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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劳伦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贝一明:近日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受一股大肆蔓延的不满情绪所推动,抱有这种情绪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未来无望。然而我们目睹的许多事,其起因并不能单纯地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这一角度解释。目前香港的政治危机是否有美国的参与和干涉?

维尔克森:美国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一直都在加拉加斯搅局,这次它下手的对象换成了中国香港。2002年我去过加拉加斯,也曾亲眼目睹美国为推翻乌戈·查韦斯以及后来的委内瑞拉总统采用了何种残暴的手段。我们一直希望改变那里的政治格局,现在又在拿尼古拉斯·马杜罗做文章。然而我们只是将委内瑞拉推入了无能的困境,而同无能并行而至的,往往还有失败。我们成功地通过制裁令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民受苦受难,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尽管媒体从来不把加拉加斯和香港相提并论,但我们仍然能明确地锁定可疑目标: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以对香港年轻市民普及“民主教育”之名,向其提供了用意可疑的赞助。

我担心的是,美国会重施1956年在匈牙利施展的手腕,给香港的年轻人设局,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担心美国会像当时那样一味地在他们背后怂恿煽动,然而他们遭受镇压时,却只是袖手旁观——1956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匈牙利、平息叛乱时,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作为。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背后的势力是中情局,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然而香港抗议活动仍然与匈牙利事件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一次我们运用社交媒体和突发新闻播报,通过更为复杂巧妙的手段针对假想敌——中国发起了秘密行动。

当然,习近平一定要步步为营、谨慎应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民看在眼里、加以解读。习稍有差错,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敌意便会愈发强烈。

贝一明:但是很明显,特朗普根本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才智和能力,他个人更可能只是想碰碰运气。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维尔克森:目前为止,是约翰·博尔顿一直在操纵全局。他顶着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接连发起行动,破坏美国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情局的“酷刑女王”吉娜·哈斯佩尔也做过他的帮凶。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幕后主使不止一人。

贝一明:那么约翰·博尔顿离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善?

维尔克森:我在克里斯·海耶斯的节目上说过,约翰·博尔顿的离职并不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没错,一个货真价实的战争贩子离开了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岗位,但国家安全顾问影响力的大小,完全是由总统决定的。罗纳德·里根在八年里任命了六名这样的顾问,原因很简单:里根认为总统就得自己拿主意。而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则完全不同;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分别同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共同掌权,共同决策。

要让总统的决策有所保证,最好的办法是定期更换国家安全顾问。

特朗普不是里根,而且与里根相去甚远。因此他身边的人,从麦克·蓬佩奥到吉娜·哈斯佩尔,再到斯蒂芬·米勒和财政部的史蒂文·努钦,都只会不顾形势地自行其是,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管控他们。

约翰·博尔顿走了,是件大好事。尽管媒体把他大肆炒作成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但他实际上只是个十足十的恶棍。说到“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阿伦·伯尔才是,约翰·博尔顿根本排不上号。

没错,一个恶棍离开了政府中重要的岗位,的确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当初把他推上重要岗位的无能之人——总统,其地位仍然安如磐石。这才是问题所在。

贝一明:许多乱港分子都与台湾有直接联系,台湾当局甚至为他们摇旗呐喊。蔡英文今年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讲话令我深感诧异。她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态度,将整个中国大陆描绘为邪恶势力,却没有讲求逻辑地、系统地解决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台湾方面如此地避实就虚、如此短视。台湾领导人的这番言论只会让众多中国人将台湾视作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傀儡。

维尔克森:早在21世纪初期,陈水扁便开始不时地发表相似言论。回想一下,蔡英文当时是在对退伍军人协会发表讲话,而那番言论对退伍军人这群热血听众极具煽动性。听她讲话的听众群体极为有限,她却在其中精挑细选,大做文章。尽管博尔顿可能会希望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按照内塔尼亚胡的风格做一次演讲,但好在特朗普政府中还有一两位在台湾问题上理智尚存的人。

她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她的讲话对自己的听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乃至北京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也觉得她措辞谨慎、用语得体。

尽管如此,正如你所建议的那样,她应当放眼全球,把目光放在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上。然而对她精心挑选出的听众讲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

贝一明:毫无疑问,香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是因为对自己黯淡的前景愈发担忧。然而他们所谓的领袖曾与彭斯和博尔顿会面,他们的抗议对气候变化和财富集中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香港是全世界财富集中问题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以及精英阶层对民众的冷漠避而不言。为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反倒被束之高阁?

维尔克森:人们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恶化视而不见,却对声色犬马、各种噱头和危险之事趋之若鹜,这并不是新现象。看看特朗普在美国的拥趸就知道了。不论是为富豪减税还是加征贸易关税,承担特朗普经济政策不良后果的,都是支持他的选民。但是好像只要他承诺给“罗伊诉韦德案”翻案,使堕胎非法化,让基督教祈祷式重现白宫,他的拥护者就甘愿受苦受难。现在人类立足于其上的地球正在病痛中垂死挣扎,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不毛之地,香港的抗议者们却想去摘天上的星星。

贝一明:还有军事拨款法案。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一大笔钱突然被划拨出去,用于准备同中国开战,那么不论政府官员有多么深谋远虑,他们都会在制度压力下推动美中对抗。

维尔克森:你指的是台湾还是美国,或者说二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贝一明:美国的军事预算规模相当庞大,官方披露的数字是7,500亿美元,而且由这笔预算支持的许多昂贵军备都是为对付中国而添置的。

维尔克森:美国制定了巨额国家安全预算,用意不言而喻——它的具体数额也许更接近1.3万亿美元,其去向涵盖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核武器能源部、国防部以外的情报源,再加上中情局、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国际事务部部长的账户。此种预算给美国造成了许多不验自证的危害。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冷战时期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国家预算是如何推动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如何在每一紧要关头影响战略决策的。支持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对抗的预算框架会使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

贝一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消除这种紧张态势和冲突的根源,扭转乾坤?我们能否组织活动,让香港民众和全世界的地方政府共同讨论关乎于年轻人、气候变化、经济军事化(这一问题中美均有)危害的切实问题?或许还有其他别具一格的方法?

维尔克森: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我认为,组织人们就严肃问题开展讨论恐怕收效甚微。除非我们能够在人力、物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与中情局匹敌甚至略胜一筹,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促成更为理智、高明、切实的对话。我不想说丧气话,但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定要以讲求实际为前提。

贝一明:可是香港问题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而且是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那么具体说来,怎样的政策更能收到成效?

维尔克森:我们应当重拾我们在乔治·H·W·布什当政时期及冷战末期所秉持的态度:警惕谨慎、讲求方略、和平竞争。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经济整合;我们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跨国犯罪、气候变化、难民潮(现在已有7千万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多)等全球性挑战,以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成功解决的问题。保险起见,我们一方面需要维系日本、韩国等盟友,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同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准备一支装备齐整却又不会耗资甚巨的军队。但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和平与和平竞争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贝一明:美国有许多博识多才的知识界人士,他们可以前往香港、台北、上海或北京跟同道中人就我们共同的未来开展富有意义的深刻探讨。倘若这些学者和普通公民开始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展合作,状况即会得到极大的改观。如果我们能够就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问题和虚拟空间的未来进行对话,或许可以用积极的内容填补媒体中的空白。

维尔克森:我也认为此举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们的总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中的大小官员要是懂得其中的关窍,将会对这一事业大有助益。

贝一明:当局为什么会认为有必要在暗中执行外交政策?我们怎样才能终结在其他国家搞破坏的秘密行动,回归切实的文化交流,从而引导年轻人集中精力从事积极的事业?

维尔克森: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一个开明的政府;国会需要对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新议员。我们需要全新的媒体,不把中国贴上“敌对国”标签、不把宣扬新冷战视为己任的媒体。最后,当然,我们还需要各行各业富有责任感、能够开展对话的学者和公民。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2019年 6月 4日

贝一明(合作人:乔纳森·敏特拉姆)

如今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为首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正在大力呼吁实施“绿色新政”,称此举可以促成经济转型,让美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发展模式更加契合环保理念,这番新气象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特朗普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矿物燃料的使用,奥巴马政府也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矿藏,与之相比,上述观念显然更为进步。然而,倘若我们用科学方法对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加以评估,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让人们大失所望:很可惜,所谓“绿色新政”有些言过其实,不足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当然,进步媒体已经告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政坛与媒体界已经被石油巨头所染指,然而这番警告对扭曲的经济体制几乎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我们身处其中,受其所迫,无时不刻不在使用塑料、石油和煤炭。我们时常懵懵懂懂地听着关于未来灾难的不详预言,模模糊糊地知道北极熊的生存状态有多么悲惨。要想改变现状,除了等待下次大选、不再使用一次性杯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美国得了重病,我们无法再对它的病症视而不见。就好像吃下了变质的食物,肚子疼可以忍,但最终还是要靠呕吐来把有害的东西排出体外。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明白尽管“绿色新政”的宣传照片光鲜亮丽,但新政的宗旨并不是立即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更不是让民众主动接受可再生能源。新政中的漏洞大到足以通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娜奥米·沃尔夫对其提出质疑之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谁认真地对她加以驳斥。倘若我们继续沿用现行体制,就会为大企业和投资银行利用法律挪用资金乃至开展危险的地球工程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民主党战友仍旧依赖大企业来获取资金(就算不是直接收受,也是通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拒绝同更加进取的组织合作,因为后者不对民主党亦步亦趋。

然而另有组织做出了政治回应。我们见到反灭绝抗争团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抗议,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有坚定立场,认为当前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无法支持人们开展活动、追求真相的政治体制一无是处。

反灭绝抗争团着眼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以及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将人类灭绝做为其全球性活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会给政客溜须拍马,也不会跟大企业CEO和说客谈天说地。反灭绝抗争这一政治运动并不会因为顾忌观众的心情而低调,也不会根据财团媒体的要求来调整消息发布口径。

反灭绝抗争团的首要任务是让高碳经济体系立即停止运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让全球的大城市陷入停滞状态。

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在六年之内实现零碳排放,其途径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树立新型文化,从而大幅降低消耗,彻底转变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将这样的政策变化称为革命毫不夸张。

反灭绝抗争团与懦弱无能的民主党不同;他们在其名为“真相”的网页上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海洋、森林、南极、北极以及人类自己正在遭受摧残;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尽管很多人认为反灭绝抗争团的做法过为极端,但实际上,反灭绝抗争是人们迄今为止发起的唯一一种以科学实证(而不是臆测观点)为基础、以推行某种政策为宗旨的大型理性政治运动。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败,随着政客、知识分子和名为“媒体”的可悲机构对残酷现实避而不谈,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轻描淡写、称之为“气候变化”,反灭绝抗争愈发合情合理。

其实反灭绝抗争团发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响起的声音:这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型经济兴起便浸泡在石油中的文化,必须予以终止。

我们中间没有无辜之人。我们每次打开Email、洗热水澡、开车去超市、乘飞机去拜访亲友,都在人类之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棺材上钉下了一枚钉子,更不用说不计其数、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其他物种已经难逃灭绝的命运。

