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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

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

美国为何需要临时政府? 应对美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必行之策

美国为何需要临时政府?

应对美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必行之策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新闻曾以按照宪法规定向民众传达消息为宗旨,如今却在翻来覆去地吹嘘美国已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回归常态,给人洗脑。

然而,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心知肚明,某股幕后势力正在美国乃至全球施行自上而下、史无前例的独裁统治。

在权威性方面,宪法第一修正案超越总统与哈佛教授的意见,凌驾情报与军事专家的观点,胜过富豪与技术巨头的点评,至高无上。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及出版自由,以及人民和平集会、请愿申冤之权利的法律。”

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几项法律以及秘密法规,意在阻碍言论自由、碾压出版自由,防止和平集会、终结人们请愿的权利。行政与司法部门沆瀣一气,推行、维护罪恶体制。更重要的是,权贵阶层也在计划于不久的将来采用更为残酷的罪恶体制。

不!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不能再喝着咖啡怨天尤人,不能满足于按照道貌岸然的伪神之要求在周末组织无的放矢的抗议。

不!我们必须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法临时政府来管理美国,直到宪法恢复地位,直到权贵们得到应有的下场。

政府已经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以致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质疑那些扮做政府官员、假装提出宪法与道德层面上的各种方案之人是否拥有合法权力。

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危机,诸位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有明确的阐述。

《独立宣言》是宪法立足的根基,而宪法则构成了美国合法治理体系的框架。

在宪法规定范围之外行事的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而是伪装成政府的邪恶机构。自今日起,我们每迈出一步,都要用这一事实来告诫自己。

《独立宣言》无比清晰地陈述道:

 “当政府坚持邪恶目标,长期滥用权力、强取豪夺,表现出逼迫民众屈居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的意图,那么民众便拥有推翻此类政府、让自己的未来安全再度得到捍卫的权利与义务。”

我们并非不肯接受现实。我们不玩愤世嫉俗的政治游戏。我们不会借民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欺骗他们,设法奴役他们、摧残他们的精神与身体。

拜登先生和特朗普先生都被困在崩溃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颓废、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中无法自拔。许多行动,他们之所以要采取,是因为感觉自己迫于来自更强势力的压力。

我们无意于指责他们。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也承认他们遭受了许多困难。

然而他们都没有以公开的方式为美国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罪恶的“伪旗行动”:利用“911恐怖袭击”等事件来捏造美国有遇袭危险的假象,以将美国拖入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对外战争;

国家财产失窃:2020年1月到9月,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企业从联邦政府窃走10到15万亿美元;

疫情骗局:跨国企业正在利用从联邦政府窃取的权力借所谓的“新冠疫情”来摧毁民众的自由、实行罪恶封锁与隔离措施、推广危险的“疫苗”。

沉默使两位先生成为了跨国势力的同谋,也让他们失去了担任总统的资格。

作为在总统大选中唯一一位揭露了上述全部阴谋,拒绝权贵献金,同美国民众为维护公益、真理和社会道德通力合作的候选人,我认为自己是担任美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最佳人选;本人任期将只持续到法治恢复、我们可以按照宪法来管理国家为止。

我在此承诺,本人根据宪法规定与独立宣言所述,只在此危机时刻担任临时政府之总统;本人绝非“篡位者”或者冒名顶替之人,而是要效仿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在国家遭难之时挺身而出,担负起职责。

辛辛纳图斯也曾阐明自己并无野心,并且真的在尽责之后回归田园,不问政事。

一旦这场危机平息,我也会返回教育岗位,传火于薪。

韩国的礼仪和儒士精神

韩国的礼仪和儒士精神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朝鲜的两种传统,儒士精神和礼

韩国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国家。虽然是和亚洲大陆紧密相连的半岛国,但自从南北分裂之后,韩国就成了一个‘岛国’。100多年前曾经沦为殖民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解放后又经历了韩国战争(同朝鲜战争)的洗礼。尽管如此,因为重视全方位文化发展,韩国仍然是一个大国。摆脱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就成功跻身世界前十的行列。不仅如此,在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近几年来, 韩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向世界能够展示的并不多,但由于韩国成为世界韩流热潮的发源地,韩流不仅在东南亚人气火爆,甚至影响着欧洲和北美大陆。鸟叔PSY〈江南style〉的成功不只是一时幸运,它是向全世界展示韩国文化实力的有力证明。在巴黎、伦敦、纽约都能够听到人们在哼唱韩文歌曲,看着全世界一起跳起“骑马舞”,就能够感受到韩国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韩国人能够引领世界经济、文化的实力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都要归功于韩国500多年来坚持的传统文化。之前在哈佛大学学习韩国古典文学时,深深地被朝鲜王朝时期文人金万重、朴趾源、丁若镛的作品吸引了。他们在崇尚儒士精神也同时实践学问,一方面勇于打破现实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没有忘乎‘礼’。 在一一拜读了他们的作品之后,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其中的儒学思想和‘礼学’。使得我对韩国的这两种传统思想印象深刻。我们先来谈谈‘礼’。

朝鲜的礼学,恢复社会秩序的实践哲学

实际上,礼学是儒学的一部分,主要研究礼的本质和对错。我觉得韩国的礼学不仅仅是收集冠婚丧祭的单纯事例,它是接近于以和平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的宪法性质的制度。我从小在西方国家长大, 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提倡礼学和礼仪的做法,使人感到既诧异又新鲜。在东亚国家,‘礼’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我曾在东亚4个国家生活学习过,自认为已经熟悉了这样的生活。但我却无法用语言来概括韩、中、日三国的礼学。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礼’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完全不同。如果从社会知识分子和精英的角度来看三个国家的‘礼’,你就会发现:日本的‘礼’以习惯为中心,对现实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国的‘礼’以全局为中心,强调社会统治和政治地位;韩国的‘礼’则包含了感情和社会秩序。

17-18世纪的朝鲜以中国《朱子家礼》为基础, 发展了以礼学而闻名的独特形态的学问领域。礼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是重视人与社会国家问题的一种学问。 从这一点看,礼学可以说是实践哲学。经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朝鲜社会把目光移向了重视实践哲学的礼学,由此可见,社会秩序的混乱也是礼学发展的一大诱因。与名誉和礼义廉耻相比,就连儒家弟子也都关心‘利’的时候,就不得不强调能够维持传统的秩序和有教化功能的礼。

朝鲜礼学的奠基人是沙溪金长生(1548-1631)。沙溪先生的礼学和政治思想是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 重建国家而创立的实践哲学思想。师从粟谷李珥的沙溪先生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家礼辑览》、《丧礼备要》、《近思录释疑》和《经书辨疑》等。他的思想告诉了人们:人类社会需要善良的心和互相帮助,因此需要具体的行为礼仪规范。如果说‘仁’和‘义’是判断善恶、道德的不变基准,把正心和仁心露出的态度和程序就是礼。因此,礼不仅永远都是‘仁’和‘义’的,那些被称之为仁慈和义理的,也一定是用礼来表现的。

社交网络时代的礼仪

从另一方面来说,礼学亦是一门学问,让人们在家族、社会集体、政府——国家之中,即使没有法律监督,也能做出正确的、合乎于礼的行为。 礼学是通过个人对伦理的合作和严格的规则,为集团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法。礼学虽然没有惩处要素,但在解决网络社会矛盾方面,往往比法律更有效果。同时,具有高水平的自净功能,弘扬正能量。

如今我们生活在由众多错综复杂的网络组成的社会中。通常将现代社会定义为在无数微细的关系网中形成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对个人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网络时代。这些社会关系网随着Facebook等各种社交网络迅速扩大,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其正确的本质和意义。另外,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行为、各种信息,而关于互联网的现有法律尚不完善。 甚至有些人都怀疑为了处理这些问题,能否制定法律制度。

现如今,因为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刻意的诽谤,私生活泄露和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其结果,有时给很多人带来了伤害(请回想一下各种侵犯私生活,名誉毁损等引发的悲剧)。然而尽管如此,用法律来约束通过博客、Twitter给别人造成的有害行为并不合理,也很难奏效。在网络高速发展的当代,迫切需要鼓励道德行动的新对策。该对策不是以处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而是引导自净过程的处理方法。

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韩国知识传统中的礼学,为今天的困境可以提供有意义的解决方法。 在韩国发展的礼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行动都会合乎礼仪的学问。它能够用和平有效的方式来化解家庭、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纷争。 在各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的社会中互相尊重,并阐明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这就是礼学。

在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网络时代,法律能够限制的部分极其有限。与之相反,在组织运用方面,礼学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并且,礼学提示的规则不仅适用于人类,同样也适用于阿凡达和赛博格 。因为礼学并不重视其对象,而是重视是否合乎于礼。21世纪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之前区分国家和个人的众多壁垒,其结果在多种关系中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礼学不仅能够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在解决政府机构之间的问题时也能够提供各种规范。这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

现代韩国和礼仪

传统上韩国人很重视礼仪和集体意识。随着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加速发展, 礼仪的价值和共同体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仍然有很多人重视礼节,大人教孩子礼节,晚辈尊重长辈。真正的礼节不会像弹簧那样随着年龄、性别和职级的变化而改变。如今在韩国,人们认为问对方的年龄、学号、职位和年薪等都是很自然的初次问候,但这与礼节完全不同。在儒家的教诲中,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并不取决于社会地位的高低。孔子不会因为对方有权有势就去讨好,一切都为百姓着想。如果认为诸侯不仁义,孔子就会独自离开。

为了礼仪真正有价值,必须以平等思想为前提。众所周知,美国是最提倡平等思想的国家,但并非如此。虽说人们都是爱护平等,但也不是绝对的,关于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韩国一直都有个规矩,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如果不动筷子,那么其余的人都不可以吃饭。甚至在古代的父权制度下,不准同桌用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礼节,也不是合理的儒家教诲。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依我之见,韩国的这种家长权威主义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只剩下一副躯壳的封建糟粕吗?

再举一个例子,韩语和英语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韩语有很多敬语。敬语和尊称是韩语的一大特色,韩语中有很多相关词汇。由于敬语数量过多,以至于让人担忧是否有碍于正常沟通,是否有碍于民主化进程。韩国人觉得英语没有上下级之分,男女老少之间都用平语来沟通。 这是韩国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或许在韩国人看来这是没有礼貌的行为。但实际上,英语中根本没有平语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非常重视平等。因为没有平语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了敬语。

礼仪规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朝鲜礼学的集大成者沙溪金长生也不认为礼就是一成不变的。他并没有把朱子学照本宣科地运用到朝鲜社会中,而是根据朝鲜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解读,因此他的思想才能够在重建朝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因为‘礼’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而做出新诠释,所以它才能够保留核心思想,代代相传。如今我们需要的‘礼’是一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的‘有生命的礼’。

现代社会和儒士精神

现如今信息技术的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勇气、想象力的新一代领导人呢? 如果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把目光转向过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得到帮助呢? 朝鲜的儒士精神能否给予解答?儒士精神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 ‘勇气’、‘想象力’的人才呢?

首先,朝鲜的儒士传统教会人们如何灵活对待人与制度、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因此备受关注。当代社会,过分强调机器的便利和现代化,以至于人们的判断力明显下降。想象力终究无法从电脑中获得。道德也是如此。在人类的正确行为和技术所促进的道路上有着很多矛盾之处。有时无视技术的便利,和它保持距离也是需要勇气和道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儒士精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士精神并不是韩国人的专利。现在韩国、美国、欧洲诸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精英没有责任感。那么从儒士精神中找到解决方法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全球积极宣扬韩国‘儒士精神’的话,或许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假如非洲的某个小村庄的村民都把伟大的‘儒士(Seonbi)’思想、读书、道德和实践的传统当作人生信条的话,那就意味着儒士精神国际化的成功。

日本有武士精神。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武士精神。韩国小孩做游戏时也经常说,“我是忍者!”,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居然说出代表日本的精神,还真是一种讽刺。一提到日本,人们就会想到武士,一提到英国,人们就会想到绅士,然而一提到韩国,却没有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象征。但是话说回来,韩国有着数百年的儒士精神,不是吗?

有人认为儒士精神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的时代局限性。然而当今社会,儒士精神不应该成为男性的专利。朝鲜时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当今社会,韩国为了跻身世界大国,更加重视女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女性在当今韩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女性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

因此儒士精神不再是男性的专利,而应同样适用于女性。儒士精神可以成为带来新的希望和展望的传统。虽然古希腊有着奴隶制等各种陋习,但也萌发了民主主义传统。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就成了当代的优秀传统。儒士精神也是一样。当今社会,儒士精神经过不断发展成为能够充分体现女性价值的一种思想,还有我认为应该积极追求它。

从传统中学习

如此看来,韩国传统文化能够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朝鲜王朝实录》是世界上罕见的记录文化和言论制度的典范。另外,朝鲜风水学

也不纯粹是迷信,现如今已经成为生态环境学的重要文化遗产。再就是如前文所说,韩国的礼学传统可以开发成最适合社交网络时代的伦理观。我们不妨重拾18世纪韩中日三国的东亚共同体意识(汉字文化圈),这将是一件可行性高,具有意义的事情。当今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课题就是如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在传统儒家中可以找到的民主主义要素,或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现代价值,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让我们来看看当代中国的。如果强行推行美国或者西方的‘民主主义’的话,将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但是如果以中国的儒家传统,即‘元朝之前的儒家民主传统’来介绍民主主义,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中国儒家传统中蕴含着‘民主主义’的DNA。如果宣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就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心理。如果以传统儒士精神为基础,创造出新的民主主义,那将是东亚的‘民主主义文艺复兴’。所以我认为儒士精神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潜力。

有报道称,近几年来韩国想当科学家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如果问小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他们会回答,“看起来很帅或者能挣很多钱的工作,比如偶像歌手和公务员”。如今在大学里,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渐受冷遇,与之相反,经营学、工科、医科等实用学科渐受学生青睐。虽说实用学科在就业时可以占到先机,但实际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待商榷。然而诸如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却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大作用。

自古以来,儒家传统将伦理和作为其基础的原理原则作为教育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方法。真正的教育并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告诉人们世道规律,教会人们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冷静分析和判断常识。掌握了这些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任何的挑战。

朝鲜王朝时期,儒士们为了完成真正的儒士姿态而读书。 看着比起‘为什么’更注重‘怎么做’的当今知识分子的形态,不能不强调热衷于培养节操、气概和清净心态的儒士态度。“书中自有答案”,并不是说一味地读书就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是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智慧。博览群书,并深入地思考,便能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儒士们不只是在数量上读了很多书。先读透儒士精神的核心载体四书五经,然后才进入下一阶段。其实读书就是读“世界”。若是一味地读书而不思考,即使读书破万卷也是无用功。

企业文化和儒士精神

毫无疑问,儒士精神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韩国本土文化。因此,将以儒士精神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心文化应用到企业,就能构筑新的企业革新模式。另外, 儒士精神是不歧视人种、民族和种族的普遍性概念,具有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的无限潜力。即便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其他国家的企业,接受以儒士精神为中心的创新企业文化,也不会遭到太多的反感。

在国际社会上,像三星、现代、LG这样的韩国大企业有着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不仅与美国、日本、德国公司一起形成了世界性的制造业市场,而且有些领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现在韩国企业的评价在国际社会上并不一定是好的。韩国企业过于注重短期利益,不重视环境、人权等问题,因而受到多方指责。当然了,不只是韩国企业,其他国家的大企业也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

把利润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往往不懂尊重职工的权益。当初,欧洲各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初期走了很多弯路,现如今这些国家的企业对道德建设日益重视,并不断地取得进步。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的韩国企业在重走欧洲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

关键就在于企业文化基因的改变。 现在,全世界都渴望拥有一种新的企业精神和文化的公司。那么如果韩国的企业率先完成这些任务如何?。在韩国的传统中存在能够创造有人情味的企业文化的精神模式。这就是儒士精神。

韩国为了跻身世界大国,应该积极提倡以儒士精神为基础的,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并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因此韩国公司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同时也要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这种企业文化能够在韩国兴起的话,那么也能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韩国企业将不再是跟随世界潮流去随波逐流,而是属于主导世界潮流的军营,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变数。如果韩国的跨国公司能够注重人文价值,创造出相互合作的新企业体系,那么韩国必将获得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这种变化最终对企业自身也有帮助。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今天,一味地谋求厚利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员工的福利,以及为区域和全球发展作出贡献,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社会对企业的评价标准也应该包括企业绩效、员工福利、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特别是跨国公司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企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价值,承担起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纷争、解决贫困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如今很多人都在谈论‘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怀抱希望还不到10年,经济危机、伦理道德危机等各种危机纷至沓来。导致社会危机的诱因有很多,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精英没有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儒士精神是全世界能共享的典范,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唤醒全世界的催化剂。


比尔·盖茨和新封建主义

比尔·盖茨和新封建主义

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比尔·盖茨已经悄悄地化身为美国最大的地主。在一个痴迷垄断控制的人眼中,主导粮食生产的良机一定难以抗拒。

“盖茨自有一套拿破仑式的理念,拥有源于权力和纯粹成功的欲望——他并未经历过艰难困苦和挫折逆境。”——盖茨/微软反垄断案主审法官托马斯·彭菲尔德·杰克逊如是说。

在比尔·盖茨的精心安排和怂恿之下,全球性的大封锁仅仅在美国便导致超过100,000家企业破产,使约10亿世界人民陷入贫困与严重的粮食危机;每月都有大约1万名非洲儿童丧生,各种毁灭性灾难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盖茨的身价却增长了200亿美元。1,330亿美元的家产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四富有的人。

盖茨一直在利用新近流入囊中的财富扩张势力,进而操控全球人口,其所采用的手段包括购买低价出售的贬值资产,设法对公共健康部门进行垄断控制,将监狱私有化,推行在线教育、全球通讯、数字货币,支持开发高科技监控、数据采集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在一个痴迷垄断控制的人眼中,主导粮食生产的良机一定难以抗拒。

根据《土地报告》最新发布的数据,盖茨已悄悄成为美国最大的耕地所有者。他的投资项目如今涵盖了美国将近242,000英亩耕地和27,000英亩其他土地,遍布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内布拉斯加、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华盛顿和其他18个州。

托马斯·杰弗逊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成功摆脱欧洲封建主义束缚的典范、开展自治的伟大实验,其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全国土地掌握在数以万计的独立农民手中,每一位农民都是我们民主政权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乐观地来看,盖茨绑架美国农业地产的举动或许是封建主义再度起势的信号;悲观地来说,他掀起的土地收购狂潮预示着更加可怕的未来——届时全世界的粮食供应链将被控制在一个权势熏心、妄自尊大、满怀拿破仑情结的人手中。

盖茨避人耳目的购地行动是他控制全球农业和粮食生产这一长期策略的一个环节。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相关背景。

