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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诺贝尔环境与经济奖”的陈敏豪教授

  • 陈敏豪

——诺贝尔环境与经济奖

1991年我在日本读研究生,在东京大学写我的硕士论文期间,我正好开始考虑回到美国去攻读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我对明代文学尤其感兴趣,因为它对18世纪的日本(我研究的专业方向)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我寻找好的研究项目时,我被介绍到印第安纳大学,认识了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司徒琳教授。我原本认为我可能和她一起在美国研究。我给她写了信,了解到她这个夏天将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于是我很快定了机票,并预定好和平饭店作为在上海的住处。那天晚上我的航班到达上海晚点了,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发现几年前我住过的和平饭店已经完全变样了。不再是那个学生为了便宜而居住的破旧小旅店,而变成了相比两年前的价钱贵四倍的豪华酒店。一个我在东京大学时认识的中国朋友给我推荐了交通大学的陈敏豪教授,说在上海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忙。尽管我并不认识他,但我还是立即打电话向他询问意见。通话后陈教授立即到和平饭店来见我。他立即带我去了他的朋友那里,一个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更重要的是,有一群热情的学生可以给我很好的照顾。虽然陈教授从没见过我而且也只是经一个他不太熟识的学生引荐的,但他一直到完全解决了我的困难才去休息,他的热情和细心周到让我感动。

陈教授是一个非常热情、善谈、总为他人着想的人。在当时他对我及我的工作表现出的兴趣,甚至让我感到有一点不舒服。为什么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总是对我这么好?我开始担心是不是他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我猜想也许陈教授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潜质?,发现了一些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我在复旦大学呆了一天,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老师们一起讨论问题,并见了司徒琳教授,但每天晚上陈教授都在照顾我,继续我们的谈话。他常带我去饭店吃饭,我总会觉得这太让他破费而感到不舒服。但似乎他觉得和我谈论时要尽可能的得到我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讨论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及它的变化对日本及美国的影响。陈教授总是提出一些有关环境的问题,这些我当时并不太能理解其重要性。

陈教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有思想的人,但从不吝啬赞扬,所以这让他在我眼中显得不那么有深度。我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之后,我终于知道了陈教授在想什么。他邀请我去了一个曾是银行家房子的饭店,问我是否可以帮他翻译一个他准备提交诺贝尔委员会的提案。陈教授在提案信中提议委员会应该将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改为新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奖”。当然,我并不赞同他这个提议,我没有看出他们的相关性,而且十分怀疑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个提议接受的可能性。

但陈教授坚持让我尽快翻译出提案,我想如果我不帮他做他破费更多去赢得我的同意?。确实,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找我帮忙,试图说服我帮他们将文章翻译成英文,而这个提案对于我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钻研18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细节上,我并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提案信对于陈教授如此重要。这件事看起来甚至毫无关联。但鉴于陈教授一直尽他所能让我在上海住得舒适,所以我最终同意阅读他的书并帮助把提案翻译成英文。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由于很多原因,尽管从那之后我去过中国其它10个城市,但并没有机会再去上海。后来,我只和陈教授在电话里聊过几次。

当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他仍继续写信催我关于翻译的事。但我一直在拖延,毕竟我回到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已经有五年多时间没有呆在美国,我也需要去学习如何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我失去了一些我的写作能力,并且我并不太了解美国关于东亚研究方面的信息。

但是陈教授总是写信过来问我研究的进程。最终,我抽出一些时间仔细读了他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提案,翻译过程很缓慢且费力,其中很多词语过于琐碎,主题内容也与当时我的研究领域相差甚远。在1993年春天,我终于完成翻译并给陈教授回了邮件。我其实有一点怀疑我的翻译质量,整篇信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但我对于朋友尽到了责任。

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我的翻译水平,说这对于他真的很重要。我再也没有见过陈教授,但感觉从那时开始,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们开始相互写信,之后开始用邮件联系。他有时也会给我寄来一些他写的书和论文,我幻想过有一天我要再去上海,但那一天从没实现。

1995年,由于准备去韩国学习,我收到了陈教授的一个大包裹,里面包括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我只是飞快地翻了几页便把书丢在书架上了。多年后,当我重新找出这本书并重温一遍后,我发现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具有深刻见解、先见之明的一本。