美国的“特有制度”

我们要努力正视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舍却“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挖掘真相”(Truthout)等媒体以及罗伯特·赖克等满嘴谎言的知识界人士所大肆鼓吹的“进步”方法——赖克根本不承认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危机。

我们要明白,被进步人士普遍视为重大突破、被愚昧的特朗普弃如敝履的《巴黎协定》,其签订不过是保留彼此面子的政治策略,目的并不在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要想生存,我们就必须立即实现矿物燃料的零使用,不能再等到2030年,慢慢地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到40%。在此紧要关头,出资支持“进步”运动,等待下一次大选,无异于自杀。

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终结这种消费文化,颠覆认为生产、消费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想法,明确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对地球产生直接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年轻人远离从矿物燃料经济获益的银行和财团的误导,不要让他们接受碳交易、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开展地球工程、开发新生代核能等危险的折中手段。

既然美国各方(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企业、非政府团体和教育组织)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那么民众就应当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家曾寄予厚望的看门犬已经变成了哈巴狗,只顾吸金,根本无法与矿物燃料巨头较量——不论他们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动听。

我们必须亲自参与国家治理。

350.ORG是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相关资讯。该组织于2019年4月23日向其成员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于周五做出了大胆的气候承诺:如若当选,她将在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禁止一切公有土地上的矿物燃料开采活动。”

350.ORG称赞沃伦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比起其他总统候选人来,沃伦似乎领先一步,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种族来讲,她的承诺未免太过苍白无力。

禁止公有土地上的开采活动?其言外之意相当明显:我们应当要求不支持这一政策的候选人立即退出竞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永远禁止美国全境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开采活动。或许这种提法更具实质意义和说服力:一年之内让使用石油这一行为非法化。

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损害臭氧层的氟氯碳化物的使用做出了广泛管制;这一先例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借鉴。我们需要签订禁止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伦敦议定书》,因为它们的生产和消耗都会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此种由各国共同担责的国际性协议意义重大,签署此类协定是让全世界停止使用矿物燃料发电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是,我们正在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保守派对峙,他们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必须逐渐通过政治过程予以压制。

然而事实是,与我们对峙的并非“保守派”,而是大批罪行累累的企业——它们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正在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搞破坏;能够规范其行为的机构已经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的痴迷令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更让这种依赖性根深蒂固——与这一现象形成类比的是美国在19世纪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有损道义的奴隶制。

奴隶制通过不加限制地剥削无偿劳工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南方种植园主的收益,而北方的银行借南向投资也分得了一杯羹。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似乎为制造业和种植业提供了廉价动力,但其隐形代价其实相当可怕。

身为“奴隶”的非裔人种的人文素质被名不副实的法律系统所压制——在“证实”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伪科学的支撑下,当时的法律系统更加牢不可破。奴隶制玷污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以罪恶为基础、视犯罪为本国特有文化的社会。然而南方各周州的上流社会家庭均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

当时人们将如此可怕的体制尊为“特有制度”,似乎在暗示美国南方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习俗。然而创造这样的名头不过是掩耳盗铃,其背后仍然是没有健康社会予以支撑、崇尚剥削的罪恶体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废奴主义者)为阻止奴隶制扩散至新加入美国的各州而奋力抗争;他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奴隶的境遇,并且允许逃出蓄奴州的奴隶自由地生活。然而大多数改良派废奴主义者的基本想法都是:拥护奴隶制是恶政,需要慢慢将其改变。

与之相似的是,当前美国的政治讨论都纠结于如何普及风能与太阳能、如何使可再生能源更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终止特朗普政府补贴煤矿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苛以重税的极端政策。

但只有在无视以下事实时,类似的政治讨论才有意义:矿物燃料企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犯罪来让我们保持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矿物能源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损害环境,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换言之,上述观点只是自欺欺人。

支持使用矿物燃料的说客和政客,以及因开采石油煤炭而暴富的CEO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的政治讨论格局并无异议。他们因利丧德,共同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不惜为追逐利润而毁灭我们的地球。

反灭绝抗争团就是要将经济体制掌控在自己手中,舍弃中间人——以撰文为生的受教育人群。正是这群人鼓吹长期的“进步”措施,怂恿国会议员利用不温不火的提案来取悦企业、获得资助。他们说风能可以与燃煤相媲美,还将联合国报告中提到的生态崩溃作淡化处理,其目的还是保证他们的研究机构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某些组织的献金,而这些组织的背后就是依赖矿物燃料获利的财团和银行。

我们的约翰·布朗时刻

如果要从历史上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寻找出某一重要时刻,借之以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反灭绝抗争、反对矿物燃料的使用,最贴切的例子当属约翰·布朗及其追随者发动的起义。反灭绝抗争团要为摒弃矿物燃料、阻止人类灭绝而摆脱“进步措施”的桎梏,正如约翰·布朗等人宣布败坏道德、推行奴隶制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在约翰·布朗发动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南部还有许多人称他为叛军首领,污蔑他是叛国贼、是疯子。但只要读一读布朗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有完美的逻辑和深刻的道德信念做为支撑。布朗于1859年10月突袭弗吉尼亚州哈伯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时,其意图便是通过建立新政府、抛弃腐朽的经济体系来终止奴隶制。他的起义军很快遭到镇压,他本人也因叛国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该罪名)而被处以绞刑。

通过奴隶制谋利的群体(民主党)指责布朗卑鄙无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北方的进步人士(共和党)大多隔岸观火,表示不插手蓄奴州的“家务事”。

我们还是看一看布朗起草的《临时宪法条例》吧:

“由奴隶制引发的矛盾堪比自美国诞生以来其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其所导致的要么是无休无止的监禁和令人绝望的奴役,要么是彻彻底底的人种灭绝,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享有白人尊重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

这段话稍经改动,就可以与危机重重的眼下,以及我们对石油和煤炭极度依赖的状况相契合。

“在是否使用矿物燃料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堪比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最终将导致地球沦为炼狱,让人类永陷水深火热,直至灭亡;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拒绝矿物燃料产业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以下《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免受由矿物燃料经济招致的灭顶之灾。”

这两段话蕴含的道德理念完全一致。

反灭绝抗争团与布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采用的是非暴力方式;但反灭绝抗争与布朗起义之间的类比仍不牵强,因为前者的参与人员一旦行动,就会面临入狱、受暴甚至死亡的危险。

扭转乾坤,抗击制度化犯罪

与民主党不同,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各种问题得到切实解决,而前者只会提几条不痛不痒、肤浅粗陋的改革方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保守”观念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之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反灭绝抗争反映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时提出的告诫:“民众不提出要求,权力便不会退步,过去也好,未来也罢,都是如此。只要弄清楚民众可以默默地承受什么,就能搞明白可以用何种手段来盘剥和欺凌他们,直到他们用行动、言语予以反抗——有时还需要二者并用。”

道格拉斯的话说明,一味地就矿物燃料的长期负面效应做抽象阐述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具体的要求,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坚持立即废除当前罪恶的、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能源体系。

约翰·布朗提出奴隶制并非“特有制度”,保留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行径,是对某个群体“开战”,从而改写了游戏规则。同样,我们也应当掌握能源领域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关键术语。碳排放并不是能靠交易解决的小小流弊,而是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

换而言之,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右翼分子犯下的暴行,而是主动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普及当下急需采用的文化和经济制度。我们既不能依靠比尔·盖茨等深陷现行经济体制的富豪,也不能仰赖曾长时间支持通过矿物燃料谋利的民主党人;我们不能看见有人做出一星半点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就心满意足。

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客数不胜数,他们在委员会上发言,否认气候变化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宣称气候变化并非确有其事。他们从矿物燃料产业捞得好处,经常让科氏工业等石油巨头豢养的“专家”现身说法,证明矿物燃料完全无害。这些“专家”在研究活动中造假,公然挑衅科学事实。

目前,进步政坛人士正在埋怨“保守派”政客无知、自私、短视,嘲笑他们的专家和拥趸“愚蠢至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党人的主张不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是限制南方各州的蓄奴规模,他们的态度简直与当今的进步政坛人士如出一辙。

气候变化不是一种观点,而是科学事实;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也不是利益调整,而是法律。

那么法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法律规定相当明确。倘若某议员亲自、或请专家在委员会上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不具危险性的证言,那么此举并非表达保守观点,而是做假证。根据法律,这一行为已构成重罪;涉事议员要么会被迫辞职,要么会面临牢狱之灾,作伪证的专家也会落得同样下场。

从逻辑与合法性两方面来讲,上述论断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议员和专家证人在国会山明目张胆地犯罪时,却没有一名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对其提出指控。罪行就是罪行,不会因为持续了几十年而变成合法行为,正如奴隶制即使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仍然有损道义。

倘若没有国会议员、行业律师、说客、咨询公司和咨询人员愿意秉持公正、合法的立场,那么民众就应当挺身而出,要求上述犯罪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要求犯罪者不能再踏入国会。抗议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客们便会在重压之下做出改变。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采取如此强硬的路线无异于逼迫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和游说人士离岗入狱。然而,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即使诉诸于这样的方案,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倘若情势要求我们对数不胜数的民主党人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决不会退缩。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全部国会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嫌犯罪,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要求他们通通下台,要求自行组织选举,不受任何同罪恶矿物燃料产业有所关联的组织干涉。

现在国会议员从矿物燃料企业和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处收取献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鼓励使用矿物燃料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就连政府都为炼油厂和公路系统提供补贴,但这一切不属于民主过程,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通过前台组织运营,购买或者拆毁公交系统,要么是为了提升民众对石油这种危险化合物的依赖度,要么是为了重组美国军队,让其植根于石油,并为此而保障石油供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一系列政策决策的罪恶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等石油提供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完全明白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他们的有害产品正在荼毒环境——或许还要更早一些。他们对人类眼前的重大危机心知肚明,但还是将调查结果秘而不宣,并雇佣专家和公共关系公司通过发布广告、篡改研究结果和游说向公众发布误导性的虚假信息。然而进步民主党人只能责备这些企业自私自利,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捐款,支持他们参加下一次、下下一次竞选。

请问问自己,如果你销售的产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夺去了全球成千上万、甚至几十几百万人的生命,更会导致全球变暖,令几千万人惨死,你会有何下场?如果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自己产品的危险性,非但将实情瞒而不报,反而用脏钱贿赂政客、收买冒牌专家,让他们对国会撒谎、为你的犯罪行为辩护,你又会怎样?

