惠康基金会——一个由疫苗制造商葛兰素史克建立、资助、且与此公司存在战略联系的组织,而盖茨已在葛兰素史克投下重资。EAT目前最为重要的项目是所谓的“FReSH”计划;该组织称此计划旨在推动粮食系统转型。其合作伙伴包括拜耳、嘉吉、先正达、联合利华以及技术巨头谷歌。

EAT论坛同上述企业合作,“提升商业及产业价值”、“制定政治议程”。为了推行这项营利性计划,EAT与欧、非、亚、南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将近40个市政府展开了协作。该组织还帮助接受盖茨资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编纂全新的膳食指南”、拟订可持续发展计划。

布鲁塞尔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教授弗雷德里克·勒罗伊认为,EAT及其相关机构正在与“不可思议食品”等最大的仿制肉制造公司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紧密合作,它们的最终目的是用盖茨的基因改造实验室混合物替代富有营养的健康食品。

“他们谎称这种食品既健康又符合可持续理念,事实当然恰恰相反。”勒罗伊这样对“守护者”组织说。

长久以来,盖茨一直声称开发生产转基因肉是为了让贫困儿童果腹、阻碍气候变化,但席瓦博士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推广由实验室加工出来的仿冒食品只是为了获得我们口粮的专利权,这一举动与养活人民、保护气候无关;盖茨和他的生物技术伙伴简直满口谎言。EAT提出的饮食计划也与营养毫无关联,其宗旨是让大公司获利,让企业接管整个粮食系统。”

勒罗伊补充道:

“为全球大范围生产实验室食品而加工化学品和各种提取物——联合利华、拜耳等公司和其他制药企业已经成为化学品加工公司,因此它们之中将从这一全新食品产业中获得厚利的不在少数。”

强化食品

合成食品与转基因食品中,维持人体健康所需的微量元素含量往往很低。比如草甘膦就会起到螯合剂的作用,通过让矿物质——构成生命元件的基本成分——析出来消灭杂草。接触草甘膦的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远比自然作物低。

食用盖茨的加工、合成与转基因食品的人或许会在腹中满满的同时被诊断为营养不良。盖茨正在通过购买技术、与罗氏和卡夫食品公司合作等手段火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食品中添加矿物质和维他命,将之“强化”。同时,他还向发展中国家推销“食品强化法”。此类法律让农药和加工食品生产企业获利,也让传统与有机作物的种植者受害匪浅。罗氏、卡夫食品、大众食品和菲利普·莫里斯等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强化”他们的奶酪与麦片,因此在这场骗局中,他们都是盖茨的忠实伙伴。

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便见过大型食品公司公然设下类似的骗局。2003年,我代表几千名波兰小农参加了史密斯菲尔德猪肉加工厂驱逐战。当时的波兰副总理安杰伊·莱佩尔告诉我,史密斯菲尔德的官员向他行贿100万美元,意欲让他支持设立新法,规定屠宰场必须安装激光厕所水龙头等高科技卫生技术设备。史密斯菲尔德知道,这项法律会让2,600家制作波兰招牌熏肠的家庭屠宰场毁于一旦。该公司是具备购买上述设备所需财力的唯一实体;倘若波兰真的通过这项法律,那么史密斯菲尔德将垄断波兰的屠宰业,完全控制波兰熏肠的出口,从而获得暴利。

盖茨的食品强化法借鉴了史密斯菲尔德的经营策略。强化食品强制令生效之后,Cheez Whiz、American Singles等卡夫旗下的品牌,以及该公司经过维他命“强化”的酷爱、果珍等饮品的地位就会陡然上升,最后它们将在乡村市场中替代当地生产的羊奶酪和羊奶,将非洲小农排挤出相关行业。

为了实现强化食品的强制普及,盖茨又创立了其他的伪政府组织为己所用。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的建立初衷,就是协助跨国食品企业(盖茨的商业伙伴)在目标国家展开游说,为加工食品和强化食品争取关税和税率优惠,让新产品能够尽快通过审查。盖茨的GAIN集团还向地方政府献金,通过大规模公关运作、或者借助政府针对某种食品的“批准印章”来刺激强化食品需求

盖茨、GAVI和GAIN

盖茨的GAIN从他耗资10亿美元的全球免疫联盟(GAVI)脱胎而来。GAVI通过假扮成为公共卫生机构成功地调动起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倾销未经测试或功效可疑的、常常会置人于死地的实验性疫苗,给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接种。

盖茨效仿GAVI的模式,投入7,000万美元在联合国大会儿童特别会议上发起了GAIN计划。与他勾结的,是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UNICEF等由他控制的联合国机构,还有菲利普·莫里斯、卡夫食品等他投资过的加工食品巨头。

范达娜·席瓦认为,GAIN的目标是“协调各方活动,给非洲及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为加工食品争取不合理补贴以及减税和关税免除等政策”。

比尔·盖茨和跨国食品企业狼狈为奸,共同将非发达国家的粮食体系殖民化,打着健康食品的大旗叫卖加工食品,这一现象令某些专家忧心忡忡。

《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作家、克利夫兰临床功能医学中心主任马克·海曼博士告诉我:

“……尽管加工食品有时会经过维他命与矿物质的‘强化’,但它们往往糖分、淀粉、加工油、人工色素、防腐剂、农药和钠含量超标;这些物质可能会让人体经受肥胖和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导致慢性疾病流星。每年全球约有1,100万人因过量摄入超加工食品、缺少天然食品的保护而死,可见加工食品是世界头号杀手。”

海曼博士称这些食品为营养的“对头”,席瓦也对此表示同意。她说:“与其说GAIN计划的设立是为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不如将它当作逼迫贫困国家打开市场、排挤当地生厂商的强硬手段。”

“用强化食品技术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根本是无稽之谈。以长远目光看来,从社会及经济的角度来化解这些问题更加合适。”玛丽恩·内斯特尔教授表示。内斯特尔是备受尊崇的食品与营养专家,也是纽约大学营养及食品学讲席教授。这位《食品政治:食品产业如何影响营养和健康》(Food Politics: How the Food Industry Influences Nutrition and Health)的作者告诉我:

“不会被过量添加的物质有一种:加碘盐;它会使加工食品的成本过高,这与他们的预期目标相悖,或者会影响他们达成预期目标。我认为这些法律的设立意图是替制造这些产品的企业分忧,而不是为人们解决营养短缺、热量不足等问题。我希望更多当地制造的真正食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因此我同意批评人士的意见。但愿盖茨基金会可以向支持当地小型食品生产单位的项目投资。”

人工智能:让农民不复存在

盖茨曾表示他想要利用超高效高科技AI来创造“未来农场”,从而实现农业转型、重振农场经济。他是这样说的:

“以前,人们纷纷外出,在农场中劳作。可是粮食仍然不够吃,天气不好时,人们还会挨饿。现在,有了更好的种子、肥料,等等,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农民。AI将带给我们全新的巨大生产力。”

他首先考虑的是速度。盖茨的“计算加速”算法将使“有益创新”能够更快地投入应用,实现他的宏图伟略:在气候变化令小农无可收获之前实现农业科技突破。

然而席瓦警告已经债台高筑的美国农民,对盖茨拯救他们于水火的诺言要谨慎以待。

“比尔·盖茨逼迫印度农民使用他邪恶的‘援助’技术,而唯一的受益方是盖茨和他的跨国企业伙伴。他向当地政府献金,收买一家名为‘数字绿色’的公司,立下豪言壮语,要实现印度农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后便同被他买通的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

“比尔·盖茨在印度农民的家里和耕地中安装摄像头与电子传感器。他利用无偿赠予他们的手机、光纤和他说服印度电信公司筹资安装的5G设备来从农民那里记录、研究、窃取作物数据、农业技术和相关知识,然后再将免费获得的一应信息当作新东西卖给农民。他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实现数字化农场转型,而是把印度农民变为了数字化信息。他将他们的种子和公共系统的成果据为己有,抢夺农民的知识财产和传家宝基因,强行推销转基因种子和荒唐的耕作方法。”席瓦又补充道:“很明显,他的意图是把小农驱赶出土地,最终将粮食生产机械化、私有化。”

