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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光与影”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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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光与影”

2019年 2月 6日

贝一明

这样的场景我不知见过多少次∶一位美国专家指着朝鲜半岛的夜景卫星照片,感叹说朝鲜笼罩在黑暗之中,而韩国和日本则灯火通明,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朝鲜闭关锁国、经济萧条,人民饱受压迫。显然,他认为韩国璀璨的灯光是进步、民主、科技发达和拥有自由市场的象征。

一边是进步与民主之光,一边是无知与专制之影——这种比较当然在美学上堪称完美,很能满足观众的想象;这种叙事经过巧妙的简化处理,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大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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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学者和政客进行政治辩论时,甚至没有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进步政坛人士表示,应当与朝鲜多多沟通,多投资建立开城工业园一类的设施,这样韩国在帮助朝鲜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斩获收益。保守派则提出,朝鲜是专制国家,对韩国构成了军事威胁,不可信任。他们说朝鲜首先应当完全开放,与国际接轨,同时接受彻底的核设施审查。

然而上述双方的说法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都觉得韩国更为先进,未来的朝鲜应该以韩国为榜样,让民众看到本国GDP飙升、开上汽车、住上大房子、用上智能手机,让本土明星的足迹遍布全球。

当然,说朝鲜可以为他国树立榜样未免会被人嗤之以鼻∶那里环境的闭塞和政府的专制并非子虚乌有。

但是,身为一个在韩国生活了十二年的人,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韩国也有十分差劲的地方——尽管说这话时我有些犹豫。高自杀率、空气污染、残酷的校内竞争、深埋在年轻人心中的疏离感、对进口食物和进口燃料的极度依赖,以及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大批老年人口,都证明韩国已被包裹在密不透光的阴影之中。 我们应当牢记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确,与朝鲜相比,韩国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一大截,但其贫富差距问题也更加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经济矛盾可比生活水平低下危险得多。

在关于朝鲜与韩国的官方叙述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往往不见天日。在考察这两个国家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基本问题,循序渐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站在空中楼阁里想入非非。

很多去过朝鲜的人对我说,当他们在那里小小的菜市场漫步时,在装修简单却整洁干净的旅馆中居住时,看到朴素而又含蓄的平壤人民时,都有种强烈的感觉∶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在韩国失落了。

我这些韩国朋友还说,尽管朝鲜的女子也许不像韩国女性那样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她们也免于承担化妆、挑选品牌服装的麻烦和斗富的压力。

韩国人觉得平壤大街上的民众对待彼此彬彬有礼、亲切温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起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那时家人之间亲密温馨,同事、邻居同舟共济。现在的朝鲜,汽车没有得到普及,年轻人没有沉迷于手机,人们也不会受没完没了、旨在让厂商获利的广告怂恿、买上一堆自己不需要也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朝鲜的方方面面都在那些韩国人心中唤醒了一种失落已久的原生态文化。

然而完全埋葬在韩国媒体和我们关于朝鲜的讨论中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所有记者笔下的专家在谈论朝鲜时,其立足点都是经济增长、GDP、生活条件、生产和消费一类的事情。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朝鲜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韩国,无可救药。这意味着韩国可以用老大哥的身份来教朝鲜什么是“发达” ,什么叫“现代”。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发达”“现代”这两个词都是主观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在韩国,许多人认为资源的浪费性消耗无可厚非,值得倡导;认为住在面积更大、暖气开过头的房子里,拥有汽车和智能手机是一种进步。

可是他们的想法非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就像“对月祈雨有效”和“用水蛭吸血可以治病”一样荒谬。

实际上,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以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人际关系极为疏远、自杀率升高、物质滥用等深刻的破坏性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朝鲜应当变成什么样”和“韩国成功在哪里”的种种想法,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对“现代化”的幻想提出的,是毫无道理的。其结果,是韩国家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温馨和谐不复存在,韩国人却自认为走上了成功之路。

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审视朝鲜半岛的夜景时,得出的结论会与“专家们”的说法截然相反∶他们说的“光”,背后实际上是暗影一片,而他们口中的“影”,背后却蕴藏着光芒。

倘若各位专家以客观的科学分析,而非以意识形态、一己私利,或者似是而非的感觉为凭据,就会一致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面临着以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面貌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危机,按照目前环境恶化的速度来看,我们能躲过种族灭绝的灾祸就算是运气好了。

关于气候灾难性变化及其所导致的物种灭绝的报告和专著不计其数。在首尔,我们已经看到蚊子在十二月也能苟延残喘,花朵在一月份也能盛开,而这些只是那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会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各种异变的开始。

如果我们坐视不理,海洋将会变暖,海水酸度将会上升,直至鱼类绝迹;沙漠将大肆蔓延,直至大片土地不适合生物存身,直至极度依赖食物进口和化石燃料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韩国遭受灭顶之灾。

那么韩国要怎样做才能幸免于难?答案很清楚。在能源消耗和崇尚节俭方面,向朝鲜看齐;停止浪费能源,把黑暗还给夜晚——几万年来,夜晚与黑暗本就密不可分;熄灭公寓楼上没有实质用途的灯光,关掉商业楼上的电子广告牌,调小开得过大的供暖系统,新修建筑不再采用会造成浪费的高吊顶设计以及混凝土、玻璃和钢铁幕墙;回归本地历史中风行一时的朴素简约的传统。

韩国的夜晚本该是黑暗的。韩国民众必须清楚,要维持灯火通明的夜景代价不菲∶进口燃料的花费,化石燃料发电厂获得的补贴、造成的严重污染,愈演愈烈的、正在毁坏我们子孙未来的全球变暖问题,等等。

然而还有一个被隐藏在深渊之中的秘密。我们耳边一直回响着虚妄的咒语∶朝鲜需要发展,需要进步,而想要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想要独树一帜,想要跳出“发展中国家”的泥沼,就得消耗,大量地消耗。人们觉得实现现代化才是几代人首要的奋斗目标。然而,倘若以消耗大量化石燃料、浪费大量自然资源、毁坏生态系统、贻害子孙后代为代价,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何在?

朝鲜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韩国应当效仿朝鲜的低消耗模式,而不是计划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修建高速公路和豪宅。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甚至十分荒谬。他们觉得韩国的现代化程度和高消耗模式堪比荣誉勋章,是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标志。为何要把消耗水平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呢?因为如果人们降低消耗(这最终意味着能源使用量的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

然而,倘若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在此紧要关头,谁还会在意报纸上是如何讨论消耗问题的?到那时那些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即刻叫停化石燃料补贴。韩国彻夜不灭的盏盏灯火不是文明进步的代表,而是一场邪恶、危险游戏的象征。这场游戏叫做及时行乐,它牺牲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同家人和朋友畅所欲言,读书,写信,撰文,林中漫步,表演,奏乐……这些事情具有无限的意义和深度,可以为人们提供无穷的精神与个人体验。做这些事几乎不需要消耗资源,而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要远远超出我们在智能手机世界里、在灯火辉煌的星巴克咖啡店中、在一次性塑料玩具和纸杯的包围下所得到的——其实这些象征着高消耗的物件是忽略了我们的意愿,硬塞给我们的。

考虑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这一危险观念的桎梏∶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当扪心自问,身为人类,意义何在?怎样才能过上富有意义的充实生活,怎样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我真真切切地盼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能够吃到更富有营养的食物。但这种健康的食品在遍布韩国的便利店中是找不到的——这类便利店还拖垮了曾令众多民众实现经济独立的家族小店。

同时,我也希望韩国人民能够卸下将他们束缚在盲目消费和提升耗煤量(在这一点上,韩国几乎与其他所有国家背道而驰)陷阱中,以及导致亲友疏离的无休止残酷竞争文化之上的无形枷锁。

在为实现朝鲜半岛统一而努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使韩朝两国的人民都能享有自由。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朝鲜人民才有权利弃置高物质消耗的枷锁、获得自由,这种想法未免有失公平。

特朗普总统 是愚昧还是疯癫?

