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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封锁的上海——中国的乌克兰?

陷入封锁的上海

中国的乌克兰?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2年 4月 15日

上个星期各家主流报纸和社会媒体已经被上海封城的恐怖场景所淹没: 上海市已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囚禁在家中长达几周;在极其严苛的限制措施之下,他们甚至难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物资。

照片中,市民们有的在自己的公寓中无奈地嘶吼,有的歇斯底里地发表着无人听闻的抗议,让人潸然泪下;视频中,无人机和机器人在上海空荡荡的街道上巡逻。这一切都将极权主义统治所造成的惨状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场面早已在众多预言中出现。

各个媒体的言外之意,是中国自己恰为这场噩梦的源头。

上海市的官方阐述并未被中国共产党否认,且因为显得过于极端而招致讥讽。

3月28日,上海开始采取“清零”政策,令所有上海市民深受其苦。该政策以黄浦江东岸为起点,自4月1日起覆盖全城,以阻止一种并不存在的疾病蔓延。按照规定,全体市民都要接受核酸检测。根据媒体报道,在某一时段的全部受检测者中,只有26,087例新增阳性患者,其中仅仅914名病例出现了症状。

也就是说,封城的理由荒诞至极,让整场抗疫行动成为了一出闹剧。也许这场行动的主旨便是告诉市民应该乖乖听话,不论其缘由多么荒谬不经。

对于此情此景,西方主流媒体自有一套早已准备好的说辞:中国共产党奉行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我们西方人背道而驰。

杰克·波索比亚克(Jack Posobiec),一位自称为“资深海军情报官员”的美国人,就上海封城一事在推特上发布了多篇博文,对共产主义大加谴责,做出了许多诸如“中国共产党竟然如此对待上海两千六百万名市民”的评论。

西方的《人权观察》反应迅速,立即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了上海市民的人权,并于4月6日表示,“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时应当尊重人们的健康权和其他基本权利”,却对其他各国所采取的相似乃至更为残忍的措施未置一词。

问题在于,尽管这次大封锁被归咎于共产主义观念,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历史中,并没有大城市被封闭管理的先例。技术法西斯主义入侵的任何一个原因都无法追溯至毛泽东与周恩来为反抗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而发起的斗争。

事实证明,上海的封锁与2013年4月15日马拉松爆炸案发生之后的波士顿封城大同小异——恰恰在九年之前。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FBI,对恐怖袭击(在这件事上依然疑云密布)发起了含糊其辞的指控,并用其作为封锁波士顿大部分地区,将民众囚禁在家,让武警巡逻街道的借口。

波士顿封城

我们不禁要问:策划上海封城的,同封锁波士顿乃至全球的,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导致上海今日之遭遇的,会不会并非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并非这一切的主谋?

几部中国人跳楼自杀的恐怖视频也被广为传播。视频内容也许是真实的,但传播的广度与真实度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还有一条点击量很大的视频:一台酷似波士顿机械狗的犬型机器人在街道上巡逻,还通过背上的扩音器告诫上海市民不要外出。

任何具有批判眼光的人看到它,都会不禁心生质疑——扩音喇叭只是用隔离带随随便便地捆在了机器狗上,让整个画面显得像是一场漫不经心的摆拍,而且明显缺乏严肃性,无法代表政府的政策。

然而,各个媒体就动物在上海受虐一事颠来倒去地大谈特谈,这倒是表明此次封锁行动有幕后势力的参与,而且这股势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体制无关。互联网上,活猫被围捕、装入袋子中等待处理的图片铺天盖地;另有一部广受关注的视频:一名残忍的中国人套住一只痛苦万分的狗,将它丢进了一个装满伤狗的集装箱。尽管该视频确实会引起不适,但我猜那些反映美国大型屠宰场内部情况的视频恐怕更让惊恐万状的美国人无法直视。

活猫被围捕

专注地谴责残害动物行为是乌克兰妖魔化俄罗斯的标准化做法。比如,在Twitter得到了广泛传播 “Soi Dog组织联合创始人约翰·达利”为拯救乌克兰境内的猫狗而发起了求援。

还有大量迹象表明,上海封城与乌克兰遭受俄罗斯入侵一样,正在被用来针对西方受众大做文章。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中国共产党集权政府正在残酷压迫可怜的、呐喊着想要摆脱荒谬的“清零政策”的上海市民,然而并未表示这些防疫措施本身即不合理。

MSN是这样报道的:“多部视频中,被封在家中的居民反反复复地呼喊着:‘我们要吃的’、‘我们要自由’;还有一部,可以看到里面的市民站在阳台上,为缺少物资而抗议。”

上海封城——另类的战争

美国特工(也许还包括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同全球金融圈有所联系的各方)是如何与中国的腐败官员相勾结、策划并实施上海封锁行动的,其详情我无从知晓。然而,既然这些日子里,仅以猜测为依据、漏洞百出的小道消息大行其道,我也想根据自己掌握的、可供佐证的中英文资料来推断幕后的一切,希望读者切勿见怪。

我们要从正确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上海封城一事。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面临着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巨大压力——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之后,美国一直在设法打消中国同俄罗斯联邦开展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来整理一下导致上海封城的关键事件。

318,美国总统乔·拜登同习近平主席对话,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倘若对俄罗斯提供任何经济或者——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援助,中国便要承担严重后果。白宫新闻秘书简·普萨基(Jen Psakiex)作了以下说明:“他阐明了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城市和市民发动残忍侵袭时,中国要是向其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其影响和后果将会如何。”

我们并不知道拜登是怎样说的,然而321——仅仅三天之后,本应在广州国际机场顺利着陆的中国东方航空MU5735客机忽然莫名其妙地一头栽向地面。三个星期之后,事故原因仍旧没有公布。

许多中国人相信,坠机事件发生后不久出现在微博(还有其他网站)上的视频中的争吵是远程劫持所致(与911事件相似),而其幕后黑手很可能是美国。这一说法已经“美国情报调查”State of the Nation 官博证实。此外,美国还派出七人小组参与此次中国国内坠机事件的调查,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实在非同寻常、令人浮想联翩。

随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而非正在放松防疫政策的中央政府——于3月28日忽然开始推行严厉的阳性病例“清零”政策。

如果美国的情报特工正在寻求让中国拥有自己的“乌克兰”,为他们之前在香港策划并出资支持的一切寻找新的舞台,上海便是理想的选择。

上海是全球金融利益集团汇集之地——中国所有的跨国投资银行以及跨国企业的总部(或者主要分支机构)都设立在这里。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上海作为全球资本中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同中国的其他省市之间存在着寄生关系。毕竟直到20世纪40年代,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公民还能在这里享受治外法权。

上海如今仍然抱守着上述传统,拥有中国最为极端的经济特区政策。根据这些政策,外资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之下从事各种活动。

作为满足跨国企业需求的手段之一,上海政府已经将其服务职能私有化,并且已把技术手段推广至方方面面。这座城市一直在热烈追捧智能电网、5G技术、线上治理和自动化,今年在朱尼普研究公司全球智慧城市榜上名列前茅。

上海已经为全球金融势力铺就红毯,正在向精英机构投资者们赠予特权。它敞开了大门,迎接一切来自海外的投资活动,同时还在拓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允许投资银行在这里建立它们自己的“财富管理合资企业”。

那么在上海封城事件背后,中国可能有哪些势力参与其中?

上海有许多同国际金融集团过从甚密的亿万富豪,他们或许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扮演了伊戈尔·科洛姆斯基的角色。科洛姆斯基是乌克兰的金融寡头,在美国的怂恿之下扶持了乌克兰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中国富豪马云(Jack Ma)在创办可与亚马逊匹敌的全球营销、分销集团阿里巴巴时,接受了高盛投资公司和其他美国投资银行的巨额资助,同时对中国政策颇有微词。马云大受全球主义者的欢迎,如今仍是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董事。

尽管相关详情尚不明朗,但两年之前。马云在中国推动全球主义议程这一举动的确引起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央政策制定者的抵触。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是一个旨在通过建立不受规管的银行体系来开展金融改革的金融机构。2020年10月24日,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呼吁实现银行系统的重大变革。其结果是中央政府对其进行了严厉打击,从此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阿里巴巴的总部位于离上海不远的杭州,在上海的势力最大。

某些美国富豪也有利用上海强行闯入中国、令其面向外资打开大门的兴趣。比如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CEO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又名苏世民)便已经斥资收买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的大批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动用了一千多亿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极负盛名的“苏世民学者项目”,同时也开展了其他活动。

另一位在中国投以巨资的美国富豪是约翰·L·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桑顿是中投公司(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咨询委员会会员,一直在致力于扩大外国势力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影响力。

上海封城与全球经济混乱

主流媒体已经将全球经济混乱归咎于上海的封锁,称其原因为在上海制造、通过上海运输,或者某些零件要在上海制作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其他家庭用品的生产和交付遭遇推迟。尽管经济混乱困局的确存在,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问题会被人利用夸大,以掩饰超级富豪为进一步破坏全球经济、剥削地球公民所实施的恶行。

一方面,乌克兰危机成为了全球农产品、原材料、天然气和制成品突然短缺的理由;另一方面,他们又称全球贸易因为上海危机而受到重挫。二者结合起来足以解释任何一个领域乱象的根源。

