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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军服役制度可圈可点” 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

“韩军服役制度可圈可点”

贝一明

2017年 5月 16日

 

 

很多韩国朋友对笔者说“真羡慕美国没有义务兵役制”。此话的意思是,在韩国,年轻人因为要服几年兵役,不得不推迟学业,会感到厌烦,甚至有时还要做危险的工作,而“美国人不用非得服兵役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笔者充分理解他们所说的话。笔者也通过过去数年向美国士兵们进行七次演讲的机会,亲眼目睹了美国士兵们所经历的痛苦。但笔者反而羡慕韩国的义务兵役制。

最近经历美国对外纠纷的人主要是穷人,因为美国不是义务兵役制。服兵役成了穷途末路的人们养家糊口的手段,而非所有国民应履行的义务。笔者个人认为,不能因为人穷就要响应“为国家献身”的呼吁。  Read more of this post

孔子学院与亚洲研究所的研讨会在庆熙大学水源分校 5月11日 下午 6:30 (外国语大学 B327)

asia Institute meet up

1) 再次利用并非最佳选择 (为了拯救地球)

 1) 再次利用并非最佳选择 (为了拯救地球)

关于再次利用的必要性的主张,或许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但为了再次利用把使用过的所有物品都收集起来的行动依然不足,并且不仅再次利用的设施不完备,关于再次利用的具体且明确的说明也不够充分。 不仅如此,被卡车拉走的瓶子或易拉罐也并不像常说的那样,被切实地“再次利用”。与再次利用相比,它们更多的是作为其它产业的生产原料而被加工。再加工的生产原料被使用过以后,一般很少能再转变为其它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虽然塑料制品从石油里提取,再加工的过程中可以做成砖头,但是砖头也可以用其它原料生产。这所有的生产工程与循环利用的概念相距甚远。把废纸变为再生纸,当然比把废纸直接填埋要好,但再生纸的用途和价值是有限的。所以,尽可能地减少纸张使用是更好的选择。

很多情况下,再次利用会受到很明显的制约。对于像塑料一类的制品,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复杂的讨论,禁止使用是最正确的办法。类似这样的制品,不仅在再次利用时受到很多制约,而且危害也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不是一定需要,在最初时减少生产是最佳的方案。

因此,在对只使用几次就会被扔掉的制品的生产进行限制的同时,还需要生产至少可以使用几十年以上的坚固耐用的制品。产品的原料,最好尽可能地在本消费地区内寻找。并且,对那些不易再次利用的制品,有必要加以限制,除非一定需要时才允许贩卖。归根结底,再次利用是一个伦理性的议题。严格地说,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伦理,则不可以使用一次性用品。虽然这样高的伦理标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遵守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亲身示范和实践,让身边人警觉到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消费文化的危害性,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成为引发变化的一个进展。

 

“围绕着韩国的五个历史周期终结” (中央日报 2017年 4月 3日)

 

中央日报

“围绕着韩国的五个历史周期终结”

2017年  4月  3日

贝一明

 

 

 

最近笔者遇到的韩国人比较混乱。笔者从未看到他们像现在这样混乱过。他们不仅无法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地政学变化,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已陷入混乱的这一事实本身。

他们在微笑中像平时那样进行日常生活,但他们预测不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未来,甚至无法用严密的逻辑表达他们的担忧。

围绕着韩国的五个周期几乎正在同时结束,因此混乱正在加重。韩国人将店铺或企业的衰败、反政府示威全都归咎于现政府的错。但有必要观察一直支撑着韩国的文化、价值世界的变化。变化太大了反而可能会看不见,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韩国面临的最短历史周期就是因丑闻结束的本应五年的朴槿惠的任期。在韩国政治中,这一五年周期的结束算是比较容易预测的。据官员和市民看来,韩国政府以丧失权威而终结。

更大的周期——保守主义领导人的周期也正在痛苦地面临结束。通过放宽限制、削弱官员力量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切实际的承诺最终未能取得成果。韩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也将受损。

从韩国国内的氛围或韩国将要前进的方向来看,可能会出现有深度的转换。作为强力转换的结果,韩国也许要修改对韩国政治的几种假设。 Read more of this post

“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金融博览 2017年 4月)