农业研究员、在线栏目“冰河时代的农民”的开创者克里斯蒂安·韦斯特布鲁克了解到美国农民对盖茨在印度和非洲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时,深感欣慰:“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是什么人,知道他在墨西哥、非洲和印度给小农设下了怎样的骗局,知道他最近在这里的购地活动不过是绿色革命3.0版的开局。他想要榨干美国田园和我们农庄家庭的民主精华,窃取我们的生计、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种子和我们的土地。”

韦斯特布鲁克还注意到,盖茨同其他骗子一样,总是急于求成:

“他的策略是迅速将大家卷入浪潮,不给我们留下看穿骗局的机会。他总是说气候危机迫在眉睫,我们需要尽快获得他的产品,使用他的技术,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滞后,不足以帮助我们应对危机。”

韦斯特布鲁克告诉我,盖茨始终在不厌其烦地说“让这一过程加速”,就神奇的新科技、“投资”和“公私”合作关系许下慷慨承诺,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骗局的一部分。“他一直在提醒所有人,我们需要‘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许多农民表示,是否能被盖茨“拯救”,他们并不在意。韦斯特布鲁克说他认为盖茨打算利用在美国的大肆扩张立威,展示他强推给美国农民数字技术有多么强大。“他将各种技术带入印度农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其最终目标是窃取他们的知识,将他们逐出土地。”

第六代中西部农场主和农业活动家特伦特·洛斯告诉我,对于富豪们在美国开展的农田垄断活动,农民们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情绪。

“年轻的农民,包括几代务农的年轻人,难以同这些财力雄厚的对手抗衡。他们的举动当然会让农民们步履维艰。看见有钱人开始购买农场和耕地,我们不免会心生疑虑,琢磨他们的真正动机为何。没有人想要从比尔·盖茨手中租地、做他的佃农。”

韦斯特布鲁克说他相信盖茨正在进行更为黑暗的部署。他同席瓦一样,也认为盖茨和其他富豪劫匪在拿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的威胁当作借口,将人类拖出农业行业、赶出农场。他的这一观点已有证据支持。盖茨基金会已对谷歌母公司Alphabet做大笔投资,而Alphabet发明出了用于替代农民、牧工的“作物嗅探”机器人——此项发明是其“矿物”(Mineral)项目的一个环节。其“对月发射”(Moonshot)项目“要以人工智能、仿真模拟、传感器、机器人等方面的突破为基础,开发、测试一系列软硬件原型。”

在收购全食超市后的一年内,杰夫·贝索斯也对可将人类耕作活动参与度降至最低的机器人控垂直农场项目投入大笔资金。要知道,盖茨也是亚马逊的大股东之一。

韦斯特布鲁克说:“他想要将人们和牲畜赶出农场,让我们以他的植物性肉类和昆虫蛋白质为食。”

“在盖茨口中,耕作是过时、怪异、肮脏、危险、低效、野蛮的原始活动,会加剧气候变化,还会因为令人们接触到有害微生物而加重全球疫情,从而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爱荷华州的务农人士霍华德·弗莱格表示。他自1992年起便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作物与牲畜方面的咨询工作。

弗莱格对农药和转基因技术对农产品和土壤的影响深有研究。“盖茨的目标是让世界‘远离可持续的、以我们同土地的羁绊为特征、让我们通过心怀敬意地与自然互动而获得良好健康的人道畜牧业’,向人造肉类和可怕的化学范式倾斜——这完完全全是一场灾难。他的做法只会催生出经过玷污、令人难以下咽的食物,使人与自然分离开来。”

“盖茨似乎并不了解普通人——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普通人——操持农务时的喜悦。”尼柯莱特·尼曼告诉我。尼曼是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牧场主和农场主,也是《公义猪排》(Righteous Porkchop)和《保护牛肉》(Defending Beef)的作者。她的丈夫比尔是尼曼牧场的创始人,该牧场是美国几百家小型猪牛养殖场之中的一座。这些养殖场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营,以草料为主要饲料,生产优质有机牛肉和猪肉。

“可再生农业与畜牧业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这些行业以我们同土地的紧密联系为基础,颇具挑战性。在最佳情况下,拥有健康的农业是人们了解与遵循自然模式的前提要素。”尼曼说。她还认为,盖茨似乎对自然的智慧无甚兴趣:

“他好像并不理解我们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我们通过与土地互动获得的欢乐,我们与牲畜、乃至于所有艰难困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自由、骄傲和幸福的源泉,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尊重个人意志、善待动物、精心调理土地的世界。我们需要明白,同自然的和谐关系不仅对我们的健康和气候至关重要,而且是我们在后工业时代的尊严、自由、和财富的来源。”

通过利用各种技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表达了自己对盖茨的不满。他们认为,盖茨有视人为草芥、运用他的技术解决管理人口这一当务之急的倾向。

“盖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弗莱格评论道。“他就算在眼望森林时,看到的也只是木材,思考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它来赚钱,将人商品化。”然后,弗莱格继续说道:

“透过他能够从中谋利的技术透镜来观察每一项人类面对的困难——盖茨的这一习惯并不能用‘短视’来形容。他的想法是病态的,充斥着社会病的特征,真的。盖茨是一位坐拥1,370亿美元、提倡自上而下的技术统治、有权有势的反社会危险人物。这还不足以令人生惧?”

韦斯特布鲁克认为,盖茨、嘉吉和泰森都是以终结正宗畜牧业、将人类赶出农场的强大垄断巨头。“他们想要的是‘替代性农业’,”韦斯特布鲁克说,“他们甚至使用了这个词:‘另类农业’。”

倘若忽略所有已经存在的佐证,我们会认为韦斯特布鲁克对比尔·盖茨设想出来的技术极权王朝的看法毫无道理,甚至带有阴谋论色彩。他预言我们将会很快——在仅仅几个月,而非几年之后——看到转基因食品短缺,经历清空、“改善”乡村景观的压力。届时农田将被闲置,务农人员也将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

韦斯特布鲁克预测,政府将设法使人口向产业纷纷倒闭、就业岗位更为稀缺的特大城市和智慧城市集中;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要依赖以数字形式支付的基本收入过活——当然,薪酬支付是可以撤销的,以防人们叛逆防抗。韦斯特布鲁克设想出了一个场景:“届时,人如同牲畜一般,要完全依靠政府发放的钱和食物活命,所有人都集中在智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无比顺从地接受盖茨‘大重启’计划技术专家的监管。”他继续说道:

“他们会关闭食品生产产业——实际上,还不止如此,他们会叫停一切经济活动,一切人类活动,把我们困在他们的智慧城市中。这真是恐怖至极。因为现在有疫情发生,所以我们不得不施行戒严令;由于这是一场卫生危机,因此我们不得不接管你们的食品生产行业、负责满足你们的营养需求。他们已经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时间将告诉我们韦斯特布鲁克的噩梦是否不过是偏执的阴谋论——但愿如此。

 粮食系统峰会

2009年,比尔·盖茨,一位既非政府官员,又不担任外交职务、未曾经历选举的亿万富翁发表了一篇演讲,将自己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交给了联合国。他声称要捐出100亿美元,宣布了“疫苗十年计划”的开启。随后,他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盖茨的捐款保证他可以对WHO实施严密控制。正如《外交事务》所报道的那样,“世界卫生组织所拟订的政策提案或规范标准中,在通过盖茨基金会的审查之前便可公之于众的简直寥寥无几。”

盖茨建立或资助了PATH、GAVI、CEPI、布莱顿协作组织等强大的伪政府机构,借之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疫苗、巩固自己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控制,为早在酝酿之中2020年全球疫苗政变铺路。

2019年1月,WHO尽职尽责地、在未出示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宣布,“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是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盖茨的医疗垄断组织紧接着在美国各州和某些国家开展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接受制药公司献金的政客开始面向全体民众推行强制疫苗接种法。

