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中文

何为安全?

“何为安全?”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何为“安全”一词的确切意义?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以至于其答案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尽管安全问题举足轻重,尽管投入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有数十亿、数万亿美元之多,在装修豪华的智库机构内招摇而行,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各种电视节目中向我们传教的众多安全专家还是不愿意谈论“安全”的真切本质。

有一点毋庸置疑:诸位上缴的税款,还有削弱了诸位购买能力的国债,都花在了新型武器与卫星、以及其他军事和情报项目的开发上。而此类武器、设备与项目不仅诸位从未听说,而且不必接受外部审查。

上述事物耗费了我们缴纳的税金,但业内人士坦言,自己对它们的开发设立、部署推进一无所知,因为与其相关的信息均属于国家机密,自然可以不对外公开。国防部拒绝接受稽察,情报机构也同样将意欲一探究竟的人拒于门外。

有一件事千真万确:我们正在为后代高筑债台,正在向世界大战阔步疾驰。我们正在用花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挖掘坟墓。想想看,届时睡入坟坑的会是谁?

尽管安保资金高达数万亿美元之多,可我们的安全感不升反降。

投入在安保上的巨资,以及撒向投资银行的几万亿美元,不仅变成了地狱大门的敲门砖,而且让国家经济淋遍汽油,如今亿万富翁的投资管理人正握着火柴在旁边跃跃欲试。

人们经常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安全”一词。然而十年来,士兵在“安保大师”的眼中轻如草芥。反倒是战斗机、卫星、航空母舰等颇具可疑价值的产品大受青睐,因为它们可以为企业带来大笔预算。

为何军官们明知军火无益于解决安全问题,却要不遗余力地为之背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退休后还可以被军火公司返聘。许多人之所以参军,就是为了方便在退休后从事咨询行业捞金。

当然,也有考虑真正安保问题的军方人士,但他们大多惨遭惩罚甚至驱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需要投身安保事业的有识之士。但年轻人常常被灌输给他们的童话故事所蒙骗,相信“邪恶国家”正对美国虎视眈眈,却对真正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

正是那些童话为不可示人的预算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而它们并没有科学依据,不过是国防承包商说客的讹言谎语。

将有一万多亿美元用于为美国的核武库改造升级——即使众多专家认为,倘若完全摒弃核武,我们会更加安全;即使我们也曾表示愿意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不再动用核武器。

如今,由于某些人唯利是图,旨在降低军备竞赛与核战争爆发风险、人们用五十年精心筑构的武器限制条约框架已经分崩离析。

美国正在与用于防止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爆发的国际条约背道而驰——宣布退出可保证军事行动透明度的开放天空协议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

此外,白宫表示可能会重启核试验,也令人震惊不已。上次美国发出此类声明还是在1992年。

美国以富有成效、果决理智的手段解决各种冲突的能力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惨遭削弱。在这段时间里,国务院预算被大幅削减,大批专家被撤下关键岗位,政府甚至连基本外交职能都无法履行。

与此同时,各大企业财团还在逼迫我们依靠军火生产来养家糊口。

他们心怀叵测,将所有制造车间迁至海外,在美国推行农耕与其他服务自动化。留给人们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制造业真真切切的生产对象只剩下了武器军火。在体制的胁迫下,我们不得不为军需工业提供支持,否则便无以为生。

现在,我们深陷债务,工厂纷纷倒闭;留给腐败政府的唯一一条经济刺激途径便是计划同中国、伊朗或者俄罗斯开战。

众所周知,危险的灾难性战争计划正在顺利推进,可以轻而易举地招致人类文明的末日——哪怕这并非其制订者的初衷。

理性对待安全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可华盛顿方面的理性却所剩无几。

那么,在我们向战争深渊迈进之时,在我们的民众受媒体蒙蔽、对即将降临的末日毫无察觉之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亟待美国解决的安全问题?

我来陈述几条:

1)反智主义

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便是反智主义恶性癌症的肆意蔓延、美国人民的低智化,以及在腐败媒体宣传的推动下深刻思考习惯的式微。独立于经济利益的可靠信源几乎绝迹,地方群体也已不再就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灾难的大门因此而开。

勇于追求真理是制定一切建设性安全政策的必要前提。倘若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短短的几分钟,倘若报纸、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不向民众展示就真正问题所做的具体科学分析,倘若我们浑浑噩噩、不做具有思考能力的公民,那么可行的安全规划将永远不可能诞生,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漂向世界大战。

2)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气候变化灾难将在十到二十年内令大批人类无处安身倒是铁定的事实。

没错,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安全威胁从未受到过媒体的重视与强调,军方与情报机构花费了数万亿美元,不但没有令这场危机得到丝毫缓解,反倒让形势愈发严峻,因为美国军队便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几十年来,政府将管制一再放松,逐渐失去了勒令工厂停止毒害民众的权力。非但如此,受任登上产业管理高层的说客还将政府从无能为力的废物变成了青面獠牙、一心逼迫我们使用矿物燃料的猛兽。

所有关于未来三十年气候变化威胁的客观评估都表明,情况险恶至极,适应与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我们除了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大批量削减常规武器、弃用核武,别无选择。只有采取这一手段,我们才能集中资源人力,实现美国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型,令其脱胎换骨。

我们的目标,是摆脱不合时宜的危险军火,群策群力,不再使用矿物燃料,在短期之内改变全球经济框架。倘若军队、情报机构等现有“安保”系统部门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出力,那么它们尚有保留的必要,否则就必须予以关闭。

没有哪种型号的坦克、导弹防御系统或情报卫星可以用来阻止沙漠蔓延、海洋变暖酸化,防止农业生产因地球温度升高而遭到破坏。这场战斗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食品价格一路飙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无以果腹——这场悲剧即将揭幕,而少数超级富豪还在为囤积资源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根本没有用以应对食物供应系统崩溃、海平面上升等灾难的长期计划。许多美国人甚至对自己面前的危机一无所知,而当局已经沦为借矿物燃料攫取利益的工具,不仅无法制定可行政策,而且妄图叫停一切科学辩论,为自己清路。

3)贫富悬殊

我们之所以无法有效应对安全危机,其部分原因是财富集中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十年来,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就连政府和军队都已沦落成为少数超级富豪手中的玩物。

家庭自营企业已遭覆灭,年轻人可以从事的工作愈发粗劣,投资银行和其他投机金融机构利用权势影响国家的经济规划——这一切正在重塑我们的社会。

既得利益集团根本置民生于不顾,一心通过煽风点火、破坏安定渔利。富豪们宁可一掷千金,再以每架1.2亿美元的天价订购100架F35战斗机,也不愿意对民众施以援手,让他们接受必需的教育、了解他们正在面临多么严峻的安全危机。

除非没收超级富豪窃取的数万亿美元,建立高度负责、关注人民长期利益的政府,否则真正的安全政策将永无面世之日。

4)新型武器的出现


尽管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酷的危机是气候变化,但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应对全球军备竞赛失控、颠覆性武器层出不穷等问题的重要性。

技术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革新,这意味着能够一瞬夺取数万、数十万生命的武器变得更为廉价,因此少数群体甚至个人都可获取。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全世界的相关组织之间建立信任。然而如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已经被权贵绑架,无法实现自己的初衷。

由谁来管控层见叠出的科技产品,应当如何利用、规管科技,对美国乃至全人类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问题。当下科技的发展利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可由此引发的危机只能通过签订国际协议、缔结国际条约来解决。

技术带来的威胁与民族国家无甚关联。危险科技产品的制造商与推销商所效忠的对象只有利润。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几种新兴技术产品:

1. 无人机和机器人

在意欲牟取暴利的企业推动下,杀手型无人机与机器人科技正在迅速发展。在某些贫困国家,失控机器杀人的反乌托邦惨剧已经上演。我们如果不签订条约予以遏制,机器杀手也会肆无忌惮地踏入美国——为它们引路的并非别国人,而是美国人自己。

机器人和无人机的性能愈发先进,行动愈发敏捷,身材也愈发小巧,完全可以冷酷无情地发动大规模屠杀而不必担负任何责任。

未来将诞生这样的无人机群:它们由一万乃至更多架无人机组成,每架无人机都携带有不同的武器,而且体量微乎其微,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可以将所过之处变为不毛之地。届时现在的战斗机和航空母舰都会成为献祭给落伍安全概念的古董。

而自动杀人机器不必由人操作便可运行,因此它们必须成为国际条约的严格管控对象。我们只有先建立高度负责的政府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2. 网络战和宣传媒体

如今,大规模网络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旨在迷惑、分化我们的虚假信息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我们袭来;更有甚者,鼓吹复杂问题只能通过危险的军事行动来解决。

此外,未来的网络战中,少数人接管全世界的超现代武器将成为可能——届时电子控制技术已经应用于此类武器之上,这种设计可谓愚蠢至极。

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关于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基本观念早已名存实亡。然而,如果说现在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大国冲突模式得到了媒体更加卖力的宣传。

还有,像3D打印等其他新兴技术产品,人们对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仍不甚了解,但它们足以构成颠覆性威胁,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我们要何去何从?