直到我收到书的10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春天在华盛顿,我终于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我在华盛顿参加各种有关外交安全的会议和研讨会,在华盛顿大学教书并为韩国大使馆文化中心工作,组织一些介绍韩国的活动。

2000年左右我开始写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重点强调需要扩大我们对于“安全”这个概念的理解。但在2005年时,当我看到有关环境安全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讨论,我意识到这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

然后,我突然想起陈教授的文章,我开始理解他文章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我了解到为什么我帮他翻译的文章对他如此重要。我又重读了一遍他的文章,并思考他的写作意图。我终于意识到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就像是寓言故事“无价宝珠”里的主人公,他有很多珠宝被缝在大衣的内衬里,而他却一直不知道。

现在轮到我奔走世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像陈敏豪教授试图在中国做的一样开始在美国宣传。之后,我试着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交流讨论环境问题的系列活动,但收效甚微。我和乔治敦大学的大卫·斯坦伯格、威廉玛丽大学的拉里·威尔克森一起组织了一个非传统安全的会议,重点放在环境问题上。尽管有这些大量的努力,政府的资金却一直没有拨下来。

2007年我到韩国以后,我开始和大德?的研究组成员们一起研究科技与社会的有关问题。最终,我成为了“大田环境论坛”的共同创办人之一,这是一个将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们集合起来一起讨论如何将大田建设成环境友好城市的小组。我写的一篇呼吁将大田建设成亚洲典范的生态城的文章被广泛流传,我也继续在有关当今环境问题的领域工作,这成了我学术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韩国我与陈教授通过几次电话,他很高兴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希望我能再去上海。他也提到到了他日益下降的健康状况,限制了他的行动。之后我便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2010年我打给他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去研读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中传达的思想,意识到不仅我从陈教授那学到了许多,而且还有许多我仍需要去不断学习的。

我想作为一个从耶鲁和哈佛出来的人,我一直对陈教授有偏见,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他的思想。陈教授是一个如此谦逊的人,1992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并不像常春藤学校的教授们那样穿着得体。我从来没想过他的思想会如此重要和有远见。陈教授呼吁我们重新修正我们对于生态危机给城市文明带来的影响的理念。在1992年,他的想法看起来并不实际,到了2010年,会有一个具体的生存计划方案。

这是从他的书中摘取的一段:

时代不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再也不仅仅是军事性质所能囊括与涵养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单一性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被多样性的威胁所取代。不受一切疆界限制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是一种普遍危及各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在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基础上建立,壮大起来的各国军事力量(即使十分强大)在这种威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3]

陈老师去世后我有机会了解多一点他的背景。陈老师本是人类生态学者,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同时也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及国际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由于在不适當政治情况发言,1957年他被逐出学界,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倒霉了一年多。 此後陈老师有近30年的学术空白,但1985年他重新起步,致力主张生态文化的必要、继续向大家介绍人类生态学以及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他的著述有《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其中尤以1992年就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公开信《天下一家:生态无国界》。1994年 陈老师建议调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和科学奖评奖条件等问题致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开信《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 这文章就是我帮助他翻译。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经脱稿就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或转载,在各国相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

“为了拯救地球, 青年人能做的事情”

为了拯救地球, 青年人能做的事情

上一代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和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不去做深刻思虑的事实, 让现在的年轻人们深感忧虑.。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那些掌握决定权的人们不仅对于环境变化关心甚少,而且也不准备为了环境保护而采取任何长期性的行动。关于环境问题的谈论,基本都是与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 类似北极熊或冰河一类的话题。这样的谈论所能起的作用, 不过是让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与日常性的实践无关,仅仅是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专家们的事。除了寄希望于那些专家们可以处理好以外,普通人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青年人们经常被引诱去相信, 那些掌握决定权的人们如果关于特定的文件达成共识并签字承诺, 环境将会有所改善。或是轻易相信绿色和平组织 (Green Peace)能够做出某些贡献和富人们或高位公职者们可以带来某些革新性的变化等等。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为了环境保护可以具体做些什么的实质性信息,却很难接触到。在电视里出镜的大学教授或高位公职人员们,已经放弃了亲身实践,而是热衷于误导青年人们,给他们传达一些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信息和灌输一些错误的观念。