“礼的传统与生态意识的新展望” 多维新闻

“礼的传统与生态意识的新展望”

2019 1 18

一明

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关键:中国传统理念——礼

作为旨在构建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和谐关系的行为准则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所谓礼,从广义上讲指诸多礼节规矩,从狭义上讲则指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如婚丧嫁娶、祭祖祭天等)。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礼都曾是社会的基石,曾是确定家庭关系,促使一个家庭、一个社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成员尽职尽责的原则。“礼”曾被视为“修身”(践行礼)、齐家(用礼仪来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治国(以“礼”的原则治理国家)和“平天下”(通过“礼”妥善地处理外交关系,实现世界和平)的中心要素。

在狭义框架内,古时的礼有向族长、君主、上天或神灵敬献食物、珍宝等供品或贡品的意思。当时它还是个人、家庭以及全体人类定期向供给自己食物的生态圈表达感恩之情的方式,因而一饮一食被赋予了深刻涵义,用餐之礼也被用于提醒人们农业的中心地位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礼节”之“礼”确定了一系列综合性规则,通过强调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责任规范人际交往行为、建立健康的社会秩序。一个家庭中长幼之间通过相互问候(从而令社会关系明确化直至为世人所承认)表现出的“礼貌”之“礼”拥有深刻的象征性价值与切实的道德力量。直接从祭典仪式衍生而出的“礼仪之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证每个人都被严严实实地笼罩在人造与自然事物的巨大层级网络中,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就连皇帝也不例外。

这样,礼仪之礼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平衡感,而这种平衡又同人类世界和自然领域之间的平衡息息相关。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深感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不必再遵循曾牢牢束缚自己手脚的繁文缛节,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剪断了自己与周围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羁绊。其结果,是身处异化社会中的人们对同胞的剥削愈发残酷,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愈发严重。

尽管中国有过力图推翻对劳动阶层凶狠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支撑这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并未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阶级的理解对分析社会矛盾、从而推进改革大有帮助,但是因为改革往往是排山倒海式的,招致的反作用也极大,结果往往不可预测。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儒教的渐进改革自有其优越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长期问题。

最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贫富差距问题愈演愈烈,倘若孔子的门生看到了,恐怕也会忍不住扼腕叹息。还有,土壤、水资源与山区惨遭破坏,之所以会有这场悲剧,是因为礼文化反复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礼”这一观念并非儒家所独有。它在佛家、道家以及中东地区的萨满教都有深厚的根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义中也有它的影子。也许现代思想文化最大的瑕疵之一,便是缺少用来准确描述“礼”的语言。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假装摆脱了旧时之礼的束缚,迈入了时兴自我表现、直来直往的现代社会,但其实仍无法僭越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中的“礼”。再者说,现代社会中也有许多潜移默化的“礼”(买流行的裤子给学校的朋友看的“礼”;买贵的车子表示社会成功的“礼”,还有购物、消费时要遵守的“礼”),只是人们没有视之为“礼”。同时,民众尚未发觉“礼”在团结人心、唤起环保意识、建立政治与精神共享体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儒家关于“礼”的传统思想——尤其在南宋朱熹(1130——1200)对礼学观点加以整理、规范,并将其与形而上学全面联系之后——为家庭、社群礼仪与国家礼制赋予了新的内涵。应当重视暗含于万物之中的形上秩序、生态系统和人类世界三者的关联,这种观点早就存在,但人们从未将其如此系统化地梳理整合。人类的一举一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顿然明朗,人类行为也有了理性参与的意味。

朱熹清晰地阐明了“礼”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与铺陈于每一种家庭礼仪背后的形上秩序直接结合在一起。

儒家礼学的巨大潜力在于,它强调个人与自然,食物消耗与对食物来源的认识,以及公民日常生活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倘若它能够得到重新诠释、为我们的时代所用,那么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威胁之一——人们将盲目消费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现代化、消费与和家庭礼仪:以韩国为例

二十二年前我与韩国妻子结婚时,发现她的家人在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地遵循儒家礼制,于秋收时分、春节以及先人忌日祭拜祖先。到时全家人都会从韩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老家,次次不落,不惜推掉其他事务,在汹涌车流中连坐几个小时。做哥哥的会精心摆放牲肉、栗子仁、柿子、苹果、酒和其他食品,布局及所用碗碟均十分讲究,以求与他们珍藏的典籍中的详细图谱相一致——图谱是直接根据《朱子家礼》中的说明而绘制的。当时我被她们家和睦的气氛与对传统的尊重而深深吸引,并为能够以新成员的身份参加祭祖而深感荣幸。

然而,几年之后,我妻子的家人似乎对祭祖仪式有所懈怠。她的哥哥们经常说自己工作太忙,来都不来;孩子们要么只顾跟朋友们出去玩,要么点卯应付一下,随后便冲出门去。自从我岳父去世后,就连桌上的供品也变得敷衍草率。布置供桌的,常常只有几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了我自己。

恐怕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会履行儒家之礼——也许它会随我岳母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很难想象我们在诱惑性消费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会继承这一传统。这种损失不可小觑,但在越南、日本和中国,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年迈的父母被子女抛弃;年幼的孩子要么被父母丢弃,要么被置之不理。总体看来,儒家之礼的凋零不仅导致了中韩两国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变完全是恶性的,而且助长了自恋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只注重眼前、自我和表象,忽视未来的后果与内在价值。儒家之礼曾经是对连结人们的共同根基的恒久认可,是我们共有的道德义务的具体展现。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取悦祖先、为家人祈福。

对礼制最猛烈的冲击来自于商业广告。现代广告空洞无物、缺乏底线,从道德内容上讲简直与色情片别无二致,根本没有奉劝人们相互合作、关心弱势群体的作用。满足私欲被奉为理想,被用作哗众取宠、吊胃口、挑起脑干非理性本能的噱头。此类广告是对衣食乃至我们生活中万事万物之神圣性的亵渎,而儒家之礼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层面,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应当规劝人们珍惜每一粒米、每一滴水;劝诱民众像广告中说的那样暴饮暴食是蔑伦悖理的做法。气候正在恶化,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肤浅的电视节目变成一片沙漠——俭以养德、尊农惜粮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华,而这些节目却反其道而行之。

民众对核战争威胁、气候变化、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等危险问题视而不见,是新型反智文化蔓延的直接结果。我们不再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现代社会乃至我们的私人生活,而正是由于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将我们的行为连接至广大社会的礼之羁绊被切断,反智潮流才汹涌而至。

在中韩两国的传统思想中,教育民众、令其清心寡欲十分重要。如今接受过良好教育却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人太多太多,也许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传统礼文化,不再将其看作意识形态的枷锁,而是把它当成督促我们对彼此践行承诺的道德法则。

食物、社会和环境

在古代,尤其在朱熹建立自己的礼学体系之后,从社会与环境两个角度来强调食物的价值便成为了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食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同祖先和自然的联系,可以提高我们的尊农意识,为日常饮食添加精神层面上的内涵——面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这一做法具有绝对意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或许不必向西方发达国家求助,只需要细细研究儒家传统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礼文化拥有无穷的潜力。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学观点认为日常物品——尤其是食物——具有神性内在。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古时的一种信仰:食物等物品都有物质实体(因此食品可以滋养身处物质世界的我们)与超越物质的内在(因此用作祭品的食物可以供养祖先与神明)。后来该信仰被赋予了这样的内涵:用在祭祀仪式中的食物代表着对农业的重视、对产出食物的环境的珍视,以及对食物中超越物质之内在的认可。千百年来,人们也用祭祀活动来表示对令人类与农耕合而为一的生产过程的尊重。

在传统世界观中,人作为翻耕土地的农民和食物的受惠者而存在,死后又会被安葬于土地之下,最终任身体化作大地的一部分,参与生态循环过程——滋养了我们的食物会以这样的方式滋养我们子孙后代,因此说它是祖先的产物并不为过。