毫无疑问,你将遭受阴谋罪指控,立即被捕入狱,你的资产也会被尽悉没收。你会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付出比所得多得多的惨重代价。

那么当矿物燃料企业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如此明知故犯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同样,民众也该要求将上述企业做为犯罪组织看待,剥夺它们利用不义之财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责任方应该立即入狱,为他们四十年以来犯下的罪行遭受指控,为虎作伥的政客和说客也当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工业等企业的资产,以及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应当全部充公,用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赔偿全世界的受害者。

无需考虑矿物燃料企业应当出资多少来支持“保守派”代表参选,也不用琢磨较为强硬的“进步派”在如此不公的政治环境中赢得大选需要多少钱。一旦矿物燃料企业的资产充公,一旦受其雇佣、助纣为虐的说客和专家被挡在政坛大门之外(正如昔日南方军的领导人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内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共识和宪法制定切实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大批政客已经被矿物燃料公司、银行和与矿物燃料企业狼狈为奸的富豪收买。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向国会提交证言、参与政治过程;在许多场合下,我们还应当要求他们立即辞职。参与大规模造假的智库研究员、教授、律师、说客和其他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区别对待。

政治辩论必须以科学发现而非主观想法为基础。在我们的默许下,企业像某些人一样享受各种特权,关于气候的虚假言论因为有财团的支持,被奉为金玉良言。这一切都应当到此为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能够清楚地表达逻辑观点的人只有一小群,他们也可以在美国掀起思想转变的潮流。然而,倘若不把追求真理做为基本政治原则,民主便会沦为闹剧。

但我们的任务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声讨广告,将发布广告视为犯罪,因为美国民众在广告的误导下低估了工业社会的危害,尤其对汽车、飞机和基于煤炭与天然气的工业生产对环境和人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置若罔闻。

企业用广告贿赂媒体,使其无法发挥公布真相这一重要作用。在需要动员群众的紧要关头,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把新闻变成了供人娱乐、可有可无的消遣,让大家无法把目光放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上。只要商业媒体还在给民众灌输经过篡改和扭曲的讯息,后者就无法做出客观决定,民主政治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广告文化。它粉饰太平,暗示人们拥有汽车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它不鼓励精诚合作,反倒宣扬自私与及时行乐。我们要通过自办报纸、在公共场合做宣讲等直接手段来向民众准确解释气候灾害为什么会毁灭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还要认识到,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念分歧,而是当权者的的愚民之策——人民愚昧无知,就察觉不到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也无法想出应对之计。

我们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由政府资助,补助金源于税收,其分拨必须透明化。以利己为目的、议程不明的所谓“研究”必须从政府及民众的政策讨论中消失。这一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当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明白人类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威胁——我们要保证他们不会因沉迷于电子游戏、娱乐视频和色情图片而对周围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

同“自由贸易”、“军事安全”等虚假观念较量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性运动披露的是残酷的真相,而不是令“进步媒体”心安神泰的有限讯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政客们远而避之的两只巨型怪兽较量,它们一个名为自由贸易,一个叫做军事安全。

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通商对美国国民乃至整个世界有益,因此应当不断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我们财源滚滚。

如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企业就可以把工厂迁至国外,同时拿关闭工厂来威胁当地工人和社区,以获得政府补贴。海外工厂为美国供应廉价产品的同时,也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环境,还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每一个宝丽龙泡沫盒子,每一件尼龙套衫,每一套塑料玩具,不仅会在被丢弃后毒害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而且其生产过程也会给气候带来负面作用——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地远在印度或者泰国。

自由贸易控制了我们的经济,逼迫我们购买在海外生产(常常会以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再耗费大量矿物燃料运来美国的产品。生产一次性物品时造成的污染,对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工厂在哪个国家而改变;而且经过几千公里越过重洋运输商品时,又会排放大量尾气。然而就连左翼组织都对自由贸易的这一可怕后果避而不谈。

同时,进步及左派刊物已经接受了“GDP”、“消费”、“增长”、“发展”等极其片面的经济指标,至于它们没有反映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影响,没有涵盖土壤、水源和空气的长期恶化这一缺陷,知识分子却甚少提及。尽管有人曾经提议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但类似提案并未被纳入议程,更不用说投入使用。

美国国内经济与矿物燃料的勘探、生产和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军方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军方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制造者,其对气候变化应付的责任比许多国家都大。

美国军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在全球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基地。在许多情况下,其主要任务已经变为推动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的开采,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做法会对气候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军队与“国防”和“安全”毫无关联。

除非军队的作用发生彻底转变,否则美国不可能采用贴近实际的气候政策,而这种转变必须以改变“安全”的定义为前提——要把减缓气候变化做为实现安全的第一要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考虑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实现上述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抛下武器,但在与矿物燃料巨头对抗时,却又离不开战士们的勇气和自律。凭借独特的创意和非凡的勇气,我们可以令美国军队脱胎换骨,令其角色和本质发生彻底转变,让它将气候变化视为首要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国防部重组为“人类安全事务部”乃至“气候变化应对部”,通过周密的计划取消不正当的军火开支。以此为目标,究竟是开展体制改革,还是推翻现行制度重新开始,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决定。

结论

近日来“革命”一词在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已经变为空洞的口号。

然而美国立法者并未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拟定长期国家政策,这说明美国政坛已经深陷臆想与错觉。

根据气候恶化趋势方面的科学预测,未来我们将没有财力添置战斗机、航空母舰,甚至高速公路和体育馆。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曾提出应当像在二战中一样调配资源,而为了平安渡过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恐怕要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各种资源。

可悲的是,美国目前的确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然而是反面意义的变革。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各部门中的专家人才惨遭驱逐,有责任感的正义人士要含冤受辱。他迅速将政府职能私有化,让政府沦为精英阶层敛财的工具,不再为普通公民服务。

我们无暇讨论革命性转变的“正面意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革命性新政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加税、发放煤炭和石油补贴,以及将科学方面的考量剔除出政策制定过程。

等到下次大选、退而求其次、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发表敷衍声明的民主党代表——此类提议毫无意义。一场反动的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

“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2019年 6月 3日

贝一明

在被问及中美关系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伦·斯金纳表示,美国正在与“全然不同的文明抗争”,进而又补充道:“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高加索人种以外的强大对手。”

这番话并非无心之言,充斥其中的,是史蒂夫·班农奉行的种族本质主义。斯金纳提起冷战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地缘政治斗争,仿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类似冲突已变得无比可怕,将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她并不是在单纯地回忆往事;这番“与非高加索人种对手抗争”的言论,其实旨在再次兜售十九世纪席卷美国的“黄祸”之惧。当时的运动提出亚洲人会对美国文化造成威胁,从而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诞生,令来自中国的移民沦为非法居留者,也使东亚地区的移民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她还表示,中美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人权较量“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演”。她的话与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1年在参议院发布的无耻演讲遥相呼应:

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履行种族使命时、在世界文明中所担负的角色:我们是身受上帝托付之人……中国是我们天然的主顾。菲律宾是我们在东方世界门口的基地……曾有人指责我们的行为(美西战争)太过残酷。议员们,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议员们,请记住,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东方人。

斯金纳和班农对美国人的告诫同自由贸易原则乃至民主和法制纲领毫无关联,其背后不过是对一种无法同化的外来价值体系的排斥。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于5月14日在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通过演讲对斯金纳与史蒂夫班农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习主席并未直接谴责美国,而是指出中国乃至全体地球公民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他认为人类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取得进步的,暗示人类经验中有超越西方后启蒙时代价值体系与方法的共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发展的快慢归因于文明的优劣。

习主席的话是否预示着某种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尚不清楚,但“平等对话”这个短语在他的演讲中出现多次,其暗含的深意是,在衣食住行、民生学术等各个方面,应当让多种文明持续交流的气象取代一种文明占绝对权威地位的局面。演讲中或许有空泛之词,但它确实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秩序提出了严肃批评。

习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列举了人类在建筑、绘画、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提到了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古印度诗集《梨俱吠陀》、阿拉伯短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

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在文明对话中起核心作用的三个必要条件,以及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条原则。

亚洲开展文明对话的三个条件是:使亚洲和平安定,令亚洲共同繁荣,让亚洲开放融通。

推进未来合作的四条原则是:1)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3)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4)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特朗普团队从塞缪尔·亨廷顿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排外论述中汲取灵感,而习所提及的文明对话传统可追溯至列夫·托尔斯泰。文明交流方面的先例,有1974年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跨文化对话,也有科菲·安南将2001年宣布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这一举措。此外,土耳其和西班牙也于2005年倡议成立了联合国文明联盟。

习谈到了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有西学东渐。讨论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这篇演讲中可以找到毛泽东《矛盾论》的部分主张)。

我在中国参加过的会议中,有许多把中华文明奉为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有高低优劣之分。我曾经担心报纸和书籍会从中国消失,担心中国大城市的扩张会导致贪婪的消费型社会无限膨胀,担心工厂中的工人待遇太差,担心中央政府的权力愈发集中——这些也是全球趋势。

然而本次文明对话大会上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演讲、对国际视野(而不是全球视野)的公开呼吁,以及不同文明完全平等的提法,都可与美国的“文化冲突论”分庭抗礼——后者正在迅速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外言论。在北京听到的这几场演讲,令我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德莱·史蒂文森等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它们都内涵丰富、入木三分。在凭何理念可以拯救世界这一问题上,拉丁文谚语“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似乎再次得到了验证。

入反灭绝抗争团

rebellion.earth

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物种灭绝危机?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文化、经济,乃至环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自然环境也在遭受破坏。在这些不良因素的作用下,地球正在经历灾难性改变,其结果,很可能是大部分物种——甚至全部物种——遭受灭顶之灾。现在气温年年增高,干旱与洪灾轮番肆虐,然而环顾四周,我们只能看到默不作声、罔顾事实、无所作为的人群。

政客只顾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信口胡言;媒体受到企业财团的贿赂,弄虚作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十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有生之年,农业生产将陷入困境,海水会升温、酸化、吞没我们的海岸线,鱼类也将灭绝;届时没有变为泽国的土地也会转为荒漠。科学家已针对其他星球的类似转变开展了系统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预测并非杞人忧天。

全球平均气温极有可能在2100年,甚至2100年之前,上升4摄氏度;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地球上的大片区域将变得不可居住。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幅度将远远超过4度。

“气候变化”一词不过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在我们眼前的,是气候灾难,是地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灭绝事件;这场危机正在愈演愈烈。我们需要即刻彻底转变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社会价值观,需要构建全新的文明,需要重拾谦逊、简朴等美德——在对消费文化、经济增长与批量生产盲目迷信的同时,我们已经将这些美德抛诸脑后。我们要从不必消耗能源的事物中发掘出价值。

然而报纸、政府,甚至我们的亲友,都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闭口不言。20世纪90年代,气候灾变的警钟便已敲响,而我们一直在做的,却是为它扇风助燃。

这场危机由何导致?