必须要知道,高等教育机构所传达的知识里,假若缺乏伦理性的判断或具体的实践指南,那些知识就像是仅有血液流动而心脏停止跳动和肺部停止呼吸的身体一样。缺乏伦理判断的知识,是死的知识。而与传播死知识相比,更经常被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堕落为娱乐节目的显著征兆。娱乐节目可以转移和分散大众们对社会重大议题的公共关注度,这个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改善人口剧增、沙漠化、水质污染、海洋生态界问题、农业危机和大气污染等问题,在各个阶段并不要求急剧的变化。但是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总是在不断重复极为僵化且与真正需要关系甚远的谈话。 哪怕仅仅是为了真正的需要做一些最基础的事情,国际团体们也在回避。

他们为了自己的便利,仅仅关心对环境的消费,而基本不考虑后代的安危。

带来真正的变化,仅需要非常小的实践,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简单实践而已。为了亲身践行,并不需要阿尔·戈尔(Albert Gore)的气候政策,而仅仅需要勇气和想象力。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幸福的钥匙在自由里,自由的钥匙在勇气里。”

他的意思是说,在高档餐厅里享用昂贵的食物或乘坐豪华汽车, 并不能直接给人带来幸福。无论是什么, 通过消费某种物品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只会让自己与幸福越来越远。人想要在沉迷于消费的过程中,找到某种自我进步和提升的感觉, 只是一种无益徒劳,并会迷失自我。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自由,在于你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总是轻易接受广告等媒体的宣传或身边人对自己的灌输。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可能找到幸福。当你真挚地去探知和去独立地去判断的时候,即使你一无所有,也会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自由。同时,你可以获得在享用昂贵的食物或住大且漂亮的房子等生活之中,所无法获得的幸福感。并且当一个人知道, 消费昂贵的食物或住大且漂亮的房子的生活不仅会牺牲环境,也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时,他会跟随自己的良心去清算那种生活。

在这篇文章里,要做出几点倡议。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环境可以立即做的实践中,有些实践容易,有些实践则需要多一些的努力。同时与此相关,还会提出一些现实性的议题。虽然周边的人并不总是善于倾听,但为了自己与身边人的变化,如果有勇气并坚守信念,那么终会形成产生变化的力量。

这一点,有必要与周边的朋友们、父母、邻居们分享。如果去超级市场,那么就应告知人们必须做的事情。虽然这样做会给别人增加一些负担,但不断的坚持则会形成一种现象。不仅是你自己,周边的人们也应一起参与。这样的现象形成以后, 则会成为普通市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多情况是, 在日常的具体场所里不清楚要做什么。所以,不仅需要有追求改变的意识,还要明确认识到需要怎样的变化。

就像环境专家詹姆斯 · 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早就指出的那样, 我们必须懂得何为文化运动。

“我曾一直认为, 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减少、生态界的崩溃和气候变化。 我曾经预想, 在30年之内科学会着重地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才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主题是自私自利之心、贪欲和漠不关心。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的是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变化。”

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你都不得不在‘消费文化’的紧张状态里挣扎。我们被囚禁在迅速地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的‘消费文化’里。当我们认为消费他人和环境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当我们对现在的消费文化没有批判态度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处在问题状况之中。需要做的是要抵制消费和抵制怂恿消费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上幼儿园时节开始接受关于消费文化的危险性教育。对于那些关于人类的狭隘性解析观点所作出的警告信息,应该在我们阅读、视听和观看的所有媒体里反复传播。生活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至少消费不是其中之一。在与身边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也可以把消费主义和其所带来的弊端作为话题。为了建设以“对话文化”为根基的社会,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在像研讨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或者是在其它树立新颖主题的共同体活动中,也可以把现今消费社会的危险性作为主题。现在必须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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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气候变化会议” 金融博览

“北京气候变化会议” 2017年 9月 1日 金融博览

 

2017年 6月 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并撤销奥巴马政府为限制碳排放而准备的项目。8月4日,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已向联合国递交了文书,正式表达了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

在对其表示不满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美国的退出也许会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飞跃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不是吗?我们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可以果断地打开一条通道,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发展实质性的可持续经济。