中国另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广州也已经准备实施“清零”政策。届时经济放缓、供应链中断、通胀加剧、物资短缺等问题将一一出现,他们也会心愿得遂。

意料之中的是,根据中国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说法,上海封城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已被当成了提高中国疫苗接种率、推动首款国产mRNA新冠疫苗广泛使用的理由。

俄罗斯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就本质而言,通过乌克兰打击俄国,以及通过上海来打击中国,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十年以来,中美交战已经成为各方面挂在嘴边的话题,但两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经济联系,甚至还在政治舞台上开展深度合作。此外,对于刺激它针对台湾、香港和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中国已经表示拒绝予以回应。因此对中国的打击一定要以隐晦的方式来进行,要让人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摧残上海人民。此时此刻,在公众的视野中,美国势力的黑手根本无处可寻。

遥想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毛泽东主席会面之后,中美关系便开始破冰。与之相比,俄罗斯从未经历过类似的阶段,美俄之间的经济融合度也并不是很高。虽说也曾有俄罗斯人在美国求学,但赴美留学对俄罗斯人的吸引力似乎不像对中国人那么大,

因此尽管美国对俄罗斯既进行了经济投资,又开展了政治干预,但俄罗斯并未深度融入美国的物流与供应链;在俄罗斯境内,美国投资银行的关系方要少得多,其所获得的利益也少得多。

应做之事

中国人民已经被卷入了大重启计划,成为了实验的小白鼠,一方面要接受AI社会信用系统的持续监测与评估,另一方面还要按照要求使用数字支付系统。早在拓展其活动范围之前,全球主义者本来就最有可能把中国当作上述实验的目标,因为中国一直都十分重视技术发展,且并不深知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于是中国人民成为了牺牲品。

这些技术法西斯主义政策的确经过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之手推行,却并非起源于中国。它们不过是某种全球策略的一部分;该策略的最终目标是让金融精英和哄骗中国人民相信抗疫措施切实有效、自己能够借AI之力成为创新领袖的奸人得以控制世界经济,

为了应对全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消除国家之间与各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不必要冲突,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急需携起手来,建立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主义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对抗跨国投资银行和企业的掠夺。

上海封城背后的原因,是他们想要人们在技术监狱中进一步彼此隔绝,拉大美国民众(乃至西方民众)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而他们本该同舟共济,为抗击技术法西斯主义而通力合作。现在正是我们联合起来、予以应对的时候。


 

还有几张牌可以打 (中文 漫画)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的美籍汉语言文学博士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一位美籍汉语言文学博士的宣言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2年 4月 5日

最近听到上海封城,而人民不能出门,不能做任何活动。

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人权,所有的生活基础都无处可寻。我真的担心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上海的人民。

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伟大文化、古老的文明给了我极大的灵感,让我深受感动。进入大学之后,我开始学习中文,开始读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典籍,从而发现,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可以给我们更好的选择。我们不需要固守以消费和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只会令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我们能够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我也读过关于孙文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获益良多。他们的思想给了我新的想法。起初,我本来想用东方的文化来改革美国,治疗美国严重的文化疾病。

而现在,中国人正陷在危险的困境之中。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我们需要追求真实。不可以为了一时的方便而掩耳盗铃。

有些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摧残中国人民,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大错特错。这群人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应该道出真相:中国人民的敌人并不是共产党。虽然有一些危险的人物混入了中国共产党,歪曲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本来的主旨是为人民做贡献、反对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这种思想并无错误,完全正确。我们应该不忘初心。而且这种思想,这种方向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社会主义也有各种政策、各种解释,但是一般来说,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

那么为什么上海的人民,中国的人民,因为一个假的疫情而受到这样没有道理的折磨和剝削?

因为两个基本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哪一位政治家、因为哪一条政策出了岔子,也不是因为哪一个国家从中作祟。

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什么?

答案就在毛泽东主席给我,给我们的教诲之中。毛主席常常强调,我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阶级与帝国主义——当然二者有密切的关联。

阶级问题的本质,是极端的财产集中催生出享有特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所谓财阀,认为人民就是可以利用,剝削的对象。这一阶级毫无责任感。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应该打倒这些人。

在中国,在美国,以及全球的特权阶级的想法和行动如出一辙。他们策划这场疫情骗局来摧残中国人民,折磨全地球的人民。

帝国主义的外延,是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军事技术与新型的经济战略来压迫周边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包括经济手段,文化活动,军事战略,且涉及到教育和媒体。

但是同以往相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当然,某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依然在奉行新帝国主义、欺压外国人民,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特权阶级还在跟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手牵手,一起让中国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新帝国主义的主体是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银行。美国、中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些企业并不是以服务人民为己任的组织,而是吸血的国际集团。

最近这些企业已经权势熏天。它们开始操縱联合国跟其他国际机构,乃至各个国家的政府。

他们豢养着一群貌似可信之人做国际机构的领袖,导致国际关系变为了财阀导演的闹剧。

这些人绝对不代表我们。他们背叛我们。他们可能是美国人,也可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都来自特权阶级。他们都属于背叛中国人民的阶级,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

他们安排的疫情骗局不过是阶级战争的序幕。他们准备了各种计划,以利用它们来随时向我们,向人民发起进攻。

我是美国人。我曾在哈佛大学攻读汉语言博士专业。

希望存有良知的美国人、中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反抗这些危险的帝国主义和特权阶级势力。

我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抱歉,我的中文表现力很差。但是这一次需要我自己撰写这种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谢谢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The Asia Institute

所长 Director

国际革命党的党员

2022年 4月 5日

在大韩民国丽水市

重新审视革命传统: 反超级富豪行动的必要环节

重新审视革命传统

反超级富豪行动的必要环节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最近一位全心致力于阻止美国暴政之癌扩散的挚友问我:

“我们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发起的斗争什么时候才能上新闻?”

我犹豫了——她已经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因此我不想打击她的热情。

然而最后我将不得不将真相讲给她听,因为要建立一个健康向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人们进行经年累月、残酷至极的斗争,而在这件事上自欺欺人,将会让我们自己陷入无比危险的境地。我们绝不能因为财阀们日复一日地在前方布下障碍而灰心气馁,也不应该为一点点小成就、为国王们在享用我们的血汗钱之时扔出的一根骨头而心满意足,就此止步。

过了一会,我回答她:

“等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社和电视台,让它们能真实地反映美国的现状、击破跨国企业想让我们看到的假象;等我们根据宪法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让它对人民负责、透明公开;等我们开设了自己的学校,让它们向孩子们传授基本的道德观念,培养他们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训练他们独立思考、运用科学方法探索世界的能力;等我们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系统,让它以实际资产而非银行家们吹起的泡沫为根基;等我们创建起民用、民享、民治的经济体系——等到那时,只有那时,我们的行动才会被媒体报道,获得应有的关注。”

美国的政体从不完美,但它曾以向善为目标。如今政府不过是一只毛茸茸的手套;藏在其中的,是各个跨国企业冷冰冰的铁拳。

在此紧要关头,我们需要通过言语、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来申明:我们是独立公民,正在为推倒华盛顿已朽为粪土的大厦、令尊重宪法的共和政体取而代之铺设基石。现在,我们曾经伟大辉煌的首都遍地都是金钱贩子,他们宛若秃鹫一样纷纷涌入那里,只为捡食残肉碎骨、满足贪欲。

我们对他们的计划心知肚明——尽管许多美国人仍旧难以看清这场骗局的全貌,无法识别这场阴谋背后的罪恶,不明白他们打算接管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DNA、食物、肉体到思想乃至梦境。

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发现潜伏在伪非政府组织背后的亿万富豪、已被收买的政府机构、跨国企业和银行所造成的危害。金钱贩子们因此而快马加鞭、变本加厉,以掌管我们的世界。

恰在此时,他们正在谋划发起世界大战,将战争的引线布置在乌克兰,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至于这场战争是会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乃至令人类绝迹,还是会仅仅成为进一步推动财富转移、极权统治在全球蔓延、全新世界秩序成型的幌子,我们仍不知晓。但我们的确清楚,乌克兰已经沦为疫苗护照、跟踪手段和社会控制术的试验场。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将战争用作政治游戏工具,一不小心便会导致事态失控,战争之犬一旦破笼而出,便不再听从主人的喝令。

发起世界大战的意图,以及将政府私有化、全面控制经济体系和公民社交系统的阴谋紧密关联。如果让他们得逞,人们所有的交流便只能通过互联网、或者在无人AI平台的规管之下进行。届时人们会失去辨明何人做出何种决策的机会,也没有办法追究作恶者的责任,只能放任他们在国内外散布政企融合之癌。

届时我们会变成囚犯,而监管我们的,是本应服务于我们的各种系统。噩梦正如夜幕一般渐渐降临。

计算机银行正在于暗处以秘密、数字化的方式制定各项决策,而控制这些银行的,是布莱克、先锋领航等跨国金融组织或者亚马逊、脸书等跨国企业。他们将作出的决定灌输给我们,命令我们遵守他们在黑暗中制定的规则。未来,我们连同人类讲话、通过第三方确认决策制定流程的机会都不会有。战争正是实现这场大重启的绝佳方式。

