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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 국정원 개혁을 위한 10가지 원칙” 중앙일보 2017년 3월 15일

중앙일보

“한국 국정원 개혁을 위한 10가지 원칙”

2017년 3월 15일

임마누엘 페스트라이쉬

 

 

헌법재판소를 불법 사찰했다는 루머가 국가정보원을 다시 스포트라이트 속으로 밀어 넣었다.

이번에는 정보기관 개혁이 정쟁거리나 선정적인 기사거리가 아니라 국가안보 주제로 부상할 수 있다. 우리는 정보기관이 믿을 만하고 정확한 정보를 입법자들과 시민에게 제공하도록 만들 방안을 대승적으로 살펴야 한다. ‘가짜 뉴스’ 같은 왜곡된 정보가 판치는 인터넷 정글의 시대에 정책 안정성을 확보하고 선정주의적 매체에 대한 관리들의 의존도를 줄이려면 더더욱 정확하고 객관적인 정보 출처가 필요하다.

쉽지 않은 개혁을 위한 원칙이 몇 가지 있다. 첫째, 최고 인재들이 당장의 정치적인 이득보다는 실제 도전에 맞서야 한다. 미국은 9•11 테러 이후 막대한 자금을 정보 분야에 쏟아부어 획기적 발전을 거두는가 싶더니 이내 질적인 저하가 발생했다. 정보분석의 핵심인 ‘인간’이 등한시됐다. 정치권의 눈을 사로잡은 것은 수십억 달러 프로젝트에 포함된 컴퓨터와 인공위성이었다. 컴퓨터 기술력도 중요하지만 한국은 컴퓨터가 우리를 미혹하도록 방치하면 안 된다.

둘째, 경제적•기술적 변화가 우리나라를 어떻게 변용시키는지를 역사성 있는 통찰력으로 파악하는 분석가들이 필요하다. 데이터 분석으로 세계 추세에 대한 통찰을 제시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많이 필요하다. 그들은 탄탄한 인문학•문학•역사•철학 지식으로 무장해야 한다. 쓸모 있는 정보는 의미 있는 정보다. 숨 가쁜 기술 발전이 사회의 본질을 바꾸고 있다. 정적(靜的) 모델을 탈피하고 미래학 관점을 더 많이 도입해야 한다. Read more of this post

中央日报

“韩国情院改革十大原则”

2017年 3.月 15日

贝一明

 

 

对宪法法院进行窃听的传言再次将韩国的国家情报院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一次,情报机构改革可能会成为一项国家安保议题,而不是政争或制造轰动新闻报道的素材。我们要从大局出发来考察相关方案,以使情报机构能够获得信任、能够向立法者及公众提供准确的情报。在这样一个“假新闻”等被歪曲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互联网丛林时代,要想确保政策的稳健性、减少官员们对炒作式媒体的依赖程度,就更加需要一个准确且客观的情报来源。

在推行艰难的改革方面,有这么几条原则。第一,最顶级人才当前要去克服的是现实挑战,而非眼前的政治利害冲突。美国在9·11恐袭之后向情报部门投入了巨资,暂时获得重大进展,结果却未取得良好成效。作为情报分析的核心——“人才”受到了忽视,而受到政界重视的是用于几十亿美元项目中的电脑和人造卫星。电脑技术固然重要,但韩国不能过于迷信电脑而误入歧途。 Read more of this post

“秦淮河光影里的忧与乐” (金融博览 2016年 10月)

金融博览

“秦淮河光影里的忧与乐”

2016年 10月

贝一明

 

最近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其间我让陪同我的学生带我去城里的夫子庙,看看南京的城市景观,走走南京的街道。如果碰到茶馆,我还想进去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看书一

边品雀舌茶。我曾经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古诗词课上学过有关南京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古老的地标。秦淮河的风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耶鲁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明代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繁忙的大都市。记得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时读过《红楼梦》,里面提到了金陵城的宏伟建筑。

然而当我在现实的南京城里寻找我想象中的南京时,却喜忧参半。夫子庙周边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房子,甚至一些超过三百年历史的古代建筑都已经被拆毁,取代它们的是西式快餐厅和服装店、电子商品城,而这些和我在美国看到的没什么两样。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依然无法在夫子庙周围找到一家传统的茶馆,更不用说那些古香古色的书店和艺术馆了。

夫子庙不仅建筑是新的,整体风格也十分凌乱,一些细节经不起琢磨,比如里面的家具做工粗糙,展示的书法作品也乏善可陈。更糟糕的是,夫子庙里的讲解文字简单的程度令人吃惊,省略了绝大部分历史细节。那天下午的南京之旅没有让我了解到多少历史故事,和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

因此,那天下午的出行让我大失所望。尽管同行的学生非常卖力地帮助我,但整个旅程仿佛在不断提醒我中国历史的失落。好在此前在中国已经有过类似经历了,因此也倒不至于让我捶胸顿足。真正让我感到惋惜的是中国的那些宝贵传统,比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谦逊、对学问的热情、共同体和互相尊重等,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似乎也即将成为过去时。我已经在亚洲住了许多年,每当看到我曾经学到的中国文化在我眼前一点点被摧毁,我就悲从中来。