我们的民众应当享有以追求真理为根基、以道德观念为引导的安全政策。如何通过贩卖军火来牟利等问题绝不能出现在政策讨论中。

将耗费资源、隐患重重的军队转变为保护环境、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主力是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

我并不想欺骗诸位说自己知晓正确答案。我此次演讲的宗旨,是确定问题之所在,呼吁全体民众、以及军队与情报机构的全体成员鼓起勇气,挺身而出,保护我们真正的利益,反对军国主义,拒绝贿赂,不惧威胁——正是这些罪恶的行径在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们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们没有必要同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兵戈相向。在我们面前的,是波及全球的严峻危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去应对。

让我们携起手来,连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一起改写安保规则,让有勇有谋、思想开明之人得到提拔,让他们利用道德的力量点石成金,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转化为彻底变革体制的良机。

许多人指责我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说我对安保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太过乐观。而我回答,我研究过历史,也曾从事外交工作;我认为对价值观和愿景的轻视只会令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

他们愤世嫉俗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民众已经受够了“妖魔鬼怪”和惊悚画面的惊吓。让我们启发、激励他们去开创大业、摒弃已被滥用的“安全”概念,为保障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奋勇拼搏。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我叫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已经宣布自己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参选人。

自1998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教师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任教,但偶尔也在高中教书。我主修东亚学,这门学科涵盖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与文化。近几年来,我的文章开始涉及当代政治、安全、技术与经济问题。

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因此我在早年间就认为,新生一代——像我一样的人——完全有必要对亚洲做深入了解,从而得以跟亚洲人民合作交流;他们对我们知之甚深,我们至少也应当做到知己知彼。

我还在日本和韩国工作过,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美国需要怎样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让我能够从外部以更为清晰的视野观察我们的国家。

身为亚洲研究所理事长,我致力于帮助美国人民正确地认识亚洲——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市,是专门就外交、安全与经济问题开展研究、举行讨论的智库型机构。我与一心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最低预算之下履行职责,如何谋求资助与拨款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自从今年一月起,我在华盛顿看到整个联邦政府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不详的阴云笼罩了能够决定我们兴衰成败的众多机构。

当前的政治体系根本无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气候变化,财富过度集中,军备竞赛,技术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一点我也心知肚明。

遍观各位政坛人士——不论是美国总统参选人,还是其他政客,显而易见,他们的政治活动已然沦为毫无实际意义的仪式,他们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更像是无甚用途的咒语。我们已不再同民众交流,讨论道德、科学乃至未来。

这样的政治文化不但令人不安,而且隐患重重。我甚至早在一月份就看到了联邦政府迈向灭顶之灾的迹象。

我决定宣布参选,是因为哪怕在少数党的参选代表中,视解决当前严酷危机为己任的人也无迹可寻。

我于几月前起草了自己的竞选宣言,深信我们必须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美国将无药可救;还有,只有独立参选人可以将这个国家引向正途。

大多数好友在得知我的观点之后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倘若不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没有企业财团的大笔献金,无法在各个党派中广结人脉,不要说竞选总统,就连当选议员、甚至地方政府官员都难于登天。

在世人眼中,我的举动无异于哗众取宠。

然而正是他们的话让我更加深切地觉得,在社会日益混乱、国家前途未卜之时,我应当发表自己的宣言,尽己所能来做出改变。这样做不是为了吸引操纵联邦政府的腐败机构的目光,而是要呼吁大家重视宪法的规章与精神。宪法这一核心文件决定了美国何以为美国,也赋予了我参与总统大选的全部权利。

还有,我写完演讲稿之后,同各色各样的人交谈过;他们之中,有贫穷的工人,有教师,也有餐厅员工。我相信自己能够真正地代表这个国家的需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来源的资助,而且自己也深陷失业的窘境。作为千千万万处境艰难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我可以全心全意地代表他们,而身居高位的政客根本没有付出此种努力的可能。

权贵们在华盛顿筑起了高墙,为的是避免像我一样的人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受邀参与各种活动,避免有人认为我的话值得一听。

然而,残酷的现实非但没有令我灰心丧气,反倒激起了我的万丈雄心。我很清楚,只有彻彻底底的政治变革才能拯救我们,而沉迷于财利荣禄的民主、共和两党难当大任。此外,所谓的“独立派”也无力发起能够摧枯拉朽的运动。

今天,自称为“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权威人士与政治家们视向肮脏的主流媒体献供为荣,争相为其献祭污秽的贡品。他们言语粗鄙,避重就轻,为讨好权贵而煞费苦心。

媒体赚取的是不义之财。它一方面为企业财团创造利润,一方面让我们闭目塞听,无法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何种变故。

还有的政客认为,媒体手眼通天,可以通过搬弄是非、炮制丑闻决定任何人的成败,因此绝不敢抬头望这位伪神一眼。


如果拥有富豪的支持、被腐败媒体赞不绝口才能参与总统竞选,那么显然我不具备参选资格。

可是,本应被我们视为行动基石的美国宪法并未规定美国总统非富即贵。

反而言之,倘若其他参选人胆敢收取投资银行、跨国公司或超级富豪的献金,那么不配担任总统之人并不是我,而是他们。


我敢断言,诸位如果读过我准备的资料,听过我的演讲——哪怕只有几分钟,一定会对我的满腔赤诚了然于心。

我决心服务于诸位的利益,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反映诸位的洞见。我对“保守”“进步”一类的陈腐言辞毫无兴趣,因为它们本就是用来迷惑、分化我们的词语。请向我直抒胸臆,让我们风雨同舟,为创造美国的全新希望而努力。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贝一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美国经济、制度与文化崩溃的速度有增无减,如今几乎人人都觉察得到,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而报纸和电视台只会粉饰太平,简直百无一用。我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道德荒漠和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奴隶王国。

然而,既然如此之多的人知晓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为何依然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为何这么多博闻强识、精明能干的美国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讨论零零碎碎的琐事?我们为何不能齐心协力,集毕生之力来改造社会,同左邻右舍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们束手无策,其原因多种多样。七十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甜腻的消费文化中,而创造它的,是各家广告公司。我们自从小时候会看电视起便开始接受这种病态文化的沐浴,逐渐沦为了影像和感觉的被动消费者。

社会腐朽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心中的权威人士与德高望重之人也都变成了这场恐怖狂欢的参与者——这简直荒唐至极。

然而我并不想通过解剖社会来寻找其症结所在——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来大批观众。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前所遭受的可怕创伤已迅速地恶化为坏疽。我们没有鼓起勇气斩去遭受感染的手指、阻止腐坏进程,而只是把创可贴覆盖在了创口之上,此后便闭目塞听,任凭腐毒在社会的血管中肆虐,直至感染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保守派、自由派、进步人士、社会主义人士——这场闹剧,人人都有戏份。

于是我们落得了如此田地。如果你尚未失业,倒是可以去冷血跨国集团旗下的星巴克同好友商量商量最近的假期该如何度过,或者聊聊你上周享用过的意大利佳肴。

然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忍受了一整天的煎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有的要寻找生计——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有的则受尽艰辛却拿不到一丁点薪水。我们几乎连给孩子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了无希望。生活很快就会回归正轨的童话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无人相信。

我们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没有自由,没有权力,被无形的大手抛来掷去。而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导致美国当前困局的三股潮流。媒体灌输给我们的、关于国家的宏大叙事宛若天方夜谭,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商场中,在起居室里,在办公室内感觉到涌动于表象之下的暗流。

这三股潮流分别是“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这几个词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还会让人有不悦之感。这正常不过,因为我们就是要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让他们重新自行思考,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可以有所作为、切实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老调重弹,告诉大家只要改正某些错误,世界会依然美好,而是震醒诸位——将当前的情况轻描淡写本就大错特错。

第一个问题是“运动风”。

“运动风”指通过组织公众集会、筹募资金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推动请愿书的签署、为某种观点或政策争取背书。它注重曝光宣传、形象塑造,以及利用营利性报纸和社交媒体来博得颓丧群体的关注。

各大运动的领袖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不仅出书,还会同政要、歌星、皇室与其他名人会面。

最具“运动风”的典型范例包括2002年以失败告终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以解决女性受性侵问题为宗旨的“Me Too”运动,以及由格丽塔·桑伯格开展、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系列活动。

这几场运动耗费了大量时间,耗资不菲,脸书上关于它们的热帖也数不胜数,让人们感觉媒体大力宣传的活动最终取得了某种成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反倒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令责任心更强、真正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备受冷落。

沉溺于“运动风”运动的人往往满怀热忱,却毫不知晓自己的行动收效甚微。

于2002年9月发起、意在反对美国计划对伊拉克开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均是典型的“运动风”运动。它们轰轰烈烈,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我们听说是这样。还有几百名政府官员,甚至几位政坛名流挺身而出,抗议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未成功阻止那场旨在让少数精英攫取财富、毫无意义的战争。轰炸接连不断,两国的冲突持续至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提出抗议的人不计其数,为何一小撮权贵还能肆无忌惮地做出如此危险的决定?

为何关于上述抗议活动惨败原因的严肃讨论几乎无人开展?

在媒体上赢得关注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完全被这样的错误观念所误导。“运动风”的核心理念便是倘若大批民众了解真相,那么精英集团的决策过程也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影响。根本没有人考虑超级富豪的价值观体系或许与我们的完全格格不入。

媒体暗示大家:无人关注不足以成大事;要开展运动,名人政客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关注”正是媒体贩卖的商品,名人政客也是媒体包装出来的偶像。“运动风”的关键所在是让观众相信一场场运动意义非凡、乐趣十足,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社交媒体恰恰可以通过宣传此类活动、博得流量而牟利。

然而唯利是图的媒体所报道的,都是那些无损于各大企业财团利益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也没有人会引领公众去探寻媒体包装出来的“英雄领袖”是如何从企业财团渔利的。

“运动风”是推行空虚消费、宣扬自我崇拜的活动的延伸,其宗旨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构建齐心同德、为开展事业付出不懈努力的群体。

我们在甜腻的广告中沉浸得太久,想当然地认为一场运动在得到大笔资金援助、媒体的认可以及名人的背书之后,我们才能予以支持。

请记住,诸位,你们并非脸书和推特的使用者,而是被贩售给企业客户的商品。

脸书和推特服务的大企业为何要买下诸位?因为它们希望诸位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同时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真正的运动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反奴运动,它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转型,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大批民众的生活条件。规模盛大的反奴运动鼓励人们积极加入地方团体、定期会面、讨论国事、开展激进行动。所谓的“激进行动”,包括暗中开辟通路,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不断地将非裔美国人运送出南方,以及为自发团结在一起、在南部的种植园内进行激烈反抗的奴隶们提供援助。反奴运动的参加者们付出的牺牲鲜有记载,但他们的组织依然愈发地强大。

反奴活动家们建立起参与性的机构,也缔结起终生不断的纽带。他们并不痴迷于投票选举、分发请愿书让人签名,因为他们知道此类无关大局的行动根本不可能终止奴隶制的罪恶——而正是有人依靠这样的罪恶大发横财。他们的王牌不是富豪慈善家们的支持,而是他们自己舍生忘死的气节与意志。

当时,反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

“这场斗争也许是善与恶的交锋,也许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也许既包含道德较量,也要进行武力对抗,但这必须是一场斗争。没有外界的要求,权力不会让步——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自动让步。只要明白了人们会默默地服从于什么,就可以知道可以将多少不公与冤屈强压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用语言、用行动,或者兼用语言与行动予以反抗的那一天。暴君能施暴到何种程度,要看受压迫之人能忍耐到何种地步。”