儒家礼学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及上述过程,但这种对于人类同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解只是浅浅地埋藏于表象之下。毕竟我们的祖先不仅将生命赐予我们、把农耕技艺传授给我们,还凭借自己的智慧,凭借自己身体化成的沃土创造了我们现有的环境。

世界的现状由以往的历史事件决定,人类后代的未来由我们今天的行动决定,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一过程早就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结果是各种自毁式行为在人类社会层出不穷:人们大量使用塑料制品,食物被当作取乐和消遣的道具而非从中获得营养的资料。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被装有空调的钢筋水泥大厦分隔开来,导致人类完全脱离了自然界,且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人应当凌驾于其他动物。上述过程已经被现代人遗忘,文化的连续性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人们也对以下问题一无所知:食物来自何方、如何产出?上述因果相承的过程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其对食物供给的影响如今已成为讨论的禁区,人们一直对其避而不谈。

人们在祭祖或祭天仪式结束后分享被撤下供桌的祭品——特别是粮食与农产品,这让祭祀仪式同时成为一场纪念活动,使人类体验得以同提供养分的食品直接发生关联,从而令土壤与食物、水与食物之间的密切互动得到确认。

用以明确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大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礼”,其重要地位在十九世纪晚期——外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思想在中国扎根后——受到了猛烈冲击。儒家礼学被贬为阻碍中国快步迈入现代世界的落后文化与迷信糟粕。两代知识分子将清除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视为第一要务。在他们看来,祭祖祭天已不再是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农耕之间纽带的途径,而是工厂、火车、汽车、金融机构以及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之路上的障碍。当时的人们有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只有通过摆脱对他人和自然世界的依附才能满足。

我至今记得1983年在耶鲁大学上第一堂中国历史课的情形,那节课我听得很认真,学到了以下内容:很遗憾,故步自封的官僚将儒家治国理念与技术观奉为金科玉律,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令中国无法向以批量生产、蒸汽火车、大量工厂与城市扩张为标志的现代世界大步前进。老师还讲,当时正是因为思想落后,中国才被西方远远抛在了身后;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需要向西方借鉴某些重要原则——这是实现文化演进的必要前提。

然而,如今工厂、火车和汽车所使用的煤和汽油与日俱增,因而气候变化、经济与社会扭曲等问题正在我们面前肆虐,更不用提层出不穷的致命武器了。目睹这一切,我们是否还能接受上述论断?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上述观点的影子——它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思想。但我们必须质问自己,时时处处关注环境,重视农业与粮食,要求建立以人为本、将道德原则摆在利益和生产规模之前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社会系统与令人和自然遭受持续性剥削的外来现代系统相比,孰优孰劣?

中国古代皇帝和朝鲜王朝的君王都会举行社稷礼。这种祭祀活动既强调了皇帝在开创太平盛世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又确认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社稷礼与百姓家中规格最高的祭祖祭天仪式相似。社礼旨在祈求土地神保佑土壤丰饶,让人民衣食无缺,以从根本上保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稷礼旨在向谷神祈求五谷丰登,令庄稼不受病害、虫灾和旱情的侵扰。

这样的祭祀并不是迷信,而是土地、生长在土地上的庄稼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之间本质联系的表达,兼具政治内涵和精神力量——这并不是秘密。这种认知在人类居住地和自然世界之间建立了生态政治上的平衡,但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该平衡即被打破。现在中国的政党会议中仍有许多仪式,外国也有高官举办的集会,然而这些活动并不具备强调生物圈的重要性以及农业中心地位的意味。

我们的现代化项目并未考虑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从而给现代社会招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再用象征性仪式来提醒人们自然和农业对他们的身心福祉有多么重要,提醒他们大地山河、一草一木与人类文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关心的“环境”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他们完全不考虑自己丢弃的塑料包装会对真正的环境造成何种影响。我们遭受着富有现代意义的画面和影像的轰炸:高速公路、摩天大厦、汽车、计算机和没有花草树木的风景。商界臆断植物——尤其是庄稼——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交换、买卖,而不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任何影响,农业也被视作过时的落后产业。

然而任何文明都不应割舍土地种植这种生产方式,不该忘记为人们提供食物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否则便有沦为消费邪教、完全漠视未来生态环境的危险。那样的文明是极具威胁性和破坏性的。

宋代的儒家思想——尤其在经过朱熹的阐释之后——为社稷之礼和其他强调农业与环境对全民生活重要性的手段奠定了基础。朱熹关注自然世界中人类地位的形上意义,为把生态观念纳入儒家思想的知识与精神层面打下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讲,朱子礼学的意义要比佛学更为深远。

朱熹描绘出一套复杂的道德心理体系,该体系与礼仪之践行密不可分,且认为人类寻求启示的实践应当围绕着个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展开,正确认识自己处于其中的环境是自我修养与积极实践的重要目标。

宋朝儒家思想认为,我们如果能够直面本心,就会发现自己与自然亲密无间,因此我们必须对大自然抱有敬意。朱熹将这种心境称为“持敬”,并将其作为修心的重要条件。这种心境因遵守践行礼仪、关心他人、热爱自然等准则而生;这些准则在人们年幼时被学习牢记,在他们成年后被提升至更高的境界。获得持敬之心需要自律、沉思、正念,需要敞开心灵;修得仁心的最后一关便是让自己的本心与自然、与整个自然世界相连。

朱熹在《仁说》一文中表示,人类世界与其他事物的世界之间没有隔阂,二者存在体验和生存形式上的共性。朱熹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大彻大悟的人会觉得一草一木都可亲可敬。在朱熹看来,阻碍人们达到这种境界的,是人类的自私与傲慢,因此人们需要孜孜不倦,克己复礼。所谓“敬”,并不仅仅指敬天地,敬祖先,更指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对自己给自然造成的影响有深刻认识。

结语

近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篇具有标志性的报告:“全球变暖1.5℃”(“Global Warming of 1.5 C”。比起众媒体轻描淡写的叙述,该报告就不久之后气候变化趋势的预测要骇人听闻得多。报告指出人类正在面临高碳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对人们之前的“碳交易计划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一想法予以明确否定。

报告并没有提及诸多专家做出的更为悲观的估计,但比其他主流报告都要中肯深刻。然而现代社会极力否认它的重要意义,并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我们面前的问题,既不是工厂与汽车的碳排放,也不是新兴技术的使用,而是对一种观念和心态的全盘接受:以商品消费的多寡来衡量人生体验意义的轻重。

现代社会中,这种观念浸染了多数人的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心中的头等大事。但以往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礼文化中将食物作为人与自然间羁绊的代表这一观念让我们有了其他的选择。虽说我们尚不清楚应当如何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文化,使其为现代社会所用,为整个世界所用,但它拥有巨大的潜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朱熹的礼学著作在韩国备受青睐,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普遍性而非特异性。这些著作使得明晓礼仪成为启蒙过程的重要一环,这个环节人人都可参与。

或者我们可以说,朱熹以极有说服力的方式把个体行为与普遍法则整合在一起,而这是今天的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每个人的行动和选择都对保护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儒家传统文化中找到启示,采取全新的生活模式,以此来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食物危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文学科全新的重要意义”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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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文学科全新的重要意义”

20191 3

贝一明

前些日子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令我有些诧异:我见到的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高新技术的忠实拥趸。年轻人沉迷于智能手机,打着可有可无的游戏,看着只为搏观众一笑的娱乐视频,任光怪陆离的画面在眼前变幻穿梭——他们已然在世界中迷失。

只要有机会,商店与餐厅的工作人员也会时不时地打开手机,从肤浅的内容中获得片刻欢愉。在我下榻的旅店以及附近区域,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报纸的地方,更不用说书籍和关于中国当前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的专著了。我不禁在想,到底还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思考应当怎样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他们要怎样对时运不济的四邻及他人施以援手,面对环境问题我们有何对策,怎样解决财富集中、留给普通人的机会日趋减少等社会矛盾。