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能在亚洲文化里,发现日益颓废的美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优点。记得当我1991 年独自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我顺便去过苏州。我偶然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石头碎片,显然是属于一所老房子的。石头上面还刻着古代的字符,我辨认出它们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人们正在拆毁这所老房子,城市规划者们打算在这里新建一幢仿古建筑,以吸引游客。中国的悠久历史就这样被出卖给了毫无意义的娱乐和消费。司马迁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不惜让自己的肉身遭受凌辱,然而他笔下的中国哪里去了?王羲之、杜甫和苏轼所缔造的中国文学艺术的辉煌到哪里去了?还有孔子、孟子、王安石和王阳明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的传统又到哪里去了?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中国仿佛在向我召唤,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她却向我隐藏了往日的容颜。

我不远千里来中国,寻找亚洲文化的发源地,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帮助我们改变那个由突发奇想的战争和消费所缔造的美国。然而我在中国找到的,似乎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制。当年是中国的诗歌和绘画鼓励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中国的仁政和生态可持续性是如此让我着迷,而今这里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西方式的盲目消费的乐园。很多对西方文化感到不满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这里找到精神上的慰藉。这也是我上大学后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的原因。今天,西方人前往东方寻找异质文化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所有行为都被看作是金钱交易,这种拜金主义以及好战思想的盛行令一些西方人感到失望,于是他们渴望从佛教和儒教的深邃文化传承中看到一线希望,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被中国崇尚节俭和谦逊的传统深深地打动了。即使是那些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追求浪费和炫耀,他们严格遵守传统文化的教育,使自己保持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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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览

“家庭教育”

2016年 4月

第4期

 

马 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 l a d w e ll)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异类:成功启示录》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书中指出,在我们眼中的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得益于来自父母、学校、文化以及社会的条件和机会。马尔科姆认为,比尔·盖茨无与伦比的成功正是由于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候,他却得以随心所欲地接触到计算机。他确实是一位才能卓越的人,但是若没有一系列的机会和条件结合在一起,他就无法取得今日的成就。我很认同马尔科姆的观点。我认为成功的教育并非源于天赋或者标新立异的学习方法,而是来自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动机,不断刺激一个人的内部成长并激发他的学习欲望,最终达到带有策略地学习的目的。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有策略地学习”。

年轻人往往什么都想学,最后却全忘掉了。他们缺乏这样一种战略性思维:当前的努力对应于一个短期目标时,要把学习内容和自定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别人要求的目标)联结到一起。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过我的人,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孩子创造出一种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在其中他们能接触到极具思想和智慧的人。而我不仅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还成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那个时代教育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教育事业。譬如我的几位老师,就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和发明意识,常鼓励我积极思考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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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启蒙和老师” (金融博览 2015年 6月)

金融博览

“我的中文启蒙和老师”

2015年 6月

贝一明

 

 

刚 进入耶鲁的时候,我只上了三周的法语课就果断退出这门课,毅然决定学习中文。虽然我的法语学得很不错,而且在耶鲁学习法语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是我发现自己对法国文学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也很难从中获得心灵的启迪。端坐在图书馆,我虽然试图让自己专注在莫里哀的戏剧上,但是每次都以昏昏欲睡告终。关于自己该学习什么,我思考了好多天。我发现在1983年的秋季课程表中,中国文学是最有趣的课程。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掌握这门语言。突然转换学科让我很不适应。我质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自己:起初我是想学习法国和德国的文化,但是现在我又决心钻研中文。缺乏语言基础的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我认为中文值得更多的美国人去学习,而现实是很少有人真正把这门学科当回事。

因为学期过了好久我才决定学习中文,所以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汉字。无论课间还是晚上,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自学一会儿中文。我买了好多关于解释中文词源学的书籍,比如关于篆书的书籍都曾是我研读的对象。我也会看一些关于古汉语的书籍。因为在我看来,这最能帮助我了解中国汉字的内涵所在。和很多学习中文的学生不同,我是从古文开始学习汉语的,虽然我也学习说汉语,但是我并不着重于说。汉语对我而言不仅仅局限在能和中国人交流的层面,它是一种影响人思维方式的强大力量,能改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不过学习说中文是一门必修课。我遇到了一位中国来的黄教授,他是中文诗歌方面的专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汉语传统的用法,但这对于真正了解中文的博大精深是远远不够的。我在耶鲁找到了一位负责汉语教学的女老师——陆。她有内涵,有修养,身材高挑,受过良好教育。走过窄窄的楼梯,来到19 世纪特色的灰墙木屋,屋内明亮,这里就是她的办公室。第一眼见到她端庄地站在椅子前的形象,我至今印象深刻。

陆老师总是穿着得体,说话既谦和又富有热情。她出

生于中国的书香门第,和她相处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国的传

统。我告诉她我想学汉语的听说读写,但是没能及时选上

汉语课。她语重心长地问我:

“你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学习中文?”