首先,在1994年,盖茨发起了国际性的生物剽窃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垂直一体化统治。他的帝国如今囊括了广阔的农业用地和被他斥以巨资的转基因生物,种子专利,合成食品,包括农用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品,还有他在可口可乐、联合利华、菲利普·莫里斯(卡夫特食品)、家乐氏、宝洁、亚马逊(全食超市)等食品巨头企业以及孟山都、拜耳等销售化学农药和石化化肥的跨国企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盖茨照常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为富有、权力最大的国际援助组织——利用纳税人的资助来协调自己的上述各项投资,借大型农业、化工以及食品公司调整自己的金融伙伴关系,并且使用可为自己产品创造垄断市场的非凡影响力来加强对国际机构的统治,而那些机构中的某几家正是他自己建立的。

前国务卿、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和合伙人亨利·基辛格曾表示:“谁控制了食品供应,谁便可控制人民。”2006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4.24亿美元,建立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承诺至2020年前,实现当地粮食产量翻番,提高3,000万名小农的收入,将受粮食安全问题困扰的范围缩小一半。

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盖茨的典型做法是将技术和自己在化工、制药和石油行业的合作伙伴推举到中心位置。事实证明,盖茨制定食品生产“创新策略”的意图便是将在美国行不通的转基因系统以及以化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农业体系强推给可怜的非洲农民。

非洲的农业生产已经在非洲大地上进行、发展了10,000余年,当地农民十分注重作物的多样性、分散化种植、耕地资源的可持续性、私人财产的保护、组织的自发建立以及对种子的控制。个人自由理念蕴含于当地的这些系统之中,让他们能够自主自觉;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数百万名小农坚持不懈的劳作创新使得作物稳产与生物多样性达到了最佳水平。

在无情的殖民改造中,盖茨耗资49亿美元,废除了上述古老的农业系统,让企业化、工业化的高科技农业、依赖化工产品的单一性栽培、极端集中化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取而代之。他迫使非洲的小农场转型,进口商业种子、石化肥料和杀虫剂。

盖茨修建起化学品和种子供应链基础设施,强逼非洲政府通过巨额补贴、强硬的惩罚性措施和强制性控制迫使农民购买他带来的昂贵产品、对他言听计从。他让农民们把高粱、小米、甘薯、木薯等富有营养的传统口粮换成了大豆、玉米等高产经济作物,使精英粮食商人受益甚丰,却令可怜的非洲人民几乎无以为食。食品的营养和土地生产力一落千丈;人们每次使用石化肥料,土壤都会被进一步酸化。

盖茨的这份“事业”同他在非洲开展的疫苗推广行动一样,既未经过内部评估,也不必接受公共问责。于2020年发表的“虚假承诺: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研究报告便是盖茨垄断集团14年“努力”的成绩单。这份调查总结称在盖茨开展活动的18个国家中,遭受极度饥饿的非洲人数量增加了30%;农村贫困问题正在大幅扩散,上述国家中的饥饿人口已增至1.31亿。

在盖茨的大农场制度之下,非洲的农业人口已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奴役他们的,是从外界闯入的高科技产品、机械化、不可违逆的部署安排、繁复的制约条件、各种减税和补贴制度——它们正是比尔·盖茨所谓“绿色革命”的决定性特征。

能从盖茨这一计划获益的实体,只有同他合作的跨国企业,尤其是孟山都——2010年,盖茨信托基金购入了500,000支该公司的股票,价值共计2,300万美元(但后来又迫于民间社会团体的压力将其抛售出去)。盖茨本人甚至还在孟山都的转基因产品广告中出镜,称其为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良方”。

盖茨常以奇怪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慷慨,典型的例子之一,便是他的基金会似乎将由纳税人捐赠的1,000万美元以“慈善”为名赠与了农业巨头嘉吉公司,用于在南非建立转基因大豆供应链。非洲人民认为盖茨正在通过上述计划对他们施行“新殖民主义”或者“企业殖民主义”。

由西雅图全球正义社区联盟组织的“AGRA观察”小组对盖茨推行的农业与粮食政策进行了调查。其发言人希瑟·德伊称AGRA是为开展企业窃盗统治而安插的特洛伊木马。

“盖茨基金会与AGRA声称会‘支持农民’、‘帮助穷人’‘保护环境’,”德伊告诉笔者,“然而它们同孟山都公司等跨国企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外交政策推行部门过从甚密。他们利用全球食物与气候危机来推广高科技集约化、工业化农业,为盖茨的企业伙伴创造利润,却在同时破坏了环境、损害了农民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以生物剽窃和企业生物剽窃为基础的暗黑版慈善资本主义。”

盖茨的气候行动主义(为本人环保同事而写的备忘录)

为了将自己的反乌托邦人类计划包装为善举,盖茨打出了“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良好管理”“气候”等旗号。这些问题十分严峻,对我们的后代构成了生存威胁,急需得到重视。然而盖茨的行动记录已暴露出真相:他的“善意举动”不过是为将私利与控制力最大化而采用的伪装。

不知我众多从事环保运动的朋友是如何被盖茨蒙蔽的。在我做气候活动家的40年中,并未见过盖茨为真正的气候组织捐款,盖茨基金会也从未为保护气候而抗争过。

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基金、山岳协会、绿色和平、保水人等主要气候组织根本没有得到过世界头号慈善机构的任何帮助。他的投资史表明,气候危机对于盖茨及其亲信来讲,不过是他们进行侵入性社会控制、“大重启”规模的监视和大量无用地球工程建设的借口。上述工程包括为减缓升温而向平流层喷洒氯化钙或海水,为遮蔽阳光而利用巨型气球在大气层中释放反射粒子。还有,在南佛罗里达放出数百万只转基因蚊子这一危险策略,足以证明他已经虚荣到疯狂可怕的程度。

倘若把上述噩梦般的计划同盖茨每年强迫1.61亿非洲儿童注射疫苗这一事实放在一起考察,我们便会发现,盖茨明显是把我们当成了他的小白鼠。

盖茨还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控制石油,从而控制国家”。他在能源行业的控股情况丝毫没有反映出他对温室气体的反感。盖茨在碳氢化合物开发生产领域进行个人投资,大量购买了埃克森、雪佛龙、康菲石油和壳牌公司等所有石油巨头的股票,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制造公司。他在煤炭领域投入甚巨,其投资对象包括加拿大国家铁路、CSX里士满等最污染环境的运煤集团——后者更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煤炭运输公司。盖茨已在煤炭的未来上押下重注。

盖茨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中心需要耗费大量能源,是世界能源需求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毫不意外,盖茨的化学/工业化农业企业也站在了保护气候的对立面。他的转基因作物需要大量以天然气与其他矿物燃料为原料的化肥、杀虫剂和农药。他已经成功地迫使非洲人民——用迈克尔·波伦的话来说——“以石油为生”。非洲农民称盖茨的计划为“破坏气候的愚蠢农业计划”。

盖茨已经学会如何利用疫情、气候变化、饥荒、大规模物种灭绝等全球危机来为自己谋利。特别是气候变化,更让盖茨有了垄断种子、食物生产和农业的借口。

2008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捐赠3.06亿美元,帮助当地小农从事可持续性高产农业活动。该基金会的计划包括通过基因操纵培育高产抗旱乳牛和开发、种植可抵御气候变化的超级作物。

换而言之,气候变化在盖茨眼中只是更为邪恶的地球工程的幌子。与此同时,盖茨的农业政策正在破坏地球的气候系统,令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遭受灭顶之灾,使土壤沙化,让水系统遭受破坏,而毒药垄断集团的腰包却愈发充实。

在此我有必要提醒各位环保领袖:比尔·盖茨不是我们的朋友!他让数百万美国人对为保护气候而进行的改革产生了反感——这些人只看到盖茨的“气候保护者”伪装,却对他控制全人类、将国家经济活动和民众个人自由推向末日的野心毫无察觉。

现在,在一半美国人看来,气候变化要么是用于遮掩财富转移的“大重启”骗局,要么是开启劳民伤财的地球工程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结果是由盖茨的所作所为导致的。他们错在对气候变化的危险性无知无觉,我们错在对比尔·盖茨的危险性视而不见。

盖茨从一团混乱中获利:各方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僵持不下,令相关变革难以开展,而他手中煤炭行业股票的价值却只升不降。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认清隐藏在“绿色面具”后的真面目。

生物剽窃

“一个国家,一旦破坏自己的土壤,便走上了自毁之路。”——1937年2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至全体州长的信中写道。

人类的长期经验与研究已表明以生物多样性、种子自由和粮食自由为基础的农业生态不仅对维护公民权利和民主十分重要,而且是保障粮食与农业未来的关键要素。

几千年以来,农民的创造力与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催生出最具效率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粮食生产方式。国际农业知识、科学及技术发展评估组(IAASTD)于2009年发表的物种繁殖研究报告便是说明盖茨与洛克菲勒为推进传统农业发展而发起的“绿色革命”最终一无所成的铁证。

IAASTD组织起900名一流科学家、农学家与研究人员,针对世界饥饿问题展开了调查。他们全面可靠的报告表明,转基因作物并非解决食物短缺与乡村贫困问题的法宝。该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不论是盖茨的绿色革命,还是他的转基因作物,都不能在保护地球的同时喂饱全世界人民的肚子。

IAASTD的全面分析显示,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和墨西哥发起的绿色革命运动不啻为一场灾难。化学品的使用和单一耕作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土壤和水资源,从而削弱了土地支持生命与粮食产出的能力,同时也加剧了气候变化。

“绿色革命”政策危害粮食与营养安全,并且通过逼迫小农贷款购买外来产品而剥削他们。IAASTD以及许多其他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维护种子主权、粮食主权和知识主权,才能让粮食产业与农业有光明的未来。联合国与世界顶级科学家均承认,在对抗饥饿方面,转基因作物并不比传统农业作物更加有效。

比尔·盖茨有意忽略这一现实,无视科学证据,坚信自己是救世主,是要用技术拯救世界的天选之人。这位“医学专家”称,注射器是良好健康状况的唯一来源(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商)。

同样,农场主比尔还四处传教,宣称只有通过栽培单一作物和转基因作物,使用化学杀虫剂、化肥和专利种子(这些东西恰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粮食安全才能有所保障。在建立他的农业帝国的过程中,盖茨一再对科学家与农民的声音充耳不闻,肆意践踏法律、协定、传统、人权、科学和人们的情感。

窃取种子

自从10,000年前的新石器革命以来,农民和其他群体一直在为提高种子的品质而努力,使作物产量高、口味佳、营养丰富、更易成活,具有某些药用、营养价值和基因韧性,令某些种子可以在特殊土壤和供水条件下生根发芽,有的还可抵御病虫害。

上述优秀基因是人类、自然和造物主在千百代人的大量农业创新活动中相互配合而创造出的产物。让农民自由开展知识交流、种子交换已成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的前提。

1979年,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由几家农业研究中心联合建立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CGIAR)开始从全世界的小农手中收集良种,并把它们储藏在15家设在不同国家的公共种子银行中。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全人类清点种子遗产,保存种子,长期维护作物多样性。

在过去的17年中,盖茨设法获得了上述组织收集品——768,578份种子——的控制权,且已声明对世界主要种子库的垄断所有权。

自2003年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向CGIAR的种子银行项目注资7.2亿美元。作为CGIAR的最大资助者,盖茨利用财务杠杆迫使15家在法律上独立的CGIAR中心合并为一个法律实体,且将这一邪恶计划的产物称为“Gates Ag One”;随后,他开始策划将科研机构的种子研发转移至拜耳、嘉吉等合作商业企业。就这样,他从世界各地的农民手中搜掠最具前景的种子,并将之私有化。

Gates Ag One的主管乔·科尼利厄斯是拜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的前高管,在去拜耳任职前还担任过孟山都的国际发展部主任。盖茨同科尼利厄斯合作,将孟山都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的技术加以完善——当时该公司便在推广转基因作物、申请种子专利。在这场大数据争夺战中,盖茨自封主将,大肆掠夺、垄断作物的基本基因数据——通过世世代代的农民数千年来辛苦劳作凝结而成的结晶。

盖茨还在为DivSeek(寻求多样性)项目提供支持;该全球性项目由他本人于2015年发起,其宗旨是为储藏在种子银行中的种子绘制基因组与基因序列图。DivSeek 和Gates Ag One都是盖茨手中的利刃,他用它们将种子数据“剔”出普通人的视野——换而言之——阻止公众索取相关的所有权。

盖茨在DivSeek 和Gates Ag One的走卒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扫描上述种子,并将其基因数据进行分类,以将全人类的种子遗产绘成图谱、化为专利、据为己有。为了让自己的专利申请有据可依,他利用短回文重复序列技术(CRISPR)有选择地编辑传统种子基因组,使其发生的变化足以通过专利审查。

盖茨的主要目标是培育能够对化学物质产生反应的“绿色革命”新品种;而这些化学物质的生产商,恰恰是盖茨毒药垄断集团的成员:孟山都、拜耳、杜邦、CropLife、巴斯夫、先正达、柯迪华,等等。简而言之,盖茨正在有意破坏种子的完整性与多样性,删除其进化史及其与土壤之间的关联性,使其完全沦为简单的“编码”。就这样,地球生物的基因多样性成为了盖茨的掌中之物,被他任意篡改,篡改后的结果则成为他的专利;他从全人类手中窃取种子,把它们的命运交给了化工企业。

通过控制种子银行、操纵知识产权法,盖茨发起了“基因殖民主义”运动,其目的是劫掠全世界的土著农民,获取他们辛辛苦苦培育而成的种子和通过世代劳作积攒下来的知识。

“Gates Ag One的目标是控制地球的基因多样性。”农业自由运动活动家范达娜·席瓦这样告诉我。席瓦表示,盖茨“正在持续颠覆、破坏各国农民与各个国家的种子主权。Gates Ag One的举动已清晰表明,盖茨的意图是建立一个能够操控生命与生物多样性、食物种类与生产,以及人们生计的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席瓦说:“盖茨正在亵渎上帝的创造,为邪恶的弗兰肯斯坦实验提供资金。”

各国的民众、政府和农场组织已经拟订多部法律,多国政府也已采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等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国际条约。盖茨通过欺骗政府官员、操纵知识产权法、篡改种子管理法规等手段,已能够规避、践踏上述法规与条约,躲避跨国治理机构的规管,而各国政府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便是防止某些企业破坏地球生物多样性、通过生物剽窃劫持农民与农场主。

转基因技术

盖茨坚信技术可以解决从粮食危机到疫病,再到气候变化的所有人类难题,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他为何对转基因作物大为推崇。对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的狂热崇拜使他对大堆大堆的专业意见、科学证据以及来自质疑上述技术安全性的农学家、营养学家、毒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警告充耳不闻。

转基因疫苗和药物是他公共卫生相关企业的主要支柱;盖茨把转基因技术当作解决农业问题的万灵药,出资协助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开发与繁殖。比如,他曾为艾曼纽埃尔·卡朋蒂埃、詹妮弗·杜德纳两位因开发基因编辑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CRISPR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提供资金支持。

盖茨还曾是孟山都公司——在推广转基因生物和杀虫剂方面态度最为积极强势的企业——的最大股东。Gates Ag One的核心任务是不顾独立科学与安全评估,不择手段地将盖茨旗下未经检验的转基因作物、专利种子、合成食品和实验性药物强推给全人类。

有人或许认为,盖茨既然是孟山都的股东,并且与多家食品加工、化工和石油公司保持着合作关系,那么他“公共卫生倡导者”的伪装自然一触即溃。然而盖茨在媒体圈中投下大笔钱财,让他不必像历史上许多罪大恶极、唯利是图、伪善做作的富豪一样,遭到媒体的检视与质疑——2020年3月出版的美国《国家》杂志揭露,盖茨基金会已在NBC环球、BBC、NPR、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半岛电视台等媒体身上花费2.5亿美元,以保证它们对盖茨进行“正面报道”。

金钱是万能的。盖茨及其从事制药行业的盟友每年在新闻媒体中投入的数十亿美金让盖茨成为了媒体的心肝宝贝。他利用通过主要有线电视台和网络新闻节目开展两周一次的“卫星之旅”,命安德森·库珀(CNN)、大卫·缪尔(ABC)、阿里·梅尔伯(MSNBC)、查克·托德(NBC)等谄媚的主持人(诺拉·奥·唐娜除外)低声下气地提出各种“无伤大雅”的问题,从而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听到他居高临下地讲出从公众健康到经济与农业政策方面的预言,这些主持人都摆出了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

逃避政府监管

盖茨的财富与势力也让他得以规避政府为规范转基因生物扩散而采取的措施。2011年,印度提出暂停种植盖茨的转基因Bt棉花和抗草甘膦作物,他便将相关业务转移到了孟加拉国。欧洲法院裁定,为保护公众健康起见,必须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技术加以严格规管,盖茨便在欧洲共同体内开展了旨在让各国放松监管的大规模游说。

盖茨目前正在为新计划一掷千金——他打算以许多国家的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安全标准法规为目标,发动攻击。科学家与监管人员坚称准确评估基因编辑技术与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需要时间时,他却说“时间就是敌人!”