美国政治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抱怨狂”:媒体进行报道、以及我们在同亲友开展日常谈话时,总是不停地抱怨美国哪里不好、世事有多么不公,但既不深刻地分析其原因之所在,也不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绘制蓝图,甚至没有建议听众采取某种措施来提供帮助、改变现状。在这个方面,媒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新闻与政治探讨的这种论调令民众颓丧至极,以至于在面对灾难之时,我们认为自己无路可走,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因此有人不禁怀疑,这种残酷的“抱怨狂”之风十分讨权贵的欢心。

政治危机正在恶化,因为非主流媒体也没有让人看到采取行动的机会。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或许更加准确,但它们并未提供任何有益建议,告诉人们去社区的哪个地方跟邻居们讨论大事、组织集体行动。至于如何在不依赖于亚马逊、脸书、维亚康姆和微软等垄断企业的情况下做事,我们也无法从非主流媒体得知。

充斥着“抱怨狂”气息的新闻将报道重点放在唐纳德·特朗普、乔治·索罗斯、杰夫·贝佐斯等少数“害群之马”身上,经常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倘若这些人更有爱心、更开明,诸多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当前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成为贪婪与剥削的温床的?掌控金融、制造和贸易领域的少数人是怎样决定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企业如何通过国家发动战争、推广矿物燃料而获利,以及由此而生的利润怎样用于回馈组织运动、撰写“抱怨性”新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流入他们的退休金账户、或者变为他们的股票资产,这绝对是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知识分子本应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做我们的耳目,可他们与企业利润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此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无法建议公众如何行动。

我们如果组成团结高效、彼此互帮互助、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团体,便可以着手改变经济与政治体系——“抱怨性”新闻一向对此避而不谈。

媒体中抱怨之风的抬头与近三十年来知识分子话语的堕落不可分割。营利性媒体在做分析时根本不会严肃地考虑历史问题,在谈及白宫或者国会时,也绝不会介绍这些机构的制度史。在这些媒体的口中,现在的中情局或者谷歌与十年乃至二十年前别无二致;至于它们内部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媒体则只字不提。

由于缺乏历史语境,读者只掌握了大量负面信息,既无法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最后一个问题是“魔术师热”——对政坛上的“魔术师”大加推崇。

媒体上的讨论时不时地透露出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选举出、要跟随出类拔萃之人,倘若他能力非凡,我们的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还有人认为,身为公民,我们就应当等到十一月投票选出此人,随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把一切问题都交给这位魔术师来化解。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旨在塑造“魔术师”的花言巧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奥巴马围绕“改变”这一口号大做文章,由民主党赞助的广告公司也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

他们启动企业资金,利用媒体和娱乐集团告知民众,这位才华出众、能说会道的政治人物只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就可以让美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而言之,美国在饱受克林顿执政晚期以及布什掌权时期的罪恶摧残之后,只需要让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便可以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解决体制性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各阶层民众的力量,制定长期规划,清理门户——此举虽然危险,但十分必要。

但在奥巴马看来,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我们只需要给他投票,再告诉身边的人他将会立下怎样的丰功伟绩。

然而随后,果不其然,“变革”代理人奥巴马便沉着冷静、却又极为迅速地着手为企业银行纾困,为削弱金融监管助力,以此来回报他真正的支持者——帮他占据各家媒体版面的金融界。

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宣传也对民众颇具吸引力,然而他同样被包装为一个可以替我们化解各种问题的魔术师。他的竞选团队将工薪阶层赞助的资金献给媒体公司,让其在初选中播放极其昂贵的广告。桑德斯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然而他的团队却没有投入一分钱来建立可长期发展的地方性公民组织,让民众得以在政治上自给自足,为自己的改革提供持续动力。倘若说民主、共和两党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培养公民的依赖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让他们革风易俗难于令老虎吃素。

西达·斯考切波教授的《 衰落的民主:由参与会员型到寡头管理型的美国公民社会》(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一书详细描绘了美国人是如何逐渐远离基督教青年会、共济会、对外战争退伍老兵会、狮子会等定期组织集会、践行民主管理的地方性组织的。

五十年来,民众的活跃参与被一种政治性的管理文化所取代,导致社会民主与透明度大幅滑坡,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正是由于缺少公民参与,不负责任、暧昧不明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今天大行其道。

请问,诸位是否收到过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邀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如果只是在脸书上发文、抱怨唐纳德·特朗普的腐败行径,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美国有名无实的政治参与体系;健康的政治文化也绝不可能通过替政客从媒体集团购买广告来建立。

我们必须成立强势的、由公民组成、保持每日与民众互动的地方性机构。我们必须改俗迁风:关闭网络,敲响邻居的门扉,重拾与朋友讨论切实问题的好习惯。这些事没有人能够为我们代劳。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写道:

“要成为棋艺大师,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通晓棋路,熟知开局布阵与收局技巧,步步为营——这条途径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另外一条大师之路,则是由自己制定棋规。”

能让我们自己制定规则、创造崭新政治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然而当前美国的政治危机极度严峻,其影响无所不至,令我们在如履薄冰的同时也看到了发起彻底变革的宝贵机遇。我甚至可以说,除了投身战斗,我们别无他法。

“民主经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民主经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新冠危机并非单纯由病毒所引发。没有任何一种病毒能够在我们的国家掀起如此激烈的动荡与恐慌;没有一种疾病能够搅起如此可怕的纷繁思潮与难以言说的仇恨。

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崩溃:它虚有其表,空空如也;它深受量化宽松政策与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腐蚀,残破不堪;它被股票回购和所谓专家炮制出的金融产品侵害削弱——这些专家据称比诸位更了解诸位的利益何在。简而言之,如今的经济体系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它已经化作一座虚无缥缈的王国,一座充斥着假象谎言、由居住在空中楼阁中的权贵所占据的王国。

这样的“经济”——如果它还能被称作“经济”的话,与我们,与为养育子女而辛苦劳作的人们毫不相干。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脱离我们的控制,变得不可理喻,不再视工薪阶层为子民。

既有的经济体系已然崩溃,我们必须予以重建。

然而,对已经朽烂的旧屋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美联储既无法创造工作岗位,也印制不出洁净的空气和水。实际上,政府只要还是权贵手中的傀儡,就永远无可作为。我们必须切断狡诈的傀儡大师手中的丝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创造自己的经济体制,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制。

当前推动经济迅速转型的,是恐惧货币。恐惧如同骇人的病毒一样,肆意蔓延,令其所及之处陷入动乱与绝望;它狰狞凶狠,最擅长点金成石,把一切珍贵之物、善念美德毁灭殆尽。

他们许诺的一千美元的支票,可曾寄到诸位手中?现在邮局是否还能收件寄件?同现在相比,六个月之后,一千美元是否还能买到相同分量的粮食与厕纸?当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投机的投资银行那里不必等待那么久才付款,破坏环境的矿物燃料企业也一样。

然而我们不必对贪欲唯命是从。作为公民,我们可以把国家经济掌控在自己手中,可以实现经济转型,而这次转型的发起地,既不是参议院委员会舒适的办公室,也不是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银行家经常光顾的高档咖啡厅。

不,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绝不会出资出力,帮助美国从灾难中恢复。这一次,我们无法像2008年一样,在那头大腹便便的蠢猪的指引下发动屠杀,从而得到救赎。

何为“经济”?

何为“经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简单到在新闻中颐指气使地指指点点、就利率与竞争问题大谈特谈、同时在暗中储备积蓄的金融专家根本不屑于屈尊回答。

让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这个人们原本在恐慌中无暇顾及的问题上来。

经济的基础同伪经济科学复杂的方程式没有任何关系——创造这些方程式的初衷,只是让我们对经济问题望而却步。专家认为没有研习过代数学的人无法理解经济问题,这简直荒谬至极。

其实经济的基础十分简单:保证全体人民有健康食品可以吃,有整洁的处所可以居住,有富于意义、能够贡献于社会的工作可以做。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表达与精神探索应当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善待挚爱的亲友、积极参加当地的社群。

众所周知,精神充实、热爱工作、亲友关系和睦之人无需依靠花大钱、住豪宅来获得满足感。然而五十年以来,节俭这一传统美德惨遭践踏排挤,企业堆起的神龛取而代之,供奉其上的是利己主义、贪婪与自恋主义。

如今,引领我们朝败德深渊行进的是超级富豪。关于这一阶层,在此我想同诸位分享一则出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引言:

“我来告诉你富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与你、与我截然不同。他们早早地拥有财富、享受人生,因此我们能够刚强度日,他们却柔弱不堪;我们深信不疑之时,他们却满腹狐疑——这种心态,除非你生在富贵之家,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比我们强,因为我们要求生,要为自己寻得补偿和庇护。”

他们推销给我们的“经济”,主要由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与投资银行在世界各地抛撒金钱的行为所构成。而运营各家嗜血银行的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冷酷无情、在计算利润时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二十位的超级计算机。

正是这种虚假的经济催生出浅薄堕落的消费观;它要求我们购买、浪费食物,逼迫我们驾车上班,诱惑我们观看色情作品,怂恿我们通过购买没有用途的化妆品和服饰来取乐、来彰显实力。这种只注重表象的“经济”由公共关系公司和广告商一手炮制,他们的目的,就是催促我们掏钱购物。

消费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然而无人可以针对这个虚假的偶像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我们每时每日都要浪费东西,浪费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所缴纳的税款,有一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消费类企业、用于策动人们消费,环境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这个过程没有带来多少幸福感,却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体验,碾碎了我们的灵性,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令生活沦为了追求浮华的简单活动。

经济增长是消费的连体双胞胎,增长的高低恰恰代表着我们破坏的多寡。倘若目睹物种灭绝、海洋变暖、同胞受贫等惨剧,我们就会明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然而为了谋求一时的财富,无人光顾的摩天大厦和超级商城依然在拔地而起,塑料与肉类仍然在多此一举地跨洋运送。

倘若我们以“增长”、“消费”一类的术语来定义经济,倘若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只能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实现,那就意味着诸位对家人的爱、诸位为更好的世界而付出的努力、诸位过节俭生活的决心,以及诸位对父母留下的传统的珍视毫无价值——诸位应该把用过的一应旧物丢弃,随后前往商城购买崭新的时尚商品。

请大家注意,潜伏在这种虚假经济背后的罪恶不止于此。我们将印有图案的纸张紧紧握在手中,称之为“钱”;我们了解到金钱具有价值,我们可以在商店用它交换食物、电脑、割草机,等等。然而钱的价值从何而来?这样的交换因何得以实现?为何我们如此之多的人对支付薪水的公司企业,而非身旁的同胞依赖至深?