“我特别喜爱中国汉字,我已经自学了四百多个汉字,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学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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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食品与 土特产食品” (金融博览 2017年 2月)


金融博览

“深加工食品与 土特产食品”

2017年 2月

贝一明

 

上月应邀在中国出席了一个地方 性研讨会,专家们齐聚一堂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进行了探讨。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的专家小组进行了长时间交流,会后宣布了一些搞活当地经济的计划。在喊着口号探讨如何创造未来时,我的目光却无法从那些摆在会议桌上提供给与会人员的零食上移开。 所有的与会者面前都摆着一个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堆包装得五彩斑斓的 巧克力、曲奇饼、糖果等,没一样零 食能引起我的食欲。

尽管研讨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发展和宣传地方经济, 但摆在桌子上的食品却没有一样产自当地。据我所知,当地有不少土特产,可谓价廉物美,当地人对他们的土特产非常自豪,研讨会正是宣传推广当 地土特产的最佳机会,这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当地农民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我想,若我询问与会者的意见,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那些真正能代表当地传统风味的独特的食品。八年前我开始参与一些地方性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很多地方最自信、最值得谈论的东西,总是包括当地的土特产品,可它们很少被摆上研讨会之类活动的会议桌。这是因为,人们以为只有那些由大型食品制造商生产的食品才有资格登此大雅之堂,而那样的食品很多来自其他城市乃至国外,与当地毫无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商家与消费者关心的是“卖什么”而不是“谁造的”。每当走进便利店,映入眼帘的是巧克力、薯片、薄脆饼、富含钠和饱和脂 肪的桶装方便面等加工食品货柜。随便拿起一样,都是没什么营养价值的 产品。果蔬之类更是难觅踪影。这样的营销趋势正日趋明显。青少年常常是被迫在各种加工食品之中做出选择,他们甚至被鼓动去 购买加工食品。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加工食品对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产品根本不能与各地农民生产的营养成分保存完好的土特产食品相提并论。

许多医学专家告诫不要食用加工食品,因为多糖食品与糖尿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有关联性的事实正逐渐被证实。我们已目睹了摄取高糖食品所产生的后果。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18岁以下人群中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比例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不少。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4.7%的中国人体重超标,2.6%的中国人属于肥胖。 最近在访问日本时有一件事令我 印象深刻,那就是便利店内供出售的新鲜果蔬明显比中国多,而且其中有 很多都是当地农场生产的。中国人可以做得更好,能够以中国悠久的高营养传统食品为基础向市民提供真正有益健康的食材。如果规定便利店必须销售当地有机农产品,则无论对健康的饮食生活还是对活跃地方经济都大有裨益。 Read more of this post

“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第二次IMF危机” (中央日报 2017年 1月 27日)

中央日报

“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第二次IMF危机”

2017年 1月 27日

贝一明

 

 

失业、倒闭、出口减少等,观察一下近期的经济数据就会发现,韩国经济状况比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时更糟了。

发达国家经济极其虚弱,加上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因此这次恐怕很难再获得它们的紧急援助贷款。希腊就是一个例子。它的遭遇证明,想借得一大笔钱,国家主权就会为此遭受重创。

中国有余力向韩国提供金融救济,但它正对韩国决定部署萨德(THAAD)一事恼怒不已。即使韩国最高水平的谈判专家出马,恐怕也会在金融救济谈判上遇到巨大阻力。

再加上没有可让韩国人从政治上接受的海外金融救济。韩国应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融资和改革。

令人吃惊的是,韩国应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讨论并未见诸报端。现在到了打破禁忌公开讨论韩国可以做什么、应对韩国整体经济体制进行何种改革的时候了。

先从银行方面谈起。美国的“银行”更热衷的是投机活动。比如,帮助公司购入自己的股票来抬高公司市值。另外,还参与对国家经济和国民安定无任何积极作用的衍生商品等多种“黑暗”金融产品的交易。

不能等到金融体制崩溃之后才着手实施银行改革。最首要的一点是,要确保银行在严格的监管框架内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

银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须是能力出众、具有极强洞察力和进取心的人。他们还须具备能让银行在资金运用上遵守规则的权力。我们应培养新型的监管负责人。笔者希望他们年轻、有进取心,不惧上级的压力而敢于决断。为此,需掀起一场公务员体制的文艺复兴。我们应回归原有的儒教体制,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出于为国家奉献的意识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试应考察应试生符合伦理原则的解决问题之策,而不是对其提问。我们需要的是面对国家体制内流通的大量金钱而不会堕落的具有高度自豪感和高素质的公务员。

应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决定向什么人贷款。这一概念可能让人有陌生之感,但如果对官僚们进行正确教育,赋予他们决策权,我们可以恢复这样的文化。 Read more of this post

为世界史的发展贡献韩国智慧

贝一明 (石岳峰 翻译)

  韩国似乎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登场束手无策。过去70,80年代政府官僚们标榜学习的美国突然变成了似乎比全斗焕时期的军事政府更加右派的政府。

  特别是在比起任何问题都要要紧的安保与军事领域,韩国需要尽快树立自己的立场。由亿万富翁和极右派们构成的特朗普政府正在为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军事对决而做着准备,许多人都预测韩国将成为这场对决的舞台。

  正像驻韩日本大使突然被本国召回的事件一样,华盛顿的极右派分子们正在试图与日本一同对韩国施加压力。

特朗普时代的韩半岛

  特朗普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过去的日子里,关于韩半岛,美国军事方面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变化。