如果国家治理的全部程序都被外包给营利性企业,那么作出事关我们生死存亡的决定的,不论其为何人何物,都绝不可能是宪法意义上,或者伦理意义乃至任何意义上的政府。

他们希望诸位被电视洗脑,将他们当作政府权威。总之,原有政府的废墟内,早已充斥着被他们安排下的一个个木偶,而提线则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

与此同时,他们还重金收买自称为保守派、自由派或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局外人和在野人士,告诉诸位问题出在政府身上,却从不道明政府被何人所控制、被何人所有,如何才能让一切回归正常。

“控制”是政治游戏的关键,向来如此。而这场巨变旨在将人类驱逐出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在本质上更为险恶。

等到政府职能已完全被AI服务通过互联网而替代,等到政府、公司中再也找不到诸位可以与之讲理申诉的人类,这场接管便大功告成。

人类被电脑 无人机和机器人所取代——诸位本来不应该注意到这一过程。他们为这场转变打出的大旗是“便捷”和“现代”,即使滥用科技会导致无法避免的后果。

请记住我的话。他们就像虐待狂一样,通过花言巧语、巧技妙招来哄受害者戴上手铐。一旦自己的系统上线,他们便会毫不留情地将诸位锁起,不留任何余地。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实现残酷的效率是重中之重,碍事的人将无处可寻。

媒体突然就警察暴力问题大谈特谈,目的是让诸位相信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替代人类警察会更加安全——以美墨边境为起点,这一过程正在推进之中。机器人和无人机可直接由超级富豪来控制,而操纵者能够要么隐身于地堡,要么借助于人造卫星。呼吁申诉将成为不可能之事。

此种为奴役我们而滥用技术的恶行,我们必须予以抵制。我们必须挨家挨户地教育民众,告诉他们上述行为会催生出怎样的危险和罪恶。

政府遭到破坏的同时,货币体系也未能幸免,正在被可由阴暗势力随时操纵、删除的虚拟信用系统所取代。

货币和金融是完美专政体制不可缺少的环节。一小撮富翁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印钞,从而令诸位钱包中的纸币不断贬值。随着无现金社会的实现与数字货币(此物正在酝酿当中)和信用卡的强制推广,政府和各大企业即将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冻结或者夺取诸位的钱财。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完全有机会力挽狂澜,遏阻在国内外汹涌蔓延的暴政狂潮,让事态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胜利的果实还远未掌握于我们手中。此时此地,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办公室、每一个教室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己所能,同企业法西斯势力相抗争。正如拉比·希列所述:“我不担当,要待何人?此刻不搏,更待何时?”

我们必须建立教育、货币、食物以及物资分配等系统,并且使其彻底独立于目前用于让美国乃至世界民众沦为奴隶的罪恶网络。

正如俗语所说:

“不必愤怒,团结起来!”

不要浪费时间去发起抗议,表达对乔·拜登等百无一用的废物政客的不满。民主党和共和党无异于一群小丑和一具具行尸走肉,被人推到台前,供诸位发泄怒火,分散诸位的注意力,以掩盖幕后的黑手,让金融家们得以偷偷摸摸地转移我们的财富。

所有公民都需要彻彻底底地懂得超级富豪是如何利用它们的超级计算机、数字货币银行来控制我们的社会、操纵我们的经济系统,用哗众取宠、娱乐至上的社交网络给大众洗脑、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的。

一旦民众开始明白事情的真相以及补救的步骤,我们便可以采取行动了。

我们绝不应当对由超级富豪们豢养捧红的名人唯命是从。这群人都包括谁?哈,总地来说,所有可以在主流媒体上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已被收买。

我们绝不可以落入圈套,敌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它们,当然也包括美国,都已陷入可怕的境地。我们面前是一场跨国阶级斗争,而主流媒体却谎话连篇,将其捏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超级富豪们还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和拥趸误导民众,对所谓的“左翼人士”大批特批。比如,由企业资助的战争狂民主党便被“保守”媒体斥为“左翼党派”。本人怀疑对“左翼”一词的滥用实为一场旨在迷惑大众的阴谋,目的是让大家认为左翼思想、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政策,还有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才是大肆扩展的企业法西斯主义的根源。

毫无疑问,这一策略的主旨,是阻止我们借用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来思考,应对富豪们对经济系统的侵蚀恶行。在他们看来,诸位绝不应该了解计划经济、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或许可以解决当前的危机。不,诸位只能对着腐败诡诈的政客大发雷霆,但绝不可以琢磨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

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过失都已存案,他们犯下的错误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同时,他们也在各自的著作中针对利益驱动型经济和资本主导的权力关系等深层结构问题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见解。他们都提出了旨在发起根本性改变、有别于肤浅改革的解决方案。与“增量式”、“渐进式”改革相比,此种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彻底转变,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也必须思索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左翼传统究竟为何物,必须深入揣摩以往革命留下的经验教训,辨明何者有效,何者无效。请记住,在苏联诸多实验性做法的启发之下,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采取了经济管制措施。

在过去的两年中,数万亿美元被超级富豪窃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跨国企业行为催生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所导致的财产流失更是难以估量。他们的盗窃行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结构。

要让社会健康如初,我们除了在超级富豪和普通民众之间进行彻底的财富再分配,别无他法。

我们要是安于现状,那么便只能迎接奴隶社会的降临。

我们不能盲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受人蒙蔽,对宝贵传统中的精辟观点视而不见。面对危机,我们要脚踏实地,绝不可畏首畏尾,惧于去未曾料想之地发掘解决之道。

我们终将需要占领超级富豪们的大本营,关闭他们的金融网络,没收他们的超级计算机,摧毁他们藏于深山之中、本来打算让其不见天日的武器仓库。任何观点,任何政策,任何战略,只要能帮助我们应对面前的残酷战争,我们都不应该弃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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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2021年 12月 11日 

今日中国

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The Asia Institute

所长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我们必须对“民主”一词重新进行根本性的定义,因为我们试图确定如何以民主和参与的方式统治一个一体化的地球,同时,我们可以扩展“民主”一词,以便它涵盖人类文明的多种起源,而不仅仅是基于希腊和罗马先例的欧洲传统。

随着东亚经济和文化力量增强,儒家、道家和佛教以及其他传统的深度在全球文化和政治话语中更加突出,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并进入加速阶段。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西方启蒙学者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并在该传统下目睹了儒家传统在天主教会之外伦理治理的潜力。

当我们考虑地球的民主未来时,通过应用儒家概念,更深入地思考其中儒家的起源和“民主”概念中的新潜力至关重要。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可以对儒家遗产提出不同解释,并帮助我们梳理出这一传统的全部潜力。

部分问题将涉及改变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其中西方形象和标准成为主导,致使中国传统显得次要并且古怪。这种状态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文化潜力,因为它让大量文化传统贴上了“无关紧要”的标签,从而20世纪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似乎都被误导了。你可以在高中教科书中找到这个论点,甚至在写给外国人的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中也能找到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关系到知识分子传统和新儒家传统在中国的重要性。新儒学是南宋(1127–1279)学者朱熹(1130-1200)编纂的哲学体系的总称,构成了中国后来朝代许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新儒学是认识论的综合方法,将早期儒家教义与佛教中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术语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包含自然世界、治理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

新儒家将世界视为一个道德整体,其中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而享有最优越的地位,这一观点成为前现代中国几乎所有正规教育的基础,随着中国在20世纪努力实现现代化,一个关于新儒学的神话生根发芽,直到今天依旧力量无穷。

神话是这样的:

在清代(1644-1911),学者们迷失在从新儒家传统的模糊思维中得出的关于自我和社会的抽象理论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他们在新儒家关于“德”和“孝”的抽象话语中迷失自我,对治国的方法和改善民生的技术等实际研究失去了兴趣。这些学者整天读书,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由于他们的失败,中国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落后,只有在20世纪引入西方科学时才通过部分可悲的殖民化取得一定进展。

人们认为,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国未能发展制造、电力、铁路和其他现代生产和运输系统。

虽然19世纪一小群颓废自利的学者确实以新儒学为意识形态来证实他们的统治并拒绝西学,但整个故事却是一个具有误导性和破坏性的神话。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榨取和消费、自负和剥削的文化相比,强调农业、可持续性、社会和谐和尊重家庭关系的传统中国社会更加有利于人类福祉的长期发展。

或许神话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它与现代化神话相结合,即中国必须抛弃过去才能走向现代,成为先进国家。这个神话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仍然力量非凡。

但快速现代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将面临新的全球性挑战,其中中国的传统观念而非现代化的实践至关重要。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财富集中、平等或道德标准,相比在增长和消费方面作为经济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儒家思想提供了更好的答案。

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儒学反对科学和技术,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中国和韩国科学话语的基础,亚洲的“格物”以及直到17世纪的科学体系在许多领域都比西方的竞争对手更为先进。

十九世纪,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忠于儒学的封闭自守为借口,将新儒家传统视为落后,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明清两代关于自我与社会的许多著作都与当代挑战直接相关。

儒家思想被误解为尊老、真诚、服从命令的一套简单化的规则。这种通俗的解释与明清思想家提出的复杂论点相去甚远。这些学者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了政府内部权力平衡的基础以及教育、道德、环境和治理之间确保某种形式的民主进程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关系。

恢复新儒家传统的第一步可能是什么?或许中国人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让这一传统更多地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从尊重老师和长者的角度来想象新儒学,因此迄今为止,对这一传统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并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如果把王阳明的教导用一种与日常生活和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相关的方式来呈现呢?如果以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理解的方式传播基本真理,而不是要求儒家学说的专业知识,那会怎么样?