金融博览

“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2017年 4月

22-25页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人类的需求被过分夸大了,这是错误的幸福观导致的结果。刺激需求、激发需求、创造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味地朝向无休止地追求欲望的方向,如今已面临诸多难题。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深层的原因是人的道德的丢失。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无以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回到朱子学传统中,去寻找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

  朱子学也称新儒学,是南宋朱熹(1130~1200)确定的哲学体系的统称,后来成为中国统治王朝的理念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新儒学将早期儒家教诲与自然、政治及伦理融合在一起,为创造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观,和佛教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用语相结合,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接近方法。

  从新儒学的视角来看,世界是一个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以获得最高的特权地位,而新儒学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正式教育的基础。或许可以说过去数百年间我们最大的失败便是缺乏这样一种能力,即对伟大的新儒学传统重新进行诠释,使之能够迅速适用于当前时代的政治、教育道德以及法律。

  实际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认为新儒学传统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严格而不知变通的儒家社会秩序。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文人陷于由新儒学传统的模糊思想推出的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抽象而非现实的观念之中,抽象地谈论道德与孝悌,忽视了实用学问。他们不再关心简练的治国方法,不关心为提高百姓生活所必需的技术。这些人以读书度日,对社会毫无贡献。隐藏在上述想法中更深层次的观点是,认为西方文化与制度(位于政治或伦理深层的哲学,以及17 世纪以来在欧洲不断发展的科学和逻辑学的接近方法)既是卓越的传统,也是近代化的一个核心,同时是通往文明的必要而积极的阶段。

  然而从整体上看,18 世纪之前,在中国发展出了远比欧洲复杂、微妙的舆论平台,政策过程也更为和平,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进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国更加重视文字的价值,但是中国的文盲率远高于19 世纪欧洲的文盲率。由此看来,文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高。但是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意味着具有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发掘出适用于今日社会、同时与今日社会相关的诸多新儒家传统所蕴含的丰富财富。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已逐渐变得不可持续,处于过度消费与欲望冲动的恶性循环的边沿,无法展示出人类共同的蓝图。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严酷的现实:第一,西方传统在道德层面的崩溃。尽管西方将先进技术(比如蒸汽机或高水平航海装备等)与有利于政治的精简机构(尽管也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相结合,在鸦片战争时期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使得人们在所有领域重新深入思考文化与制度,但是在今天那种氛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世界大量地生产出对文化、科学与伦理规范漠不关心的强大的极右势力。第二,为何在中国近代化遭遇失败,而法国、英国、德国却在19 世纪实现飞速发展?假如我们阅读有关历史资料,会发现与这一阶段中国相对和平的社会状况相比,西欧国家显得更加不确定,更加残酷和野蛮。

 针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些能够为未来优先制定计划的新文明,探索其根源却是在中国。而且最重要的是,心理、伦理以及政治能够最为有机地结合的地方正是来自于有着新儒学传统根基的国家。 Read more of this post

“한국 국정원 개혁을 위한 10가지 원칙” 중앙일보 2017년 3월 15일

중앙일보

“한국 국정원 개혁을 위한 10가지 원칙”

2017년 3월 15일

임마누엘 페스트라이쉬

 

 

헌법재판소를 불법 사찰했다는 루머가 국가정보원을 다시 스포트라이트 속으로 밀어 넣었다.

이번에는 정보기관 개혁이 정쟁거리나 선정적인 기사거리가 아니라 국가안보 주제로 부상할 수 있다. 우리는 정보기관이 믿을 만하고 정확한 정보를 입법자들과 시민에게 제공하도록 만들 방안을 대승적으로 살펴야 한다. ‘가짜 뉴스’ 같은 왜곡된 정보가 판치는 인터넷 정글의 시대에 정책 안정성을 확보하고 선정주의적 매체에 대한 관리들의 의존도를 줄이려면 더더욱 정확하고 객관적인 정보 출처가 필요하다.

쉽지 않은 개혁을 위한 원칙이 몇 가지 있다. 첫째, 최고 인재들이 당장의 정치적인 이득보다는 실제 도전에 맞서야 한다. 미국은 9•11 테러 이후 막대한 자금을 정보 분야에 쏟아부어 획기적 발전을 거두는가 싶더니 이내 질적인 저하가 발생했다. 정보분석의 핵심인 ‘인간’이 등한시됐다. 정치권의 눈을 사로잡은 것은 수십억 달러 프로젝트에 포함된 컴퓨터와 인공위성이었다. 컴퓨터 기술력도 중요하지만 한국은 컴퓨터가 우리를 미혹하도록 방치하면 안 된다.