 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最近公开的一份叫做《在大城市中发生的军事性突发事件(Military Contingencies in Megacities and Sub-Megacities)》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需要为可能引起大规模死伤的在大城市发生的军事冲突而做准备。菲尔.威廉姆斯(Phil Williams)教授与维尔纳.赛勒(Werner Selle )教授在这篇报告书中提到,这样的军事冲突在不久的未来将要发生,并且难以避免。特别在其中将首尔列举为可能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城市。

 “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首尔出现类似的军事冲突。在某些方面,这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情况相似,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是一个居住着2300万人口的经济核心地区。”

  在作者的立场看来,未来将首尔推入炮灰的战争,比起与北韩的,更像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

  另外,本报告中首尔未必被看作是一个需要全力防卫的同盟国的首都,反而更像是一个较大的地缘政治游戏的受害者,同时,数百万首尔市民还被描绘成了这个地缘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这种认知变化的方式是很重要的,美国军部并没有把韩国当作盟友来看待,而仅仅看作是将中国束缚起来的战争舞台。他们把韩国与叙利亚,乌克兰等国家一视同仁,将其看作为代理战争的对象。

  1月13日,当时的候任国务卿蒂勒森毫不犹豫的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即他主张应该封锁中国进入南海的途径,这就好比中国要求美国允许夏威夷从美国独立。

   如果想避免这种噩梦般的情况发生,韩国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来结束这种由外国势力之间的小规模代理战争所引发的国内政治的分裂。为此,韩国应当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应积极提出自己的关于东亚和平与安定的计划和愿景。

  非常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愿景和计划是不能以聘请昂贵的说客,通过购买美国的武器,劝说美国不要放弃韩国的方式来实现的。

  美国的武器商人一直把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视为获取利益的机会,当“反恐战争”的借口不再有效的情况下,他们会绞尽脑汁的去制造类似于冷战或者是热战之类的各种战争。他们认为捏造出的危机越大,权力维持的期间也会随之变长。

  韩国的政界人士尝试与美国极右派人士合作的同时也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样的做法是很难令中国信服的。中国人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美国极右派们试图通过以挑起冲突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统治权威的危险性。在当今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军事主义极有可能成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特朗普和他的内阁根本不相信气候变化。他们会担心核战争的危险吗?他们只对通过不可预测的极端事件而获得的政治利益而感兴趣。他们也许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会将韩国在安保方面认为理所当然的议题完全无效化。

   特别是,在过去30年间生活美满的韩国人们还没能做好任何准备的前提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危机将接踵而至。

G2时代韩国的生存法

 

  400年前的朝鲜很难理解向其派遣救援兵的明朝会因如同专食腐败动物尸体的土狼,秃鹫般的宦官和贪官而灭亡的事实。已经走向灭亡的明朝明熹宗时期,甚至直到灭亡的1640年,朝鲜仍然没能停止对明朝的侍奉。

  如今,正是韩国需要为国内外的安保做准备的时候。韩国应该针对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提出自己的愿景。这种愿景应该在明确理由和道德权威的基础上,具有能够说服这四国的能力。

  难道是非常单纯的理想主义?并非如此。因为这就是韩国生存的唯一途径。

  遗憾的是,在美韩两国内,关于韩国安保方面的专家们更像是向军火商乞讨的人。在那些人中还没有一个真正为韩国安保担忧的人。

  其实并不是束手无策,但是为了寻求方法,在当前韩国的政治局势下,更需要一种想象力,创意力以及单纯的勇气。

  如今的韩国政界人士似乎总爱忙于与少女们自拍或者停留于一些对政治话题的肤浅谈话之中。这些人中很少能找到去警告美国日渐凸显的军事主义或者核战争的潜在威胁的政治人。在过去陷入弹劾局面的时候也没能找到有关全球性战争威胁的议论。

   首先,韩国为了推动自国的政治与外交的议程,应更多的了解特朗普所说的“不可预测性的政治(politics of unpredictability)”的特征。当然这不意味着去学习使人混淆视听的特朗普的手段。这里的不可预测性当然是从战术性层面来讲,并不是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国家行为必须是可预测的,而且要保持一定的一贯性原则。

   我想说的是,韩国在应对中国与北韩时所发挥的安保与军事方面的作用,应当以美韩两国的共同价值为基础,并且需要能够提供一种特朗普政府很难预测到的创意性理念。

   虽然我们看到如今的特朗普政府是如何的混乱以及面目全非,但是韩国政府应该坚决支持诸如核不扩散,裁军,干涉介入等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即韩国需要很好的履行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反过来看美国却不能很好的保留这种传统价值观的现实,韩国需要有勇气,并且利用精辟的语言向其表达出来。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曾经说过:“要想成为一个围棋高手有两种渠道,一个是充分摸清现有的规则,另一个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

   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可以产生最好的结果。特别是越小的国家更需要有勇气来参与定义事件以及设置议题。

   在这方面韩国别无选择。如果盲目地追随非理性并且喜好军事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只能是自杀式的行为。韩国如果在中美之间模棱两可的看两国眼色将会不再具有效力。

   韩国应当回到根本上来,抓住关于韩国与东亚安保的主导权。更应当积极的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要素并为其解决想方设法。

   如今的特朗普政府无谋的寻求与中国的直面冲突,并试图出售旧式的武器,这种做法对安保没有任何帮助。在这种非理性的状况下,如果韩国能够认真地考虑什么是安保,相信一定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知己。