二氧化碳以及工厂、车辆和产业化农场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正在迅速改变大气层的成分;将我们与太空隔离开来的,正是纤薄脆弱的地球大气层。同时,雨林与森林也在遭受严重破坏,而树木等植物是氧气的来源之一,因此绿树的大量减少也会对大气造成影响。我们拥有一切能够借以扭转乾坤的工具与手段,可惜无法转变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将消费与浪费奉为理想,将短期获利视为成功的标志。我们不惜大量消耗能源,以车代步、打造豪宅,利用集装箱船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却无视自己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我们所制定的政策都反映着这样的观念:浪费食物、砍伐森林、消耗煤炭石油、毒害生态系统对促进经济发展大有益处。

我们每买一个汉堡,都是在加速地球母亲的衰老;我们扔掉的每一个一次性塑料杯,都是注入海洋的原油。我们正在向灭绝的深渊梦游,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意醒来,睁眼看看现实。

我们身边的动植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恶行而大批大批地灭亡,若是坐视不理,我们也将步它们的后尘。我们乐于使用造污严重的印度、泰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科学真相:哪怕让外国工厂代工,它们所产生的污染一样会对气候造成严重影响。以前,我们有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相依作伴,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可以享用,然而这一切已经被我们的贪婪和短视毁灭殆尽。我们为后代留下的,只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地球。

不能再这样了!从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到衡量成功的标准,再到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无一不需改良变革。

何为反灭绝抗争团?

反灭绝抗争团是致力于为子孙后代拯救地球的国际性组织,主张人们应当立即停止掠夺自然资源、避免使用矿物燃料,不要等待五年,拖到下次大选再采取行动。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不诉诸于暴力、结合当地情况的行动网络,努力采用行之有效的策略对威胁各物种生存的经济、生产、农业及交通系统施加干预。我们呼吁全体地球公民对眼前的危机有所察觉,呼吁各地政府为我们的孩子、为各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采取大胆措施,拯救我们的地球。

我们需要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和媒体披露关于气候灾变的真相,需要民众马上开展变革,创立不必使用矿物燃料的经济体系。

我们的全球性行动会与各地情况相结合,在其本质上是参与式的。我们需要彻底变革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极力避免受大企业资助的智库、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一心寻求企业赞助的政客干扰。

反灭绝抗争团通过抗议活动来使腐败体制陷入停摆。我们偶尔需要采用阻碍交通、“躺尸抗议”等违法手段,但这只是因为现行政策的拟定过程将民众参与排除在外,缺少道德与公义方面的考虑。动员群众开展活动是促使其发生彻底变革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的反灭绝抗争中,您将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得到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且通过抗议活动来践行仁爱道德。我们正在为建立不使用化石燃料的经济系统而努力,人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份子。

消费型经济体系目前已经走向极端,它维护的,并不是人类的未来,而是各大企业下个季度的收益。倘若现状让您痛心疾首,那么请加入我们,感受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灭绝危机即将降临之际,在这场为拯救人类、拯救宝贵地球上的所有生灵而发动的斗争中,各位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上加入我们吧!

如何加入当地的反灭绝抗争团

如果您和您的朋友立志拯救地球,请加入当地的反灭绝抗争团,积极参与行动。反灭绝抗争是结合当地情况、参与性的活动。只要您能够接受我们的目标、主张和原则(英文版相关资料请见https://xrebellion.org/),我们就欢迎您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果您有意加入反灭绝抗争团,请与 XXXX 或者加入我们的脸书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236367030010853/

书评 “未来中国”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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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未来中国: 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2019年 4月 5日

“【书评】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现代文化出版社 (香港)

作者:贝一明

书评:蔡鑫

未来,在我们手中

《环境恶化将使人类面临灾难》、《全球变暖警报拉响:2030年—2052年全球或升温逾1.5摄氏度》、《俄工业城市因环境污染导致积雪变绿,导致居民抗议》、《财富集中度创新高:82%全年财富被1%群体获得》……

翻开报纸、打开网页,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而它们所反映的,不过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小小侧影。其实哪怕不借助媒体,我们也会发觉自然环境每况愈下,社会环境与被古人称为“大同”的理想状态渐行渐远:苍穹中,因为雾霾的遮蔽,群星不再璀璨:大地上,茵茵绿草与清澈的河流愈发难以见到;目之所及,到处是为富豪们量身订做的房地产与奢侈品广告;还有,智能手机从通讯设备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不跟家人交流,但绝不能不碰手机……面对诸多问题,我们不禁会为人类的前途担心,不知如何才能打开通往光明未来的大门。

贝一明教授的《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中。本书既含有以某档节目、某则广告为切口,针对社会问题开展的深刻思考,也有宏大视角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失控、生态文明等全球性问题的细致分析。书中文章涵盖政经、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国际关系等领域,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人类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本就错综复杂,因此在探寻人类的未来之路时,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研究考量。

贝一明教授是一名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美国人,同时在韩国居住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得以用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兼具先进制度与先进科技,似乎是人类的乐土;但贝一明教授在这本书中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策略等方面的弊端做了深刻解读与分析,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做法只会让各种危机愈演愈烈,令人类的前景愈发黯淡无光。还有,他认为,迅猛发展的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际关系淡漠、文化贫瘠等严重问题,在引领我们走向幽冷的深渊。那么,面对重重困境,我们究竟应该去何处寻求解决之道?

作者指明的方向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也许很多人,哪怕是中国人,都会觉得这个答案让他们大跌眼镜:我们在“传统”与“落后”之间划上了等号,将先贤典籍束之高阁,任其蒙尘,全然忘记了古老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明艳的花朵。以儒家思想为例,政治上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的主张,经济上有“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教育方面,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方针,甚至在环保方面,也早有“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教诲。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迪。

正如书名所述:《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殷切的希望:愿中国读者能够受到启发,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愿中国能够蒸蒸日上,带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

乎人类与地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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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狂状态之下的美国”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病狂状态之下的美国”

2019年 3月 26日  

贝一明

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的兰斯·窦兹医生告知MSNBC(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特朗普“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在变成疯子’,或者干脆说他已经疯了。”他的话不无道理。

毕竟,特朗普前一天威胁对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后一日便宣称对上述两国的领导人抱有好感。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可在此紧要关头,特朗普却彻底叫停了相关研究。他和他的同伙坚持要让美国退出所有的武器控制条约,并成功地、未遭任何抵制地启动了新的太空军事计划,将我们推至灾难的边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或许在整个世界史上,我们从未陷入过如此危险的境地。

特朗普于二月五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称“美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工作成果超越了以往历任总统所获得的全部成就。他一再对自己表示祝贺,可这片虚假繁荣景象的背后,是为所欲为的投资银行,以及受它们资助、大量回购股票的各大企业。他对大批即将破产、无家可归、或者身陷牢狱的美国民众视而不见,再次证明自己本领高强,能够对所有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换言之,他用行动表明自己具备教科书上的精神病患者所表现出的一切症状。

然而,倘若独行,他还不会陷得如此之深。他需要精神病头头约翰·博尔顿推他一把。博尔顿是这样的人:光是想想将世界推入核战争的深渊便会欣喜若狂,同时还在不知疲倦地为同时在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挑起战争而摇旗呐喊。世界的前景越是黯淡无光,他便越是热情高涨。

如果爱尔兰的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活在当下,那么他写《基督再临》时,脑子想的肯定是博尔顿。博尔顿“放出了血染之潮”,波涛过后只留下一片狼藉,令“至善者毫无信念,极恶者激情满满”。也就是说,那些良知尚存、或者前额皮质能正常工作的人士如逃离下沉船只的老鼠一般纷纷弃国务院而不顾之后,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真空地带被博尔顿占据了。

但是华府的其他地方现在又是什么模样?

让我们看看近日来华府“反对派”的表现。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加州民主党人)向媒体大肆抱怨由于特朗普提前公开她前往阿富汗“支援军队”的行程,她可能会身处险境。但针对以下重要问题,崇尚自由的佩洛西反倒无话可说:有多少美国劳工在阿富汗惨遭杀害(死于非命的阿富汗人民更无人问津),关于美国军队的报道为何销声匿迹,尤其是美国当初为何入侵阿富汗,又为何至今仍未完全撤出。

佩洛西一心到处宣讲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到了怎样的镇压,却没有为寻找切实证据而付出一丁点儿努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死于美军之手的穆斯林有几百万人之多,她对此却未置一词。换句话来讲,她一方面主张建立公平的世界,另一方面却完全能够接受各种军国主义言论。老实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

那么总让某些人泪眼模糊的巴拉克·奥巴马呢?难道只因为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大家就会忘记他是怎样为一己之私而牺牲普通百姓的利益,为免遭人身攻击而将灵魂贩卖给高盛和摩根大通的?要知道,来自对手的抨击本是真正改革家的荣誉勋章。当然,对他来讲,将盛在银盘子中的各种溢美之词照单全收显然更为惬意。

他的妻子米歇尔最近出版了《成为》(Becoming),这本预定的畅销书简直是当前政坛反乌托邦状态的象征。她十分巧妙地用自己优渥生活的片段来掩饰美国治理体系的崩溃与文明向野蛮的沦落。也许米歇尔跟希拉里·克林顿一样,觉得自己获得各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乔治·W·布什——这场噩梦开始的前八年里坐在政坛宝座上的人——是自己的“共犯”,这绝非口误。她的话折射出一种自由秩序分崩离析之时的精神病晚期症状。

看到这里,各位也许会想,奥巴马夫妇并不是真正的反战进步人士,不过我们毕竟还有伯尼·桑德斯,针对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进步人士。

早先民主、共和两党会为特朗普胡言乱语中的每一个虚假承诺、每一张空头支票鼓掌喝彩,这种情况已经足够糟糕。然而目光短浅的桑德斯把注意力放在工人薪酬和“普遍不公”上,至于军费猛增,美俄、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以及在其好友奥巴马就任期间便已存在的财富过度集中等问题,他却置之不理;他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桑德斯的确提到过,某些地方有压制选民的现象,令人遗憾,但他忘了,选民压制明明是一桩重罪。

既然桑德斯不请自来,我们就得回忆一下他在上次大选时的所作所为。他就工薪阶层的艰辛生活做了感人至深的演讲,听众多达几万人;他提到了一场革命,让连房租都付不起的人捐款给他,说这样他就有资本跟亿万富翁们一争高下。他们听从了桑德斯的召唤,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把他推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可是,桑德斯的当选之梦被克林顿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要么是通过在初选中操纵选票,要么是靠四处传播关于他的小道消息,然而当时他却默不作声,仿佛那些由支持他的美国百姓投出的选票沦为废纸只是他自己的私事,跟他人无关。

桑德斯在民主党大会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了降,令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他转而支持克林顿,让为他的选举大业做出牺牲的人一无所获。不知各位有何想法,不过在笔者看来,先是就公平社会大说特说,进而拿着劳动人民的钱财参选,然后又为了留在权力之门以里背叛他们——这明显是他罹患精神病的危险讯号。

可是,我们不是还有亚历山大·奥卡西奥-柯特兹——让稀里糊涂的美国年轻人浮想联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吗?尽管她的演讲饱含真诚,但她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对俄制裁表示支持,同时严守民主党议程,令人难以对她抱以希望。

也许你还记得,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上,奥卡西奥-柯特兹曾表示,“让亿万富翁有存身之处的制度是不道德的”。但她的办公室是游说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都是认为媒体就应该由大企业掌控的重要人物。也许正因如此,她才没有建议立法关闭海外避税天堂,更没有提议没收亿万富翁们的非法所得。这些富豪积攒财富的手段,要么是通过兜售战争来操控市场,要么是大力推广矿物燃料的使用——他们的做法,足以毁掉人类文明。

