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中文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新冠肺炎之病理:阶级战争与信息战,

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作用

贝一明

亚洲研究所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新冠病毒是一种会侵蚀人类有组织行动之基础的文化与制度病毒。将新冠战役视为两种可怕现象的结合最为妥当: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中,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阶级战争因此而全面起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潜伏在自动化技术、无人机、媒体和网络背后,转变为超级富豪用以在无情战争中对付大众的主要武器。这两种现象彼此关联,同时又各具特点。

阶级战争与信息战相结合之所以会产生当前的影响,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大批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其他权威人士甘愿对今时今日的各种虚假叙事视而不见,主动误导民众、避重就轻。

其结果是除了负责秘密制订、宣传与推行“新冠重启计划”的高层人士,甚少有人了解在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背后,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发觉美国存在严重问题的人还是与日俱增。他们遭到堕落体制的抛弃,被迫在主流媒体制造的垃圾中寻找真相,同时其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又要受由咨询公司特意架构的、粗糙至极的经济与政治理解模式所限——这类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干扰人们对特定问题的认知。

阶级战争

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转变。对数字货币、债券、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操纵同银行系统的彻底私有化紧密联系,使得一小撮超级富豪以及如苍蝇一般围在他们左右的大批CEO可以凭空敛财,同时利用这笔钱来贿赂乃至威胁居于权威地位之人。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中这种激烈的阶级分化一直在恶化,但此次的新冠疫情经过炒作,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民众忽略了这一事实:超级富豪通过贷款购买股票、进行再融资、转移现金,从政府窃取了五万亿到十二万亿美元,从而对经济造成了破坏。于是富豪们决定趁此时机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们的手段包括使用条条秘密指示来逼迫全体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和学术圈中的众多人士将当前的经济与政治乱象统统归咎于新冠疫情,且禁止有人提及这场大规模盗窃。这一窃案是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美国大选中却无人提及。

尽管这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令过去十年中的量化宽松骗局相形见绌,尽管它使少数超级富豪能够为所欲为,操纵国家经济,他们的顾问还是发出警告:这种行为极具危险性,他们必须在真正的革命浪潮兴起之前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

“阶级战争”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且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全民动员工作的中心支柱。然而这个词在本质上并无共产主义色彩。如今,无权无势的左翼党派没有将“阶级战争”认真看待,只是用该词来虚张声势,不会对这场真正的战争详加描述。极右翼势力倒是对阶级战争的威胁有所认识,同时做出了清晰的阐释——虽然有时他们的论述并不准确。

很明显,当前的秘密计划旨在使全体美国人沦为少数富豪的奴隶——尽管后者所占人口比重仅有0.01%。然而所谓的进步人士与软弱的左翼党派拒绝面对这一现实,也不愿意就新冠疫情实话实说,敢于不随波逐流之人寥寥无几。

针对当前阶级战争做清晰论述的最著名右翼人士是亚历克斯·琼斯。他的网站以“战争资讯”(Info Wars)为名,同时该人也在做名为“监狱星球”(Prison Planet)的新闻节目。琼斯系统性地发布了旨在揭露企业与政府众多阴谋的信息,能让受众获益良多,但他的节目中又包含许多零七八碎的误导性内容——也许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被迫将垃圾融入自己的报道;要知道,他引用的许多材料都是机密内容。

现在,亚历克斯·琼斯已经成为专注于揭发民主党竞选舞弊行为、大受欢迎的共和党媒体人士,但针对阶级战争话题进行分析讨论的消息源仍有很多。

然而进步派却对阶级战争讳莫如深,不愿意做相关的严肃考虑。伯尼·桑德斯会说那1%的美国人的行为有多么的不公道、多么自私;而那0.01%的人对美国大众经济、教育和文化基础的系统性破坏,他却只字不提。他从未揭露过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沃伦·巴菲特等正在忙于摧毁大众生活的所谓“进步”富豪的罪行。

当前,对方的阶级战争策略有两大关键要素。

首先,各种攻击行为是有意而为、肆无忌惮、极端化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震慑性”的手段会阻止知识界人士开展严肃讨论和政治组织工作。

“弥天大谎”战略是这一战役的核心策略。逼迫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反复宣扬不攻自破的谎言、对大众进行谎言轰炸,会迅速削弱民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无法就眼前事件进行反思、团结起来集体行动。

他们谎言的散播范围如此之广,这场骗局的规模如此之大,会让人难以置信,以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童话故事中。

自从肯尼迪遇刺以来,超级富豪们编造了无数的谎言,其中最大的、构成阶级战争意识形态准备核心要素的两个,是关于911事件和当前新冠疫情的。编造、推行这两场骗局的,似乎是同一批人,而且它们的主要策划者似乎身居世界各地,并非单单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在这两场骗局的策划方面,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与之做类比恰如其分。故事中,美国匪徒卡塞蒂被对头杀害在火车上;杀人者商定好先将他麻醉,而后每人刺他一刀。罪案由众人共同犯下,极难侦破,因为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同乘一条船,必须联合造假,倘若事情败露,他们都会受到牵连、大失体统。

在911事件和新冠疫情上,美国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众口一词,即使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都决不改口。很明显,与上述文学作品相似的情节正在上演。

极少数要求彻查真相的“愚笨之人”已遭到惩罚;表现出领导能力之人也已被孤立、被摧垮。余下的,都已被收买,要么在媒体报道中自吹自擂,要么用对方的献金从事肤浅研究,要么得到了“创业”机会。他们得到的回报都附带这一条件:为种种乱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洗白。

全面阶级战争准备阶段的另一关键点潜藏在暴风雨之前反常的沉静之中。媒体、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乃至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都意欲向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这个国家的自由度也受到了影响,但总地来说,一切基本正常。

私人民兵组织正在全国东游西荡,制造混乱、屠戮杀生,公共知识分子却对高盛集团和贝莱德集团如何操作政治进程、参与国内恐怖事件等问题三缄其口,同时反反复复地表示,或许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将会回归正常。这番言论简直令人作呕,可是民众最终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接受一条条谎言、失去同亲友互动的能力。

媒体鼓动民众冥想、同家人共度时光、去咖啡厅读书。这些接受企业赞助、自诩为专家的人通过向民众灌输上述建议来暗示我们,我们全部生活压力的来源是自己的内心,而非外部环境。

人类这样的社会动物具有这样的倾向:试图根据社会共识来定义现实,同时寻找日常生活的常态痕迹并紧抓不放,从而避免因面对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而遭受现实中的痛苦。超级富豪们正是利用了人类的这一弱点。

于是民众被慢慢地、巧妙地拖入技术极权统治的全新现实,在两种状态之间缓缓地左右摇摆:时而被刻意培养出的危机感和恐慌折磨,时而因听到一切会渐渐回归正常而心安。这种大众不经思索便随“曲”而动的现象表明,他们已经相信自己居于只是偶尔会发生风波的正常社会之中;然而事实上,政治环境正变得极端压抑,社会压力偶有释放。

旨在阻止民众了解罪魁祸首的行动又助推了这一过程。

开办“WSWS报道”的社会主义平等党 等左翼团体刻意回避对富豪的财产总额、富豪的敛财方式以及社会财富的归属做严肃分析。他们大谈特谈社会正义,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的阴谋诡计保持缄默。

而极右翼势力愿意本着严肃的态度、以适当方式关注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等亿万富翁,却对谢尔登·阿德尔森、罗伯特·墨瑟、查尔斯·柯赫等特朗普现象的始作俑者、气候灾难以及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幕后推手坐视不理。

民众被逼无奈,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1)打算切实解决阶级问题,且将危险疫苗接种制度等巨大阴谋据实描述的右翼党派;但右翼人士对气候变化问题避而不谈,且希望全面终结政府,并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富豪破坏我们社会的行为做系统性分析;

2)支持民族与种族多元化的“进步”运动,讨论如何建设更为平等的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方案,但对超级富豪的罪行三缄其口,对新冠骗局视而不见。

我们落入此种境地绝非出于偶然。是超级富豪们逼迫我们面对此情此境,因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于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愚弄我们,让我们彼此内斗,无暇对抗他们。

超级富豪们的顾问深知,财富集中与有意致贫导致的矛盾终将到达爆发点,民众终将团结起来。他们的超级计算机已列举出详细模式,告诉他们未来的革命行动将会如何展开。

超级富豪们想要将看穿他们罪恶阴谋、以及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之危险性的人们向右翼引导,因为右翼缺乏严肃解决阶级问题的分析性框架。右翼人士讲真话,但他们为特定问题做出的解释中,不包含系统性的改革计划,只有针对来自中共或犹太资本威胁的空泛之言。尽管某些金融方面的阴谋的确同中国或以色列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不过是由AI推动的、有多方参与在内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超级富豪们希望社会中关注不平等现象与种族主义问题之人能够向无甚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身份仪式靠拢。

拜登的多种族政府团队便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典型代表。任命女性、非裔、亚裔和印度裔担任政府、商业、军队、知识界与学术界要职的仪式标志着一种“进步”,即使这些职位都是企业融资的产物,同私人股本或武器系统推广存在深刻的利害关系。

进步派声称根本没有什么阴谋,将我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一群贪婪轻率之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要跟格蕾塔·桑博格合个影就能迷途知返。

这种观念必定会让高盛集团乐不可支。

正如他们在纽约的上西区所说:“我喜欢用进步色彩与薄薄的多元文化表演艺术外层来妆点自己的法西斯主义。”

想想看,前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于2018年卸任后立即加入了高盛集团董事会。对于这一明显存在利益冲突之事,左翼完全缄口不语。哈佛大学曾经因研究质量极高而闻名遐迩,如今其价值却要源于500亿美元的捐赠,而非自己的学术成果。捐款制度以及越来越多追逐企业捐助的教师教授早已沦为投资银行的玩具。

可以担任领袖的知识界人士已被逼迫他们为晦涩刊物撰写冗长文章的政策边缘化。效力于非政府组织的人们也迫于无奈,转而向权贵乞讨,因此无法掷地有声地发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呼声。这一切绝非偶然。

AI的使用

少数超级富豪与其他人群开展拼死较量要用到的关键武器是AI,即人工智能。

渴望爆红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经常谈及AI对人类构成的威胁。然而他描述的是一种未来的、虚无缥缈的危险,并不涉及当下。

AI已被炒作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至于富豪们如何利用它来边缘化、毁灭多数人,这一问题却无人提及。我们得知,AI是我们的福音,可以让人类极大地发挥潜能与创造力;可是这类宣传只是为了误导民众、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年轻人受到鼓舞,纷纷去学习计算机科学,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终将在未来无人工作的陌生经济环境中寻得一席之地。