两个月之后,大权在握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又一个从盖茨处受惠的人——命社交媒体和媒体公司审核“同疫苗有关的虚假消息”。所谓“虚假消息”,指的是与官方宣传和政府声明相悖的一切主张。盖茨在谷歌、苹果、亚马逊和脸书都握有大量股份,上述公司都为审查、删除各方对疫苗的批评忙得热火朝天。

一年后,新冠疫情爆发,让盖茨和他的疫苗垄断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得以巩固自己对民众的控制。德里克·布隆兹在“美国最后一个流浪汉”网站发表文章评论道:“调查过盖茨基金会的投资活动和盖茨的关系网后,我们便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参与抗疫之战的人都同盖茨和他的基金会有间接或者直接关联。”正是这样的关系网让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得以对疫情应对方案毫不受阻地施加影响力。

盖茨反反复复地在各个网站、有线电视台和媒体平台上声称,除非全球70亿人口全部接种疫苗、获得免疫护照,否则必须终止一切经济活动。与他在联合国亮相同时起步的疫苗十年计划已顺利展开。在盖茨忠实的门徒和拥趸——福奇的领导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为新冠疫苗生产公司授予了责任豁免权,且将来自纳税人的480亿美元用于购买、分发新制实验性疫苗,其中许多都是由盖茨旗下的企业生产的。

盖茨对上述过程的控制已经完成。在推广疫苗方面,他果然言出必行,让自己的预言完全成真。如今他的代理人正在用同样的剧本来推进他的粮食集权控制议程。

在于10月14日到18日举行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46届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将于2021年召开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古特雷斯称该峰会应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共同要求而设立。而上述四个组织恰恰接受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处于这位大亨的掌控之下。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宣布的议程,在实质上与WEF于2020年6月主持“大重启”会议时提出的部署并行不悖。在对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进行调查之后,AGRA观察(一个对盖茨及其基金会的非洲绿色革命展开跟踪考查的民间组织)发现,在12个参与峰会的个体中,有11个同盖茨基金会过从甚密。

来自AGRA观察的希瑟·德伊称,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上述峰会的组织会直接接受盖茨基金会捐赠、从由盖茨资助的特定重要计划中受益:“因此他并不直接插手。几乎每一个参与方都为他效力——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创始人就是这样的。”该峰会100%由盖茨控制。

更糟糕的是,盖茨“粮食安全十年计划”的协调员由艾格尼丝·卡利巴塔担任。卡利巴塔是盖茨/洛克菲勒AGRA计划的负责人,也是盖茨未能成功的邪恶“非洲绿色革命”的策划者。由此看来,她当然是把AGRA向世界推广这一“伟大事业”的完美领袖。她预测该峰会将把各位主要利益相关者团结在一起,开展公私合作,“使粮食系统更具包容性、气候适应性和韧性,能够为可持续和平提供支持。”

卡利巴塔向粮食系统峰会的参与者们强调了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她表示,人们只剩下10年的时间来加速实现粮食系统转型、满足气候、营养和疫情应对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将提出,要在2030年前完成盖茨就全球粮食政策制定的“粮食十年计划”。我们只能祈祷盖茨的下一个人类卫生计划不会像他的2020年“疫苗十年计划”一样,对我们的人权、对全球经济、对文明传统、对民主理念、对我们的自主权造成巨大伤害。

德伊十分悲观:“盖茨正在绘制一张路线图,计划把传统农业对人类有益的一切替换成为技术官僚自己的、农民无地可耕、人们以化工食物和昆虫蛋白质为生的系统。”

结论

盖茨基金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它给予伤兵基金会、ASPCA等公益组织以及环保、投票权和人权团体的支持,就算有,也微乎其微。

在微软垄断案揭露盖茨的真面目——一个满口谎言、惑世盗名、盗窃成性,对全球信息渠道进行垄断控制的恶人——之后,他才在1994年开始将慈善事业用作伪装,恢复自己的名誉。

盖茨已在盖茨基金会投入360亿美元,而这个价值460亿美元的基金会完全由他和他的妻子掌控。该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有236亿美元,其中包括给默克、葛兰素史克、诺华、赛诺菲等盖茨的投资对象的免税捐赠。

盖茨无比睿智地想出了通过建立基金会来遮掩自己收入的办法。同时,他还可以将基金会的所得——源于纳税人的金钱——投入到能够帮助自己增殖财富、扩大势力、争取威望、规避缴税的项目中。

利用这一框架,他能够给予自己拥有部分股份的企业以免税捐赠,在收获个人与基金会利润的同时逃税,并且以多种方式隐瞒自己的财富——简直是一举多得!盖茨已经把他的基金会变为自己垄断与控制本能的化身,化为奉行垄断资本主义、阻碍公众监督、模糊企业与公众利益界限、以公益精神为名满足私欲,让他能够对公共卫生、地球上的生命支持系统、各国经济和人民实行垄断控制的媒介。

盖茨把他的基金会当作巩固自己“成就”的工具;跟他同流合污的,有他的富豪朋友,有被他劫持的监管部门,有他在各大制药公司、肮脏的能源公司、转基因食品公司、电信公司和大数据公司的合作伙伴,还有被他收买、愚蠢透顶、从盖茨之流给我们带来的无尽苦难中受益的记者。盖茨和他的亲信、拥趸和奴才们借疫情、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物种灭绝煽风点火,散布恐慌,将盖茨对新技术,对只有他才能驾驭的新技术的憧憬作为救世良方。

在加强对我们的卫生和粮食系统控制的同时,盖茨还在推广数字货币,且称相关体系为“全球践行人道主义的当务之急”;而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金钱,谁就能控制世界。”他投资建设地空和5G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大小的分析中心,并且开发生物芯片,挖掘、收集我们的数据和生物信息,以施行监控、从中获利。

盖茨正在计划打造能够全天24小时观测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卫星舰队。倘若人们因政治与经济体系在不断地剥夺自己的权利、将财富向上转移、让他们沦为毫无意义和希望的存在而惶惶不可终日,那么这样的监控系统无疑大有用处。

民主和农耕自由倡导者范达娜·席瓦博士表示,盖茨的慈善资本主义是“能够将地球的未来推向物种灭绝和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力量”。席瓦认为,盖茨正在利用慈善资本主义理念加速接管我们的种子、农业、粮食、知识和全球卫生系统。“他投资开展信息控制项目、助推对民主的侵蚀,都是为了获得私权、满足私欲。”

席瓦称盖茨基金会为大资本机构、科学机构和技术机构以及政府组成的“邪恶联盟”提供了动力,使它得以通过单一栽培、专利滥用和旨在破坏自然世界多样性、自主组织及自由的垄断来建立地球帝国,对所有生命展开统治。

“你已经看到他们以保证公众健康为名借疫苗作恶,”席瓦说,“现在他又控制了土地,控制了种子,控制了粮食。他拥有了让我们因饥馑而死的终极权力。”

(蔡鑫 翻译)

原文

“Bill Gates and Neo-Feudalism: A Closer Look at Farmer Bill”

February 05, 2021

Global Research

2021 2 5

跨国企业对地球公民发起的战争

跨国企业对地球公民发起的战争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1年 3月 31日

美国各大企业、跨国投资银行以及它们背后的超级富豪已经于今年将一场战争推入最后阶段。这是一场以极少数之力对抗绝大多数人的无情之战。

尽管他们收买了媒体中的傀儡,大肆营造乐观气氛,以显示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法可解,但是他们知道,木已成舟,自己必须采取策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分化民众,阻碍大众开展理性思考,同时进行公然恐吓与贿赂,慢慢地、系统性地压制并奴役地球上99.98%的人口。他们已然从超级计算机的推算结果知晓,倘若上述计划落空,自己将会有何下场。至于灾难性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导致他们无法长期垄断财富与资源,这一点他们也心知肚明。

他们贪得无厌、不择手段。

他们借以对地球公民开战的工具,是技术、宣传与虚假信息;他们对展现出领导才华的人发起威胁,对能够出现在媒体中、代表保守与进步势力的领导人进行大规模贿赂。

在推行其策略的过程中,他们还深入了解了大脑的弱点并将以利用,同时人类倾向于根据集体情绪而非逻辑判断真伪这一特点也让他们有机可乘。换而言之,他们正在暗中斥巨资系统性地制造社会压力,让大家谨小慎微、规行矩步。

