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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隔离区!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拆除隔离区!

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 6月 25日

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作于 南韩 临津阁

整整七十年前,朝鲜人民志愿军大举南下,对朝鲜半岛南部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朝鲜人民看来,把“侵略”一词换为“解放”或许更为妥当。韩朝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后果,是美苏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斗争的遗祸。当时曾经有力推动反法西斯斗争的旧有国际治理体系已淡出历史舞台,美国与苏联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当建立全新全球治理框架,进而针锋相对。两国也曾为反抗法西斯势力而结为盟友;冷血残酷的法西斯分子为逞私欲而发动了一场场大规模屠杀,他们奉行纳粹种族主义,认为许多人种根本不配拥有权利,哪怕是生存的权利。

朝鲜对韩国的入侵并非两国冲突的起点,却改变了两国冲突的性质。要让美国拥有光明的未来,要让美国继续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正视、了解七十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至关重要。

美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何种角色,以及它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一个为成为亚洲问题专家而钻研多年,致力于了解亚洲、为亚洲的明天做出切实贡献的美国人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美国人以及美国的机构组织为改善朝鲜半岛人民生活而努力付出的事例历历在目,但美国仍有许多不甚友好的活动让人无法释怀。

美国正走在极端孤立主义的回头路上,其主流媒体充斥着种族主义话语与反亚洲言论。非但如此,美国还屡次将对韩销售武器作为向该国履行承诺的前提条件,且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与朝鲜威胁论。因此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其所有的义举都会被反美浪潮所淹没,而且许多人对美国的反感并非毫无道理。目前巨浪的潮头已经袭来。

然而我们绝不可以靠高举美国大旗、强词夺理来应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在东亚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更将在世界范围内一筹莫展。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谴责美国极具种族主义色彩和破坏性的举动,指斥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腐败和堕落,同时以全新视角展望美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应当发挥的作用,彻底摒除煽动冲突、竞争、霸凌与消费的危险痼疾。我们可以,也必须以合作、共存、气候科学和文化交流为基石,构想未来。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志愿军经开城向首尔进发、经春川攻至洪川、经江陵开往浦项的时刻。整个朝鲜半岛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变;家人无法团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这场历史上平民死亡率最高的战争中丧生;一切都无法回归正常。此刻,在等待生活恢复如常,等待能像以往一样工作、出行之时,我总会不禁联想到七十年前朝鲜半岛所经历的可怕变故。

朝韩两国的龃龉摩擦由来已久。1948年4月3日,在济州岛民众为反对李承晚政府而举行的抗争中,数万人失去了生命。该事件无异于一场战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平壤的基督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对抗也导致了灾难性的悲惨后果。朝韩冲突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而这样的斗争也曾在中国、越南甚至日本以更为公开的方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

其实早在1950年6月25日之前,亚洲地区政治文化斗争的本质便已开始发生变化。1948年中国经济的崩盘与国民党的溃败导致了其政治格局的转型。1949年10月3日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之后,美国在国内党派的推动下同反法西斯盟友苏联渐行渐远,也不再刻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美国亲商团体上下奔走,想促使美国与大英帝国建立紧密联系,接过原本以英国为主导、当时业已衰败的全球体系,借此攫取权力与经济利益。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人种优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埋葬在愤世嫉俗的、以“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为主要论调的运动当中。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消除各种政治、经济方面复杂的可能性,让美国成为全球反共活动的基地。最后华盛顿做出了悲剧性的选择。

做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未能充分认识其弘扬国际主义的神圣使命;招致险恶、另类的全球主义的大门由此而开,美国也因此陷入了危险的境地。非但如此。由金九领导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亚洲其他韩国团体所提出的建立一个文化开明、政治开放、不受殖民主义枷锁束缚、独立统一的韩国的梦想也被搁置一旁。美国寻求理性、合作的声音均被压制所谓政治“左翼”言论的运动扼杀殆尽。

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以荡清美国国内为追求和平而力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有识之士为己任。当时最骇人听闻的,便是当局对优秀汉学家欧文·拉蒂摩尔的迫害;而拉蒂摩尔有此遭遇,只因为他在努力调查真相。这场运动令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化作泡影,也永久改变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曾由许多美国仁人志士大力支持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被彻底葬送。

如今,七十年后,我们又身处何种境遇?美国仍在韩国驻扎有多支军队,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华盛顿与首尔的政治机构都认为,美国军队必须常驻韩国。至于驻韩美军何时回国,朝鲜半岛何时统一,根本无人构想。

关于美国在海外驻军长达七十年一事,美国宪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韩国掏出大笔资金,否则美国将撤回驻韩军队——说这番话时,他代表的是想对韩国人进一步压榨盘剥的、愤世嫉俗的利益集团,然而一个深刻的真相也呼之欲出:美国绝不该在韩国驻扎军队;军事联盟关系需要以战争状态来维系,不可依靠它来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真正主旨,应当是增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以及增进对当前时代真正危机及其应对之法的了解。

今天,做为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我想就美韩邦交提出愿景,展望两国关系从今时今日,从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纪念日起将达到何种深度。

我们将鼓励韩美两国民众竭诚合作,共同面对二十一世纪真正的安全挑战。朝鲜开发核武这一问题并非我们要解决的当务之急;除非美国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各项原则,制定计划,迅速销毁境内尚存的所有危险核武,否则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阴云将永无散去之日。

美国人民在朝鲜半岛上的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于韩国民众。事实上,美国人应当同所有智勇双全、热爱和平的人士合作,为朝鲜半岛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论他们是在韩国、朝鲜、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在美国。

安全保障将是此项事业的关键一环,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安全”一词。

在天启四骑士现身之际,世界各国都必须予以应对,重视安保问题。应对之策应当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殊途同归,而不能使50年代朝鲜半岛分裂的悲剧重演。这种可悲的分裂状态必须立即终止,韩朝必须马上破镜重圆,就在今天!

那么,我所说的“天启四骑士”究竟是何身份?鉴于当下种种,“天启”一词绝非夸张之语,也不再归原教旨主义者所专属。“哈利路亚,我相信!”

第一名骑士是气候环境的崩溃、海洋的衰亡、沙漠的蔓延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的残酷破坏——邀请它降世的,是人类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

第二名骑士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巨量财富迅速流向少数富豪手中,而他们此刻正在谋划通过超级计算机网络来彻底控制金融系统与货币,为牟取利益、为取乐而创造无需人工的经济体系。

第三名天启骑士是技术的更新换代。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成为了消极被动的动物,失去了所有能动能力,无法开展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及令这一退化过程更为迅速,而其背后的目的是让少数人进一步获利,同时通过宣扬消费文化来愚化民众。

第四名骑士是国民经济的极端军事化。这一过程一般会避开民众的视线,但不加节制的全球性军备竞赛已经因其而在陆地、海洋、甚至太空领域开启,很可能会招致全人类的末日。

众多危机愈演愈烈,全世界都必须予以关注,设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可以持续的未来——这也是美、朝、韩开展合作的中心原则。更直白地讲,倘若同韩朝的某项合作无法迅速、切实地解决上述问题,或者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直接关联,那么这项合作就应当终止。我们没有多余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来从事与拯救人类这一首要使命无关的事情。

最后,朝鲜半岛的统一会为我们带来五百年一遇的重大机遇,让当地民众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奠定下基础。这个国家不仅会让其百姓欢欣鼓舞,更能给全体地球公民以崭新的希望。

韩朝民众可以大规模建立全新体制——这一点其他国家无法轻易做到,因为朝鲜半岛正在经历全面转型。他们可以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创造以民为本,而非以国际投资银行为本的金融系统,诚实、勇敢地践行国际主义,与他国人民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朝鲜人民节俭低调的生活并非一定要被盲目消费或草率的经济发展所代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朝鲜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彻底摆脱矿物燃料的国家,完全有底气不去开采埋藏在森林与土地下方的矿物与煤炭,避免它们被跨国企业染指——人和生态环境远远比金钱珍贵。

这种重视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以及道德哲学的传统在朝鲜半岛拥有悠久的历史。我曾偶然了解过韩语中的“弘益”(广泛施善,让社会大众受益)、“书生”(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优秀学者)等概念。这些理念将帮助韩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根本无法通过投资银行或者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

美国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身在美国、热爱和平与自由、反对极权主义、有志阻止我们的生态环境毁于一旦的人们,必须像我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做过的那样,与世界人民一起群策群力、风雨同舟。我们即将面对一场苦战,但这场战斗能够鼓舞人心,以追求真理为宗旨,以科学的政策方针为基石,可以让美国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重新焕发光辉——自那段黑暗时期以来,它已经被尘封得太久太久。

这就意味着拆除隔离区,意味着向立志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人们伸出手去,意味着为朝鲜半岛,为东北亚,为世界开启全新的未来。

唐纳德·特朗普的花言巧语,尤其是他那句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我无法苟同。然而我可以说,在全体韩朝民众、东北亚人民以及宝贵地球所有居民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通力合作,为灰心失意、深受压迫的人们带去希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迈出让美国走上复兴之路的第一步。

贝一明

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2020年6月24日

迈向民主的一步

迈向民主的一步:

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政坛人士在对我们的国家啧啧称道时,往往会提到其民主制度,可以免俗的人寥寥无几。尽管美国的民主已经蜷伏在他们的脚下流血不止,但他们仍然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其赞不绝口,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美国的民主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当然,它经历过鼓舞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时刻,同时其遭遇过的风波挫折也不在少数。还有,过去许多造访美国的人都可以学习我们的经验,回去以后造福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的作用不可或缺。

往事已矣。如今,美国必须做最为谦逊的学生,积极向其他国家、向全世界深谋远虑的人们求教,深入了解民主应当为何物、可以达到何种境界。

现在,民主在美国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自美国宪法起草时起,我们民主过程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受限。构成限制的,有选举团制度,有投票条件,还有削弱了民众参与度和决策权的各种机制。

以前,有些民众曾经因为身为黑人或者原住民,因为身为女性,因为无力承担税款,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力。而在当下,仍有许多人被拒于投票的大门之外,是由于他们有犯罪记录(常常是被迫签订认罪协议留下的恶果),由于他们的身份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甚至仅仅由于当局在统计选票时出现了疏漏。

投票的门槛越来越高,十一月的大选已经丧失了选举的全部意义。

关于民主,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大多数备受我们推崇的政治家都不会触及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质问,倘若我们的社群成员彼此互不相识,倘若他们无法参与自己所在社区、城市、州府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倘若政府在没有同民众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便大举铺设公路,修建学校、办公楼等设施,破坏环境,这样的做法是否民主?我们怎么能把决定权交给银行、开发商和企业财团,置民众的意见于不顾?

的确,我们有时会按照要求,抽空去给某一地方、某一州或某一国家职位的预选代表投票。但是,如果所有政策都由对投资银行和超级富豪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决定,我们是否投票又有何不同?

倘若我们无法参与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众多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是否拥有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身为意见领袖的舆论制造者都通过主流媒体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选举过程和国家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不该因其而否认大选的合法性,不该质疑体制本身。

此举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民主体制被进一步瓦解,公民投票受到阻碍、投票机无法进入社区、权贵阶层在初选和普选中操纵选票等问题愈演愈烈。

有人认为,有公民因其社会经济地位或族裔背景而被剥夺了投票权绝非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将犯罪者以重罪起诉并关进监狱的依据。还有人认为,投票机上的软件可以被轻易篡改、无法留下可以追溯的选票来源根本无关大局。

用于统计选票的技术漏洞百出,谁都不会将其应用于自动取款机或者其他货币管理系统。这是因为对于现行制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公民的选票。

身在美国的我们所缺少的,是要求叫停虚假选举,宣布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绝不承认此种选举合法性的政坛人士。

就让我来说出别人怯于说出,却又不可不说的话吧。2020年,共和、民主两党举办的一系列初选根本不是民主选举。定于2020年11月3日开幕的众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大选不论怎样说都不可能是合法的选举活动。

我们无法接受这种所谓的“选举”,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证美国拥有正规的选举框架、令其民主传统重新焕发光辉。大选应当突破当前桎梏,使全部民众都有机会以得到充分验证的方式投出选票,确保身份证法等各种邪恶政策不会用于剥夺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必须重建美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我们需要重拾2000年计票程序私有化之前相对透明的选票统计框架。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美国上下开创真正透明负责的选举过程,为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打开大门。要让公正公开的投票活动得以在贫民区、原住民保留地和被权力掮客弃之不理的偏远乡镇开展。

我们必须举办合理合法的特殊普选。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政党所扮演的角色

举办特殊选举意味着美国的前进方向会发生重大变化。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此举将开启鼓励民众参与、提高政策透明度、遏制营销与消费对大众的控制、阻止少数人掌控政府的良性循环。因此铺好地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选的许多准备工作都要求我们重拾宪法精神、参考宪法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以民主、共和两党为首的腐败政党在此次大选中兴风作浪。宪法并未赋予他们任何特权来管理政府;他们与财团、与权贵勾结,铲除异己,标榜自己为民众仅有的选择,这种做法不仅不合道德,而且违法违宪。当然,打着他们旗号的组织可以自由地与民众接触、讨论,但不应当比其他公民团体更受重视。尽管参选人可以隶属于任何党派——包括上述政党,但就选举本身而言,重中之重并非哪一政党执政,而应当是执政党要采取何种政策、将做出何种成绩、会针对当前问题制定怎样的长久之计。

科学与观点

大选之前的所有相关讨论都必须立足于科学分析。不论我们的议题是气候变化的长久影响、能源的使用、种族歧视、财富集中、社会军事化还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参选人在大选前后都应当把事实准确地传达给大众。虚假的、误导性的宣讲在此次选举中没有立足之地,民众有权针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问题开展科学的合理评估。有悖此原则的商业媒体将被本次选举排斥在外。