这就是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等书中将禅宗从日本引入西方的方法。这部19世纪70年代的畅销小说生动地讲述了禅宗的教义,并没有参考原著经典。

王阳明关于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的论点,不是博物馆里的陈词滥调,而是适用于当下的问题。例如,制作一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讲述年轻人的疏远、竞争、自杀和痴迷于表面的危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这部广受欢迎的戏剧可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王阳明关于人类经验和道德的思想。观看戏剧或电视节目的年轻人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新儒家传统。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儒学的强大知识传统赋予知识分子对发展和政府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在20世纪实现卓越的现代化。引领中国奇迹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总裁们从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和勤奋的职业道德而大获成功。这是在中国经常听到的一种唯我论的观点。

相反,正是新儒家传统的极大丰富性及其对抽象原则与具体实际行动相结合的强调,使中国既能设立看似不可能的崇高目标,又能顽强地投身为市场和技术的日常奋斗,而不会忽视最终目标。

但是,在面临新挑战的今天,新儒家传统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解释。例如,新儒家形而上学传统认为,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眼看不见的方面。整个传统突出了我们的宇宙和人类经验的无形的形而上学基础,并引导读者质疑日常生活的表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电视或互联网上再现的视觉和图像愈发比任何基本原则或形而上学更权威、更重要。我们陷入了对世界最肤浅的理解,我们的世界正被数字革命夷为平地。我们缺乏的是对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潜在的形而上学的感觉。

我们现代经验中被削弱的那部分正是新儒家传统中有效解决的问题。关注基本原则和世界运作的规则,而不是事物的外表,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在事物的外表已经成为一切的时刻,这种洞察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我们听过一个关于儒家学者的故事,他们非常落后,无法应对现代性,但也许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世界有所了解,或许是在我们达到现代化范式极限的那一刻?

让我们记住这个儒家学者的生活方式。他通过读书、写信、写散文、背诵经典,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细微差别。他利用极少资源,并以极其谦虚的方式行事。无需去任何地方,无需做任何事情,就能在他的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深度和意义。他关心的是基本原则,而不是表象,因此他可以在阅读一系列核心文本中找到真理和满足感。

也许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减少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特权人士对自然资源的难以置信的浪费。我们必须超越拥有汽车、住大房子、吃过多食物的强迫性需求。我们陷入了过度消费的悲惨循环,以此来证明幸福。这种消费正在对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并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在我们面临消费文化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时,那种在一些书籍和论文中找到无限深度的儒家学者的模式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今天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来自于那些消耗过多资源的先进富裕国家。除非我们认真专注于减少消费,否则我们将无法向我们的孩子承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新儒家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世界。试想一下,你能在家里读书和写作的那一刻找到完全的满足感。如果迷失在消费文化中,表面上看可能会很无聊,但是如果从内部了解这个世界,它就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传统强调按需饮食,避免炫耀式消费。在现代化进程中,当这种简朴生活和适度消费的传统逐渐发展壮大时却被许多人鄙视。但在这个时代,中国最能成为领导者,因为它向世界展示了极简的生活模式,这是现代生活的传统,17和18世纪最伟大的智者作为学者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这对我们都意义重大。我们必须以年轻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这一传统。

儒家的这种道德传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国际民主的支柱。

为了进入好高中进而考上一流大学,中国年轻人之间展开无情的竞争,这是寻找优质工作的必要步骤,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失,并扭曲了学习的本质。

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隐蔽的战斗,这让我们陷入孤立,并不是所有人为了发现真相或创造更美好社会而合作的基础。

我经常听到人们将当代中国对考试作为一种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的痴迷与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进行比较。公务员考试是中国治理的核心,在此之前它已经影响了文化的方方面面。

将当代应试与清代儒家科举考试进行类比并非完全错误。考试制度,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而导致政府职位完全饱和之后,成为了一场与财富和权力相关的无情竞争职位的战场。

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或通过给予后代出色的指导,或通过腐败,也可能同时利用两种方式垄断了考试系统。

考试内容缩减到记忆固定词组、运用符合考官要求的华丽辞藻、无休止地练习缺乏想象力的范文。

但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堕落,并不代表该考试的初衷。

相反,我们需要问自己,拥有一个将政府服务视为最高目标,并以道德哲学教育,而不是工商管理、金融或广告为目标的社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所有受教育者的目标。

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精英统治的价值,这是考试制度中最常被引用的部分。中国、韩国和越南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成为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典范,经常被奉为精英统治的典型代表,其由能者和受教育者统治,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

精英统治形成了贵族统治或暴政的强大替代品,而精英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化为贵族统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目睹资本的急剧集中时,这一点就更加真实。

最近人们对精英管理的优点感兴趣,尤其是在中国的案例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贝淡宁(Daniel Bell)的著作。他在其著作《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中 提 出,当前中国的贤能政治可以作为西方民主的替代品。

诚然,精英统治,一种寻求提升具有管理技能和能力的人的制度,可以提供替代“民主”制度的另一种选择,在这种制度中,公民投票选举由特殊利益预先选出的领导人。毕竟,如果人们只根据带有偏见的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投票,很难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一种有效的领导人选拔方式。

文官制度受到晚清改革派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通晓经典的儒家学者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需要的是能够谈判贸易条约,建立邮政系统,经营铁路和钢铁厂的实用专家。

这一遗产持续存在,今天大多数考试用于确定职业并专注于数学和英语、行政和管理,或者会计或金融方面的特定技能。

道德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考试中退场。

那么,为什么公务员考试的重点是儒家经典和道德哲学?是不是因为学者们忽视了国家的需求,迷失在自己的特权中?

了解儒家公务员的本质是困难的,因为对公务员考试的本源精神存在根本性的误解。

“精英统治”这个词用词不当。当然,中国公务员考试考的是成绩,但这不是其主要功能。

考试起源于汉代,其目的是作为建立智者和道德者统治的基础,而不是能者和博学者的统治。这两个目标是相关的,但抓住根本区别是未来改革的关键。

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的哲学家,孔子和孟子,与其说是崇尚精英统治,不如说是崇尚心智统治,或“智者统治”。心智统治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术语,但创建一个由智者和道德者统治的国家的目标也被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政府应该由智者而不是由能者来管理的想法要么是天真无邪,要么是危险的精英主义,但让我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驳斥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一批判性假设。

民主很容易退化为人们被虚假信息误导,或者有魅力的领导人做出可怕的决定,从而导致最糟糕的暴政。

精英统治可能导致那些拥有明确技能和高教育水平但没有道德指南针并追求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的人进行统治。

孔子和柏拉图提倡智者统治是有道理的。

人们如何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提升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关重要。

问题是:如何实现智者治理?

人是有缺陷的生物,任何制度都会有腐败和滥用权力。定期改革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

要求参与政治和治理的人从小就沉浸在道德哲学中,熟悉人文学科并能够深思熟虑地撰写有关如何找到治理和社会问题的道德解决方案的要求,这是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我们今天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方法。

但我们应该追求传统儒家治理的精神,而不是其形式,尤其是在未来的时代。

我们不应该强迫每个人都只阅读儒家经典,或者参加传统中国的考试。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相反,我们可以尝试新的方法,让哲学和文学成为所有希望在政府或商界工作的人的培训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将道德行为视为最高目标。

这种教育的解读应该延伸到今天,而不应该局限于中国传统。此外,这样的教育应该包括向道德哲学老师学习,并与老师交谈。我们必须超越计算机分级匿名测试的非人工系统。考试必须更人性化,且更加循序渐进。它们可以指抽象的原则,但它们必须以我们在当代社会面临的道德考验为基础。

这种重新夺回儒家传统本源精神的创新,可以为政府和教育带来巨大的崭新活力,为中国、韩国、越南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带来新的希望。

解决乌克兰危机、避免世界大战的具体方案

解决乌克兰危机、避免世界大战的具体方案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临时政府

总统

2022年 3月 11日

    曾在其作品《铁皮鼓》中深刻描绘战争之恐怖的作家君特·格拉斯早在2012年去世之前接受的采访中便就美国对乌克兰的干涉做出了不祥的预测。他说:

“战火四起,我们正在冒险,重蹈覆辙。倘若仍然对此无知无觉,我们便会如梦游一般步入世界大战。”

俄罗斯为保卫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语人口最多的顿巴斯地区)而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媒体突然就此事大肆炒作,实在令我们无所适从。过去几年乃至二十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告诉我们,媒体,全球范围内的媒体已死,我们能获得的可靠消息寥寥无几。

报道出来的俄乌两方的死伤数字或许同新冠感染者的数量一样准确,而新冠疫情本身便是一场骗局。可能在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弄清楚这场冲突的真相。

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此而导致的地缘政治蔓延与前所未有的事态升级会使所有人面临巨大的威胁。

然而,我们再次被权贵熟练地转移了视线。某些人义愤填膺,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袭谴责为可怕的罪行,义愤填膺地在全国举行抗议活动。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统治力和以普京总统为核心的国家系统的全球影响力令他们深感不安。