走入我们视野的,还有身为“进步人士”的卡马拉·哈里斯。是她呼吁倘若哪个小学生逃学旷课,那么其父母就应当受到包括入狱在内的刑事处罚,是她建议证人可信度对被告保密,是她不遗余力地为失职警察辩护。这样看来,没错,她是精神病院里的进步人士。

美国政坛病态乱象之起源

这些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由宇宙飞船突然空投至地面的。他们虽然行为反常,不似地球人,但也是十足十的美国出品——生产他们的,是一个处于疯狂状态的国家。金门大桥、好莱坞大道、自由女神像和大峡谷依然引人入胜,但在这光鲜表面的背后,美国已经变了,变得面目全非。

家人、社会成员以及国民之间的羁绊被商业化的消费狂潮侵蚀殆尽。以往秩序井然的政坛和公民社会如今已沦为荒漠。

我们不该把这场噩梦完全归咎于身处社会最高阶层的人们。如果他们那唯我独尊的病态心理没有受到煽动,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如此疯狂。而煽动、满足他们的,不只是亿万富翁,还有广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人士心心念念的是变成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而不是对周围无家可归的同胞施以援手。但是中产阶级人士轻视的那些流浪汉或许也曾跟他们一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病态行为已经在整个阶层中扩散开来:律师、医生、教授、记者、企业CEO、政府部门主管,还有,没错,还有工会首脑。这些既得利益者达成了一种共识:不要问眼前这无情的政府和企业政策从何而来,不要问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有何关联,尽管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持有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股票跟气候变化之间有何联系,私人监狱的激增和投资银行的暴利之间是何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禁忌话题,就连哈佛大学的优秀年轻学子都无法加以琢磨。

这种心态让他们得以在富人区过“优雅”的生活,在星巴克高谈阔论,在全食超市挑选精致素食食材,同时理直气壮地将核战威胁和生态系统的崩溃抛在脑后。在商场很容易就能买到便宜货,至于哪些出自美国监狱里的犯人(奴隶)之手,哪些是血汗工厂的产品,几乎无人问津。我们可以把这种心态称为“省大脑,日子好”。

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信息渠道,从而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的人觉得没必要跟一般民众分享自己的看法。他们更愿意在这些禁忌话题上装傻,把讨论话题限制在全家出游的场面、在风味餐厅吃到的美食等琐事的范围内。

更加荒唐的是,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常常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作“傻瓜”。他们看得懂印象派画作,欣赏得了前卫舞蹈,却无法想象有些人所住的地方,学校不开展智识教育,存在的媒体上尽是假象与谎言,那些“傻瓜”只能去右翼势力的教堂探寻自己渴求的生命之意义。

乔治·W·布什及其拥趸接管联邦政府之后,许多这样的“美国良民”接受了一种拒绝承认现实的文化,而这是整个社会病态化的第一步。现在他们仍旧顽固地认为,特朗普的肤浅庸俗无伤大雅。然而,正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论述德国政坛如何沦为野蛮狂欢时说的那样:“无趣并不是无害的代名词。”

病态乱象之本质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知道,为自己加冕的民主党,其领袖最擅长的就是将第三党排除于政策讨论之外,与所谓政敌眉来眼去,为自己存大笔大笔的养老金,给退休生活做准备。这样的政党,根本无法应对特朗普的罪行。

你可能会以为,两年以来,特朗普及其拥趸一直在为保护少数富豪的利益而公然破坏美国经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在目睹这一切之后,会挨家挨户地发动民众,组织开展大规模运动,推翻超级富豪、军国主义者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阴谋集团。

然而你也许错了。

不论社会制度遭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他们都不会放弃“民主党崇尚自由”、“共和党倾向保守”这样的假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目前仅有的主要党派都是妓女和皮条客——或者讲得再直白一些:“其实只有一个党,呸,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他们,春夏无言,秋冬不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尚有百万人对各种凶兆有所察觉,深受启发,走上街头,发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回望那时,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比起那时,现在的情况更加不堪。我们的面前,是核战,是会导致人类灭绝的气候变化,是伴随着罪恶的财富集中。可是很少有人能够主动跟朋友和邻居讨论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更是寥寥。

或许我们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那样,正在走向衰亡。难道唐纳德·特朗普就是电视真人秀版的尼禄大帝,是山寨版的卡利古拉皇帝?他决定提议女儿伊万卡做世界银行行长,从这一点来看,他倒是与上述恣意妄为的罗马皇帝别无二致。

由荷兰设计师维克多·霍斯汀和罗尔夫·斯诺伦联手创办的维克多&罗尔夫时装公司总是能赋予高级女装以别具一格的视觉元素。在他们的时装展海报中,有一张特别吸引眼球,不落窠臼,于是它被选中成为了该公司回顾展的主海报。

它的画面奇巧玄妙,压迫感十足。一位白人阔太身裹华丽红毯,头发披散在高档枕头上,仿佛是在卧床休息,但她的身体其实是垂直于地面的。她用右臂搂着一个金发婴孩,这场景颇有文艺复兴时期圣母画的韵味。女子脸上挂着慵懒不屑的表情,透出的是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还有高傲冷漠。

但海报背景与这位阔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母子身后的,是一片残垣瓦砾——也许那原本是某人的家,但被卡特里娜飓风或者迈克尔飓风化作了废墟。

有普通百姓因基础设施崩溃、气候变化和紧缩政策事实而遭受的苦难做对照,那位阔太养尊处优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神往。这个画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让超级富豪和梦想成为超级富豪的人们间接地体验了平民之苦,就好像玛丽皇后喜欢做农民的感觉,于是命人在凡尔赛宫里建了个小农场。

在此类画面中寻找审美乐趣无疑是一种病态行为。毕竟富豪们是靠采掘业和矿物燃料来充实自己的季度收益报告的。正是因为他们欲壑难填、索求无度,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灾难才会此起彼伏,令画中这样的贫苦民众无家可归、一筹莫展。

他们掩耳盗铃,骗自己说单靠购买土地、建设地堡就能捱过气候变化的劫难——《纽约客》的欧逸文形象地称之为“超级富豪的末日求生之举”。

这种病态文化在整个社会遍地开花。强行闯入年轻人视野中的,是一则则广告:一个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迷失在索然无味的世界里却自命不凡。广告商把这样的人物立为楷模,暗示观众:要想走出社会不公的困境,就得向最富有的人顶礼膜拜。

谷歌和脸书是如何限制美国人的思维的

但是,催生上述种种的只是周期性社会衰落一类的因素吗?极度认知失调的受教育人群能够心安理得地对气候变化与核战威胁视而不见,这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迅猛发展的科技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理解周围变化的能力,并让我们沦为游戏、社交媒体、色情作品和其他消遣品的被动消费者,无法对众多危机做出积极回应。

难道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手中的智能手机改造,因此哪怕我们到了入土的那一天,也只能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漫画家史蒂夫·卡兹在他的动画短片《你是否跟我一样迷失于世》(Are you lost in the world like me)中,刻画了一个人们互不理睬的噩梦世界。被动消极的心态正在时刻影响着各个阶层。

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互联网在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WhattheInternetisDoingtoOurBrains:TheShallows)用大量科学实例说明了互联网是怎样改变我们大脑对瞬时刺激的响应机制,从而使其失去进行复杂思考的能力的。身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使用着同一种科技,浏览着五花八门的事件却不知其所以然,能够彼此联系却又互不关心——这片暗黑之潮正在迅速蔓延。

我们沉溺在信息的海洋中,但要解决燃眉之急,我们需要的是沉思之甘露。

卡尔表示,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因此并非一成不变,但其变化通常是负面意义上的,可能会导致大脑行为模式的僵化。上网会带来极富诱惑性的刺激,因此脑神经元会怂恿我们反复启动因上网而形成的脑回路。使用谷歌搜索、浏览脸书帖文时,我们得到的快速响应会刺激神经元释放某种物质,愉悦感由此而生。

而根据神经达尔文主义理论,那些原本用于针对长期个人体验以及文化、社会转型开展复杂立体思维的神经回路,因为总是派不上用场,就被无情地“剪除”掉了——当然,是以人类观察不到的方式。

神经学家诺曼·道伊奇写道:“倘若我们停止锻炼心智技能,那么这些技能便不仅仅会被忘记:它们在大脑中所占据的空间会被转交给我们经常使用的技能。”卡尔则一语中的:“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及其突触根本不在意思考品质的高低,因此智识衰退的可能性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

也就是说,人们一直捧着智能手机扫阅社交媒体、跟好友聊天,会使自己退化到无法明白气候变化和军备竞赛有多么危险——随着二月二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决定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经启动。没有多少人知道灾难即将降临,能跟亲友一道讨论这些会使我们万劫不复的新局势的,更是寥寥无几。

卡尔的解释如下:“由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家和网页设计师所开展的多项研究,其结果均指向同一个结论:上网时,我们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倾向于进行粗略阅读、匆忙思考、浅表学习,还经常分心走神。倒不是说上网的人无法深思——读书的人也有浅思辙止的时候,但网络科技本就不是为启发、引导沉思而存在的。”

倘若所有人都沉溺于“浅表”,沉迷于大脑神经元因眼前信息得以快速处理而产生的瞬时兴奋,那么能够理解我们面对着何种危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以致消失?至于培养能够提出对策并加以倡导的人,是不是更加无从谈起?