用“美国式价值”说服特朗普

如今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的安保事件应当是有关萨德部署的问题。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将继续推动萨德在韩国的部署进程,此外,韩国和美国的一些势力还将尝试创造一种中国日益威胁到韩国的浓重气氛。

   当然,中国也采取了写高傲的态度。尽管如此,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而鲁莽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围绕萨德部署与中国的冲突显然是韩国现今面临的重要安保问题。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萨德的争论只是被定型在因萨德部署而导致的来自中国的报复或者萨德部署本身的无用性。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谈到有关萨德部署背后隐藏的美国导弹防御计划(MD)。

2002年6月13日,布什政府废除了于1972年签署的ABM(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国际社会的常识,并且在退出此条约后,美国散布着一种能够通过MD系统来阻止导弹攻击的幻想。

有的情况MD系统可能能阻止低空飞行的一部分导弹,但现实是当对方以各种方式干扰时,将难以阻止载有核武器的洲际导弹。MD系统事实上能通过几种简单的应对措施而被轻松的抵消。

防御洲际导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细心的谈判而解决。

然而,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忽略了这样的谈判,反而作为应对北韩,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威胁的对策,积极的尝试推动MD系统的发展。这个与美国国内试图取消以人力运营军队的军需产业人士的阴谋有关。

自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军需产业认为军队是浪费数十亿美金的“吃钱的河马”,他们不希望看到向国家政策提供意见或者事事反对的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主张减少以人力为中心的士兵,取而代之,投入更多昂贵的武器系统。MD系统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此如果美国一旦决定退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事态将会变的更加危险。这个条约是限制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一项国际条约。但是美国承认了以色列与印度的例外情况。再者奥巴马政府批判北韩的同时开发了新的核武器,这显然是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规定。

如果韩国按照我的提议发挥自己的主导权,显然会刺激到特朗普政府,但是不论韩国采取何种方式,特朗普政府总会想办法挑毛拣刺,因为这就是政治的惯用手法。

但特朗普政府也不是美国唯一的政治势力,美国也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韩国大胆的提出有关区域性武器削减的条约,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很多国家中的支持势力将会拍手叫好。甚至支持者也将会出现在美国的五角大楼。

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政策,而在于韩国的政治家们非常的懦弱而且各个胆小怕事。他们非常恐惧来自媒体的批评。

如果韩国在今后的六个月内,能够不顾一切承受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威胁和敌对政策,并且坚持上述的原则,韩国将会获得其他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许多国家的好感,并且建立新的关系。

考虑到存有政治派别之间激烈争辩的美国华盛顿外交届的气氛,持有这样的意志并且持之以恒的保持下去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成果。

此外,如果韩国积极的提倡区域内武器的削减,同时北韩也协助限制核武器的开发,最终会共同参与到武器削减的行列中。如果我们想要从核战争威胁中解脱,除了削减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韩国媒体为了应对北韩的核威胁,纷纷主张韩国也应当开发自己的核武器,但是即使韩国拥有了核武器也没有人能保障更加安全。

另一方面,韩国的核武装将导致日本,台湾,越南,印尼等国家接二连三的多米诺式核武装扩散的效应。目前中国拥有三百个左右的核武器,并且拥有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扩张至一万个的能力。即这意味着没有谁是安全的。

韩国应当敦促美国坚持其“美国式的传统原则”。当特朗普政府尝试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应提醒之前奥巴马与习近平之间达成的有关气候变化与军事方面的合作的先例。那样的行动将会使韩国获得来自美国与中国方面的尊重。

韩国的另一个作用是建立一个能够坦率的讨论东亚地区内安保的域内平台。

在这里可以讨论由无人机,机器人,网络战,3D打印等技术引发的威胁。另外需要导出限制使用这种技术的协议,并创建对应新威胁的规范。通过这些努力韩国将成为与区域安保关联的政策创新者。

不幸的是,韩国仅仅是拥有了先进的技术,还未能创造出与其相关联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有关安保概念方面很难做出革新式的尝试。

将气候变化设置为核心安保议题

 

韩国需要努力说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更应该坚持主张安保概念应扩展到涵盖气候变化的水平。

如果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军队将会缩减规模,并朝着增加中美韩等国家相互合作的方向进行重组。只有减少了在导弹,战斗机等方面的消费,剩余的资金才能足够应对气候的变化。因为气候变化不亚于战争与我们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

 如上所说韩国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中获取主动权才是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生存的唯一途径。因为通过气候变化倡议的方式可以使韩国在国际社会获得良好的声誉,并借此能够逃脱最终是亲中还是亲美的困境,并且能使韩国在两国之间巩固自己的地位。

韩国主张的气候变化倡议将在美国与中国内创建大量的支持群体。还有追求这种国际性声誉的方式要比按照特朗普政府胃口行事的方式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效果。

但是韩国的战略将会对军需产业的发展产生刺激。但是一个国家的安保是不能被军需产业所左右的。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曾说过:“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气。”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库布齐沙漠,最近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正在慢慢的向北京的方向移动。北韩的酸性土壤也在增加。在韩国本土生物也在逐渐消失。美国在往后的20年将出现急速的沙漠化,甚至将很难再向韩国出口农作物。釜山与仁川也面临着被逐渐增高的海水面吞没的危险。