不采用上述策略,超级富豪便无法操控整个世界。

美国各大企业、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这些政府部门的作用是掩护真正需要利用下述研究结果的实体)已开展广泛研究,以了解如何在民众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操控他们,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劝诱他们允许乃至协助有关方面剥夺自己的权利,而美国人民甚至对这场无声无形的接管行动毫无察觉。

类似的一幕也曾上演,但从未达到全球性规模。超级计算机的新发展以及金融全球一体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上述规划的大规模推行成为了可能。

我们最好将近期发生的一切视作一场运动的最后加速阶段——美国企业贿赂、游说政府与学术圈中的权威人士,让他们为私有化、商业化与自动化“站台”;这意味着一小撮人便可完全掌控全体人类体验的方方面面,而绝大多数人却无法想象自己正在经历怎样的遭遇。虽说我们现在并未沦落至此,但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看到超级计算机推算结果的人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美国的超级富豪同时也在“明智地”出资培养虚有其表的活动家,以及完全“无害”、自我感觉良好却无甚作为的非政府组织。相关“运动”可以出现在由企业财团控制的媒体上;这些所谓的活动家假装针对各大企业采取行动,实际里却在有意阻碍民众组织在一起;他们只知道索取赞助金,要求参与抗议活动,同时并不允许人们组建自己的团体、实现经济与意识形态独立。美国媒体和政治被金融势力操控,上述非政府组织却对这一现象避而不谈——尽管该现象是美国当前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

倘若我们坐视不理,几年后,美国跨国企业便会完完全全地操控我们的生活,事无巨细,无一遗漏。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美国推行“疫苗注射令”,其目的是驯化政府官员、医生、记者和媒体人士,使他们习惯于遵循毫无道理、来自上层的指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已通过各种旨在探明人类精神弱点的残酷实验对这一“软化”过程进行精确校准;该过程一旦完成,他们便可颁布更为苛刻野蛮的规则。

美国发布口罩令,是发动这场大规模精神战争的第一步。该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慢慢进行的——用术语来讲——精神摧残。

被世界经济论坛描绘为“大重启”的治理与经济体系巨变并非秘密,读过《大重启》(The Great Reset)一书的人都能够大致推测出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

美国民众将被洗脑,相信自己正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中工作生活,高层政坛人士会代表他们的利益。然而超级富豪视国家及人民为草芥,只会利用政客来躲避人们的视线。每一次的政客落马事件,其目的都是让人们不去注意富豪们的疯狂掠夺;一发生少数族裔遇袭事件,人们便会去关注种族身份问题,从而忽略财富的大规模集中。

我们正愈发地屈从于为所欲为的跨国企业的意志;由这些企业控制的美国媒体正在有意地让我们变得被动消极、唯命是从、无力反抗。

超级富豪们所仰仗的两种精神操控方法可回溯至20世纪30年代及其之前的时期,但它们在近期研究中得到了完善。

第一种方法是让媒体以耸人听闻的非科学方式报道创伤性事件,以让大众陷入震惊、迷失与困惑。911事件、新冠危机和华盛顿“武装叛乱”事件都已被用来培养民众的被动顺从人格,让他们接受深刻的制度改变——只有通过此方法,超级富豪的阴谋才可得逞。

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称该方法为“休克法” Shock doctrine。她尽管不愿意深究其对国家政策的渗透程度,却还是准确地寻找到了它的源头:为了探寻人类精神极限的一系列残酷实验。

创伤性事件会影响人脑中负责反应与情感的部分——杏仁核,激起“斗/逃”心理反应,压制在正常情况下会对外部事件作出理性、完善反应的前额叶皮层。在被人精心营造出的恐慌环境下,我们这些社会个体与群体并不知道自己的杏仁核已取代前额叶皮层作出一条条决定,因此无法构建组织,甚至无法设想如何应对真正的危机,只顾关注被商业媒体大肆炒作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如911事件)种“威胁”。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广告宣传、各种图片、影视剧、新闻报道甚至商品包装持续、反复地向民众展示某些主题和影像,令个体以及群体大脑进入催眠状态。

枯燥无趣的影像和极具吸引力的内容会交替对大脑负责产生食欲、性欲等欲望的快感中枢产生间接与直接的刺激。

推销商品并非发布美食与低级情色广告的唯一乃至主要目标。他们的意图是让人们陷入消极状态。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释如下:

“大致说来,催眠是这样一种技术:设法隔离左脑的刺激筛选功能之后,令刺激可以直接到达右脑的感觉运动皮层、快感中枢和负责处理基本情感的部分。右脑不具备批判性、选择性与语言思维能力,且会被形式所左右,倾向于全盘接受左脑传递的信息。因此倘若能够让左脑产生疲劳,或进入催眠、半催眠状态,包括催眠暗示在内的外界刺激便可畅通无阻地进入右脑,被完全接受,直接产生影响。”

(信息自由法案文件“大脑门户流程之分析与评估”,1983年6月9日,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

CIA-RDP96-00788R001700210016-5

这场旨在令地球公民陷入被动消极、对权威人士言听计从的催眠运动,其规模之大简直前所未有。在幕后黑手经过复杂算法的秘密推算之后,上述过程正在经年累月地渐渐推进。

该策略的关键要素之一,便是让社会个体彼此隔离,只能通过由美国跨国企业控制的社交媒体交流;同时要保证他们能够接触到、参与的组织无能低效、有名无实,无法带领他们进入决策流程、引发社会变革。美国政府下隔离封锁令、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宣扬自恋的消费文化便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

其结果是美国公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沦为跨国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甚至无法想象世界在这场“大重启”中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在上述影响之下,人们正在变得颓丧消沉,萎靡不振,这样超级富豪们便可快速完全掌控国家治理、金融货币体系、媒体发布等体系以及本应根据科学依据发表权威观点的科研院校、生产食物的农场和食品分销系统、供水和灌溉系统,乃至人类体验的各方各面。

在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之后——倘若我们能够醒来,我们便会发现自己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处在让人无法认知、无法挑战、毫不负责的势力的控制之下,而且这股势力还在渐渐地、有条不紊地强化手段,让我们沦为奴隶;如有必要,哪怕使我们万劫不复,他们也在所不惜。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

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亚洲研究所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新冠病毒是一种会侵蚀人类有组织行动之基础的文化与制度病毒。将新冠战役视为两种可怕现象的结合最为妥当: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中,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阶级战争因此而全面起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潜伏在自动化技术、无人机、媒体和网络背后,转变为超级富豪用以在无情战争中对付大众的主要武器。这两种现象彼此关联,同时又各具特点。

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相结合之所以会产生当前的影响,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大批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其他权威人士甘愿对今时今日的各种虚假叙事视而不见,主动误导民众、避重就轻。

其结果是除了负责秘密制订、宣传与推行“新冠重启计划”的高层人士,甚少有人了解在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背后,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发觉美国存在严重问题的人还是与日俱增。他们遭到堕落体制的抛弃,被迫在主流媒体制造的垃圾中寻找真相,同时其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又要受由咨询公司特意架构的、粗糙至极的经济与政治理解模式所限——这类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干扰人们对特定问题的认知。

阶级战争

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转变。对数字货币、债券、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操纵同银行系统的彻底私有化紧密联系,使得一小撮超级富豪以及如苍蝇一般围在他们左右的大批CEO可以凭空敛财,同时利用这笔钱来贿赂乃至威胁居于权威地位之人。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中这种激烈的阶级分化一直在恶化,但此次的新冠疫情经过炒作,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民众忽略了这一事实:超级富豪通过贷款购买股票、进行再融资、转移现金,从政府窃取了五万亿到十二万亿美元,从而对经济造成了破坏。于是富豪们决定趁此时机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们的手段包括使用条条秘密指示来逼迫全体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和学术圈中的众多人士将当前的经济与政治乱象统统归咎于新冠疫情,且禁止有人提及这场大规模盗窃。这一窃案是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美国大选中却无人提及。