2017年,德国人权组织伯尔基金会(HBS)公布证据,证明盖茨曾开展秘密活动,以逃避通过民主方式针对他的高风险基因操纵实验而施加的限制。HBS披露该组织在美国自由信息法的保护下收到了1,200多封电子邮件。这些信件表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曾暗中雇佣农业/生物技术间谍、收买宣传机构,以冲击美国腐败官员,破坏国际各方为禁止名为“基因驱动”的邪恶技术大肆传播而付出的努力。

基因驱动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和基因编辑领域的前沿技术,是人种改良主义者以及寻求建立技术至上的“超人类未来”之人的首选工具;“超人类未来”这一观念正是盖茨及其在硅谷的拥趸所大力倡导的。

科学家利用CRISPR技术将特定基因编入生物染色体中,实现DNA重新编程,以“切断”正常的基因遗传规则,将由人工引入的性状传播给整个种群,进而播撒至该种群的全部后代。基因驱动技术因其永久改变整个物种基因组的能力而成为了拥有终极力量的生物学工具。

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协助下,盖茨可以进一步创造全新的改良动植物,并为其申请专利,或者消灭不合他心意的物种。他的计划之一,便是利用基因驱动技术将“自杀基因”植入散播塞卡病毒和疟疾的蚊子种群——这也是抗疟疾项目的目标;盖茨基因会已在该项目中投入4,000万美元。安东尼·福奇博士早已成为盖茨的门徒与合作伙伴,一直在为基因驱动技术热情高涨地鼓吹呐喊;他曾这样告诉StatNews:“摆脱它们将是一件幸事。”

有批评称基因驱动技术有可能会改变或消灭整个物种,对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生物安全威胁。该技术同时也是终极生物武器;各个军事与情报机构中的魔头都对它垂涎三尺,意欲用它来培育超级士兵或铸造“天启基因”。批评人士担心有一天某些国家可能会利用“种族灭绝基因”来消灭某些物种或生物身上的不利性状。

HBS的《基因驱动记录》文件披露,美国军方在基因驱动技术的研发中起主导作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斥资大约1亿美元进行基因驱动技术研究。相关研究的其他主要投资方包括福奇博士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者已出资7,500万美元用于研究自杀与抗生育基因。

于2016年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3)上,包括HBS在内的179个国际组织投票支持联合国对基因驱动技术实施全球禁止令。这项技术的反对人士也发表了一封信:“我们心怀良知,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在环保事业中,没有基因驱动技术的立锥之地。”环保人士担心,倘若自杀基因或灭绝基因跨物种传播,可能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HBS收到的电子邮件披露,为了应对COP 13做出的决议,盖茨基金会曾聘请“新兴农业”——一家同大型制药企业与农业巨头纠缠不清、行事鬼祟的间谍公司——来破坏、摧毁反基因驱动跨国统一联盟。

盖茨基因会付给“新兴农业”160万美元,命其“秘密招募一群学者,操纵联合国同基因驱动相关的决策过程”。邮件表明,盖茨的这一举动是其“反击基因驱动禁令支持者”计划的一个环节。“新兴农业”暗中雇佣、动员起65位所谓的“独立科学家”(业界称这种人为“生物学皮条客”)以及公共官员,让他们组成在线专家组——联合国CBD合成生物学在线论坛。每天都有一名盖茨基因会的资深高管教授这群伪君子如何破坏规定、违背科学、污蔑对手、干涉决策过程、颠覆民主。

为了推进自己的计划,盖茨同时还资助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为基因驱动技术背书的“研究报告”。为这篇旨在为邪恶技术洗白的报告出资的,除了盖茨基金会,还有DARPA。《卫报》在该报告发表后评论道:

“为NAS的这项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美国国防研究机构DARPA宣布,他们将全力推动基因驱动技术研究、开发‘强健’的合成生物。这一事实着实堪忧。”

ETC集团的吉姆·托马斯表示:“美国军方如今成为了基因驱动技术研发的主要资助方与策划方,让人不免惴惴不安、疑窦丛生。”

不止如此。盖茨基金会还同“新兴农业”沆瀣一气,操纵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合成生物学技术专家组中三名对盖茨唯命是从的成员。盖茨和“新兴农业”最后大获成功,让联合国否决了基因驱动技术禁令。

相关文件显示,盖茨基金会在这场以危险技术为敌的环保之战中起到的破坏性作用足以证明,盖茨和他的基金会组成了蔑视程序、民主、科学、法律、民意、公共卫生事业和人类安全的非法集团。

以人类健康为敌的化学战

已有堆积如山的证据表明,被盖茨大为称道的工业化农产品与加工食品是慢性疾病大肆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些疾病正在毁灭人类健康、侵蚀全球儿童的身体。

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促进了农药空中喷洒技术的推广。孟山都的基因插入技术让农作物拥有了抗除草剂的能力,也让大型农业企业可以解雇以地为生的农场工人,用飞机(或无人机)取而代之,将草甘膦和新烟碱类农药的有毒气溶胶洒遍大地和我们的食物。

自从化学农药于20世纪40年代被广泛使用以来,美国的鸣禽已消失半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蜜蜂与昆虫数量都在急剧减少,美国人的慢性疾病发病率也随农药使用量的上升而提升至54%。

正如范达娜·席瓦所说:“盖茨心怀对杀虫剂、除草剂的痴迷和将人类变为转基因生物的妄想,已经向自然,向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向我们肠道微生物的共生环境宣告一场化学战的开启。”

合成食品:代餐大亨盖茨

“人从幼时起便接受特定饮食、注射和指令的共同影响,便会产生对当局有利的某种人格和信仰,失去严肃批评当权者的心理能力。”—— CIA宣传员博特兰·罗素(此人为世界政府和专政体制倡导者,支持对大众实行自上而下的寡头统治),1952年。

盖茨对权力、利润和控制力的重视似乎也在迫使他关注所谓的“超人类”实验室食品、对加工食品制造业斥以巨资。

盖茨称合成肉为“未来食品”,在多家制造植物鸡肉、植物鸡蛋和昆虫食品的企业中持有股权。他拥有100多项动物替代食品的专利或申请中的专利,涵盖鸡肉、鱼肉等各种肉类。他对制造各种实验室合成食品及配料的Motif FoodWorks投下重资,于2015年同富豪好友杰夫·贝佐斯、迈克尔·布隆伯格和马克·扎克伯格共同建立起“突破能源联盟”——人们称之为“大奸商俱乐部”。自疫情导致全球封锁以来,美国亿万富豪们的资产已增长1.1万亿美元,而陷入贫困的美国人数量增加了800万之多。

这一联盟持有“超越肉食”公司的大量股份;他们和泰森食品和嘉吉共同拥有该公司。超越肉食专门制造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和染有农药的鸡肉玉米饼。盖茨和他的亿万少年俱乐部还是“不可思议食品”的重要股东;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利用高温和压力加工转基因大豆,生产合成汉堡和香肠。实验室结果表明,此公司仿制肉的草甘膦含量比其劲敌的产品高出11倍。Soil4Climate的赛斯·伊兹坎写道:

“‘不可思议食品’应该叫‘不可思议专利’才对。它的产品不是食物,而是软件,是知识产权——每一口‘不可思议汉堡’都含有14项专利。它的IFood将是下一个应用软件大杀器。想要什么口味,只要下载就可以了。这或许正是他们金主比尔·盖茨的兴趣所在。”

“突破能源”旗下的另一企业是孟菲斯肉制品公司,该公司使用牛血培育仿肉组织。节节攀高的彭博商品指数表明,合成肉制造企业的市值将于2026年达到35亿美元。

2020年6月,“突破能源”向Biomilq投资350万美元;这是一家用“人造人乳腺和上皮细胞”生产人造母乳的企业。盖茨既没有解释该公司制造的“母乳”是否同正宗母乳一样含有能够帮助婴儿抵御传染病的母体抗体,也没有说明未来喝Biomilq“母乳”长大的孩子,是否需要依靠盖茨的转基因疫苗过活,为他的“事业”添砖加瓦。

范达娜·席瓦对此并不吃惊,表示比尔·盖茨“意欲夺走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让我们依赖于他的实验室合成垃圾。”

盖茨是联合国附属机构全球免疫联盟(GAVI)的创始人和最大捐赠人。他建立这一虚假政府机构的初衷是推广他邪恶的化工、医药和食品混合产品,以非洲人和印度人为对象,进行罪恶的疫苗试验。自从2014年起,接受了盖茨基金会高达约85万美元捐赠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积极倡导利用昆虫蛋白质——尤其鼓励贫穷人口食用昆虫。GAVI也将甲虫、蟋蟀和其他昆虫列为“未经充分利用的”食物来源。

昆虫将很快成为营养不良的贫困儿童的重要营养品——在盖茨的指引下,GAVI对此十分乐观。

盖茨或许已经预料到那“欢乐之日”的来临:盖茨基金会已在一家以人工培养的蛆虫为原料生产可食用蛋白质的南非公司注入资金。该公司的工厂饲养了无数苍蝇,每天产出22吨以屠宰场、城市和家庭垃圾为食的蛆。食用蛆市场尚不成熟,因此盖茨目前只是向泰森食品等合作伙伴销售蛆粉,让后者将其投入联合利华等企业的层架式鸡笼和大型渔场作为饲料。联合利华是一家市值达58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既同盖茨开展商业合作,也从他独特的“公共慈善事业”中获益甚多。

同时,盖茨也已调动起他控制的国际机构和与他合作的大型企业推进自己的假冒食品计划。在这些机构与企业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年将世界超级富豪聚集在达沃斯、为人类政治、经济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该论坛也接受了盖茨的资助。

WEF                  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是《新冠肺炎:大重启》(COVID-19: The Great Reset)的作者。这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似乎已被邮寄至世界上大多数民选官员(包括省级行政人员)的手中。

施瓦布称有权有势之人应当利用新冠危机施行专制控制、普及监控、采用新型压迫性经济模式、建立世界政府,统治无路可逃、担惊受怕、软弱顺从的人类。WEF正有在新冠疫情过后系统性重建全新受控型经济体系的意图。

2020年5月,施瓦布和查尔斯王子在WEF峰会上披露了“大重启”计划,准备将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处于专制监视之下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民经过心理创伤的驯化,要接受技术官僚的管理;财富将向上转移,为精英富豪寡头的利益服务。为了实现全球粮食政策的“重启”,WEF为一个名为“EAT论坛”、自称为“达沃斯粮食论坛”的组织大做宣传,且同其开展了合作。

EAT的创始人之一是惠康基金会——一个由疫苗制造商葛兰素史克建立、资助、且与此公司存在战略联系的组织,而盖茨已在葛兰素史克投下重资。EAT目前最为重要的项目是所谓的“FReSH”计划;该组织称此计划旨在推动粮食系统转型。其合作伙伴包括拜耳、嘉吉、先正达、联合利华以及技术巨头谷歌。

EAT论坛同上述企业合作,“提升商业及产业价值”、“制定政治议程”。为了推行这项营利性计划,EAT与欧、非、亚、南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将近40个市政府展开了协作。该组织还帮助接受盖茨资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编纂全新的膳食指南”、拟订可持续发展计划。

布鲁塞尔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教授弗雷德里克·勒罗伊认为,EAT及其相关机构正在与“不可思议食品”等最大的仿制肉制造公司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紧密合作,它们的最终目的是用盖茨的基因改造实验室混合物替代富有营养的健康食品。

“他们谎称这种食品既健康又符合可持续理念,事实当然恰恰相反。”勒罗伊这样对“守护者”组织说。

长久以来,盖茨一直声称开发生产转基因肉是为了让贫困儿童果腹、阻碍气候变化,但席瓦博士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推广由实验室加工出来的仿冒食品只是为了获得我们口粮的专利权,这一举动与养活人民、保护气候无关;盖茨和他的生物技术伙伴简直满口谎言。EAT提出的饮食计划也与营养毫无关联,其宗旨是让大公司获利,让企业接管整个粮食系统。”

勒罗伊补充道:

“为全球大范围生产实验室食品而加工化学品和各种提取物——联合利华、拜耳等公司和其他制药企业已经成为化学品加工公司,因此它们之中将从这一全新食品产业中获得厚利的不在少数。”

强化食品

合成食品与转基因食品中,维持人体健康所需的微量元素含量往往很低。比如草甘膦就会起到螯合剂的作用,通过让矿物质——构成生命元件的基本成分——析出来消灭杂草。接触草甘膦的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远比自然作物低。

食用盖茨的加工、合成与转基因食品的人或许会在腹中满满的同时被诊断为营养不良。盖茨正在通过购买技术、与罗氏和卡夫食品公司合作等手段火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食品中添加矿物质和维他命,将之“强化”。同时,他还向发展中国家推销“食品强化法”。此类法律让农药和加工食品生产企业获利,也让传统与有机作物的种植者受害匪浅。罗氏、卡夫食品、大众食品和菲利普·莫里斯等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强化”他们的奶酪与麦片,因此在这场骗局中,他们都是盖茨的忠实伙伴。

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便见过大型食品公司公然设下类似的骗局。2003年,我代表几千名波兰小农参加了史密斯菲尔德猪肉加工厂驱逐战。当时的波兰副总理安杰伊·莱佩尔告诉我,史密斯菲尔德的官员向他行贿100万美元,意欲让他支持设立新法,规定屠宰场必须安装激光厕所水龙头等高科技卫生技术设备。史密斯菲尔德知道,这项法律会让2,600家制作波兰招牌熏肠的家庭屠宰场毁于一旦。该公司是具备购买上述设备所需财力的唯一实体;倘若波兰真的通过这项法律,那么史密斯菲尔德将垄断波兰的屠宰业,完全控制波兰熏肠的出口,从而获得暴利。

盖茨的食品强化法借鉴了史密斯菲尔德的经营策略。强化食品强制令生效之后,Cheez Whiz、American Singles等卡夫旗下的品牌,以及该公司经过维他命“强化”的酷爱、果珍等饮品的地位就会陡然上升,最后它们将在乡村市场中替代当地生产的羊奶酪和羊奶,将非洲小农排挤出相关行业。

为了实现强化食品的强制普及,盖茨又创立了其他的伪政府组织为己所用。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的建立初衷,就是协助跨国食品企业(盖茨的商业伙伴)在目标国家展开游说,为加工食品和强化食品争取关税和税率优惠,让新产品能够尽快通过审查。盖茨的GAIN集团还向地方政府献金,通过大规模公关运作、或者借助政府针对某种食品的“批准印章”来刺激强化食品需求

盖茨、GAVI和GAIN

盖茨的GAIN从他耗资10亿美元的全球免疫联盟(GAVI)脱胎而来。GAVI通过假扮成为公共卫生机构成功地调动起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倾销未经测试或功效可疑的、常常会置人于死地的实验性疫苗,给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接种。

盖茨效仿GAVI的模式,投入7,000万美元在联合国大会儿童特别会议上发起了GAIN计划。与他勾结的,是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UNICEF等由他控制的联合国机构,还有菲利普·莫里斯、卡夫食品等他投资过的加工食品巨头。

范达娜·席瓦认为,GAIN的目标是“协调各方活动,给非洲及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为加工食品争取不合理补贴以及减税和关税免除等政策”。

比尔·盖茨和跨国食品企业狼狈为奸,共同将非发达国家的粮食体系殖民化,打着健康食品的大旗叫卖加工食品,这一现象令某些专家忧心忡忡。

《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作家、克利夫兰临床功能医学中心主任马克·海曼博士告诉我:

“……尽管加工食品有时会经过维他命与矿物质的‘强化’,但它们往往糖分、淀粉、加工油、人工色素、防腐剂、农药和钠含量超标;这些物质可能会让人体经受肥胖和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导致慢性疾病流星。每年全球约有1,100万人因过量摄入超加工食品、缺少天然食品的保护而死,可见加工食品是世界头号杀手。”

海曼博士称这些食品为营养的“对头”,席瓦也对此表示同意。她说:“与其说GAIN计划的设立是为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不如将它当作逼迫贫困国家打开市场、排挤当地生厂商的强硬手段。”

“用强化食品技术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根本是无稽之谈。以长远目光看来,从社会及经济的角度来化解这些问题更加合适。”玛丽恩·内斯特尔教授表示。内斯特尔是备受尊崇的食品与营养专家,也是纽约大学营养及食品学讲席教授。这位《食品政治:食品产业如何影响营养和健康》(Food Politics: How the Food Industry Influences Nutrition and Health)的作者告诉我:

“不会被过量添加的物质有一种:加碘盐;它会使加工食品的成本过高,这与他们的预期目标相悖,或者会影响他们达成预期目标。我认为这些法律的设立意图是替制造这些产品的企业分忧,而不是为人们解决营养短缺、热量不足等问题。我希望更多当地制造的真正食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因此我同意批评人士的意见。但愿盖茨基金会可以向支持当地小型食品生产单位的项目投资。”

人工智能:让农民不复存在

盖茨曾表示他想要利用超高效高科技AI来创造“未来农场”,从而实现农业转型、重振农场经济。他是这样说的:

“以前,人们纷纷外出,在农场中劳作。可是粮食仍然不够吃,天气不好时,人们还会挨饿。现在,有了更好的种子、肥料,等等,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农民。AI将带给我们全新的巨大生产力。”

他首先考虑的是速度。盖茨的“计算加速”算法将使“有益创新”能够更快地投入应用,实现他的宏图伟略:在气候变化令小农无可收获之前实现农业科技突破。

然而席瓦警告已经债台高筑的美国农民,对盖茨拯救他们于水火的诺言要谨慎以待。

“比尔·盖茨逼迫印度农民使用他邪恶的‘援助’技术,而唯一的受益方是盖茨和他的跨国企业伙伴。他向当地政府献金,收买一家名为‘数字绿色’的公司,立下豪言壮语,要实现印度农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后便同被他买通的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

“比尔·盖茨在印度农民的家里和耕地中安装摄像头与电子传感器。他利用无偿赠予他们的手机、光纤和他说服印度电信公司筹资安装的5G设备来从农民那里记录、研究、窃取作物数据、农业技术和相关知识,然后再将免费获得的一应信息当作新东西卖给农民。他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实现数字化农场转型,而是把印度农民变为了数字化信息。他将他们的种子和公共系统的成果据为己有,抢夺农民的知识财产和传家宝基因,强行推销转基因种子和荒唐的耕作方法。”席瓦又补充道:“很明显,他的意图是把小农驱赶出土地,最终将粮食生产机械化、私有化。”

农业研究员、在线栏目“冰河时代的农民”的开创者克里斯蒂安·韦斯特布鲁克了解到美国农民对盖茨在印度和非洲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时,深感欣慰:“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是什么人,知道他在墨西哥、非洲和印度给小农设下了怎样的骗局,知道他最近在这里的购地活动不过是绿色革命3.0版的开局。他想要榨干美国田园和我们农庄家庭的民主精华,窃取我们的生计、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种子和我们的土地。”

韦斯特布鲁克还注意到,盖茨同其他骗子一样,总是急于求成:

“他的策略是迅速将大家卷入浪潮,不给我们留下看穿骗局的机会。他总是说气候危机迫在眉睫,我们需要尽快获得他的产品,使用他的技术,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滞后,不足以帮助我们应对危机。”

韦斯特布鲁克告诉我,盖茨始终在不厌其烦地说“让这一过程加速”,就神奇的新科技、“投资”和“公私”合作关系许下慷慨承诺,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骗局的一部分。“他一直在提醒所有人,我们需要‘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许多农民表示,是否能被盖茨“拯救”,他们并不在意。韦斯特布鲁克说他认为盖茨打算利用在美国的大肆扩张立威,展示他强推给美国农民数字技术有多么强大。“他将各种技术带入印度农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其最终目标是窃取他们的知识,将他们逐出土地。”

第六代中西部农场主和农业活动家特伦特·洛斯告诉我,对于富豪们在美国开展的农田垄断活动,农民们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情绪。

“年轻的农民,包括几代务农的年轻人,难以同这些财力雄厚的对手抗衡。他们的举动当然会让农民们步履维艰。看见有钱人开始购买农场和耕地,我们不免会心生疑虑,琢磨他们的真正动机为何。没有人想要从比尔·盖茨手中租地、做他的佃农。”