他们的担忧,尽管有时略显夸张,但也并非全无根据。

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乌克兰的干涉,尤其是美国与北约于2014年密谋推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一行为,均是在搞非法政变。基辅的极右翼反俄罗斯政府对顿巴斯地区发动的可怕炮击引起了他们的强烈谴责;他们还就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对公开表明身份的纳粹与反俄罗斯民族组织进行资助一事表达了忧虑——过去八年中的暴力事件大多出自这些组织之手。

他们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

然而,在美国将帝国触角伸向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时,指责俄罗斯搞扩张主义,未免太过愚蠢可笑。

同样,认为普京总统确实在反对美国的扩张主义,认为他正在捍卫法治和正当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妄想。

然而诸位,被宪法赋予了权力同时却又被跨国企业压榨的美国公民们,你们正在受人控制,将美国经济推入分崩离析的险境,等待着残余的碎片被整合入由无形力量操控的全新全球经济体系;你们被迫依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和其他媒体来获取新闻,然而这些媒体良莠不齐,经常编造故事,为全球金融机构和少数富豪文过饰非。

我们的媒体中,不随波逐流者少之又少。它们大多不愿意对生产过剩和由隐性债务推动的虚假经济增长等深层结构性矛盾进行调查,只是一味地引领我们纠结于美中、美俄之战,好让各位亿万富豪能够安心掌权。

在911事件和新冠骗局上,这些媒体郑重其事地昧地瞒天。它们希望诸位忘记2020年投资银行窃取了数万亿美元,希望诸位无暇考虑超级富豪是怎样让我们这些公民沦为奴隶的。

可悲的是,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媒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它们偶尔会谈及华盛顿的禁忌话题。

现在我们只能说,乌克兰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或许参与其中的不只是俄乌两方——都没有将实现渐进式改变或些微的进步作为目标。

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各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一个在深受腐败堕落和财富高度集中之害、被政府私有化罪行折磨、痛心目睹教育和新闻媒体沦为社会控制工具之时仍可苟延残喘的国际社会,终于,终于死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它。

毫无疑问,在新冠之役中,我们的民众变得迟钝麻木,政府、教育和新闻机构遭到摧毁,通向全球大战之门由此而开;这场战争将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未曾目睹的形式席卷国内国外。

这绝非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那些以“左”、“右”两派指代权力参与者、耸人听闻的媒体头条新闻根本不对生产方式和权力的延续形式做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政治对话也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异于华盛顿堪比妓女和皮条客的两个政党演出的闹剧。

当前的大解体同一战爆发之前的情况类似。当时控制多民族帝国的政府极力煽动爱国主义,通过战争来凝聚民心;而这场战争的宗旨却是创造利润,将人们的视线从社会矛盾上移开。当时和现在的银行家们都认为,冲突可以创造需求、强化国家权威、制造压制公开讨论的理由。

那时跟现在一样,全球金融界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做出承诺,只是通过鼓吹战争从英、德、俄、法等国攫取利益。

如今由华盛顿和莫斯科代表的两大系统所争夺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影响力。

那些在白宫聚集于约瑟夫·拜登周围的人、那些于唐宁街10号簇拥在鲍里斯·约翰逊身边的人,还有他们在企业界的拥趸以军事打击作为威胁,实施了对俄罗斯的飞机关闭领空、阻止俄罗斯人的手机通讯等极端的制裁措施。

北约和美国正在通过将俄罗斯排除出国际货币与物流系统等手段极力推动俄罗斯完全解体,让该国只剩下一片文化废墟。它们要求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这等于要求向俄罗斯开战,要求发起核战争;俄罗斯的安德烈·苏霍维茨基将军被炸死之后,参议员林德赛·格林厄姆甚至提出暗杀普京总统——一切都表明,我们正身处一场必须停止的战争之中。

不止于此。媒体忽然高调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此前却从未提及相关制裁措施的制定过程和制裁实施方。他们的理由是奉行专制的俄罗斯对民主构成了威胁,然而从它们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简直与独裁国家如出一辙。

其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等全球机构乃至谷歌、脸书、微软、甲骨文等IT企业都开始了军事化进程。

今天他们获准对俄罗斯人所做的一切,明天便会降临在诸位的头上,而且到时各位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因为相关政策都是在暗中制定推行的。

藏于幕后的力量会关停你们的银行账户和手机,也会阻止你们的一举一动。令其公民深受压迫的加拿大、新西兰和奥地利便曾是这场对抗地球公民之战的前线。如今,更为可怕的东西正在缓缓降临基辅。

蜷伏在“美国政府”、“德国政府”、“北约”、“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名号之后的,是一个影子政府。它将可以掌控诸位所拥有的一切、让诸位身陷囹圄,但不必经过任何正当程序。

俄罗斯人正在世界舞台上制订自己的应对之策。他们很可能会同伊朗通力合作,而中国的拥俄派系和身居欧美的异见人士或许也会成为他们的伙伴。

俄罗斯人不会把他们的计划告诉我们,而我们的腐败媒体也不会说明俄罗斯将采取哪些步骤来促成美国解体。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美国政府、金融及新闻体系的大厦根基脆弱至极、栋梁腐朽不堪,俄罗斯人倘若发起行动,必定会留下一片片残垣断瓦。

可悲!我们现在竟然要拼命疏离彼此。此时此刻,我们本应同舟共济、建立国际机构、推动全球裁军和反核扩散事业、应对气候变化灾难、终结私营金融企业和技术暴政的统治,将美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善良民众解救出来。

对俄制裁的结果是毁灭性的。然而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这场遭遇会促使其自力更生,实现经济独立,打造健康的国家体系。这些制裁手段减少了贝莱德、先锋集团和高盛等金融集团对俄罗斯的毒害——这群吸血鬼正在榨取美国的生命。

2月19日发生了什么?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号召北约的所有成员国(她称北约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联盟”)加入联合国,以准备同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

哈里斯表示“国境不应被武力改变”、用“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本”做出承诺、号召北约“更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时,实际上是在向俄罗斯宣战,而被投入其中用于作战的,也许不是坦克和战斗机。

哈里斯之所以有说这番话的底气,是因为受北约、全球金融业以及军事承包商资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披着一层合法性外衣——尽管这层外衣很薄,尽管上述资助方都对潜在的战争垂涎三尺。

她完美地代表了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被用来掩盖阶级斗争的出现,将民主党打造成为一个致力于公共关系公司,让美国人相信政企融合是好事,因为少数群体在其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哈里斯在大众媒体中备受追捧,被誉为首位占据如此高位的女性、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非裔美国人,代表着“屏障的突破”,但这些媒体并不关心各种肤色的劳动阶级正在面对何种现实。

她的脱颖而出的确自有其价值。然而,我们倘若审视她在担任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时的所作所为,便会发现她毁掉了年轻人,尤其是非裔年轻人的生活——他们之中有许多莫名失去了自由,只因为哈里斯为持有私人监狱特许经营权的人效力。

哈里斯为我们奉上了由罪恶银行家们调制、盛在多文化华丽华贵金杯中的毒药,还在其中掺上了一点“进步”的言论,让里面的苦味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2月21日,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对哈里斯乃至美国和北约做出了正式回应。他的演讲和哈里斯的言辞构成了鲜明对比。普京十分清晰、大致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及北约对乌克兰进行干涉这一历史背景,他对相关政策的说明比任何一位美国政客都要详细。

他对外交手段和国际机构持支持态度,并且认为实实在在的对话确有必要。他的这番表态的确值得称赞。

然而我们也能看到某些不祥的征兆。

他坐在办公桌前,坐在冷冰冰的克林姆林宫之中——头顶是高高的天花板,四周是大理石墙壁——向俄罗斯的少数政府精英发表讲话。他身穿精心准备的夹克,打着领带,像鹰一样观察着身边的每一个细节。

他身后悬挂着两面大旗,一面是俄罗斯联邦国旗,一面是俄罗斯总统旗。后者上的双头鹰抓着国家权力的象征,身上还有圣乔治屠龙徽章。这面旗帜代表着君主生杀予夺之大权。

普京与白手起家、意欲让整个世界臣服于他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不乏相似之处。拿破仑于1800年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赋予全民基本权利,反对天主教教会和贵族阶层执掌大权,但这一切只是他为自身、为国家攫取更大权力而埋下的伏笔。

与此相似,普京主张尊重国际条约与外交原则,提倡国家之间的理性对话,同时却对将普通民众视为草芥、盘根错节的超级富豪集团依赖至深。

世界上对普京怀有倾慕之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应当趁自己还未失去理智及时查明真相。

普京是否注意到新冠疫情是一场旨在让超级富豪接管全球经济的骗局?没有。他认为管理俄罗斯和美国的,是运转正常的政府,还提出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几场会谈,以澄清误解。

尽管普京曾经讨论过财富集中与政府私有化等现象,这一点实属难得,但在联合国系统沦为超级富豪的玩物一事上,他却不予理会,甚至没有委婉地提到过跨国银行势力扩大、金钱之战以及个人隐私权和对身体的自主权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当记住,俄罗斯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积极成员,而它所推行的新冠疫情应对政策,哪怕不像其他国家的那样严厉,也绝不算少。

普京的演讲提到了俄乌两国之间的同胞之谊与亲人之情。他像沙皇一样慷慨陈词,将俄罗斯的问题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前苏联共产党。

尽管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前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之处有据可查,但普京称共产党完全与现实脱节、出于懦弱而在一战时期同德国签署辱国条约,这番言论未免有误导之嫌。

列宁及其追随者们曾为解决阶级问题和财富集中问题付出过巨大努力。他们也许被引入了歧途,但与普京不同的是,他们对金钱的看法无比正确。

列宁并非完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他对阶级斗争和全球金融界背后罪恶的理解对于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仍然完全适用。

我们应当怎样加以应对?