病态背后之

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那一小撮贪婪无比的亿万富翁既然连全人类的生死存亡都可以弃之不顾,那么要说他们会对现状肩负责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扯掉眼前的一切伪装,让目光穿过所有表象,我们会不会发现科技已经成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没错,为超级富豪们吹响笛子,让他们代领我们走向末日的,不是可怕的怪兽,而是一种终极之病——全世界通过网络连结在一起的几万台超级计算机。它们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算计如何将利润最大化,并将各种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位数。

摩根大通、高盛、巴克莱和美国银行让这些超级计算机来做最终决定,因为它们能够做人类做不了的事:估算整个地球的货币价值,严格按照指定算法榨取利润,且不会感觉良心上过不去。

投资银行背后大批的超级计算机在寻求终极暴利时,就连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亚马逊的奠基者杰夫·贝索斯在它们那里都不过是碍事的附属品。

我们恐怕不等超级计算机进化出思想便会迎来人类文明失控的那一天。按照人们的需要,计算机只是根据潜在利润的多寡来确定各种社会因素孰轻孰重,而不把生态系统乃至人类本身纳入考虑。超级计算机背后有一种“意志”——大体说来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它们早已被物理学定律植入程序,注定要制造更为严重的混乱。各位可能会深感疑惑,人们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让这“终极病号”来代替自己做决定。

如果说社交网络、视频和游戏能够改造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令其常常在多巴胺的刺激下开展应景式思维,那么计算机哪怕无法思考,也能,且只能接管这个世界。

人类尚未完全失去理智,但我们令超级计算机从事着邪恶勾当却掉以轻心。在这片土地上,懵懵懂懂的我们正在被一个愚昧无知的超级盲人引向绝境。

“朝鲜半岛光与影”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朝鲜半岛光与影”

2019年 2月 6日

贝一明

这样的场景我不知见过多少次∶一位美国专家指着朝鲜半岛的夜景卫星照片,感叹说朝鲜笼罩在黑暗之中,而韩国和日本则灯火通明,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朝鲜闭关锁国、经济萧条,人民饱受压迫。显然,他认为韩国璀璨的灯光是进步、民主、科技发达和拥有自由市场的象征。

一边是进步与民主之光,一边是无知与专制之影——这种比较当然在美学上堪称完美,很能满足观众的想象;这种叙事经过巧妙的简化处理,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大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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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学者和政客进行政治辩论时,甚至没有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进步政坛人士表示,应当与朝鲜多多沟通,多投资建立开城工业园一类的设施,这样韩国在帮助朝鲜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斩获收益。保守派则提出,朝鲜是专制国家,对韩国构成了军事威胁,不可信任。他们说朝鲜首先应当完全开放,与国际接轨,同时接受彻底的核设施审查。

然而上述双方的说法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都觉得韩国更为先进,未来的朝鲜应该以韩国为榜样,让民众看到本国GDP飙升、开上汽车、住上大房子、用上智能手机,让本土明星的足迹遍布全球。

当然,说朝鲜可以为他国树立榜样未免会被人嗤之以鼻∶那里环境的闭塞和政府的专制并非子虚乌有。

但是,身为一个在韩国生活了十二年的人,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韩国也有十分差劲的地方——尽管说这话时我有些犹豫。高自杀率、空气污染、残酷的校内竞争、深埋在年轻人心中的疏离感、对进口食物和进口燃料的极度依赖,以及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大批老年人口,都证明韩国已被包裹在密不透光的阴影之中。 我们应当牢记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确,与朝鲜相比,韩国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一大截,但其贫富差距问题也更加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经济矛盾可比生活水平低下危险得多。

在关于朝鲜与韩国的官方叙述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往往不见天日。在考察这两个国家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基本问题,循序渐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站在空中楼阁里想入非非。

很多去过朝鲜的人对我说,当他们在那里小小的菜市场漫步时,在装修简单却整洁干净的旅馆中居住时,看到朴素而又含蓄的平壤人民时,都有种强烈的感觉∶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在韩国失落了。

我这些韩国朋友还说,尽管朝鲜的女子也许不像韩国女性那样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她们也免于承担化妆、挑选品牌服装的麻烦和斗富的压力。

韩国人觉得平壤大街上的民众对待彼此彬彬有礼、亲切温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起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那时家人之间亲密温馨,同事、邻居同舟共济。现在的朝鲜,汽车没有得到普及,年轻人没有沉迷于手机,人们也不会受没完没了、旨在让厂商获利的广告怂恿、买上一堆自己不需要也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朝鲜的方方面面都在那些韩国人心中唤醒了一种失落已久的原生态文化。

然而完全埋葬在韩国媒体和我们关于朝鲜的讨论中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所有记者笔下的专家在谈论朝鲜时,其立足点都是经济增长、GDP、生活条件、生产和消费一类的事情。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朝鲜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韩国,无可救药。这意味着韩国可以用老大哥的身份来教朝鲜什么是“发达” ,什么叫“现代”。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发达”“现代”这两个词都是主观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在韩国,许多人认为资源的浪费性消耗无可厚非,值得倡导;认为住在面积更大、暖气开过头的房子里,拥有汽车和智能手机是一种进步。

可是他们的想法非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就像“对月祈雨有效”和“用水蛭吸血可以治病”一样荒谬。

实际上,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以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人际关系极为疏远、自杀率升高、物质滥用等深刻的破坏性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朝鲜应当变成什么样”和“韩国成功在哪里”的种种想法,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对“现代化”的幻想提出的,是毫无道理的。其结果,是韩国家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温馨和谐不复存在,韩国人却自认为走上了成功之路。

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审视朝鲜半岛的夜景时,得出的结论会与“专家们”的说法截然相反∶他们说的“光”,背后实际上是暗影一片,而他们口中的“影”,背后却蕴藏着光芒。

倘若各位专家以客观的科学分析,而非以意识形态、一己私利,或者似是而非的感觉为凭据,就会一致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面临着以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面貌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危机,按照目前环境恶化的速度来看,我们能躲过种族灭绝的灾祸就算是运气好了。

关于气候灾难性变化及其所导致的物种灭绝的报告和专著不计其数。在首尔,我们已经看到蚊子在十二月也能苟延残喘,花朵在一月份也能盛开,而这些只是那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会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各种异变的开始。

如果我们坐视不理,海洋将会变暖,海水酸度将会上升,直至鱼类绝迹;沙漠将大肆蔓延,直至大片土地不适合生物存身,直至极度依赖食物进口和化石燃料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韩国遭受灭顶之灾。

那么韩国要怎样做才能幸免于难?答案很清楚。在能源消耗和崇尚节俭方面,向朝鲜看齐;停止浪费能源,把黑暗还给夜晚——几万年来,夜晚与黑暗本就密不可分;熄灭公寓楼上没有实质用途的灯光,关掉商业楼上的电子广告牌,调小开得过大的供暖系统,新修建筑不再采用会造成浪费的高吊顶设计以及混凝土、玻璃和钢铁幕墙;回归本地历史中风行一时的朴素简约的传统。

韩国的夜晚本该是黑暗的。韩国民众必须清楚,要维持灯火通明的夜景代价不菲∶进口燃料的花费,化石燃料发电厂获得的补贴、造成的严重污染,愈演愈烈的、正在毁坏我们子孙未来的全球变暖问题,等等。

然而还有一个被隐藏在深渊之中的秘密。我们耳边一直回响着虚妄的咒语∶朝鲜需要发展,需要进步,而想要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想要独树一帜,想要跳出“发展中国家”的泥沼,就得消耗,大量地消耗。人们觉得实现现代化才是几代人首要的奋斗目标。然而,倘若以消耗大量化石燃料、浪费大量自然资源、毁坏生态系统、贻害子孙后代为代价,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何在?

朝鲜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韩国应当效仿朝鲜的低消耗模式,而不是计划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修建高速公路和豪宅。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甚至十分荒谬。他们觉得韩国的现代化程度和高消耗模式堪比荣誉勋章,是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标志。为何要把消耗水平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呢?因为如果人们降低消耗(这最终意味着能源使用量的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

然而,倘若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在此紧要关头,谁还会在意报纸上是如何讨论消耗问题的?到那时那些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即刻叫停化石燃料补贴。韩国彻夜不灭的盏盏灯火不是文明进步的代表,而是一场邪恶、危险游戏的象征。这场游戏叫做及时行乐,它牺牲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同家人和朋友畅所欲言,读书,写信,撰文,林中漫步,表演,奏乐……这些事情具有无限的意义和深度,可以为人们提供无穷的精神与个人体验。做这些事几乎不需要消耗资源,而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要远远超出我们在智能手机世界里、在灯火辉煌的星巴克咖啡店中、在一次性塑料玩具和纸杯的包围下所得到的——其实这些象征着高消耗的物件是忽略了我们的意愿,硬塞给我们的。

考虑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这一危险观念的桎梏∶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当扪心自问,身为人类,意义何在?怎样才能过上富有意义的充实生活,怎样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我真真切切地盼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能够吃到更富有营养的食物。但这种健康的食品在遍布韩国的便利店中是找不到的——这类便利店还拖垮了曾令众多民众实现经济独立的家族小店。

同时,我也希望韩国人民能够卸下将他们束缚在盲目消费和提升耗煤量(在这一点上,韩国几乎与其他所有国家背道而驰)陷阱中,以及导致亲友疏离的无休止残酷竞争文化之上的无形枷锁。

在为实现朝鲜半岛统一而努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使韩朝两国的人民都能享有自由。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朝鲜人民才有权利弃置高物质消耗的枷锁、获得自由,这种想法未免有失公平。

特朗普总统 是愚昧还是疯癫?

“礼的传统与生态意识的新展望” 多维新闻

“礼的传统与生态意识的新展望”

2019 1 18

一明

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关键:中国传统理念——礼

作为旨在构建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和谐关系的行为准则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所谓礼,从广义上讲指诸多礼节规矩,从狭义上讲则指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如婚丧嫁娶、祭祖祭天等)。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礼都曾是社会的基石,曾是确定家庭关系,促使一个家庭、一个社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成员尽职尽责的原则。“礼”曾被视为“修身”(践行礼)、齐家(用礼仪来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治国(以“礼”的原则治理国家)和“平天下”(通过“礼”妥善地处理外交关系,实现世界和平)的中心要素。

在狭义框架内,古时的礼有向族长、君主、上天或神灵敬献食物、珍宝等供品或贡品的意思。当时它还是个人、家庭以及全体人类定期向供给自己食物的生态圈表达感恩之情的方式,因而一饮一食被赋予了深刻涵义,用餐之礼也被用于提醒人们农业的中心地位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礼节”之“礼”确定了一系列综合性规则,通过强调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责任规范人际交往行为、建立健康的社会秩序。一个家庭中长幼之间通过相互问候(从而令社会关系明确化直至为世人所承认)表现出的“礼貌”之“礼”拥有深刻的象征性价值与切实的道德力量。直接从祭典仪式衍生而出的“礼仪之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证每个人都被严严实实地笼罩在人造与自然事物的巨大层级网络中,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就连皇帝也不例外。

这样,礼仪之礼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平衡感,而这种平衡又同人类世界和自然领域之间的平衡息息相关。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深感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不必再遵循曾牢牢束缚自己手脚的繁文缛节,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剪断了自己与周围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羁绊。其结果,是身处异化社会中的人们对同胞的剥削愈发残酷,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愈发严重。

尽管中国有过力图推翻对劳动阶层凶狠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支撑这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并未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阶级的理解对分析社会矛盾、从而推进改革大有帮助,但是因为改革往往是排山倒海式的,招致的反作用也极大,结果往往不可预测。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儒教的渐进改革自有其优越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长期问题。

最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贫富差距问题愈演愈烈,倘若孔子的门生看到了,恐怕也会忍不住扼腕叹息。还有,土壤、水资源与山区惨遭破坏,之所以会有这场悲剧,是因为礼文化反复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礼”这一观念并非儒家所独有。它在佛家、道家以及中东地区的萨满教都有深厚的根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义中也有它的影子。也许现代思想文化最大的瑕疵之一,便是缺少用来准确描述“礼”的语言。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假装摆脱了旧时之礼的束缚,迈入了时兴自我表现、直来直往的现代社会,但其实仍无法僭越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中的“礼”。再者说,现代社会中也有许多潜移默化的“礼”(买流行的裤子给学校的朋友看的“礼”;买贵的车子表示社会成功的“礼”,还有购物、消费时要遵守的“礼”),只是人们没有视之为“礼”。同时,民众尚未发觉“礼”在团结人心、唤起环保意识、建立政治与精神共享体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儒家关于“礼”的传统思想——尤其在南宋朱熹(1130——1200)对礼学观点加以整理、规范,并将其与形而上学全面联系之后——为家庭、社群礼仪与国家礼制赋予了新的内涵。应当重视暗含于万物之中的形上秩序、生态系统和人类世界三者的关联,这种观点早就存在,但人们从未将其如此系统化地梳理整合。人类的一举一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顿然明朗,人类行为也有了理性参与的意味。