他们投身于高新技术的新世界,盼望迎接充斥着虚拟现实与即时通讯等更为先进的技术的时代。我猜他们之中,认为自己埋头于游戏、视频和社交媒体是在为进入全新时代做准备,因此而理直气壮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他们说不定以为智能手机及其相关技术会把中国乃至世界带入乌托邦。

然而这样的想法是否有科学基础?工艺技术终将进步,我们必须发展高端技术、必须将其限制在道德框架内——这样的想法似乎没错。但是,为了制定行之有效、意义长远的技术政策,我们首先要考虑技术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从长远角度分析新兴技术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家庭关系、社交模式、学校与政府等机构的功能,同时秉持道德原则。

我担心的是,不仅没人对技术的作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就连此类评估的必要性,年轻人乃至政策制定者都对其一无所知。哪怕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家都将为研发搞宣传、拉赞助(这也是一种营销行为)视为己任,却并不审视自己的研究对国家究竟有何价值、是否会对社会与道德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在眺望经历技术飞速转型的社会时,视野中有个巨大的盲点。

年轻人一头扎进充斥着计算机、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世界,沉迷于离不开网络的生活时,是否正在与“为步入高新技术时代做准备”这一宗旨渐行渐远?

为了在应用技术时兼顾高效与道德原则,我们是不是该摆脱线上世界、断开网络,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退后一步,从宏观角度考虑技术对人类社会、对我们的思维过程、对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要在道德框架内有效地利用技术,我们的最佳做法,是不是有目的、有立场地对其加以选择,从而做出理性、不受情感左右的判断,确定这种技术有何用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否应该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去沉思,去练习,去看书,去阅读哲学与诗集,去回顾古代历史,去画画,让自己沉浸在令我们成为“人”的深厚文化历史积淀中?也许为了对新兴技术善加利用,我们有必要花时间去做上述功课。

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建议简直荒诞不经。然而,倘若我们遵循科学方法、坚持逻辑思维,就能了解上述做法的必要性所在。它似乎与被广为接受的常识和主流共识差距甚大,但历史告诉我们,主流共识常常存在谬误。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关于人文学科重要性的讨论此起彼伏。同时,大笔资金用于开发各种“数字人文”项目——它们可以孵化出最前沿的通讯技术,据说将使教学模式发生彻底变革,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在线视频,哪怕观者众多,也能极具效率地展示复杂的信息内容。

我们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受到资助,得以应用先进的超级计算技术来解决历史与社会难题。

他们用超级计算机分析大量文本与统计信息,把各种意外发现以图表的形式生动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大数据揭示了曾经蒙尘的种种真相——尽管我们不禁怀疑人们用于阅读与思考的时间是否在大幅缩减。

虽然某些利用新兴技术的创新型研究仍在进行当中,鼓吹人文复兴的文章也比比皆是,但遗憾的是,我们四周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数量与相关院系所录取的学生人数正在陡然下降。

学生们并非对人文学科不感兴趣,但他们心知肚明,面对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自己必须放弃追求真理、循规蹈矩,才能得到谋生的机会。因此专心读书、能够就某一问题进行复杂分析的民众日见稀少。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

今天,我们急需实现人文学科的真正复兴,但很可惜,在技术讨论中,“人文”只是出现在由新一代计算机芯片支持的数字显示屏和社交网络上的内容。人人都知道这些内容当然更为重要,可事实是,社会投资大多用于技术研发,而非对人类经验的探寻。

在这样的项目中根本找不到我们迫切需要的人文元素。我们需要从对高新技术的痴迷中脱身,花时间去评估各种技术对整个社会、对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所造成的复杂影响。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文学科中获益良多。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时,以往的智者才会从蒙尘的书籍中现身,给我们以启迪:人类社会因工艺技术的发展而快速转型,从而产生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也令我们如堕烟海;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会经历一场劫难。

对于人类未来而言,挖掘蕴藏于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之中的深刻真理要比开发新一代半导体或超级计算机更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着手化解危机。然而,尽管长夜将至,我们却没有发现明显的转机。

人文学科获得的资助相当有限(严谨分析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项目更加可怜);相比之下,与商业应用有关的科研项目却吸金甚丰(不论其是否会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倘若我们认真思考,便会得出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我们既没有严肃对待人文学科,也没有认识到眼前危机的严重性。

只要环顾四周,各位就会发现,旨在撩拨人类基础本能的新兴产品已经令众多人沉迷于各种图像(包括游戏与色情图片)。大众被怂恿着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与窥探欲,却不必接受智力上的挑战与道德上的约束。

观看别人狼吞虎咽、进行各种极具暗示性的表演已被视作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利用技术去迎合大脑最低级的功能,一种无甚内涵的消费文化便因此而生。根本没有人考虑我们的国家一百年后会变成何种模样。

我们必须在社会中开辟空间,并且对其赋予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从技术中抽身,在这样的空间里用自己的眼睛阅读书籍,用自己的双手打造艺术品或者家具,用自己的双脚漫步,从而了解我们与大地之间有多么深刻的羁绊。

在亲身体验世界、了解自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晓因果,能够有机会退一步思考,举一反三,将眼前的表象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在读书、写作、绘画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得以同真实的自我重新连结,了解地球真正的需要。

否则我们很容易被这种自杀式倾向裹挟:认为每天丢弃塑料袋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认为电子设备的应用与我们呼吸的污浊空气毫无关联;我们会骗自己说,少年儿童构想世界的能力十分有限,其原因根本不在于他们整日整日地玩那些愚蠢的电子游戏。

第四次工业革命向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令虚实难分,使真幻难辨。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见到电视上的丛丛绿树便以为环境状况依然良好,看几集友情剧、生活剧便认为我们的社会真的那样温暖健康。

虚拟世界是假的,我们的媒体也在被那些假象渐渐污染。报纸变成了图片卖场,展示那些出资者希望人们相信的“真相”,却不再对社会现实进行缜密调查。

在涉及到气候变化话题时,上述问题最为突出——在媒体和教育活动中,我们的这一生存危机已不再是可供讨论的严肃课题,而它却在愈演愈烈。

技术并不会告诉我们它本身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减轻对它与日俱增的依赖性(它要消耗能源,从而导致气候恶化)。技术更无法帮助我们了解它的进步会怎样扭曲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看法。

能帮助我们的,只有针对道德行为基本原则(道德哲学)、存在本质(形而上学)和知识与理解的本质(认识论)的深刻思考。

技术在迅猛进步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此紧要关头,哲学却已完全背弃我们的智识世界。正因如此,我们已变得脆弱不堪。计算机代码主导着我们的社会,也让我们的生活沦为空洞的仪式,而我们却不知该用怎样的概念去描述这一过程,也想不出搜索引擎是如何改变我们同周边世界和亲友交流的方式的。

本为人类体验重要环节的人文学科已然陨落;许多人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非社会的积极成员,一种反智文化从这种被动情绪中破壳而出、扩散蔓延。这两大因素催生出另一种危险趋势:人们无法清晰地分辨科学与技术。

在广告宣传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如今广告已经取代分析研究,成为我们媒体生态圈的主要内容。针对那些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新兴技术,各种广告一味强调其神奇之处。在大多数广告中,新兴技术要么是人们用来取悦自己的玩物,要么是可以解决不便的工具,与探索真理毫无关联,不求了解,只求惊羡。

毫无疑问,此时我们身处一个由技术主导的时代,而且新兴技术(或者说新旧技术的结合体)正在不断萌发。但我们所在的并不是科学时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线已经因为“科技”等词汇的广泛使用而变得模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也草率了事。

科学是根据科学方法对世界展开批判性调查的实践。尽管社会中有许多研究科学的专家,但就连各大科研机构中明了“科学”之概念的人都越来越少,就更不要说普通大众了。对一次性塑料袋给环境造成的破坏视而不见,这就是社会中科学性思维日渐式微的明证。

我想起了保罗·古德曼(PaulGoodman)在“技术是否能人性化”(CanTechnologybeHumane)一文中的名句:

“不论是否利用全新的科研方法,技术都只是道德哲学的支流,而非科学的分支。”

追根究底,技术事关如何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以及人们应当怎样遵循道德哲学原则——其中包括在某种情况下决定不去发展或者使用具有破坏性的技术。技术永远不该与持续并用推测和系统性论证来追寻真理的实践相混淆。

人文学科对真正的科学性调查与科学方法的基石至关重要。对于科学方法而言,能够针对我们感知到的现象提出多种解释的丰富想象力最为关键——这些解释随后可用于开展客观严谨的分析。

诚然,优秀的科学离不开严谨的分析,但想象力——天马行空地设想各种解释的能力——是这一过程的要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在理论物理领域做出突破,正是因为他用大量时间去想象宇宙可能是怎样运作的,光子是怎样的,以及哪些看似古怪的观点可以用来描述日常现象。他的研究近似于天方夜谭,但他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异想天开的念头,才得以看到墨守成规的人看不到的一切。

我们对技术、商业化文化与消费主义文化的痴迷如此之深,以至于不愿推倒遮挡了我们视线的藩篱,但社会分裂、技术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等日益加深的问题终究会逼迫我们动手。

我们所熟悉的半导体和智能手机中没有那些危机的解决方案。终有一天,我们会被迫打开那尘封已久、贴有“人文学科”标签的盒子。

“没有智能手机的中国”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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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智能手机的中国”

2018年12月 11日

 貝一明                    

“想象一下没有智能手机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每每向中国朋友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总会天马行空地畅想一番——他们以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一个个未来派的”智能化城市”:市民不再使用智能手机,因为所需信息可以被投射到他们的眼镜或者视网膜上——通过植入式芯片直接传送到大脑也有可能。

但我的话并没有言外之意——我所指的,就是一个不存在智能手机的中国。毕竟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这个国家也创造过伟大的艺术与文学成就,建立过极为复杂的治国理政体系。

我们的大脑和社交活动正不断地被手机所取代,导致我们的生活氛围每况愈下:民众迷失了方向,不再把自己视作某群体之中的一员;众多家庭中,那个由金属和玻璃制成的怪异小盒子放出的虚假影像蛊惑了父母和子女,使他们彼此渐行渐远。

地铁上的乘客既不思索社会问题,也不考虑是否挤到了身边的人,几乎人人都沉迷于手机,渐渐地失去了为别人着想的能力。

他们要么沉浸在手游中,要么飞快地阅览着一幅幅巧克力蛋糕、拿铁咖啡以及时装美鞋图片,要么目不转睛地看着搞笑短视频。

就连用手机阅读严谨调查报告的人都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专心看书以求了解重要时事的读者了。至于中国要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中、美、俄三方之间的核武竞赛乃至核战争等问题,人们几乎谈都不谈。许多媒体报道已经沦为某种毫无深度的娱乐形式,而仅仅二三十年前还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丝不苟的责任感已然无迹可寻。

全球经济形势正在飞速变化,其影响不可小觑。然而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关注这一过程的人才能对其有所了解。

上述现象所导致的一大后果,就是全社会的政治意识水平与公众对共同目标的投入程度急剧下滑。我仍然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过,中国应当停止极度政治化进程,但如今我们尚未触及另外一个极端。

恐怕智能手机和广泛传播、令人冲动浮躁、心猿意马的社交媒体正在这场悲剧中起重要作用。

对于目标明确、价值观端正的人来讲,社交媒体具有积极意义,但要以明确何为使用、何为滥用为前提。

智能手机究竟有何用处?有人说它们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让我们获得无穷无尽的资讯。IT专家也在不断编制手机程序,让它们拥有更多功能,能够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更为舒适。

然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一书中指出,大量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会”毒化”我们的大脑:它们刺激神经元持续不断地做出迅速反应,同时削弱使用者沉思与专注的能力。

长此以往,这些高科技产物会造就这样的民众: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无知无觉,无法——甚至不愿意——提出、采取解决方案。我们原本期望他们就国家的未来积极展开讨论,可他们却沉溺于声色世界无法自拔——在他们眼中,就连政治事件也可以拿来娱乐。

如果我们因为大脑被智能手机毒化而沉迷于一时之快,丧失了深入思考、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的能力,我们将何去何从?

毕竟这场由智能手机主导的游戏,其主旨是消费而非理解;至于智慧,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中国的空气污染情况比较严重。一方面,人们对廉价能源与产品的需求导致了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大家又对真正的污染源视若无睹。面对这种情况,公众十分被动,同时也无法辨别其中的复杂因素,这实在令人担忧。

也就是说,在智能手机社会中,我们将所见所闻分解成独立的元素——比如脸书上的帖文,却没有培养自己的宏观视角,去掌握身边复杂潮流的来龙去脉。

那一个个富有刺激性的故事与画面酷似一朵朵饱含蜜汁的鲜花,而我们就像在花丛中穿梭的蝴蝶一般,在文字与图像中徘徊。读完各种网文之后,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世界似乎不对头,但并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与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关系,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问一问,那些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看法的高科技产物,其使用是否应当受到限制;那些令人们脱离邻里同事间关于改进社会的讨论、丧失对长期问题的批判意识的产品,是否应当受到慎重的控制。

倘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能够影响政治进程的核心,那么我们就不能放任自己受这种观念的诱惑:那些高科技产物是”现代”的象征。

如果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了解社会、经济与文化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复杂变化,民主便无法立足。

如果智能手机令我们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不论它们能带来多少便利,我们都会慢慢滑入噩梦世界,却可能对这一切无所察觉。

贝一明的新书 “未来中国:关于人类与地球命运”

洪陵文化沙龙 “中美贸易争端与中韩关系走向”

亚洲研究所所长与庆熙网络大学的洪陵文化沙龙今年最后一次研讨会 “中美贸易争端与中韩关系走向” 这次是庆祝康熙大学的孔子学院的方萍院长方萍教授的最后一次参加。十一月十八日

 

 

“基辛格博士哪里那么了不起?”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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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博士哪里那么了不起?”

2018年11月24日

贝一明

当前时代,紧张态势升级,国际冲突愈演愈烈。2018年11月,习近平与已过鲐背之年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会面在北京,就此背景下的中美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作为美国人,我认为这并非应时对景之举。把亨利•基辛格当作中国的朋友,这种做法不仅会给中国造成极大损失,而且令身在美国、真正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专家学者们欲言又止。

 “基辛格博士哪里那么了不起?”

许多中国人认为,亨利•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带头人物,且在华府中的一个对中国关照有加的团体中,此二人为核心。诚然,基辛格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不过毫无疑问,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由他人代笔的。他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倍受青睐,表明即使是美国对中国极为肤浅的了解,也足以使这样的书籍大受欢迎。我强打精神读了读这本书,放下它时心中只有这样的感觉:该书充斥着对基辛格的溢美之词和对于此人同重要人物会谈场面的描写;至于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理解,作者一字未提。

更重要的是,当基辛格与尼克松致力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并没有开拓沟通渠道,令两国个体和民众得以就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事进行深刻对话。

没错,基辛格想要的是自身与中国之间的积极对话,而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探讨交流。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组织的会议上出现熟知毛泽东哲学,或是中国唐宋时期优良治国传统的美国人。

如果说基辛格曾经付出过努力,那么他尽力去做的,是使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专家与其他美国人难以对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我们不能忘记提拔了亨利•基辛格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是如何上位的。当时,谁想靠近中国和前苏联,尼克松就把谁妖魔化,并因此而博得名声。他称研究中国的专家为”卖国贼”和”间谍”,不遗余力地将其清除出政府与学术界。那些主张同中国合作、对社会主义观念表示理解的美国人,也被他抨击为”危险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中国之行,以及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不过是旨在瓦解苏联、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策略之一。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