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此类问题还没有任何的准备。

韩国的智囊团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提过一言半语。那里的专家们只对北韩导弹威胁评头论足。但是北韩的导弹威胁极度的非现实,反而气候变化显得非常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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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贝一明

2017年 1月 16日

 

人类的需求被过分夸大了,这是错误的幸福观导致的结果。刺激需求、激发需求、创造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味地朝向无休止地追求欲望的方向,如今已面临诸多难题,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深层的原因是,人的道德的丢失。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无以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回到朱子学传统中,去寻找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

朱子学也称新儒学,是南宋朱熹(1130-1200)明文规定的哲学体系的统称,后来成为中国统治王朝的理念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新儒学将早期儒家教诲与自然、政治以及伦理融合在一起,为创造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观,而和佛教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用语相结合,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接近方法。

从新儒学的视角来看,世界是一个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以达到获得最高的特权地位。新儒学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正式教育的基础。或许可以说过去数百年间我们最大的失败便是缺乏这样一种能力,那便是对伟大的新儒学传统重新进行诠释,使之能够迅速适用于当前时代的政治、教育、道德以及法律。

实际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认为新儒学传统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严格而不知变通的儒家社会秩序,即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须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新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文人陷于由新儒学传统的模糊思想推出的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抽象而非现实的观念之中,抽象地谈论道德与孝悌,忽视了实用学问。他们不再关心简练的治国方法,不关心为提高百姓生活所必需的技术。这些人以读书度日,对社会毫无贡献。由于他们的失败,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落后状态。

隐藏在上述想法更深层次的观点是,认为西方文化与制度(位于政治或伦理深层的哲学,以及17世纪以来在欧洲不断发展的科学和逻辑学的接近方法)既是卓越的传统,也是近代化的一个核心,同时是通往文明的必要而积极的阶段。

然而从整体上看,18世纪之前,在中国发展出了远比欧洲复杂、微妙的舆论平台,政策过程也更为和平,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进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国更加重视文字的价值,但是中国的文盲率远高于19世纪欧洲的文盲率。由此看来,文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高。但是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意味着具有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


 

直面时代的挑战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发掘出适用于今日社会、同时与今日社会相关的诸多新儒家传统所蕴含的丰富财富。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已逐渐变得不可持续,处于过度消费与欲望冲动的恶性循环的边沿,无法展示出人类共同的蓝图。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严酷的现实:

第一,西方传统在道德层面的崩溃。尽管西方将先进技术(比如蒸汽机或高水平航海装备等)与有利于政治的精简机构(尽管也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相结合,在鸦片战争时期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使得人们在所有领域重新深入地思考文化与制度,但是在今天那种氛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方世界大量地生产出漠不关心文化、科学与伦理规范的强大的极右势力,这些极右势力采取不理智、反科学的态度。这种新文化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呼吁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本能这一低级政治短见。如果还有其他什么的话,那只是西方文明逐渐和更为彻底的消费文化、叫嚣着的世界大战的观念以及急剧增加的鸡毛蒜皮、萎靡不振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何在中国近代化遭遇失败,而法国、英国、德国却在19世纪实现飞速发展?假如我们阅读有关历史资料,这时才会发现与中国的相对和平状况相比,西欧国家显得更加不确定,更加残酷和野蛮。

针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些能够为未来优先制定计划的新文明,探索其根源却是在中国。而且最重要的是,心、伦理以及政治能够最为有机地结合的地方正是来自于有着新儒学传统根基的国家。

通过重新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可以提示出接触政治的新方法,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活性化,并能够为西方输入充满灵感的新儒学传统。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一个应对给现代政治学造成严重危害的政治或极端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毫不逊色。

现代社会面临着精神上的荒漠,人们及时行乐,道德常识匮乏。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即我们放任自己处于虚无的真空状态,要么助长或煽动自己进行无意义的消费,我们在两种状态里徘徊。这看起来只是表面的问题,实则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因为它削弱了我们试图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努力,最终使社会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其原因在于我们只能提出技术的、公式般的解决对策,而无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内提出现实可行的精神方面的应对方案。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今天我们围绕管理与政治展开讨论,但是这些针对“改革”或“领导能力”的陈腐讨论,既同我们的实际经验相违,更重要的,又未能分析出这个时代在心理上、精神上面临的挑战。

尽管新儒学将焦点置于精神层面的自我修养上,但是它显然不同于宗教,而是与政治或实用的管理问题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使得新儒学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财富,这是因为新儒学摒弃了现代宗教的自我放纵及其他世俗性特征。新儒学不具有排他性,不主张必须放弃其他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反而起到将在现代社会被错误分离的三种因素——自觉、人伦与善政结合到一起的作用。

新儒学传统在精神层面上的这一特性使得它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应对社会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心理冲击与精神冲击,但是从现代社会多元化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克制明显带有宗教性质的举动。在同人类经验直接相关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沟通上,无论在政治以及道德方面,新儒学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新儒学传统中,政治或人际关系不是或者无法成为有效的、单独的问题。然而政府运营、机器运转、社会关系改善的方式常常成为伦理方面的问题,常常假设包括所有成员之间互相的体系性献身,因此在儒家的体系内,所有事情都不存在单方面的消耗。