人们可以用AI技术来分析大量信息,最后汇总得出结论。该技术已在开展飞行模拟测试、模拟有机化合物化学反应、研究天气或洋流等复杂现象方面得到应用。

然而这些并不是企业斥巨资开发、购买超级计算机的初衷。

今天,AI有两大基本用途:

1)计算股票、债券和其他衍生产品的潜在利润,制定以及实施旨在使利润最大化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超级计算机不仅计算衍生产品的价值,还会创造衍生产品,从而凭空生产价值。

2)在不同领域中用五花八门的复杂叙事,通过威胁恐吓、哄骗斥责、鼓励安抚等手段来大规模操纵全世界民众——美国便是这一策略的突破口。此类旨在操纵社会的刺激性行为在地区、国家与全球层面上均有发生,其波及范围之广,机制之复杂,让没有参与这一阴谋之人难以掌握全局,甚至被关于AI的宣传诱骗,同几十亿人一起开展支持该技术的行动、拥护相关政策,然而此类行动与政策只符合少数亿万富翁的利益。

AI在宣传方面的作用或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隐秘的威胁之一。这绝非偶然。

残酷的阶级战争即将进入下一阶段。由于大多数民众被迫陷入贫困,因此革命不再是不可想象之事。我们可以肯定,AI技术即将在控制民众思想方面发挥全新的重大作用。

的确,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在开发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这场竞争的细节却是机密内容(或者受到了保密协议的约束)。大多数媒体发布的信息都在刻意误导民众。

各国之间的AI开发大战正在日渐化为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富豪之间的较量。这些企业、富豪意欲建立超级计算机库,以迅速计算利润、操控公众为自己所用。

在这场竞争中,国境线已不再重要。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这场“冷战”同时也被人用来遮掩谷歌和腾讯、微软和阿里巴巴在计算利润方面的合作。各家大企业在超级计算领域的合作程度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或许无人能够回答。我们只知道,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富豪在阻止民众团结起来采取反抗行动这一方面有相似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只要金融寡头持续在更高层面上开展合作,残酷的全面战争便有可能因此而爆发。

从其本质而言,AI战争不会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对美国发起的珍珠港偷袭,而是富豪们对全人类的系统性操纵与碾压,是对人们经济能力与智识能力的削弱。

AI在战争中的应用

媒体有意对AI的能力轻描淡写。在商业领域,有人利用AI来创建算法,操控从监控和传输系统中截取的信息,让民众几乎无法知晓被收集起来的信息是怎样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对于超级计算机而言,智斗、欺骗全人类并非难事;在大多数人都沉迷于视频游戏、色情节目和食物与时装图片时,它们战胜人类更是轻而易举。

这场信息战的主要策略是:必须采用友好、微妙的手段,让绝大多数人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直至他们被永远锁在自己的家中。

富豪们可以获得关于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极为详尽的信息;同时,估测个人、各群体、各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对未来变化会做出何种反应的程序也已问世。上述信息与程序正在日趋完备。

我们可以这样说:全球约有五百万人已被严密跟踪,其行动均在富豪们的意料之内,因为他们是潜在的政治领袖或者舆论制造者。同时,所有重要团体(各个左翼党派、基督教或自由主义保守派、犹太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种)均已被分别监视,其对政治变化的小范围与整体反应也已被推算出来。

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已被视作目标,会被恐吓、劝诱,经历左右摇摆,体会恩威并施的手段以及人为营造的危机和动荡,慢慢地接受商业、学校、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层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危险变化。

认为福克斯新闻可信的人应当向《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请教;常读《纽约书评》和《共同梦想》的人也需要寻找其他的信息源。在AI计算技术的帮助下,各家媒体报刊的观点会随不同受众的喜好而微妙地变化。

于是民众从这一经过校准的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与以前相比,周围的政治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还是时而爆发危机,时而有所进步。然而事实是,社会正在飞速向专制化迈进,沦为跨国企业的工具。

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新问世的故事、剧集或商品应当在何阶段放在哪一媒体源中,以驯化不同人群的行为与思维。华裔美国人对科学有浓厚兴趣,保守派基督徒乐于投资房地产,非裔美国人则喜欢体育。这些信息会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一波一波传播开来。这一过程与秘鲁纳斯卡沙漠中的鸟形地画相似——人只有在从天空俯瞰时,才能看出个究竟。即使是MIT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感知超级计算机所建立的操控模式。

在发动信息战之前,富豪们必须采取若干步骤。首先,要把所有信奉科学方法的科学家阻拦在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共讨论之外;至于安东尼·福奇这种一味地呼吁大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接种疫苗的权威人士,媒体以及进步派必须将其包装成为与反科学代表特朗普针锋相对的科学界偶像。这一过程需要人们完全对比尔·盖茨把福奇当作仆从使唤、令其帮助自己推进营利性保健议程这一举动视而不见。

一旦相关的科学方法被利害关系侵入,某些人就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利用这场疫情来满足金融精英的利益。

在这场秘密的科学之战中,左翼已被武器化。“314行动”已呼吁动员民众,该行径可恰如其分地说明这一问题。“314行动”是一个自称致力于组织草根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遴选出合格的民主党科学家,让他们以科学与事实为基础解决气候变化、医疗保健等我们最为紧迫的问题。”

他们在帖子上写道,一位名为丽贝卡·琼斯的专家做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贡献”——建立起一个新冠病毒数据库;然而她却因为拒绝对共和党官员唯命是从,不愿意“篡改新冠肺炎发病与感染人数、淡化疫情”而遭到解雇。

因此他们发帖宣称,我们应当对“遭到无情迫害的新冠疫情吹哨人”予以支持。然而,倘若现有的疫情相关数据存在水分,倘若那位共和党官员才是站在科学一边的人,那又当如何?

这些帖子背后的战略家们认为,习惯了“进步”政策的人根本不会对政府数据造假等事忧心,因此会受到诱骗,拥护打着科学名义的反科学动向。

现在,报纸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文章与恐怖照片——照片里,运尸车上装满了裹着塑料袋的尸体。他们这是在公然地、系统性地制造恐慌。许多此类图片和叙事的真实性均有待认证。

关于每个城市、每个州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数据随处可见,甚至取代了真正的新闻。这些描述疫情爆发、疫病治疗和疫苗等事物的信息并不可靠,甚至不可相信。

也就是说,新闻界的方方面面都已被武器化。在一则则头条新闻背后,超级计算机时而放出疫情大爆发、疫苗研发受挫的消息,时而推出关于病例数有所减少、疫苗研制有突破性进展的讯息。在我们眼前,有些专家认为希望就在前方不远处,有些又预言“黑暗之冬”即将到来。这一操作要确保所有讨论都集中于疫情应对流程、人群性格等表面问题,不深究根本原因。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和拜登的个性、对天气、对其他事件大谈特谈,就是不对现状做深入分析。

这场由AI推动的信息战与下围棋极为相似。属于高盛集团或杰夫·贝索斯的超级计算机通过精密策划与长期运作来催眠、误导、恐吓个人与特定人群,让他们将日渐离谱荒谬的情景视为常态。

将政府信息控制职能私有化也是信息战的一个环节。

请想象一下,一位朋友将一份微软的“朝鲜问题高级情报分析师”职位列表转发给我时,我有多么惊讶。政府外人士担任情报职位、让情报人员在私人企业中任职这一趋势在近二十年中愈演愈烈,并于去年达到顶峰。

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跨国企业正在迫不及待地在政府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一旦得手,它们便可以进行恐怖统治,掌管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一切美其名曰“服务”。

去年11月21日,CIA宣布将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Azure、谷歌云、IBM和甲骨文签订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云计算服务合同。也许直接说CIA将被杰夫·贝索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和拉里·埃里森瓜分更易于理解,相关内容也的确出现在了报纸上。

民众操纵策略

数据本身并无意义。把数据同策略相结合才能实现对民众的操纵。他们当前所使用的战略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企业及政府公共关系与宣传策略;这套策略以爱德华·博耐斯的理念为基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弟子博耐斯提出了通过强刺激性影像和简单口号来操控公众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人类具有“群居本能”,常常会在权威人物针对某些事件做出解释时选择能够带给自己安全感的说法予以盲从。

他的著作《宣传》(1928年出版)与《同意的工程》(1955年出版)已成为施行政治控制的指导手册。

911事件摧毁了左右派系的理性与思维能力;近年来,公共话语发生了巨变,从漫画书到科学期刊均被牵扯在内。在技术的推动下,由本能刺激以及反应性思维刺激孕育而出的可怕怪兽已经出现,正在取代我们社会中科学的地位。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两架飞机的撞击便可使由加强钢筋构建而成的三座建筑化为废墟。

然而美国民众却对大批专家的描述深信不疑,同时赫里斯·赫奇斯、诺姆·乔姆斯基等所谓的“激进左翼人士”也被大肆炒作,以使我们对这番说辞不存异议。

这场阶级战争准备工作的另一重要环节可追溯至CIA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心理操控机密计划。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便在企业的支持下,推行利用药物、隔离等外来刺激或感觉剥夺措施来驯化民众的行为与思想。

911事件后,旨在使用隔离手段、影响思维的药物、面具和残酷虐待(前狱警约瑟夫·希克曼的《三角洲营地谋杀案》对此有所描述)来摧毁囚犯理智的一个个项目直接为制定当前的大众操控策略提供了必要资料,而这些项目与收集“情报”毫无关系。

我无法拿到上述实验的结果,但完全可以推测出他们的意图。大脑存在结构上的明显缺陷,因此完全有可能不经人们同意,在他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操控。这些实验是用来完善具体方法的。

人类大脑的主要弱点产生自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控制权之战。前额叶皮层通过协调大脑的其他部分,对环境进行理性分析、对现状开展细致估测来做决定;而杏仁核则远离理性,在有危险发生时只会做出应激反应,告诉人或逃或战——这种机制有时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杏仁核在让人类放下一切、寻求自我保护等方面可起到关键作用,但它能够推翻前额叶皮层所做的决定这一能力使得民众操控者大有可乘之机。

关塔那摩的虐囚项目与博纳斯现代门徒的观念相结合,为下述精密计划提供了基础:刺激民众大脑中的杏仁核,使它的应激反应和短期非理性反应抑制前额叶皮层的作用。此外,管理人类性快感、进食快感等感官快感的中枢也通过压制个人的长期理性规划能力、强化反智程序而成为了对方的帮凶。这种“软化”操作正在全球范围内缓慢而富有条理地开展,为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实际上,接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的人都会被这一过程驯化,变得消极被动。充斥着时新词语但全无逻辑论证内容的新闻、媒体节目与教材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陷入催眠状态。在《国家》或者《美国展望》等期刊中,各种文章之晦涩程度可见一斑;这些文章读来让人头脑发昏,而且并没有准确地反映现实。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梦游者”国度的建立。“梦游者”是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一部小说的书名。布洛赫在这篇于1932年发表的小说中描述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灾难旋涡的。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变成了梦游者;他们在社会上各司其职,熟练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甚至还有音乐和艺术造诣,然而对体制和文化崩溃的迹象完全无视。当前富豪们的阶级战争策略正是以让这一幕重演为主旨。