基辛格既说不出一个中国词语,也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吊诡的是,某些中国人却认为,由一个认不出、写不了中国字的人来担当”中国专家”实属正常。实际上,近些年来在美国有很多这样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专家”,而且中国人也不对他们做语言和文化了解程度上的硬性要求。

有一件事也许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斯蒂文森独具慧眼、博文广识,曾作为民主党代表竞选总统,而他当时的对手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便公开主张将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仅仅是一个代表,在他背后,还有很多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截然不同、早就了解中国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有多重要的人。

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地位,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极具危险性的堕落不可分割——他将这一美国智库用作跳板,登上了中国专家之位。

CSIS曾是极具价值的国际关系信息来源,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所发布的内容,质量大不如前。

CSIS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安全等国家职能私有化的中央舞台。处理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任务,之前是交给由公民税款支持的政府官员去做,如今却要由营利性企业来提供资金,而随后签订下的各种协议也被转交给了了无才识的高官。

十年前,就连美国政策的批评人士——比如我——都会被邀请至CSIS研讨会发言。那时的CSIS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机构,但仍为富有意义的讨论敞开了方便之门。如今,时移世易,集结在他们的研讨会中的,大多是鼓动同中国或俄罗斯开战的乌合之众。

以往鼓励畅所欲言的CSIS,其平衡有赖于美国外交政策上两块磁石的相吸相斥。

居于CSIS一角的是亨利•基辛格,他通过将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私有化而攫取暴利,同时将该机构用作通道,为自己的公司——基辛格事务(Kissinger  Associates)——吸收订单。

但另一方有吉米•卡特总统的前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镇。他认为自己不单单是求财之人,而是学者,是公仆。当然,布热津斯基并不贫穷,而且参加过许多从道义上讲有问题的活动,但他秉持公共服务信念。

有些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一败涂地,布热津斯基是始作俑者,还认为他是冥顽不灵、为增加军费而抓住一切机会给前苏联搅局的冷战斗士。我之前撰文为布热津斯基辩护时,遭到了他们的猛烈抨击。

他们的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堪称准确。然而我身在华府时,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我看到他为支持对抗政治恶霸的勇士而劳心劳力,听到他在布什总统任期将满时慷慨陈词,声讨鼓动同伊朗开战的好战分子,这对避免燃起战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曾多次把自己认为对美国举足轻重的事写在信件和电子邮件中发给他,几乎每次都能收到他的详细回复。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我不是富豪、跟各大智库和各级政府毫无瓜葛而对我置之不理。

2017年布热津斯基病逝后,各个国家项目对源于军事承包商和外国政府的资金愈发依赖——军事承包商希望煽动冲突,而外国政府想要为自己受益而扭曲美国的政策。CSIS已然沦为政治咨询公司,企业只要付钱就能从那里拿到看似公正客观的报告,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确,CSIS从一开始就同公众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不过现在情况更加糟糕。

关于美国政策的辩论更像是一场酒吧里的斗殴。起初人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几分钟后,”战场”上只剩下穷凶极恶的混混。

这种在外交政策上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做法,与联邦政府上下政策的军事化有直接关系。美国对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外交政策军事化这一趋势已延续许久。众所周知,美国驻中东主要国家的大使只能谈谈宴会上的虾是煮是炸,真正的决策者是幕后的各位将军。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军事化已经深入骨髓——特朗普内阁乃至联邦政府中的前军官人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上任的联邦监狱局局长就是曾经担任陆军将领的马克•因奇(Mark Inch)。

事情还不止于此。去年十一月,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艾伦(John Allen)被委任为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该学会为美国一流智库,曾由博学多问、雷厉风行的非军方人士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领导——不论各位是否赞同他的看法,此人的优点都无法抹杀;而其前任是才华横溢的外交官迈克尔•阿玛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

美国政府的体制的基础已腐朽不堪,各个派系(如FBI与CIA,白人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剑拔弩张,因此像布热津斯基一样的知识分子或许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用、发挥影响力。

“空前危机下,联合国急需根本性转型”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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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危机下,联合国急需根本性转型”

贝一明

2018年 11月 20日

联合国于1942年建立。当时在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推动下,极权主义盛行全球,全人类面临被拖入野蛮时代的威胁。一小群知识分子与政坛活跃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极权主义,主张国际主义与世界和平。他们同苏联、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有识之士,以及被迫流亡,居住于伦敦、华盛顿和上海的其他国家政要并肩作战,为全新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开创性规划和实施而呕心沥血。

欧、亚两洲反法西斯主义者所拥有的智慧与经验,以及少数政坛领袖手中的制度性权力暂时合流,为建立令人鼓舞、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下基础。

联合国的诞生,可追溯至1899年、1907年和1914年的三次海牙和平会议。这三次会议致力于建立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1914年的和平会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止。三次会议确立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施了裁军方案,针对战争行为发布了涵盖战争罪行惩罚措施的人道主义法律。当时所确立的传统在今天仍至关重要。

美国因在二战中取胜而自鸣得意,将联合国操控于股掌之间。可悲的是,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无法拒绝接手大英帝国战利品的诱惑,从而不必要地将苏联变成了敌手而非共建世界和平的伙伴。

然而,即使联合国并没有在冷战时期发挥潜力,但在化解危机、采取措施解决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方面,仍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使在布什总统任期内,联合国的预算被削减致最低限度,即使美国的多项战略将联合国决议视为无物,即使美国的政策与国际法渐行渐远,联合国仍然被全世界人民视为可借之呼吁公平正义、寻求正确引导的重要机构。

与维持众多非公开、利己性的世界秩序操控制度相比,人们更希望建立可靠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份强烈的意愿足以在最为艰难的时刻推动联合国继续行进。然而美国却再也没有重拾自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所履行的制度方面的承诺。

如今,2018年,我们发现自己又处在了一个充满重大危机的时代,随着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治理体系的崩溃、价值观念的瓦解、财富的集中、种族主义政治运动的抬头以及军国主义的大肆叫嚣,种种威胁接踵而至。与1942年联合国诞生之时相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其危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军入侵苏联时,日本入侵中国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惨遭屠戮,那场悲剧我们并没有亲眼目睹。然而,美国决意废除所有军控条约,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发动侵略战争,这或许预示一场同样惨烈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美国正在经历军控政策系统的灾难性崩溃,且其外交政策处于夸夸其谈的理论家、精神病患者约翰•博尔顿的掌控之下,也许足以吞噬全人类的地狱之门已经大敞四开。如今,美国似乎又撤回了驻联合国大使——或许再也不会派出下一位。

而且,人类此刻面临的风险比以往高得多。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大量核武器,其威力比在1945年将广岛和长崎化为焦土的原子弹大几千倍。其余国家中,也有许多掌握着核武器与其他破坏性巨大的军械。更有许多国家,只要政治风向有所变化,即可在短短几个月内大批量生产各种军火。

满腹军国主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一位法西斯“基督教”领导人)威胁对华开战,这表明全面战争不只是电子游戏中待人们去体验的虚拟剧情,更是在美国的政策推动下很可能会上演的现实。倘若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都毫不畏惧,继续为推动煤炭石油业的发展而一掷千金,那么各位有何理由认为他们会害怕发生核战争?