新儒学传统令人惊讶地为我们揭示出技术高速发展条件下社会所应当遵循的某些方针的指引。尽管我们无从知晓技术是如何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原因在于技术革命对我们认识的一切手段产生着影响,技术甚至在我们实际无法看到的非常原始的水平上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影响。

为了有效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需要领悟隐藏在一切现象之下的更为深奥的形而上学的道理。新儒学传统包括了人类社会应对技术革命的策略与方法,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传统所没有的、在讨论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长期计划时所要求的模式(解决方法)。

我们生活在通过电视或网络再现的影像占据支配地位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处于最肤浅地理解这个世界的阶段(比起任何一个潜在的原则或者形而上学),世界由于数字化革命而变得平凡。我们所不具备的,是对隐藏于我们所观察的一切现象深层的形而上学的感知力。

迄今为止一直在弱化的我们的这种现实经验,在新儒学传统中被准确地、有效地加以了说明。对同事物表面不一致的内在道理予以关注,对世界运转法则予以关注,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在事物的表面被视为全部的今天,这种洞察力不能不认真加以提升。

 新儒学传统确切地向我们揭示了认识世界的方法应当是观念性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同时揭示了我们应当如何锻炼身心以获得来自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知识绵绵不尽的启发。技术革命通过将实体处理为数字化形象,再对形象进行修剪、变换与强化,无形中干扰了客观世界原有的图像,在认知世界的问题上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并且让人们对形象产生了过多却没有什么益处的依赖。

新儒学传统中包含着相当普遍的适用性,可以不费力地直接加以运用,前提是我们有这样的内在需求,当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当我们在制定政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回到新儒学传统智慧的海洋。


 

堕落带来的挑战

我们如今面临着以下几个严峻的事实。对当今社会威胁最大的不是恐怖主义、经济停滞或者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堕落在我们的文化中的蔓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即人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漠然地沉迷于美食、美酒、性、娱乐、休闲和游乐。人们生活的目的在于眼前的满足,牺牲精神早已从人们的价值领域中消失。这些都是堕落的典型表现。可悲的是为了创造市场需求,我们做着扭曲的努力,同时我们失去了人类本性的原始力量,将无休止的欲望吹嘘成生命的多彩体验。

我们丢弃了新儒学传统理智、节制、心性,而放任自己成为脱缰野马。人们近于痴狂地沉迷于各种美食带来的味觉刺激,性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广告传播的最佳诉求方式,人们只需打开电视即可看到广告中裸露的女性画面,而且明显带有性暗示,这在20多年前不可想象。商家们通过这种所谓的营销策略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然而这也在所有领域导致了大面积的道德沦丧,从而使得政治效力低下。

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有关福利、安全或价值观的政策宣告落空,转而沦落为只是在积累财产、强化权力上有所作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假如社会整体都被这种堕落所取代,那么这种问题根本无法通过经济政策或技术政策来获得解决。

在这里,新儒学传统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如何恢复文化以及良好的习惯,新儒学中记录了很多可行的方法,并且阐明了堕落的属性,给出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最重要的是,新儒学作为道德行为的动力,强调廉耻的重要性。正是廉耻意识的丧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悲剧。

在传统社会,一些行为被看作是如同遗弃父母一般可耻而错误的行为,道德义务深入人心,社会接受了深奥的羞耻心的形式。正如儒家有言“君子慎其独也”,伦理意识应当和我们受谁监视无关,而是应该发自内心。
由于丧失了传统的羞耻心,人们认为只要照顾好孩子或者履行职场分配的工作,便是在按照道德行动。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考虑这样的必要性,即为了社会全体自身行为应当具有的伦理意义,应当考虑由周围人来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

因此新儒学也包括许多有助于纠正被扭曲的教育体系的东西。现在的教育成了学习本身,不再是具有价值的一项事业,和知识相关的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还是处女地。事实上,毕业证仅仅是求职的前提条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只是提高抽象劳动价值的一种手段。

在新儒学传统中,教育本身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道德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纽带大多会成为维持终生的关系。

教与学的所有层面在新儒学传统中被拥有精神意义的“敬”概念所主宰。学习这一行为产生了共同研习的团体,人们在小区也主导了针对我们今天不幸遗失的伦理政治的协议。


 

认识与环境

新儒学传统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繁忙的消费时代提供许多启示。儒学的实践精神为没有过度消费与破坏自然的冲动、拥有活跃性现实参与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方案。

我们回顾一下儒学家曾是如何生活的。他阅读书籍,写信或者写随笔,为了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含义,背诵这些经典。他使用很少的资源,极为谦逊地凡事亲为。他不需要为了在自己人生中寻找别的什么意义而去某个地方或者做某件事。他关心内在的原则而非表象,他只需阅读几卷主要典籍便可找到真理和满足感。