这场信息战与阶级战争结合而成的战争,接下来或许会由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新冠应对工作组来推进。该工作组以前卫生总监维威克·莫西、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专员大卫·凯斯勒和耶鲁大学教授马赛拉·努涅斯-史密斯为负责人,同时扮演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三个角色,可以不受法律限制地应对新冠疫情。一切科学指令起初便被废除,因为病毒本身就不甚真实。拜登做出宣言“我将不遗余力地结束这场疫情”,暗示政府对民众的行动与言论自由进行大规模压制并非没有可能。

拜登承诺要以二战战时生产委员会为样板,成立“疫情测试委员会”,同时启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让政府能够全权对抗新冠疫情。用“军事动员”来类比追踪高风险人群、为他们强制注射疫苗这一举措并非全无根据。

拜登签署了全国性的“口罩令”,要求全体国民时时刻刻都戴着口罩。或许这一举动并非出于对医学的误解,而是有意而为的,其目的是逼迫政府官员、企业和民众服从命令,包括那些没有逻辑、科学依据的命令。

历史上有一条与口罩令极为相似的命令:1941年,德国人命所有犹太人自从9月1日起佩戴一颗黄色的星星。该政策全无科学道理,当时却被广大知识分子与舆论制造者接受,造成了群体分化,催生了社会敌意,也让民众适应了荒谬、专制的政策。某些德国人在被迫史无前例地戴上黄色星星之后,便被遣送至波兰的集中营,一去不返——目睹这一切,民众装聋卖傻倒也不足为奇。

同样,我们可以想到,美国将做好准备,同意建立多个隔离营地,用于接收几千甚至上百万名据称是突然罹患新冠肺炎的人。届时惧怕接受治疗的民众只好要么戴上“智能口罩”,要么在家里装上监视摄像头,或者允许企业以政府之名给自己随意注射疫苗——即使他们对疫苗的成分与接种后果一无所知。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恐怖前景。

汉娜·阿伦特的论述鞭辟入里:

“邪恶源于思考障碍,与思考为敌,因为一旦思考试图应对它、考察孕育它的前提与原则,它便会退缩,因为那里空洞无物。这便是邪恶的平庸之处。”

人工智能便已被作飞速制造“思考障碍”之用,将会于阶级战争的下一阶段、在阻止民众发起反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原文

“The COVID-19 Pathology: Clas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lgorithm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 Research

2020 12 20日)

“让我们行动起来!” (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 贝一明的演讲)

“让我们行动起来!”

(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2021年 1月 20日

今天发表这篇演讲时,我深感沉痛,同时也心怀与这项使命相称的谦卑与解决当前危机不可或缺的见解。这场既成事实的混乱已经席卷华盛顿特区,且将其藤蔓伸向美国各地,伸向这一蓝绿相间的星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比起乔治·华盛顿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有序治理,这场混乱更配得上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和卡里古拉皇帝的残暴统治。

在我们面前,挑战已严峻到无以复加,危险已迫在眉睫。然而,这场危机同时也打破了沉寂,开辟出了空间,让我们得以迎接全新的变革,复兴我们的国家,推动它沿正轨前进,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陷帝国冲突与国内冲突的泥淖。往事已矣,但未来可期。

正如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述:

“倘若人能够无惧无欲地履行职责,总能在从事的事情中获得满足,奉行神之意旨,拥抱‘超凡的真实’,字字句句出自真心,那么他的生活将幸福无比。”

铺成前方唯一一条光明大道的,便是“超凡的真实”,而非华而不实的假象。其实再过去的几天乃至几年中,我们都已经历过残酷的试炼,为这场考验做好了准备——再次引用马可·奥勒留的名言,“拦路石变为了铺路石”,然而我们对此无知无觉。

在通过科学方法针对国会奇妙遭袭一事开展全面、透明的国际调查之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然而,与此同时,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既不是任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选举。

也许我们应当把这一事件视为一场火山爆发,视为各种地质变化在美国社会中经过多年酝酿之后突然现身的结果。时间一天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就这样,几十年来,它们悄无声息,直到这一刻。

未经操控、漫无目的的文化与政治变革岩浆蓦然喷发,冲下山坡,让森林化作火海。我们如果有足够远见,知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会变成何种样貌,一定会当机立断,将这股力量加以正确引导。岩浆冷却之后,即可变为坚固至极、可存续几百年之久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根基。

反之,如果我们畏首畏尾,如果我们肆意放纵人类的破坏天性、为所欲为,如果我们随意将钥匙交给破坏之神湿婆,那么岩浆冷却后将化作道道高墙,将我们彼此隔绝孤立几个世纪,让我们就此寸步难行。

没错,在过去的几天中,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确遭受重创;这场严酷的疫情也让我们难以招架。

然而我所指的,并不是国会侵袭事件,不是。美国所遭受的真正袭击,是躲在层层化名和空壳公司背后的超级富豪、跨国投资银行、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股本公司通过接管整个联邦政府来实施的。他们的行动无声无息、无迹可循。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正中要害:“一个军费支出年年超过社会改善项目经费的国家正在走向精神末日。”

在讨论必要措施以及现在的当务之急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眼下的情况,尤其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

新冠病毒已感染美国社会的每一肢体和器官,并且已经将邪恶的DNA深深植入这一国家,悄悄地繁衍增殖。它是如此地可恨,让一个曾为世界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的国家病入膏肓、面目全非。

这种疾病大肆侵蚀着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其起源尚不为人所知。而国家道德沦丧;有幸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败德辱行;有时间、有机会学习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和哲学,从而了解新闻报道内涵的人三缄其口,从不把自己的所知所想告诉给普通大众——这一切都助长了病毒的气焰,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上述美国人享受着优厚的特权,却完全背弃了自己成全大义的职责。哪怕可以让不甚幸运的人脱离这场文明瘟疫的折磨,他们也不愿意付出一点点努力。

我们这些得天独厚之人绝不该视自己享受到的利益为理所应当之物,更不该自私吝啬。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学到的技能都是上天轻轻交到我们手中、让我们与他人分享的礼物。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记挂着那些在便利店、在加油站工作至深夜的人;那些破晓时分便早早起床,为我们打扫办公室、倒垃圾桶的人;还有那些如今无家可归、昨晚在高速公路旁用薄纸板借以挡风、凑在一起取暖的人。

他们时运不济,没有机会学习专业技能、了解物理学和技术。我们在思忖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时,一定要首先考虑到他们。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一定要把这种情怀作为所有政策的重心与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抗争,必须联合全世界的强大力量,为了阻止我们的国家滑向一系列军队派系之间的大小内斗而抗争。我们必须遏制银行家们的恶劣勾当,让他们不要再像一群围攻狮子的鬣狗,像一群争着把嘴伸入食槽的猪一样,疯狂敛财。

我们无需对超级富豪手中的傀儡,对卑鄙的寄生虫抱任何期望。我们要针对趁人不备占据华盛顿的幕后黑手采取行动。

正如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说:

“我们已同和平的旧有敌人——商业和金融垄断、投机、不计后果的金融行为、阶级对立、地方主义和战争奸商展开斗争。

他们开始认为,美国政府不过是自己手上业务的附属品。现在我们知道,政府由有组织的金钱团体操纵,同被有组织的暴徒控制一样危险。”

我们必须声讨那些意欲利用新冠疫情摧毁所有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生活经济基础的邪恶势力。我们要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只会对积极的、有组织的抗争做出回应。他们没有考虑过实施那些置人于死地的计划的理由,也决不会妥协。

我们要撕下他们的面具(口罩),然后再摘下我们自己的面具(口罩),迎接真理和科学的曙光。

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将会如何被人利用,我们心知肚明。他们不会揭露这场闹剧背后的导演,而是会向当年911惨剧上演之后一样,趁机放任幕后势力压制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的意图表示质疑。他们都是与大财团联系紧密的政客,都要插手在共和国之棺上钉下最后一枚钉子。其实对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乐于视而不见。

如今,严刑峻法正在酝酿当中。《爱国者法案》的限制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一切国内抗议活动,以及一切对于新疫苗接种制度的质疑,都将被视为违法犯罪。

我们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或者乔·拜登先生心怀怨恨。在腐朽不堪的制度之下,他们都已尽力;然而他们并无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并非美国的合法领导人。整个政府都已陷入腐败泥潭,因此大选并不合规合矩。

本应矗立着政府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腐败,沦为了“买票入场”的闹剧场。

那些悲伤的人不过是一群冲浪者,他们试图驾驭突然涌出的乱流,却对这股浪潮的本质一无所知。

当哈佛大学成为高盛集团炒作疫情的工具,当FDA遵照跨国企业的命令推广危险的疫苗,当《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由视我们为草芥的亿万富翁掌控时,我们面对的,可不仅仅是空心人的悲哀与空虚。

今天,我要承担起这份沉重而又无甚回报的使命,呼吁国内外所有道德与责任感尚存的美国人挺身而出、行动起来。

我在此庄严宣誓,要从今日起担负领袖职责,团结所有美国民众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直至合理合法的大选重归美国,直至有更加胜任这一位置的能力出众之人来代替我。

我们需要一位总统,不,一位公民,来对美利坚共和国,对联合国进行彻底变革。

让我来提醒诸位,尽管美国的政治传统与联合国的管理制度以民主为基础,但其根基,其灵魂,其基本理念都与革命有关,可追溯至1776年美国革命,追溯至1860年的反奴革命。我们的传统本来就富有革命性;此时此刻,这一传统更是举足轻重。

让我来为诸位诵读《独立宣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今日的演讲也是另一份《独立宣言》。只是这一次,我们不是要从大英帝国独立,而是要摆脱一个超级富豪及其仆人们在其内暗中为害、被他们操控的金融与投机帝国。

我们在此宣布,脱离这个腐败丛生、掠夺人民的帝国,这个对外战争不断、媒体精于洗脑的帝国,这个为谋利而大肆推广速食与非必需药物的帝国。

当时,我们的开国元勋是这样讲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不言自明:所有人生而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组建政府,使政府的正当权力源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不论何种政府,只要违背了这些宗旨,人民便有权将其加以改造或废除,建立起全新的政府,让新政府以上述原则为基石,以上述形式组织权力,最大可能地给人民以安全与幸福……然而当权者一再滥用职权、篡夺人民权力时,人民有权、有义务,抛弃这样的政府,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没错。民主过程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革命。在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浮夸言论之间漫无目的地左右摇摆不过是自欺欺人,无异于在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间做选择,与所谓的“政治意识”无甚关联。