军国主义并不是我们面前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威胁。财富集中这一世界性问题正在愈演愈烈,而且情况还会愈加恶化。它使各国文化发生了全方面扭曲,而且因为精英团体意图为所欲为,治理体系也已面目全非。《2018年全球超级财富报告》显示,目前大约255,810名“超高净值人士”(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人)控制了31.5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一数值远远超出全球80%的人口——56亿人——所拥有的资产。从2016年至2017年,超高净值人士的财富增长了16.3%——2018年财富报告披露上述数据时,该人群的财富增长率很可能已不止于此。

人们应当在此刻——而不是未来——做出选择。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可能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我们曾经深信不疑会引导全人类奋勇向前的全球自由秩序业已分崩离析,留下的只有浓烟滚滚的弹坑,任由投资银行家及其拥趸同怀恨在心的法西斯主义崇拜者们在其中展开唇枪舌战。

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世界所需要的,恰恰是全球的切实回应。目前联合国能力有限,因此我们应当另建体系,创立一种全球性系统,借以针对人类所面对的威胁之缘由开展科学理性的分析,让整个地球做出迅速而又有效的大规模响应,不论国界。

需要的不是改,而是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人们为改进联合国现有体系而提出的建议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千年发展目标”等已经部分落实的提案。但是由于全球投资银行与主权财富基金对联合国的控制程度日趋加深,大多数提议都已被束之高阁。

此时此刻,改进联合国的现有体系已经不像给铜器抛光、给地板打蜡那样简单——为时已晚,腐蚀已深。至于联合国的任务指派模式,我们或将其视为官僚特权的体现,或将其看作政策制订过程的商业化与私有化结果——不论怎样,联合国都已失去它应有的能力,无法胜任阻止世界战争、恶性财富集中以及全球灾难性变暖的使命。实际上,比起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的那个年代,现在的联合国更加力不从心。

地球议会

笔者认为,与其列出一份联合国亟待改进事项的细目清单,不如让其进行结构性转型,使其功能发生彻底改变,令其恢复本来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再次为了地球人类贡献的地位。

我们应当将联合国转化为两院代议制机构——大体上与美国国会与英国议会类似。

现有的联合国大会应变为新机构中的上院——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上院可保留“联合国”之名,各国均在其中指派一名代表。此外,现有的安全理事会应由经选举产生的发言人以及经济、安全、福祉和环境问题委员会代替。

目前负责全球治理事务的主要部门应当转变为全新的立法机构,其职能与下院或“众议院”粗略近似——其实这个比方并不确切,因为这种新型“下院”将远远超越联合国现有相应机构以及许多国家的国民大会:后两者处理事务的流程多是不对外开放、非参与性的。

这一机构——暂且将其称为“地球议会”——将代表各个地区地球公民的需要和关注点来履行职责,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制订、实施各项政策的全球性机关。

地球议会将在与全世界民众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放眼全球,制订全球性政策。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履行过相似的职责,但地球议会还将更进一步,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成果,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多年以来,人们曾为实现名副其实、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提出过许多建议,但我们通过各大科研机构的调研结果发现,国际关系话语已遭受严重扭曲,因此那些提议中的绝大多数无法变为现实。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坚持探寻意味深远、有大国做后盾的提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在本质上与我们所说的“地球议会”最为接近。习主席的这一提法也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揭示全人类需要同心协力、开启全新的全球视角,以此来应对时代的挑战。

地球议会绝不能由国际投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或其他充当超级富豪手中工具的机构来控制。它应当在制订全球政策的同时,直接代表地方群体的利益。地球议会将开展科普,让普通大众得以了解地球真正的需要、环境的真实本质以及人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付出的努力。缺少教化的治理堪为暴政,而地球议会将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教育。

地球议会还将推动全世界民众在真正的分享型经济框架内开展合作。

营利性组织及只关注短期利益的个人同地球议会之间的互动将受到极大限制。尽管人类天性难以改变,但我们应该尽力在议会内传播奉献精神,使其着眼于长期利益,甘于无私服务,从源头杜绝利益冲突。

政策将在地球议会内部制订,法律事务所、智库、咨询公司与其他缺乏透明度的腐败机构不得插手。地球议会受全球民众捐赠,拒绝任何形式的可疑资助。控制预算规模,能够做出准确、客观的决策,要比拥有催生腐败与危险政策的大笔资金好得多。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立法机构,地球议会将根据世界总人口来决定代表人数。或许可为每五千万人指定一名代表,那么六十亿人就有120位代表。委任代表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与此同时,身为地球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因在当地人数较少而无法在其政府中拥有直接代表的群体,如极端贫困者、有生理缺陷者等,在地球议会中也应有人替他们发声,即使此类人在一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地球议会将根据科学原则对全人类以及地球的长期利益展开评估,并将国界与个别群体利益等问题放在一边,从而针对当前挑战提出应对方案,并将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实施。地球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其解决方案应当立足长远(至少三十年)。此外,针对气候变化等安全问题,地球议会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开展深度讨论。议会还将建立全球融资框架,让所有地球公民都能承担得起使用太阳能和风能,以及有机耕作方式的经济负担。

针对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纠纷,地球议会将不再遵循只关注眼前的仲裁原则,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综合性方法,把人类前途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尤其把地球的生态健康纳入考虑。

如今,拯救处于垂死状态的海洋、减少有害化学物质的排放、控制沙漠的蔓延、停止危险武器的大量生产等问题已不再被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严肃对待,大批精英也已完全脱离普通民众。因此地球议会将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职责,告诉他们人类在这个时代中所面临的真正威胁,鼓励他们就上述问题开展讨论与辩论,协助他们采取措施开展跨越地域的合作,切实改变现状。

地球议会关注的是地球本身。对它来讲,所谓“安全”是指让地球以及居于其上的生灵——不只是人类,还有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受到保护,否则人类将没有未来。地球议会既不代表跨国企业,也不受由腐败堕落、欺诈成性的媒体所放大的民粹主义言论操控。它将集中物力财力,援助致力于追求真相、坚守正义、身体力行解决问题的基层地球公民。

全球治理体系的未

笔者这份关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提议没有半分理想主义色彩。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是否有所了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治理”观念压倒“民族国家”概念的时代终将到来。摆在我们面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汲取传统道德哲学的精华,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孜孜不倦,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以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应对难以预料的挑战。

“何为中国?”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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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

贝一明

2018年 11月 18日

前些日子,我在上海参加会议时,有个学生来找我。他谈到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也许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袖,还问我对此有何看法。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仿佛盼望看到我为此而震惊,听到我说这样的成就有多么了不起、对他这样雄心勃勃的中国青年学生多么钦佩。

然而他说的这些,并没有让我备受震撼——也许中国的飞跃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觉得那位意气风发的学生似乎没有抓住重点。

1983年,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深信中国会有今天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正因如此,我起初才主修汉语。古往今来,中国多在国际舞台上担当经济与文化主导大国的角色。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讲,它在从鸦片战争结束到进入世贸组织的这段时间中所处的境况实属反常。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摆脱只注重经济规模与物质利益、无视未来的桎梏,能否展现出真正的领袖风范,以及它将给世界带来何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新机遇。

然而我在上海闲逛时,目之所及,都是以琼楼玉宇为背景的各色广告,那些豪宅堪比法国末世贵族的居所——没过多久那群皇亲国戚便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其实我下榻的酒店内真的有一张海报以玛丽王后和路易十六所召开的盛大舞会为噱头,让人匪夷所思——腐败的专制体系因阶级斗争而分崩离析后,这二位的好光景便匆匆了结。上海面向富豪的房地产广告中那一栋栋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也许会让玛丽王后都觉得倍感亲切。

在这次上海之行中,我发现就连广告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大多附体于摆满了精致瓷器与雕花家具的晚清院宅。以这种文化空间为居所的,当然是身着绫罗绸缎、生活穷奢极欲的人们。

不论是在这样的广告里,还是在那些奢华程度不亚于晚清历史电影拍摄现场的豪宅与商城中,中国两千年来粗衣简食、承星履草的普通百姓和学子士人所代表的气节与美德均无影无踪。

中国正在同一场巨大的身份危机角力。对于领袖地位的渴望,不仅中国有,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对现状心有不甘的欧洲国家与美国某些地区也有。这些国家一心推动科技进步,却忘记了塑造个人品行、传播艺术与哲学思想、加强国民精神修养。肤浅的消费文化已经把座座城市化为精神沙漠,由其支撑的经济框架也脆弱不堪。

于是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寻找新的希望,不论这份希望是点点烛光还是熊熊火炬,不论这希望之光是辉煌耀眼还是朦胧黯淡。

在美国和欧洲,军国主义日渐抬头,种族主义愈演愈烈。与之相比,中国堪为一片净土。然而在这片净土上备受推崇的消费文化与正在毁灭西方世界、有时面目甚至更为可憎的那种文化简直别无二致。