早年间,货币以黄金为支撑,人们拿到钱后,可以用它来交换黄金。但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金本位。

现在,钱的价值并非源于人与社群之间的合约与协议。制造钱币的,是美联储——一个身份不明、不受监管、由私人银行运营、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组织。

我们的薪水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银行是在邪恶的金融黑箱之内凭空造钱,至于我们的生活是否遭到破坏,他们漠不关心。其实,见到民众依赖他们才能过活,这些人欣喜若狂。我们生怕丢掉工作,因此根本无暇质疑他们印制的数万亿美元的流向——在最近的金融危机过后,这笔钱被装进了投机者的腰包。

他们施“法”造钱,推开了通往恶性通货膨胀的大门。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一块面包的价格就可能会在短期内从三美元涨到十美元乃至一百、一千美元。这样的悲剧早有先例。

媒体满口谎言,对真相避而不谈,然而征兆就在我们眼前。回望十年之前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如今的食品通胀已经远远高于当时。这一切根本无需哈佛的教授来揭示。

现在钱没有依附在任何实物之上,决定其价值的,是印象,是情绪,是文化,是民众对美国的信任以及对世界体系、对美国在世界体系中霸主地位的信心。这种心态一旦动摇,我们手中钱币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

已有多种迹象表明,民众对美国、对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秩序的信心正在崩塌。

银行家们想要在印钱的同时令美元不至贬值,从中渔利,因此施展了两个花招。

首先,他们怂恿国家动用武力,同时在民众中煽动军国主义。由此一来,他们通过贩卖武器、推动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借助已然成为金钱黑洞的五角大楼赚得了数万亿美元。四处动武的美国似乎实力超群,所以即使并无实物支撑,美元的价值也能一路飙升。

然而银行家们尚未满足,还将美元与石油捆绑,为确保石油以美元出售、各大石油生产商使用美元交易而不遗余力。这种强行通过促进石油销售来为货币创造价值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犯罪。石油正在影响我们的气候,将我们的子孙后代推向惨淡的未来。尽管如此,很遗憾,石油还是决定着经济的方方面面,逼迫人们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逼迫人们驾驶汽车,逼迫人们使用矿物燃料产生的电力。

各大企业收买了专家,欺骗民众说环境遭到污染、人们每天都要开几小时车再自然不过。美国的年轻人在对外战争中抛洒着热血,保证乌黑的石油能够源源不断地变为钱财。

近来油价的暴跌令我们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一览无余,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国内经济大幅下行。民众不得不依赖于石油,表明普通百姓正在遭受各种势力之间暗战的摧残。大批美国民众已经被迫将自己的生活同石油经济挂钩——他们之中有的在铺设高速公路,有的在炼油厂中炼油,有的在加油站工作,有的在维修店修车。

民有、民享、民治的经济体制

我们的经济体制并未崩溃,只是从根本上遭到了扭曲,因此仅仅服务于一小撮富人的利益。所谓的经济学家表示,面对当下,我们只能提升或降低利率,要么印钱,大量印钱——我们要是听从这些愚蠢至极的建议,最终只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经济制度必须民主化,必须具有参与性。全体民众都应通过正当媒体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了解真正的经济为何物,应当接受必要的教育,明白经济如何运行。我们要为他们开辟渠道,让他们能够创造价值、提供对社会有益的商品与服务,能够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同他人交换或者交易商品与服务。

但是上述经济活动大多是通过沃尔玛等大型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企业为其所有者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付给员工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工人根本没有机会就超市、餐馆、便利店或其他商业设施的运营方式表达意见。

我们或许在沃尔玛等公司辛勤劳作一生也得不到一丁点股份,享受不到一点点所有权。上司对我们的观点充耳不闻——其实他们希望我们只会乖乖干活,满脑子都是吃吃喝喝,只知道看愚蠢浅薄的视频、读时尚杂志。这绝非偶然。

这些企业老板们的财富并非源于他们的天赋与创意。几十年来,大企业从银行获得巨额低息贷款,而为他们做担保的,正是你我。他们利用这笔钱将弱势竞争者残酷地排挤出局,其中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父母经营的小店。毋庸讳言,如果大型零售连锁店没有这一笔笔低息贷款,效率低下、浪费与腐败问题严重的它们根本无力同健康的地方民间经济实体竞争。

请记住,这些银行视民主为无物,从不讲求透明公开。它们自行凭空印制钱币,其结果是我们手中的钱大大贬值。

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让它在避免破坏生态环境与精神心境的同时带给我们大量财富。我们可以修建能够屹立五百年的房屋,可以使用一百年不坏的家具,穿三十年不破的衣服,可以同邻居分享工具与技能,以此来削减支出,增进健康。我们没有必要开展毁灭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让人工智能来驯化我们。

倘若我们有民主的经济体制,诸位即可同沃尔玛一样,享有低息贷款等诸多权利。届时如果有人想使用太阳能电池板、风车等设备来自行发电、拯救我们的地球,同时摆脱虎视眈眈的石油公司的控制,那么银行将会向他提供一笔偿还期长达五十年的低息贷款——届时普通民众也可拥有银行的股份。这样可以使利用风能与太阳能的成本比使用危险的矿物燃料更加低廉;而现在,银行恨不得逼大家直接吃煤炭、喝石油。

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广告公司来给我们洗脑,怂恿我们自私、自恋、进行盲目消费。广告这一危险的行业破坏了家庭的亲睦,疏远了邻里。

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正在处于无业状态。我们宅坐家中,无计可施。在制度的影响下,如今我们甚至比以往更加依赖这个腐败的政府。一夜之间,我们竟然需要靠别人的接济施舍来果腹度日。

现在,奴隶经济距我们仅有咫尺之遥。或许许多人会觉得我的话过于刺耳,想把我的肺腑之言贬斥为阴谋论者的胡说八道。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确无路可走,面临着绝境。

我们何去何从?

要创造民主、富于参与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需要迈出关键的两步。

首先,我们要自发地在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村镇,村民均是我们社群的成员。我们要跨越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为大家的共同利益通力合作。这些社群将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念、拟定自己的行动纲领,绝不允许跨国银行和企业插手干涉。最后,我们会创办自己的独立银行与公司。在起始阶段,先让社群成员同彼此签订协议,同时召开一系列会议,让我们——不拿高薪的“政坛人士”——开始商讨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然后,我们要在政府与民间建立各种地方、国家与国际机构,保护民众的努力成果免受权贵的破坏。政府必须转型,拥有管控富豪巨额财产的能力,保证国家决策过程永远不会遭到外包出售。

我们万万不可幼稚大意。政府可以用来唤回民主与公正,也很容易被人为达成邪恶的目的而操纵。而且如果要在腐败的体制之下实行变革,甚至一点点改进性措施,哪怕是最为勇敢刚毅的改革家也会要么一败涂地,要么被关进镀金的笼子。

如若没有齐心协力、了解实情的地方民众的大力支持,我们绝对无法执行国家与国际政策。而大家同心同德不是为了赢得哪一场大选,而是要为营造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开展日日不懈的斗争。

我们鼓励大众积极参与、讲求民主的群体会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一个公允透明、重视道德的经济体系。

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指望得到中央政府或权威人士的认可与支持。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当、光明磊落、刚正负责,那么所谓的“政府”就会向我们虚心请教,寻求启迪。要改变我们国家,这种做法远比选出一群变戏法的小丑要高明得多。

现在的美国与六十年前迥然不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仅凭当地的资源生产食物、制造家具与工具。一场场令人憎恶的仪式从我们这里剥夺的一切都被献给了黑暗之神——技术与全球化。我们不断购买并非必需品的物件,因为媒体鼓动我们与周围的人攀比,要比他们更时尚、更前卫。

我们绝不认可银行、亿万富翁和“精英玩家”有凭空造钱、为亲友挥金如土的权利。

这一次,我们不会给这群罪犯保释的机会。不,我们的政权要全盘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废除他们和他们在美联储的伙伴印制的所有假币。没错,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们要创造一种公民共享型的经济模式。我们要同左邻右舍、全国同胞,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精诚合作,一起开创、发展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

诸位,你们比所谓的精英银行家们更加懂得何为健康经济与公众社群的必需之物——他们不过是妄图通过期货和外币谋利的投机分子。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一旦诸位获得权力,你们就会真切地感觉自己应当帮助子女四邻,感觉自己对他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倘若你们吃的食物、你们使用的工具产生了某种利润,那么它也理应用回到你们、你们的子女、你们的邻居,而不是投机家的身上。

至于新冠疫情,它已经成为了权贵们攫取暴利的富矿。众多美国普通民众无法外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首次面临受饥而死的危险,而顶级富豪的财富却猛增了2,800亿美元。

但是,银行家先生们,请不要误会!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通过这次疫情赚得盆满钵满,肯定恨不得下一场瘟疫早一些降临人间。你们想要大批量生产疫苗,但你们要对付的是病毒,绝不是寄生虫。

最后,我还想就这次选举再说几句话。昨天,一位挚友问我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她说独立参选人,尤其是不受权贵、说客和顾问们欢迎的独立参选人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参选所需的资金。

我是这样回答的:

“那天我有所顿悟。我发现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理。尽管人们可能要为寻求真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真理完全是免费的。不仅如此,‘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2019年 10月 8日

贝一明

美国如今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着不折不扣的灾难,这完全是其咎由自取:它轻率地对华发起贸易战、坐视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税战,同时竭力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令多方为合作交流付出的广泛努力付之东流。在我们默默的注视之下,善意的“不干涉”政策转变为恶意的无视。亚洲人或许会对此缄口不言,但“美国是破坏性力量”这一观点正在他们之中迅速传播。

“推特(Twitter)治国”以及“国际社会要以特朗普为先”的崭新观念反映出人们对眼前利益愈发重视,而正是这一趋势埋葬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美国拥有自由女神像,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也曾全力支持为解决核扩散、贸易和恐怖主义问题而制定的全球性条约——这些都是其国际主义传统的象征和体现。