尽管这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令过去十年中的量化宽松骗局相形见绌,尽管它使少数超级富豪能够为所欲为,操纵国家经济,他们的顾问还是发出警告:这种行为极具危险性,他们必须在真正的革命浪潮兴起之前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

“阶级战争”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且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全民动员工作的中心支柱。然而这个词在本质上并无共产主义色彩。如今,无权无势的左翼党派没有将“阶级战争”认真看待,只是用该词来虚张声势,不会对这场真正的战争详加描述。极右翼势力倒是对阶级战争的威胁有所认识,同时做出了清晰的阐释——虽然有时他们的论述并不准确。

很明显,当前的秘密计划旨在使全体美国人沦为少数富豪的奴隶——尽管后者所占人口比重仅有0.01%。然而所谓的进步人士与软弱的左翼党派拒绝面对这一现实,也不愿意就新冠疫情实话实说,敢于不随波逐流之人寥寥无几。

针对当前阶级战争做清晰论述的最著名右翼人士是亚历克斯·琼斯。他的网站以“战争资讯”(Info Wars)为名,同时该人也在做名为“监狱星球”(Prison Planet)的新闻节目。琼斯系统性地发布了旨在揭露企业与政府众多阴谋的信息,能让受众获益良多,但他的节目中又包含许多零七八碎的误导性内容——也许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被迫将垃圾融入自己的报道;要知道,他引用的许多材料都是机密内容。

现在,亚历克斯·琼斯已经成为专注于揭发民主党竞选舞弊行为、大受欢迎的共和党媒体人士,但针对阶级战争话题进行分析讨论的消息源仍有很多。

然而进步派却对阶级战争讳莫如深,不愿意做相关的严肃考虑。伯尼·桑德斯会说那1%的美国人的行为有多么的不公道、多么自私;而那0.01%的人对美国大众经济、教育和文化基础的系统性破坏,他却只字不提。他从未揭露过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沃伦·巴菲特等正在忙于摧毁大众生活的所谓“进步”富豪的罪行。

当前,对方的阶级战争策略有两大关键要素。

首先,各种攻击行为是有意而为、肆无忌惮、极端化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震慑性”的手段会阻止知识界人士开展严肃讨论和政治组织工作。

“弥天大谎”战略是这一战役的核心策略。逼迫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反复宣扬不攻自破的谎言、对大众进行谎言轰炸,会迅速削弱民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无法就眼前事件进行反思、团结起来集体行动。

他们谎言的散播范围如此之广,这场骗局的规模如此之大,会让人难以置信,以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童话故事中。

自从肯尼迪遇刺以来,超级富豪们编造了无数的谎言,其中最大的、构成阶级战争意识形态准备核心要素的两个,是关于911事件和当前新冠疫情的。编造、推行这两场骗局的,似乎是同一批人,而且它们的主要策划者似乎身居世界各地,并非单单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在这两场骗局的策划方面,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与之做类比恰如其分。故事中,美国匪徒卡塞蒂被对头杀害在火车上;杀人者商定好先将他麻醉,而后每人刺他一刀。罪案由众人共同犯下,极难侦破,因为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同乘一条船,必须联合造假,倘若事情败露,他们都会受到牵连、大失体统。

在911事件和新冠疫情上,美国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众口一词,即使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都决不改口。很明显,与上述文学作品相似的情节正在上演。

极少数要求彻查真相的“愚笨之人”已遭到惩罚;表现出领导能力之人也已被孤立、被摧垮。余下的,都已被收买,要么在媒体报道中自吹自擂,要么用对方的献金从事肤浅研究,要么得到了“创业”机会。他们得到的回报都附带这一条件:为种种乱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洗白。

全面阶级战争准备阶段的另一关键点潜藏在暴风雨之前反常的沉静之中。媒体、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乃至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都意欲向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这个国家的自由度也受到了影响,但总地来说,一切基本正常。

私人民兵组织正在全国东游西荡,制造混乱、屠戮杀生,公共知识分子却对高盛集团和贝莱德集团如何操作政治进程、参与国内恐怖事件等问题三缄其口,同时反反复复地表示,或许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将会回归正常。这番言论简直令人作呕,可是民众最终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接受一条条谎言、失去同亲友互动的能力。

媒体鼓动民众冥想、同家人共度时光、去咖啡厅读书。这些接受企业赞助、自诩为专家的人通过向民众灌输上述建议来暗示我们,我们全部生活压力的来源是自己的内心,而非外部环境。

人类这样的社会动物具有这样的倾向:试图根据社会共识来定义现实,同时寻找日常生活的常态痕迹并紧抓不放,从而避免因面对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而遭受现实中的痛苦。超级富豪们正是利用了人类的这一弱点。

于是民众被慢慢地、巧妙地拖入技术极权统治的全新现实,在两种状态之间缓缓地左右摇摆:时而被刻意培养出的危机感和恐慌折磨,时而因听到一切会渐渐回归正常而心安。这种大众不经思索便随“曲”而动的现象表明,他们已经相信自己居于只是偶尔会发生风波的正常社会之中;然而事实上,政治环境正变得极端压抑,社会压力偶有释放。

旨在阻止民众了解罪魁祸首的行动又助推了这一过程。

开办“WSWS报道”的社会主义平等党 等左翼团体刻意回避对富豪的财产总额、富豪的敛财方式以及社会财富的归属做严肃分析。他们大谈特谈社会正义,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的阴谋诡计保持缄默。

而极右翼势力愿意本着严肃的态度、以适当方式关注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等亿万富翁,却对谢尔登·阿德尔森、罗伯特·墨瑟、查尔斯·柯赫等特朗普现象的始作俑者、气候灾难以及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幕后推手坐视不理。

民众被逼无奈,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1)打算切实解决阶级问题,且将危险疫苗接种制度等巨大阴谋据实描述的右翼党派;但右翼人士对气候变化问题避而不谈,且希望全面终结政府,并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富豪破坏我们社会的行为做系统性分析;

2)支持民族与种族多元化的“进步”运动,讨论如何建设更为平等的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方案,但对超级富豪的罪行三缄其口,对新冠骗局视而不见。

我们落入此种境地绝非出于偶然。是超级富豪们逼迫我们面对此情此境,因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于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愚弄我们,让我们彼此内斗,无暇对抗他们。

超级富豪们的顾问深知,财富集中与有意致贫导致的矛盾终将到达爆发点,民众终将团结起来。他们的超级计算机已列举出详细模式,告诉他们未来的革命行动将会如何展开。

超级富豪们想要将看穿他们罪恶阴谋、以及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之危险性的人们向右翼引导,因为右翼缺乏严肃解决阶级问题的分析性框架。右翼人士讲真话,但他们为特定问题做出的解释中,不包含系统性的改革计划,只有针对来自中共或犹太资本威胁的空泛之言。尽管某些金融方面的阴谋的确同中国或以色列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不过是由AI推动的、有多方参与在内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超级富豪们希望社会中关注不平等现象与种族主义问题之人能够向无甚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身份仪式靠拢。

拜登的多种族政府团队便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典型代表。任命女性、非裔、亚裔和印度裔担任政府、商业、军队、知识界与学术界要职的仪式标志着一种“进步”,即使这些职位都是企业融资的产物,同私人股本或武器系统推广存在深刻的利害关系。

进步派声称根本没有什么阴谋,将我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一群贪婪轻率之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要跟格蕾塔·桑博格合个影就能迷途知返。

这种观念必定会让高盛集团乐不可支。

正如他们在纽约的上西区所说:“我喜欢用进步色彩与薄薄的多元文化表演艺术外层来妆点自己的法西斯主义。”

想想看,前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于2018年卸任后立即加入了高盛集团董事会。对于这一明显存在利益冲突之事,左翼完全缄口不语。哈佛大学曾经因研究质量极高而闻名遐迩,如今其价值却要源于500亿美元的捐赠,而非自己的学术成果。捐款制度以及越来越多追逐企业捐助的教师教授早已沦为投资银行的玩具。

可以担任领袖的知识界人士已被逼迫他们为晦涩刊物撰写冗长文章的政策边缘化。效力于非政府组织的人们也迫于无奈,转而向权贵乞讨,因此无法掷地有声地发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呼声。这一切绝非偶然。