造就我的美国并不高尚无私——根本没有真正高尚无私的大国。不过在美国,在剥削性、掠夺性极高,唯暴利是图的商业模式与众多肩负伦理责任、追求真相、主张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律师和公职人员之间,曾经存在着一种平衡。我还记得儿时美国的美好之处;1998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时,那种美好仍然有迹可循。在美国,健康社会的踪迹依然随处可见,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然而那个美国,那个吸引许多中国杰出政坛人物、学者教授和商界人士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去求学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虽说哈佛广场、史密森学会等地标性建筑还在,但曾令那个国家引以为傲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遭受了永久性的扭曲。剩下的,只有建立良好政府与促进智力参与等为我们所知的传统所留下的影子。情况还在迅速恶化。恐怕美国正走在全面性体制崩溃的不归路上。

我在描述祖国所处的厄境时,心中所充斥的并不是别样的欢悦,而是无尽的悲哀。不过我还想在这里引用《圣经》中的名句,尽管我并不信教。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承认真相的确让我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然而许多中国人仍然坚信从电视上看来的、出国旅行时在富人居住区体会到的、或是存留在过往回忆中的”美国观念”,以至于无法接受眼前残忍的现实。

不过来自华盛顿的战争威胁与贸易制裁——这也是战争的一种——正在逼迫中国人明白,某些事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会倍道而行。

许多美国人都已接受由小丑总统特朗普所代表、以种族主义和利己主义为特征的新身份;欧洲如诗如画的田园中,实施排外罪行的极右翼势力已经抬头。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正身处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以美国为例。二十年的对外战争;崛起后的富豪集团无所不能,甚至颠覆了福利与公共教育政策;军国主义、贫困、气候变化、过度开采——这些问题共同指向的是一个灰暗的未来。

尽管美国国内已经有人准备好为改变前景而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

然而,虽说美国军方正在准备发动灾难性战争,而且作战对象可能是伊朗,也可能是中国,中国媒体却在报道华府有关问题时小心翼翼。事实上,中国媒体简直比美国境内的许多反对派都要谨小慎微。

在中国民众面前,媒体将唐纳德•特朗普和麦克•蓬佩奥等肆无忌惮的不法分子刻画成了伟大的政治家——尽管许多美国人都已深深地意识到这些人有多么危险。

这种外交策略对中国毫无益处。

我们不该掩耳盗铃,不该自欺欺人。美国一旦出乱,我们就会看到僵而不死的反亚裔种族主义传统昂起它那丑陋的头颅。那一天也许不会太远。

让我们回顾一下于1882年签署的《排华法案》。该法案基于种族,禁止华人移民至美国,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移民行为也受到了严重限制。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德裔美国人却得以幸免,原因之一便是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因此法案而生。倘若没有移民方面的限制,现在美国境内会有大批亚裔人口。近几年来美国对亚裔态度的转变或许正是特朗普政策的恶果。

我们以为种族主义已经在文明开化的西方世界无影无踪,我们以为美国和欧洲率先垂范,构建出了更加开放、更为国际化、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但如今我们却看到,在美国,各种文明观念因社会的深刻矛盾而四分五裂;因财富过度集中、劳工受虐等问题而满怀怨气的普通民众正想找人发泄怒火。

美国和欧洲将经历不同阶段,也许最终会抛弃极具威胁性的排外主义,回归平和。然而这一过程可能会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

整个世界提出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将会怎样。回首历史,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足以猜到未来是明是暗。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将何去何从?它能否不步美国的后尘,不沉迷于破坏性、以浪费为美的消费文化,担当重任,引领人类朝全然不同的方向前进?

首先,中国人需要走出因美国而生的茫然与困惑——那个美好的美国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不能再受蒙蔽,对幻象依依不舍。我们必须清楚何为中国,何为中国的独特之处。

修佛参禅之人都需要领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何为我?”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回答之人每次深究,都会得出些微不同的答案。反复解答这个问题,是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这种修行方法可以帮助人推倒自欺的高墙、驱散纠结在眼前的错觉,令人更加接近真知。

请试着问问自己:

“何为中国?”

“何为中国?”

应该以什么来定义中国?是智能手机的产量和使用数量,食物与电子产品的耗费情况,还是电梯、集中供暖系统和空调所带来的便利?

长久以来,中国就是中国,但以往身为中国的中国并没有手机、空调等物品,今天它也不需要这些。这些被人们奉为成功标志的物件,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毫无关系,而且要么会破坏环境,要么会影响家庭氛围,要么无益于民众构建健康的精神生活。它们并非成功的标志,且与中国毫不相干。

同样,在中国,被少数人集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也被视为成功的象征。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富人阶层,但像今天这样对财富极为崇拜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德也会因此而遭受毁灭性打击。面对此情此景,不仅毛泽东会深感不满,就连唐、宋、明、清的学者也会扼腕叹息。

那么,中国能否不对媒体和各大企业言听计从,不做它们口中的”成功国家”,能否另辟蹊径,是否有另辟蹊径的潜力?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许多西方国家正走在毁灭之路上,中国也面临着很大风险。

倘若中国不严阵以待,不认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减轻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终将看到灾难性的一幕降临。

此类问题不能单凭科技来解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还应当回归勤俭、正直、修心等优良传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几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德、善、孝、忠等无形之物才是无价之宝;弘扬美德、寻找选贤举能的有效途径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如今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智慧与德性似乎已无人看重。在人们心中,好像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在正念与灵修方面,中国的古人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中国人民可以借之帮助自己和全世界拥护中国文化的有识之士从对消费的沉迷中解脱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的”常识”世界扎根的,只有最狭义上的经济增长、股价与产品消费。正因如此,环境才会被一步一步地拖向灾难,财富集中问题才会一点一点地加剧——而这条道理甚少有人提及,甚至不为许多人所知。

我们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将是能否有中国人鼓起勇气主张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其扎根于注重和平、正念、生态与和谐等已有传统的丰厚土壤。

为现代问题找到解决之道的,将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拘一格,能够为中国的未来谱绘别样的蓝图;他们百折不挠,即使受千夫所指也会为那样的未来摇旗呐喊;他们无所畏惧,即使承受极大的压力也能挺身而出,坚持对中国最为有利的选择。

中国跟美国一样,其社会愈发被商业广告所左右。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经济学家把目光集中在股市上,却对普通大众的经济福祉置若罔闻。这样的非健康型文化无疑会催生消极、懒惰、容易被花哨产品诱惑的民众。

从根本上来讲,这既不是个人的错误,也不是美国的错误,而是文化缺失的恶果。目前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塑造健康、积极的文化。我相信,中国,还有相信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影响世界、立志于为人类未来创造更好文化的中国人,将一马当先,做出改变。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徠在他的专著《政談》中写道,囲碁(下围棋)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棋手精通棋道,将各种策略烂熟于心,步步为营,招招制胜。

但荻生徂徠进而论述道,还有人处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他们并不是棋艺大师,棋技也无法与大师匹敌,但他们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大师,是运筹帷幄的君子。他们能够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凭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来制订对弈规则,从而发明囲碁。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最为深刻的原则也需要这样的人去塑造,去拟订。

中国所面对的挑战是避免重蹈覆辙,用以往的规则——浪费、金钱、石油、军国主义和消费主义——来回应难题。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极右翼势力也许会围攻中国,制造危机状态。

但是,倘若中国不随波逐流,而是勇往直前,为世界制订全新的游戏规则,一种人人有所得、尤其对环境有所裨益的规则,那么一切都会焕然一新。

可惜,许多人都为看到剥削工人的掠夺性经济蔓延、贫富差距加大、投资银行一手遮天等在中国抬头的负面趋势而灰心丧气。我们急需的是能够拿出全新方案的人材。这样的方案,应该与当下被人视作常识的一切迥然不同,应该能够为中国乃至整个陷入困境的世界点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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