东北亚危机的源头并非平壤,而是华盛顿——华盛顿的贪婪和自大在亚洲的首都城市找到了新的宿主。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在亚洲掀起新一轮“冷战”?要知道,美国或许非但无法借之以挽回失去的威望,反而会被抛出该区域。

日本也已将韩国视为假想敌,预测可能会与其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必须即刻探索新的途径,避免军备竞赛的发动,阻止韩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否则可怕到难以想象的噩梦就会降临。所谓“新的途径”内涵甚广,改变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言之无物的峰会还是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都无法解决东北亚危机。我们需要放眼东北亚的未来,助其开展变革,令其踏上光明之路。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曾写道,世界上有两种棋艺大师:一种通晓规则,赢遍天下而不费吹灰之力;另一种则能够自己制定规则。

对于我们来讲,后者颇为陌生。我们已经习惯于维持二战结束后确立的世界秩序,从未尝试过破旧立新。但我们在东亚逐渐瓦解的地位无法通过缓慢的变革来挽救,我们必须彻底转变美国在亚洲担当的角色。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只要放弃以妖魔化别国为条件,答案就会跃然而出。

世界正在深受气候危机的困扰——瑞典女孩葛莉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感人至深的演讲将这一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无数心怀热忱的年轻人都曾呼吁为了让人类免遭气候灾难之害而彻底改变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他们知道,倘若坐视不理,承受可怕后果的将是他们自己。

他们改变世界的诉求为美国重新定义自己在东北亚的角色,为解决中美之间的对抗,为鼓励日韩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宝贵的机遇。

美国必须认识到,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沙漠蔓延、热带风暴肆虐——不论气候发生何种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便是东北亚地区面临到重大威胁。许多人正在垂死挣扎,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几年内死于非命。

然而要实现上述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彻底调整自己的观念,而这正是葛莉塔所呼吁的。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把关注点从军事,从战斗机、军舰、子弹和导弹上移开,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使命,令国家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重新造林,保护海洋、河流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尽管军队是主要的污染源,但还是可以将其加以规范,使其为清理污染以及推行石油开采、煤炭使用的禁令贡献力量。

这样的愿景似乎太过异想天开,无法实现。然而气候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全盘重新考虑。

以东亚问题为例,倘若美国能将目标从发动常规战争转移到遏制气候变化(植树、保护生态系统、防止企业为谋利而破坏地球上的宝贵资源),我们就会发现,美、日、韩三国的军方其实可以在多个领域通力合作。倘若中美两国的军方都能关注如何适应、缓解气候变化,双方的合作根本无需多加考虑。

设立军队的初衷并非达成上述目的,其所秉持的安全与国防观念未免已经不合时宜。然而,倘若军方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其实现上述转变的效率将比行政部门高得多。

军方可以不计收益地制定长期预算、用以发展科技,可以规定全国一律使用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时限并坚决执行。我们应当集中美、日、韩三国的经验与技术,研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军事扩张。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劳伦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贝一明:近日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受一股大肆蔓延的不满情绪所推动,抱有这种情绪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未来无望。然而我们目睹的许多事,其起因并不能单纯地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这一角度解释。目前香港的政治危机是否有美国的参与和干涉?

维尔克森:美国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一直都在加拉加斯搅局,这次它下手的对象换成了中国香港。2002年我去过加拉加斯,也曾亲眼目睹美国为推翻乌戈·查韦斯以及后来的委内瑞拉总统采用了何种残暴的手段。我们一直希望改变那里的政治格局,现在又在拿尼古拉斯·马杜罗做文章。然而我们只是将委内瑞拉推入了无能的困境,而同无能并行而至的,往往还有失败。我们成功地通过制裁令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民受苦受难,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尽管媒体从来不把加拉加斯和香港相提并论,但我们仍然能明确地锁定可疑目标: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以对香港年轻市民普及“民主教育”之名,向其提供了用意可疑的赞助。

我担心的是,美国会重施1956年在匈牙利施展的手腕,给香港的年轻人设局,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担心美国会像当时那样一味地在他们背后怂恿煽动,然而他们遭受镇压时,却只是袖手旁观——1956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匈牙利、平息叛乱时,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作为。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背后的势力是中情局,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然而香港抗议活动仍然与匈牙利事件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一次我们运用社交媒体和突发新闻播报,通过更为复杂巧妙的手段针对假想敌——中国发起了秘密行动。

当然,习近平一定要步步为营、谨慎应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民看在眼里、加以解读。习稍有差错,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敌意便会愈发强烈。

贝一明:但是很明显,特朗普根本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才智和能力,他个人更可能只是想碰碰运气。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维尔克森:目前为止,是约翰·博尔顿一直在操纵全局。他顶着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接连发起行动,破坏美国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情局的“酷刑女王”吉娜·哈斯佩尔也做过他的帮凶。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幕后主使不止一人。

贝一明:那么约翰·博尔顿离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善?

维尔克森:我在克里斯·海耶斯的节目上说过,约翰·博尔顿的离职并不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没错,一个货真价实的战争贩子离开了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岗位,但国家安全顾问影响力的大小,完全是由总统决定的。罗纳德·里根在八年里任命了六名这样的顾问,原因很简单:里根认为总统就得自己拿主意。而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则完全不同;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分别同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共同掌权,共同决策。

要让总统的决策有所保证,最好的办法是定期更换国家安全顾问。

特朗普不是里根,而且与里根相去甚远。因此他身边的人,从麦克·蓬佩奥到吉娜·哈斯佩尔,再到斯蒂芬·米勒和财政部的史蒂文·努钦,都只会不顾形势地自行其是,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管控他们。

约翰·博尔顿走了,是件大好事。尽管媒体把他大肆炒作成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但他实际上只是个十足十的恶棍。说到“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阿伦·伯尔才是,约翰·博尔顿根本排不上号。

没错,一个恶棍离开了政府中重要的岗位,的确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当初把他推上重要岗位的无能之人——总统,其地位仍然安如磐石。这才是问题所在。

贝一明:许多乱港分子都与台湾有直接联系,台湾当局甚至为他们摇旗呐喊。蔡英文今年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讲话令我深感诧异。她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态度,将整个中国大陆描绘为邪恶势力,却没有讲求逻辑地、系统地解决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台湾方面如此地避实就虚、如此短视。台湾领导人的这番言论只会让众多中国人将台湾视作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傀儡。

维尔克森:早在21世纪初期,陈水扁便开始不时地发表相似言论。回想一下,蔡英文当时是在对退伍军人协会发表讲话,而那番言论对退伍军人这群热血听众极具煽动性。听她讲话的听众群体极为有限,她却在其中精挑细选,大做文章。尽管博尔顿可能会希望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按照内塔尼亚胡的风格做一次演讲,但好在特朗普政府中还有一两位在台湾问题上理智尚存的人。

她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她的讲话对自己的听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乃至北京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也觉得她措辞谨慎、用语得体。

尽管如此,正如你所建议的那样,她应当放眼全球,把目光放在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上。然而对她精心挑选出的听众讲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

贝一明:毫无疑问,香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是因为对自己黯淡的前景愈发担忧。然而他们所谓的领袖曾与彭斯和博尔顿会面,他们的抗议对气候变化和财富集中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香港是全世界财富集中问题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以及精英阶层对民众的冷漠避而不言。为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反倒被束之高阁?

维尔克森:人们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恶化视而不见,却对声色犬马、各种噱头和危险之事趋之若鹜,这并不是新现象。看看特朗普在美国的拥趸就知道了。不论是为富豪减税还是加征贸易关税,承担特朗普经济政策不良后果的,都是支持他的选民。但是好像只要他承诺给“罗伊诉韦德案”翻案,使堕胎非法化,让基督教祈祷式重现白宫,他的拥护者就甘愿受苦受难。现在人类立足于其上的地球正在病痛中垂死挣扎,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不毛之地,香港的抗议者们却想去摘天上的星星。

贝一明:还有军事拨款法案。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一大笔钱突然被划拨出去,用于准备同中国开战,那么不论政府官员有多么深谋远虑,他们都会在制度压力下推动美中对抗。

维尔克森:你指的是台湾还是美国,或者说二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贝一明:美国的军事预算规模相当庞大,官方披露的数字是7,500亿美元,而且由这笔预算支持的许多昂贵军备都是为对付中国而添置的。

维尔克森:美国制定了巨额国家安全预算,用意不言而喻——它的具体数额也许更接近1.3万亿美元,其去向涵盖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核武器能源部、国防部以外的情报源,再加上中情局、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国际事务部部长的账户。此种预算给美国造成了许多不验自证的危害。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冷战时期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国家预算是如何推动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如何在每一紧要关头影响战略决策的。支持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对抗的预算框架会使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

贝一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消除这种紧张态势和冲突的根源,扭转乾坤?我们能否组织活动,让香港民众和全世界的地方政府共同讨论关乎于年轻人、气候变化、经济军事化(这一问题中美均有)危害的切实问题?或许还有其他别具一格的方法?

维尔克森: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我认为,组织人们就严肃问题开展讨论恐怕收效甚微。除非我们能够在人力、物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与中情局匹敌甚至略胜一筹,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促成更为理智、高明、切实的对话。我不想说丧气话,但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定要以讲求实际为前提。

贝一明:可是香港问题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而且是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那么具体说来,怎样的政策更能收到成效?

维尔克森:我们应当重拾我们在乔治·H·W·布什当政时期及冷战末期所秉持的态度:警惕谨慎、讲求方略、和平竞争。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经济整合;我们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跨国犯罪、气候变化、难民潮(现在已有7千万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多)等全球性挑战,以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成功解决的问题。保险起见,我们一方面需要维系日本、韩国等盟友,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同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准备一支装备齐整却又不会耗资甚巨的军队。但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和平与和平竞争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贝一明:美国有许多博识多才的知识界人士,他们可以前往香港、台北、上海或北京跟同道中人就我们共同的未来开展富有意义的深刻探讨。倘若这些学者和普通公民开始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展合作,状况即会得到极大的改观。如果我们能够就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问题和虚拟空间的未来进行对话,或许可以用积极的内容填补媒体中的空白。

维尔克森:我也认为此举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们的总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中的大小官员要是懂得其中的关窍,将会对这一事业大有助益。

贝一明:当局为什么会认为有必要在暗中执行外交政策?我们怎样才能终结在其他国家搞破坏的秘密行动,回归切实的文化交流,从而引导年轻人集中精力从事积极的事业?