客观事实与科学分析并不能保证避免严重意见分歧的出现。人性复杂,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客观分析理解方面的差异与政治偏见、恣意妄为、唯我独尊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这场选举将使公民成为公民,终结企业财团的罪恶行径,让公民不再被出卖给广告公司与咨询机构。我们要协助民众建立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让自由社会得以延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并非可有可无的产业,更不是只有付费用户或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用户才可从中获益的服务性行业。如果我们的民众缺少可靠的信息源,如果他们因此只能依靠由跨国企业支持的公共关系代理炮制出来的片面报道来获取信息,那么我们将会与民主渐行渐远。

民主制度要求所有公民都能接触到准确详实的资讯。创造一种鼓励人们进行深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文化是实现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而非晦暗不清的未来目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开凿可靠的新闻源头,保证公众能够及时获得准确信息,铺设通往民主的大道。

宪法

宪法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比大肆咆哮的政客更具权威性。然而宪法与我们的父辈、祖辈一样,远非完美,需要予以改进修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面对当前的危机,有些人竟然说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用全新的法律体系取而代之。请记住,伟大的废奴主义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曾写道,宪法是“死亡之约与地狱之约”。他的意思是,从1787年制宪会议的本质而言,这份关键的法律性文件的初衷是保护私有财产,尤其是把某些公民当做私有财产对待的权利——即“奴隶制”。今天,权贵阶层仍然在把我们的同胞当做财产甚至牲畜来对待。当然,时移世易,可基本矛盾仍未解决。

但另一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坚持认为,作为旨在实现民主与可靠制度的文本,宪法具有生命,神圣而卓越,能够朝全新的方向改进,将所有民众纳入其框架之内。

道格拉斯的言外之意是,倘若详细阅读其字字句句,我们就会发现,宪法条文适用于每一位美国公民,即使其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因此这一文件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亟待发掘。

即使在此黑暗时刻,道格拉斯关于宪法潜力的论述也别具意义。

参选人履历和政党政策的了解渠道

对于参选人的遴选必须以宪法精神、道德原则和科学治国的理念为基础。换而言之,不能给惯于进行暗箱操作的投资银行家与只知溜须拍马的小人可乘之机。

美国全部心怀愿景,有一技之长,立志实现社会、法律与经济正义,努力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好的美国的男性与女性,都应拥有以参选人身份参加参议院、众议院乃至总统选举的权利。

他们的能力、远景规划、道德品质以及支持他们的组织的性质必须在其竞选宣传中告知公众。此外,身为公民的我们,还有国家政府都身负重责:改进政治文化,鼓励理性辩论,引导民众参与讨论、持续关注当前时代真正的危机。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过程可以转变美国人民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开辟出这样的辩论空间之后,新上任的领导人便可冲破将他们与各个政党包围其中的特权高墙。出身民主党或共和党堡垒的政坛人士也会受到激励,不再把为金主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

将各个街区、各家各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参加公开活动、详细考虑各项政策主张,要比通过宣传为妨碍参与性民主而散布谎言、歪曲事实明智得多。公民可以通过集会在彼此之间结成纽带;日后这条纽带会愈发坚固,令民众得以自发地解决问题,而不必总是抱着依赖他人的心态投票给陌生人。

选举募金

大选背后的金钱游戏才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早在大家投票之前,各位官员的人选便已然确定,民众的喜恶对这一过程毫无影响。放任黑钱无尽涌入政治系统的“联合公民”执政是民主之棺上的最后一枚钉子。然而与乱伦之罪的情况相似,各位自封的统治者为驯化公民使用的手段如此卑劣荒唐、侮辱人格,而人们竟然宁肯放低身段,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欺欺人地说下一次一切都会有所改善,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然而,我们有时不得不直面丑陋的现实——此刻正是如此。

上述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做好预案,不允许权贵为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令全体民众获得真实可靠的讯息,对当前问题与参选人的情况多做了解,创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政策讨论。

要鼓励所有社会成员在阳光之下探寻心中的善念,远离隐藏在紧闭门扉之后的邪魔鬼怪。

如此改革选举过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路向前、有所成就。如今腐败黑暗的体制与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心知肚明。

广告宣传

广告是美国最大的公害之一。各式各样的广告大肆蔓延,已经渗透到了公共关系、形象塑造等领域,控制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从而获得了极大助力,得以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其真正的客户与意图其实根本秘不见人。

是广告商掏空了报纸和杂志的灵魂,让它们只剩下空壳。他们夜以继日、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劳苦不堪的人们:邪恶的对外战争无休无止,超级富豪牟取暴利,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甚至合情合理。对于大选而言,他们,以及他们华而不实的电视广告百无一用。本次选举的宗旨是探索真理、寻求可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达成创建公正公平社会的使命。

本次特殊选举要如何开展

这一次,除了在美国举行有别常规的总统与国会大选,我们别无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此次选举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国际委员会的严密监督,遵守众多客观标准,使民众能够获得准确资讯,令合格的参选人拥有均等的曝光机会,保障全体民众的投票权。此外,所有投票记录都应整理列表,供日后核查;每一张选票的相关详细记录也应在选举过后予以保留。

开展符合上述要求的选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使到了2020年11月,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好准备。

我们无需为此而担忧。计划于11月3日举行的所谓选举必定会从本质上公然违宪,因此从法律、宪法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大选完全不可接受。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于2021年初另外举行极为规范透明的选举。具体日期可以由热忱正直的公民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决定。不过我的建议是,投票日期可以定在2021年1月15日到1月20日左右,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时间投票。当然,在最终投票结果经过科学验证之前,将不会有任何关于大选的报道出炉。

选举也可能会旷日持久,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临时政府做为过渡。鉴于目前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完全不对法律负责,受控于钱财与权贵,因此哪怕组建临时过渡政府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关于这次特殊选举如何开展,我在下面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抛砖引玉。然而我还是要强调,相关细节应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确定,这里列出的只是总纲而已。

预算:

要让美国大选以透明、可靠的方式进行,一般需要一大笔预算。倘若我们叫停商业广告,杜绝向富豪筹金等腐败行为,禁止通过身份不明的政治行动团体使用黑钱,大选的耗费将大大降低。然而实施上述禁令也需要不菲的成本。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选举的举办经费——包括向公民传输各项相关信息所需的费用,不能由与大选结果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任何一家企业或任何一位富豪提供。

在正常的年代中,最好由政府来为整场选举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资助。可悲的是,我们并非身处正常年代。联邦政府与各个州政府都已将重要职能外包给私人企业;政府决策往往受强权利益左右,民众的需要却无人关心。

大选的预算制定过程必须可靠透明;应由同竞选结果不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员来控制预算。

考虑到美国政坛的腐败程度,这一要求似乎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然而,我真心诚意地相信,在美国可以找到品德高尚、勇气超群、设计得出公正公开的经费筹集制度的人。如果他们能挺身而出,将有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响应其号召、跟随其倡议。

必须为本次选举开辟全新的资金来源,保证所用经费与权贵阶层毫无瓜葛。如果由政府或其他身份公开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便要防止组织经费的使用过程轻易被人操控。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日期:

我建议本次大选为期一周,于2021年1月17日开始,2021年1月23日结束。这样各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使选举过程公开可靠,令全体公民都可参与、全体合法参选人都可把自己的理念介绍给公众。

一周的时间,可以保证人人都能抽空投票,所有与投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选结束之前解决。即使连日连夜辛苦劳作的人都要有投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时间同亲友邻居商讨。

本次选举的终极目标是阻止由企业财团支持的人获得权力与地位,保证公民充分了解选举的真正意义,让民众有充足的动力和责任感来在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监督:

国会和总统大选的各个流程必须由可令其民主、透明化的组织严格监督。某些权贵派系妄图颠覆民主,损害民众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而该监督组织绝不能受他们的影响。

美国的选举系统已经深度腐败,因此现阶段我们需要让某一国际委员会来担此重责。然而具有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一定光明磊落、高度负责。

名称大气、形象光鲜却甘愿对权贵俯首听命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数不胜数。

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有勇有德之士,将他们组织起来、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担当重任,对本次选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径自管理我们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政治组织腐败至极,因此除了请国际委员会来监督选举,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一方面,其他国家已有宝贵先例。

但是,尽管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不能是民族国家派出的代表,而应当是不会被轻易被美国国内势力操纵的、民主过程与选举方面的专家。

该国际委员会将决定本次选举的大体流程,对其结果进行审查。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最终也要由该委员会来确定。

国内委员会

国内委员会将担负监督选举过程的职责;该委员会同样由德勇兼备、尊重正当程序和法治理念的人士组成。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唤回民主,有必要根据其道德立场来遴选该委员会的成员,摒弃民主、共和两党控制的腐败政治体系。

这一专为本次竞选组建的委员会将逐个州、逐个地区地详细说明选举流程,需要其解决的问题包括:取缔有违民主原则的选举团制度,防止为保护某一政党的利益不公正地划分选区、避免使用可靠度存疑的投票机,以及消除其他会影响到投票的严重弊端。选举过程的细节也将由国内委员会及其成员与民众共同敲定。

国内委员会将保证所有参选人都有向公众发表演说的权利,令竞选宣传围绕国家需要和有关当前问题与政策的科学分析而展开。同时委员会还会确保人人都可使用到计票准确、投票记录可核查的投票机,避免有人操纵选票。使计票结果精确无误、令投票机的筛选过程公开透明、避免投票机数据遭到篡改、将投票结果列印成可供验证的纸面记录——这些事项将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展望未来

在我们着手举办这场正统的选举时,谁都不该自欺欺人,对眼前的困难视而不见。民众可充分获得准确资讯、计票结果真实正确意味着众多势力即将失去特权。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阻碍社会向真正的民主推进。

然而,国家的需要如此之迫切,民众的愿望如此之强烈,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向民主迈进。请与我们携手同行。

迈向民主的一步: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迈向民主的一步:

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2020年 7月 4日

政坛人士在对我们的国家啧啧称道时,往往会提到其民主制度,可以免俗的人寥寥无几。尽管美国的民主已经蜷伏在他们的脚下流血不止,但他们仍然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其赞不绝口,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美国的民主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当然,它经历过鼓舞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时刻,同时其遭遇过的风波挫折也不在少数。还有,过去许多造访美国的人都可以学习我们的经验,回去以后造福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的作用不可或缺。

往事已矣。如今,美国必须做最为谦逊的学生,积极向其他国家、向全世界深谋远虑的人们求教,深入了解民主应当为何物、可以达到何种境界。

现在,民主在美国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自美国宪法起草时起,我们民主过程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受限。构成限制的,有选举团制度,有投票条件,还有削弱了民众参与度和决策权的各种机制。

以前,有些民众曾经因为身为黑人或者原住民,因为身为女性,因为无力承担税款,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力。而在当下,仍有许多人被拒于投票的大门之外,是由于他们有犯罪记录(常常是被迫签订认罪协议留下的恶果),由于他们的身份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甚至仅仅由于当局在统计选票时出现了疏漏。

投票的门槛越来越高,十一月的大选已经丧失了选举的全部意义。

关于民主,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大多数备受我们推崇的政治家都不会触及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质问,倘若我们的社群成员彼此互不相识,倘若他们无法参与自己所在社区、城市、州府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倘若政府在没有同民众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便大举铺设公路,修建学校、办公楼等设施,破坏环境,这样的做法是否民主?我们怎么能把决定权交给银行、开发商和企业财团,置民众的意见于不顾?

的确,我们有时会按照要求,抽空去给某一地方、某一州或某一国家职位的预选代表投票。但是,如果所有政策都由对投资银行和超级富豪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决定,我们是否投票又有何不同?