关于自由,托马斯·杰斐逊曾有一句精辟的论述。

杰斐逊写道:

“自由之树必须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时时浇灌,以使其永葆活力。”

这句话在当时千真万确,于今日更是至理名言。

在将任何人承认为总统之前,我们都必须:

1)列出名单,统计掌控我们国家的超级富豪、投资银行、私募基金和其他寄生性金融机构,同时制定计划,以: a) 将其近日罪行的相关信息公之于众(以应对国家危机为理由,将此信息解密,或者从保密协议中释出);b) 让罪魁祸首(包括斥巨资将自己包装成为人民朋友的富豪)面临刑事指控。

2)从货币与金融领域(美联储)着手,控制经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系。旨在控制全球投机怪兽的计划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一实施。

3)动员民众创办致力于追求真相、不会对敏感话题闭口不谈的新闻媒体,使其迅速取代只为企业金主服务的腐败媒体。

4)建立道德公民国际委员会,监督总统大选及国会选举,保证其公正公开,让民众能够充分参与,阻止企业献金,令所有合格候选人都有机会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提议。

5)为联合国改革提出切实规划,使其成为地球公民真正的地球治理平台,永远将利用该组织谋利、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银行家和超级富豪关在门外。

6)将我们的国家安全工作重点转移至阻止全球投资银行及其伙伴继续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对气候造成不良影响;解决财富过度集中问题,停止对技术,尤其对自动与通讯技术的滥用,让民众的思考能力和生计免遭破坏。

提出要求十分简单,但实现它们绝非易事。

这项工程需要美国乃至全球共同努力,需要有勇有谋之士为我们指引道路,需要大家配合跟随。

我在此自告奋勇,暂时担任这一过程的组织者一职,然而并非为了谋求权力或者财富。我决意效仿辛辛那特斯,可以随时让贤。

未来在你们的手中,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即将组织、领导大家让我们的国家脱胎换骨。然而最终做出决断的,一定是你们。

真理永不止步。

感谢诸位的聆听。

“展望2021:拜登时代 美中关系如何走?” 贝一明 采访

侨报网

2020年 12月 31日

“展望2021:拜登时代 美中关系如何走?”

贝一明 采访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2020年,2021中美关系走势仍为全球热点议题之一。侨报记者专访美国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EmanuelPastreich),解读两国关系最新情况,展望新的一年两国在政治和外交,经济和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应对全球危机四方面的发展趋势。

侨报记者:在特朗普政府即将卸任之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将如何影响新一届政府的行动?

贝一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目光短浅的,是不必要的对抗。特朗普还依赖一些持极端观点的人提供建议,这些人希望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矛盾归咎于中国,比如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和彼得·纳瓦罗(PeterNavarro)。

我个人并不责怪特朗普。这种将美国制定的政策归咎于中国,并忽视跨国公司如何剥削美国和中国的工人的倾向,是美国政治的一种趋势,随着其政治话语质量的下降,这种趋势变得更加糟糕。

侨报记者:拜登政府就职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如何发展?您期待在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异或调整?

贝一明: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拜登政府领导下,我们将拥有更多的专业声音,并填补在特朗普领导下空缺的与中国有关的政府职位,这将在许多方面改善两国关系。拜登曾试图从右派攻击特朗普,暗示特朗普和中国走得太近。这种愤世嫉俗的政治手段表明,即使极端的思想家不再访问白宫,谴责中国的大趋势仍将继续。

侨报记者: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您认为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会有所缓解或改善吗?

贝一明:美中关系越来越不是由这些国家的公民或这些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全球投资银行决定的。他们对利润的残酷追求损害了美国和中国的工人,他们希望美国人和中国人互相生气,而不是着眼于经济体系中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危险,孤立主义者试图切断一切文化和教育联系的行为令人担忧。最好是减少破坏性的贸易,而增加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交流。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拜登政府表现出任何愿景或领导迹象,尽管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我担心政府仍将成为游说者、企业智库和投资银行的囚徒,并且没有能力做必要的事情,即增进两国公民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

经济和贸易

侨报记者:从经济角度看,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脱钩?如果我们看到真正的经济脱钩,这将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交流是否真正脱钩?

贝一明:我并不擅长谈论贸易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必须在各个层面共同努力,为人类创造一个健康的文明,去应对气候变化和财富积累,并为我们地球的未来创造一个典范。我不认为增加贸易是当务之急,我认为中国应提高其在农业上的独立性,美国也应增加国内制造业,但只能扩大由公民经营的地方制造业,而不是由公司控制的制造业。因此,我们需要多一些健康的合作,少一些不健康的勾结。

我并不认为所有领域的脱钩都对中国不利。至于完全脱钩,我确实认为有可能再次将贸易降至最低水平,就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但可能性不大。国际贸易、技术整合,并不是一个由自然决定的自然过程。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必须始终对其进行仔细评估,以确保它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侨报记者:今年年初,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拜登政府上台后,该协议未来将如何发展?

贝一明:很难知道拜登政府将会做的与特朗普政府做的有何不同。然而,他们很可能会遵循贸易和安全政策的大多数一般趋势,但会避免过度耸人听闻的言辞。措辞会更友好。政策将基本不变。问题的一部分将是拜登政府是否能够重启政府——启用政府中有能力承担复杂任务的人——而不是把一切都外包给咨询公司。对于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很乐观,因此两国关系将受到限制。

侨报记者:2021年美中两国在经贸方面有哪些可能性的合作和潜在的共同利益?

贝一明: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肯定希望两国将重点放在关注气候变化和经济以及财富的集中。这两个矛盾已达到了严重的危机程度,但政府之间的会议甚至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

文化交流

侨报记者:美中两国是否有机会保持或加强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交流?

贝一明:世界与美国之间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密切合作极其重要,这是建立紧密联系的最好方式。可悲的是,教育和科研如今已经牺牲为反华政治的一部分,这种政治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想象中的“中国威胁”,这是关于种族和文化(而非经济和政治)的本质主义论。我不确定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会怎样发展。

侨报记者: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去年降至最低点。您预计明年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证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

贝一明:当务之急是要增加在美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数量,同时增加在 华工 作的美国学者和学生数量。我认为拜登政府对这种变化的态度会更加开放。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阻止对中国和全世界的“新冠肺炎”限制措施。我很担心,他们现在采取的隔离措施比特朗普政府更加严格。

侨报记者:您认为美中两国大学和学术机构应如何加强和改进各自的研究和教育交流方式?

贝一明:加强美中两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合作的举措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举。我只想说,首先,不要再把教育和科研当成一笔生意。教育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把两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聚集在一起,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可怕威胁提出解决方案。美中两国应携手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为了挣钱。如果技术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推动技术进步。如果技术会破坏环境,那么我们必须摒弃它。我们需要有职业操守的美中专家联手,共同做出这些艰难的决策。

应对全球危机

侨报记者:美中两国之间会在哪些方面携手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危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

贝一明: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和恐慌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科学和长期的计划已经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受到美国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可怕报告的影响,这些报告并没有科学依据。我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重新回到起点,共同就新冠肺炎疫情等疾病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客观地表明这是否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并且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是恰当的。这种对新冠肺炎疫情目光短浅地关注导致对其他更重要领域的忽视,这场危机必须立即得到纠正。我希望中国能发挥领导作用。

侨报记者:我们能预期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在解决“疫情”问题上的摩擦会有所改善?您对两国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以及未来的大流行病方面开展新的合作有何建议?

贝一明:疫情被非理性地用来制造摩擦,破坏两国之间的一切往来和交流。那些说这种疾病并不那么严重的美国专家同时试图将这种疾病归咎于中国。

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回归基础,并由中国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客观、科学地开展调查,致力于寻找真相,这不包括与制药公司、投资银行和散布恐慌的腐败企业媒体有关的任何人。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由真正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我们才将看到一些真正的进展。

侨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在美中两国之间可能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领域。您是否看到(两国)全面合作的潜力,还是您认为政治和情绪会限制这种潜力?您对美中之间疫苗合作的可能性有何看法?

贝一明: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是美中之间科学合作的重点。我希望这种合作是科学的,而不是为了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此类研究也不应仅限于新冠肺炎,研究应扩展到所有领域,让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方式评估什么是真正的威胁。如果美中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们认定新冠肺炎不是那么严重的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其他真正的威胁。

关于疫苗的开发,我们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跨国公司正在推进他们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尽管人们对这种疫苗将如何用于人们尚未完全了解的疾病存有极大疑惑。大多数科学家都表示“等待”。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并回归到科学中,我们将损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并使今后所有全球合作都变得困难。因此,美中医药合作必须是科学和透明的。(完)

“投资银行与人们对石油的隐性依赖”

多维新闻

“投资银行与人们对石油的隐性依赖”

2020年12月 2日

贝一明

我亲眼见到了如此可悲的一幕:格蕾塔·桑伯格所带领的高中生以及其他气候活动家们要求各位政治领导人调整政策,后者痛心地表达了歉意,且做出了令人欣慰的承诺;然而这群年轻人最后却惊讶地发现六个月,乃至一年后,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场闹剧绝非偶然之事,而是推行某种系统性策略的结果:大众被媒体和教材误导,对国家如何决策、人们为何拿气候灾难无可奈何等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其实为美国做出所有重大决策的,并非各个州与州政府,而是银行和企业财团。在电视上露面的政治领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并不比当红小丑对杂牌马戏团上演节目的决定作用大。

让我们从基本问题谈起:全球经济已被少数投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机构以及超级富豪接管;其中超级富豪的作用最为重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方向都是由上述机构与个人决定,再经由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传达给下层的政坛人士的。

冷战结束后,一种全球系统应时而生;在经济与政策问题上,严肃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分析在该系统中并无立锥之地。对于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媒体、课本和著名专家的文章不会提供任何批判性、甚至是与主流相悖的观点。对国家未来的深刻思考已经无迹可寻。

我们最多只能听到各方对政客们的抱怨。大家忽略了制度的弊病,认为全部问题都应归咎于特定人群的自私,与治理方面的缺陷无关。

在进入时局动荡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苏联和中国的体制并不完美,但它们起码拥有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能够迫使西方学者对世界开展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正是这样的思想交锋让我们得以安不忘危。然而自那以后,我们却在关键时刻一睡不起。

各路新闻已经沦为耸人听闻的空洞报道。大多数新闻都视误导民众、蛊惑人心为己任,将传达事实、启发民智等职责弃之不顾。教育如出一辙,不再把道德、科学当做重中之重,放弃了对真相的追求。

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政坛人士已化身为艺人和小丑,他们灌输给公众的,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垃圾。曾经挥斥方遒的知识阶层如今只能为不知所云的学术性期刊撰写文章,根本无法切实参与政策决策。