维尔克森: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一个开明的政府;国会需要对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新议员。我们需要全新的媒体,不把中国贴上“敌对国”标签、不把宣扬新冷战视为己任的媒体。最后,当然,我们还需要各行各业富有责任感、能够开展对话的学者和公民。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2019年 6月 4日

贝一明(合作人:乔纳森·敏特拉姆)

如今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为首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正在大力呼吁实施“绿色新政”,称此举可以促成经济转型,让美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发展模式更加契合环保理念,这番新气象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特朗普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矿物燃料的使用,奥巴马政府也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矿藏,与之相比,上述观念显然更为进步。然而,倘若我们用科学方法对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加以评估,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让人们大失所望:很可惜,所谓“绿色新政”有些言过其实,不足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当然,进步媒体已经告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政坛与媒体界已经被石油巨头所染指,然而这番警告对扭曲的经济体制几乎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我们身处其中,受其所迫,无时不刻不在使用塑料、石油和煤炭。我们时常懵懵懂懂地听着关于未来灾难的不详预言,模模糊糊地知道北极熊的生存状态有多么悲惨。要想改变现状,除了等待下次大选、不再使用一次性杯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美国得了重病,我们无法再对它的病症视而不见。就好像吃下了变质的食物,肚子疼可以忍,但最终还是要靠呕吐来把有害的东西排出体外。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明白尽管“绿色新政”的宣传照片光鲜亮丽,但新政的宗旨并不是立即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更不是让民众主动接受可再生能源。新政中的漏洞大到足以通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娜奥米·沃尔夫对其提出质疑之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谁认真地对她加以驳斥。倘若我们继续沿用现行体制,就会为大企业和投资银行利用法律挪用资金乃至开展危险的地球工程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民主党战友仍旧依赖大企业来获取资金(就算不是直接收受,也是通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拒绝同更加进取的组织合作,因为后者不对民主党亦步亦趋。

然而另有组织做出了政治回应。我们见到反灭绝抗争团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抗议,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有坚定立场,认为当前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无法支持人们开展活动、追求真相的政治体制一无是处。

反灭绝抗争团着眼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以及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将人类灭绝做为其全球性活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会给政客溜须拍马,也不会跟大企业CEO和说客谈天说地。反灭绝抗争这一政治运动并不会因为顾忌观众的心情而低调,也不会根据财团媒体的要求来调整消息发布口径。

反灭绝抗争团的首要任务是让高碳经济体系立即停止运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让全球的大城市陷入停滞状态。

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在六年之内实现零碳排放,其途径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树立新型文化,从而大幅降低消耗,彻底转变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将这样的政策变化称为革命毫不夸张。

反灭绝抗争团与懦弱无能的民主党不同;他们在其名为“真相”的网页上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海洋、森林、南极、北极以及人类自己正在遭受摧残;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尽管很多人认为反灭绝抗争团的做法过为极端,但实际上,反灭绝抗争是人们迄今为止发起的唯一一种以科学实证(而不是臆测观点)为基础、以推行某种政策为宗旨的大型理性政治运动。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败,随着政客、知识分子和名为“媒体”的可悲机构对残酷现实避而不谈,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轻描淡写、称之为“气候变化”,反灭绝抗争愈发合情合理。

其实反灭绝抗争团发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响起的声音:这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型经济兴起便浸泡在石油中的文化,必须予以终止。

我们中间没有无辜之人。我们每次打开Email、洗热水澡、开车去超市、乘飞机去拜访亲友,都在人类之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棺材上钉下了一枚钉子,更不用说不计其数、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其他物种已经难逃灭绝的命运。

美国的“特有制度”

我们要努力正视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舍却“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挖掘真相”(Truthout)等媒体以及罗伯特·赖克等满嘴谎言的知识界人士所大肆鼓吹的“进步”方法——赖克根本不承认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危机。

我们要明白,被进步人士普遍视为重大突破、被愚昧的特朗普弃如敝履的《巴黎协定》,其签订不过是保留彼此面子的政治策略,目的并不在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要想生存,我们就必须立即实现矿物燃料的零使用,不能再等到2030年,慢慢地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到40%。在此紧要关头,出资支持“进步”运动,等待下一次大选,无异于自杀。

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终结这种消费文化,颠覆认为生产、消费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想法,明确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对地球产生直接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年轻人远离从矿物燃料经济获益的银行和财团的误导,不要让他们接受碳交易、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开展地球工程、开发新生代核能等危险的折中手段。

既然美国各方(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企业、非政府团体和教育组织)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那么民众就应当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家曾寄予厚望的看门犬已经变成了哈巴狗,只顾吸金,根本无法与矿物燃料巨头较量——不论他们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动听。

我们必须亲自参与国家治理。

350.ORG是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相关资讯。该组织于2019年4月23日向其成员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于周五做出了大胆的气候承诺:如若当选,她将在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禁止一切公有土地上的矿物燃料开采活动。”

350.ORG称赞沃伦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比起其他总统候选人来,沃伦似乎领先一步,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种族来讲,她的承诺未免太过苍白无力。

禁止公有土地上的开采活动?其言外之意相当明显:我们应当要求不支持这一政策的候选人立即退出竞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永远禁止美国全境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开采活动。或许这种提法更具实质意义和说服力:一年之内让使用石油这一行为非法化。

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损害臭氧层的氟氯碳化物的使用做出了广泛管制;这一先例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借鉴。我们需要签订禁止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伦敦议定书》,因为它们的生产和消耗都会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此种由各国共同担责的国际性协议意义重大,签署此类协定是让全世界停止使用矿物燃料发电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是,我们正在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保守派对峙,他们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必须逐渐通过政治过程予以压制。

然而事实是,与我们对峙的并非“保守派”,而是大批罪行累累的企业——它们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正在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搞破坏;能够规范其行为的机构已经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的痴迷令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更让这种依赖性根深蒂固——与这一现象形成类比的是美国在19世纪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有损道义的奴隶制。

奴隶制通过不加限制地剥削无偿劳工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南方种植园主的收益,而北方的银行借南向投资也分得了一杯羹。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似乎为制造业和种植业提供了廉价动力,但其隐形代价其实相当可怕。

身为“奴隶”的非裔人种的人文素质被名不副实的法律系统所压制——在“证实”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伪科学的支撑下,当时的法律系统更加牢不可破。奴隶制玷污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以罪恶为基础、视犯罪为本国特有文化的社会。然而南方各周州的上流社会家庭均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

当时人们将如此可怕的体制尊为“特有制度”,似乎在暗示美国南方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习俗。然而创造这样的名头不过是掩耳盗铃,其背后仍然是没有健康社会予以支撑、崇尚剥削的罪恶体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废奴主义者)为阻止奴隶制扩散至新加入美国的各州而奋力抗争;他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奴隶的境遇,并且允许逃出蓄奴州的奴隶自由地生活。然而大多数改良派废奴主义者的基本想法都是:拥护奴隶制是恶政,需要慢慢将其改变。

与之相似的是,当前美国的政治讨论都纠结于如何普及风能与太阳能、如何使可再生能源更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终止特朗普政府补贴煤矿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苛以重税的极端政策。

但只有在无视以下事实时,类似的政治讨论才有意义:矿物燃料企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犯罪来让我们保持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矿物能源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损害环境,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换言之,上述观点只是自欺欺人。

支持使用矿物燃料的说客和政客,以及因开采石油煤炭而暴富的CEO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的政治讨论格局并无异议。他们因利丧德,共同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不惜为追逐利润而毁灭我们的地球。

反灭绝抗争团就是要将经济体制掌控在自己手中,舍弃中间人——以撰文为生的受教育人群。正是这群人鼓吹长期的“进步”措施,怂恿国会议员利用不温不火的提案来取悦企业、获得资助。他们说风能可以与燃煤相媲美,还将联合国报告中提到的生态崩溃作淡化处理,其目的还是保证他们的研究机构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某些组织的献金,而这些组织的背后就是依赖矿物燃料获利的财团和银行。

我们的约翰·布朗时刻

如果要从历史上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寻找出某一重要时刻,借之以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反灭绝抗争、反对矿物燃料的使用,最贴切的例子当属约翰·布朗及其追随者发动的起义。反灭绝抗争团要为摒弃矿物燃料、阻止人类灭绝而摆脱“进步措施”的桎梏,正如约翰·布朗等人宣布败坏道德、推行奴隶制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在约翰·布朗发动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南部还有许多人称他为叛军首领,污蔑他是叛国贼、是疯子。但只要读一读布朗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有完美的逻辑和深刻的道德信念做为支撑。布朗于1859年10月突袭弗吉尼亚州哈伯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时,其意图便是通过建立新政府、抛弃腐朽的经济体系来终止奴隶制。他的起义军很快遭到镇压,他本人也因叛国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该罪名)而被处以绞刑。

通过奴隶制谋利的群体(民主党)指责布朗卑鄙无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北方的进步人士(共和党)大多隔岸观火,表示不插手蓄奴州的“家务事”。

我们还是看一看布朗起草的《临时宪法条例》吧:

“由奴隶制引发的矛盾堪比自美国诞生以来其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其所导致的要么是无休无止的监禁和令人绝望的奴役,要么是彻彻底底的人种灭绝,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享有白人尊重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

这段话稍经改动,就可以与危机重重的眼下,以及我们对石油和煤炭极度依赖的状况相契合。

“在是否使用矿物燃料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堪比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最终将导致地球沦为炼狱,让人类永陷水深火热,直至灭亡;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拒绝矿物燃料产业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以下《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免受由矿物燃料经济招致的灭顶之灾。”

这两段话蕴含的道德理念完全一致。

反灭绝抗争团与布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采用的是非暴力方式;但反灭绝抗争与布朗起义之间的类比仍不牵强,因为前者的参与人员一旦行动,就会面临入狱、受暴甚至死亡的危险。

扭转乾坤,抗击制度化犯罪

与民主党不同,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各种问题得到切实解决,而前者只会提几条不痛不痒、肤浅粗陋的改革方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保守”观念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之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反灭绝抗争反映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时提出的告诫:“民众不提出要求,权力便不会退步,过去也好,未来也罢,都是如此。只要弄清楚民众可以默默地承受什么,就能搞明白可以用何种手段来盘剥和欺凌他们,直到他们用行动、言语予以反抗——有时还需要二者并用。”