倘若我们无法参与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众多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是否拥有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身为意见领袖的舆论制造者都通过主流媒体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选举过程和国家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不该因其而否认大选的合法性,不该质疑体制本身。

此举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民主体制被进一步瓦解,公民投票受到阻碍、投票机无法进入社区、权贵阶层在初选和普选中操纵选票等问题愈演愈烈。

有人认为,有公民因其社会经济地位或族裔背景而被剥夺了投票权绝非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将犯罪者以重罪起诉并关进监狱的依据。还有人认为,投票机上的软件可以被轻易篡改、无法留下可以追溯的选票来源根本无关大局。

用于统计选票的技术漏洞百出,谁都不会将其应用于自动取款机或者其他货币管理系统。这是因为对于现行制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公民的选票。

身在美国的我们所缺少的,是要求叫停虚假选举,宣布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绝不承认此种选举合法性的政坛人士。

就让我来说出别人怯于说出,却又不可不说的话吧。2020年,共和、民主两党举办的一系列初选根本不是民主选举。定于2020年11月3日开幕的众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大选不论怎样说都不可能是合法的选举活动。

我们无法接受这种所谓的“选举”,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证美国拥有正规的选举框架、令其民主传统重新焕发光辉。大选应当突破当前桎梏,使全部民众都有机会以得到充分验证的方式投出选票,确保身份证法等各种邪恶政策不会用于剥夺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必须重建美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我们需要重拾2000年计票程序私有化之前相对透明的选票统计框架。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美国上下开创真正透明负责的选举过程,为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打开大门。要让公正公开的投票活动得以在贫民区、原住民保留地和被权力掮客弃之不理的偏远乡镇开展。

我们必须举办合理合法的特殊普选。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政党所扮演的角色

举办特殊选举意味着美国的前进方向会发生重大变化。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此举将开启鼓励民众参与、提高政策透明度、遏制营销与消费对大众的控制、阻止少数人掌控政府的良性循环。因此铺好地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选的许多准备工作都要求我们重拾宪法精神、参考宪法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以民主、共和两党为首的腐败政党在此次大选中兴风作浪。宪法并未赋予他们任何特权来管理政府;他们与财团、与权贵勾结,铲除异己,标榜自己为民众仅有的选择,这种做法不仅不合道德,而且违法违宪。当然,打着他们旗号的组织可以自由地与民众接触、讨论,但不应当比其他公民团体更受重视。尽管参选人可以隶属于任何党派——包括上述政党,但就选举本身而言,重中之重并非哪一政党执政,而应当是执政党要采取何种政策、将做出何种成绩、会针对当前问题制定怎样的长久之计。

科学与观点

大选之前的所有相关讨论都必须立足于科学分析。不论我们的议题是气候变化的长久影响、能源的使用、种族歧视、财富集中、社会军事化还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参选人在大选前后都应当把事实准确地传达给大众。虚假的、误导性的宣讲在此次选举中没有立足之地,民众有权针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问题开展科学的合理评估。有悖此原则的商业媒体将被本次选举排斥在外。

客观事实与科学分析并不能保证避免严重意见分歧的出现。人性复杂,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客观分析理解方面的差异与政治偏见、恣意妄为、唯我独尊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这场选举将使公民成为公民,终结企业财团的罪恶行径,让公民不再被出卖给广告公司与咨询机构。我们要协助民众建立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让自由社会得以延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并非可有可无的产业,更不是只有付费用户或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用户才可从中获益的服务性行业。如果我们的民众缺少可靠的信息源,如果他们因此只能依靠由跨国企业支持的公共关系代理炮制出来的片面报道来获取信息,那么我们将会与民主渐行渐远。

民主制度要求所有公民都能接触到准确详实的资讯。创造一种鼓励人们进行深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文化是实现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而非晦暗不清的未来目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开凿可靠的新闻源头,保证公众能够及时获得准确信息,铺设通往民主的大道。

宪法

宪法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比大肆咆哮的政客更具权威性。然而宪法与我们的父辈、祖辈一样,远非完美,需要予以改进修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面对当前的危机,有些人竟然说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用全新的法律体系取而代之。请记住,伟大的废奴主义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曾写道,宪法是“死亡之约与地狱之约”。他的意思是,从1787年制宪会议的本质而言,这份关键的法律性文件的初衷是保护私有财产,尤其是把某些公民当做私有财产对待的权利——即“奴隶制”。今天,权贵阶层仍然在把我们的同胞当做财产甚至牲畜来对待。当然,时移世易,可基本矛盾仍未解决。

但另一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坚持认为,作为旨在实现民主与可靠制度的文本,宪法具有生命,神圣而卓越,能够朝全新的方向改进,将所有民众纳入其框架之内。

道格拉斯的言外之意是,倘若详细阅读其字字句句,我们就会发现,宪法条文适用于每一位美国公民,即使其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因此这一文件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亟待发掘。

即使在此黑暗时刻,道格拉斯关于宪法潜力的论述也别具意义。

参选人履历和政党政策的了解渠道

对于参选人的遴选必须以宪法精神、道德原则和科学治国的理念为基础。换而言之,不能给惯于进行暗箱操作的投资银行家与只知溜须拍马的小人可乘之机。

美国全部心怀愿景,有一技之长,立志实现社会、法律与经济正义,努力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好的美国的男性与女性,都应拥有以参选人身份参加参议院、众议院乃至总统选举的权利。

他们的能力、远景规划、道德品质以及支持他们的组织的性质必须在其竞选宣传中告知公众。此外,身为公民的我们,还有国家政府都身负重责:改进政治文化,鼓励理性辩论,引导民众参与讨论、持续关注当前时代真正的危机。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过程可以转变美国人民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开辟出这样的辩论空间之后,新上任的领导人便可冲破将他们与各个政党包围其中的特权高墙。出身民主党或共和党堡垒的政坛人士也会受到激励,不再把为金主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

将各个街区、各家各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参加公开活动、详细考虑各项政策主张,要比通过宣传为妨碍参与性民主而散布谎言、歪曲事实明智得多。公民可以通过集会在彼此之间结成纽带;日后这条纽带会愈发坚固,令民众得以自发地解决问题,而不必总是抱着依赖他人的心态投票给陌生人。

选举募金

大选背后的金钱游戏才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早在大家投票之前,各位官员的人选便已然确定,民众的喜恶对这一过程毫无影响。放任黑钱无尽涌入政治系统的“联合公民”执政是民主之棺上的最后一枚钉子。然而与乱伦之罪的情况相似,各位自封的统治者为驯化公民使用的手段如此卑劣荒唐、侮辱人格,而人们竟然宁肯放低身段,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欺欺人地说下一次一切都会有所改善,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然而,我们有时不得不直面丑陋的现实——此刻正是如此。

上述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做好预案,不允许权贵为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令全体民众获得真实可靠的讯息,对当前问题与参选人的情况多做了解,创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政策讨论。

要鼓励所有社会成员在阳光之下探寻心中的善念,远离隐藏在紧闭门扉之后的邪魔鬼怪。

如此改革选举过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路向前、有所成就。如今腐败黑暗的体制与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心知肚明。

广告宣传

广告是美国最大的公害之一。各式各样的广告大肆蔓延,已经渗透到了公共关系、形象塑造等领域,控制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从而获得了极大助力,得以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其真正的客户与意图其实根本秘不见人。

是广告商掏空了报纸和杂志的灵魂,让它们只剩下空壳。他们夜以继日、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劳苦不堪的人们:邪恶的对外战争无休无止,超级富豪牟取暴利,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甚至合情合理。对于大选而言,他们,以及他们华而不实的电视广告百无一用。本次选举的宗旨是探索真理、寻求可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达成创建公正公平社会的使命。

本次特殊选举要如何开展

这一次,除了在美国举行有别常规的总统与国会大选,我们别无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此次选举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国际委员会的严密监督,遵守众多客观标准,使民众能够获得准确资讯,令合格的参选人拥有均等的曝光机会,保障全体民众的投票权。此外,所有投票记录都应整理列表,供日后核查;每一张选票的相关详细记录也应在选举过后予以保留。

开展符合上述要求的选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使到了2020年11月,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好准备。

我们无需为此而担忧。计划于11月3日举行的所谓选举必定会从本质上公然违宪,因此从法律、宪法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大选完全不可接受。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于2021年初另外举行极为规范透明的选举。具体日期可以由热忱正直的公民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决定。不过我的建议是,投票日期可以定在2021年1月15日到1月20日左右,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时间投票。当然,在最终投票结果经过科学验证之前,将不会有任何关于大选的报道出炉。

选举也可能会旷日持久,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临时政府做为过渡。鉴于目前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完全不对法律负责,受控于钱财与权贵,因此哪怕组建临时过渡政府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关于这次特殊选举如何开展,我在下面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抛砖引玉。然而我还是要强调,相关细节应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确定,这里列出的只是总纲而已。

预算:

要让美国大选以透明、可靠的方式进行,一般需要一大笔预算。倘若我们叫停商业广告,杜绝向富豪筹金等腐败行为,禁止通过身份不明的政治行动团体使用黑钱,大选的耗费将大大降低。然而实施上述禁令也需要不菲的成本。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选举的举办经费——包括向公民传输各项相关信息所需的费用,不能由与大选结果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任何一家企业或任何一位富豪提供。

在正常的年代中,最好由政府来为整场选举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资助。可悲的是,我们并非身处正常年代。联邦政府与各个州政府都已将重要职能外包给私人企业;政府决策往往受强权利益左右,民众的需要却无人关心。

大选的预算制定过程必须可靠透明;应由同竞选结果不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员来控制预算。

考虑到美国政坛的腐败程度,这一要求似乎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然而,我真心诚意地相信,在美国可以找到品德高尚、勇气超群、设计得出公正公开的经费筹集制度的人。如果他们能挺身而出,将有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响应其号召、跟随其倡议。

必须为本次选举开辟全新的资金来源,保证所用经费与权贵阶层毫无瓜葛。如果由政府或其他身份公开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便要防止组织经费的使用过程轻易被人操控。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日期:

我建议本次大选为期一周,于2021年1月17日开始,2021年1月23日结束。这样各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使选举过程公开可靠,令全体公民都可参与、全体合法参选人都可把自己的理念介绍给公众。

一周的时间,可以保证人人都能抽空投票,所有与投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选结束之前解决。即使连日连夜辛苦劳作的人都要有投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时间同亲友邻居商讨。

本次选举的终极目标是阻止由企业财团支持的人获得权力与地位,保证公民充分了解选举的真正意义,让民众有充足的动力和责任感来在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监督:

国会和总统大选的各个流程必须由可令其民主、透明化的组织严格监督。某些权贵派系妄图颠覆民主,损害民众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而该监督组织绝不能受他们的影响。

美国的选举系统已经深度腐败,因此现阶段我们需要让某一国际委员会来担此重责。然而具有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一定光明磊落、高度负责。

名称大气、形象光鲜却甘愿对权贵俯首听命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数不胜数。

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有勇有德之士,将他们组织起来、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担当重任,对本次选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径自管理我们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政治组织腐败至极,因此除了请国际委员会来监督选举,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一方面,其他国家已有宝贵先例。

但是,尽管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不能是民族国家派出的代表,而应当是不会被轻易被美国国内势力操纵的、民主过程与选举方面的专家。

该国际委员会将决定本次选举的大体流程,对其结果进行审查。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最终也要由该委员会来确定。

国内委员会

国内委员会将担负监督选举过程的职责;该委员会同样由德勇兼备、尊重正当程序和法治理念的人士组成。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唤回民主,有必要根据其道德立场来遴选该委员会的成员,摒弃民主、共和两党控制的腐败政治体系。

这一专为本次竞选组建的委员会将逐个州、逐个地区地详细说明选举流程,需要其解决的问题包括:取缔有违民主原则的选举团制度,防止为保护某一政党的利益不公正地划分选区、避免使用可靠度存疑的投票机,以及消除其他会影响到投票的严重弊端。选举过程的细节也将由国内委员会及其成员与民众共同敲定。

国内委员会将保证所有参选人都有向公众发表演说的权利,令竞选宣传围绕国家需要和有关当前问题与政策的科学分析而展开。同时委员会还会确保人人都可使用到计票准确、投票记录可核查的投票机,避免有人操纵选票。使计票结果精确无误、令投票机的筛选过程公开透明、避免投票机数据遭到篡改、将投票结果列印成可供验证的纸面记录——这些事项将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展望未来

在我们着手举办这场正统的选举时,谁都不该自欺欺人,对眼前的困难视而不见。民众可充分获得准确资讯、计票结果真实正确意味着众多势力即将失去特权。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阻碍社会向真正的民主推进。

然而,国家的需要如此之迫切,民众的愿望如此之强烈,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向民主迈进。请与我们携手同行。

何为安全?

“何为安全?”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何为“安全”一词的确切意义?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以至于其答案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尽管安全问题举足轻重,尽管投入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有数十亿、数万亿美元之多,在装修豪华的智库机构内招摇而行,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各种电视节目中向我们传教的众多安全专家还是不愿意谈论“安全”的真切本质。

有一点毋庸置疑:诸位上缴的税款,还有削弱了诸位购买能力的国债,都花在了新型武器与卫星、以及其他军事和情报项目的开发上。而此类武器、设备与项目不仅诸位从未听说,而且不必接受外部审查。

上述事物耗费了我们缴纳的税金,但业内人士坦言,自己对它们的开发设立、部署推进一无所知,因为与其相关的信息均属于国家机密,自然可以不对外公开。国防部拒绝接受稽察,情报机构也同样将意欲一探究竟的人拒于门外。

有一件事千真万确:我们正在为后代高筑债台,正在向世界大战阔步疾驰。我们正在用花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挖掘坟墓。想想看,届时睡入坟坑的会是谁?

尽管安保资金高达数万亿美元之多,可我们的安全感不升反降。

投入在安保上的巨资,以及撒向投资银行的几万亿美元,不仅变成了地狱大门的敲门砖,而且让国家经济淋遍汽油,如今亿万富翁的投资管理人正握着火柴在旁边跃跃欲试。

人们经常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安全”一词。然而十年来,士兵在“安保大师”的眼中轻如草芥。反倒是战斗机、卫星、航空母舰等颇具可疑价值的产品大受青睐,因为它们可以为企业带来大笔预算。

为何军官们明知军火无益于解决安全问题,却要不遗余力地为之背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退休后还可以被军火公司返聘。许多人之所以参军,就是为了方便在退休后从事咨询行业捞金。

当然,也有考虑真正安保问题的军方人士,但他们大多惨遭惩罚甚至驱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需要投身安保事业的有识之士。但年轻人常常被灌输给他们的童话故事所蒙骗,相信“邪恶国家”正对美国虎视眈眈,却对真正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

正是那些童话为不可示人的预算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而它们并没有科学依据,不过是国防承包商说客的讹言谎语。

将有一万多亿美元用于为美国的核武库改造升级——即使众多专家认为,倘若完全摒弃核武,我们会更加安全;即使我们也曾表示愿意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不再动用核武器。

如今,由于某些人唯利是图,旨在降低军备竞赛与核战争爆发风险、人们用五十年精心筑构的武器限制条约框架已经分崩离析。

美国正在与用于防止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爆发的国际条约背道而驰——宣布退出可保证军事行动透明度的开放天空协议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

此外,白宫表示可能会重启核试验,也令人震惊不已。上次美国发出此类声明还是在1992年。

美国以富有成效、果决理智的手段解决各种冲突的能力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惨遭削弱。在这段时间里,国务院预算被大幅削减,大批专家被撤下关键岗位,政府甚至连基本外交职能都无法履行。

与此同时,各大企业财团还在逼迫我们依靠军火生产来养家糊口。

他们心怀叵测,将所有制造车间迁至海外,在美国推行农耕与其他服务自动化。留给人们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制造业真真切切的生产对象只剩下了武器军火。在体制的胁迫下,我们不得不为军需工业提供支持,否则便无以为生。

现在,我们深陷债务,工厂纷纷倒闭;留给腐败政府的唯一一条经济刺激途径便是计划同中国、伊朗或者俄罗斯开战。

众所周知,危险的灾难性战争计划正在顺利推进,可以轻而易举地招致人类文明的末日——哪怕这并非其制订者的初衷。

理性对待安全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可华盛顿方面的理性却所剩无几。

那么,在我们向战争深渊迈进之时,在我们的民众受媒体蒙蔽、对即将降临的末日毫无察觉之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亟待美国解决的安全问题?