鸠占鹊巢的,是全球投资银行及其代理。

此外,科技的进步催生出大批超级计算机,它们才是投资银行真正的幕后主导,可以无情地精确计算出每一滴水、亚马孙雨林中每一棵树,以及世界上每一位工人的价值。所有长期计划的制定宗旨,只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掠夺自然,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和复杂算法来迷惑、误导民众,让他们对当下的困局一无所知。

对于超级计算机而言,哪怕地球在二十年后化作不毛的炼狱也无关紧要,只有暴利才举足轻重。

这些投资银行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择手段地确保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都为它们持有股份的跨国企业制造利润。它们不希望人们为自己生产食物、能源、文化内容,不希望人们创建自己的组织。同样地,它们还在尽力保证这一经济寄生系统不为人所知、不会在媒体和学术研究中得到严肃对待。

吃东西、喝水、旅行、接受教育、求医问药、葬于墓地——不论民众生活的哪一方面涉及到货币交易,银行家们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诸位,银行家们不想让你们吃用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食物,不想让你们使用自己双手创造的工具、家具和居所,不想让你们用自己家后院种出来的药草治病,不希望你们自行创作艺术品、写出小说、拍摄电影、编排戏剧,供自己和朋友们尽情欣赏、自娱自乐。

而他们最最反对的,是大家自己生产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他们希望人们对石油欲罢不能。

石油是保证投资银行能够在人们每次需要使用能源时都可获利的主要工具——尽管它们也控制了煤矿和铀矿,且通过尽量推后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来对这种能源加以限制。

银行家们不希望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食物和人们所需的绝大多数物品都是自己产出的,无需往投资银行扔一美分。

投资银行四处撒钱,收买各个领域的专家为创造对石油依赖至深的世界造势。

是它们规划出大家所居住的城市,是它们规定了从幼儿到老人的生活之中一切事务的轻重缓急,是它们替由汽车飞机主宰、由浪费消耗定义的世界涂脂抹粉。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大家无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无法想象没有石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同时,各家投资银行及其旗下企业还会收买作家、顾问和政客,使消耗石油的可怕后果避人耳目,让大家绝不会将目前的环境危机与石油的使用联系在一起。政坛之中的政策讨论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质问使用石油的长远代价为何。

如果想要使地球摆脱气候危机,我们首先必须让所有民众知道是谁以及为何要逼迫大家对石油产生依赖。一定要让他们了解有哪些银行和超级富豪参与其中,原因为何;要让他们知晓为使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这群规则的操纵者采用了何种手段。

一旦高盛、贝莱德、美国银行、摩根史丹利等投资银行秘而不宣的策略曝光,一旦沃伦·巴菲特、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公众面前的“正人君子”针对矿物燃料产业所做的巨额投资被公之于众,这些机构以及富豪的阴谋和真正企图便会大白于天下。

投资银行的企图

八十年来,国际投资银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玩弄手段,以使各大产油国由自私的独裁者统治,令这些国家通过销售石油而创造的利润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回这些银行操控的金融机构。它们想要建立的,是离开石油生产便无法生存的政治经济体,其结果是这些产油国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阻止石油消费受到限制。我们可能会对沙特阿拉伯严词苛责,但其背后的黑手却在华尔街毫发未损。

令产油国对石油收入产生依赖这一策略是通过削弱其经济多元性来实现的。势力强大的国际银行已经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尼日利亚变成了文化单一、缺乏自我意识的知识和文化废墟,而多元文化和自我意识恰恰是摆脱石油经济所必需的要素。

这些国家堪为可悲,其统治者也有名无实。它们在自己所知的唯一一项事业上埋头苦干,释放着有毒有害的污染物,为人类挖掘着坟墓。然而为这一切编写脚本的人不是它们自己,而是各位银行家。

当然,投资银行也在编造情节复杂的讹言谎语,说伦敦、纽约、莫斯科、北京等地的投资银行正在激烈交锋,让听众们相信各方正在为求变而斗争。然而它们之间的争斗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会触及整个系统。

石油与安全之惑

通过石油汲取财富的投资银行会出资协助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研究、制定政策建议。于是虚假报告纷纷出炉,称为石油生产与环球运输保驾护航是美国军队的基本职责。

换而言之,此类关于安全问题的讨论都阐述了一个观点:美国要依赖石油进口,应通过军事手段来保护石油产业。

至于通过全面普及可持续能源、大幅降低能源消耗来解决安全问题的可能性,这些报告却只字未提。

此类存在明显倾向的研究旨在完全从保护石油产业的角度来定义美国军队的职能。在跨国银行的资助下,研究机构做出了这样的安全分析:美国必须斥巨资开发制造轮船、飞机、导弹和卫星,为能源资源的全球运输提供保护。

此外,美国军方也已沦为石油的重要消费方,比起其他国家来,其石油使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说毫不夸张:美国军队已经过暗中改造,一方面消耗着大量石油,一方面向各大银行输送着利润,而这些银行所资助的企业,正是战斗机、坦克以及其他军备的石油供应商。

军队职能遭到扭曲,意味着能够将气候变化作为严重威胁来讨论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寥寥无几。如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一般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已经遭受了残酷打击。

美国军方的一切规划都为其想象中的、会耗费大量石油的未来战争而做。

货币与石油

石油的定价与销售会为控制相关过程的跨国投资银行带来丰厚利润。为使石油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过重组。投资银行有意将美国制造业外包出去,大大提高了石油控制权对国家经济健康的重要性。

美元不再由黄金储备支撑,美国债台高筑,美国资产的价值一落千丈,其结果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财富变成了以美元出售的石油。他国旨在停止以美元定价石油的动作被严厉抵制,甚至常常招致军事行动。

倘若全球的石油销售完全与美元脱钩,那么美国的恶性通胀即会随之而来——其实这一过程已经开始。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正在采取行动,令石油销售以其他货币结算。此举不仅增加了战争爆发的风险,而且迫使美国更加疯狂地使用危险的水力压裂法在境内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种开采方法会对水源造成几代都无法消除的污染,而他们一心追求的,只是保持美元的石油结算货币地位。

石油与农业

投资银行早就发现食物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决意插手食物生产的每一环节,使民众无法消费不会给它们带来利润的食物。

美国农业的方方面面都已同石油紧缚在一起。受政府补贴的产业化农业需要大量使用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杀虫剂和肥料。家庭农场已被摧毁殆尽,如今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为给跨国公司生产利润而耕种的。

为了提振石油消费,美国农业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动化与机械化。农产品由卡车运往各州各市,由轮船载向各个国家,这一过程无疑会消耗大量石油。人们误以为石油是食物生产的必要物资;政客们在做农业生产力的相关论述时,也狡辩称地方农业太过落后、生产效率太过低下。

民众别无他法,只能消费利用石油生产出来的食物。即使人们为保护环境只吃蔬菜也无法摆脱石油的束缚:不谈其种植和运输,单单塑料包装便是石油工业的产物,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即使社会主义人士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一观点再正常不过:我们必须进出口食物、使用会耗费巨量煤炭石油的货轮来运输食物。无人开展国际合作来估算上述农产品国际贸易给环境造成的破坏;恰恰相反,大家普遍认为石油消耗量的增加是积极的信号。

奢侈品崇拜与“唯我独尊”的观念

我们之所以将过度消耗能源作为丰富生活的必需之举,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电视、布告牌、报纸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广告裹挟。这些广告大肆宣扬中上层阶级与富豪的生活有多么光鲜,告诉受众过上大量浪费资源的生活是值得自豪之事。在我们被迫观看的商业广告中,人们住着一尘不染的豪宅,孑然独处,与邻隔绝,以豪车代步。

大家已经对电影中人们一边开车一边认真对话的场景司空见惯。

这些画面暗示我们,价值的创造与自我实现要通过浪费来达成。也就是说,它们在劝诱我们把这些荒诞的画面当做典范来顶礼膜拜。

它们鼓吹奢侈浪费,旨在为超级富豪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辩护,文过饰非。它们给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杰夫·贝佐斯和比尔盖茨之流是值得效仿的榜样,而非招摇过市的罪犯。

我们每每翻开杂志,时装、汽车和度假区的广告便会涌到面前。其实这些广告的发布宗旨不是推销某种商品或者服务,而是创造一种以浪费为荣、将种种乱象当做过眼云烟的浅薄文化。

以发布广告作为收入来源的报纸和杂志也在不断通过各种内容来提振消费,同时对质疑这种浪费现象的报道加以大肆贬斥。

对“自动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狂热迷信

为了使人们相信社会的迅速自动化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量资金被注入了广告业、媒体和娱乐圈。相同的手段也被用于掩盖当前新型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与政治动向——这场斗争旨在摧毁工人手上的一切资源,却被广告商们极力粉饰、美其名曰“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是一场运动。它裹挟着无辜的年轻人,怂恿他们为一个由机器操控的世界努力学习、添砖加瓦,却从不鼓励他们深入思考这样的世界是否真的有益于人类、谁是这场巨变的真正受益方。他们告诉我们,一旦全面实现自动化,生活会变得更为便利、更为高端,更具创意。然而我们从未听说,坚持利用煤炭、石油和铀来为这样的世界提供能源,人类将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广告商和被投资银行收买的专家告诉人们,用以实现新时代全面自动化的能源完全免费,至于处处联网的世界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需要多少能源,生产这些能源会对环境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这些话题则是不可触及的雷区。

将数据库和服务器机群转交给印度等国家的外包操作使富裕国家的人们得以利用由第三世界国家的煤和石油所产生的能源。然而气候的变化不分国界。

实际上,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人造”才是更好的选择。然而这一事实同样是禁忌话题。

伪称人工智能革命是上帝不可违抗的旨意,要求人们必须用“智能化城市”来代替我们所居住的温馨社区——这一切都是一场会将我们的年轻人推向残酷黯淡未来的骗局。收受丰厚研究经费、为这场骗局背书的科学家如此之多,说明美国社会道德崩坏的程度已不亚于行将没落的罗马帝国。

缓兵之计

投资银行的爪牙们最为偏爱的手段之一,便是高调宣传针对气候变化所开展的讨论,使参与者们有机会放纵自我、得到媒体的赞誉,但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巴黎协定》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然而民主党近日里表示,重返该协议将是极具意义的重要进步,这件事可谓讽刺至极。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正在推动各种气候协议落地。这些协议透露出的观点是:到2050年——走运的话,便是到2030年,各国的能源使用模式即可神奇地实现可持续化。2030年和2050年如此遥远,而政府的长期规划职能已被私有化操作严重削弱,因此上述声明不过是一纸空谈。为石油产业相关利益方服务的公共关系公司也很乐意宣传这些看似重大的事件,给民众造成各方正在努力采取行动的假象。

关于增长和消费的弥天大谎

为了让民众只能看到股市指数、增长额、消费量等用于描述经济状况的统计数据,投资银行和企业财团简直使尽了浑身解数。这些指标其实同经济毫无关联,而且并没有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长期影响纳入考虑。