道格拉斯的话说明,一味地就矿物燃料的长期负面效应做抽象阐述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具体的要求,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坚持立即废除当前罪恶的、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能源体系。

约翰·布朗提出奴隶制并非“特有制度”,保留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行径,是对某个群体“开战”,从而改写了游戏规则。同样,我们也应当掌握能源领域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关键术语。碳排放并不是能靠交易解决的小小流弊,而是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

换而言之,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右翼分子犯下的暴行,而是主动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普及当下急需采用的文化和经济制度。我们既不能依靠比尔·盖茨等深陷现行经济体制的富豪,也不能仰赖曾长时间支持通过矿物燃料谋利的民主党人;我们不能看见有人做出一星半点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就心满意足。

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客数不胜数,他们在委员会上发言,否认气候变化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宣称气候变化并非确有其事。他们从矿物燃料产业捞得好处,经常让科氏工业等石油巨头豢养的“专家”现身说法,证明矿物燃料完全无害。这些“专家”在研究活动中造假,公然挑衅科学事实。

目前,进步政坛人士正在埋怨“保守派”政客无知、自私、短视,嘲笑他们的专家和拥趸“愚蠢至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党人的主张不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是限制南方各州的蓄奴规模,他们的态度简直与当今的进步政坛人士如出一辙。

气候变化不是一种观点,而是科学事实;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也不是利益调整,而是法律。

那么法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法律规定相当明确。倘若某议员亲自、或请专家在委员会上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不具危险性的证言,那么此举并非表达保守观点,而是做假证。根据法律,这一行为已构成重罪;涉事议员要么会被迫辞职,要么会面临牢狱之灾,作伪证的专家也会落得同样下场。

从逻辑与合法性两方面来讲,上述论断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议员和专家证人在国会山明目张胆地犯罪时,却没有一名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对其提出指控。罪行就是罪行,不会因为持续了几十年而变成合法行为,正如奴隶制即使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仍然有损道义。

倘若没有国会议员、行业律师、说客、咨询公司和咨询人员愿意秉持公正、合法的立场,那么民众就应当挺身而出,要求上述犯罪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要求犯罪者不能再踏入国会。抗议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客们便会在重压之下做出改变。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采取如此强硬的路线无异于逼迫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和游说人士离岗入狱。然而,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即使诉诸于这样的方案,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倘若情势要求我们对数不胜数的民主党人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决不会退缩。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全部国会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嫌犯罪,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要求他们通通下台,要求自行组织选举,不受任何同罪恶矿物燃料产业有所关联的组织干涉。

现在国会议员从矿物燃料企业和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处收取献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鼓励使用矿物燃料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就连政府都为炼油厂和公路系统提供补贴,但这一切不属于民主过程,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通过前台组织运营,购买或者拆毁公交系统,要么是为了提升民众对石油这种危险化合物的依赖度,要么是为了重组美国军队,让其植根于石油,并为此而保障石油供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一系列政策决策的罪恶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等石油提供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完全明白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他们的有害产品正在荼毒环境——或许还要更早一些。他们对人类眼前的重大危机心知肚明,但还是将调查结果秘而不宣,并雇佣专家和公共关系公司通过发布广告、篡改研究结果和游说向公众发布误导性的虚假信息。然而进步民主党人只能责备这些企业自私自利,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捐款,支持他们参加下一次、下下一次竞选。

请问问自己,如果你销售的产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夺去了全球成千上万、甚至几十几百万人的生命,更会导致全球变暖,令几千万人惨死,你会有何下场?如果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自己产品的危险性,非但将实情瞒而不报,反而用脏钱贿赂政客、收买冒牌专家,让他们对国会撒谎、为你的犯罪行为辩护,你又会怎样?

毫无疑问,你将遭受阴谋罪指控,立即被捕入狱,你的资产也会被尽悉没收。你会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付出比所得多得多的惨重代价。

那么当矿物燃料企业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如此明知故犯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同样,民众也该要求将上述企业做为犯罪组织看待,剥夺它们利用不义之财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责任方应该立即入狱,为他们四十年以来犯下的罪行遭受指控,为虎作伥的政客和说客也当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工业等企业的资产,以及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应当全部充公,用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赔偿全世界的受害者。

无需考虑矿物燃料企业应当出资多少来支持“保守派”代表参选,也不用琢磨较为强硬的“进步派”在如此不公的政治环境中赢得大选需要多少钱。一旦矿物燃料企业的资产充公,一旦受其雇佣、助纣为虐的说客和专家被挡在政坛大门之外(正如昔日南方军的领导人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内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共识和宪法制定切实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大批政客已经被矿物燃料公司、银行和与矿物燃料企业狼狈为奸的富豪收买。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向国会提交证言、参与政治过程;在许多场合下,我们还应当要求他们立即辞职。参与大规模造假的智库研究员、教授、律师、说客和其他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区别对待。

政治辩论必须以科学发现而非主观想法为基础。在我们的默许下,企业像某些人一样享受各种特权,关于气候的虚假言论因为有财团的支持,被奉为金玉良言。这一切都应当到此为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能够清楚地表达逻辑观点的人只有一小群,他们也可以在美国掀起思想转变的潮流。然而,倘若不把追求真理做为基本政治原则,民主便会沦为闹剧。

但我们的任务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声讨广告,将发布广告视为犯罪,因为美国民众在广告的误导下低估了工业社会的危害,尤其对汽车、飞机和基于煤炭与天然气的工业生产对环境和人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置若罔闻。

企业用广告贿赂媒体,使其无法发挥公布真相这一重要作用。在需要动员群众的紧要关头,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把新闻变成了供人娱乐、可有可无的消遣,让大家无法把目光放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上。只要商业媒体还在给民众灌输经过篡改和扭曲的讯息,后者就无法做出客观决定,民主政治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广告文化。它粉饰太平,暗示人们拥有汽车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它不鼓励精诚合作,反倒宣扬自私与及时行乐。我们要通过自办报纸、在公共场合做宣讲等直接手段来向民众准确解释气候灾害为什么会毁灭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还要认识到,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念分歧,而是当权者的的愚民之策——人民愚昧无知,就察觉不到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也无法想出应对之计。

我们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由政府资助,补助金源于税收,其分拨必须透明化。以利己为目的、议程不明的所谓“研究”必须从政府及民众的政策讨论中消失。这一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当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明白人类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威胁——我们要保证他们不会因沉迷于电子游戏、娱乐视频和色情图片而对周围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

同“自由贸易”、“军事安全”等虚假观念较量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性运动披露的是残酷的真相,而不是令“进步媒体”心安神泰的有限讯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政客们远而避之的两只巨型怪兽较量,它们一个名为自由贸易,一个叫做军事安全。

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通商对美国国民乃至整个世界有益,因此应当不断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我们财源滚滚。

如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企业就可以把工厂迁至国外,同时拿关闭工厂来威胁当地工人和社区,以获得政府补贴。海外工厂为美国供应廉价产品的同时,也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环境,还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每一个宝丽龙泡沫盒子,每一件尼龙套衫,每一套塑料玩具,不仅会在被丢弃后毒害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而且其生产过程也会给气候带来负面作用——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地远在印度或者泰国。

自由贸易控制了我们的经济,逼迫我们购买在海外生产(常常会以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再耗费大量矿物燃料运来美国的产品。生产一次性物品时造成的污染,对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工厂在哪个国家而改变;而且经过几千公里越过重洋运输商品时,又会排放大量尾气。然而就连左翼组织都对自由贸易的这一可怕后果避而不谈。

同时,进步及左派刊物已经接受了“GDP”、“消费”、“增长”、“发展”等极其片面的经济指标,至于它们没有反映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影响,没有涵盖土壤、水源和空气的长期恶化这一缺陷,知识分子却甚少提及。尽管有人曾经提议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但类似提案并未被纳入议程,更不用说投入使用。

美国国内经济与矿物燃料的勘探、生产和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军方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军方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制造者,其对气候变化应付的责任比许多国家都大。

美国军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在全球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基地。在许多情况下,其主要任务已经变为推动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的开采,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做法会对气候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军队与“国防”和“安全”毫无关联。

除非军队的作用发生彻底转变,否则美国不可能采用贴近实际的气候政策,而这种转变必须以改变“安全”的定义为前提——要把减缓气候变化做为实现安全的第一要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考虑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实现上述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抛下武器,但在与矿物燃料巨头对抗时,却又离不开战士们的勇气和自律。凭借独特的创意和非凡的勇气,我们可以令美国军队脱胎换骨,令其角色和本质发生彻底转变,让它将气候变化视为首要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国防部重组为“人类安全事务部”乃至“气候变化应对部”,通过周密的计划取消不正当的军火开支。以此为目标,究竟是开展体制改革,还是推翻现行制度重新开始,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决定。

结论

近日来“革命”一词在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已经变为空洞的口号。

然而美国立法者并未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拟定长期国家政策,这说明美国政坛已经深陷臆想与错觉。

根据气候恶化趋势方面的科学预测,未来我们将没有财力添置战斗机、航空母舰,甚至高速公路和体育馆。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曾提出应当像在二战中一样调配资源,而为了平安渡过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恐怕要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各种资源。

可悲的是,美国目前的确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然而是反面意义的变革。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各部门中的专家人才惨遭驱逐,有责任感的正义人士要含冤受辱。他迅速将政府职能私有化,让政府沦为精英阶层敛财的工具,不再为普通公民服务。

我们无暇讨论革命性转变的“正面意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革命性新政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加税、发放煤炭和石油补贴,以及将科学方面的考量剔除出政策制定过程。

等到下次大选、退而求其次、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发表敷衍声明的民主党代表——此类提议毫无意义。一场反动的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

“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2019年 6月 3日

贝一明

在被问及中美关系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伦·斯金纳表示,美国正在与“全然不同的文明抗争”,进而又补充道:“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高加索人种以外的强大对手。”