我来陈述几条:

1)反智主义

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便是反智主义恶性癌症的肆意蔓延、美国人民的低智化,以及在腐败媒体宣传的推动下深刻思考习惯的式微。独立于经济利益的可靠信源几乎绝迹,地方群体也已不再就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灾难的大门因此而开。

勇于追求真理是制定一切建设性安全政策的必要前提。倘若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短短的几分钟,倘若报纸、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不向民众展示就真正问题所做的具体科学分析,倘若我们浑浑噩噩、不做具有思考能力的公民,那么可行的安全规划将永远不可能诞生,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漂向世界大战。

2)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气候变化灾难将在十到二十年内令大批人类无处安身倒是铁定的事实。

没错,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安全威胁从未受到过媒体的重视与强调,军方与情报机构花费了数万亿美元,不但没有令这场危机得到丝毫缓解,反倒让形势愈发严峻,因为美国军队便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几十年来,政府将管制一再放松,逐渐失去了勒令工厂停止毒害民众的权力。非但如此,受任登上产业管理高层的说客还将政府从无能为力的废物变成了青面獠牙、一心逼迫我们使用矿物燃料的猛兽。

所有关于未来三十年气候变化威胁的客观评估都表明,情况险恶至极,适应与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我们除了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大批量削减常规武器、弃用核武,别无选择。只有采取这一手段,我们才能集中资源人力,实现美国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型,令其脱胎换骨。

我们的目标,是摆脱不合时宜的危险军火,群策群力,不再使用矿物燃料,在短期之内改变全球经济框架。倘若军队、情报机构等现有“安保”系统部门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出力,那么它们尚有保留的必要,否则就必须予以关闭。

没有哪种型号的坦克、导弹防御系统或情报卫星可以用来阻止沙漠蔓延、海洋变暖酸化,防止农业生产因地球温度升高而遭到破坏。这场战斗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食品价格一路飙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无以果腹——这场悲剧即将揭幕,而少数超级富豪还在为囤积资源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根本没有用以应对食物供应系统崩溃、海平面上升等灾难的长期计划。许多美国人甚至对自己面前的危机一无所知,而当局已经沦为借矿物燃料攫取利益的工具,不仅无法制定可行政策,而且妄图叫停一切科学辩论,为自己清路。

3)贫富悬殊

我们之所以无法有效应对安全危机,其部分原因是财富集中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十年来,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就连政府和军队都已沦落成为少数超级富豪手中的玩物。

家庭自营企业已遭覆灭,年轻人可以从事的工作愈发粗劣,投资银行和其他投机金融机构利用权势影响国家的经济规划——这一切正在重塑我们的社会。

既得利益集团根本置民生于不顾,一心通过煽风点火、破坏安定渔利。富豪们宁可一掷千金,再以每架1.2亿美元的天价订购100架F35战斗机,也不愿意对民众施以援手,让他们接受必需的教育、了解他们正在面临多么严峻的安全危机。

除非没收超级富豪窃取的数万亿美元,建立高度负责、关注人民长期利益的政府,否则真正的安全政策将永无面世之日。

4)新型武器的出现


尽管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酷的危机是气候变化,但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应对全球军备竞赛失控、颠覆性武器层出不穷等问题的重要性。

技术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革新,这意味着能够一瞬夺取数万、数十万生命的武器变得更为廉价,因此少数群体甚至个人都可获取。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全世界的相关组织之间建立信任。然而如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已经被权贵绑架,无法实现自己的初衷。

由谁来管控层见叠出的科技产品,应当如何利用、规管科技,对美国乃至全人类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问题。当下科技的发展利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可由此引发的危机只能通过签订国际协议、缔结国际条约来解决。

技术带来的威胁与民族国家无甚关联。危险科技产品的制造商与推销商所效忠的对象只有利润。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几种新兴技术产品:

1. 无人机和机器人

在意欲牟取暴利的企业推动下,杀手型无人机与机器人科技正在迅速发展。在某些贫困国家,失控机器杀人的反乌托邦惨剧已经上演。我们如果不签订条约予以遏制,机器杀手也会肆无忌惮地踏入美国——为它们引路的并非别国人,而是美国人自己。

机器人和无人机的性能愈发先进,行动愈发敏捷,身材也愈发小巧,完全可以冷酷无情地发动大规模屠杀而不必担负任何责任。

未来将诞生这样的无人机群:它们由一万乃至更多架无人机组成,每架无人机都携带有不同的武器,而且体量微乎其微,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可以将所过之处变为不毛之地。届时现在的战斗机和航空母舰都会成为献祭给落伍安全概念的古董。

而自动杀人机器不必由人操作便可运行,因此它们必须成为国际条约的严格管控对象。我们只有先建立高度负责的政府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2. 网络战和宣传媒体

如今,大规模网络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旨在迷惑、分化我们的虚假信息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我们袭来;更有甚者,鼓吹复杂问题只能通过危险的军事行动来解决。

此外,未来的网络战中,少数人接管全世界的超现代武器将成为可能——届时电子控制技术已经应用于此类武器之上,这种设计可谓愚蠢至极。

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关于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基本观念早已名存实亡。然而,如果说现在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大国冲突模式得到了媒体更加卖力的宣传。

还有,像3D打印等其他新兴技术产品,人们对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仍不甚了解,但它们足以构成颠覆性威胁,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我们要何去何从?

我们的民众应当享有以追求真理为根基、以道德观念为引导的安全政策。如何通过贩卖军火来牟利等问题绝不能出现在政策讨论中。

将耗费资源、隐患重重的军队转变为保护环境、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主力是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

我并不想欺骗诸位说自己知晓正确答案。我此次演讲的宗旨,是确定问题之所在,呼吁全体民众、以及军队与情报机构的全体成员鼓起勇气,挺身而出,保护我们真正的利益,反对军国主义,拒绝贿赂,不惧威胁——正是这些罪恶的行径在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们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们没有必要同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兵戈相向。在我们面前的,是波及全球的严峻危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去应对。

让我们携起手来,连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一起改写安保规则,让有勇有谋、思想开明之人得到提拔,让他们利用道德的力量点石成金,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转化为彻底变革体制的良机。

许多人指责我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说我对安保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太过乐观。而我回答,我研究过历史,也曾从事外交工作;我认为对价值观和愿景的轻视只会令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

他们愤世嫉俗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民众已经受够了“妖魔鬼怪”和惊悚画面的惊吓。让我们启发、激励他们去开创大业、摒弃已被滥用的“安全”概念,为保障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奋勇拼搏。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我叫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已经宣布自己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参选人。

自1998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教师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任教,但偶尔也在高中教书。我主修东亚学,这门学科涵盖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与文化。近几年来,我的文章开始涉及当代政治、安全、技术与经济问题。

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因此我在早年间就认为,新生一代——像我一样的人——完全有必要对亚洲做深入了解,从而得以跟亚洲人民合作交流;他们对我们知之甚深,我们至少也应当做到知己知彼。

我还在日本和韩国工作过,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美国需要怎样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让我能够从外部以更为清晰的视野观察我们的国家。

身为亚洲研究所理事长,我致力于帮助美国人民正确地认识亚洲——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市,是专门就外交、安全与经济问题开展研究、举行讨论的智库型机构。我与一心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最低预算之下履行职责,如何谋求资助与拨款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自从今年一月起,我在华盛顿看到整个联邦政府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不详的阴云笼罩了能够决定我们兴衰成败的众多机构。

当前的政治体系根本无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气候变化,财富过度集中,军备竞赛,技术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一点我也心知肚明。

遍观各位政坛人士——不论是美国总统参选人,还是其他政客,显而易见,他们的政治活动已然沦为毫无实际意义的仪式,他们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更像是无甚用途的咒语。我们已不再同民众交流,讨论道德、科学乃至未来。

这样的政治文化不但令人不安,而且隐患重重。我甚至早在一月份就看到了联邦政府迈向灭顶之灾的迹象。

我决定宣布参选,是因为哪怕在少数党的参选代表中,视解决当前严酷危机为己任的人也无迹可寻。

我于几月前起草了自己的竞选宣言,深信我们必须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美国将无药可救;还有,只有独立参选人可以将这个国家引向正途。

大多数好友在得知我的观点之后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倘若不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没有企业财团的大笔献金,无法在各个党派中广结人脉,不要说竞选总统,就连当选议员、甚至地方政府官员都难于登天。

在世人眼中,我的举动无异于哗众取宠。

然而正是他们的话让我更加深切地觉得,在社会日益混乱、国家前途未卜之时,我应当发表自己的宣言,尽己所能来做出改变。这样做不是为了吸引操纵联邦政府的腐败机构的目光,而是要呼吁大家重视宪法的规章与精神。宪法这一核心文件决定了美国何以为美国,也赋予了我参与总统大选的全部权利。

还有,我写完演讲稿之后,同各色各样的人交谈过;他们之中,有贫穷的工人,有教师,也有餐厅员工。我相信自己能够真正地代表这个国家的需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来源的资助,而且自己也深陷失业的窘境。作为千千万万处境艰难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我可以全心全意地代表他们,而身居高位的政客根本没有付出此种努力的可能。

权贵们在华盛顿筑起了高墙,为的是避免像我一样的人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受邀参与各种活动,避免有人认为我的话值得一听。

然而,残酷的现实非但没有令我灰心丧气,反倒激起了我的万丈雄心。我很清楚,只有彻彻底底的政治变革才能拯救我们,而沉迷于财利荣禄的民主、共和两党难当大任。此外,所谓的“独立派”也无力发起能够摧枯拉朽的运动。

今天,自称为“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权威人士与政治家们视向肮脏的主流媒体献供为荣,争相为其献祭污秽的贡品。他们言语粗鄙,避重就轻,为讨好权贵而煞费苦心。

媒体赚取的是不义之财。它一方面为企业财团创造利润,一方面让我们闭目塞听,无法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何种变故。

还有的政客认为,媒体手眼通天,可以通过搬弄是非、炮制丑闻决定任何人的成败,因此绝不敢抬头望这位伪神一眼。


如果拥有富豪的支持、被腐败媒体赞不绝口才能参与总统竞选,那么显然我不具备参选资格。

可是,本应被我们视为行动基石的美国宪法并未规定美国总统非富即贵。

反而言之,倘若其他参选人胆敢收取投资银行、跨国公司或超级富豪的献金,那么不配担任总统之人并不是我,而是他们。


我敢断言,诸位如果读过我准备的资料,听过我的演讲——哪怕只有几分钟,一定会对我的满腔赤诚了然于心。

我决心服务于诸位的利益,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反映诸位的洞见。我对“保守”“进步”一类的陈腐言辞毫无兴趣,因为它们本就是用来迷惑、分化我们的词语。请向我直抒胸臆,让我们风雨同舟,为创造美国的全新希望而努力。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贝一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美国经济、制度与文化崩溃的速度有增无减,如今几乎人人都觉察得到,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而报纸和电视台只会粉饰太平,简直百无一用。我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道德荒漠和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奴隶王国。

然而,既然如此之多的人知晓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为何依然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为何这么多博闻强识、精明能干的美国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讨论零零碎碎的琐事?我们为何不能齐心协力,集毕生之力来改造社会,同左邻右舍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们束手无策,其原因多种多样。七十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甜腻的消费文化中,而创造它的,是各家广告公司。我们自从小时候会看电视起便开始接受这种病态文化的沐浴,逐渐沦为了影像和感觉的被动消费者。

社会腐朽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心中的权威人士与德高望重之人也都变成了这场恐怖狂欢的参与者——这简直荒唐至极。

然而我并不想通过解剖社会来寻找其症结所在——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来大批观众。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前所遭受的可怕创伤已迅速地恶化为坏疽。我们没有鼓起勇气斩去遭受感染的手指、阻止腐坏进程,而只是把创可贴覆盖在了创口之上,此后便闭目塞听,任凭腐毒在社会的血管中肆虐,直至感染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保守派、自由派、进步人士、社会主义人士——这场闹剧,人人都有戏份。

于是我们落得了如此田地。如果你尚未失业,倒是可以去冷血跨国集团旗下的星巴克同好友商量商量最近的假期该如何度过,或者聊聊你上周享用过的意大利佳肴。

然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忍受了一整天的煎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有的要寻找生计——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有的则受尽艰辛却拿不到一丁点薪水。我们几乎连给孩子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了无希望。生活很快就会回归正轨的童话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无人相信。

我们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没有自由,没有权力,被无形的大手抛来掷去。而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导致美国当前困局的三股潮流。媒体灌输给我们的、关于国家的宏大叙事宛若天方夜谭,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商场中,在起居室里,在办公室内感觉到涌动于表象之下的暗流。

这三股潮流分别是“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这几个词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还会让人有不悦之感。这正常不过,因为我们就是要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让他们重新自行思考,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可以有所作为、切实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老调重弹,告诉大家只要改正某些错误,世界会依然美好,而是震醒诸位——将当前的情况轻描淡写本就大错特错。

第一个问题是“运动风”。

“运动风”指通过组织公众集会、筹募资金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推动请愿书的签署、为某种观点或政策争取背书。它注重曝光宣传、形象塑造,以及利用营利性报纸和社交媒体来博得颓丧群体的关注。

各大运动的领袖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不仅出书,还会同政要、歌星、皇室与其他名人会面。

最具“运动风”的典型范例包括2002年以失败告终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以解决女性受性侵问题为宗旨的“Me Too”运动,以及由格丽塔·桑伯格开展、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系列活动。

这几场运动耗费了大量时间,耗资不菲,脸书上关于它们的热帖也数不胜数,让人们感觉媒体大力宣传的活动最终取得了某种成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反倒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令责任心更强、真正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备受冷落。

沉溺于“运动风”运动的人往往满怀热忱,却毫不知晓自己的行动收效甚微。

于2002年9月发起、意在反对美国计划对伊拉克开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均是典型的“运动风”运动。它们轰轰烈烈,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我们听说是这样。还有几百名政府官员,甚至几位政坛名流挺身而出,抗议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未成功阻止那场旨在让少数精英攫取财富、毫无意义的战争。轰炸接连不断,两国的冲突持续至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提出抗议的人不计其数,为何一小撮权贵还能肆无忌惮地做出如此危险的决定?