也许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减少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享有特权地位的人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有必要摆脱想要拥有好车、居住在大房子里、品尝各种美食的强迫观念。我们坚信自己幸福,却带着过度消费这一悲伤的枷锁。过度消费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也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我们面临着消费文化的危机和它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到新儒学传统经典中,学习儒学家们为我们展示的模范精神,获得深刻的启示。当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合乎道德规范,由此构成的社会生活才是健康的,才有美好的未来。今天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大多是由生活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消费过多资源的人们所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诚心诚意杜绝过度消费,我们便无法向我们的子孙承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环境破坏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时代,我们的行为和围绕在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们既缺乏认识又缺少警惕。我们看不清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何种联系,以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我们片刻也没有考虑过使用塑料或纸张会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当我们用餐或者坐在咖啡馆内,我们习惯性使用一次性筷子,用纸杯喝茶喝咖啡,对此我们毫不介意。我们从不去思考我们对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对他们轻慢而无礼,可想这已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回归儒教传统的核心,有必要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道德行为这一事实。读书、吃饭或者和朋友交谈等所有行为都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恢复调控我们生活的道德水平,熟悉它的方法,了知其深远的意义,我们便能够创造出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良好的文化环境里,人性也会有相应的健康的表现;人性的健康表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这是一个良性互动,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基本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重新构建具有高尚的伦理行为、被健康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预期的新文化,从而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원문언어

或许可以说过去数百年间我们在东亚最大的失败便是缺乏这样一种能力,那便是对伟大的新儒学的传统重新进行诠释,使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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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手捧蜡烛的韩国青年”其他百年 (韩国 다른 백년)

其他百年 (韩国 다른 백년)

“寄语手捧蜡烛的韩国青年”

2017年 1月 11日

 

青年们,

当我们(这篇文章由我和亚洲研究所研究员丘藝璘共同编写)看到大家手捧蜡烛并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海报走向光化门广场的时候,我们深受感触。在其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看到了初中生在其中。

 市民们走上街头高呼法制和责任政治的景象令人崇敬。在那里跃动着政治意识的脉搏。

虽然媒体们对于和平示威大幅赞扬,并将韩国标榜为民主主义的模范国家,但如果认为将朴槿惠总统弹劾,并把亲信崔顺实关入监狱就能将事情了解的想法是极大的失算。如今对于我们还留有新的挑战。

以反动结束的市民革命

1960年4月26日也有一位韩国总统辞去了职位,那就是李承晚总统,他在市民与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引咎辞职,学生们欢呼雀跃,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民主政府,可是在那个昏暗惨淡的政局之下,学生们确实对在未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推崇什么样的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他们对于李承晚辞退后有人想要利用权力空白期篡夺权利的事实毫无察觉。张勉政府很显然没有明确的蓝图,只知道埋头在危险的政治博弈中。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叫做朴正熙的年轻伶俐的将军集合军队中的不满势力于1961年5月16日发起了军事政变。之后的数十年之间,韩国的民主主义几乎埋没在窒息的环境之中。

韩国的现代史中总是在市民革命的热潮将要逐渐退去的时候,反动不期而至。这样的过失绝不可再重复。从左边照片起分别是1961年发起军事政变的朴正熙,1979年趁着政坛上的混乱,成功夺取政权的新军部人士全斗焕,以及1987年借着在野党的分裂成功延长自己独裁权力的卢泰愚。

或者让我们回想一下1980年的春天,三金政治上的分裂最终以全斗焕将军野蛮式的统治而结束。

1987年也是因为三金的分裂,使得卢泰愚将军获得了集权。稍稍仔细观察一下韩国的现代史,就能发现市民们绝大多数的民主化斗争都是由于政治人的分裂以及政治上机会主义者的得势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尽管韩国在那之后取得了不断的发展,但是认为之前的错误将不会重复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朴槿惠退居二线不能成为我们最终的目标,而仅仅应当作为我们走出政经分离的第一步。

韩国所处的状况

  韩国的经济很大一部分依靠贸易,其中特别是粮食和能源的进口。今年预计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停滞。尽管媒体处心积虑的尝试去掩盖,但是海运业,造船业以及钢铁业的崩溃已成事实。政府用国民们的血汗钱尝试去挽救这些苟延残喘的产业,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韩国徘徊于对部署萨德系统实施报复并快速减少经济交流的中国,以及追求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父母时代毫无顾虑信赖过的完全自由贸易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再者,特朗普政府也许还会为了让韩国成功巩固保守政权而拼劲全力。

  特朗普周边强调中国军事威胁的鹰派人士数不胜数。如新任国防部长官詹姆斯·马蒂斯将中国看作美国的直接威胁,另外著有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彼得·纳瓦罗,被新政府任命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将美国的现有困难都归结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说不准大家还会认为如果朴槿惠总统辞退,萨德系统的部署也将终止。但是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为与中国对抗,用尽各种手段将韩国与美日同盟绑定在一块。

  萨德只是韩国从美国那里购买的诸如无人机,直升机等武器装备中的一部分而已,韩国在2014年是从美国购入武器达78亿美金的最大顾客。特别是当美国的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对与韩国购买武器的压力就会越大。

韩国青年们的处境

  虽说韩国的学生们真心关注自己国家的发展,但事实上错误的教育系统正断送着他们的前程。人文学已从高中,大学中的课程中消失,取而代之学生们不得不在学校忍耐着无聊,听着经营,经济,会计一类的课程。

当今社会因为人文学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人文学,并减少对其研究的支持,最终我们逃避不了被金钱和权力所支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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