韦斯特布鲁克说他相信盖茨正在进行更为黑暗的部署。他同席瓦一样,也认为盖茨和其他富豪劫匪在拿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的威胁当作借口,将人类拖出农业行业、赶出农场。他的这一观点已有证据支持。盖茨基金会已对谷歌母公司Alphabet做大笔投资,而Alphabet发明出了用于替代农民、牧工的“作物嗅探”机器人——此项发明是其“矿物”(Mineral)项目的一个环节。其“对月发射”(Moonshot)项目“要以人工智能、仿真模拟、传感器、机器人等方面的突破为基础,开发、测试一系列软硬件原型。”

在收购全食超市后的一年内,杰夫·贝索斯也对可将人类耕作活动参与度降至最低的机器人控垂直农场项目投入大笔资金。要知道,盖茨也是亚马逊的大股东之一。

韦斯特布鲁克说:“他想要将人们和牲畜赶出农场,让我们以他的植物性肉类和昆虫蛋白质为食。”

“在盖茨口中,耕作是过时、怪异、肮脏、危险、低效、野蛮的原始活动,会加剧气候变化,还会因为令人们接触到有害微生物而加重全球疫情,从而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爱荷华州的务农人士霍华德·弗莱格表示。他自1992年起便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作物与牲畜方面的咨询工作。

弗莱格对农药和转基因技术对农产品和土壤的影响深有研究。“盖茨的目标是让世界‘远离可持续的、以我们同土地的羁绊为特征、让我们通过心怀敬意地与自然互动而获得良好健康的人道畜牧业’,向人造肉类和可怕的化学范式倾斜——这完完全全是一场灾难。他的做法只会催生出经过玷污、令人难以下咽的食物,使人与自然分离开来。”

“盖茨似乎并不了解普通人——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普通人——操持农务时的喜悦。”尼柯莱特·尼曼告诉我。尼曼是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牧场主和农场主,也是《公义猪排》(Righteous Porkchop)和《保护牛肉》(Defending Beef)的作者。她的丈夫比尔是尼曼牧场的创始人,该牧场是美国几百家小型猪牛养殖场之中的一座。这些养殖场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营,以草料为主要饲料,生产优质有机牛肉和猪肉。

“可再生农业与畜牧业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这些行业以我们同土地的紧密联系为基础,颇具挑战性。在最佳情况下,拥有健康的农业是人们了解与遵循自然模式的前提要素。”尼曼说。她还认为,盖茨似乎对自然的智慧无甚兴趣:

“他好像并不理解我们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我们通过与土地互动获得的欢乐,我们与牲畜、乃至于所有艰难困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自由、骄傲和幸福的源泉,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尊重个人意志、善待动物、精心调理土地的世界。我们需要明白,同自然的和谐关系不仅对我们的健康和气候至关重要,而且是我们在后工业时代的尊严、自由、和财富的来源。”

通过利用各种技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表达了自己对盖茨的不满。他们认为,盖茨有视人为草芥、运用他的技术解决管理人口这一当务之急的倾向。

“盖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弗莱格评论道。“他就算在眼望森林时,看到的也只是木材,思考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它来赚钱,将人商品化。”然后,弗莱格继续说道:

“透过他能够从中谋利的技术透镜来观察每一项人类面对的困难——盖茨的这一习惯并不能用‘短视’来形容。他的想法是病态的,充斥着社会病的特征,真的。盖茨是一位坐拥1,370亿美元、提倡自上而下的技术统治、有权有势的反社会危险人物。这还不足以令人生惧?”

韦斯特布鲁克认为,盖茨、嘉吉和泰森都是以终结正宗畜牧业、将人类赶出农场的强大垄断巨头。“他们想要的是‘替代性农业’,”韦斯特布鲁克说,“他们甚至使用了这个词:‘另类农业’。”

倘若忽略所有已经存在的佐证,我们会认为韦斯特布鲁克对比尔·盖茨设想出来的技术极权王朝的看法毫无道理,甚至带有阴谋论色彩。他预言我们将会很快——在仅仅几个月,而非几年之后——看到转基因食品短缺,经历清空、“改善”乡村景观的压力。届时农田将被闲置,务农人员也将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

韦斯特布鲁克预测,政府将设法使人口向产业纷纷倒闭、就业岗位更为稀缺的特大城市和智慧城市集中;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要依赖以数字形式支付的基本收入过活——当然,薪酬支付是可以撤销的,以防人们叛逆防抗。韦斯特布鲁克设想出了一个场景:“届时,人如同牲畜一般,要完全依靠政府发放的钱和食物活命,所有人都集中在智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无比顺从地接受盖茨‘大重启’计划技术专家的监管。”他继续说道:

“他们会关闭食品生产产业——实际上,还不止如此,他们会叫停一切经济活动,一切人类活动,把我们困在他们的智慧城市中。这真是恐怖至极。因为现在有疫情发生,所以我们不得不施行戒严令;由于这是一场卫生危机,因此我们不得不接管你们的食品生产行业、负责满足你们的营养需求。他们已经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时间将告诉我们韦斯特布鲁克的噩梦是否不过是偏执的阴谋论——但愿如此。

 粮食系统峰会

2009年,比尔·盖茨,一位既非政府官员,又不担任外交职务、未曾经历选举的亿万富翁发表了一篇演讲,将自己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交给了联合国。他声称要捐出100亿美元,宣布了“疫苗十年计划”的开启。随后,他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盖茨的捐款保证他可以对WHO实施严密控制。正如《外交事务》所报道的那样,“世界卫生组织所拟订的政策提案或规范标准中,在通过盖茨基金会的审查之前便可公之于众的简直寥寥无几。”

盖茨建立或资助了PATH、GAVI、CEPI、布莱顿协作组织等强大的伪政府机构,借之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疫苗、巩固自己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控制,为早在酝酿之中2020年全球疫苗政变铺路。

2019年1月,WHO尽职尽责地、在未出示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宣布,“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是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盖茨的医疗垄断组织紧接着在美国各州和某些国家开展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接受制药公司献金的政客开始面向全体民众推行强制疫苗接种法。

两个月之后,大权在握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又一个从盖茨处受惠的人——命社交媒体和媒体公司审核“同疫苗有关的虚假消息”。所谓“虚假消息”,指的是与官方宣传和政府声明相悖的一切主张。盖茨在谷歌、苹果、亚马逊和脸书都握有大量股份,上述公司都为审查、删除各方对疫苗的批评忙得热火朝天。

一年后,新冠疫情爆发,让盖茨和他的疫苗垄断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得以巩固自己对民众的控制。德里克·布隆兹在“美国最后一个流浪汉”网站发表文章评论道:“调查过盖茨基金会的投资活动和盖茨的关系网后,我们便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参与抗疫之战的人都同盖茨和他的基金会有间接或者直接关联。”正是这样的关系网让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得以对疫情应对方案毫不受阻地施加影响力。

盖茨反反复复地在各个网站、有线电视台和媒体平台上声称,除非全球70亿人口全部接种疫苗、获得免疫护照,否则必须终止一切经济活动。与他在联合国亮相同时起步的疫苗十年计划已顺利展开。在盖茨忠实的门徒和拥趸——福奇的领导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为新冠疫苗生产公司授予了责任豁免权,且将来自纳税人的480亿美元用于购买、分发新制实验性疫苗,其中许多都是由盖茨旗下的企业生产的。

盖茨对上述过程的控制已经完成。在推广疫苗方面,他果然言出必行,让自己的预言完全成真。如今他的代理人正在用同样的剧本来推进他的粮食集权控制议程。

在于10月14日到18日举行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46届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将于2021年召开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古特雷斯称该峰会应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共同要求而设立。而上述四个组织恰恰接受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处于这位大亨的掌控之下。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宣布的议程,在实质上与WEF于2020年6月主持“大重启”会议时提出的部署并行不悖。在对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进行调查之后,AGRA观察(一个对盖茨及其基金会的非洲绿色革命展开跟踪考查的民间组织)发现,在12个参与峰会的个体中,有11个同盖茨基金会过从甚密。

来自AGRA观察的希瑟·德伊称,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上述峰会的组织会直接接受盖茨基金会捐赠、从由盖茨资助的特定重要计划中受益:“因此他并不直接插手。几乎每一个参与方都为他效力——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创始人就是这样的。”该峰会100%由盖茨控制。

更糟糕的是,盖茨“粮食安全十年计划”的协调员由艾格尼丝·卡利巴塔担任。卡利巴塔是盖茨/洛克菲勒AGRA计划的负责人,也是盖茨未能成功的邪恶“非洲绿色革命”的策划者。由此看来,她当然是把AGRA向世界推广这一“伟大事业”的完美领袖。她预测该峰会将把各位主要利益相关者团结在一起,开展公私合作,“使粮食系统更具包容性、气候适应性和韧性,能够为可持续和平提供支持。”

卡利巴塔向粮食系统峰会的参与者们强调了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她表示,人们只剩下10年的时间来加速实现粮食系统转型、满足气候、营养和疫情应对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将提出,要在2030年前完成盖茨就全球粮食政策制定的“粮食十年计划”。我们只能祈祷盖茨的下一个人类卫生计划不会像他的2020年“疫苗十年计划”一样,对我们的人权、对全球经济、对文明传统、对民主理念、对我们的自主权造成巨大伤害。

德伊十分悲观:“盖茨正在绘制一张路线图,计划把传统农业对人类有益的一切替换成为技术官僚自己的、农民无地可耕、人们以化工食物和昆虫蛋白质为生的系统。”

结论

盖茨基金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它给予伤兵基金会、ASPCA等公益组织以及环保、投票权和人权团体的支持,就算有,也微乎其微。

在微软垄断案揭露盖茨的真面目——一个满口谎言、惑世盗名、盗窃成性,对全球信息渠道进行垄断控制的恶人——之后,他才在1994年开始将慈善事业用作伪装,恢复自己的名誉。

盖茨已在盖茨基金会投入360亿美元,而这个价值460亿美元的基金会完全由他和他的妻子掌控。该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有236亿美元,其中包括给默克、葛兰素史克、诺华、赛诺菲等盖茨的投资对象的免税捐赠。

盖茨无比睿智地想出了通过建立基金会来遮掩自己收入的办法。同时,他还可以将基金会的所得——源于纳税人的金钱——投入到能够帮助自己增殖财富、扩大势力、争取威望、规避缴税的项目中。

利用这一框架,他能够给予自己拥有部分股份的企业以免税捐赠,在收获个人与基金会利润的同时逃税,并且以多种方式隐瞒自己的财富——简直是一举多得!盖茨已经把他的基金会变为自己垄断与控制本能的化身,化为奉行垄断资本主义、阻碍公众监督、模糊企业与公众利益界限、以公益精神为名满足私欲,让他能够对公共卫生、地球上的生命支持系统、各国经济和人民实行垄断控制的媒介。

盖茨把他的基金会当作巩固自己“成就”的工具;跟他同流合污的,有他的富豪朋友,有被他劫持的监管部门,有他在各大制药公司、肮脏的能源公司、转基因食品公司、电信公司和大数据公司的合作伙伴,还有被他收买、愚蠢透顶、从盖茨之流给我们带来的无尽苦难中受益的记者。盖茨和他的亲信、拥趸和奴才们借疫情、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物种灭绝煽风点火,散布恐慌,将盖茨对新技术,对只有他才能驾驭的新技术的憧憬作为救世良方。

在加强对我们的卫生和粮食系统控制的同时,盖茨还在推广数字货币,且称相关体系为“全球践行人道主义的当务之急”;而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金钱,谁就能控制世界。”他投资建设地空和5G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大小的分析中心,并且开发生物芯片,挖掘、收集我们的数据和生物信息,以施行监控、从中获利。

盖茨正在计划打造能够全天24小时观测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卫星舰队。倘若人们因政治与经济体系在不断地剥夺自己的权利、将财富向上转移、让他们沦为毫无意义和希望的存在而惶惶不可终日,那么这样的监控系统无疑大有用处。

民主和农耕自由倡导者范达娜·席瓦博士表示,盖茨的慈善资本主义是“能够将地球的未来推向物种灭绝和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力量”。席瓦认为,盖茨正在利用慈善资本主义理念加速接管我们的种子、农业、粮食、知识和全球卫生系统。“他投资开展信息控制项目、助推对民主的侵蚀,都是为了获得私权、满足私欲。”

席瓦称盖茨基金会为大资本机构、科学机构和技术机构以及政府组成的“邪恶联盟”提供了动力,使它得以通过单一栽培、专利滥用和旨在破坏自然世界多样性、自主组织及自由的垄断来建立地球帝国,对所有生命展开统治。

“你已经看到他们以保证公众健康为名借疫苗作恶,”席瓦说,“现在他又控制了土地,控制了种子,控制了粮食。他拥有了让我们因饥馑而死的终极权力。”

(蔡鑫 翻译)

原文

“Bill Gates and Neo-Feudalism: A Closer Look at Farmer Bill”

February 05, 2021

Global Research

2021 2 5

跨国企业对地球公民发起的战争

跨国企业对地球公民发起的战争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1年 3月 31日

美国各大企业、跨国投资银行以及它们背后的超级富豪已经于今年将一场战争推入最后阶段。这是一场以极少数之力对抗绝大多数人的无情之战。

尽管他们收买了媒体中的傀儡,大肆营造乐观气氛,以显示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法可解,但是他们知道,木已成舟,自己必须采取策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分化民众,阻碍大众开展理性思考,同时进行公然恐吓与贿赂,慢慢地、系统性地压制并奴役地球上99.98%的人口。他们已然从超级计算机的推算结果知晓,倘若上述计划落空,自己将会有何下场。至于灾难性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导致他们无法长期垄断财富与资源,这一点他们也心知肚明。

他们贪得无厌、不择手段。

他们借以对地球公民开战的工具,是技术、宣传与虚假信息;他们对展现出领导才华的人发起威胁,对能够出现在媒体中、代表保守与进步势力的领导人进行大规模贿赂。

在推行其策略的过程中,他们还深入了解了大脑的弱点并将以利用,同时人类倾向于根据集体情绪而非逻辑判断真伪这一特点也让他们有机可乘。换而言之,他们正在暗中斥巨资系统性地制造社会压力,让大家谨小慎微、规行矩步。

不采用上述策略,超级富豪便无法操控整个世界。

美国各大企业、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这些政府部门的作用是掩护真正需要利用下述研究结果的实体)已开展广泛研究,以了解如何在民众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操控他们,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劝诱他们允许乃至协助有关方面剥夺自己的权利,而美国人民甚至对这场无声无形的接管行动毫无察觉。

类似的一幕也曾上演,但从未达到全球性规模。超级计算机的新发展以及金融全球一体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上述规划的大规模推行成为了可能。

我们最好将近期发生的一切视作一场运动的最后加速阶段——美国企业贿赂、游说政府与学术圈中的权威人士,让他们为私有化、商业化与自动化“站台”;这意味着一小撮人便可完全掌控全体人类体验的方方面面,而绝大多数人却无法想象自己正在经历怎样的遭遇。虽说我们现在并未沦落至此,但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看到超级计算机推算结果的人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美国的超级富豪同时也在“明智地”出资培养虚有其表的活动家,以及完全“无害”、自我感觉良好却无甚作为的非政府组织。相关“运动”可以出现在由企业财团控制的媒体上;这些所谓的活动家假装针对各大企业采取行动,实际里却在有意阻碍民众组织在一起;他们只知道索取赞助金,要求参与抗议活动,同时并不允许人们组建自己的团体、实现经济与意识形态独立。美国媒体和政治被金融势力操控,上述非政府组织却对这一现象避而不谈——尽管该现象是美国当前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

倘若我们坐视不理,几年后,美国跨国企业便会完完全全地操控我们的生活,事无巨细,无一遗漏。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美国推行“疫苗注射令”,其目的是驯化政府官员、医生、记者和媒体人士,使他们习惯于遵循毫无道理、来自上层的指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已通过各种旨在探明人类精神弱点的残酷实验对这一“软化”过程进行精确校准;该过程一旦完成,他们便可颁布更为苛刻野蛮的规则。

美国发布口罩令,是发动这场大规模精神战争的第一步。该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慢慢进行的——用术语来讲——精神摧残。

被世界经济论坛描绘为“大重启”的治理与经济体系巨变并非秘密,读过《大重启》(The Great Reset)一书的人都能够大致推测出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

美国民众将被洗脑,相信自己正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中工作生活,高层政坛人士会代表他们的利益。然而超级富豪视国家及人民为草芥,只会利用政客来躲避人们的视线。每一次的政客落马事件,其目的都是让人们不去注意富豪们的疯狂掠夺;一发生少数族裔遇袭事件,人们便会去关注种族身份问题,从而忽略财富的大规模集中。

我们正愈发地屈从于为所欲为的跨国企业的意志;由这些企业控制的美国媒体正在有意地让我们变得被动消极、唯命是从、无力反抗。

超级富豪们所仰仗的两种精神操控方法可回溯至20世纪30年代及其之前的时期,但它们在近期研究中得到了完善。

第一种方法是让媒体以耸人听闻的非科学方式报道创伤性事件,以让大众陷入震惊、迷失与困惑。911事件、新冠危机和华盛顿“武装叛乱”事件都已被用来培养民众的被动顺从人格,让他们接受深刻的制度改变——只有通过此方法,超级富豪的阴谋才可得逞。

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称该方法为“休克法” Shock doctrine。她尽管不愿意深究其对国家政策的渗透程度,却还是准确地寻找到了它的源头:为了探寻人类精神极限的一系列残酷实验。

创伤性事件会影响人脑中负责反应与情感的部分——杏仁核,激起“斗/逃”心理反应,压制在正常情况下会对外部事件作出理性、完善反应的前额叶皮层。在被人精心营造出的恐慌环境下,我们这些社会个体与群体并不知道自己的杏仁核已取代前额叶皮层作出一条条决定,因此无法构建组织,甚至无法设想如何应对真正的危机,只顾关注被商业媒体大肆炒作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如911事件)种“威胁”。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广告宣传、各种图片、影视剧、新闻报道甚至商品包装持续、反复地向民众展示某些主题和影像,令个体以及群体大脑进入催眠状态。

枯燥无趣的影像和极具吸引力的内容会交替对大脑负责产生食欲、性欲等欲望的快感中枢产生间接与直接的刺激。

推销商品并非发布美食与低级情色广告的唯一乃至主要目标。他们的意图是让人们陷入消极状态。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释如下:

“大致说来,催眠是这样一种技术:设法隔离左脑的刺激筛选功能之后,令刺激可以直接到达右脑的感觉运动皮层、快感中枢和负责处理基本情感的部分。右脑不具备批判性、选择性与语言思维能力,且会被形式所左右,倾向于全盘接受左脑传递的信息。因此倘若能够让左脑产生疲劳,或进入催眠、半催眠状态,包括催眠暗示在内的外界刺激便可畅通无阻地进入右脑,被完全接受,直接产生影响。”

(信息自由法案文件“大脑门户流程之分析与评估”,1983年6月9日,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