为何关于上述抗议活动惨败原因的严肃讨论几乎无人开展?

在媒体上赢得关注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完全被这样的错误观念所误导。“运动风”的核心理念便是倘若大批民众了解真相,那么精英集团的决策过程也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影响。根本没有人考虑超级富豪的价值观体系或许与我们的完全格格不入。

媒体暗示大家:无人关注不足以成大事;要开展运动,名人政客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关注”正是媒体贩卖的商品,名人政客也是媒体包装出来的偶像。“运动风”的关键所在是让观众相信一场场运动意义非凡、乐趣十足,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社交媒体恰恰可以通过宣传此类活动、博得流量而牟利。

然而唯利是图的媒体所报道的,都是那些无损于各大企业财团利益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也没有人会引领公众去探寻媒体包装出来的“英雄领袖”是如何从企业财团渔利的。

“运动风”是推行空虚消费、宣扬自我崇拜的活动的延伸,其宗旨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构建齐心同德、为开展事业付出不懈努力的群体。

我们在甜腻的广告中沉浸得太久,想当然地认为一场运动在得到大笔资金援助、媒体的认可以及名人的背书之后,我们才能予以支持。

请记住,诸位,你们并非脸书和推特的使用者,而是被贩售给企业客户的商品。

脸书和推特服务的大企业为何要买下诸位?因为它们希望诸位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同时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真正的运动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反奴运动,它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转型,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大批民众的生活条件。规模盛大的反奴运动鼓励人们积极加入地方团体、定期会面、讨论国事、开展激进行动。所谓的“激进行动”,包括暗中开辟通路,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不断地将非裔美国人运送出南方,以及为自发团结在一起、在南部的种植园内进行激烈反抗的奴隶们提供援助。反奴运动的参加者们付出的牺牲鲜有记载,但他们的组织依然愈发地强大。

反奴活动家们建立起参与性的机构,也缔结起终生不断的纽带。他们并不痴迷于投票选举、分发请愿书让人签名,因为他们知道此类无关大局的行动根本不可能终止奴隶制的罪恶——而正是有人依靠这样的罪恶大发横财。他们的王牌不是富豪慈善家们的支持,而是他们自己舍生忘死的气节与意志。

当时,反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

“这场斗争也许是善与恶的交锋,也许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也许既包含道德较量,也要进行武力对抗,但这必须是一场斗争。没有外界的要求,权力不会让步——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自动让步。只要明白了人们会默默地服从于什么,就可以知道可以将多少不公与冤屈强压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用语言、用行动,或者兼用语言与行动予以反抗的那一天。暴君能施暴到何种程度,要看受压迫之人能忍耐到何种地步。”

美国政治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抱怨狂”:媒体进行报道、以及我们在同亲友开展日常谈话时,总是不停地抱怨美国哪里不好、世事有多么不公,但既不深刻地分析其原因之所在,也不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绘制蓝图,甚至没有建议听众采取某种措施来提供帮助、改变现状。在这个方面,媒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新闻与政治探讨的这种论调令民众颓丧至极,以至于在面对灾难之时,我们认为自己无路可走,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因此有人不禁怀疑,这种残酷的“抱怨狂”之风十分讨权贵的欢心。

政治危机正在恶化,因为非主流媒体也没有让人看到采取行动的机会。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或许更加准确,但它们并未提供任何有益建议,告诉人们去社区的哪个地方跟邻居们讨论大事、组织集体行动。至于如何在不依赖于亚马逊、脸书、维亚康姆和微软等垄断企业的情况下做事,我们也无法从非主流媒体得知。

充斥着“抱怨狂”气息的新闻将报道重点放在唐纳德·特朗普、乔治·索罗斯、杰夫·贝佐斯等少数“害群之马”身上,经常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倘若这些人更有爱心、更开明,诸多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当前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成为贪婪与剥削的温床的?掌控金融、制造和贸易领域的少数人是怎样决定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企业如何通过国家发动战争、推广矿物燃料而获利,以及由此而生的利润怎样用于回馈组织运动、撰写“抱怨性”新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流入他们的退休金账户、或者变为他们的股票资产,这绝对是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知识分子本应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做我们的耳目,可他们与企业利润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此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无法建议公众如何行动。

我们如果组成团结高效、彼此互帮互助、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团体,便可以着手改变经济与政治体系——“抱怨性”新闻一向对此避而不谈。

媒体中抱怨之风的抬头与近三十年来知识分子话语的堕落不可分割。营利性媒体在做分析时根本不会严肃地考虑历史问题,在谈及白宫或者国会时,也绝不会介绍这些机构的制度史。在这些媒体的口中,现在的中情局或者谷歌与十年乃至二十年前别无二致;至于它们内部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媒体则只字不提。

由于缺乏历史语境,读者只掌握了大量负面信息,既无法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最后一个问题是“魔术师热”——对政坛上的“魔术师”大加推崇。

媒体上的讨论时不时地透露出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选举出、要跟随出类拔萃之人,倘若他能力非凡,我们的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还有人认为,身为公民,我们就应当等到十一月投票选出此人,随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把一切问题都交给这位魔术师来化解。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旨在塑造“魔术师”的花言巧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奥巴马围绕“改变”这一口号大做文章,由民主党赞助的广告公司也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

他们启动企业资金,利用媒体和娱乐集团告知民众,这位才华出众、能说会道的政治人物只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就可以让美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而言之,美国在饱受克林顿执政晚期以及布什掌权时期的罪恶摧残之后,只需要让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便可以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解决体制性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各阶层民众的力量,制定长期规划,清理门户——此举虽然危险,但十分必要。

但在奥巴马看来,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我们只需要给他投票,再告诉身边的人他将会立下怎样的丰功伟绩。

然而随后,果不其然,“变革”代理人奥巴马便沉着冷静、却又极为迅速地着手为企业银行纾困,为削弱金融监管助力,以此来回报他真正的支持者——帮他占据各家媒体版面的金融界。

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宣传也对民众颇具吸引力,然而他同样被包装为一个可以替我们化解各种问题的魔术师。他的竞选团队将工薪阶层赞助的资金献给媒体公司,让其在初选中播放极其昂贵的广告。桑德斯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然而他的团队却没有投入一分钱来建立可长期发展的地方性公民组织,让民众得以在政治上自给自足,为自己的改革提供持续动力。倘若说民主、共和两党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培养公民的依赖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让他们革风易俗难于令老虎吃素。

西达·斯考切波教授的《 衰落的民主:由参与会员型到寡头管理型的美国公民社会》(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一书详细描绘了美国人是如何逐渐远离基督教青年会、共济会、对外战争退伍老兵会、狮子会等定期组织集会、践行民主管理的地方性组织的。

五十年来,民众的活跃参与被一种政治性的管理文化所取代,导致社会民主与透明度大幅滑坡,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正是由于缺少公民参与,不负责任、暧昧不明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今天大行其道。

请问,诸位是否收到过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邀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如果只是在脸书上发文、抱怨唐纳德·特朗普的腐败行径,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美国有名无实的政治参与体系;健康的政治文化也绝不可能通过替政客从媒体集团购买广告来建立。

我们必须成立强势的、由公民组成、保持每日与民众互动的地方性机构。我们必须改俗迁风:关闭网络,敲响邻居的门扉,重拾与朋友讨论切实问题的好习惯。这些事没有人能够为我们代劳。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写道:

“要成为棋艺大师,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通晓棋路,熟知开局布阵与收局技巧,步步为营——这条途径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另外一条大师之路,则是由自己制定棋规。”

能让我们自己制定规则、创造崭新政治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然而当前美国的政治危机极度严峻,其影响无所不至,令我们在如履薄冰的同时也看到了发起彻底变革的宝贵机遇。我甚至可以说,除了投身战斗,我们别无他法。

“民主经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民主经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新冠危机并非单纯由病毒所引发。没有任何一种病毒能够在我们的国家掀起如此激烈的动荡与恐慌;没有一种疾病能够搅起如此可怕的纷繁思潮与难以言说的仇恨。

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崩溃:它虚有其表,空空如也;它深受量化宽松政策与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腐蚀,残破不堪;它被股票回购和所谓专家炮制出的金融产品侵害削弱——这些专家据称比诸位更了解诸位的利益何在。简而言之,如今的经济体系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它已经化作一座虚无缥缈的王国,一座充斥着假象谎言、由居住在空中楼阁中的权贵所占据的王国。

这样的“经济”——如果它还能被称作“经济”的话,与我们,与为养育子女而辛苦劳作的人们毫不相干。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脱离我们的控制,变得不可理喻,不再视工薪阶层为子民。

既有的经济体系已然崩溃,我们必须予以重建。

然而,对已经朽烂的旧屋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美联储既无法创造工作岗位,也印制不出洁净的空气和水。实际上,政府只要还是权贵手中的傀儡,就永远无可作为。我们必须切断狡诈的傀儡大师手中的丝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创造自己的经济体制,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制。

当前推动经济迅速转型的,是恐惧货币。恐惧如同骇人的病毒一样,肆意蔓延,令其所及之处陷入动乱与绝望;它狰狞凶狠,最擅长点金成石,把一切珍贵之物、善念美德毁灭殆尽。

他们许诺的一千美元的支票,可曾寄到诸位手中?现在邮局是否还能收件寄件?同现在相比,六个月之后,一千美元是否还能买到相同分量的粮食与厕纸?当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投机的投资银行那里不必等待那么久才付款,破坏环境的矿物燃料企业也一样。

然而我们不必对贪欲唯命是从。作为公民,我们可以把国家经济掌控在自己手中,可以实现经济转型,而这次转型的发起地,既不是参议院委员会舒适的办公室,也不是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银行家经常光顾的高档咖啡厅。

不,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绝不会出资出力,帮助美国从灾难中恢复。这一次,我们无法像2008年一样,在那头大腹便便的蠢猪的指引下发动屠杀,从而得到救赎。

何为“经济”?

何为“经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简单到在新闻中颐指气使地指指点点、就利率与竞争问题大谈特谈、同时在暗中储备积蓄的金融专家根本不屑于屈尊回答。

让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这个人们原本在恐慌中无暇顾及的问题上来。

经济的基础同伪经济科学复杂的方程式没有任何关系——创造这些方程式的初衷,只是让我们对经济问题望而却步。专家认为没有研习过代数学的人无法理解经济问题,这简直荒谬至极。

其实经济的基础十分简单:保证全体人民有健康食品可以吃,有整洁的处所可以居住,有富于意义、能够贡献于社会的工作可以做。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表达与精神探索应当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善待挚爱的亲友、积极参加当地的社群。

众所周知,精神充实、热爱工作、亲友关系和睦之人无需依靠花大钱、住豪宅来获得满足感。然而五十年以来,节俭这一传统美德惨遭践踏排挤,企业堆起的神龛取而代之,供奉其上的是利己主义、贪婪与自恋主义。

如今,引领我们朝败德深渊行进的是超级富豪。关于这一阶层,在此我想同诸位分享一则出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引言:

“我来告诉你富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与你、与我截然不同。他们早早地拥有财富、享受人生,因此我们能够刚强度日,他们却柔弱不堪;我们深信不疑之时,他们却满腹狐疑——这种心态,除非你生在富贵之家,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比我们强,因为我们要求生,要为自己寻得补偿和庇护。”

他们推销给我们的“经济”,主要由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与投资银行在世界各地抛撒金钱的行为所构成。而运营各家嗜血银行的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冷酷无情、在计算利润时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二十位的超级计算机。

正是这种虚假的经济催生出浅薄堕落的消费观;它要求我们购买、浪费食物,逼迫我们驾车上班,诱惑我们观看色情作品,怂恿我们通过购买没有用途的化妆品和服饰来取乐、来彰显实力。这种只注重表象的“经济”由公共关系公司和广告商一手炮制,他们的目的,就是催促我们掏钱购物。

消费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然而无人可以针对这个虚假的偶像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我们每时每日都要浪费东西,浪费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所缴纳的税款,有一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消费类企业、用于策动人们消费,环境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这个过程没有带来多少幸福感,却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体验,碾碎了我们的灵性,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令生活沦为了追求浮华的简单活动。

经济增长是消费的连体双胞胎,增长的高低恰恰代表着我们破坏的多寡。倘若目睹物种灭绝、海洋变暖、同胞受贫等惨剧,我们就会明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然而为了谋求一时的财富,无人光顾的摩天大厦和超级商城依然在拔地而起,塑料与肉类仍然在多此一举地跨洋运送。

倘若我们以“增长”、“消费”一类的术语来定义经济,倘若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只能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实现,那就意味着诸位对家人的爱、诸位为更好的世界而付出的努力、诸位过节俭生活的决心,以及诸位对父母留下的传统的珍视毫无价值——诸位应该把用过的一应旧物丢弃,随后前往商城购买崭新的时尚商品。

请大家注意,潜伏在这种虚假经济背后的罪恶不止于此。我们将印有图案的纸张紧紧握在手中,称之为“钱”;我们了解到金钱具有价值,我们可以在商店用它交换食物、电脑、割草机,等等。然而钱的价值从何而来?这样的交换因何得以实现?为何我们如此之多的人对支付薪水的公司企业,而非身旁的同胞依赖至深?