他们说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为了提振消费,我们必须耗费产品、抛弃旧物。

在这些扭曲观念诞生之前,人类便已生存了几百万年之久。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讨论的“增长”与“消费”都与能源的消费,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有关。

所谓“增长”的逻辑扭曲至极:倘若人们建造能够居住五十年的房屋,穿五十年不破的衣服,真正地循环利用各种物品,“经济增长”便会受到影响。

如果民众回归简朴生活,通过读书、写作、绘画、音乐和深入交流来拓展灵魂,我们便可重建健康的可持续社会,同时还能降低污染。

然而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健康社会简直是灾祸之源:股市会一蹶不振,媒体会把血淋淋的事实呈现于人们眼前。

节俭、谦逊、自立、稳重等美德已无人强调。进步人士和保守派都在为不断拉低人类体验的“一次性”文化摇旗呐喊。

金钱、资产与石油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金钱关乎退休生活;他们在停止工作之后还需要一笔收入。早年间,雇主必须为员工支付养老金。然而自从华尔街接管美国经济以来,劳动人员便不得不将退休基金投入股市,依靠跨国企业产出的利润来维持生计。

金融机构令民众别无选择,只能为保障未来的退休生活购买股票和债券,而这些金融产品与能源的消费,尤其是石油的消费紧密相关。

现行经济系统要求民众将自己的钱投入资金池,为消费型经济助燃;妄图摆脱这种制度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于是纳税制度应运而生。即便那些自诩为“环保企业”的公司都会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耗费大量资源。

对国际贸易的宣传

国际贸易是气候变化相关讨论的一大禁忌话题。其实愿意挺身而出,呼吁终结当前交易与运输体系的气候活动人士寥寥无几。为了追求边际利润,人们通过现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运送原材料、各种组件与成品,对环境造成了残酷破坏。

人们认为鼓励贸易、以政府补贴来奖励贸易,对每个人都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像朝鲜一样限制贸易的国家则是人人唾弃的“隐士王国”。

谁质疑自由贸易观念,谁就会被贬斥为勒德分子乃至被时代抛弃之人。

然而,哪怕是人人都深信不疑的谎言,也永远不会成为真理。

远跨重洋运输产品会耗费巨量石油与煤炭,而进口目的地生产这些产品原本绝非难事。被投资银行豢养的专家当然会对跨洋运输的成本以及跨国生产给地方经济造成的破坏三缄其口。

于是,我们在一无所知、未曾同意的情况下,被抛入了一个专为石油生产商制造利润的体系。

当权者极采取了极为自私的手段,让美国民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准备同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开战,要么接受与冷血跨国企业控制之下的国家开展经济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同石油的生产消费息息相关的经济交流。

这一腐败的体系永远不会指给我们第三条路走。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之下,美国绝不可能同产油国结成和平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美国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开展科学、文化和教育合作的空间。

城市规划与交通

投资银行及其旗下的企业会雇佣不计其数的说客、律师和前政府官员来给城市各方面规划的决策者施加压力。他们还为大批有名无实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让后者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信民众急需高速公路、购物商城和崭新的主宅开发区——这些项目都是由税款来补贴的。民众的财产大多被房地产占压,倘若交通不便,房产价值会大幅缩水——这一切绝非偶然。

政客们就城市规划开展的游说颇有成效。交通便利与否成为了城市设计的中心问题;支出巨额高速公路维护费用被当做理所应当之事,即使存在资金问题时,这笔费用都无人提及。因此汽车尾气污染导致癌症频发、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汹涌车流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等问题被急于从矿物燃料企业提供的资金中获利的城市规划者、政客和专家们小心翼翼地遮挡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

新建造的房屋窗子都很大,这种设计虽然浪费能源,却被奉为时尚。新冠疫情当前,政府告知我们应当戴上口罩;然而即使气候灾难迫在眉睫,各栋建筑却依然没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

以无车人士为主角的电视剧和电影寥寥无几。不论是电影还是新闻报道,都把住豪宅、过奢侈生活刻画为成功的象征。

这完全是一场阴谋。在人们离不开汽车的同时,美国制造行业中尚存的体面工作岗位都与汽车、飞机和依靠石油驱动的国防装备的生产有关。

国家制度已经被人操纵。在一个汽车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人们一旦离开石油,不仅生活会受到影响,而且会丧失大量稳定的收入来源。

消费观念

在石油普及之前,对消费观念的宣扬便已持续千百年之久——即使这种做法有悖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其中的关窍显而易见:财阀斥巨资美化消费,令知识阶层沉浸其中,无暇考虑财产和消费以外的事,从而放弃对社会乃至对彼此的责任感。

蜂拥而至的广告告诉我们,对维持社会地位而言,形象、时装、化妆品、旅行、汽车和美食至关重要。在这种扭曲的文化中,对家人、社会、乃至全人类尊严的关怀,还有正直、节俭、谦逊、善良等美德被人不屑一顾,甚至当做笑柄。

塑料的广泛使用

投资银行正在暗中让塑料渗透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掩盖微塑料毒害海洋、河流、土壤的相关信息——此为实现其提升石油使用量这一目的重要步骤。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制造塑料的原料是由石油裂解而成的石脑油,不知道被弃置的塑料制品会对环境造成何种伤害。

超市、餐厅、百货店和我们冰箱中的一切都用塑料制品包装、以塑料制品储藏、或者含有塑料成分。毫不夸张地讲,在很多地区,人们如果坚持不碰塑料,最终恐怕会无以为食。

关于塑料的危害性,他们谎话连篇,还设置了所谓的“塑料回收箱”,而他们明明知道,塑料根本无法投入任何一种具有真正意义的循环利用。他们永远不会告诉我们使用塑料的后果无异于向大海中倾倒原油,不会告诉我们用塑料瓶、塑料盒储藏液体和食物存在健康隐患。

对飞机的大力宣传

每一部动作电影都是一支大型飞机广告,而飞机恰恰是目前所知的最大能源浪费源。我们被媒体和电影洗脑,相信乘飞机出行不仅毫无害处,而且可以彰显社会地位。

说客们告诉民众,拥有机场的城市才会被人重视。

飞机对气候造成的可怕影响却被隐而不宣。

尽管乘坐风力船、火车甚至齐柏林飞艇成本更为低廉,碳排放更少,但这一话题却甚少有人提及。给飞机装上太阳能电池板便可大幅减少汽油的使用量,但这一手段也从未投入使用。

外交官们乘着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探讨气候问题的解决之道,而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而愈演愈烈。

能源教育的失真

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教育内容都已被人把持,目的是使其脱离科学分析与客观思考,保证气候变化不被人们当做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是难得地提到了气候变化的课本,也表示应当慢慢地将石油和煤炭移除出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一门课、任何一版课本表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立即停止使用矿物燃料。

投资银行通过私有化操作削弱了政府,导致如今大学的科研和教育要依赖于企业、基金会和富豪的资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资助方都对关于矿物燃料及其危害性的严肃讨论敏感至极。

资助方暗藏于心的意图是让研究人员避免就可能影响相关企业获利的争议性话题开展讨论——查尔斯·科赫基金会甚至已经堂而皇之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便意味着学术机构根本不会组织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讨论。

美国各个院校一群无耻的学者绞尽脑汁地为主流期刊撰写文章,暗示即使等到2050年将美国变为“碳平衡”国家也没有任何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改变当前以消费、浪费为荣的文化。

他们毫无价值的文章描述了在未来几十年内普及太阳能和风能的缓慢过程,对只是用无形能源替代矿物燃料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大加赞扬。这样的研究可以得到众多企业的资助,广受大众杂志和学术期刊的好评,其结果是有关气候变化危险性的真正科学研究被排挤在外,无人问津。

经济学圈是最令人作呕的领域。所谓专家只重视短期增长,且将股市状况作为经济健康的晴雨表。在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乃至二百年内汽车及工厂排放、煤炭石油生产以及微塑料在海洋中扩散的不良后果,还有水力压裂开采和掘矿对水源的破坏等内容绝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堂经济学课上。

为什么?因为倘若从长远角度来评估石油的收益性,人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人类的经济福祉,应当马上停止使用它。如今科学研究已被从经济伪科学中剔除,即使是自诩为进步人士的学者也绝不涉足其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是教育业的直接延伸;新闻是大多数民众了解世界、解读周遭动向的唯一渠道。企业和投资银行对新闻业界严防死守,让民众失去了接触重大问题相关资讯的机会。

二十年来为民众提供免费与廉价信息的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站都已被企业收买。

上述媒体为获利而进行的活动并非展示真相,而是为取悦企业客户误导公众。企业支付大笔广告费不是为了销售商品,而是要奖励媒体培养出了温驯的民众。

过去的三年中,企业财团变本加厉,将媒体用作削弱民众智识、粉饰残酷真相的的武器和工具,以此来造成一种各方已就经济与环境破坏问题达成共识的假象。

推广石油并非主流媒体给全国民众洗脑的唯一议程,但仍然是表象背后的势在必行之事。

气候变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媒体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天气的变化都被媒体诠释为与当前经济体系无关的“非正常现象”。

媒体从来不拿每日气温同十年、五十年之前的温度相比较。新闻节目的受众被肤浅的资讯接连轰炸,最后失去了集中精力思考和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

对无能领导人的推崇

投资银行和企业对只求升官发财、无心改善社会的政坛及非政府组织领袖有一种偏爱。这样的领导人会培养出一群自我感觉良好的拥趸,同时又无法建立能够自给自足、不依靠企业资助也可运营、致力于解决真正问题的组织。

民主、共和两党也培育出许多寄生性的非政府组织用作各种民众行动的墓地。

为了确保有能力集合民众成立独立组织,不受企业豢养的媒体、智库大学内专家左右,自行设立目标的团体领袖无法进入政坛,投资银行简直不择手段。

于是政治场上“领导能力”的意义变成了能否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投资银行筹到资金,而非是否可以组织、启迪民众。

对冒牌环保运动的资助

投资银行会确保任何一场旨在遏制石油使用、普及气候危机相关知识的运动都以最为无效的方式、由组织不力的团体开展;这些团体只向民众讨要捐助,却不允许捐助人参与决策过程、主动出击。这些非政府组织将真正的决策权交给了绝不会越过强势的投资银行擅自做主的华盛顿内部人士。

在他们的刻意操控之下,绿色和平组织、350.org等非官方环保组织对富豪或企业的捐助依赖至深,以致于将普通捐赠者的意见弃之不顾。稍为激进、更为合理的政策,即使能够得到其成员的广泛支持,最终也不会被采纳。

让人们了解气候变化与矿物燃料的危害根本无需花费巨资,只要挨家挨户地告知他们真相即可。随后便能够邀请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将其发展成为富有行动力和影响力的社团。

然而为了使上述运动无人组织、不被关注、无法持续,投资银行在幕后投入的资金有数十亿美元之多。

非官方环保组织知道,除非表示矿物燃料的淘汰可慢慢进行,强调替代性能源可以同煤炭石油媲美,否则自己将永远不会受到腐败媒体的关注。

在资金的制约下,这些组织无力对污染环境、推广危险物质的企业提出刑事指控,更不用说提议没收它们的资产。

非但如此,这些接受了资助的组织还误导公众,让他们以为只需改变日常生活方式(比如驾驶混合动力汽车、成为素食主义者)便足以阻止气候变化。这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在刻意避免讨论推广危险能源的最终受益者是谁。

所谓的环保运动一般会通过媒体捧出几位名人,却不屑于在地方建立强大的组织;这便意味着所谓的非官方环保团体常常是空壳组织。它们会告诉大家做这做那,但我们想召唤它们、同组织负责人接触时,听到的只会是预先录好的语音提示。

这些环保组织不会告诉我们增长、消费、股市和贸易并非衡量幸福的指标,只是权贵阶层为自己的利益捏造、宣扬的概念。

拆除隔离区!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拆除隔离区!