CIA-RDP96-00788R001700210016-5

这场旨在令地球公民陷入被动消极、对权威人士言听计从的催眠运动,其规模之大简直前所未有。在幕后黑手经过复杂算法的秘密推算之后,上述过程正在经年累月地渐渐推进。

该策略的关键要素之一,便是让社会个体彼此隔离,只能通过由美国跨国企业控制的社交媒体交流;同时要保证他们能够接触到、参与的组织无能低效、有名无实,无法带领他们进入决策流程、引发社会变革。美国政府下隔离封锁令、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宣扬自恋的消费文化便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

其结果是美国公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沦为跨国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甚至无法想象世界在这场“大重启”中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在上述影响之下,人们正在变得颓丧消沉,萎靡不振,这样超级富豪们便可快速完全掌控国家治理、金融货币体系、媒体发布等体系以及本应根据科学依据发表权威观点的科研院校、生产食物的农场和食品分销系统、供水和灌溉系统,乃至人类体验的各方各面。

在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之后——倘若我们能够醒来,我们便会发现自己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处在让人无法认知、无法挑战、毫不负责的势力的控制之下,而且这股势力还在渐渐地、有条不紊地强化手段,让我们沦为奴隶;如有必要,哪怕使我们万劫不复,他们也在所不惜。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

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亚洲研究所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新冠病毒是一种会侵蚀人类有组织行动之基础的文化与制度病毒。将新冠战役视为两种可怕现象的结合最为妥当: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中,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阶级战争因此而全面起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潜伏在自动化技术、无人机、媒体和网络背后,转变为超级富豪用以在无情战争中对付大众的主要武器。这两种现象彼此关联,同时又各具特点。

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相结合之所以会产生当前的影响,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大批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其他权威人士甘愿对今时今日的各种虚假叙事视而不见,主动误导民众、避重就轻。

其结果是除了负责秘密制订、宣传与推行“新冠重启计划”的高层人士,甚少有人了解在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背后,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发觉美国存在严重问题的人还是与日俱增。他们遭到堕落体制的抛弃,被迫在主流媒体制造的垃圾中寻找真相,同时其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又要受由咨询公司特意架构的、粗糙至极的经济与政治理解模式所限——这类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干扰人们对特定问题的认知。

阶级战争

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转变。对数字货币、债券、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操纵同银行系统的彻底私有化紧密联系,使得一小撮超级富豪以及如苍蝇一般围在他们左右的大批CEO可以凭空敛财,同时利用这笔钱来贿赂乃至威胁居于权威地位之人。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中这种激烈的阶级分化一直在恶化,但此次的新冠疫情经过炒作,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民众忽略了这一事实:超级富豪通过贷款购买股票、进行再融资、转移现金,从政府窃取了五万亿到十二万亿美元,从而对经济造成了破坏。于是富豪们决定趁此时机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们的手段包括使用条条秘密指示来逼迫全体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和学术圈中的众多人士将当前的经济与政治乱象统统归咎于新冠疫情,且禁止有人提及这场大规模盗窃。这一窃案是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美国大选中却无人提及。

尽管这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令过去十年中的量化宽松骗局相形见绌,尽管它使少数超级富豪能够为所欲为,操纵国家经济,他们的顾问还是发出警告:这种行为极具危险性,他们必须在真正的革命浪潮兴起之前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

“阶级战争”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且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全民动员工作的中心支柱。然而这个词在本质上并无共产主义色彩。如今,无权无势的左翼党派没有将“阶级战争”认真看待,只是用该词来虚张声势,不会对这场真正的战争详加描述。极右翼势力倒是对阶级战争的威胁有所认识,同时做出了清晰的阐释——虽然有时他们的论述并不准确。

很明显,当前的秘密计划旨在使全体美国人沦为少数富豪的奴隶——尽管后者所占人口比重仅有0.01%。然而所谓的进步人士与软弱的左翼党派拒绝面对这一现实,也不愿意就新冠疫情实话实说,敢于不随波逐流之人寥寥无几。

针对当前阶级战争做清晰论述的最著名右翼人士是亚历克斯·琼斯。他的网站以“战争资讯”(Info Wars)为名,同时该人也在做名为“监狱星球”(Prison Planet)的新闻节目。琼斯系统性地发布了旨在揭露企业与政府众多阴谋的信息,能让受众获益良多,但他的节目中又包含许多零七八碎的误导性内容——也许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被迫将垃圾融入自己的报道;要知道,他引用的许多材料都是机密内容。

现在,亚历克斯·琼斯已经成为专注于揭发民主党竞选舞弊行为、大受欢迎的共和党媒体人士,但针对阶级战争话题进行分析讨论的消息源仍有很多。

然而进步派却对阶级战争讳莫如深,不愿意做相关的严肃考虑。伯尼·桑德斯会说那1%的美国人的行为有多么的不公道、多么自私;而那0.01%的人对美国大众经济、教育和文化基础的系统性破坏,他却只字不提。他从未揭露过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沃伦·巴菲特等正在忙于摧毁大众生活的所谓“进步”富豪的罪行。

当前,对方的阶级战争策略有两大关键要素。

首先,各种攻击行为是有意而为、肆无忌惮、极端化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震慑性”的手段会阻止知识界人士开展严肃讨论和政治组织工作。

“弥天大谎”战略是这一战役的核心策略。逼迫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反复宣扬不攻自破的谎言、对大众进行谎言轰炸,会迅速削弱民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无法就眼前事件进行反思、团结起来集体行动。

他们谎言的散播范围如此之广,这场骗局的规模如此之大,会让人难以置信,以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童话故事中。

自从肯尼迪遇刺以来,超级富豪们编造了无数的谎言,其中最大的、构成阶级战争意识形态准备核心要素的两个,是关于911事件和当前新冠疫情的。编造、推行这两场骗局的,似乎是同一批人,而且它们的主要策划者似乎身居世界各地,并非单单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在这两场骗局的策划方面,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与之做类比恰如其分。故事中,美国匪徒卡塞蒂被对头杀害在火车上;杀人者商定好先将他麻醉,而后每人刺他一刀。罪案由众人共同犯下,极难侦破,因为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同乘一条船,必须联合造假,倘若事情败露,他们都会受到牵连、大失体统。

在911事件和新冠疫情上,美国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众口一词,即使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都决不改口。很明显,与上述文学作品相似的情节正在上演。

极少数要求彻查真相的“愚笨之人”已遭到惩罚;表现出领导能力之人也已被孤立、被摧垮。余下的,都已被收买,要么在媒体报道中自吹自擂,要么用对方的献金从事肤浅研究,要么得到了“创业”机会。他们得到的回报都附带这一条件:为种种乱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洗白。

全面阶级战争准备阶段的另一关键点潜藏在暴风雨之前反常的沉静之中。媒体、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乃至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都意欲向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这个国家的自由度也受到了影响,但总地来说,一切基本正常。

私人民兵组织正在全国东游西荡,制造混乱、屠戮杀生,公共知识分子却对高盛集团和贝莱德集团如何操作政治进程、参与国内恐怖事件等问题三缄其口,同时反反复复地表示,或许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将会回归正常。这番言论简直令人作呕,可是民众最终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接受一条条谎言、失去同亲友互动的能力。

媒体鼓动民众冥想、同家人共度时光、去咖啡厅读书。这些接受企业赞助、自诩为专家的人通过向民众灌输上述建议来暗示我们,我们全部生活压力的来源是自己的内心,而非外部环境。

人类这样的社会动物具有这样的倾向:试图根据社会共识来定义现实,同时寻找日常生活的常态痕迹并紧抓不放,从而避免因面对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而遭受现实中的痛苦。超级富豪们正是利用了人类的这一弱点。

于是民众被慢慢地、巧妙地拖入技术极权统治的全新现实,在两种状态之间缓缓地左右摇摆:时而被刻意培养出的危机感和恐慌折磨,时而因听到一切会渐渐回归正常而心安。这种大众不经思索便随“曲”而动的现象表明,他们已经相信自己居于只是偶尔会发生风波的正常社会之中;然而事实上,政治环境正变得极端压抑,社会压力偶有释放。

旨在阻止民众了解罪魁祸首的行动又助推了这一过程。

开办“WSWS报道”的社会主义平等党 等左翼团体刻意回避对富豪的财产总额、富豪的敛财方式以及社会财富的归属做严肃分析。他们大谈特谈社会正义,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的阴谋诡计保持缄默。

而极右翼势力愿意本着严肃的态度、以适当方式关注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等亿万富翁,却对谢尔登·阿德尔森、罗伯特·墨瑟、查尔斯·柯赫等特朗普现象的始作俑者、气候灾难以及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幕后推手坐视不理。

民众被逼无奈,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1)打算切实解决阶级问题,且将危险疫苗接种制度等巨大阴谋据实描述的右翼党派;但右翼人士对气候变化问题避而不谈,且希望全面终结政府,并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富豪破坏我们社会的行为做系统性分析;

2)支持民族与种族多元化的“进步”运动,讨论如何建设更为平等的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方案,但对超级富豪的罪行三缄其口,对新冠骗局视而不见。

我们落入此种境地绝非出于偶然。是超级富豪们逼迫我们面对此情此境,因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于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愚弄我们,让我们彼此内斗,无暇对抗他们。

超级富豪们的顾问深知,财富集中与有意致贫导致的矛盾终将到达爆发点,民众终将团结起来。他们的超级计算机已列举出详细模式,告诉他们未来的革命行动将会如何展开。

超级富豪们想要将看穿他们罪恶阴谋、以及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之危险性的人们向右翼引导,因为右翼缺乏严肃解决阶级问题的分析性框架。右翼人士讲真话,但他们为特定问题做出的解释中,不包含系统性的改革计划,只有针对来自中共或犹太资本威胁的空泛之言。尽管某些金融方面的阴谋的确同中国或以色列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不过是由AI推动的、有多方参与在内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超级富豪们希望社会中关注不平等现象与种族主义问题之人能够向无甚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身份仪式靠拢。

拜登的多种族政府团队便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典型代表。任命女性、非裔、亚裔和印度裔担任政府、商业、军队、知识界与学术界要职的仪式标志着一种“进步”,即使这些职位都是企业融资的产物,同私人股本或武器系统推广存在深刻的利害关系。

进步派声称根本没有什么阴谋,将我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一群贪婪轻率之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要跟格蕾塔·桑博格合个影就能迷途知返。

这种观念必定会让高盛集团乐不可支。

正如他们在纽约的上西区所说:“我喜欢用进步色彩与薄薄的多元文化表演艺术外层来妆点自己的法西斯主义。”

想想看,前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于2018年卸任后立即加入了高盛集团董事会。对于这一明显存在利益冲突之事,左翼完全缄口不语。哈佛大学曾经因研究质量极高而闻名遐迩,如今其价值却要源于500亿美元的捐赠,而非自己的学术成果。捐款制度以及越来越多追逐企业捐助的教师教授早已沦为投资银行的玩具。

可以担任领袖的知识界人士已被逼迫他们为晦涩刊物撰写冗长文章的政策边缘化。效力于非政府组织的人们也迫于无奈,转而向权贵乞讨,因此无法掷地有声地发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呼声。这一切绝非偶然。

AI的使用

少数超级富豪与其他人群开展拼死较量要用到的关键武器是AI,即人工智能。

渴望爆红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经常谈及AI对人类构成的威胁。然而他描述的是一种未来的、虚无缥缈的危险,并不涉及当下。

AI已被炒作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至于富豪们如何利用它来边缘化、毁灭多数人,这一问题却无人提及。我们得知,AI是我们的福音,可以让人类极大地发挥潜能与创造力;可是这类宣传只是为了误导民众、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年轻人受到鼓舞,纷纷去学习计算机科学,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终将在未来无人工作的陌生经济环境中寻得一席之地。

人们可以用AI技术来分析大量信息,最后汇总得出结论。该技术已在开展飞行模拟测试、模拟有机化合物化学反应、研究天气或洋流等复杂现象方面得到应用。

然而这些并不是企业斥巨资开发、购买超级计算机的初衷。

今天,AI有两大基本用途:

1)计算股票、债券和其他衍生产品的潜在利润,制定以及实施旨在使利润最大化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超级计算机不仅计算衍生产品的价值,还会创造衍生产品,从而凭空生产价值。

2)在不同领域中用五花八门的复杂叙事,通过威胁恐吓、哄骗斥责、鼓励安抚等手段来大规模操纵全世界民众——美国便是这一策略的突破口。此类旨在操纵社会的刺激性行为在地区、国家与全球层面上均有发生,其波及范围之广,机制之复杂,让没有参与这一阴谋之人难以掌握全局,甚至被关于AI的宣传诱骗,同几十亿人一起开展支持该技术的行动、拥护相关政策,然而此类行动与政策只符合少数亿万富翁的利益。

AI在宣传方面的作用或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隐秘的威胁之一。这绝非偶然。

残酷的阶级战争即将进入下一阶段。由于大多数民众被迫陷入贫困,因此革命不再是不可想象之事。我们可以肯定,AI技术即将在控制民众思想方面发挥全新的重大作用。

的确,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在开发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这场竞争的细节却是机密内容(或者受到了保密协议的约束)。大多数媒体发布的信息都在刻意误导民众。

各国之间的AI开发大战正在日渐化为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富豪之间的较量。这些企业、富豪意欲建立超级计算机库,以迅速计算利润、操控公众为自己所用。

在这场竞争中,国境线已不再重要。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这场“冷战”同时也被人用来遮掩谷歌和腾讯、微软和阿里巴巴在计算利润方面的合作。各家大企业在超级计算领域的合作程度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或许无人能够回答。我们只知道,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富豪在阻止民众团结起来采取反抗行动这一方面有相似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只要金融寡头持续在更高层面上开展合作,残酷的全面战争便有可能因此而爆发。

从其本质而言,AI战争不会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对美国发起的珍珠港偷袭,而是富豪们对全人类的系统性操纵与碾压,是对人们经济能力与智识能力的削弱。

AI在战争中的应用

媒体有意对AI的能力轻描淡写。在商业领域,有人利用AI来创建算法,操控从监控和传输系统中截取的信息,让民众几乎无法知晓被收集起来的信息是怎样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对于超级计算机而言,智斗、欺骗全人类并非难事;在大多数人都沉迷于视频游戏、色情节目和食物与时装图片时,它们战胜人类更是轻而易举。

这场信息战的主要策略是:必须采用友好、微妙的手段,让绝大多数人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直至他们被永远锁在自己的家中。

富豪们可以获得关于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极为详尽的信息;同时,估测个人、各群体、各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对未来变化会做出何种反应的程序也已问世。上述信息与程序正在日趋完备。

我们可以这样说:全球约有五百万人已被严密跟踪,其行动均在富豪们的意料之内,因为他们是潜在的政治领袖或者舆论制造者。同时,所有重要团体(各个左翼党派、基督教或自由主义保守派、犹太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种)均已被分别监视,其对政治变化的小范围与整体反应也已被推算出来。

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已被视作目标,会被恐吓、劝诱,经历左右摇摆,体会恩威并施的手段以及人为营造的危机和动荡,慢慢地接受商业、学校、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层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危险变化。

认为福克斯新闻可信的人应当向《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请教;常读《纽约书评》和《共同梦想》的人也需要寻找其他的信息源。在AI计算技术的帮助下,各家媒体报刊的观点会随不同受众的喜好而微妙地变化。

于是民众从这一经过校准的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与以前相比,周围的政治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还是时而爆发危机,时而有所进步。然而事实是,社会正在飞速向专制化迈进,沦为跨国企业的工具。

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新问世的故事、剧集或商品应当在何阶段放在哪一媒体源中,以驯化不同人群的行为与思维。华裔美国人对科学有浓厚兴趣,保守派基督徒乐于投资房地产,非裔美国人则喜欢体育。这些信息会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一波一波传播开来。这一过程与秘鲁纳斯卡沙漠中的鸟形地画相似——人只有在从天空俯瞰时,才能看出个究竟。即使是MIT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感知超级计算机所建立的操控模式。

在发动信息战之前,富豪们必须采取若干步骤。首先,要把所有信奉科学方法的科学家阻拦在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共讨论之外;至于安东尼·福奇这种一味地呼吁大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接种疫苗的权威人士,媒体以及进步派必须将其包装成为与反科学代表特朗普针锋相对的科学界偶像。这一过程需要人们完全对比尔·盖茨把福奇当作仆从使唤、令其帮助自己推进营利性保健议程这一举动视而不见。

一旦相关的科学方法被利害关系侵入,某些人就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利用这场疫情来满足金融精英的利益。

在这场秘密的科学之战中,左翼已被武器化。“314行动”已呼吁动员民众,该行径可恰如其分地说明这一问题。“314行动”是一个自称致力于组织草根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遴选出合格的民主党科学家,让他们以科学与事实为基础解决气候变化、医疗保健等我们最为紧迫的问题。”

他们在帖子上写道,一位名为丽贝卡·琼斯的专家做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贡献”——建立起一个新冠病毒数据库;然而她却因为拒绝对共和党官员唯命是从,不愿意“篡改新冠肺炎发病与感染人数、淡化疫情”而遭到解雇。

因此他们发帖宣称,我们应当对“遭到无情迫害的新冠疫情吹哨人”予以支持。然而,倘若现有的疫情相关数据存在水分,倘若那位共和党官员才是站在科学一边的人,那又当如何?