早年间,货币以黄金为支撑,人们拿到钱后,可以用它来交换黄金。但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金本位。

现在,钱的价值并非源于人与社群之间的合约与协议。制造钱币的,是美联储——一个身份不明、不受监管、由私人银行运营、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组织。

我们的薪水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银行是在邪恶的金融黑箱之内凭空造钱,至于我们的生活是否遭到破坏,他们漠不关心。其实,见到民众依赖他们才能过活,这些人欣喜若狂。我们生怕丢掉工作,因此根本无暇质疑他们印制的数万亿美元的流向——在最近的金融危机过后,这笔钱被装进了投机者的腰包。

他们施“法”造钱,推开了通往恶性通货膨胀的大门。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一块面包的价格就可能会在短期内从三美元涨到十美元乃至一百、一千美元。这样的悲剧早有先例。

媒体满口谎言,对真相避而不谈,然而征兆就在我们眼前。回望十年之前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如今的食品通胀已经远远高于当时。这一切根本无需哈佛的教授来揭示。

现在钱没有依附在任何实物之上,决定其价值的,是印象,是情绪,是文化,是民众对美国的信任以及对世界体系、对美国在世界体系中霸主地位的信心。这种心态一旦动摇,我们手中钱币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

已有多种迹象表明,民众对美国、对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秩序的信心正在崩塌。

银行家们想要在印钱的同时令美元不至贬值,从中渔利,因此施展了两个花招。

首先,他们怂恿国家动用武力,同时在民众中煽动军国主义。由此一来,他们通过贩卖武器、推动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借助已然成为金钱黑洞的五角大楼赚得了数万亿美元。四处动武的美国似乎实力超群,所以即使并无实物支撑,美元的价值也能一路飙升。

然而银行家们尚未满足,还将美元与石油捆绑,为确保石油以美元出售、各大石油生产商使用美元交易而不遗余力。这种强行通过促进石油销售来为货币创造价值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犯罪。石油正在影响我们的气候,将我们的子孙后代推向惨淡的未来。尽管如此,很遗憾,石油还是决定着经济的方方面面,逼迫人们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逼迫人们驾驶汽车,逼迫人们使用矿物燃料产生的电力。

各大企业收买了专家,欺骗民众说环境遭到污染、人们每天都要开几小时车再自然不过。美国的年轻人在对外战争中抛洒着热血,保证乌黑的石油能够源源不断地变为钱财。

近来油价的暴跌令我们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一览无余,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国内经济大幅下行。民众不得不依赖于石油,表明普通百姓正在遭受各种势力之间暗战的摧残。大批美国民众已经被迫将自己的生活同石油经济挂钩——他们之中有的在铺设高速公路,有的在炼油厂中炼油,有的在加油站工作,有的在维修店修车。

民有、民享、民治的经济体制

我们的经济体制并未崩溃,只是从根本上遭到了扭曲,因此仅仅服务于一小撮富人的利益。所谓的经济学家表示,面对当下,我们只能提升或降低利率,要么印钱,大量印钱——我们要是听从这些愚蠢至极的建议,最终只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经济制度必须民主化,必须具有参与性。全体民众都应通过正当媒体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了解真正的经济为何物,应当接受必要的教育,明白经济如何运行。我们要为他们开辟渠道,让他们能够创造价值、提供对社会有益的商品与服务,能够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同他人交换或者交易商品与服务。

但是上述经济活动大多是通过沃尔玛等大型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企业为其所有者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付给员工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工人根本没有机会就超市、餐馆、便利店或其他商业设施的运营方式表达意见。

我们或许在沃尔玛等公司辛勤劳作一生也得不到一丁点股份,享受不到一点点所有权。上司对我们的观点充耳不闻——其实他们希望我们只会乖乖干活,满脑子都是吃吃喝喝,只知道看愚蠢浅薄的视频、读时尚杂志。这绝非偶然。

这些企业老板们的财富并非源于他们的天赋与创意。几十年来,大企业从银行获得巨额低息贷款,而为他们做担保的,正是你我。他们利用这笔钱将弱势竞争者残酷地排挤出局,其中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父母经营的小店。毋庸讳言,如果大型零售连锁店没有这一笔笔低息贷款,效率低下、浪费与腐败问题严重的它们根本无力同健康的地方民间经济实体竞争。

请记住,这些银行视民主为无物,从不讲求透明公开。它们自行凭空印制钱币,其结果是我们手中的钱大大贬值。

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让它在避免破坏生态环境与精神心境的同时带给我们大量财富。我们可以修建能够屹立五百年的房屋,可以使用一百年不坏的家具,穿三十年不破的衣服,可以同邻居分享工具与技能,以此来削减支出,增进健康。我们没有必要开展毁灭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让人工智能来驯化我们。

倘若我们有民主的经济体制,诸位即可同沃尔玛一样,享有低息贷款等诸多权利。届时如果有人想使用太阳能电池板、风车等设备来自行发电、拯救我们的地球,同时摆脱虎视眈眈的石油公司的控制,那么银行将会向他提供一笔偿还期长达五十年的低息贷款——届时普通民众也可拥有银行的股份。这样可以使利用风能与太阳能的成本比使用危险的矿物燃料更加低廉;而现在,银行恨不得逼大家直接吃煤炭、喝石油。

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广告公司来给我们洗脑,怂恿我们自私、自恋、进行盲目消费。广告这一危险的行业破坏了家庭的亲睦,疏远了邻里。

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正在处于无业状态。我们宅坐家中,无计可施。在制度的影响下,如今我们甚至比以往更加依赖这个腐败的政府。一夜之间,我们竟然需要靠别人的接济施舍来果腹度日。

现在,奴隶经济距我们仅有咫尺之遥。或许许多人会觉得我的话过于刺耳,想把我的肺腑之言贬斥为阴谋论者的胡说八道。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确无路可走,面临着绝境。

我们何去何从?

要创造民主、富于参与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需要迈出关键的两步。

首先,我们要自发地在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村镇,村民均是我们社群的成员。我们要跨越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为大家的共同利益通力合作。这些社群将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念、拟定自己的行动纲领,绝不允许跨国银行和企业插手干涉。最后,我们会创办自己的独立银行与公司。在起始阶段,先让社群成员同彼此签订协议,同时召开一系列会议,让我们——不拿高薪的“政坛人士”——开始商讨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然后,我们要在政府与民间建立各种地方、国家与国际机构,保护民众的努力成果免受权贵的破坏。政府必须转型,拥有管控富豪巨额财产的能力,保证国家决策过程永远不会遭到外包出售。

我们万万不可幼稚大意。政府可以用来唤回民主与公正,也很容易被人为达成邪恶的目的而操纵。而且如果要在腐败的体制之下实行变革,甚至一点点改进性措施,哪怕是最为勇敢刚毅的改革家也会要么一败涂地,要么被关进镀金的笼子。

如若没有齐心协力、了解实情的地方民众的大力支持,我们绝对无法执行国家与国际政策。而大家同心同德不是为了赢得哪一场大选,而是要为营造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开展日日不懈的斗争。

我们鼓励大众积极参与、讲求民主的群体会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一个公允透明、重视道德的经济体系。

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指望得到中央政府或权威人士的认可与支持。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当、光明磊落、刚正负责,那么所谓的“政府”就会向我们虚心请教,寻求启迪。要改变我们国家,这种做法远比选出一群变戏法的小丑要高明得多。

现在的美国与六十年前迥然不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仅凭当地的资源生产食物、制造家具与工具。一场场令人憎恶的仪式从我们这里剥夺的一切都被献给了黑暗之神——技术与全球化。我们不断购买并非必需品的物件,因为媒体鼓动我们与周围的人攀比,要比他们更时尚、更前卫。

我们绝不认可银行、亿万富翁和“精英玩家”有凭空造钱、为亲友挥金如土的权利。

这一次,我们不会给这群罪犯保释的机会。不,我们的政权要全盘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废除他们和他们在美联储的伙伴印制的所有假币。没错,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们要创造一种公民共享型的经济模式。我们要同左邻右舍、全国同胞,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精诚合作,一起开创、发展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

诸位,你们比所谓的精英银行家们更加懂得何为健康经济与公众社群的必需之物——他们不过是妄图通过期货和外币谋利的投机分子。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一旦诸位获得权力,你们就会真切地感觉自己应当帮助子女四邻,感觉自己对他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倘若你们吃的食物、你们使用的工具产生了某种利润,那么它也理应用回到你们、你们的子女、你们的邻居,而不是投机家的身上。

至于新冠疫情,它已经成为了权贵们攫取暴利的富矿。众多美国普通民众无法外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首次面临受饥而死的危险,而顶级富豪的财富却猛增了2,800亿美元。

但是,银行家先生们,请不要误会!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通过这次疫情赚得盆满钵满,肯定恨不得下一场瘟疫早一些降临人间。你们想要大批量生产疫苗,但你们要对付的是病毒,绝不是寄生虫。

最后,我还想就这次选举再说几句话。昨天,一位挚友问我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她说独立参选人,尤其是不受权贵、说客和顾问们欢迎的独立参选人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参选所需的资金。

我是这样回答的:

“那天我有所顿悟。我发现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理。尽管人们可能要为寻求真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真理完全是免费的。不仅如此,‘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2019年 10月 8日

贝一明

美国如今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着不折不扣的灾难,这完全是其咎由自取:它轻率地对华发起贸易战、坐视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税战,同时竭力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令多方为合作交流付出的广泛努力付之东流。在我们默默的注视之下,善意的“不干涉”政策转变为恶意的无视。亚洲人或许会对此缄口不言,但“美国是破坏性力量”这一观点正在他们之中迅速传播。

“推特(Twitter)治国”以及“国际社会要以特朗普为先”的崭新观念反映出人们对眼前利益愈发重视,而正是这一趋势埋葬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美国拥有自由女神像,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也曾全力支持为解决核扩散、贸易和恐怖主义问题而制定的全球性条约——这些都是其国际主义传统的象征和体现。

东北亚危机的源头并非平壤,而是华盛顿——华盛顿的贪婪和自大在亚洲的首都城市找到了新的宿主。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在亚洲掀起新一轮“冷战”?要知道,美国或许非但无法借之以挽回失去的威望,反而会被抛出该区域。

日本也已将韩国视为假想敌,预测可能会与其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必须即刻探索新的途径,避免军备竞赛的发动,阻止韩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否则可怕到难以想象的噩梦就会降临。所谓“新的途径”内涵甚广,改变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言之无物的峰会还是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都无法解决东北亚危机。我们需要放眼东北亚的未来,助其开展变革,令其踏上光明之路。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曾写道,世界上有两种棋艺大师:一种通晓规则,赢遍天下而不费吹灰之力;另一种则能够自己制定规则。

对于我们来讲,后者颇为陌生。我们已经习惯于维持二战结束后确立的世界秩序,从未尝试过破旧立新。但我们在东亚逐渐瓦解的地位无法通过缓慢的变革来挽救,我们必须彻底转变美国在亚洲担当的角色。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只要放弃以妖魔化别国为条件,答案就会跃然而出。

世界正在深受气候危机的困扰——瑞典女孩葛莉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感人至深的演讲将这一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无数心怀热忱的年轻人都曾呼吁为了让人类免遭气候灾难之害而彻底改变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他们知道,倘若坐视不理,承受可怕后果的将是他们自己。

他们改变世界的诉求为美国重新定义自己在东北亚的角色,为解决中美之间的对抗,为鼓励日韩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宝贵的机遇。

美国必须认识到,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沙漠蔓延、热带风暴肆虐——不论气候发生何种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便是东北亚地区面临到重大威胁。许多人正在垂死挣扎,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几年内死于非命。

然而要实现上述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彻底调整自己的观念,而这正是葛莉塔所呼吁的。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把关注点从军事,从战斗机、军舰、子弹和导弹上移开,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使命,令国家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重新造林,保护海洋、河流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尽管军队是主要的污染源,但还是可以将其加以规范,使其为清理污染以及推行石油开采、煤炭使用的禁令贡献力量。

这样的愿景似乎太过异想天开,无法实现。然而气候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全盘重新考虑。

以东亚问题为例,倘若美国能将目标从发动常规战争转移到遏制气候变化(植树、保护生态系统、防止企业为谋利而破坏地球上的宝贵资源),我们就会发现,美、日、韩三国的军方其实可以在多个领域通力合作。倘若中美两国的军方都能关注如何适应、缓解气候变化,双方的合作根本无需多加考虑。

设立军队的初衷并非达成上述目的,其所秉持的安全与国防观念未免已经不合时宜。然而,倘若军方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其实现上述转变的效率将比行政部门高得多。

军方可以不计收益地制定长期预算、用以发展科技,可以规定全国一律使用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时限并坚决执行。我们应当集中美、日、韩三国的经验与技术,研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军事扩张。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劳伦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贝一明:近日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受一股大肆蔓延的不满情绪所推动,抱有这种情绪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未来无望。然而我们目睹的许多事,其起因并不能单纯地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这一角度解释。目前香港的政治危机是否有美国的参与和干涉?