朱熹清晰地阐明了“礼”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与铺陈于每一种家庭礼仪背后的形上秩序直接结合在一起。

儒家礼学的巨大潜力在于,它强调个人与自然,食物消耗与对食物来源的认识,以及公民日常生活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倘若它能够得到重新诠释、为我们的时代所用,那么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威胁之一——人们将盲目消费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现代化、消费与和家庭礼仪:以韩国为例

二十二年前我与韩国妻子结婚时,发现她的家人在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地遵循儒家礼制,于秋收时分、春节以及先人忌日祭拜祖先。到时全家人都会从韩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老家,次次不落,不惜推掉其他事务,在汹涌车流中连坐几个小时。做哥哥的会精心摆放牲肉、栗子仁、柿子、苹果、酒和其他食品,布局及所用碗碟均十分讲究,以求与他们珍藏的典籍中的详细图谱相一致——图谱是直接根据《朱子家礼》中的说明而绘制的。当时我被她们家和睦的气氛与对传统的尊重而深深吸引,并为能够以新成员的身份参加祭祖而深感荣幸。

然而,几年之后,我妻子的家人似乎对祭祖仪式有所懈怠。她的哥哥们经常说自己工作太忙,来都不来;孩子们要么只顾跟朋友们出去玩,要么点卯应付一下,随后便冲出门去。自从我岳父去世后,就连桌上的供品也变得敷衍草率。布置供桌的,常常只有几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了我自己。

恐怕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会履行儒家之礼——也许它会随我岳母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很难想象我们在诱惑性消费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会继承这一传统。这种损失不可小觑,但在越南、日本和中国,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年迈的父母被子女抛弃;年幼的孩子要么被父母丢弃,要么被置之不理。总体看来,儒家之礼的凋零不仅导致了中韩两国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变完全是恶性的,而且助长了自恋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只注重眼前、自我和表象,忽视未来的后果与内在价值。儒家之礼曾经是对连结人们的共同根基的恒久认可,是我们共有的道德义务的具体展现。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取悦祖先、为家人祈福。

对礼制最猛烈的冲击来自于商业广告。现代广告空洞无物、缺乏底线,从道德内容上讲简直与色情片别无二致,根本没有奉劝人们相互合作、关心弱势群体的作用。满足私欲被奉为理想,被用作哗众取宠、吊胃口、挑起脑干非理性本能的噱头。此类广告是对衣食乃至我们生活中万事万物之神圣性的亵渎,而儒家之礼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层面,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应当规劝人们珍惜每一粒米、每一滴水;劝诱民众像广告中说的那样暴饮暴食是蔑伦悖理的做法。气候正在恶化,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肤浅的电视节目变成一片沙漠——俭以养德、尊农惜粮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华,而这些节目却反其道而行之。

民众对核战争威胁、气候变化、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等危险问题视而不见,是新型反智文化蔓延的直接结果。我们不再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现代社会乃至我们的私人生活,而正是由于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将我们的行为连接至广大社会的礼之羁绊被切断,反智潮流才汹涌而至。

在中韩两国的传统思想中,教育民众、令其清心寡欲十分重要。如今接受过良好教育却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人太多太多,也许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传统礼文化,不再将其看作意识形态的枷锁,而是把它当成督促我们对彼此践行承诺的道德法则。

食物、社会和环境

在古代,尤其在朱熹建立自己的礼学体系之后,从社会与环境两个角度来强调食物的价值便成为了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食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同祖先和自然的联系,可以提高我们的尊农意识,为日常饮食添加精神层面上的内涵——面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这一做法具有绝对意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或许不必向西方发达国家求助,只需要细细研究儒家传统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礼文化拥有无穷的潜力。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学观点认为日常物品——尤其是食物——具有神性内在。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古时的一种信仰:食物等物品都有物质实体(因此食品可以滋养身处物质世界的我们)与超越物质的内在(因此用作祭品的食物可以供养祖先与神明)。后来该信仰被赋予了这样的内涵:用在祭祀仪式中的食物代表着对农业的重视、对产出食物的环境的珍视,以及对食物中超越物质之内在的认可。千百年来,人们也用祭祀活动来表示对令人类与农耕合而为一的生产过程的尊重。

在传统世界观中,人作为翻耕土地的农民和食物的受惠者而存在,死后又会被安葬于土地之下,最终任身体化作大地的一部分,参与生态循环过程——滋养了我们的食物会以这样的方式滋养我们子孙后代,因此说它是祖先的产物并不为过。

儒家礼学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及上述过程,但这种对于人类同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解只是浅浅地埋藏于表象之下。毕竟我们的祖先不仅将生命赐予我们、把农耕技艺传授给我们,还凭借自己的智慧,凭借自己身体化成的沃土创造了我们现有的环境。

世界的现状由以往的历史事件决定,人类后代的未来由我们今天的行动决定,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一过程早就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结果是各种自毁式行为在人类社会层出不穷:人们大量使用塑料制品,食物被当作取乐和消遣的道具而非从中获得营养的资料。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被装有空调的钢筋水泥大厦分隔开来,导致人类完全脱离了自然界,且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人应当凌驾于其他动物。上述过程已经被现代人遗忘,文化的连续性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人们也对以下问题一无所知:食物来自何方、如何产出?上述因果相承的过程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其对食物供给的影响如今已成为讨论的禁区,人们一直对其避而不谈。

人们在祭祖或祭天仪式结束后分享被撤下供桌的祭品——特别是粮食与农产品,这让祭祀仪式同时成为一场纪念活动,使人类体验得以同提供养分的食品直接发生关联,从而令土壤与食物、水与食物之间的密切互动得到确认。

用以明确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大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礼”,其重要地位在十九世纪晚期——外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思想在中国扎根后——受到了猛烈冲击。儒家礼学被贬为阻碍中国快步迈入现代世界的落后文化与迷信糟粕。两代知识分子将清除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视为第一要务。在他们看来,祭祖祭天已不再是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农耕之间纽带的途径,而是工厂、火车、汽车、金融机构以及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之路上的障碍。当时的人们有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只有通过摆脱对他人和自然世界的依附才能满足。

我至今记得1983年在耶鲁大学上第一堂中国历史课的情形,那节课我听得很认真,学到了以下内容:很遗憾,故步自封的官僚将儒家治国理念与技术观奉为金科玉律,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令中国无法向以批量生产、蒸汽火车、大量工厂与城市扩张为标志的现代世界大步前进。老师还讲,当时正是因为思想落后,中国才被西方远远抛在了身后;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需要向西方借鉴某些重要原则——这是实现文化演进的必要前提。

然而,如今工厂、火车和汽车所使用的煤和汽油与日俱增,因而气候变化、经济与社会扭曲等问题正在我们面前肆虐,更不用提层出不穷的致命武器了。目睹这一切,我们是否还能接受上述论断?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上述观点的影子——它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思想。但我们必须质问自己,时时处处关注环境,重视农业与粮食,要求建立以人为本、将道德原则摆在利益和生产规模之前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社会系统与令人和自然遭受持续性剥削的外来现代系统相比,孰优孰劣?

中国古代皇帝和朝鲜王朝的君王都会举行社稷礼。这种祭祀活动既强调了皇帝在开创太平盛世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又确认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社稷礼与百姓家中规格最高的祭祖祭天仪式相似。社礼旨在祈求土地神保佑土壤丰饶,让人民衣食无缺,以从根本上保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稷礼旨在向谷神祈求五谷丰登,令庄稼不受病害、虫灾和旱情的侵扰。

这样的祭祀并不是迷信,而是土地、生长在土地上的庄稼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之间本质联系的表达,兼具政治内涵和精神力量——这并不是秘密。这种认知在人类居住地和自然世界之间建立了生态政治上的平衡,但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该平衡即被打破。现在中国的政党会议中仍有许多仪式,外国也有高官举办的集会,然而这些活动并不具备强调生物圈的重要性以及农业中心地位的意味。

我们的现代化项目并未考虑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从而给现代社会招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再用象征性仪式来提醒人们自然和农业对他们的身心福祉有多么重要,提醒他们大地山河、一草一木与人类文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关心的“环境”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他们完全不考虑自己丢弃的塑料包装会对真正的环境造成何种影响。我们遭受着富有现代意义的画面和影像的轰炸:高速公路、摩天大厦、汽车、计算机和没有花草树木的风景。商界臆断植物——尤其是庄稼——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交换、买卖,而不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任何影响,农业也被视作过时的落后产业。

然而任何文明都不应割舍土地种植这种生产方式,不该忘记为人们提供食物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否则便有沦为消费邪教、完全漠视未来生态环境的危险。那样的文明是极具威胁性和破坏性的。

宋代的儒家思想——尤其在经过朱熹的阐释之后——为社稷之礼和其他强调农业与环境对全民生活重要性的手段奠定了基础。朱熹关注自然世界中人类地位的形上意义,为把生态观念纳入儒家思想的知识与精神层面打下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讲,朱子礼学的意义要比佛学更为深远。

朱熹描绘出一套复杂的道德心理体系,该体系与礼仪之践行密不可分,且认为人类寻求启示的实践应当围绕着个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展开,正确认识自己处于其中的环境是自我修养与积极实践的重要目标。

宋朝儒家思想认为,我们如果能够直面本心,就会发现自己与自然亲密无间,因此我们必须对大自然抱有敬意。朱熹将这种心境称为“持敬”,并将其作为修心的重要条件。这种心境因遵守践行礼仪、关心他人、热爱自然等准则而生;这些准则在人们年幼时被学习牢记,在他们成年后被提升至更高的境界。获得持敬之心需要自律、沉思、正念,需要敞开心灵;修得仁心的最后一关便是让自己的本心与自然、与整个自然世界相连。

朱熹在《仁说》一文中表示,人类世界与其他事物的世界之间没有隔阂,二者存在体验和生存形式上的共性。朱熹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大彻大悟的人会觉得一草一木都可亲可敬。在朱熹看来,阻碍人们达到这种境界的,是人类的自私与傲慢,因此人们需要孜孜不倦,克己复礼。所谓“敬”,并不仅仅指敬天地,敬祖先,更指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对自己给自然造成的影响有深刻认识。

结语

近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篇具有标志性的报告:“全球变暖1.5℃”(“Global Warming of 1.5 C”。比起众媒体轻描淡写的叙述,该报告就不久之后气候变化趋势的预测要骇人听闻得多。报告指出人类正在面临高碳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对人们之前的“碳交易计划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一想法予以明确否定。