这些帖子背后的战略家们认为,习惯了“进步”政策的人根本不会对政府数据造假等事忧心,因此会受到诱骗,拥护打着科学名义的反科学动向。

现在,报纸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文章与恐怖照片——照片里,运尸车上装满了裹着塑料袋的尸体。他们这是在公然地、系统性地制造恐慌。许多此类图片和叙事的真实性均有待认证。

关于每个城市、每个州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数据随处可见,甚至取代了真正的新闻。这些描述疫情爆发、疫病治疗和疫苗等事物的信息并不可靠,甚至不可相信。

也就是说,新闻界的方方面面都已被武器化。在一则则头条新闻背后,超级计算机时而放出疫情大爆发、疫苗研发受挫的消息,时而推出关于病例数有所减少、疫苗研制有突破性进展的讯息。在我们眼前,有些专家认为希望就在前方不远处,有些又预言“黑暗之冬”即将到来。这一操作要确保所有讨论都集中于疫情应对流程、人群性格等表面问题,不深究根本原因。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和拜登的个性、对天气、对其他事件大谈特谈,就是不对现状做深入分析。

这场由AI推动的信息战与下围棋极为相似。属于高盛集团或杰夫·贝索斯的超级计算机通过精密策划与长期运作来催眠、误导、恐吓个人与特定人群,让他们将日渐离谱荒谬的情景视为常态。

将政府信息控制职能私有化也是信息战的一个环节。

请想象一下,一位朋友将一份微软的“朝鲜问题高级情报分析师”职位列表转发给我时,我有多么惊讶。政府外人士担任情报职位、让情报人员在私人企业中任职这一趋势在近二十年中愈演愈烈,并于去年达到顶峰。

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跨国企业正在迫不及待地在政府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一旦得手,它们便可以进行恐怖统治,掌管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一切美其名曰“服务”。

去年11月21日,CIA宣布将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Azure、谷歌云、IBM和甲骨文签订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云计算服务合同。也许直接说CIA将被杰夫·贝索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和拉里·埃里森瓜分更易于理解,相关内容也的确出现在了报纸上。

民众操纵策略

数据本身并无意义。把数据同策略相结合才能实现对民众的操纵。他们当前所使用的战略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企业及政府公共关系与宣传策略;这套策略以爱德华·博耐斯的理念为基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弟子博耐斯提出了通过强刺激性影像和简单口号来操控公众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人类具有“群居本能”,常常会在权威人物针对某些事件做出解释时选择能够带给自己安全感的说法予以盲从。

他的著作《宣传》(1928年出版)与《同意的工程》(1955年出版)已成为施行政治控制的指导手册。

911事件摧毁了左右派系的理性与思维能力;近年来,公共话语发生了巨变,从漫画书到科学期刊均被牵扯在内。在技术的推动下,由本能刺激以及反应性思维刺激孕育而出的可怕怪兽已经出现,正在取代我们社会中科学的地位。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两架飞机的撞击便可使由加强钢筋构建而成的三座建筑化为废墟。

然而美国民众却对大批专家的描述深信不疑,同时赫里斯·赫奇斯、诺姆·乔姆斯基等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也被大肆炒作,以使我们对这番说辞不存异议。

这场阶级战争准备工作的另一重要环节可追溯至CIA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心理操控机密计划。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便在企业的支持下,推行利用药物、隔离等外来刺激或感觉剥夺措施来驯化民众的行为与思想。

911事件后,旨在使用隔离手段、影响思维的药物、面具和残酷虐待(前狱警约瑟夫·希克曼的《三角洲营地谋杀案》对此有所描述)来摧毁囚犯理智的一个个项目直接为制定当前的大众操控策略提供了必要资料,而这些项目与收集“情报”毫无关系。

我无法拿到上述实验的结果,但完全可以推测出他们的意图。大脑存在结构上的明显缺陷,因此完全有可能不经人们同意,在他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操控。这些实验是用来完善具体方法的。

人类大脑的主要弱点产生自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控制权之战。前额叶皮层通过协调大脑的其他部分,对环境进行理性分析、对现状开展细致估测来做决定;而杏仁核则远离理性,在有危险发生时只会做出应激反应,告诉人或逃或战——这种机制有时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杏仁核在让人类放下一切、寻求自我保护等方面可起到关键作用,但它能够推翻前额叶皮层所做的决定这一能力使得民众操控者大有可乘之机。

关塔那摩的虐囚项目与博纳斯现代门徒的观念相结合,为下述精密计划提供了基础:刺激民众大脑中的杏仁核,使它的应激反应和短期非理性反应抑制前额叶皮层的作用。此外,管理人类性快感、进食快感等感官快感的中枢也通过压制个人的长期理性规划能力、强化反智程序而成为了对方的帮凶。这种“软化”操作正在全球范围内缓慢而富有条理地开展,为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实际上,接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的人都会被这一过程驯化,变得消极被动。充斥着时新词语但全无逻辑论证内容的新闻、媒体节目与教材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陷入催眠状态。在《国家》或者《美国展望》等期刊中,各种文章之晦涩程度可见一斑;这些文章读来让人头脑发昏,而且并没有准确地反映现实。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梦游者”国度的建立。“梦游者”是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一部小说的书名。布洛赫在这篇于1932年发表的小说中描述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灾难旋涡的。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变成了梦游者;他们在社会上各司其职,熟练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甚至还有音乐和艺术造诣,然而对体制和文化崩溃的迹象完全无视。当前富豪们的阶级战争策略正是以让这一幕重演为主旨。

这场信息战与阶级战争结合而成的战争,接下来或许会由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新冠应对工作组来推进。该工作组以前卫生总监维威克·莫西、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专员大卫·凯斯勒和耶鲁大学教授马赛拉·努涅斯-史密斯为负责人,同时扮演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三个角色,可以不受法律限制地应对新冠疫情。一切科学指令起初便被废除,因为病毒本身就不甚真实。拜登做出宣言“我将不遗余力地结束这场疫情”,暗示政府对民众的行动与言论自由进行大规模压制并非没有可能。

拜登承诺要以二战战时生产委员会为样板,成立“疫情测试委员会”,同时启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让政府能够全权对抗新冠疫情。用“军事动员”来类比追踪高风险人群、为他们强制注射疫苗这一举措并非全无根据。

拜登签署了全国性的“口罩令”,要求全体国民时时刻刻都戴着口罩。或许这一举动并非出于对医学的误解,而是有意而为的,其目的是逼迫政府官员、企业和民众服从命令,包括那些没有逻辑、科学依据的命令。

历史上有一条与口罩令极为相似的命令:1941年,德国人命所有犹太人自从9月1日起佩戴一颗黄色的星星。该政策全无科学道理,当时却被广大知识分子与舆论制造者接受,造成了群体分化,催生了社会敌意,也让民众适应了荒谬、专制的政策。某些德国人在被迫史无前例地戴上黄色星星之后,便被遣送至波兰的集中营,一去不返——目睹这一切,民众装聋卖傻倒也不足为奇。

同样,我们可以想到,美国将做好准备,同意建立多个隔离营地,用于接收几千甚至上百万名据称是突然罹患新冠肺炎的人。届时惧怕接受治疗的民众只好要么戴上“智能口罩”,要么在家里装上监视摄像头,或者允许企业以政府之名给自己随意注射疫苗——即使他们对疫苗的成分与接种后果一无所知。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恐怖前景。

汉娜·阿伦特的论述鞭辟入里:

“邪恶源于思考障碍,与思考为敌,因为一旦思考试图应对它、考察孕育它的前提与原则,它便会退缩,因为那里空洞无物。这便是邪恶的平庸之处。”

人工智能便已被作飞速制造“思考障碍”之用,将会于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在阻止民众发起反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 Research

2020 12 20日)

“让我们行动起来!” (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 贝一明的演讲)

“让我们行动起来!”

(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2021年 1月 20日

今天发表这篇演讲时,我深感沉痛,同时也心怀与这项使命相称的谦卑与解决当前危机不可或缺的见解。这场既成事实的混乱已经席卷华盛顿特区,且将其藤蔓伸向美国各地,伸向这一蓝绿相间的星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比起乔治·华盛顿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有序治理,这场混乱更配得上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和卡里古拉皇帝的残暴统治。

在我们面前,挑战已严峻到无以复加,危险已迫在眉睫。然而,这场危机同时也打破了沉寂,开辟出了空间,让我们得以迎接全新的变革,复兴我们的国家,推动它沿正轨前进,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陷帝国冲突与国内冲突的泥淖。往事已矣,但未来可期。

正如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述:

“倘若人能够无惧无欲地履行职责,总能在从事的事情中获得满足,奉行神之意旨,拥抱‘超凡的真实’,字字句句出自真心,那么他的生活将幸福无比。”

铺成前方唯一一条光明大道的,便是“超凡的真实”,而非华而不实的假象。其实再过去的几天乃至几年中,我们都已经历过残酷的试炼,为这场考验做好了准备——再次引用马可·奥勒留的名言,“拦路石变为了铺路石”,然而我们对此无知无觉。

在通过科学方法针对国会奇妙遭袭一事开展全面、透明的国际调查之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然而,与此同时,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既不是任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选举。

也许我们应当把这一事件视为一场火山爆发,视为各种地质变化在美国社会中经过多年酝酿之后突然现身的结果。时间一天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就这样,几十年来,它们悄无声息,直到这一刻。

未经操控、漫无目的的文化与政治变革岩浆蓦然喷发,冲下山坡,让森林化作火海。我们如果有足够远见,知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会变成何种样貌,一定会当机立断,将这股力量加以正确引导。岩浆冷却之后,即可变为坚固至极、可存续几百年之久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根基。

反之,如果我们畏首畏尾,如果我们肆意放纵人类的破坏天性、为所欲为,如果我们随意将钥匙交给破坏之神湿婆,那么岩浆冷却后将化作道道高墙,将我们彼此隔绝孤立几个世纪,让我们就此寸步难行。

没错,在过去的几天中,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确遭受重创;这场严酷的疫情也让我们难以招架。

然而我所指的,并不是国会侵袭事件,不是。美国所遭受的真正袭击,是躲在层层化名和空壳公司背后的超级富豪、跨国投资银行、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股本公司通过接管整个联邦政府来实施的。他们的行动无声无息、无迹可循。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正中要害:“一个军费支出年年超过社会改善项目经费的国家正在走向精神末日。”

在讨论必要措施以及现在的当务之急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眼下的情况,尤其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

新冠病毒已感染美国社会的每一肢体和器官,并且已经将邪恶的DNA深深植入这一国家,悄悄地繁衍增殖。它是如此地可恨,让一个曾为世界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的国家病入膏肓、面目全非。

这种疾病大肆侵蚀着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其起源尚不为人所知。而国家道德沦丧;有幸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败德辱行;有时间、有机会学习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和哲学,从而了解新闻报道内涵的人三缄其口,从不把自己的所知所想告诉给普通大众——这一切都助长了病毒的气焰,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上述美国人享受着优厚的特权,却完全背弃了自己成全大义的职责。哪怕可以让不甚幸运的人脱离这场文明瘟疫的折磨,他们也不愿意付出一点点努力。

我们这些得天独厚之人绝不该视自己享受到的利益为理所应当之物,更不该自私吝啬。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学到的技能都是上天轻轻交到我们手中、让我们与他人分享的礼物。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记挂着那些在便利店、在加油站工作至深夜的人;那些破晓时分便早早起床,为我们打扫办公室、倒垃圾桶的人;还有那些如今无家可归、昨晚在高速公路旁用薄纸板借以挡风、凑在一起取暖的人。

他们时运不济,没有机会学习专业技能、了解物理学和技术。我们在思忖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时,一定要首先考虑到他们。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一定要把这种情怀作为所有政策的重心与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抗争,必须联合全世界的强大力量,为了阻止我们的国家滑向一系列军队派系之间的大小内斗而抗争。我们必须遏制银行家们的恶劣勾当,让他们不要再像一群围攻狮子的鬣狗,像一群争着把嘴伸入食槽的猪一样,疯狂敛财。

我们无需对超级富豪手中的傀儡,对卑鄙的寄生虫抱任何期望。我们要针对趁人不备占据华盛顿的幕后黑手采取行动。

正如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说:

“我们已同和平的旧有敌人——商业和金融垄断、投机、不计后果的金融行为、阶级对立、地方主义和战争奸商展开斗争。

他们开始认为,美国政府不过是自己手上业务的附属品。现在我们知道,政府由有组织的金钱团体操纵,同被有组织的暴徒控制一样危险。”

我们必须声讨那些意欲利用新冠疫情摧毁所有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生活经济基础的邪恶势力。我们要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只会对积极的、有组织的抗争做出回应。他们没有考虑过实施那些置人于死地的计划的理由,也决不会妥协。

我们要撕下他们的面具(口罩),然后再摘下我们自己的面具(口罩),迎接真理和科学的曙光。

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将会如何被人利用,我们心知肚明。他们不会揭露这场闹剧背后的导演,而是会向当年911惨剧上演之后一样,趁机放任幕后势力压制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的意图表示质疑。他们都是与大财团联系紧密的政客,都要插手在共和国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其实对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乐于视而不见。

如今,严刑峻法正在酝酿当中。《爱国者法案》的限制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一切国内抗议活动,以及一切对于新疫苗接种制度的质疑,都将被视为违法犯罪。

我们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或者乔·拜登先生心怀怨恨。在腐朽不堪的制度之下,他们都已尽力;然而他们并无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并非美国的合法领导人。整个政府都已陷入腐败泥潭,因此大选并不合规合矩。

本应矗立着政府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腐败,沦为了“买票入场”的闹剧场。

那些悲伤的人不过是一群冲浪者,他们试图驾驭突然涌出的乱流,却对这股浪潮的本质一无所知。

当哈佛大学成为高盛集团炒作疫情的工具,当FDA遵照跨国企业的命令推广危险的疫苗,当《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由视我们为草芥的亿万富翁掌控时,我们面对的,可不仅仅是空心人的悲哀与空虚。

今天,我要承担起这份沉重而又无甚回报的使命,呼吁国内外所有道德与责任感尚存的美国人挺身而出、行动起来。

我在此庄严宣誓,要从今日起担负领袖职责,团结所有美国民众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直至合理合法的大选重归美国,直至有更加胜任这一位置的能力出众之人来代替我。

我们需要一位总统,不,一位公民,来对美利坚共和国,对联合国进行彻底变革。

让我来提醒诸位,尽管美国的政治传统与联合国的管理制度以民主为基础,但其根基,其灵魂,其基本理念都与革命有关,可追溯至1776年美国革命,追溯至1860年的反奴革命。我们的传统本来就富有革命性;此时此刻,这一传统更是举足轻重。

让我来为诸位诵读《独立宣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今日的演讲也是另一份《独立宣言》。只是这一次,我们不是要从大英帝国独立,而是要摆脱一个超级富豪及其仆人们在其内暗中为害、被他们操控的金融与投机帝国。

我们在此宣布,脱离这个腐败丛生、掠夺人民的帝国,这个对外战争不断、媒体精于洗脑的帝国,这个为谋利而大肆推广速食与非必需药物的帝国。

当时,我们的开国元勋是这样讲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不言自明:所有人生而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组建政府,使政府的正当权力源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不论何种政府,只要违背了这些宗旨,人民便有权将其加以改造或废除,建立起全新的政府,让新政府以上述原则为基石,以上述形式组织权力,最大可能地给人民以安全与幸福……然而当权者一再滥用职权、篡夺人民权力时,人民有权、有义务,抛弃这样的政府,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没错。民主过程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革命。在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浮夸言论之间漫无目的地左右摇摆不过是自欺欺人,无异于在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间做选择,与所谓的“政治意识”无甚关联。

关于自由,托马斯·杰斐逊曾有一句精辟的论述。

杰斐逊写道:

“自由之树必须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时时浇灌,以使其永葆活力。”

这句话在当时千真万确,于今日更是至理名言。

在将任何人承认为总统之前,我们都必须:

1)列出名单,统计掌控我们国家的超级富豪、投资银行、私募基金和其他寄生性金融机构,同时制定计划,以: a) 将其近日罪行的相关信息公之于众(以应对国家危机为理由,将此信息解密,或者从保密协议中释出);b) 让罪魁祸首(包括斥巨资将自己包装成为人民朋友的富豪)面临刑事指控。

2)从货币与金融领域(美联储)着手,控制经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系。旨在控制全球投机怪兽的计划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一实施。

3)动员民众创办致力于追求真相、不会对敏感话题闭口不谈的新闻媒体,使其迅速取代只为企业金主服务的腐败媒体。

4)建立道德公民国际委员会,监督总统大选及国会选举,保证其公正公开,让民众能够充分参与,阻止企业献金,令所有合格候选人都有机会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提议。

5)为联合国改革提出切实规划,使其成为地球公民真正的地球治理平台,永远将利用该组织谋利、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银行家和超级富豪关在门外。

6)将我们的国家安全工作重点转移至阻止全球投资银行及其伙伴继续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对气候造成不良影响;解决财富过度集中问题,停止对技术,尤其对自动与通讯技术的滥用,让民众的思考能力和生计免遭破坏。

提出要求十分简单,但实现它们绝非易事。

这项工程需要美国乃至全球共同努力,需要有勇有谋之士为我们指引道路,需要大家配合跟随。

我在此自告奋勇,暂时担任这一过程的组织者一职,然而并非为了谋求权力或者财富。我决意效仿辛辛那特斯,可以随时让贤。

未来在你们的手中,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即将组织、领导大家让我们的国家脱胎换骨。然而最终做出决断的,一定是你们。

真理永不止步。

感谢诸位的聆听。

“展望2021:拜登时代 美中关系如何走?” 贝一明 采访

侨报网

2020年 12月 31日

“展望2021:拜登时代 美中关系如何走?”

贝一明 采访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2020年,2021中美关系走势仍为全球热点议题之一。侨报记者专访美国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EmanuelPastreich),解读两国关系最新情况,展望新的一年两国在政治和外交,经济和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应对全球危机四方面的发展趋势。

侨报记者:在特朗普政府即将卸任之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将如何影响新一届政府的行动?

贝一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目光短浅的,是不必要的对抗。特朗普还依赖一些持极端观点的人提供建议,这些人希望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矛盾归咎于中国,比如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和彼得·纳瓦罗(PeterNavarro)。

我个人并不责怪特朗普。这种将美国制定的政策归咎于中国,并忽视跨国公司如何剥削美国和中国的工人的倾向,是美国政治的一种趋势,随着其政治话语质量的下降,这种趋势变得更加糟糕。

侨报记者:拜登政府就职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如何发展?您期待在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异或调整?

贝一明: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拜登政府领导下,我们将拥有更多的专业声音,并填补在特朗普领导下空缺的与中国有关的政府职位,这将在许多方面改善两国关系。拜登曾试图从右派攻击特朗普,暗示特朗普和中国走得太近。这种愤世嫉俗的政治手段表明,即使极端的思想家不再访问白宫,谴责中国的大趋势仍将继续。

侨报记者: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您认为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会有所缓解或改善吗?

贝一明:美中关系越来越不是由这些国家的公民或这些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全球投资银行决定的。他们对利润的残酷追求损害了美国和中国的工人,他们希望美国人和中国人互相生气,而不是着眼于经济体系中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危险,孤立主义者试图切断一切文化和教育联系的行为令人担忧。最好是减少破坏性的贸易,而增加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交流。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拜登政府表现出任何愿景或领导迹象,尽管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我担心政府仍将成为游说者、企业智库和投资银行的囚徒,并且没有能力做必要的事情,即增进两国公民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

经济和贸易

侨报记者:从经济角度看,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脱钩?如果我们看到真正的经济脱钩,这将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交流是否真正脱钩?

贝一明:我并不擅长谈论贸易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必须在各个层面共同努力,为人类创造一个健康的文明,去应对气候变化和财富积累,并为我们地球的未来创造一个典范。我不认为增加贸易是当务之急,我认为中国应提高其在农业上的独立性,美国也应增加国内制造业,但只能扩大由公民经营的地方制造业,而不是由公司控制的制造业。因此,我们需要多一些健康的合作,少一些不健康的勾结。

我并不认为所有领域的脱钩都对中国不利。至于完全脱钩,我确实认为有可能再次将贸易降至最低水平,就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但可能性不大。国际贸易、技术整合,并不是一个由自然决定的自然过程。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必须始终对其进行仔细评估,以确保它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侨报记者:今年年初,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拜登政府上台后,该协议未来将如何发展?