美国政府和企业极力弱化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使该协定只具有单纯口头协议的意义,不具备实现目标的明确框架,也没有对使用技术或政策作出相应要求。同时,美国一直执着于石油的生产和应用,对国际社会为应对目前的环境危机而推进的几乎所有措施都推诿敷衍。 Read more of this post

“数字排序下的社会现实” (赵京的博客 Science Net 2017年 7月 9日)

京的博客 Science Net

“数字排序下的社会现实”

2017年 7月 9日

贝一明

 

 

每当我听到中国学生说他们担忧未来、说他们“对以后该做什么事感到茫然”时就感到无比痛心。未来他们能否有一份合适的工作,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都是不确定的。而更让我感到焦虑的是,某种遮盖于日常表象下的无形力量在不断地冒出来牵绊着他们。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做好认可他们的价值的准备,要知道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理所应当得到这样的认可。

    社会似乎每时每刻都在遵循这样的逻辑,那就是:事物的价值只有用数字进行排序后才会得到认可,这似乎成了一条不能违背的法则。人也不得不遵循这样的逻辑,每个人所做的一切都被转化成数字,以确定他们在某种人为的排序下的位置。但是,这种排序具有一种远离我们日常经验的客观标准吗?  事实上,任何一组所谓客观的数据,都只是对事物的某个方面的一种反映,并不是对事物整体的反映。

生活在这种数字治理下,对人们做出判断时考虑的不是他们与周边的人有何种关系、他们的日常活动对我们的文化和组织有何贡献,而是用数字来确定人的价值。比如,我们经常会问“卖了几台IT设备”、 “发表了几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论文?”、“检修了几辆汽车”等等。

   这样一来,数字成了确定价值的最终决定者。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贡献,只要不能加以量化就不会得到认可。在这样的价值判断系统里,我认为学生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并不知晓社会内在竞争的残酷性。极其复杂的人类经验、家庭成员或共同体、自然界与“我”这一个体之间发生的本质上非常微妙而又多层次的互动,不断地被以排序的方式表示出来。这种单一的数字被用来表示个体、组织甚至整个国家的价值。 Read more of this post

我发表我的论文“画中的小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种文学隐喻”

我发表我的论文“画中的小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种文学隐喻”

韩中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

“韩中 红学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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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24日 (星期六)

驻韩中国文化院

(首尔市 钟路区 祠稷路 8-23-1

“韩中应联手发挥“亚洲智慧” 召开“首尔气候变化会议” (亚洲经济新闻 2017年 6月 28日)

亚洲经济新闻

“韩中应联手发挥“亚洲智慧” 召开“首尔气候变化会议”

2017年 6月 28日

贝一明

 

 

特朗普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强行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使韩国陷入十分纠结的矛盾境地。

近期,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令美国受到了来自全球各国的“冷落”。在此背景下,韩国不仅可以与中国并肩应对这一状况,还有望借助此机会在解决环境问题上起到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鼓励利用风能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并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度,试图切实履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未来5年,韩国将增加对太阳能以及风能的使用,在极具发展可能性的这一产业实现主导作用,同时还将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韩国对化石燃料的超高依赖,使燃料进口大幅增加,还对大气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若韩国能够果断地应对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可谓是为韩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不仅如此,韩国还可在不损害韩美同盟的情况下,在重要性越来越大的环境安全保障(environmental security)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Read more of this post

“数学治国的韩国” (中央日报 2017年 6月 26日)

中央日报

“数学治国的韩国”

2017年 6月 26日

贝一明

 

每当我听到韩国学生说担忧未来、“对以后该做什么事感到茫然”时就感到无比痛心。让我感到焦虑的不只是他们对能否有一份好工作的不确定性,还包括学生们感到遮盖于日常表象下的某种无形力量在不断地冒出来牵绊着他们。韩国社会并不想认可他们作为人类本身所具有价值这一点。

韩国人所做的一切都被转化成数字。只有用数字进行排序后,某种事物的价值才会得到认可,这似乎成了一条不能违背的法则。但是,这种排序必须依据远离我们日常经验的某种客观标准。