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 6月 25日

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作于 南韩 临津阁

整整七十年前,朝鲜人民志愿军大举南下,对朝鲜半岛南部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朝鲜人民看来,把“侵略”一词换为“解放”或许更为妥当。韩朝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后果,是美苏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斗争的遗祸。当时曾经有力推动反法西斯斗争的旧有国际治理体系已淡出历史舞台,美国与苏联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当建立全新全球治理框架,进而针锋相对。两国也曾为反抗法西斯势力而结为盟友;冷血残酷的法西斯分子为逞私欲而发动了一场场大规模屠杀,他们奉行纳粹种族主义,认为许多人种根本不配拥有权利,哪怕是生存的权利。

朝鲜对韩国的入侵并非两国冲突的起点,却改变了两国冲突的性质。要让美国拥有光明的未来,要让美国继续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正视、了解七十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至关重要。

美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何种角色,以及它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一个为成为亚洲问题专家而钻研多年,致力于了解亚洲、为亚洲的明天做出切实贡献的美国人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美国人以及美国的机构组织为改善朝鲜半岛人民生活而努力付出的事例历历在目,但美国仍有许多不甚友好的活动让人无法释怀。

美国正走在极端孤立主义的回头路上,其主流媒体充斥着种族主义话语与反亚洲言论。非但如此,美国还屡次将对韩销售武器作为向该国履行承诺的前提条件,且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与朝鲜威胁论。因此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其所有的义举都会被反美浪潮所淹没,而且许多人对美国的反感并非毫无道理。目前巨浪的潮头已经袭来。

然而我们绝不可以靠高举美国大旗、强词夺理来应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在东亚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更将在世界范围内一筹莫展。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谴责美国极具种族主义色彩和破坏性的举动,指斥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腐败和堕落,同时以全新视角展望美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应当发挥的作用,彻底摒除煽动冲突、竞争、霸凌与消费的危险痼疾。我们可以,也必须以合作、共存、气候科学和文化交流为基石,构想未来。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志愿军经开城向首尔进发、经春川攻至洪川、经江陵开往浦项的时刻。整个朝鲜半岛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变;家人无法团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这场历史上平民死亡率最高的战争中丧生;一切都无法回归正常。此刻,在等待生活恢复如常,等待能像以往一样工作、出行之时,我总会不禁联想到七十年前朝鲜半岛所经历的可怕变故。

朝韩两国的龃龉摩擦由来已久。1948年4月3日,在济州岛民众为反对李承晚政府而举行的抗争中,数万人失去了生命。该事件无异于一场战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平壤的基督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对抗也导致了灾难性的悲惨后果。朝韩冲突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而这样的斗争也曾在中国、越南甚至日本以更为公开的方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

其实早在1950年6月25日之前,亚洲地区政治文化斗争的本质便已开始发生变化。1948年中国经济的崩盘与国民党的溃败导致了其政治格局的转型。1949年10月3日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之后,美国在国内党派的推动下同反法西斯盟友苏联渐行渐远,也不再刻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美国亲商团体上下奔走,想促使美国与大英帝国建立紧密联系,接过原本以英国为主导、当时业已衰败的全球体系,借此攫取权力与经济利益。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人种优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埋葬在愤世嫉俗的、以“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为主要论调的运动当中。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消除各种政治、经济方面复杂的可能性,让美国成为全球反共活动的基地。最后华盛顿做出了悲剧性的选择。

做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未能充分认识其弘扬国际主义的神圣使命;招致险恶、另类的全球主义的大门由此而开,美国也因此陷入了危险的境地。非但如此。由金九领导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亚洲其他韩国团体所提出的建立一个文化开明、政治开放、不受殖民主义枷锁束缚、独立统一的韩国的梦想也被搁置一旁。美国寻求理性、合作的声音均被压制所谓政治“左翼”言论的运动扼杀殆尽。

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以荡清美国国内为追求和平而力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有识之士为己任。当时最骇人听闻的,便是当局对优秀汉学家欧文·拉蒂摩尔的迫害;而拉蒂摩尔有此遭遇,只因为他在努力调查真相。这场运动令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化作泡影,也永久改变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曾由许多美国仁人志士大力支持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被彻底葬送。

如今,七十年后,我们又身处何种境遇?美国仍在韩国驻扎有多支军队,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华盛顿与首尔的政治机构都认为,美国军队必须常驻韩国。至于驻韩美军何时回国,朝鲜半岛何时统一,根本无人构想。

关于美国在海外驻军长达七十年一事,美国宪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韩国掏出大笔资金,否则美国将撤回驻韩军队——说这番话时,他代表的是想对韩国人进一步压榨盘剥的、愤世嫉俗的利益集团,然而一个深刻的真相也呼之欲出:美国绝不该在韩国驻扎军队;军事联盟关系需要以战争状态来维系,不可依靠它来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真正主旨,应当是增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以及增进对当前时代真正危机及其应对之法的了解。

今天,做为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我想就美韩邦交提出愿景,展望两国关系从今时今日,从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纪念日起将达到何种深度。

我们将鼓励韩美两国民众竭诚合作,共同面对二十一世纪真正的安全挑战。朝鲜开发核武这一问题并非我们要解决的当务之急;除非美国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各项原则,制定计划,迅速销毁境内尚存的所有危险核武,否则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阴云将永无散去之日。

美国人民在朝鲜半岛上的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于韩国民众。事实上,美国人应当同所有智勇双全、热爱和平的人士合作,为朝鲜半岛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论他们是在韩国、朝鲜、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在美国。

安全保障将是此项事业的关键一环,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安全”一词。

在天启四骑士现身之际,世界各国都必须予以应对,重视安保问题。应对之策应当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殊途同归,而不能使50年代朝鲜半岛分裂的悲剧重演。这种可悲的分裂状态必须立即终止,韩朝必须马上破镜重圆,就在今天!

那么,我所说的“天启四骑士”究竟是何身份?鉴于当下种种,“天启”一词绝非夸张之语,也不再归原教旨主义者所专属。“哈利路亚,我相信!”

第一名骑士是气候环境的崩溃、海洋的衰亡、沙漠的蔓延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的残酷破坏——邀请它降世的,是人类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

第二名骑士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巨量财富迅速流向少数富豪手中,而他们此刻正在谋划通过超级计算机网络来彻底控制金融系统与货币,为牟取利益、为取乐而创造无需人工的经济体系。

第三名天启骑士是技术的更新换代。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成为了消极被动的动物,失去了所有能动能力,无法开展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及令这一退化过程更为迅速,而其背后的目的是让少数人进一步获利,同时通过宣扬消费文化来愚化民众。

第四名骑士是国民经济的极端军事化。这一过程一般会避开民众的视线,但不加节制的全球性军备竞赛已经因其而在陆地、海洋、甚至太空领域开启,很可能会招致全人类的末日。

众多危机愈演愈烈,全世界都必须予以关注,设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可以持续的未来——这也是美、朝、韩开展合作的中心原则。更直白地讲,倘若同韩朝的某项合作无法迅速、切实地解决上述问题,或者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直接关联,那么这项合作就应当终止。我们没有多余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来从事与拯救人类这一首要使命无关的事情。

最后,朝鲜半岛的统一会为我们带来五百年一遇的重大机遇,让当地民众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奠定下基础。这个国家不仅会让其百姓欢欣鼓舞,更能给全体地球公民以崭新的希望。

韩朝民众可以大规模建立全新体制——这一点其他国家无法轻易做到,因为朝鲜半岛正在经历全面转型。他们可以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创造以民为本,而非以国际投资银行为本的金融系统,诚实、勇敢地践行国际主义,与他国人民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朝鲜人民节俭低调的生活并非一定要被盲目消费或草率的经济发展所代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朝鲜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彻底摆脱矿物燃料的国家,完全有底气不去开采埋藏在森林与土地下方的矿物与煤炭,避免它们被跨国企业染指——人和生态环境远远比金钱珍贵。

这种重视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以及道德哲学的传统在朝鲜半岛拥有悠久的历史。我曾偶然了解过韩语中的“弘益”(广泛施善,让社会大众受益)、“书生”(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优秀学者)等概念。这些理念将帮助韩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根本无法通过投资银行或者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

美国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身在美国、热爱和平与自由、反对极权主义、有志阻止我们的生态环境毁于一旦的人们,必须像我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做过的那样,与世界人民一起群策群力、风雨同舟。我们即将面对一场苦战,但这场战斗能够鼓舞人心,以追求真理为宗旨,以科学的政策方针为基石,可以让美国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重新焕发光辉——自那段黑暗时期以来,它已经被尘封得太久太久。

这就意味着拆除隔离区,意味着向立志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人们伸出手去,意味着为朝鲜半岛,为东北亚,为世界开启全新的未来。

唐纳德·特朗普的花言巧语,尤其是他那句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我无法苟同。然而我可以说,在全体韩朝民众、东北亚人民以及宝贵地球所有居民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通力合作,为灰心失意、深受压迫的人们带去希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迈出让美国走上复兴之路的第一步。

贝一明

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2020年6月24日

迈向民主的一步

迈向民主的一步:

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政坛人士在对我们的国家啧啧称道时,往往会提到其民主制度,可以免俗的人寥寥无几。尽管美国的民主已经蜷伏在他们的脚下流血不止,但他们仍然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其赞不绝口,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美国的民主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当然,它经历过鼓舞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时刻,同时其遭遇过的风波挫折也不在少数。还有,过去许多造访美国的人都可以学习我们的经验,回去以后造福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的作用不可或缺。

往事已矣。如今,美国必须做最为谦逊的学生,积极向其他国家、向全世界深谋远虑的人们求教,深入了解民主应当为何物、可以达到何种境界。

现在,民主在美国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自美国宪法起草时起,我们民主过程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受限。构成限制的,有选举团制度,有投票条件,还有削弱了民众参与度和决策权的各种机制。

以前,有些民众曾经因为身为黑人或者原住民,因为身为女性,因为无力承担税款,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力。而在当下,仍有许多人被拒于投票的大门之外,是由于他们有犯罪记录(常常是被迫签订认罪协议留下的恶果),由于他们的身份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甚至仅仅由于当局在统计选票时出现了疏漏。

投票的门槛越来越高,十一月的大选已经丧失了选举的全部意义。

关于民主,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大多数备受我们推崇的政治家都不会触及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质问,倘若我们的社群成员彼此互不相识,倘若他们无法参与自己所在社区、城市、州府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倘若政府在没有同民众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便大举铺设公路,修建学校、办公楼等设施,破坏环境,这样的做法是否民主?我们怎么能把决定权交给银行、开发商和企业财团,置民众的意见于不顾?