维尔克森:美国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一直都在加拉加斯搅局,这次它下手的对象换成了中国香港。2002年我去过加拉加斯,也曾亲眼目睹美国为推翻乌戈·查韦斯以及后来的委内瑞拉总统采用了何种残暴的手段。我们一直希望改变那里的政治格局,现在又在拿尼古拉斯·马杜罗做文章。然而我们只是将委内瑞拉推入了无能的困境,而同无能并行而至的,往往还有失败。我们成功地通过制裁令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民受苦受难,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尽管媒体从来不把加拉加斯和香港相提并论,但我们仍然能明确地锁定可疑目标: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以对香港年轻市民普及“民主教育”之名,向其提供了用意可疑的赞助。

我担心的是,美国会重施1956年在匈牙利施展的手腕,给香港的年轻人设局,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担心美国会像当时那样一味地在他们背后怂恿煽动,然而他们遭受镇压时,却只是袖手旁观——1956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匈牙利、平息叛乱时,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作为。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背后的势力是中情局,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然而香港抗议活动仍然与匈牙利事件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一次我们运用社交媒体和突发新闻播报,通过更为复杂巧妙的手段针对假想敌——中国发起了秘密行动。

当然,习近平一定要步步为营、谨慎应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民看在眼里、加以解读。习稍有差错,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敌意便会愈发强烈。

贝一明:但是很明显,特朗普根本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才智和能力,他个人更可能只是想碰碰运气。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维尔克森:目前为止,是约翰·博尔顿一直在操纵全局。他顶着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接连发起行动,破坏美国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情局的“酷刑女王”吉娜·哈斯佩尔也做过他的帮凶。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幕后主使不止一人。

贝一明:那么约翰·博尔顿离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善?

维尔克森:我在克里斯·海耶斯的节目上说过,约翰·博尔顿的离职并不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没错,一个货真价实的战争贩子离开了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岗位,但国家安全顾问影响力的大小,完全是由总统决定的。罗纳德·里根在八年里任命了六名这样的顾问,原因很简单:里根认为总统就得自己拿主意。而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则完全不同;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分别同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共同掌权,共同决策。

要让总统的决策有所保证,最好的办法是定期更换国家安全顾问。

特朗普不是里根,而且与里根相去甚远。因此他身边的人,从麦克·蓬佩奥到吉娜·哈斯佩尔,再到斯蒂芬·米勒和财政部的史蒂文·努钦,都只会不顾形势地自行其是,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管控他们。

约翰·博尔顿走了,是件大好事。尽管媒体把他大肆炒作成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但他实际上只是个十足十的恶棍。说到“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阿伦·伯尔才是,约翰·博尔顿根本排不上号。

没错,一个恶棍离开了政府中重要的岗位,的确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当初把他推上重要岗位的无能之人——总统,其地位仍然安如磐石。这才是问题所在。

贝一明:许多乱港分子都与台湾有直接联系,台湾当局甚至为他们摇旗呐喊。蔡英文今年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讲话令我深感诧异。她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态度,将整个中国大陆描绘为邪恶势力,却没有讲求逻辑地、系统地解决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台湾方面如此地避实就虚、如此短视。台湾领导人的这番言论只会让众多中国人将台湾视作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傀儡。

维尔克森:早在21世纪初期,陈水扁便开始不时地发表相似言论。回想一下,蔡英文当时是在对退伍军人协会发表讲话,而那番言论对退伍军人这群热血听众极具煽动性。听她讲话的听众群体极为有限,她却在其中精挑细选,大做文章。尽管博尔顿可能会希望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按照内塔尼亚胡的风格做一次演讲,但好在特朗普政府中还有一两位在台湾问题上理智尚存的人。

她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她的讲话对自己的听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乃至北京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也觉得她措辞谨慎、用语得体。

尽管如此,正如你所建议的那样,她应当放眼全球,把目光放在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上。然而对她精心挑选出的听众讲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

贝一明:毫无疑问,香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是因为对自己黯淡的前景愈发担忧。然而他们所谓的领袖曾与彭斯和博尔顿会面,他们的抗议对气候变化和财富集中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香港是全世界财富集中问题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以及精英阶层对民众的冷漠避而不言。为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反倒被束之高阁?

维尔克森:人们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恶化视而不见,却对声色犬马、各种噱头和危险之事趋之若鹜,这并不是新现象。看看特朗普在美国的拥趸就知道了。不论是为富豪减税还是加征贸易关税,承担特朗普经济政策不良后果的,都是支持他的选民。但是好像只要他承诺给“罗伊诉韦德案”翻案,使堕胎非法化,让基督教祈祷式重现白宫,他的拥护者就甘愿受苦受难。现在人类立足于其上的地球正在病痛中垂死挣扎,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不毛之地,香港的抗议者们却想去摘天上的星星。

贝一明:还有军事拨款法案。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一大笔钱突然被划拨出去,用于准备同中国开战,那么不论政府官员有多么深谋远虑,他们都会在制度压力下推动美中对抗。

维尔克森:你指的是台湾还是美国,或者说二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贝一明:美国的军事预算规模相当庞大,官方披露的数字是7,500亿美元,而且由这笔预算支持的许多昂贵军备都是为对付中国而添置的。

维尔克森:美国制定了巨额国家安全预算,用意不言而喻——它的具体数额也许更接近1.3万亿美元,其去向涵盖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核武器能源部、国防部以外的情报源,再加上中情局、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国际事务部部长的账户。此种预算给美国造成了许多不验自证的危害。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冷战时期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国家预算是如何推动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如何在每一紧要关头影响战略决策的。支持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对抗的预算框架会使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

贝一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消除这种紧张态势和冲突的根源,扭转乾坤?我们能否组织活动,让香港民众和全世界的地方政府共同讨论关乎于年轻人、气候变化、经济军事化(这一问题中美均有)危害的切实问题?或许还有其他别具一格的方法?

维尔克森: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我认为,组织人们就严肃问题开展讨论恐怕收效甚微。除非我们能够在人力、物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与中情局匹敌甚至略胜一筹,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促成更为理智、高明、切实的对话。我不想说丧气话,但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定要以讲求实际为前提。

贝一明:可是香港问题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而且是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那么具体说来,怎样的政策更能收到成效?

维尔克森:我们应当重拾我们在乔治·H·W·布什当政时期及冷战末期所秉持的态度:警惕谨慎、讲求方略、和平竞争。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经济整合;我们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跨国犯罪、气候变化、难民潮(现在已有7千万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多)等全球性挑战,以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成功解决的问题。保险起见,我们一方面需要维系日本、韩国等盟友,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同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准备一支装备齐整却又不会耗资甚巨的军队。但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和平与和平竞争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贝一明:美国有许多博识多才的知识界人士,他们可以前往香港、台北、上海或北京跟同道中人就我们共同的未来开展富有意义的深刻探讨。倘若这些学者和普通公民开始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展合作,状况即会得到极大的改观。如果我们能够就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问题和虚拟空间的未来进行对话,或许可以用积极的内容填补媒体中的空白。

维尔克森:我也认为此举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们的总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中的大小官员要是懂得其中的关窍,将会对这一事业大有助益。

贝一明:当局为什么会认为有必要在暗中执行外交政策?我们怎样才能终结在其他国家搞破坏的秘密行动,回归切实的文化交流,从而引导年轻人集中精力从事积极的事业?

维尔克森: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一个开明的政府;国会需要对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新议员。我们需要全新的媒体,不把中国贴上“敌对国”标签、不把宣扬新冷战视为己任的媒体。最后,当然,我们还需要各行各业富有责任感、能够开展对话的学者和公民。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2019年 6月 4日

贝一明(合作人:乔纳森·敏特拉姆)

如今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为首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正在大力呼吁实施“绿色新政”,称此举可以促成经济转型,让美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发展模式更加契合环保理念,这番新气象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特朗普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矿物燃料的使用,奥巴马政府也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矿藏,与之相比,上述观念显然更为进步。然而,倘若我们用科学方法对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加以评估,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让人们大失所望:很可惜,所谓“绿色新政”有些言过其实,不足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当然,进步媒体已经告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政坛与媒体界已经被石油巨头所染指,然而这番警告对扭曲的经济体制几乎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我们身处其中,受其所迫,无时不刻不在使用塑料、石油和煤炭。我们时常懵懵懂懂地听着关于未来灾难的不详预言,模模糊糊地知道北极熊的生存状态有多么悲惨。要想改变现状,除了等待下次大选、不再使用一次性杯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美国得了重病,我们无法再对它的病症视而不见。就好像吃下了变质的食物,肚子疼可以忍,但最终还是要靠呕吐来把有害的东西排出体外。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明白尽管“绿色新政”的宣传照片光鲜亮丽,但新政的宗旨并不是立即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更不是让民众主动接受可再生能源。新政中的漏洞大到足以通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娜奥米·沃尔夫对其提出质疑之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谁认真地对她加以驳斥。倘若我们继续沿用现行体制,就会为大企业和投资银行利用法律挪用资金乃至开展危险的地球工程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民主党战友仍旧依赖大企业来获取资金(就算不是直接收受,也是通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拒绝同更加进取的组织合作,因为后者不对民主党亦步亦趋。

然而另有组织做出了政治回应。我们见到反灭绝抗争团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抗议,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有坚定立场,认为当前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无法支持人们开展活动、追求真相的政治体制一无是处。

反灭绝抗争团着眼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以及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将人类灭绝做为其全球性活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会给政客溜须拍马,也不会跟大企业CEO和说客谈天说地。反灭绝抗争这一政治运动并不会因为顾忌观众的心情而低调,也不会根据财团媒体的要求来调整消息发布口径。

反灭绝抗争团的首要任务是让高碳经济体系立即停止运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让全球的大城市陷入停滞状态。

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在六年之内实现零碳排放,其途径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树立新型文化,从而大幅降低消耗,彻底转变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将这样的政策变化称为革命毫不夸张。

反灭绝抗争团与懦弱无能的民主党不同;他们在其名为“真相”的网页上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海洋、森林、南极、北极以及人类自己正在遭受摧残;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尽管很多人认为反灭绝抗争团的做法过为极端,但实际上,反灭绝抗争是人们迄今为止发起的唯一一种以科学实证(而不是臆测观点)为基础、以推行某种政策为宗旨的大型理性政治运动。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败,随着政客、知识分子和名为“媒体”的可悲机构对残酷现实避而不谈,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轻描淡写、称之为“气候变化”,反灭绝抗争愈发合情合理。

其实反灭绝抗争团发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响起的声音:这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型经济兴起便浸泡在石油中的文化,必须予以终止。

我们中间没有无辜之人。我们每次打开Email、洗热水澡、开车去超市、乘飞机去拜访亲友,都在人类之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棺材上钉下了一枚钉子,更不用说不计其数、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其他物种已经难逃灭绝的命运。

美国的“特有制度”

我们要努力正视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舍却“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挖掘真相”(Truthout)等媒体以及罗伯特·赖克等满嘴谎言的知识界人士所大肆鼓吹的“进步”方法——赖克根本不承认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危机。

我们要明白,被进步人士普遍视为重大突破、被愚昧的特朗普弃如敝履的《巴黎协定》,其签订不过是保留彼此面子的政治策略,目的并不在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要想生存,我们就必须立即实现矿物燃料的零使用,不能再等到2030年,慢慢地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到40%。在此紧要关头,出资支持“进步”运动,等待下一次大选,无异于自杀。

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终结这种消费文化,颠覆认为生产、消费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想法,明确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对地球产生直接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年轻人远离从矿物燃料经济获益的银行和财团的误导,不要让他们接受碳交易、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开展地球工程、开发新生代核能等危险的折中手段。

既然美国各方(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企业、非政府团体和教育组织)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那么民众就应当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家曾寄予厚望的看门犬已经变成了哈巴狗,只顾吸金,根本无法与矿物燃料巨头较量——不论他们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动听。

我们必须亲自参与国家治理。

350.ORG是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相关资讯。该组织于2019年4月23日向其成员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于周五做出了大胆的气候承诺:如若当选,她将在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禁止一切公有土地上的矿物燃料开采活动。”

350.ORG称赞沃伦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比起其他总统候选人来,沃伦似乎领先一步,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种族来讲,她的承诺未免太过苍白无力。

禁止公有土地上的开采活动?其言外之意相当明显:我们应当要求不支持这一政策的候选人立即退出竞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永远禁止美国全境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开采活动。或许这种提法更具实质意义和说服力:一年之内让使用石油这一行为非法化。

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损害臭氧层的氟氯碳化物的使用做出了广泛管制;这一先例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借鉴。我们需要签订禁止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伦敦议定书》,因为它们的生产和消耗都会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此种由各国共同担责的国际性协议意义重大,签署此类协定是让全世界停止使用矿物燃料发电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是,我们正在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保守派对峙,他们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必须逐渐通过政治过程予以压制。

然而事实是,与我们对峙的并非“保守派”,而是大批罪行累累的企业——它们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正在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搞破坏;能够规范其行为的机构已经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的痴迷令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更让这种依赖性根深蒂固——与这一现象形成类比的是美国在19世纪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有损道义的奴隶制。

奴隶制通过不加限制地剥削无偿劳工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南方种植园主的收益,而北方的银行借南向投资也分得了一杯羹。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似乎为制造业和种植业提供了廉价动力,但其隐形代价其实相当可怕。