둘째, 경제적•기술적 변화가 우리나라를 어떻게 변용시키는지를 역사성 있는 통찰력으로 파악하는 분석가들이 필요하다. 데이터 분석으로 세계 추세에 대한 통찰을 제시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많이 필요하다. 그들은 탄탄한 인문학•문학•역사•철학 지식으로 무장해야 한다. 쓸모 있는 정보는 의미 있는 정보다. 숨 가쁜 기술 발전이 사회의 본질을 바꾸고 있다. 정적(靜的) 모델을 탈피하고 미래학 관점을 더 많이 도입해야 한다. Read more of this post

中央日报

“韩国情院改革十大原则”

2017年 3.月 15日

贝一明

 

 

对宪法法院进行窃听的传言再次将韩国的国家情报院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一次,情报机构改革可能会成为一项国家安保议题,而不是政争或制造轰动新闻报道的素材。我们要从大局出发来考察相关方案,以使情报机构能够获得信任、能够向立法者及公众提供准确的情报。在这样一个“假新闻”等被歪曲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互联网丛林时代,要想确保政策的稳健性、减少官员们对炒作式媒体的依赖程度,就更加需要一个准确且客观的情报来源。

在推行艰难的改革方面,有这么几条原则。第一,最顶级人才当前要去克服的是现实挑战,而非眼前的政治利害冲突。美国在9·11恐袭之后向情报部门投入了巨资,暂时获得重大进展,结果却未取得良好成效。作为情报分析的核心——“人才”受到了忽视,而受到政界重视的是用于几十亿美元项目中的电脑和人造卫星。电脑技术固然重要,但韩国不能过于迷信电脑而误入歧途。 Read more of this post

“秦淮河光影里的忧与乐” (金融博览 2016年 10月)

金融博览

“秦淮河光影里的忧与乐”

2016年 10月

贝一明

 

最近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其间我让陪同我的学生带我去城里的夫子庙,看看南京的城市景观,走走南京的街道。如果碰到茶馆,我还想进去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看书一

边品雀舌茶。我曾经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古诗词课上学过有关南京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古老的地标。秦淮河的风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耶鲁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明代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繁忙的大都市。记得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时读过《红楼梦》,里面提到了金陵城的宏伟建筑。

然而当我在现实的南京城里寻找我想象中的南京时,却喜忧参半。夫子庙周边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房子,甚至一些超过三百年历史的古代建筑都已经被拆毁,取代它们的是西式快餐厅和服装店、电子商品城,而这些和我在美国看到的没什么两样。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依然无法在夫子庙周围找到一家传统的茶馆,更不用说那些古香古色的书店和艺术馆了。

夫子庙不仅建筑是新的,整体风格也十分凌乱,一些细节经不起琢磨,比如里面的家具做工粗糙,展示的书法作品也乏善可陈。更糟糕的是,夫子庙里的讲解文字简单的程度令人吃惊,省略了绝大部分历史细节。那天下午的南京之旅没有让我了解到多少历史故事,和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

因此,那天下午的出行让我大失所望。尽管同行的学生非常卖力地帮助我,但整个旅程仿佛在不断提醒我中国历史的失落。好在此前在中国已经有过类似经历了,因此也倒不至于让我捶胸顿足。真正让我感到惋惜的是中国的那些宝贵传统,比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谦逊、对学问的热情、共同体和互相尊重等,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似乎也即将成为过去时。我已经在亚洲住了许多年,每当看到我曾经学到的中国文化在我眼前一点点被摧毁,我就悲从中来。

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能在亚洲文化里,发现日益颓废的美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优点。记得当我1991 年独自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我顺便去过苏州。我偶然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石头碎片,显然是属于一所老房子的。石头上面还刻着古代的字符,我辨认出它们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人们正在拆毁这所老房子,城市规划者们打算在这里新建一幢仿古建筑,以吸引游客。中国的悠久历史就这样被出卖给了毫无意义的娱乐和消费。司马迁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不惜让自己的肉身遭受凌辱,然而他笔下的中国哪里去了?王羲之、杜甫和苏轼所缔造的中国文学艺术的辉煌到哪里去了?还有孔子、孟子、王安石和王阳明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的传统又到哪里去了?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中国仿佛在向我召唤,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她却向我隐藏了往日的容颜。