我们眼前的乌克兰战争,是一场大范围世界之战的一部分;后者旨在使人类社会沦为监狱和数字噩梦,让见利忘义的技术暴君们能够随意监视、惩罚任何一位民众。在这场由超级计算机发起的无声战争中,无声的武器被用于摧毁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而主流媒体根本,根本不会向诸位透露真相。

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将会展现出我们以往不曾目睹的态势。各国购买的大多数武器很可能将无从使用。

随时为最新战争做好准备是一条基本历史规律。19世纪的骑兵冲锋队在一战中面对长枪利炮时毫无用武之地,20世纪30年代的复翼飞机也根本无法同二战中的战斗机、航空母舰和远程轰炸机相匹敌。

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提防与二战类似的战争。然而即使在今天,专家也很难将乌克兰战争归入二战或冷战的同类范畴。

这场战争与二战的相似之处在于,参与其中的轴心国和同盟国遍布世界,且都想争夺世界的绝对控制权。

它同南北战争的相近之处在于,战场上同胞反目、手足相残——这一切我们也曾在新冠之役中目睹。

这场战争也和越南战争相仿——敌人无处不在。

此外,这场战争还具有新的特点。信息所遭受的大规模破坏、阻滞和操纵意味着数以万计的生命化为乌有,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经济、医药、通信、新闻和教育等领域的军事化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全新的现实,连军事专家都无法理解,因为他们自己也深陷这场“大重置”之中。比起我们这些人的长期安全,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更关心自己的退休福利。

我们眼前出现了别样的一幕:世界范围的传统帝国之战被投射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领域的阶级斗争上。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忽略这一可能性:乌克兰战争将彻底变为一场旨在奴役普罗大众的“富人游戏”。

埃隆·马斯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个冷却无情的罪犯,已同意乌克兰政府关于通过其“星联”卫星向乌方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请求。此举可谓人道——或者他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这一做法可以更为有效地推动大重启、从民众手中夺取财富和生产资料?就算没有疫情,这场战争是不是也迟早会逼迫我们使用马斯克的“星链”开展通信?

在不经任何正当程序和讨论的情况下突然对俄罗斯发动制裁,以及以质疑政府政策为由没收加拿大人的财产,二者简直异曲同工。

金钱和资产构成了这场战争接下来的战线。资金评估将成为企业王国赋予俯首帖耳之人的一项特权。

针对这场危机,我们的应对策略必须包含两个方面:安全与经济。

在安全方面,我们必须建立本质上民主、透明的,能够从军火商以及资助它们的银行手中夺权的全球军控和裁军体系。相关的监管要覆盖全球,且保证没有漏网之鱼。

德国、土耳其、伊朗、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巴西等国已经参与到发展核武与其他危险军备方面的竞争中来。显然乌克兰正在受到怂恿、步它们的后尘。

我们必须坚决地终结这场威胁全人类的噩梦——核战争要远比任何一种虚无缥缈的疫病危险。

届时美国将成为第一个认真执行裁军方案的国家。

美国将切实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将改变世界氛围作为首要任务,为真正的民主打开一扇窗。

经济方面,我们必须立即终结寄生虫金融业的统治——如今它正在将俄罗斯引向灭亡之渊,而且已经毁灭了许多国家,且准备让美国万劫不复。

我们必须实现军事、情报机构与金融和营利性活动的永久分离,且叫停危害极大的国家安全私有化——正是在这一趋势之下,贝莱德等跨国投资基金得以利用脸书、亚马逊等军事和技术暴君的权威掌控全球经济、大范围收买情报系统。

要终结这场由一小撮精神病患者策动的世界大战,关键将在于夺回美国国内的资金控制权。货币注水、金融操控等问题必须予以解决;由超级计算机生产的假币及其所谓“衍生品”必须作废;股市和期货市场必须作为普通民众及其亲友可在其中创立事业的民治合作社而运营。

高不可攀的精英富豪阶层将没有立足之地。

既然跨国投资银行想要我们的钱财,我们就必须明白,金钱的定义和价值都应该由公民来决定——这是属于公民而非跨国投资银行的权力。倘若它们剥夺我们的拥有权、以任何方式操纵货币价值,我们便应该使自己的货币同被我们定义为“地方社区”的相关资产挂钩。

我们需要真正的安全,需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和食物的自给自足。我们需要停止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死亡崇拜,将各种无法解除的同伙关系予以大规模削减。

北约是一头好战的怪兽,是生产过剩和金融投机的产物。我们必须将其解体,将《联合国宪章》作为覆盖全球的安全合约以及各项威胁应对措施的基础——后者涉及气候变化、海洋以及食物;我们将把这些问题当作战争来全力以赴地应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制定全球信息法,以保证全体民众都有得知真相的权利,保证我们不会被虚假消息引向不必要的冲突。

在这场全球性的战争中,我们必须奔赴前线,缔结具有约束性的合约,消除核武器,停止制造可夺人性命、稍不留意便会被人滥用的机器人和无人机。我们还需要就军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使用签订条约,权当注射疫苗——此事我们已经历过。

我们将通过建立属于我们全体民众、亿万富翁们不得染指的全球共享系统来实现这一切,将用生命来捍卫它。这一系统将会把大部分海洋、森林、河流和自然性荒地囊括在内。

要树立希望、驱散绝望,保护生命、阻挡死亡,增进了解、避免无视,普及真相、击退谎言,我们可以做的太多太多。我们必须启动的不是大重启,而是一场宏大转型,将席卷我们国家、整个地球的转型。

在此紧要关头,我们绝不退缩、比肩而立。我们要向金钱贩子和雇佣兵们发出喝令,阻止他们放出战争之犬。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教授所遭遇的一切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教授所遭遇的一切

2000年4月,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在偶然的机缘之下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了一场在那里召开的新兴在线学习技术展示会,并被任命为该校的助理教授。他认为远程学习技术可以让自己同远在亚洲的学术同仁紧密合作,因此而欢欣鼓舞,开始在这一领域献计献策。几周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伊利诺伊大学和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东亚地区的几所顶尖研究机构共享在线课程、进行共同研究、开展机构层面的合作。尽管上述亚洲院校很可能无法与伊利诺伊大学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但该提议颇具新意,而且伊利诺伊大学的远程学习技术十分先进,因此贝一明先生决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一项目之中。

贝一明先生通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汉语、日语和韩语,同时同中、日、韩三国主要院校的高级领导层均有私交,这些有利条件使得他能够迅速推进自己的计划。

2000年6月,贝一明先生根据各个院校的具体需要和关注以中、日、韩三国语言准备了复杂完备的提案。当时他已经在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培养了一大批支持者,从工程学院、法学院到农学院和商学院,到处都有他的拥趸。这些院系为他提供了十分充足的资金,让他前往亚洲与相关方面讨论上述提议、从秋季开始通过一系列网络研讨会来推进计划。

然而就在这时,该项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贝一明先生所在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学院部门领导和文学院院长忽然拒绝为他的亚洲之行提供资助;在六月份之后,他们甚至对贝一明先生的提议闭口不谈——要知道,他们曾经是贝一明先生有力的后盾。他们此时的抵触情绪简直毫无来由。

尽管如此,贝一明先生还是筹足资金,于七月先后前往韩国、中国和日本。他的提案在三个国家的主要院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首尔国立大学最为热情高涨,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紧随其后。

随后,贝一明先生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他以为自己能够因为项目大获成功而受到英雄的礼遇,同时也期望着同学校上层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一远程学习项目。但是他发现大学的院系负责人在校报的采访中对他的三国之旅横加指责。除此之外,系领导甚至不愿意同归来的贝一明先生就上述项目当面交谈。

贝一明先生的提案原本得到了整个伊利诺伊大学和三所顶尖亚洲院校的拥护,如今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院却对其嗤之以鼻,这实在荒唐至极。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起初,贝一明先生认为院系领导要么是嫉妒工程学院的影响力——因为该学院会在远程学习项目中起主导作用,要么不愿意让资历较浅的教授大受关注。可是对方似乎并非如此狭隘之人,这样的理由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真相是贝一明先生在无意之中被卷入了一场斗争,斗争的各方远远超出了他的接触范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组针对贝一明先生的系领导采取了非法的秘密行动,令其阻挠远程学习项目的开展,而这一切与该领导的个人意愿毫无关联。

他们在极为反常的情况之下采取了这次行动,其目的是让贝一明先生的提案无果而终,且在有必要时毁掉贝一明先生的事业,以确保提案中同美国与亚洲之间学术合作相关的创意和倡议永不见天日。

贝一明先生的提案中不仅有网络学习方面的建议,而且还包括朝鲜半岛统一、中美关系改善等地缘政治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已经引起了相关亚洲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共鸣。该提案的汉语、日语及汉语版本已经在中、日、韩三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然而对于美国的某些政客和军方策划者而言,提案中的某些建议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正值克林顿试图将美朝关系正常化,而那些人却决意不择手段地让各方面认为朝鲜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敌手,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