报告并没有提及诸多专家做出的更为悲观的估计,但比其他主流报告都要中肯深刻。然而现代社会极力否认它的重要意义,并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我们面前的问题,既不是工厂与汽车的碳排放,也不是新兴技术的使用,而是对一种观念和心态的全盘接受:以商品消费的多寡来衡量人生体验意义的轻重。

现代社会中,这种观念浸染了多数人的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心中的头等大事。但以往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礼文化中将食物作为人与自然间羁绊的代表这一观念让我们有了其他的选择。虽说我们尚不清楚应当如何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文化,使其为现代社会所用,为整个世界所用,但它拥有巨大的潜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朱熹的礼学著作在韩国备受青睐,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普遍性而非特异性。这些著作使得明晓礼仪成为启蒙过程的重要一环,这个环节人人都可参与。

或者我们可以说,朱熹以极有说服力的方式把个体行为与普遍法则整合在一起,而这是今天的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每个人的行动和选择都对保护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儒家传统文化中找到启示,采取全新的生活模式,以此来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食物危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文学科全新的重要意义”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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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文学科全新的重要意义”

20191 3

贝一明

前些日子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令我有些诧异:我见到的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高新技术的忠实拥趸。年轻人沉迷于智能手机,打着可有可无的游戏,看着只为搏观众一笑的娱乐视频,任光怪陆离的画面在眼前变幻穿梭——他们已然在世界中迷失。

只要有机会,商店与餐厅的工作人员也会时不时地打开手机,从肤浅的内容中获得片刻欢愉。在我下榻的旅店以及附近区域,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报纸的地方,更不用说书籍和关于中国当前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的专著了。我不禁在想,到底还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思考应当怎样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他们要怎样对时运不济的四邻及他人施以援手,面对环境问题我们有何对策,怎样解决财富集中、留给普通人的机会日趋减少等社会矛盾。

他们投身于高新技术的新世界,盼望迎接充斥着虚拟现实与即时通讯等更为先进的技术的时代。我猜他们之中,认为自己埋头于游戏、视频和社交媒体是在为进入全新时代做准备,因此而理直气壮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他们说不定以为智能手机及其相关技术会把中国乃至世界带入乌托邦。

然而这样的想法是否有科学基础?工艺技术终将进步,我们必须发展高端技术、必须将其限制在道德框架内——这样的想法似乎没错。但是,为了制定行之有效、意义长远的技术政策,我们首先要考虑技术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从长远角度分析新兴技术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家庭关系、社交模式、学校与政府等机构的功能,同时秉持道德原则。

我担心的是,不仅没人对技术的作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就连此类评估的必要性,年轻人乃至政策制定者都对其一无所知。哪怕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家都将为研发搞宣传、拉赞助(这也是一种营销行为)视为己任,却并不审视自己的研究对国家究竟有何价值、是否会对社会与道德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在眺望经历技术飞速转型的社会时,视野中有个巨大的盲点。

年轻人一头扎进充斥着计算机、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世界,沉迷于离不开网络的生活时,是否正在与“为步入高新技术时代做准备”这一宗旨渐行渐远?

为了在应用技术时兼顾高效与道德原则,我们是不是该摆脱线上世界、断开网络,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退后一步,从宏观角度考虑技术对人类社会、对我们的思维过程、对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要在道德框架内有效地利用技术,我们的最佳做法,是不是有目的、有立场地对其加以选择,从而做出理性、不受情感左右的判断,确定这种技术有何用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否应该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去沉思,去练习,去看书,去阅读哲学与诗集,去回顾古代历史,去画画,让自己沉浸在令我们成为“人”的深厚文化历史积淀中?也许为了对新兴技术善加利用,我们有必要花时间去做上述功课。

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建议简直荒诞不经。然而,倘若我们遵循科学方法、坚持逻辑思维,就能了解上述做法的必要性所在。它似乎与被广为接受的常识和主流共识差距甚大,但历史告诉我们,主流共识常常存在谬误。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关于人文学科重要性的讨论此起彼伏。同时,大笔资金用于开发各种“数字人文”项目——它们可以孵化出最前沿的通讯技术,据说将使教学模式发生彻底变革,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在线视频,哪怕观者众多,也能极具效率地展示复杂的信息内容。

我们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受到资助,得以应用先进的超级计算技术来解决历史与社会难题。

他们用超级计算机分析大量文本与统计信息,把各种意外发现以图表的形式生动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大数据揭示了曾经蒙尘的种种真相——尽管我们不禁怀疑人们用于阅读与思考的时间是否在大幅缩减。

虽然某些利用新兴技术的创新型研究仍在进行当中,鼓吹人文复兴的文章也比比皆是,但遗憾的是,我们四周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数量与相关院系所录取的学生人数正在陡然下降。

学生们并非对人文学科不感兴趣,但他们心知肚明,面对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自己必须放弃追求真理、循规蹈矩,才能得到谋生的机会。因此专心读书、能够就某一问题进行复杂分析的民众日见稀少。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

今天,我们急需实现人文学科的真正复兴,但很可惜,在技术讨论中,“人文”只是出现在由新一代计算机芯片支持的数字显示屏和社交网络上的内容。人人都知道这些内容当然更为重要,可事实是,社会投资大多用于技术研发,而非对人类经验的探寻。

在这样的项目中根本找不到我们迫切需要的人文元素。我们需要从对高新技术的痴迷中脱身,花时间去评估各种技术对整个社会、对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所造成的复杂影响。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文学科中获益良多。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时,以往的智者才会从蒙尘的书籍中现身,给我们以启迪:人类社会因工艺技术的发展而快速转型,从而产生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也令我们如堕烟海;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会经历一场劫难。

对于人类未来而言,挖掘蕴藏于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之中的深刻真理要比开发新一代半导体或超级计算机更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着手化解危机。然而,尽管长夜将至,我们却没有发现明显的转机。

人文学科获得的资助相当有限(严谨分析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项目更加可怜);相比之下,与商业应用有关的科研项目却吸金甚丰(不论其是否会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倘若我们认真思考,便会得出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我们既没有严肃对待人文学科,也没有认识到眼前危机的严重性。

只要环顾四周,各位就会发现,旨在撩拨人类基础本能的新兴产品已经令众多人沉迷于各种图像(包括游戏与色情图片)。大众被怂恿着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与窥探欲,却不必接受智力上的挑战与道德上的约束。

观看别人狼吞虎咽、进行各种极具暗示性的表演已被视作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利用技术去迎合大脑最低级的功能,一种无甚内涵的消费文化便因此而生。根本没有人考虑我们的国家一百年后会变成何种模样。

我们必须在社会中开辟空间,并且对其赋予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从技术中抽身,在这样的空间里用自己的眼睛阅读书籍,用自己的双手打造艺术品或者家具,用自己的双脚漫步,从而了解我们与大地之间有多么深刻的羁绊。

在亲身体验世界、了解自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晓因果,能够有机会退一步思考,举一反三,将眼前的表象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在读书、写作、绘画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得以同真实的自我重新连结,了解地球真正的需要。

否则我们很容易被这种自杀式倾向裹挟:认为每天丢弃塑料袋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认为电子设备的应用与我们呼吸的污浊空气毫无关联;我们会骗自己说,少年儿童构想世界的能力十分有限,其原因根本不在于他们整日整日地玩那些愚蠢的电子游戏。

第四次工业革命向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令虚实难分,使真幻难辨。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见到电视上的丛丛绿树便以为环境状况依然良好,看几集友情剧、生活剧便认为我们的社会真的那样温暖健康。

虚拟世界是假的,我们的媒体也在被那些假象渐渐污染。报纸变成了图片卖场,展示那些出资者希望人们相信的“真相”,却不再对社会现实进行缜密调查。

在涉及到气候变化话题时,上述问题最为突出——在媒体和教育活动中,我们的这一生存危机已不再是可供讨论的严肃课题,而它却在愈演愈烈。

技术并不会告诉我们它本身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减轻对它与日俱增的依赖性(它要消耗能源,从而导致气候恶化)。技术更无法帮助我们了解它的进步会怎样扭曲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看法。

能帮助我们的,只有针对道德行为基本原则(道德哲学)、存在本质(形而上学)和知识与理解的本质(认识论)的深刻思考。

技术在迅猛进步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此紧要关头,哲学却已完全背弃我们的智识世界。正因如此,我们已变得脆弱不堪。计算机代码主导着我们的社会,也让我们的生活沦为空洞的仪式,而我们却不知该用怎样的概念去描述这一过程,也想不出搜索引擎是如何改变我们同周边世界和亲友交流的方式的。

本为人类体验重要环节的人文学科已然陨落;许多人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非社会的积极成员,一种反智文化从这种被动情绪中破壳而出、扩散蔓延。这两大因素催生出另一种危险趋势:人们无法清晰地分辨科学与技术。

在广告宣传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如今广告已经取代分析研究,成为我们媒体生态圈的主要内容。针对那些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新兴技术,各种广告一味强调其神奇之处。在大多数广告中,新兴技术要么是人们用来取悦自己的玩物,要么是可以解决不便的工具,与探索真理毫无关联,不求了解,只求惊羡。

毫无疑问,此时我们身处一个由技术主导的时代,而且新兴技术(或者说新旧技术的结合体)正在不断萌发。但我们所在的并不是科学时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线已经因为“科技”等词汇的广泛使用而变得模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也草率了事。

科学是根据科学方法对世界展开批判性调查的实践。尽管社会中有许多研究科学的专家,但就连各大科研机构中明了“科学”之概念的人都越来越少,就更不要说普通大众了。对一次性塑料袋给环境造成的破坏视而不见,这就是社会中科学性思维日渐式微的明证。

我想起了保罗·古德曼(PaulGoodman)在“技术是否能人性化”(CanTechnologybeHumane)一文中的名句:

“不论是否利用全新的科研方法,技术都只是道德哲学的支流,而非科学的分支。”

追根究底,技术事关如何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以及人们应当怎样遵循道德哲学原则——其中包括在某种情况下决定不去发展或者使用具有破坏性的技术。技术永远不该与持续并用推测和系统性论证来追寻真理的实践相混淆。

人文学科对真正的科学性调查与科学方法的基石至关重要。对于科学方法而言,能够针对我们感知到的现象提出多种解释的丰富想象力最为关键——这些解释随后可用于开展客观严谨的分析。

诚然,优秀的科学离不开严谨的分析,但想象力——天马行空地设想各种解释的能力——是这一过程的要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在理论物理领域做出突破,正是因为他用大量时间去想象宇宙可能是怎样运作的,光子是怎样的,以及哪些看似古怪的观点可以用来描述日常现象。他的研究近似于天方夜谭,但他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异想天开的念头,才得以看到墨守成规的人看不到的一切。

我们对技术、商业化文化与消费主义文化的痴迷如此之深,以至于不愿推倒遮挡了我们视线的藩篱,但社会分裂、技术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等日益加深的问题终究会逼迫我们动手。

我们所熟悉的半导体和智能手机中没有那些危机的解决方案。终有一天,我们会被迫打开那尘封已久、贴有“人文学科”标签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