这番话并非无心之言,充斥其中的,是史蒂夫·班农奉行的种族本质主义。斯金纳提起冷战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地缘政治斗争,仿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类似冲突已变得无比可怕,将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她并不是在单纯地回忆往事;这番“与非高加索人种对手抗争”的言论,其实旨在再次兜售十九世纪席卷美国的“黄祸”之惧。当时的运动提出亚洲人会对美国文化造成威胁,从而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诞生,令来自中国的移民沦为非法居留者,也使东亚地区的移民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她还表示,中美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人权较量“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演”。她的话与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1年在参议院发布的无耻演讲遥相呼应:

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履行种族使命时、在世界文明中所担负的角色:我们是身受上帝托付之人……中国是我们天然的主顾。菲律宾是我们在东方世界门口的基地……曾有人指责我们的行为(美西战争)太过残酷。议员们,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议员们,请记住,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东方人。

斯金纳和班农对美国人的告诫同自由贸易原则乃至民主和法制纲领毫无关联,其背后不过是对一种无法同化的外来价值体系的排斥。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于5月14日在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通过演讲对斯金纳与史蒂夫班农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习主席并未直接谴责美国,而是指出中国乃至全体地球公民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他认为人类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取得进步的,暗示人类经验中有超越西方后启蒙时代价值体系与方法的共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发展的快慢归因于文明的优劣。

习主席的话是否预示着某种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尚不清楚,但“平等对话”这个短语在他的演讲中出现多次,其暗含的深意是,在衣食住行、民生学术等各个方面,应当让多种文明持续交流的气象取代一种文明占绝对权威地位的局面。演讲中或许有空泛之词,但它确实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秩序提出了严肃批评。

习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列举了人类在建筑、绘画、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提到了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古印度诗集《梨俱吠陀》、阿拉伯短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

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在文明对话中起核心作用的三个必要条件,以及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条原则。

亚洲开展文明对话的三个条件是:使亚洲和平安定,令亚洲共同繁荣,让亚洲开放融通。

推进未来合作的四条原则是:1)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3)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4)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特朗普团队从塞缪尔·亨廷顿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排外论述中汲取灵感,而习所提及的文明对话传统可追溯至列夫·托尔斯泰。文明交流方面的先例,有1974年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跨文化对话,也有科菲·安南将2001年宣布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这一举措。此外,土耳其和西班牙也于2005年倡议成立了联合国文明联盟。

习谈到了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有西学东渐。讨论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这篇演讲中可以找到毛泽东《矛盾论》的部分主张)。

我在中国参加过的会议中,有许多把中华文明奉为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有高低优劣之分。我曾经担心报纸和书籍会从中国消失,担心中国大城市的扩张会导致贪婪的消费型社会无限膨胀,担心工厂中的工人待遇太差,担心中央政府的权力愈发集中——这些也是全球趋势。

然而本次文明对话大会上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演讲、对国际视野(而不是全球视野)的公开呼吁,以及不同文明完全平等的提法,都可与美国的“文化冲突论”分庭抗礼——后者正在迅速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外言论。在北京听到的这几场演讲,令我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德莱·史蒂文森等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它们都内涵丰富、入木三分。在凭何理念可以拯救世界这一问题上,拉丁文谚语“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似乎再次得到了验证。

入反灭绝抗争团

rebellion.earth

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物种灭绝危机?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文化、经济,乃至环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自然环境也在遭受破坏。在这些不良因素的作用下,地球正在经历灾难性改变,其结果,很可能是大部分物种——甚至全部物种——遭受灭顶之灾。现在气温年年增高,干旱与洪灾轮番肆虐,然而环顾四周,我们只能看到默不作声、罔顾事实、无所作为的人群。

政客只顾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信口胡言;媒体受到企业财团的贿赂,弄虚作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十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有生之年,农业生产将陷入困境,海水会升温、酸化、吞没我们的海岸线,鱼类也将灭绝;届时没有变为泽国的土地也会转为荒漠。科学家已针对其他星球的类似转变开展了系统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预测并非杞人忧天。

全球平均气温极有可能在2100年,甚至2100年之前,上升4摄氏度;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地球上的大片区域将变得不可居住。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幅度将远远超过4度。

“气候变化”一词不过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在我们眼前的,是气候灾难,是地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灭绝事件;这场危机正在愈演愈烈。我们需要即刻彻底转变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社会价值观,需要构建全新的文明,需要重拾谦逊、简朴等美德——在对消费文化、经济增长与批量生产盲目迷信的同时,我们已经将这些美德抛诸脑后。我们要从不必消耗能源的事物中发掘出价值。

然而报纸、政府,甚至我们的亲友,都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闭口不言。20世纪90年代,气候灾变的警钟便已敲响,而我们一直在做的,却是为它扇风助燃。

这场危机由何导致?

二氧化碳以及工厂、车辆和产业化农场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正在迅速改变大气层的成分;将我们与太空隔离开来的,正是纤薄脆弱的地球大气层。同时,雨林与森林也在遭受严重破坏,而树木等植物是氧气的来源之一,因此绿树的大量减少也会对大气造成影响。我们拥有一切能够借以扭转乾坤的工具与手段,可惜无法转变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将消费与浪费奉为理想,将短期获利视为成功的标志。我们不惜大量消耗能源,以车代步、打造豪宅,利用集装箱船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却无视自己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我们所制定的政策都反映着这样的观念:浪费食物、砍伐森林、消耗煤炭石油、毒害生态系统对促进经济发展大有益处。

我们每买一个汉堡,都是在加速地球母亲的衰老;我们扔掉的每一个一次性塑料杯,都是注入海洋的原油。我们正在向灭绝的深渊梦游,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意醒来,睁眼看看现实。

我们身边的动植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恶行而大批大批地灭亡,若是坐视不理,我们也将步它们的后尘。我们乐于使用造污严重的印度、泰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科学真相:哪怕让外国工厂代工,它们所产生的污染一样会对气候造成严重影响。以前,我们有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相依作伴,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可以享用,然而这一切已经被我们的贪婪和短视毁灭殆尽。我们为后代留下的,只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地球。

不能再这样了!从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到衡量成功的标准,再到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无一不需改良变革。

何为反灭绝抗争团?

反灭绝抗争团是致力于为子孙后代拯救地球的国际性组织,主张人们应当立即停止掠夺自然资源、避免使用矿物燃料,不要等待五年,拖到下次大选再采取行动。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不诉诸于暴力、结合当地情况的行动网络,努力采用行之有效的策略对威胁各物种生存的经济、生产、农业及交通系统施加干预。我们呼吁全体地球公民对眼前的危机有所察觉,呼吁各地政府为我们的孩子、为各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采取大胆措施,拯救我们的地球。

我们需要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和媒体披露关于气候灾变的真相,需要民众马上开展变革,创立不必使用矿物燃料的经济体系。

我们的全球性行动会与各地情况相结合,在其本质上是参与式的。我们需要彻底变革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极力避免受大企业资助的智库、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一心寻求企业赞助的政客干扰。

反灭绝抗争团通过抗议活动来使腐败体制陷入停摆。我们偶尔需要采用阻碍交通、“躺尸抗议”等违法手段,但这只是因为现行政策的拟定过程将民众参与排除在外,缺少道德与公义方面的考虑。动员群众开展活动是促使其发生彻底变革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的反灭绝抗争中,您将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得到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且通过抗议活动来践行仁爱道德。我们正在为建立不使用化石燃料的经济系统而努力,人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份子。

消费型经济体系目前已经走向极端,它维护的,并不是人类的未来,而是各大企业下个季度的收益。倘若现状让您痛心疾首,那么请加入我们,感受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灭绝危机即将降临之际,在这场为拯救人类、拯救宝贵地球上的所有生灵而发动的斗争中,各位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上加入我们吧!

如何加入当地的反灭绝抗争团

如果您和您的朋友立志拯救地球,请加入当地的反灭绝抗争团,积极参与行动。反灭绝抗争是结合当地情况、参与性的活动。只要您能够接受我们的目标、主张和原则(英文版相关资料请见https://xrebellion.org/),我们就欢迎您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果您有意加入反灭绝抗争团,请与 XXXX 或者加入我们的脸书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236367030010853/

书评 “未来中国”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书评】未来中国: 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2019年 4月 5日

“【书评】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现代文化出版社 (香港)

作者:贝一明

书评:蔡鑫

未来,在我们手中

《环境恶化将使人类面临灾难》、《全球变暖警报拉响:2030年—2052年全球或升温逾1.5摄氏度》、《俄工业城市因环境污染导致积雪变绿,导致居民抗议》、《财富集中度创新高:82%全年财富被1%群体获得》……

翻开报纸、打开网页,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而它们所反映的,不过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小小侧影。其实哪怕不借助媒体,我们也会发觉自然环境每况愈下,社会环境与被古人称为“大同”的理想状态渐行渐远:苍穹中,因为雾霾的遮蔽,群星不再璀璨:大地上,茵茵绿草与清澈的河流愈发难以见到;目之所及,到处是为富豪们量身订做的房地产与奢侈品广告;还有,智能手机从通讯设备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不跟家人交流,但绝不能不碰手机……面对诸多问题,我们不禁会为人类的前途担心,不知如何才能打开通往光明未来的大门。

贝一明教授的《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中。本书既含有以某档节目、某则广告为切口,针对社会问题开展的深刻思考,也有宏大视角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失控、生态文明等全球性问题的细致分析。书中文章涵盖政经、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国际关系等领域,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人类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本就错综复杂,因此在探寻人类的未来之路时,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研究考量。

贝一明教授是一名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美国人,同时在韩国居住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得以用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兼具先进制度与先进科技,似乎是人类的乐土;但贝一明教授在这本书中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策略等方面的弊端做了深刻解读与分析,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做法只会让各种危机愈演愈烈,令人类的前景愈发黯淡无光。还有,他认为,迅猛发展的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际关系淡漠、文化贫瘠等严重问题,在引领我们走向幽冷的深渊。那么,面对重重困境,我们究竟应该去何处寻求解决之道?

作者指明的方向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也许很多人,哪怕是中国人,都会觉得这个答案让他们大跌眼镜:我们在“传统”与“落后”之间划上了等号,将先贤典籍束之高阁,任其蒙尘,全然忘记了古老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明艳的花朵。以儒家思想为例,政治上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的主张,经济上有“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教育方面,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方针,甚至在环保方面,也早有“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教诲。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迪。

正如书名所述:《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殷切的希望:愿中国读者能够受到启发,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愿中国能够蒸蒸日上,带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

乎人类与地球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