身为“奴隶”的非裔人种的人文素质被名不副实的法律系统所压制——在“证实”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伪科学的支撑下,当时的法律系统更加牢不可破。奴隶制玷污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以罪恶为基础、视犯罪为本国特有文化的社会。然而南方各周州的上流社会家庭均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

当时人们将如此可怕的体制尊为“特有制度”,似乎在暗示美国南方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习俗。然而创造这样的名头不过是掩耳盗铃,其背后仍然是没有健康社会予以支撑、崇尚剥削的罪恶体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废奴主义者)为阻止奴隶制扩散至新加入美国的各州而奋力抗争;他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奴隶的境遇,并且允许逃出蓄奴州的奴隶自由地生活。然而大多数改良派废奴主义者的基本想法都是:拥护奴隶制是恶政,需要慢慢将其改变。

与之相似的是,当前美国的政治讨论都纠结于如何普及风能与太阳能、如何使可再生能源更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终止特朗普政府补贴煤矿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苛以重税的极端政策。

但只有在无视以下事实时,类似的政治讨论才有意义:矿物燃料企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犯罪来让我们保持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矿物能源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损害环境,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换言之,上述观点只是自欺欺人。

支持使用矿物燃料的说客和政客,以及因开采石油煤炭而暴富的CEO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的政治讨论格局并无异议。他们因利丧德,共同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不惜为追逐利润而毁灭我们的地球。

反灭绝抗争团就是要将经济体制掌控在自己手中,舍弃中间人——以撰文为生的受教育人群。正是这群人鼓吹长期的“进步”措施,怂恿国会议员利用不温不火的提案来取悦企业、获得资助。他们说风能可以与燃煤相媲美,还将联合国报告中提到的生态崩溃作淡化处理,其目的还是保证他们的研究机构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某些组织的献金,而这些组织的背后就是依赖矿物燃料获利的财团和银行。

我们的约翰·布朗时刻

如果要从历史上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寻找出某一重要时刻,借之以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反灭绝抗争、反对矿物燃料的使用,最贴切的例子当属约翰·布朗及其追随者发动的起义。反灭绝抗争团要为摒弃矿物燃料、阻止人类灭绝而摆脱“进步措施”的桎梏,正如约翰·布朗等人宣布败坏道德、推行奴隶制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在约翰·布朗发动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南部还有许多人称他为叛军首领,污蔑他是叛国贼、是疯子。但只要读一读布朗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有完美的逻辑和深刻的道德信念做为支撑。布朗于1859年10月突袭弗吉尼亚州哈伯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时,其意图便是通过建立新政府、抛弃腐朽的经济体系来终止奴隶制。他的起义军很快遭到镇压,他本人也因叛国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该罪名)而被处以绞刑。

通过奴隶制谋利的群体(民主党)指责布朗卑鄙无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北方的进步人士(共和党)大多隔岸观火,表示不插手蓄奴州的“家务事”。

我们还是看一看布朗起草的《临时宪法条例》吧:

“由奴隶制引发的矛盾堪比自美国诞生以来其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其所导致的要么是无休无止的监禁和令人绝望的奴役,要么是彻彻底底的人种灭绝,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享有白人尊重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

这段话稍经改动,就可以与危机重重的眼下,以及我们对石油和煤炭极度依赖的状况相契合。

“在是否使用矿物燃料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堪比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最终将导致地球沦为炼狱,让人类永陷水深火热,直至灭亡;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拒绝矿物燃料产业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以下《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免受由矿物燃料经济招致的灭顶之灾。”

这两段话蕴含的道德理念完全一致。

反灭绝抗争团与布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采用的是非暴力方式;但反灭绝抗争与布朗起义之间的类比仍不牵强,因为前者的参与人员一旦行动,就会面临入狱、受暴甚至死亡的危险。

扭转乾坤,抗击制度化犯罪

与民主党不同,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各种问题得到切实解决,而前者只会提几条不痛不痒、肤浅粗陋的改革方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保守”观念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之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反灭绝抗争反映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时提出的告诫:“民众不提出要求,权力便不会退步,过去也好,未来也罢,都是如此。只要弄清楚民众可以默默地承受什么,就能搞明白可以用何种手段来盘剥和欺凌他们,直到他们用行动、言语予以反抗——有时还需要二者并用。”

道格拉斯的话说明,一味地就矿物燃料的长期负面效应做抽象阐述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具体的要求,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坚持立即废除当前罪恶的、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能源体系。

约翰·布朗提出奴隶制并非“特有制度”,保留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行径,是对某个群体“开战”,从而改写了游戏规则。同样,我们也应当掌握能源领域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关键术语。碳排放并不是能靠交易解决的小小流弊,而是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

换而言之,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右翼分子犯下的暴行,而是主动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普及当下急需采用的文化和经济制度。我们既不能依靠比尔·盖茨等深陷现行经济体制的富豪,也不能仰赖曾长时间支持通过矿物燃料谋利的民主党人;我们不能看见有人做出一星半点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就心满意足。

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客数不胜数,他们在委员会上发言,否认气候变化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宣称气候变化并非确有其事。他们从矿物燃料产业捞得好处,经常让科氏工业等石油巨头豢养的“专家”现身说法,证明矿物燃料完全无害。这些“专家”在研究活动中造假,公然挑衅科学事实。

目前,进步政坛人士正在埋怨“保守派”政客无知、自私、短视,嘲笑他们的专家和拥趸“愚蠢至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党人的主张不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是限制南方各州的蓄奴规模,他们的态度简直与当今的进步政坛人士如出一辙。

气候变化不是一种观点,而是科学事实;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也不是利益调整,而是法律。

那么法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法律规定相当明确。倘若某议员亲自、或请专家在委员会上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不具危险性的证言,那么此举并非表达保守观点,而是做假证。根据法律,这一行为已构成重罪;涉事议员要么会被迫辞职,要么会面临牢狱之灾,作伪证的专家也会落得同样下场。

从逻辑与合法性两方面来讲,上述论断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议员和专家证人在国会山明目张胆地犯罪时,却没有一名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对其提出指控。罪行就是罪行,不会因为持续了几十年而变成合法行为,正如奴隶制即使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仍然有损道义。

倘若没有国会议员、行业律师、说客、咨询公司和咨询人员愿意秉持公正、合法的立场,那么民众就应当挺身而出,要求上述犯罪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要求犯罪者不能再踏入国会。抗议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客们便会在重压之下做出改变。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采取如此强硬的路线无异于逼迫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和游说人士离岗入狱。然而,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即使诉诸于这样的方案,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倘若情势要求我们对数不胜数的民主党人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决不会退缩。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全部国会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嫌犯罪,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要求他们通通下台,要求自行组织选举,不受任何同罪恶矿物燃料产业有所关联的组织干涉。

现在国会议员从矿物燃料企业和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处收取献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鼓励使用矿物燃料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就连政府都为炼油厂和公路系统提供补贴,但这一切不属于民主过程,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通过前台组织运营,购买或者拆毁公交系统,要么是为了提升民众对石油这种危险化合物的依赖度,要么是为了重组美国军队,让其植根于石油,并为此而保障石油供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一系列政策决策的罪恶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等石油提供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完全明白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他们的有害产品正在荼毒环境——或许还要更早一些。他们对人类眼前的重大危机心知肚明,但还是将调查结果秘而不宣,并雇佣专家和公共关系公司通过发布广告、篡改研究结果和游说向公众发布误导性的虚假信息。然而进步民主党人只能责备这些企业自私自利,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捐款,支持他们参加下一次、下下一次竞选。

请问问自己,如果你销售的产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夺去了全球成千上万、甚至几十几百万人的生命,更会导致全球变暖,令几千万人惨死,你会有何下场?如果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自己产品的危险性,非但将实情瞒而不报,反而用脏钱贿赂政客、收买冒牌专家,让他们对国会撒谎、为你的犯罪行为辩护,你又会怎样?

毫无疑问,你将遭受阴谋罪指控,立即被捕入狱,你的资产也会被尽悉没收。你会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付出比所得多得多的惨重代价。

那么当矿物燃料企业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如此明知故犯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同样,民众也该要求将上述企业做为犯罪组织看待,剥夺它们利用不义之财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责任方应该立即入狱,为他们四十年以来犯下的罪行遭受指控,为虎作伥的政客和说客也当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工业等企业的资产,以及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应当全部充公,用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赔偿全世界的受害者。

无需考虑矿物燃料企业应当出资多少来支持“保守派”代表参选,也不用琢磨较为强硬的“进步派”在如此不公的政治环境中赢得大选需要多少钱。一旦矿物燃料企业的资产充公,一旦受其雇佣、助纣为虐的说客和专家被挡在政坛大门之外(正如昔日南方军的领导人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内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共识和宪法制定切实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大批政客已经被矿物燃料公司、银行和与矿物燃料企业狼狈为奸的富豪收买。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向国会提交证言、参与政治过程;在许多场合下,我们还应当要求他们立即辞职。参与大规模造假的智库研究员、教授、律师、说客和其他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区别对待。

政治辩论必须以科学发现而非主观想法为基础。在我们的默许下,企业像某些人一样享受各种特权,关于气候的虚假言论因为有财团的支持,被奉为金玉良言。这一切都应当到此为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能够清楚地表达逻辑观点的人只有一小群,他们也可以在美国掀起思想转变的潮流。然而,倘若不把追求真理做为基本政治原则,民主便会沦为闹剧。

但我们的任务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声讨广告,将发布广告视为犯罪,因为美国民众在广告的误导下低估了工业社会的危害,尤其对汽车、飞机和基于煤炭与天然气的工业生产对环境和人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置若罔闻。

企业用广告贿赂媒体,使其无法发挥公布真相这一重要作用。在需要动员群众的紧要关头,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把新闻变成了供人娱乐、可有可无的消遣,让大家无法把目光放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上。只要商业媒体还在给民众灌输经过篡改和扭曲的讯息,后者就无法做出客观决定,民主政治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广告文化。它粉饰太平,暗示人们拥有汽车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它不鼓励精诚合作,反倒宣扬自私与及时行乐。我们要通过自办报纸、在公共场合做宣讲等直接手段来向民众准确解释气候灾害为什么会毁灭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还要认识到,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念分歧,而是当权者的的愚民之策——人民愚昧无知,就察觉不到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也无法想出应对之计。

我们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由政府资助,补助金源于税收,其分拨必须透明化。以利己为目的、议程不明的所谓“研究”必须从政府及民众的政策讨论中消失。这一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当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明白人类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威胁——我们要保证他们不会因沉迷于电子游戏、娱乐视频和色情图片而对周围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

同“自由贸易”、“军事安全”等虚假观念较量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性运动披露的是残酷的真相,而不是令“进步媒体”心安神泰的有限讯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政客们远而避之的两只巨型怪兽较量,它们一个名为自由贸易,一个叫做军事安全。

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通商对美国国民乃至整个世界有益,因此应当不断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我们财源滚滚。

如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企业就可以把工厂迁至国外,同时拿关闭工厂来威胁当地工人和社区,以获得政府补贴。海外工厂为美国供应廉价产品的同时,也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环境,还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每一个宝丽龙泡沫盒子,每一件尼龙套衫,每一套塑料玩具,不仅会在被丢弃后毒害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而且其生产过程也会给气候带来负面作用——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地远在印度或者泰国。

自由贸易控制了我们的经济,逼迫我们购买在海外生产(常常会以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再耗费大量矿物燃料运来美国的产品。生产一次性物品时造成的污染,对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工厂在哪个国家而改变;而且经过几千公里越过重洋运输商品时,又会排放大量尾气。然而就连左翼组织都对自由贸易的这一可怕后果避而不谈。

同时,进步及左派刊物已经接受了“GDP”、“消费”、“增长”、“发展”等极其片面的经济指标,至于它们没有反映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影响,没有涵盖土壤、水源和空气的长期恶化这一缺陷,知识分子却甚少提及。尽管有人曾经提议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但类似提案并未被纳入议程,更不用说投入使用。

美国国内经济与矿物燃料的勘探、生产和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军方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军方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制造者,其对气候变化应付的责任比许多国家都大。

美国军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在全球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基地。在许多情况下,其主要任务已经变为推动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的开采,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做法会对气候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军队与“国防”和“安全”毫无关联。

除非军队的作用发生彻底转变,否则美国不可能采用贴近实际的气候政策,而这种转变必须以改变“安全”的定义为前提——要把减缓气候变化做为实现安全的第一要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考虑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实现上述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抛下武器,但在与矿物燃料巨头对抗时,却又离不开战士们的勇气和自律。凭借独特的创意和非凡的勇气,我们可以令美国军队脱胎换骨,令其角色和本质发生彻底转变,让它将气候变化视为首要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国防部重组为“人类安全事务部”乃至“气候变化应对部”,通过周密的计划取消不正当的军火开支。以此为目标,究竟是开展体制改革,还是推翻现行制度重新开始,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决定。

结论

近日来“革命”一词在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已经变为空洞的口号。

然而美国立法者并未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拟定长期国家政策,这说明美国政坛已经深陷臆想与错觉。

根据气候恶化趋势方面的科学预测,未来我们将没有财力添置战斗机、航空母舰,甚至高速公路和体育馆。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曾提出应当像在二战中一样调配资源,而为了平安渡过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恐怕要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各种资源。

可悲的是,美国目前的确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然而是反面意义的变革。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各部门中的专家人才惨遭驱逐,有责任感的正义人士要含冤受辱。他迅速将政府职能私有化,让政府沦为精英阶层敛财的工具,不再为普通公民服务。

我们无暇讨论革命性转变的“正面意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革命性新政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加税、发放煤炭和石油补贴,以及将科学方面的考量剔除出政策制定过程。

等到下次大选、退而求其次、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发表敷衍声明的民主党代表——此类提议毫无意义。一场反动的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