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维持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之间的主从关系,采取上述措施确有必要,否则数十亿美元便会危在旦夕。

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或许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局参与在内)联合派出了秘密工作组,从四月份开始在暗中破坏贝一明先生全力推进的项目。

军工企业(而非良知尚存的现役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无法令项目戛然而止,因为贝一明先生的提案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或许可以带来丰厚利润(远程学习即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韩国、日本和中国的相关组织已经采取了其中所列出的初步步骤,美国政府机关几乎无计可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困难重重,上述工作组还是找到了摧毁提案的方法。

自从2000年8月起,校内职工与各位领导便接到了工作组的明确指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与贝一明先生保持距离。他们甚至命令贝一明先生的院系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来离间贝一明先生及其同事。随着五角大楼内部支持与反对与朝和解的两派人争斗得难分难解,贝一明先生也吸引了华府的关注。当时他对这一切茫然无知。

2000年12月,军方的右翼势力在灾难性的大选中掌权后,局势变得险恶无比。这一切与贝一明先生的努力不无关系,针对贝一明先生的种种行动开始不断升级。

伊利诺伊大学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同贝一明先生会面交谈。

布什政府任命极端分子在军队与情报机构中担任要职之后,他们便做好了对贝一明先生采取极端措施,以此来警告政府与学术圈内其他“顽固派系”的准备。

他们只是在伺机而动。

2001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由贝一明先生撰写、呼吁在东北亚建立全新和平格局的文章。他们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这一世界共同体方面的愿景以中美伙伴关系为基础,却成为了“中国威胁论”游说团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下令让贝一明先生立即“自杀”。尽管据说该命令的发布人是乔治·W·布什,但布什本人与贝一明先生并无私仇——除了回应军工联合派系势力,他别无选择。

倘若没有科林·鲍威尔等人的积极抗争,贝一明先生必死无疑。随后,意欲致贝一明先生于死地的各方终于做出妥协,转而在四年的时间里让贝一明先生不断地受到死亡威胁与“不甚严重”的骚扰,同时也使他永远无法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以儆效尤。

贝一明先生的父亲听说儿子罹患精神疾病,特意于二月前来探望。在他们的哄骗之下,这位父亲相信自己的儿子在几年前接受了脑部肿瘤切除手术,现在他所陈述的一切都是妄语,是脑肿瘤后遗症发作的表现。他们专门为贝一明先生的亲友精心编造了一则弥天大谎。

在父亲到来之后,贝一明先生被强行送到了医院,并且在没有经过任何医学检验的情况之下被判患有精神疾病。在那里,他被迫接受各种毫无意义的治疗,其中包括服用未经医疗评估的抗精神病药物。

在贝一明先生与受命治疗他的精神医生会面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位医生对贝一明先生的健康情况并不在意,却频频向他询问对美国安全局势的未来有何看法,甚至想要读一读贝一明先生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

就这样,医患对话的内容逐渐被地缘政治方面的简短讨论所代替,而后又拓展至如何应对布什政权的极权统治等话题。2001年4月,贝一明先生就怎样恢复美国法治提出了建议。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布什政权反对意见的具象,反抗当局的力量已然围绕着他组织起来。这一团体在逐渐收回控制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准备在2001年9月开展进一步行动。

贝一明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在向何人表述观点,但他的确得到了同重要人物交谈的机会——尽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仍然同大学师生乃至其他美国国民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此时的贝一明先生所处的境地相当怪异:他遭受软禁,且不断受到死亡威胁,可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内外政策中,他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2001年2月到2002年夏天,贝一明先生都在因为“患有精神疾病”休病假。2002年4月,他终于被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尽管当时愿意跟他见面的人寥寥无几。

2003年,“失去劳动能力”十八个月的贝一明先生获准再度任教。2004年,他再次获得了争取终身教职的机会。

2003年,贝一明先生得到机遇做了几场演讲。2004年,他甚至获批去日本开展两个月的调查研究。照此看来,他的事业似乎正在重回正轨。

然而2004年腐败多的美国大选将许多贝一明先生的支持者驱赶到了政府之外。尽管贝一明先生已不再受到死亡威胁,但颇有资历的他却未能获得终身教职,并且于2004年12月被伊利诺伊大学解雇。

此后,贝一明先生提交了几百份工作申请,他的目标包括许多高等院校的教职、地方大学的兼职岗位、企业内的其他职务,以及与亚洲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内的职位,可是他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他发出的申请都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

只有一个例外。

有信函通知他可以担任中央情报局内的情报人员。

这份或许并不郑重的通知之所以被发出,可能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境内唯一一个有能力与布什政权相抗衡的组织。它足以让贝一明先生下定决心迁往华盛顿特区。他想,那里的就业机会应该比伊利诺伊州更多更好。

到达华盛顿之后,他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求职,但一无所获,而且中央情报局的那份录取通知也不出意外地作废了。他只好将家人送到韩国同姻亲共同居住,自己则跟一位表亲挤在一个小房间中。

2005年2月,贝一明先生在颇感意外的情况下受邀前往国会发表演讲。随后一名韩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和一位韩国记者找到他,表示他们可以争取说服新任韩国驻美大使聘用他。

于是贝一明先生在韩国驻美大使馆得到了一份工资不高的工作——按照法律规定,那里并不是美国领土,就这样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两年。

最后,美国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2007年,他同意在韩国的一所小型高校内任教。

经历过艰难的起步之后,贝一明先生终于重拾学者身份,并于2011年得以前往当地更为著名的庆熙大学工作,但并未获得终身教职。他更喜欢为广大读者撰写书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从2014年到2016年的这段时间内,他在韩国大获成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方面的认可,也未曾收到过任何参会邀请。他偶尔会申请美国的工作岗位,但从未接到回音。

2018年,贝一明先生明白庆熙大学不会授予他终身教职,于是改在韩国较小的一所高校内工作。从2019年起,他开始计划返回华盛顿,以满足家人的愿望。

2019年夏季,他成功归国,但韩国大使馆和韩国经济研究所提供的工作并不足以让他在物价高昂的北弗吉尼亚生活。

新冠疫情开始后,他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他与韩国大使馆的合约被作废,他再度陷入失业状态。在那两个月,对他而言,连做翻译的机会都无处可寻。

他无计可施,被迫回到首尔——至少在那里还有一点点就业的希望。整整五个月过后,他才重新有了收入。

在这段时间里,贝一明先生被迫同妻子和孩子分居两地,深陷债务。

2020年2月,身在华盛顿的贝一明先生宣布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以回应自己再次遭受的、极为残酷的政治迫害。

他感觉如果想要求得生存,除了兵行险着、出其不意,别无他法。

在闲暇时间里,贝一明先生撰写演讲稿,发表演说,为美国经济与安保政策的革命性转变拟出了框架。

尽管贝一明先生的竞选活动同他所开展的大多数活动一样,被美国秘不示人的法律和警告所禁止,但他还是通过努力成为了韩国媒体乃至越南媒体报道的对象——尽管后者对他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他精心打造的十五篇演讲稿为认真阅读过它们的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一本以这些演讲稿为主要内容的书终于问世,其韩文版本和西班牙语版本已在首尔和墨西哥城出版,日语、汉语与越南语版本也已发布。

随后贝一明先生继续撰写演讲稿,同时为唯一愿意发布其文章、拥护者众多的组织——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撰稿。

他耗尽积蓄,将自己的书翻译成德语、土耳其语、法语、波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俄语等版本,并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开设了一个精致实用的网站——pastreichprez.com。该网站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

乔·拜登颇具争议地当选之后,一篇不偏不倚、为唐纳德·特朗普辩护的文章出自贝一明先生之手,为其作者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者。

2021年3月,贝一明先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推进自己的竞选活动。在2000年与2001年,他曾为维护美国的领导力树立争取亚洲地区支持的愿景并为之而战,如今他又在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开展全球性运动——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2021年,企业法西斯主义在整个世界大行其道,因此尽管他的书和演讲稿得到了广泛阅读,但他的建议几乎无人采纳。四月,他着手在韩国组建以统一朝鲜半岛为宗旨的国际革命党——这一行动在2021年9月,在他几经沉浮之后,成为了他主要的事业。此外,他还提出了建立美国临时政府的建议。

在整整二十年中,没有一个人为贝一明先生挺身而出,呼吁各方面公开讨论他在美国所遭遇的一切,更不必说要求政府开展调查。不懈呐喊的,只有贝一明先生自己。

国共产党是我们美国的威胁吗?