贝一明:很难知道拜登政府将会做的与特朗普政府做的有何不同。然而,他们很可能会遵循贸易和安全政策的大多数一般趋势,但会避免过度耸人听闻的言辞。措辞会更友好。政策将基本不变。问题的一部分将是拜登政府是否能够重启政府——启用政府中有能力承担复杂任务的人——而不是把一切都外包给咨询公司。对于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很乐观,因此两国关系将受到限制。

侨报记者:2021年美中两国在经贸方面有哪些可能性的合作和潜在的共同利益?

贝一明: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肯定希望两国将重点放在关注气候变化和经济以及财富的集中。这两个矛盾已达到了严重的危机程度,但政府之间的会议甚至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

文化交流

侨报记者:美中两国是否有机会保持或加强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交流?

贝一明:世界与美国之间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密切合作极其重要,这是建立紧密联系的最好方式。可悲的是,教育和科研如今已经牺牲为反华政治的一部分,这种政治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想象中的“中国威胁”,这是关于种族和文化(而非经济和政治)的本质主义论。我不确定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会怎样发展。

侨报记者: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去年降至最低点。您预计明年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证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

贝一明:当务之急是要增加在美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数量,同时增加在 华工 作的美国学者和学生数量。我认为拜登政府对这种变化的态度会更加开放。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阻止对中国和全世界的“新冠肺炎”限制措施。我很担心,他们现在采取的隔离措施比特朗普政府更加严格。

侨报记者:您认为美中两国大学和学术机构应如何加强和改进各自的研究和教育交流方式?

贝一明:加强美中两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合作的举措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举。我只想说,首先,不要再把教育和科研当成一笔生意。教育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把两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聚集在一起,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可怕威胁提出解决方案。美中两国应携手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为了挣钱。如果技术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推动技术进步。如果技术会破坏环境,那么我们必须摒弃它。我们需要有职业操守的美中专家联手,共同做出这些艰难的决策。

应对全球危机

侨报记者:美中两国之间会在哪些方面携手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危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

贝一明: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和恐慌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科学和长期的计划已经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受到美国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可怕报告的影响,这些报告并没有科学依据。我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重新回到起点,共同就新冠肺炎疫情等疾病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客观地表明这是否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并且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是恰当的。这种对新冠肺炎疫情目光短浅地关注导致对其他更重要领域的忽视,这场危机必须立即得到纠正。我希望中国能发挥领导作用。

侨报记者:我们能预期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在解决“疫情”问题上的摩擦会有所改善?您对两国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以及未来的大流行病方面开展新的合作有何建议?

贝一明:疫情被非理性地用来制造摩擦,破坏两国之间的一切往来和交流。那些说这种疾病并不那么严重的美国专家同时试图将这种疾病归咎于中国。

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回归基础,并由中国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客观、科学地开展调查,致力于寻找真相,这不包括与制药公司、投资银行和散布恐慌的腐败企业媒体有关的任何人。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由真正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我们才将看到一些真正的进展。

侨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在美中两国之间可能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领域。您是否看到(两国)全面合作的潜力,还是您认为政治和情绪会限制这种潜力?您对美中之间疫苗合作的可能性有何看法?

贝一明: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是美中之间科学合作的重点。我希望这种合作是科学的,而不是为了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此类研究也不应仅限于新冠肺炎,研究应扩展到所有领域,让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方式评估什么是真正的威胁。如果美中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们认定新冠肺炎不是那么严重的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其他真正的威胁。

关于疫苗的开发,我们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跨国公司正在推进他们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尽管人们对这种疫苗将如何用于人们尚未完全了解的疾病存有极大疑惑。大多数科学家都表示“等待”。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并回归到科学中,我们将损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并使今后所有全球合作都变得困难。因此,美中医药合作必须是科学和透明的。(完)

“投资银行与人们对石油的隐性依赖”

多维新闻

“投资银行与人们对石油的隐性依赖”

2020年12月 2日

贝一明

我亲眼见到了如此可悲的一幕:格蕾塔·桑伯格所带领的高中生以及其他气候活动家们要求各位政治领导人调整政策,后者痛心地表达了歉意,且做出了令人欣慰的承诺;然而这群年轻人最后却惊讶地发现六个月,乃至一年后,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场闹剧绝非偶然之事,而是推行某种系统性策略的结果:大众被媒体和教材误导,对国家如何决策、人们为何拿气候灾难无可奈何等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其实为美国做出所有重大决策的,并非各个州与州政府,而是银行和企业财团。在电视上露面的政治领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并不比当红小丑对杂牌马戏团上演节目的决定作用大。

让我们从基本问题谈起:全球经济已被少数投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机构以及超级富豪接管;其中超级富豪的作用最为重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方向都是由上述机构与个人决定,再经由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传达给下层的政坛人士的。

冷战结束后,一种全球系统应时而生;在经济与政策问题上,严肃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分析在该系统中并无立锥之地。对于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媒体、课本和著名专家的文章不会提供任何批判性、甚至是与主流相悖的观点。对国家未来的深刻思考已经无迹可寻。

我们最多只能听到各方对政客们的抱怨。大家忽略了制度的弊病,认为全部问题都应归咎于特定人群的自私,与治理方面的缺陷无关。

在进入时局动荡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苏联和中国的体制并不完美,但它们起码拥有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能够迫使西方学者对世界开展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正是这样的思想交锋让我们得以安不忘危。然而自那以后,我们却在关键时刻一睡不起。

各路新闻已经沦为耸人听闻的空洞报道。大多数新闻都视误导民众、蛊惑人心为己任,将传达事实、启发民智等职责弃之不顾。教育如出一辙,不再把道德、科学当做重中之重,放弃了对真相的追求。

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政坛人士已化身为艺人和小丑,他们灌输给公众的,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垃圾。曾经挥斥方遒的知识阶层如今只能为不知所云的学术性期刊撰写文章,根本无法切实参与政策决策。

鸠占鹊巢的,是全球投资银行及其代理。

此外,科技的进步催生出大批超级计算机,它们才是投资银行真正的幕后主导,可以无情地精确计算出每一滴水、亚马孙雨林中每一棵树,以及世界上每一位工人的价值。所有长期计划的制定宗旨,只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掠夺自然,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和复杂算法来迷惑、误导民众,让他们对当下的困局一无所知。

对于超级计算机而言,哪怕地球在二十年后化作不毛的炼狱也无关紧要,只有暴利才举足轻重。

这些投资银行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择手段地确保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都为它们持有股份的跨国企业制造利润。它们不希望人们为自己生产食物、能源、文化内容,不希望人们创建自己的组织。同样地,它们还在尽力保证这一经济寄生系统不为人所知、不会在媒体和学术研究中得到严肃对待。

吃东西、喝水、旅行、接受教育、求医问药、葬于墓地——不论民众生活的哪一方面涉及到货币交易,银行家们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诸位,银行家们不想让你们吃用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食物,不想让你们使用自己双手创造的工具、家具和居所,不想让你们用自己家后院种出来的药草治病,不希望你们自行创作艺术品、写出小说、拍摄电影、编排戏剧,供自己和朋友们尽情欣赏、自娱自乐。

而他们最最反对的,是大家自己生产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他们希望人们对石油欲罢不能。

石油是保证投资银行能够在人们每次需要使用能源时都可获利的主要工具——尽管它们也控制了煤矿和铀矿,且通过尽量推后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来对这种能源加以限制。

银行家们不希望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食物和人们所需的绝大多数物品都是自己产出的,无需往投资银行扔一美分。

投资银行四处撒钱,收买各个领域的专家为创造对石油依赖至深的世界造势。

是它们规划出大家所居住的城市,是它们规定了从幼儿到老人的生活之中一切事务的轻重缓急,是它们替由汽车飞机主宰、由浪费消耗定义的世界涂脂抹粉。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大家无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无法想象没有石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同时,各家投资银行及其旗下企业还会收买作家、顾问和政客,使消耗石油的可怕后果避人耳目,让大家绝不会将目前的环境危机与石油的使用联系在一起。政坛之中的政策讨论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质问使用石油的长远代价为何。

如果想要使地球摆脱气候危机,我们首先必须让所有民众知道是谁以及为何要逼迫大家对石油产生依赖。一定要让他们了解有哪些银行和超级富豪参与其中,原因为何;要让他们知晓为使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这群规则的操纵者采用了何种手段。

一旦高盛、贝莱德、美国银行、摩根史丹利等投资银行秘而不宣的策略曝光,一旦沃伦·巴菲特、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公众面前的“正人君子”针对矿物燃料产业所做的巨额投资被公之于众,这些机构以及富豪的阴谋和真正企图便会大白于天下。

投资银行的企图

八十年来,国际投资银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玩弄手段,以使各大产油国由自私的独裁者统治,令这些国家通过销售石油而创造的利润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回这些银行操控的金融机构。它们想要建立的,是离开石油生产便无法生存的政治经济体,其结果是这些产油国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阻止石油消费受到限制。我们可能会对沙特阿拉伯严词苛责,但其背后的黑手却在华尔街毫发未损。

令产油国对石油收入产生依赖这一策略是通过削弱其经济多元性来实现的。势力强大的国际银行已经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尼日利亚变成了文化单一、缺乏自我意识的知识和文化废墟,而多元文化和自我意识恰恰是摆脱石油经济所必需的要素。

这些国家堪为可悲,其统治者也有名无实。它们在自己所知的唯一一项事业上埋头苦干,释放着有毒有害的污染物,为人类挖掘着坟墓。然而为这一切编写脚本的人不是它们自己,而是各位银行家。

当然,投资银行也在编造情节复杂的讹言谎语,说伦敦、纽约、莫斯科、北京等地的投资银行正在激烈交锋,让听众们相信各方正在为求变而斗争。然而它们之间的争斗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会触及整个系统。

石油与安全之惑

通过石油汲取财富的投资银行会出资协助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研究、制定政策建议。于是虚假报告纷纷出炉,称为石油生产与环球运输保驾护航是美国军队的基本职责。

换而言之,此类关于安全问题的讨论都阐述了一个观点:美国要依赖石油进口,应通过军事手段来保护石油产业。

至于通过全面普及可持续能源、大幅降低能源消耗来解决安全问题的可能性,这些报告却只字未提。

此类存在明显倾向的研究旨在完全从保护石油产业的角度来定义美国军队的职能。在跨国银行的资助下,研究机构做出了这样的安全分析:美国必须斥巨资开发制造轮船、飞机、导弹和卫星,为能源资源的全球运输提供保护。

此外,美国军方也已沦为石油的重要消费方,比起其他国家来,其石油使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说毫不夸张:美国军队已经过暗中改造,一方面消耗着大量石油,一方面向各大银行输送着利润,而这些银行所资助的企业,正是战斗机、坦克以及其他军备的石油供应商。

军队职能遭到扭曲,意味着能够将气候变化作为严重威胁来讨论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寥寥无几。如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一般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已经遭受了残酷打击。

美国军方的一切规划都为其想象中的、会耗费大量石油的未来战争而做。

货币与石油

石油的定价与销售会为控制相关过程的跨国投资银行带来丰厚利润。为使石油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过重组。投资银行有意将美国制造业外包出去,大大提高了石油控制权对国家经济健康的重要性。

美元不再由黄金储备支撑,美国债台高筑,美国资产的价值一落千丈,其结果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财富变成了以美元出售的石油。他国旨在停止以美元定价石油的动作被严厉抵制,甚至常常招致军事行动。

倘若全球的石油销售完全与美元脱钩,那么美国的恶性通胀即会随之而来——其实这一过程已经开始。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正在采取行动,令石油销售以其他货币结算。此举不仅增加了战争爆发的风险,而且迫使美国更加疯狂地使用危险的水力压裂法在境内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种开采方法会对水源造成几代都无法消除的污染,而他们一心追求的,只是保持美元的石油结算货币地位。

石油与农业

投资银行早就发现食物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决意插手食物生产的每一环节,使民众无法消费不会给它们带来利润的食物。

美国农业的方方面面都已同石油紧缚在一起。受政府补贴的产业化农业需要大量使用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杀虫剂和肥料。家庭农场已被摧毁殆尽,如今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为给跨国公司生产利润而耕种的。

为了提振石油消费,美国农业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动化与机械化。农产品由卡车运往各州各市,由轮船载向各个国家,这一过程无疑会消耗大量石油。人们误以为石油是食物生产的必要物资;政客们在做农业生产力的相关论述时,也狡辩称地方农业太过落后、生产效率太过低下。

民众别无他法,只能消费利用石油生产出来的食物。即使人们为保护环境只吃蔬菜也无法摆脱石油的束缚:不谈其种植和运输,单单塑料包装便是石油工业的产物,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即使社会主义人士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一观点再正常不过:我们必须进出口食物、使用会耗费巨量煤炭石油的货轮来运输食物。无人开展国际合作来估算上述农产品国际贸易给环境造成的破坏;恰恰相反,大家普遍认为石油消耗量的增加是积极的信号。

奢侈品崇拜与“唯我独尊”的观念

我们之所以将过度消耗能源作为丰富生活的必需之举,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电视、布告牌、报纸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广告裹挟。这些广告大肆宣扬中上层阶级与富豪的生活有多么光鲜,告诉受众过上大量浪费资源的生活是值得自豪之事。在我们被迫观看的商业广告中,人们住着一尘不染的豪宅,孑然独处,与邻隔绝,以豪车代步。

大家已经对电影中人们一边开车一边认真对话的场景司空见惯。

这些画面暗示我们,价值的创造与自我实现要通过浪费来达成。也就是说,它们在劝诱我们把这些荒诞的画面当做典范来顶礼膜拜。

它们鼓吹奢侈浪费,旨在为超级富豪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辩护,文过饰非。它们给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杰夫·贝佐斯和比尔盖茨之流是值得效仿的榜样,而非招摇过市的罪犯。

我们每每翻开杂志,时装、汽车和度假区的广告便会涌到面前。其实这些广告的发布宗旨不是推销某种商品或者服务,而是创造一种以浪费为荣、将种种乱象当做过眼云烟的浅薄文化。

以发布广告作为收入来源的报纸和杂志也在不断通过各种内容来提振消费,同时对质疑这种浪费现象的报道加以大肆贬斥。

对“自动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狂热迷信

为了使人们相信社会的迅速自动化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量资金被注入了广告业、媒体和娱乐圈。相同的手段也被用于掩盖当前新型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与政治动向——这场斗争旨在摧毁工人手上的一切资源,却被广告商们极力粉饰、美其名曰“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是一场运动。它裹挟着无辜的年轻人,怂恿他们为一个由机器操控的世界努力学习、添砖加瓦,却从不鼓励他们深入思考这样的世界是否真的有益于人类、谁是这场巨变的真正受益方。他们告诉我们,一旦全面实现自动化,生活会变得更为便利、更为高端,更具创意。然而我们从未听说,坚持利用煤炭、石油和铀来为这样的世界提供能源,人类将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广告商和被投资银行收买的专家告诉人们,用以实现新时代全面自动化的能源完全免费,至于处处联网的世界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需要多少能源,生产这些能源会对环境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这些话题则是不可触及的雷区。

将数据库和服务器机群转交给印度等国家的外包操作使富裕国家的人们得以利用由第三世界国家的煤和石油所产生的能源。然而气候的变化不分国界。

实际上,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人造”才是更好的选择。然而这一事实同样是禁忌话题。

伪称人工智能革命是上帝不可违抗的旨意,要求人们必须用“智能化城市”来代替我们所居住的温馨社区——这一切都是一场会将我们的年轻人推向残酷黯淡未来的骗局。收受丰厚研究经费、为这场骗局背书的科学家如此之多,说明美国社会道德崩坏的程度已不亚于行将没落的罗马帝国。

缓兵之计

投资银行的爪牙们最为偏爱的手段之一,便是高调宣传针对气候变化所开展的讨论,使参与者们有机会放纵自我、得到媒体的赞誉,但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巴黎协定》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然而民主党近日里表示,重返该协议将是极具意义的重要进步,这件事可谓讽刺至极。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正在推动各种气候协议落地。这些协议透露出的观点是:到2050年——走运的话,便是到2030年,各国的能源使用模式即可神奇地实现可持续化。2030年和2050年如此遥远,而政府的长期规划职能已被私有化操作严重削弱,因此上述声明不过是一纸空谈。为石油产业相关利益方服务的公共关系公司也很乐意宣传这些看似重大的事件,给民众造成各方正在努力采取行动的假象。

关于增长和消费的弥天大谎

为了让民众只能看到股市指数、增长额、消费量等用于描述经济状况的统计数据,投资银行和企业财团简直使尽了浑身解数。这些指标其实同经济毫无关联,而且并没有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长期影响纳入考虑。

他们说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为了提振消费,我们必须耗费产品、抛弃旧物。

在这些扭曲观念诞生之前,人类便已生存了几百万年之久。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讨论的“增长”与“消费”都与能源的消费,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有关。

所谓“增长”的逻辑扭曲至极:倘若人们建造能够居住五十年的房屋,穿五十年不破的衣服,真正地循环利用各种物品,“经济增长”便会受到影响。

如果民众回归简朴生活,通过读书、写作、绘画、音乐和深入交流来拓展灵魂,我们便可重建健康的可持续社会,同时还能降低污染。

然而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健康社会简直是灾祸之源:股市会一蹶不振,媒体会把血淋淋的事实呈现于人们眼前。

节俭、谦逊、自立、稳重等美德已无人强调。进步人士和保守派都在为不断拉低人类体验的“一次性”文化摇旗呐喊。

金钱、资产与石油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金钱关乎退休生活;他们在停止工作之后还需要一笔收入。早年间,雇主必须为员工支付养老金。然而自从华尔街接管美国经济以来,劳动人员便不得不将退休基金投入股市,依靠跨国企业产出的利润来维持生计。

金融机构令民众别无选择,只能为保障未来的退休生活购买股票和债券,而这些金融产品与能源的消费,尤其是石油的消费紧密相关。

现行经济系统要求民众将自己的钱投入资金池,为消费型经济助燃;妄图摆脱这种制度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于是纳税制度应运而生。即便那些自诩为“环保企业”的公司都会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耗费大量资源。

对国际贸易的宣传

国际贸易是气候变化相关讨论的一大禁忌话题。其实愿意挺身而出,呼吁终结当前交易与运输体系的气候活动人士寥寥无几。为了追求边际利润,人们通过现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运送原材料、各种组件与成品,对环境造成了残酷破坏。

人们认为鼓励贸易、以政府补贴来奖励贸易,对每个人都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像朝鲜一样限制贸易的国家则是人人唾弃的“隐士王国”。