AI的使用

少数超级富豪与其他人群开展拼死较量要用到的关键武器是AI,即人工智能。

渴望爆红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经常谈及AI对人类构成的威胁。然而他描述的是一种未来的、虚无缥缈的危险,并不涉及当下。

AI已被炒作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至于富豪们如何利用它来边缘化、毁灭多数人,这一问题却无人提及。我们得知,AI是我们的福音,可以让人类极大地发挥潜能与创造力;可是这类宣传只是为了误导民众、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年轻人受到鼓舞,纷纷去学习计算机科学,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终将在未来无人工作的陌生经济环境中寻得一席之地。

人们可以用AI技术来分析大量信息,最后汇总得出结论。该技术已在开展飞行模拟测试、模拟有机化合物化学反应、研究天气或洋流等复杂现象方面得到应用。

然而这些并不是企业斥巨资开发、购买超级计算机的初衷。

今天,AI有两大基本用途:

1)计算股票、债券和其他衍生产品的潜在利润,制定以及实施旨在使利润最大化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超级计算机不仅计算衍生产品的价值,还会创造衍生产品,从而凭空生产价值。

2)在不同领域中用五花八门的复杂叙事,通过威胁恐吓、哄骗斥责、鼓励安抚等手段来大规模操纵全世界民众——美国便是这一策略的突破口。此类旨在操纵社会的刺激性行为在地区、国家与全球层面上均有发生,其波及范围之广,机制之复杂,让没有参与这一阴谋之人难以掌握全局,甚至被关于AI的宣传诱骗,同几十亿人一起开展支持该技术的行动、拥护相关政策,然而此类行动与政策只符合少数亿万富翁的利益。

AI在宣传方面的作用或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隐秘的威胁之一。这绝非偶然。

残酷的阶级战争即将进入下一阶段。由于大多数民众被迫陷入贫困,因此革命不再是不可想象之事。我们可以肯定,AI技术即将在控制民众思想方面发挥全新的重大作用。

的确,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在开发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这场竞争的细节却是机密内容(或者受到了保密协议的约束)。大多数媒体发布的信息都在刻意误导民众。

各国之间的AI开发大战正在日渐化为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富豪之间的较量。这些企业、富豪意欲建立超级计算机库,以迅速计算利润、操控公众为自己所用。

在这场竞争中,国境线已不再重要。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这场“冷战”同时也被人用来遮掩谷歌和腾讯、微软和阿里巴巴在计算利润方面的合作。各家大企业在超级计算领域的合作程度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或许无人能够回答。我们只知道,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富豪在阻止民众团结起来采取反抗行动这一方面有相似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只要金融寡头持续在更高层面上开展合作,残酷的全面战争便有可能因此而爆发。

从其本质而言,AI战争不会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对美国发起的珍珠港偷袭,而是富豪们对全人类的系统性操纵与碾压,是对人们经济能力与智识能力的削弱。

AI在战争中的应用

媒体有意对AI的能力轻描淡写。在商业领域,有人利用AI来创建算法,操控从监控和传输系统中截取的信息,让民众几乎无法知晓被收集起来的信息是怎样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对于超级计算机而言,智斗、欺骗全人类并非难事;在大多数人都沉迷于视频游戏、色情节目和食物与时装图片时,它们战胜人类更是轻而易举。

这场信息战的主要策略是:必须采用友好、微妙的手段,让绝大多数人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直至他们被永远锁在自己的家中。

富豪们可以获得关于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极为详尽的信息;同时,估测个人、各群体、各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对未来变化会做出何种反应的程序也已问世。上述信息与程序正在日趋完备。

我们可以这样说:全球约有五百万人已被严密跟踪,其行动均在富豪们的意料之内,因为他们是潜在的政治领袖或者舆论制造者。同时,所有重要团体(各个左翼党派、基督教或自由主义保守派、犹太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种)均已被分别监视,其对政治变化的小范围与整体反应也已被推算出来。

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已被视作目标,会被恐吓、劝诱,经历左右摇摆,体会恩威并施的手段以及人为营造的危机和动荡,慢慢地接受商业、学校、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层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危险变化。

认为福克斯新闻可信的人应当向《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请教;常读《纽约书评》和《共同梦想》的人也需要寻找其他的信息源。在AI计算技术的帮助下,各家媒体报刊的观点会随不同受众的喜好而微妙地变化。

于是民众从这一经过校准的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与以前相比,周围的政治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还是时而爆发危机,时而有所进步。然而事实是,社会正在飞速向专制化迈进,沦为跨国企业的工具。

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新问世的故事、剧集或商品应当在何阶段放在哪一媒体源中,以驯化不同人群的行为与思维。华裔美国人对科学有浓厚兴趣,保守派基督徒乐于投资房地产,非裔美国人则喜欢体育。这些信息会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一波一波传播开来。这一过程与秘鲁纳斯卡沙漠中的鸟形地画相似——人只有在从天空俯瞰时,才能看出个究竟。即使是MIT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感知超级计算机所建立的操控模式。

在发动信息战之前,富豪们必须采取若干步骤。首先,要把所有信奉科学方法的科学家阻拦在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共讨论之外;至于安东尼·福奇这种一味地呼吁大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接种疫苗的权威人士,媒体以及进步派必须将其包装成为与反科学代表特朗普针锋相对的科学界偶像。这一过程需要人们完全对比尔·盖茨把福奇当作仆从使唤、令其帮助自己推进营利性保健议程这一举动视而不见。

一旦相关的科学方法被利害关系侵入,某些人就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利用这场疫情来满足金融精英的利益。

在这场秘密的科学之战中,左翼已被武器化。“314行动”已呼吁动员民众,该行径可恰如其分地说明这一问题。“314行动”是一个自称致力于组织草根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遴选出合格的民主党科学家,让他们以科学与事实为基础解决气候变化、医疗保健等我们最为紧迫的问题。”

他们在帖子上写道,一位名为丽贝卡·琼斯的专家做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贡献”——建立起一个新冠病毒数据库;然而她却因为拒绝对共和党官员唯命是从,不愿意“篡改新冠肺炎发病与感染人数、淡化疫情”而遭到解雇。

因此他们发帖宣称,我们应当对“遭到无情迫害的新冠疫情吹哨人”予以支持。然而,倘若现有的疫情相关数据存在水分,倘若那位共和党官员才是站在科学一边的人,那又当如何?

这些帖子背后的战略家们认为,习惯了“进步”政策的人根本不会对政府数据造假等事忧心,因此会受到诱骗,拥护打着科学名义的反科学动向。

现在,报纸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文章与恐怖照片——照片里,运尸车上装满了裹着塑料袋的尸体。他们这是在公然地、系统性地制造恐慌。许多此类图片和叙事的真实性均有待认证。

关于每个城市、每个州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数据随处可见,甚至取代了真正的新闻。这些描述疫情爆发、疫病治疗和疫苗等事物的信息并不可靠,甚至不可相信。

也就是说,新闻界的方方面面都已被武器化。在一则则头条新闻背后,超级计算机时而放出疫情大爆发、疫苗研发受挫的消息,时而推出关于病例数有所减少、疫苗研制有突破性进展的讯息。在我们眼前,有些专家认为希望就在前方不远处,有些又预言“黑暗之冬”即将到来。这一操作要确保所有讨论都集中于疫情应对流程、人群性格等表面问题,不深究根本原因。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和拜登的个性、对天气、对其他事件大谈特谈,就是不对现状做深入分析。

这场由AI推动的信息战与下围棋极为相似。属于高盛集团或杰夫·贝索斯的超级计算机通过精密策划与长期运作来催眠、误导、恐吓个人与特定人群,让他们将日渐离谱荒谬的情景视为常态。

将政府信息控制职能私有化也是信息战的一个环节。

请想象一下,一位朋友将一份微软的“朝鲜问题高级情报分析师”职位列表转发给我时,我有多么惊讶。政府外人士担任情报职位、让情报人员在私人企业中任职这一趋势在近二十年中愈演愈烈,并于去年达到顶峰。