国共产党是我们美国的威胁吗?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美国的威胁吗?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对于非主流媒体,尤其是自称为“保守派”的非主流媒体而言,发布关于新冠“疫苗”如何被用于摧毁人口的详细数据(此类数据通常十分精确)、以及有关跨国企业如何打着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旗号开展大规模骗局的深刻洞见已然成为常态。然而它们的博文总会把上述问题的最终责任归咎于中国共产党。

它们做出的结论一般是美国正在遭受中共的冲击,且称与之共谋的民主党在进行叛国活动,是“左翼分子”。

对于中共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行动的担忧并非全无依据。中国的确有势力强大的商业集团和超级富豪在利用共产党的权力谋利。然而,与此同时,某些方面以简单、原始的方式将美国境内的企业界法西斯所犯下的罪行推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让国内真正的罪恶之源隐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这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造谣活动,其资助方很可能是高盛、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的金融精英。

他们之所以要不断地抨击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误导我们,让我们无暇去辨别国内的敌人。正是微软、可口可乐、脸书、甲骨文、沃尔玛和亚马逊等人人所熟知的品牌肆无忌惮地插手制定了美国国内的各种罪恶政策,让这个国家沦为了集中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死亡集中营便是美国的最终归宿。

这些企业都是超级富豪手中的玩具,他们的秘密交易对象有时是彼此,有时是中国的商业精英。

简而言之,这是一场以中国共产党为靶子的心理战,其目标是让民众在最后一刻才能认识到有人在美国国内践行法西斯主义这一残酷现实,掩盖社会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这一真相。

超级富豪们对“中国威胁论”大肆炒作,正是为了迷惑、误导我们,怂恿我们一心一意地对拥“异族文明”的外国人冷嘲热讽,从而无法理解富豪们为摧毁大众正常生活而策划的阴谋。

关于企业利益集团于美国、中国、俄罗斯、以色列、土耳其、德国、日本和其他大国境内进行的政治活动的绝大多数资料都处于保密状态,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获知。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自己有多么短见薄识。

但是,人们倘若只关注中共的举动,就势必不会严肃质问哥伦比亚特区内除中国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国外势力。此外,美国民众仍然将脸书、亚马逊和微软视为“美国”企业,即使这些罪恶的组织意欲让美国四分五裂。

大多数就地缘政治大谈特谈的博主都不过是在为博人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们甚至从未提及这一可能性:为了阻挠普通民众开展实质性对话,为了渔利,中美两国的精英共捏造了一场冷战。

这并非他们的无心之失。对于这些自诩为专家的人而言,阶级问题是不可触及的禁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理论上代表中国人民。

此前中共的内部管理相当严格,但二十年以来,其规章制度渐渐放松,其大部分机构的运行机制已同狮子会极为相似。某些党员编织起实力强大的关系网,为亲友谋求利益,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公职所在。

在中国人民眼中这已不是秘密,中国也需要进行改革,需要严肃以待,付出努力。

中共内部也有某些党员愿意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希望恢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精神,不与跨国银行同流合污的派系。他们的力量正在壮大。

反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它们兀自在私底下制订国家政策,可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它们这样的权力,它们也并不对政府负责。由此看来,它们远远逊于中共。

主流媒体与所谓的“保守派”博主抹黑中共,粉饰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其目的在于:

1)以一种狡猾的方式将美国在人民自由与经济方面遭受的人为破坏归咎于“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使人民无暇关注企业法西斯主义这一美国金融业产物。

有意将“企业法西斯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将美国CEO们的邪恶计划统统推给属于“异族文明”的中共,完全是由美国精英阶层精心编制的心理战策略。这些人打算重新掀起“黄祸论”浪潮——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曾在十九世纪被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大行其道。

2)将无所忌惮的国内势力犯下的种种罪行投射到中国身上,让华盛顿脱身,把一个处于异国的神秘政党放在舞台的中央,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无视近在身边的罪恶。亚马逊、脸书、美国银行、可口可乐、沃尔玛、微软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可以在暗地里为所欲为,而美国人民却在唆使之下,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将这些危险的跨国实体当作本国企业来拥护。

但这些跨国企业同中共一样,也不能在国会中作证、进行游说。它们的任务是为超级富豪,为对所有国家、对其全球股东一无所知的人提供利润。

3) 对中共的妖魔化得到了军工联合组织的支持,因为编造中美未来必有一战、美国的生存受到了巨大威胁等谎言是在美国构建战时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

由于政府对金融界的管制彻底放松,美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因此采用战时经济体系愈发被人们视为救国之举。保证战时经济体系得以通过五角大楼运行可以让获得厚利的跨国公司高枕无忧。

此外,这样一种环境借助美国司法、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腐败而滋生:军队因其是政府唯一一个仍在部分运作的单位,其作用愈发地重要。

4)要掀起“新冷战”的热潮,确保中美两国的公众无法共同讨论、无法结成联盟,两国的知识阶层无法彼此交流至关重要。

倘若沟通渠道畅通,公众或许即可明白那些跨国企业是如何在破坏两国经济的同时离间中美两国的工人的。

5)保守派非主流媒体对中共和民主党“左翼分子”的抨击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等名词污名化,误导公众,让人们错误地将它们与企业法西斯行径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后果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场将“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之威胁牵扯在一起的反左翼浪潮中,美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民众捍卫人权、左翼分子怎样为工人阶级今天所享受的权利而斗争等话题都已被人为地屏蔽了。

6)如果他们意欲筛找出对强制抗疫令持有异议的人,逼迫美国人民选择反左翼、反华乃至反亚意识形态或许是最为阴险的手段。

出现在媒体中的左翼人士都是新冠疫苗的支持者,而我们能见到的疫苗反对者也都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拥趸。这种政治格局造就了这样一种可能:进步派均无所顾忌地无视新冠疫苗显而易见的危险性。

7)暗中将一切都推到“不择手段”的中共身上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其目的是避免人们对美国的富翁身家几何、美国的财富属于何人,以及财富高度集中对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开展严肃调查。

如果民众了解到这些亿万富豪的巨额财富并非借助创新和想象力,而是通过偷窃属于国民的美联储、制造令民众苦不堪言的通胀而来,他们一定会呼吁将这些富豪绳之以法。

而普通民众对中共并不了解。因此将所有问题含糊其辞地归咎于中共便可误导大众,避免他们去讨论上述问题。

的确有事例证明,某些中共党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然而将中共妖魔化的终极目的显然不是削弱外国势力对华盛顿的影响(当然,近日来这种不良影响正在与日俱增),而是寻得某种曲解美国社会道德严重败坏之原因的便捷方式。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情势所迫,我们如今只能依靠主流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新闻博文来获 取信息,然而现在这些平台已经堕 落,只会信口雌黄,换汤不换药式地互相转载,偶尔投射出科学、意识形态和文采的影子,也是为了麻痹、误导我们。

尽管非主流媒体时时都在向我们嚷嚷丹麦、荷兰和瑞典已经解除了防疫封控措施,但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此类“突破性壮举”,这种对人道的破坏还将以其他形式在其他国家继续。而且丹麦等国的国民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

新冠疫情即将结束的暗示有力却又难以捉摸,而隐于其后的目的是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相信美国现行的腐败体制拥有彻底解决危机的能力,但这种说法无异于镜花水月。

媒体告知我们的、用于判断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结束的标准毫无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将疫情彻底终结的真正指标,公之于众。

1

全部新冠“疫苗”开发公司,新冠疫情骗局背后的所有跨国媒体集团,贝莱德、高盛和美国银行等所有对上述骗子企业有所投入的私人股本集团和投资银行,以及以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为首的、曾以公开或保密方式对这一骗局出资支持的所有超级富豪均遭处罚,其财产被尽悉没收,用于向被“疫苗”、被PCR反应试验、被旨在干涉大众生活的非法封控措施 和社交隔离政策所害的人们提供赔偿。由各大企业、政府部门、医院、研究机构施行的其他罪行受到追究,同时由上述各方控制的其他组织遭到查抄

2

盖茨基金会(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世界经济论坛(包括克劳斯·施瓦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惠康基金会和瑞惠、莫德纳 等跨国企业的主要人物均遭逮捕判刑——他们应当对致死“疫苗”的开发和推广担负责任。

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的全部文件被彻底解密,以使上述审判公正合理、有据可依,同时令上述企业、富豪、政府部门和全球治理机构之间的腐败关系昭然天下。

3)对说客和企业代表言听计从、对超级富豪俯首帖耳、推行新冠骗局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均遭解雇与逮捕——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理应有此下场。

4)针对重组RNA药物注射引发症状长期治疗方法的开发被定为医药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并获得充分资助,所需资金从上述被没收的财产之中抽取。

针对新冠疫苗以及其他疫苗中纳米传感器、纳米机器、氧化石墨烯以及其他有毒物质所引发之病症全新长期治疗方法的研究有序开展。

相关政策被全面实行,以保证未来的疫苗和其他药物均经过专家严谨科学的评估,且保证相关专家同医药企业毫无经济利益瓜葛,疫苗成分向全世界披露。

5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全新的医疗政策,不再从药物和医疗事业获利。医药企业的游说团体均遭解散其负责人均因为推广成瘾性危险药物而散布虚假信息、在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面前作伪证而成为阶下囚。

美国导致新冠疫情骗局的相关研究与医疗服务私有化措施被叫停,民有、民治、民享的医药体系被提上日程。

6

这场新冠骗局的酝酿与在全球范围内的真实实施,过程 通过科研文章和易懂书籍被详细披露给公众,同时相关资料被编入中小学与高校历史课本。

新冠疫情的全部相关信息均被解密,涉事企业的全部行动记录均被公之于众。

在社会状况达到上述六条标准之后,我们即可相信新冠疫情即将告终。否则大家绝不应该掉以轻心,被报纸头条迷惑心智,相信这场危机马上就会结束、坦然接受疫苗令。

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

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