生活在靠数字治理的韩国的我们,对人们做出判断时考虑的不是他们与周边的人有何种关系、他们的日常活动对我们的文化和组织有何贡献,而是用数字上的方程式来确定人的价值。比如,我们经常会问“卖了几台IT设备”、“发表了几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论文?”、“检修了几辆汽车”等等。 Read more of this post

“韩美首脑会谈在即 议题应反复思量” (中央日报2017年 6月 5日)

中央日报

“韩美首脑会谈在即 议题应反复思量”

2017年 6月 5日

贝一明

 

最近,韩美关系被局限在了自由贸易协定和武器系统范围之内。即将于下月举行的文在寅总统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首脑会谈理应为全面发展韩美关系带来转机。若不打算做出这种着眼于大局的尝试,韩美首脑会谈最好延后举行。

美国现处于严重的政治混乱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宏伟规划当由韩方提出,特朗普政府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文总统应做出划时代的尝试。比如,他应将大学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等人纳入访美代表团中,以大力增强韩美科学技术合作。韩国已在国际合作领域严重滞后,但这一问题未曾受到重视。如果文总统宣布将把韩国打造成学术合作方面的先导性国家,他就可能获得远超出现有支持基础的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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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览

“人们需要科学性思维”

2017年 6月

贝一明

 

近特朗普一直在批评科学,旨在减少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预算。中国反而继续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方面中国的角色一定非常重要。但是,中国人还需要注意到科学与技术的微妙差异,尤其是需要强调科学以及科学性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科学性思维可以帮助人们在互联网时代获得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那也是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人们时常为国家开发出的最新技术感到自豪,并对其他国家掌握的先进技术感到羡慕,但这并没有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思维,更没有为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运用 无疑让人们在物质生活层面获得更多的便利、更多的自由,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相应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科学性思维的良好习惯。我通过对中国社会多年来的观察发现,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缺乏技术而是科学性思维方式。

在微信和网络上,人们对新一代 智能手机、对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对机器人技术等给予了很高的关注,视为某种奇迹般的成就,这一点充分体 现了人们对技术成果的敬畏。但人们只是将自身置于欣赏者、享用者的位 置,局限于既往的思维框架,丧失了批判性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们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基本原理。

很多人喜欢在微信里要求别人点赞,要求别人为自己投票。他们喜欢说教,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加到别人身上,而他们的所谓观点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不少媒体也是如此。节目制作者一拍脑袋就弄出一个主题,这些主题常常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程度,并以此为前提来进行制作。当然,制作简短节目过程中使用的拍摄和编辑技术几乎是最顶端的。工程师们需要利用自己的前额皮层进行大量思考才能研究出这种技术,但在信息传输的终端,却只是以处理人们感性反应的杏仁体为代表的原始大脑。得益于卓越 的宽带服务,人们可以使用最先进的智能手机立刻观看到各种最新的节目内容。   Read more of this post

中央日报

“韩美首脑会谈在即 议题应反复思量”

2017年 6月 5日

贝一明

 

最近,韩美关系被局限在了自由贸易协定和武器系统范围之内。即将于下月举行的文在寅总统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首脑会谈理应为全面发展韩美关系带来转机。若不打算做出这种着眼于大局的尝试,韩美首脑会谈最好延后举行。

美国现处于严重的政治混乱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宏伟规划当由韩方提出,特朗普政府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文总统应做出划时代的尝试。比如,他应将大学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等人纳入访美代表团中,以大力增强韩美科学技术合作。韩国已在国际合作领域严重滞后,但这一问题未曾受到重视。如果文总统宣布将把韩国打造成学术合作方面的先导性国家,他就可能获得远超出现有支持基础的认同和支持。

文总统应在美国宣布韩国将通过发展科技和国际合作来为系统性地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如果文总统针对许多美国人非常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建议“虽然美国没有参与,但应紧急召开旨在达成《首尔协定》的大会,以展开更加有力的合作”,必定大受欢迎。此举将从美国硅谷、哈佛大学以及美国国防部等赢得一些意外的友军。

文总统应尽可能地在美国停留得久一些,而且停留地不能只限于华盛顿特区。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权力正在向全美国分散。除了华盛顿的精英层以外,文总统要见的主要人物还很多。 Read more of this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