谁质疑自由贸易观念,谁就会被贬斥为勒德分子乃至被时代抛弃之人。

然而,哪怕是人人都深信不疑的谎言,也永远不会成为真理。

远跨重洋运输产品会耗费巨量石油与煤炭,而进口目的地生产这些产品原本绝非难事。被投资银行豢养的专家当然会对跨洋运输的成本以及跨国生产给地方经济造成的破坏三缄其口。

于是,我们在一无所知、未曾同意的情况下,被抛入了一个专为石油生产商制造利润的体系。

当权者极采取了极为自私的手段,让美国民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准备同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开战,要么接受与冷血跨国企业控制之下的国家开展经济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同石油的生产消费息息相关的经济交流。

这一腐败的体系永远不会指给我们第三条路走。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之下,美国绝不可能同产油国结成和平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美国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开展科学、文化和教育合作的空间。

城市规划与交通

投资银行及其旗下的企业会雇佣不计其数的说客、律师和前政府官员来给城市各方面规划的决策者施加压力。他们还为大批有名无实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让后者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信民众急需高速公路、购物商城和崭新的主宅开发区——这些项目都是由税款来补贴的。民众的财产大多被房地产占压,倘若交通不便,房产价值会大幅缩水——这一切绝非偶然。

政客们就城市规划开展的游说颇有成效。交通便利与否成为了城市设计的中心问题;支出巨额高速公路维护费用被当做理所应当之事,即使存在资金问题时,这笔费用都无人提及。因此汽车尾气污染导致癌症频发、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汹涌车流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等问题被急于从矿物燃料企业提供的资金中获利的城市规划者、政客和专家们小心翼翼地遮挡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

新建造的房屋窗子都很大,这种设计虽然浪费能源,却被奉为时尚。新冠疫情当前,政府告知我们应当戴上口罩;然而即使气候灾难迫在眉睫,各栋建筑却依然没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

以无车人士为主角的电视剧和电影寥寥无几。不论是电影还是新闻报道,都把住豪宅、过奢侈生活刻画为成功的象征。

这完全是一场阴谋。在人们离不开汽车的同时,美国制造行业中尚存的体面工作岗位都与汽车、飞机和依靠石油驱动的国防装备的生产有关。

国家制度已经被人操纵。在一个汽车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人们一旦离开石油,不仅生活会受到影响,而且会丧失大量稳定的收入来源。

消费观念

在石油普及之前,对消费观念的宣扬便已持续千百年之久——即使这种做法有悖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其中的关窍显而易见:财阀斥巨资美化消费,令知识阶层沉浸其中,无暇考虑财产和消费以外的事,从而放弃对社会乃至对彼此的责任感。

蜂拥而至的广告告诉我们,对维持社会地位而言,形象、时装、化妆品、旅行、汽车和美食至关重要。在这种扭曲的文化中,对家人、社会、乃至全人类尊严的关怀,还有正直、节俭、谦逊、善良等美德被人不屑一顾,甚至当做笑柄。

塑料的广泛使用

投资银行正在暗中让塑料渗透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掩盖微塑料毒害海洋、河流、土壤的相关信息——此为实现其提升石油使用量这一目的重要步骤。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制造塑料的原料是由石油裂解而成的石脑油,不知道被弃置的塑料制品会对环境造成何种伤害。

超市、餐厅、百货店和我们冰箱中的一切都用塑料制品包装、以塑料制品储藏、或者含有塑料成分。毫不夸张地讲,在很多地区,人们如果坚持不碰塑料,最终恐怕会无以为食。

关于塑料的危害性,他们谎话连篇,还设置了所谓的“塑料回收箱”,而他们明明知道,塑料根本无法投入任何一种具有真正意义的循环利用。他们永远不会告诉我们使用塑料的后果无异于向大海中倾倒原油,不会告诉我们用塑料瓶、塑料盒储藏液体和食物存在健康隐患。

对飞机的大力宣传

每一部动作电影都是一支大型飞机广告,而飞机恰恰是目前所知的最大能源浪费源。我们被媒体和电影洗脑,相信乘飞机出行不仅毫无害处,而且可以彰显社会地位。

说客们告诉民众,拥有机场的城市才会被人重视。

飞机对气候造成的可怕影响却被隐而不宣。

尽管乘坐风力船、火车甚至齐柏林飞艇成本更为低廉,碳排放更少,但这一话题却甚少有人提及。给飞机装上太阳能电池板便可大幅减少汽油的使用量,但这一手段也从未投入使用。

外交官们乘着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探讨气候问题的解决之道,而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而愈演愈烈。

能源教育的失真

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教育内容都已被人把持,目的是使其脱离科学分析与客观思考,保证气候变化不被人们当做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是难得地提到了气候变化的课本,也表示应当慢慢地将石油和煤炭移除出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一门课、任何一版课本表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立即停止使用矿物燃料。

投资银行通过私有化操作削弱了政府,导致如今大学的科研和教育要依赖于企业、基金会和富豪的资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资助方都对关于矿物燃料及其危害性的严肃讨论敏感至极。

资助方暗藏于心的意图是让研究人员避免就可能影响相关企业获利的争议性话题开展讨论——查尔斯·科赫基金会甚至已经堂而皇之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便意味着学术机构根本不会组织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讨论。

美国各个院校一群无耻的学者绞尽脑汁地为主流期刊撰写文章,暗示即使等到2050年将美国变为“碳平衡”国家也没有任何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改变当前以消费、浪费为荣的文化。

他们毫无价值的文章描述了在未来几十年内普及太阳能和风能的缓慢过程,对只是用无形能源替代矿物燃料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大加赞扬。这样的研究可以得到众多企业的资助,广受大众杂志和学术期刊的好评,其结果是有关气候变化危险性的真正科学研究被排挤在外,无人问津。

经济学圈是最令人作呕的领域。所谓专家只重视短期增长,且将股市状况作为经济健康的晴雨表。在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乃至二百年内汽车及工厂排放、煤炭石油生产以及微塑料在海洋中扩散的不良后果,还有水力压裂开采和掘矿对水源的破坏等内容绝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堂经济学课上。

为什么?因为倘若从长远角度来评估石油的收益性,人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人类的经济福祉,应当马上停止使用它。如今科学研究已被从经济伪科学中剔除,即使是自诩为进步人士的学者也绝不涉足其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是教育业的直接延伸;新闻是大多数民众了解世界、解读周遭动向的唯一渠道。企业和投资银行对新闻业界严防死守,让民众失去了接触重大问题相关资讯的机会。

二十年来为民众提供免费与廉价信息的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站都已被企业收买。

上述媒体为获利而进行的活动并非展示真相,而是为取悦企业客户误导公众。企业支付大笔广告费不是为了销售商品,而是要奖励媒体培养出了温驯的民众。

过去的三年中,企业财团变本加厉,将媒体用作削弱民众智识、粉饰残酷真相的的武器和工具,以此来造成一种各方已就经济与环境破坏问题达成共识的假象。

推广石油并非主流媒体给全国民众洗脑的唯一议程,但仍然是表象背后的势在必行之事。

气候变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媒体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天气的变化都被媒体诠释为与当前经济体系无关的“非正常现象”。

媒体从来不拿每日气温同十年、五十年之前的温度相比较。新闻节目的受众被肤浅的资讯接连轰炸,最后失去了集中精力思考和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

对无能领导人的推崇

投资银行和企业对只求升官发财、无心改善社会的政坛及非政府组织领袖有一种偏爱。这样的领导人会培养出一群自我感觉良好的拥趸,同时又无法建立能够自给自足、不依靠企业资助也可运营、致力于解决真正问题的组织。

民主、共和两党也培育出许多寄生性的非政府组织用作各种民众行动的墓地。

为了确保有能力集合民众成立独立组织,不受企业豢养的媒体、智库大学内专家左右,自行设立目标的团体领袖无法进入政坛,投资银行简直不择手段。

于是政治场上“领导能力”的意义变成了能否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投资银行筹到资金,而非是否可以组织、启迪民众。

对冒牌环保运动的资助

投资银行会确保任何一场旨在遏制石油使用、普及气候危机相关知识的运动都以最为无效的方式、由组织不力的团体开展;这些团体只向民众讨要捐助,却不允许捐助人参与决策过程、主动出击。这些非政府组织将真正的决策权交给了绝不会越过强势的投资银行擅自做主的华盛顿内部人士。

在他们的刻意操控之下,绿色和平组织、350.org等非官方环保组织对富豪或企业的捐助依赖至深,以致于将普通捐赠者的意见弃之不顾。稍为激进、更为合理的政策,即使能够得到其成员的广泛支持,最终也不会被采纳。

让人们了解气候变化与矿物燃料的危害根本无需花费巨资,只要挨家挨户地告知他们真相即可。随后便能够邀请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将其发展成为富有行动力和影响力的社团。

然而为了使上述运动无人组织、不被关注、无法持续,投资银行在幕后投入的资金有数十亿美元之多。

非官方环保组织知道,除非表示矿物燃料的淘汰可慢慢进行,强调替代性能源可以同煤炭石油媲美,否则自己将永远不会受到腐败媒体的关注。

在资金的制约下,这些组织无力对污染环境、推广危险物质的企业提出刑事指控,更不用说提议没收它们的资产。

非但如此,这些接受了资助的组织还误导公众,让他们以为只需改变日常生活方式(比如驾驶混合动力汽车、成为素食主义者)便足以阻止气候变化。这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在刻意避免讨论推广危险能源的最终受益者是谁。

所谓的环保运动一般会通过媒体捧出几位名人,却不屑于在地方建立强大的组织;这便意味着所谓的非官方环保团体常常是空壳组织。它们会告诉大家做这做那,但我们想召唤它们、同组织负责人接触时,听到的只会是预先录好的语音提示。

这些环保组织不会告诉我们增长、消费、股市和贸易并非衡量幸福的指标,只是权贵阶层为自己的利益捏造、宣扬的概念。

拆除隔离区!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拆除隔离区!

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 6月 25日

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作于 南韩 临津阁

整整七十年前,朝鲜人民志愿军大举南下,对朝鲜半岛南部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朝鲜人民看来,把“侵略”一词换为“解放”或许更为妥当。韩朝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后果,是美苏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斗争的遗祸。当时曾经有力推动反法西斯斗争的旧有国际治理体系已淡出历史舞台,美国与苏联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当建立全新全球治理框架,进而针锋相对。两国也曾为反抗法西斯势力而结为盟友;冷血残酷的法西斯分子为逞私欲而发动了一场场大规模屠杀,他们奉行纳粹种族主义,认为许多人种根本不配拥有权利,哪怕是生存的权利。

朝鲜对韩国的入侵并非两国冲突的起点,却改变了两国冲突的性质。要让美国拥有光明的未来,要让美国继续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正视、了解七十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至关重要。

美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何种角色,以及它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一个为成为亚洲问题专家而钻研多年,致力于了解亚洲、为亚洲的明天做出切实贡献的美国人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美国人以及美国的机构组织为改善朝鲜半岛人民生活而努力付出的事例历历在目,但美国仍有许多不甚友好的活动让人无法释怀。

美国正走在极端孤立主义的回头路上,其主流媒体充斥着种族主义话语与反亚洲言论。非但如此,美国还屡次将对韩销售武器作为向该国履行承诺的前提条件,且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与朝鲜威胁论。因此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其所有的义举都会被反美浪潮所淹没,而且许多人对美国的反感并非毫无道理。目前巨浪的潮头已经袭来。

然而我们绝不可以靠高举美国大旗、强词夺理来应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在东亚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更将在世界范围内一筹莫展。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谴责美国极具种族主义色彩和破坏性的举动,指斥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腐败和堕落,同时以全新视角展望美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应当发挥的作用,彻底摒除煽动冲突、竞争、霸凌与消费的危险痼疾。我们可以,也必须以合作、共存、气候科学和文化交流为基石,构想未来。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志愿军经开城向首尔进发、经春川攻至洪川、经江陵开往浦项的时刻。整个朝鲜半岛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变;家人无法团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这场历史上平民死亡率最高的战争中丧生;一切都无法回归正常。此刻,在等待生活恢复如常,等待能像以往一样工作、出行之时,我总会不禁联想到七十年前朝鲜半岛所经历的可怕变故。

朝韩两国的龃龉摩擦由来已久。1948年4月3日,在济州岛民众为反对李承晚政府而举行的抗争中,数万人失去了生命。该事件无异于一场战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平壤的基督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对抗也导致了灾难性的悲惨后果。朝韩冲突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而这样的斗争也曾在中国、越南甚至日本以更为公开的方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

其实早在1950年6月25日之前,亚洲地区政治文化斗争的本质便已开始发生变化。1948年中国经济的崩盘与国民党的溃败导致了其政治格局的转型。1949年10月3日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之后,美国在国内党派的推动下同反法西斯盟友苏联渐行渐远,也不再刻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美国亲商团体上下奔走,想促使美国与大英帝国建立紧密联系,接过原本以英国为主导、当时业已衰败的全球体系,借此攫取权力与经济利益。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人种优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埋葬在愤世嫉俗的、以“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为主要论调的运动当中。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消除各种政治、经济方面复杂的可能性,让美国成为全球反共活动的基地。最后华盛顿做出了悲剧性的选择。

做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未能充分认识其弘扬国际主义的神圣使命;招致险恶、另类的全球主义的大门由此而开,美国也因此陷入了危险的境地。非但如此。由金九领导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亚洲其他韩国团体所提出的建立一个文化开明、政治开放、不受殖民主义枷锁束缚、独立统一的韩国的梦想也被搁置一旁。美国寻求理性、合作的声音均被压制所谓政治“左翼”言论的运动扼杀殆尽。

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以荡清美国国内为追求和平而力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有识之士为己任。当时最骇人听闻的,便是当局对优秀汉学家欧文·拉蒂摩尔的迫害;而拉蒂摩尔有此遭遇,只因为他在努力调查真相。这场运动令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化作泡影,也永久改变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曾由许多美国仁人志士大力支持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被彻底葬送。

如今,七十年后,我们又身处何种境遇?美国仍在韩国驻扎有多支军队,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华盛顿与首尔的政治机构都认为,美国军队必须常驻韩国。至于驻韩美军何时回国,朝鲜半岛何时统一,根本无人构想。

关于美国在海外驻军长达七十年一事,美国宪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韩国掏出大笔资金,否则美国将撤回驻韩军队——说这番话时,他代表的是想对韩国人进一步压榨盘剥的、愤世嫉俗的利益集团,然而一个深刻的真相也呼之欲出:美国绝不该在韩国驻扎军队;军事联盟关系需要以战争状态来维系,不可依靠它来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真正主旨,应当是增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以及增进对当前时代真正危机及其应对之法的了解。

今天,做为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我想就美韩邦交提出愿景,展望两国关系从今时今日,从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纪念日起将达到何种深度。

我们将鼓励韩美两国民众竭诚合作,共同面对二十一世纪真正的安全挑战。朝鲜开发核武这一问题并非我们要解决的当务之急;除非美国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各项原则,制定计划,迅速销毁境内尚存的所有危险核武,否则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阴云将永无散去之日。

美国人民在朝鲜半岛上的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于韩国民众。事实上,美国人应当同所有智勇双全、热爱和平的人士合作,为朝鲜半岛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论他们是在韩国、朝鲜、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在美国。

安全保障将是此项事业的关键一环,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安全”一词。

在天启四骑士现身之际,世界各国都必须予以应对,重视安保问题。应对之策应当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殊途同归,而不能使50年代朝鲜半岛分裂的悲剧重演。这种可悲的分裂状态必须立即终止,韩朝必须马上破镜重圆,就在今天!

那么,我所说的“天启四骑士”究竟是何身份?鉴于当下种种,“天启”一词绝非夸张之语,也不再归原教旨主义者所专属。“哈利路亚,我相信!”

第一名骑士是气候环境的崩溃、海洋的衰亡、沙漠的蔓延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的残酷破坏——邀请它降世的,是人类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

第二名骑士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巨量财富迅速流向少数富豪手中,而他们此刻正在谋划通过超级计算机网络来彻底控制金融系统与货币,为牟取利益、为取乐而创造无需人工的经济体系。

第三名天启骑士是技术的更新换代。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成为了消极被动的动物,失去了所有能动能力,无法开展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及令这一退化过程更为迅速,而其背后的目的是让少数人进一步获利,同时通过宣扬消费文化来愚化民众。

第四名骑士是国民经济的极端军事化。这一过程一般会避开民众的视线,但不加节制的全球性军备竞赛已经因其而在陆地、海洋、甚至太空领域开启,很可能会招致全人类的末日。

众多危机愈演愈烈,全世界都必须予以关注,设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可以持续的未来——这也是美、朝、韩开展合作的中心原则。更直白地讲,倘若同韩朝的某项合作无法迅速、切实地解决上述问题,或者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直接关联,那么这项合作就应当终止。我们没有多余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来从事与拯救人类这一首要使命无关的事情。

最后,朝鲜半岛的统一会为我们带来五百年一遇的重大机遇,让当地民众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奠定下基础。这个国家不仅会让其百姓欢欣鼓舞,更能给全体地球公民以崭新的希望。

韩朝民众可以大规模建立全新体制——这一点其他国家无法轻易做到,因为朝鲜半岛正在经历全面转型。他们可以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创造以民为本,而非以国际投资银行为本的金融系统,诚实、勇敢地践行国际主义,与他国人民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朝鲜人民节俭低调的生活并非一定要被盲目消费或草率的经济发展所代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朝鲜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彻底摆脱矿物燃料的国家,完全有底气不去开采埋藏在森林与土地下方的矿物与煤炭,避免它们被跨国企业染指——人和生态环境远远比金钱珍贵。

这种重视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以及道德哲学的传统在朝鲜半岛拥有悠久的历史。我曾偶然了解过韩语中的“弘益”(广泛施善,让社会大众受益)、“书生”(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优秀学者)等概念。这些理念将帮助韩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根本无法通过投资银行或者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

美国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身在美国、热爱和平与自由、反对极权主义、有志阻止我们的生态环境毁于一旦的人们,必须像我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做过的那样,与世界人民一起群策群力、风雨同舟。我们即将面对一场苦战,但这场战斗能够鼓舞人心,以追求真理为宗旨,以科学的政策方针为基石,可以让美国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重新焕发光辉——自那段黑暗时期以来,它已经被尘封得太久太久。

这就意味着拆除隔离区,意味着向立志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人们伸出手去,意味着为朝鲜半岛,为东北亚,为世界开启全新的未来。

唐纳德·特朗普的花言巧语,尤其是他那句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我无法苟同。然而我可以说,在全体韩朝民众、东北亚人民以及宝贵地球所有居民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通力合作,为灰心失意、深受压迫的人们带去希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迈出让美国走上复兴之路的第一步。

贝一明

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2020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