我不远千里来中国,寻找亚洲文化的发源地,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帮助我们改变那个由突发奇想的战争和消费所缔造的美国。然而我在中国找到的,似乎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制。当年是中国的诗歌和绘画鼓励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中国的仁政和生态可持续性是如此让我着迷,而今这里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西方式的盲目消费的乐园。很多对西方文化感到不满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这里找到精神上的慰藉。这也是我上大学后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的原因。今天,西方人前往东方寻找异质文化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所有行为都被看作是金钱交易,这种拜金主义以及好战思想的盛行令一些西方人感到失望,于是他们渴望从佛教和儒教的深邃文化传承中看到一线希望,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被中国崇尚节俭和谦逊的传统深深地打动了。即使是那些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追求浪费和炫耀,他们严格遵守传统文化的教育,使自己保持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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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览

“家庭教育”

2016年 4月

第4期

 

马 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 l a d w e ll)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异类:成功启示录》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书中指出,在我们眼中的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得益于来自父母、学校、文化以及社会的条件和机会。马尔科姆认为,比尔·盖茨无与伦比的成功正是由于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候,他却得以随心所欲地接触到计算机。他确实是一位才能卓越的人,但是若没有一系列的机会和条件结合在一起,他就无法取得今日的成就。我很认同马尔科姆的观点。我认为成功的教育并非源于天赋或者标新立异的学习方法,而是来自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动机,不断刺激一个人的内部成长并激发他的学习欲望,最终达到带有策略地学习的目的。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有策略地学习”。

年轻人往往什么都想学,最后却全忘掉了。他们缺乏这样一种战略性思维:当前的努力对应于一个短期目标时,要把学习内容和自定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别人要求的目标)联结到一起。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过我的人,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孩子创造出一种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在其中他们能接触到极具思想和智慧的人。而我不仅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还成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那个时代教育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教育事业。譬如我的几位老师,就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和发明意识,常鼓励我积极思考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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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启蒙和老师” (金融博览 2015年 6月)

金融博览

“我的中文启蒙和老师”

2015年 6月

贝一明

 

 

刚 进入耶鲁的时候,我只上了三周的法语课就果断退出这门课,毅然决定学习中文。虽然我的法语学得很不错,而且在耶鲁学习法语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是我发现自己对法国文学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也很难从中获得心灵的启迪。端坐在图书馆,我虽然试图让自己专注在莫里哀的戏剧上,但是每次都以昏昏欲睡告终。关于自己该学习什么,我思考了好多天。我发现在1983年的秋季课程表中,中国文学是最有趣的课程。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掌握这门语言。突然转换学科让我很不适应。我质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自己:起初我是想学习法国和德国的文化,但是现在我又决心钻研中文。缺乏语言基础的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我认为中文值得更多的美国人去学习,而现实是很少有人真正把这门学科当回事。

因为学期过了好久我才决定学习中文,所以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汉字。无论课间还是晚上,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自学一会儿中文。我买了好多关于解释中文词源学的书籍,比如关于篆书的书籍都曾是我研读的对象。我也会看一些关于古汉语的书籍。因为在我看来,这最能帮助我了解中国汉字的内涵所在。和很多学习中文的学生不同,我是从古文开始学习汉语的,虽然我也学习说汉语,但是我并不着重于说。汉语对我而言不仅仅局限在能和中国人交流的层面,它是一种影响人思维方式的强大力量,能改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不过学习说中文是一门必修课。我遇到了一位中国来的黄教授,他是中文诗歌方面的专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汉语传统的用法,但这对于真正了解中文的博大精深是远远不够的。我在耶鲁找到了一位负责汉语教学的女老师——陆。她有内涵,有修养,身材高挑,受过良好教育。走过窄窄的楼梯,来到19 世纪特色的灰墙木屋,屋内明亮,这里就是她的办公室。第一眼见到她端庄地站在椅子前的形象,我至今印象深刻。

陆老师总是穿着得体,说话既谦和又富有热情。她出

生于中国的书香门第,和她相处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国的传

统。我告诉她我想学汉语的听说读写,但是没能及时选上

汉语课。她语重心长地问我:

“你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学习中文?”

“我特别喜爱中国汉字,我已经自学了四百多个汉字,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学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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