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跨国企业正在迫不及待地在政府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一旦得手,它们便可以进行恐怖统治,掌管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一切美其名曰“服务”。

去年11月21日,CIA宣布将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Azure、谷歌云、IBM和甲骨文签订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云计算服务合同。也许直接说CIA将被杰夫·贝索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和拉里·埃里森瓜分更易于理解,相关内容也的确出现在了报纸上。

民众操纵策略

数据本身并无意义。把数据同策略相结合才能实现对民众的操纵。他们当前所使用的战略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企业及政府公共关系与宣传策略;这套策略以爱德华·博耐斯的理念为基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弟子博耐斯提出了通过强刺激性影像和简单口号来操控公众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人类具有“群居本能”,常常会在权威人物针对某些事件做出解释时选择能够带给自己安全感的说法予以盲从。

他的著作《宣传》(1928年出版)与《同意的工程》(1955年出版)已成为施行政治控制的指导手册。

911事件摧毁了左右派系的理性与思维能力;近年来,公共话语发生了巨变,从漫画书到科学期刊均被牵扯在内。在技术的推动下,由本能刺激以及反应性思维刺激孕育而出的可怕怪兽已经出现,正在取代我们社会中科学的地位。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两架飞机的撞击便可使由加强钢筋构建而成的三座建筑化为废墟。

然而美国民众却对大批专家的描述深信不疑,同时赫里斯·赫奇斯、诺姆·乔姆斯基等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也被大肆炒作,以使我们对这番说辞不存异议。

这场阶级战争准备工作的另一重要环节可追溯至CIA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心理操控机密计划。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便在企业的支持下,推行利用药物、隔离等外来刺激或感觉剥夺措施来驯化民众的行为与思想。

911事件后,旨在使用隔离手段、影响思维的药物、面具和残酷虐待(前狱警约瑟夫·希克曼的《三角洲营地谋杀案》对此有所描述)来摧毁囚犯理智的一个个项目直接为制定当前的大众操控策略提供了必要资料,而这些项目与收集“情报”毫无关系。

我无法拿到上述实验的结果,但完全可以推测出他们的意图。大脑存在结构上的明显缺陷,因此完全有可能不经人们同意,在他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操控。这些实验是用来完善具体方法的。

人类大脑的主要弱点产生自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控制权之战。前额叶皮层通过协调大脑的其他部分,对环境进行理性分析、对现状开展细致估测来做决定;而杏仁核则远离理性,在有危险发生时只会做出应激反应,告诉人或逃或战——这种机制有时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杏仁核在让人类放下一切、寻求自我保护等方面可起到关键作用,但它能够推翻前额叶皮层所做的决定这一能力使得民众操控者大有可乘之机。

关塔那摩的虐囚项目与博纳斯现代门徒的观念相结合,为下述精密计划提供了基础:刺激民众大脑中的杏仁核,使它的应激反应和短期非理性反应抑制前额叶皮层的作用。此外,管理人类性快感、进食快感等感官快感的中枢也通过压制个人的长期理性规划能力、强化反智程序而成为了对方的帮凶。这种“软化”操作正在全球范围内缓慢而富有条理地开展,为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实际上,接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的人都会被这一过程驯化,变得消极被动。充斥着时新词语但全无逻辑论证内容的新闻、媒体节目与教材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陷入催眠状态。在《国家》或者《美国展望》等期刊中,各种文章之晦涩程度可见一斑;这些文章读来让人头脑发昏,而且并没有准确地反映现实。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梦游者”国度的建立。“梦游者”是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一部小说的书名。布洛赫在这篇于1932年发表的小说中描述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灾难旋涡的。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变成了梦游者;他们在社会上各司其职,熟练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甚至还有音乐和艺术造诣,然而对体制和文化崩溃的迹象完全无视。当前富豪们的阶级战争策略正是以让这一幕重演为主旨。

这场信息战与阶级战争结合而成的战争,接下来或许会由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新冠应对工作组来推进。该工作组以前卫生总监维威克·莫西、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专员大卫·凯斯勒和耶鲁大学教授马赛拉·努涅斯-史密斯为负责人,同时扮演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三个角色,可以不受法律限制地应对新冠疫情。一切科学指令起初便被废除,因为病毒本身就不甚真实。拜登做出宣言“我将不遗余力地结束这场疫情”,暗示政府对民众的行动与言论自由进行大规模压制并非没有可能。

拜登承诺要以二战战时生产委员会为样板,成立“疫情测试委员会”,同时启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让政府能够全权对抗新冠疫情。用“军事动员”来类比追踪高风险人群、为他们强制注射疫苗这一举措并非全无根据。

拜登签署了全国性的“口罩令”,要求全体国民时时刻刻都戴着口罩。或许这一举动并非出于对医学的误解,而是有意而为的,其目的是逼迫政府官员、企业和民众服从命令,包括那些没有逻辑、科学依据的命令。

历史上有一条与口罩令极为相似的命令:1941年,德国人命所有犹太人自从9月1日起佩戴一颗黄色的星星。该政策全无科学道理,当时却被广大知识分子与舆论制造者接受,造成了群体分化,催生了社会敌意,也让民众适应了荒谬、专制的政策。某些德国人在被迫史无前例地戴上黄色星星之后,便被遣送至波兰的集中营,一去不返——目睹这一切,民众装聋卖傻倒也不足为奇。

同样,我们可以想到,美国将做好准备,同意建立多个隔离营地,用于接收几千甚至上百万名据称是突然罹患新冠肺炎的人。届时惧怕接受治疗的民众只好要么戴上“智能口罩”,要么在家里装上监视摄像头,或者允许企业以政府之名给自己随意注射疫苗——即使他们对疫苗的成分与接种后果一无所知。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恐怖前景。

汉娜·阿伦特的论述鞭辟入里:

“邪恶源于思考障碍,与思考为敌,因为一旦思考试图应对它、考察孕育它的前提与原则,它便会退缩,因为那里空洞无物。这便是邪恶的平庸之处。”

人工智能便已被作飞速制造“思考障碍”之用,将会于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在阻止民众发起反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 Research

2020 12 20日)

“让我们行动起来!” (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 贝一明的演讲)

“让我们行动起来!”

(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2021年 1月 20日

今天发表这篇演讲时,我深感沉痛,同时也心怀与这项使命相称的谦卑与解决当前危机不可或缺的见解。这场既成事实的混乱已经席卷华盛顿特区,且将其藤蔓伸向美国各地,伸向这一蓝绿相间的星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比起乔治·华盛顿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有序治理,这场混乱更配得上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和卡里古拉皇帝的残暴统治。

在我们面前,挑战已严峻到无以复加,危险已迫在眉睫。然而,这场危机同时也打破了沉寂,开辟出了空间,让我们得以迎接全新的变革,复兴我们的国家,推动它沿正轨前进,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陷帝国冲突与国内冲突的泥淖。往事已矣,但未来可期。

正如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述:

“倘若人能够无惧无欲地履行职责,总能在从事的事情中获得满足,奉行神之意旨,拥抱‘超凡的真实’,字字句句出自真心,那么他的生活将幸福无比。”

铺成前方唯一一条光明大道的,便是“超凡的真实”,而非华而不实的假象。其实再过去的几天乃至几年中,我们都已经历过残酷的试炼,为这场考验做好了准备——再次引用马可·奥勒留的名言,“拦路石变为了铺路石”,然而我们对此无知无觉。

在通过科学方法针对国会奇妙遭袭一事开展全面、透明的国际调查之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然而,与此同时,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既不是任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选举。

也许我们应当把这一事件视为一场火山爆发,视为各种地质变化在美国社会中经过多年酝酿之后突然现身的结果。时间一天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就这样,几十年来,它们悄无声息,直到这一刻。

未经操控、漫无目的的文化与政治变革岩浆蓦然喷发,冲下山坡,让森林化作火海。我们如果有足够远见,知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会变成何种样貌,一定会当机立断,将这股力量加以正确引导。岩浆冷却之后,即可变为坚固至极、可存续几百年之久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根基。

反之,如果我们畏首畏尾,如果我们肆意放纵人类的破坏天性、为所欲为,如果我们随意将钥匙交给破坏之神湿婆,那么岩浆冷却后将化作道道高墙,将我们彼此隔绝孤立几个世纪,让我们就此寸步难行。

没错,在过去的几天中,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确遭受重创;这场严酷的疫情也让我们难以招架。

然而我所指的,并不是国会侵袭事件,不是。美国所遭受的真正袭击,是躲在层层化名和空壳公司背后的超级富豪、跨国投资银行、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股本公司通过接管整个联邦政府来实施的。他们的行动无声无息、无迹可循。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正中要害:“一个军费支出年年超过社会改善项目经费的国家正在走向精神末日。”

在讨论必要措施以及现在的当务之急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眼下的情况,尤其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

新冠病毒已感染美国社会的每一肢体和器官,并且已经将邪恶的DNA深深植入这一国家,悄悄地繁衍增殖。它是如此地可恨,让一个曾为世界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的国家病入膏肓、面目全非。

这种疾病大肆侵蚀着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其起源尚不为人所知。而国家道德沦丧;有幸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败德辱行;有时间、有机会学习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和哲学,从而了解新闻报道内涵的人三缄其口,从不把自己的所知所想告诉给普通大众——这一切都助长了病毒的气焰,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上述美国人享受着优厚的特权,却完全背弃了自己成全大义的职责。哪怕可以让不甚幸运的人脱离这场文明瘟疫的折磨,他们也不愿意付出一点点努力。

我们这些得天独厚之人绝不该视自己享受到的利益为理所应当之物,更不该自私吝啬。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学到的技能都是上天轻轻交到我们手中、让我们与他人分享的礼物。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记挂着那些在便利店、在加油站工作至深夜的人;那些破晓时分便早早起床,为我们打扫办公室、倒垃圾桶的人;还有那些如今无家可归、昨晚在高速公路旁用薄纸板借以挡风、凑在一起取暖的人。

他们时运不济,没有机会学习专业技能、了解物理学和技术。我们在思忖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时,一定要首先考虑到他们。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一定要把这种情怀作为所有政策的重心与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抗争,必须联合全世界的强大力量,为了阻止我们的国家滑向一系列军队派系之间的大小内斗而抗争。我们必须遏制银行家们的恶劣勾当,让他们不要再像一群围攻狮子的鬣狗,像一群争着把嘴伸入食槽的猪一样,疯狂敛财。

我们无需对超级富豪手中的傀儡,对卑鄙的寄生虫抱任何期望。我们要针对趁人不备占据华盛顿的幕后黑手采取行动。

正如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说:

“我们已同和平的旧有敌人——商业和金融垄断、投机、不计后果的金融行为、阶级对立、地方主义和战争奸商展开斗争。

他们开始认为,美国政府不过是自己手上业务的附属品。现在我们知道,政府由有组织的金钱团体操纵,同被有组织的暴徒控制一样危险。”

我们必须声讨那些意欲利用新冠疫情摧毁所有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生活经济基础的邪恶势力。我们要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只会对积极的、有组织的抗争做出回应。他们没有考虑过实施那些置人于死地的计划的理由,也决不会妥协。

我们要撕下他们的面具(口罩),然后再摘下我们自己的面具(口罩),迎接真理和科学的曙光。

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将会如何被人利用,我们心知肚明。他们不会揭露这场闹剧背后的导演,而是会向当年911惨剧上演之后一样,趁机放任幕后势力压制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的意图表示质疑。他们都是与大财团联系紧密的政客,都要插手在共和国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其实对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乐于视而不见。

如今,严刑峻法正在酝酿当中。《爱国者法案》的限制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一切国内抗议活动,以及一切对于新疫苗接种制度的质疑,都将被视为违法犯罪。

我们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或者乔·拜登先生心怀怨恨。在腐朽不堪的制度之下,他们都已尽力;然而他们并无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并非美国的合法领导人。整个政府都已陷入腐败泥潭,因此大选并不合规合矩。

本应矗立着政府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腐败,沦为了“买票入场”的闹剧场。

那些悲伤的人不过是一群冲浪者,他们试图驾驭突然涌出的乱流,却对这股浪潮的本质一无所知。

当哈佛大学成为高盛集团炒作疫情的工具,当FDA遵照跨国企业的命令推广危险的疫苗,当《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由视我们为草芥的亿万富翁掌控时,我们面对的,可不仅仅是空心人的悲哀与空虚。

今天,我要承担起这份沉重而又无甚回报的使命,呼吁国内外所有道德与责任感尚存的美国人挺身而出、行动起来。

我在此庄严宣誓,要从今日起担负领袖职责,团结所有美国民众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直至合理合法的大选重归美国,直至有更加胜任这一位置的能力出众之人来代替我。

我们需要一位总统,不,一位公民,来对美利坚共和国,对联合国进行彻底变革。

让我来提醒诸位,尽管美国的政治传统与联合国的管理制度以民主为基础,但其根基,其灵魂,其基本理念都与革命有关,可追溯至1776年美国革命,追溯至1860年的反奴革命。我们的传统本来就富有革命性;此时此刻,这一传统更是举足轻重。

让我来为诸位诵读《独立宣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今日的演讲也是另一份《独立宣言》。只是这一次,我们不是要从大英帝国独立,而是要摆脱一个超级富豪及其仆人们在其内暗中为害、被他们操控的金融与投机帝国。

我们在此宣布,脱离这个腐败丛生、掠夺人民的帝国,这个对外战争不断、媒体精于洗脑的帝国,这个为谋利而大肆推广速食与非必需药物的帝国。

当时,我们的开国元勋是这样讲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不言自明:所有人生而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组建政府,使政府的正当权力源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不论何种政府,只要违背了这些宗旨,人民便有权将其加以改造或废除,建立起全新的政府,让新政府以上述原则为基石,以上述形式组织权力,最大可能地给人民以安全与幸福……然而当权者一再滥用职权、篡夺人民权力时,人民有权、有义务,抛弃这样的政府,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没错。民主过程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革命。在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浮夸言论之间漫无目的地左右摇摆不过是自欺欺人,无异于在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间做选择,与所谓的“政治意识”无甚关联。

关于自由,托马斯·杰斐逊曾有一句精辟的论述。

杰斐逊写道:

“自由之树必须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时时浇灌,以使其永葆活力。”

这句话在当时千真万确,于今日更是至理名言。

在将任何人承认为总统之前,我们都必须:

1)列出名单,统计掌控我们国家的超级富豪、投资银行、私募基金和其他寄生性金融机构,同时制定计划,以: a) 将其近日罪行的相关信息公之于众(以应对国家危机为理由,将此信息解密,或者从保密协议中释出);b) 让罪魁祸首(包括斥巨资将自己包装成为人民朋友的富豪)面临刑事指控。

2)从货币与金融领域(美联储)着手,控制经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系。旨在控制全球投机怪兽的计划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一实施。

3)动员民众创办致力于追求真相、不会对敏感话题闭口不谈的新闻媒体,使其迅速取代只为企业金主服务的腐败媒体。

4)建立道德公民国际委员会,监督总统大选及国会选举,保证其公正公开,让民众能够充分参与,阻止企业献金,令所有合格候选人都有机会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提议。

5)为联合国改革提出切实规划,使其成为地球公民真正的地球治理平台,永远将利用该组织谋利、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银行家和超级富豪关在门外。

6)将我们的国家安全工作重点转移至阻止全球投资银行及其伙伴继续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对气候造成不良影响;解决财富过度集中问题,停止对技术,尤其对自动与通讯技术的滥用,让民众的思考能力和生计免遭破坏。

提出要求十分简单,但实现它们绝非易事。

这项工程需要美国乃至全球共同努力,需要有勇有谋之士为我们指引道路,需要大家配合跟随。

我在此自告奋勇,暂时担任这一过程的组织者一职,然而并非为了谋求权力或者财富。我决意效仿辛辛那特斯,可以随时让贤。

未来在你们的手中,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即将组织、领导大家让我们的国家脱胎换骨。然而最终做出决断的,一定是你们。

真理永不止步。

感谢诸位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