的确,我们有时会按照要求,抽空去给某一地方、某一州或某一国家职位的预选代表投票。但是,如果所有政策都由对投资银行和超级富豪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决定,我们是否投票又有何不同?

倘若我们无法参与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众多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是否拥有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身为意见领袖的舆论制造者都通过主流媒体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选举过程和国家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不该因其而否认大选的合法性,不该质疑体制本身。

此举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民主体制被进一步瓦解,公民投票受到阻碍、投票机无法进入社区、权贵阶层在初选和普选中操纵选票等问题愈演愈烈。

有人认为,有公民因其社会经济地位或族裔背景而被剥夺了投票权绝非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将犯罪者以重罪起诉并关进监狱的依据。还有人认为,投票机上的软件可以被轻易篡改、无法留下可以追溯的选票来源根本无关大局。

用于统计选票的技术漏洞百出,谁都不会将其应用于自动取款机或者其他货币管理系统。这是因为对于现行制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公民的选票。

身在美国的我们所缺少的,是要求叫停虚假选举,宣布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绝不承认此种选举合法性的政坛人士。

就让我来说出别人怯于说出,却又不可不说的话吧。2020年,共和、民主两党举办的一系列初选根本不是民主选举。定于2020年11月3日开幕的众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大选不论怎样说都不可能是合法的选举活动。

我们无法接受这种所谓的“选举”,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证美国拥有正规的选举框架、令其民主传统重新焕发光辉。大选应当突破当前桎梏,使全部民众都有机会以得到充分验证的方式投出选票,确保身份证法等各种邪恶政策不会用于剥夺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必须重建美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我们需要重拾2000年计票程序私有化之前相对透明的选票统计框架。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美国上下开创真正透明负责的选举过程,为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打开大门。要让公正公开的投票活动得以在贫民区、原住民保留地和被权力掮客弃之不理的偏远乡镇开展。

我们必须举办合理合法的特殊普选。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政党所扮演的角色

举办特殊选举意味着美国的前进方向会发生重大变化。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此举将开启鼓励民众参与、提高政策透明度、遏制营销与消费对大众的控制、阻止少数人掌控政府的良性循环。因此铺好地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选的许多准备工作都要求我们重拾宪法精神、参考宪法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以民主、共和两党为首的腐败政党在此次大选中兴风作浪。宪法并未赋予他们任何特权来管理政府;他们与财团、与权贵勾结,铲除异己,标榜自己为民众仅有的选择,这种做法不仅不合道德,而且违法违宪。当然,打着他们旗号的组织可以自由地与民众接触、讨论,但不应当比其他公民团体更受重视。尽管参选人可以隶属于任何党派——包括上述政党,但就选举本身而言,重中之重并非哪一政党执政,而应当是执政党要采取何种政策、将做出何种成绩、会针对当前问题制定怎样的长久之计。

科学与观点

大选之前的所有相关讨论都必须立足于科学分析。不论我们的议题是气候变化的长久影响、能源的使用、种族歧视、财富集中、社会军事化还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参选人在大选前后都应当把事实准确地传达给大众。虚假的、误导性的宣讲在此次选举中没有立足之地,民众有权针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问题开展科学的合理评估。有悖此原则的商业媒体将被本次选举排斥在外。

客观事实与科学分析并不能保证避免严重意见分歧的出现。人性复杂,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客观分析理解方面的差异与政治偏见、恣意妄为、唯我独尊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这场选举将使公民成为公民,终结企业财团的罪恶行径,让公民不再被出卖给广告公司与咨询机构。我们要协助民众建立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让自由社会得以延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并非可有可无的产业,更不是只有付费用户或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用户才可从中获益的服务性行业。如果我们的民众缺少可靠的信息源,如果他们因此只能依靠由跨国企业支持的公共关系代理炮制出来的片面报道来获取信息,那么我们将会与民主渐行渐远。

民主制度要求所有公民都能接触到准确详实的资讯。创造一种鼓励人们进行深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文化是实现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而非晦暗不清的未来目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开凿可靠的新闻源头,保证公众能够及时获得准确信息,铺设通往民主的大道。

宪法

宪法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比大肆咆哮的政客更具权威性。然而宪法与我们的父辈、祖辈一样,远非完美,需要予以改进修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面对当前的危机,有些人竟然说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用全新的法律体系取而代之。请记住,伟大的废奴主义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曾写道,宪法是“死亡之约与地狱之约”。他的意思是,从1787年制宪会议的本质而言,这份关键的法律性文件的初衷是保护私有财产,尤其是把某些公民当做私有财产对待的权利——即“奴隶制”。今天,权贵阶层仍然在把我们的同胞当做财产甚至牲畜来对待。当然,时移世易,可基本矛盾仍未解决。

但另一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坚持认为,作为旨在实现民主与可靠制度的文本,宪法具有生命,神圣而卓越,能够朝全新的方向改进,将所有民众纳入其框架之内。

道格拉斯的言外之意是,倘若详细阅读其字字句句,我们就会发现,宪法条文适用于每一位美国公民,即使其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因此这一文件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亟待发掘。

即使在此黑暗时刻,道格拉斯关于宪法潜力的论述也别具意义。

参选人履历和政党政策的了解渠道

对于参选人的遴选必须以宪法精神、道德原则和科学治国的理念为基础。换而言之,不能给惯于进行暗箱操作的投资银行家与只知溜须拍马的小人可乘之机。

美国全部心怀愿景,有一技之长,立志实现社会、法律与经济正义,努力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好的美国的男性与女性,都应拥有以参选人身份参加参议院、众议院乃至总统选举的权利。

他们的能力、远景规划、道德品质以及支持他们的组织的性质必须在其竞选宣传中告知公众。此外,身为公民的我们,还有国家政府都身负重责:改进政治文化,鼓励理性辩论,引导民众参与讨论、持续关注当前时代真正的危机。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过程可以转变美国人民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开辟出这样的辩论空间之后,新上任的领导人便可冲破将他们与各个政党包围其中的特权高墙。出身民主党或共和党堡垒的政坛人士也会受到激励,不再把为金主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

将各个街区、各家各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参加公开活动、详细考虑各项政策主张,要比通过宣传为妨碍参与性民主而散布谎言、歪曲事实明智得多。公民可以通过集会在彼此之间结成纽带;日后这条纽带会愈发坚固,令民众得以自发地解决问题,而不必总是抱着依赖他人的心态投票给陌生人。

选举募金

大选背后的金钱游戏才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早在大家投票之前,各位官员的人选便已然确定,民众的喜恶对这一过程毫无影响。放任黑钱无尽涌入政治系统的“联合公民”执政是民主之棺上的最后一枚钉子。然而与乱伦之罪的情况相似,各位自封的统治者为驯化公民使用的手段如此卑劣荒唐、侮辱人格,而人们竟然宁肯放低身段,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欺欺人地说下一次一切都会有所改善,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然而,我们有时不得不直面丑陋的现实——此刻正是如此。

上述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做好预案,不允许权贵为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令全体民众获得真实可靠的讯息,对当前问题与参选人的情况多做了解,创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政策讨论。

要鼓励所有社会成员在阳光之下探寻心中的善念,远离隐藏在紧闭门扉之后的邪魔鬼怪。

如此改革选举过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路向前、有所成就。如今腐败黑暗的体制与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心知肚明。

广告宣传

广告是美国最大的公害之一。各式各样的广告大肆蔓延,已经渗透到了公共关系、形象塑造等领域,控制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从而获得了极大助力,得以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其真正的客户与意图其实根本秘不见人。

是广告商掏空了报纸和杂志的灵魂,让它们只剩下空壳。他们夜以继日、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劳苦不堪的人们:邪恶的对外战争无休无止,超级富豪牟取暴利,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甚至合情合理。对于大选而言,他们,以及他们华而不实的电视广告百无一用。本次选举的宗旨是探索真理、寻求可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达成创建公正公平社会的使命。

本次特殊选举要如何开展

这一次,除了在美国举行有别常规的总统与国会大选,我们别无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此次选举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国际委员会的严密监督,遵守众多客观标准,使民众能够获得准确资讯,令合格的参选人拥有均等的曝光机会,保障全体民众的投票权。此外,所有投票记录都应整理列表,供日后核查;每一张选票的相关详细记录也应在选举过后予以保留。

开展符合上述要求的选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使到了2020年11月,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好准备。

我们无需为此而担忧。计划于11月3日举行的所谓选举必定会从本质上公然违宪,因此从法律、宪法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大选完全不可接受。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于2021年初另外举行极为规范透明的选举。具体日期可以由热忱正直的公民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决定。不过我的建议是,投票日期可以定在2021年1月15日到1月20日左右,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时间投票。当然,在最终投票结果经过科学验证之前,将不会有任何关于大选的报道出炉。

选举也可能会旷日持久,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临时政府做为过渡。鉴于目前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完全不对法律负责,受控于钱财与权贵,因此哪怕组建临时过渡政府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关于这次特殊选举如何开展,我在下面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抛砖引玉。然而我还是要强调,相关细节应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确定,这里列出的只是总纲而已。

预算:

要让美国大选以透明、可靠的方式进行,一般需要一大笔预算。倘若我们叫停商业广告,杜绝向富豪筹金等腐败行为,禁止通过身份不明的政治行动团体使用黑钱,大选的耗费将大大降低。然而实施上述禁令也需要不菲的成本。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选举的举办经费——包括向公民传输各项相关信息所需的费用,不能由与大选结果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任何一家企业或任何一位富豪提供。

在正常的年代中,最好由政府来为整场选举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资助。可悲的是,我们并非身处正常年代。联邦政府与各个州政府都已将重要职能外包给私人企业;政府决策往往受强权利益左右,民众的需要却无人关心。

大选的预算制定过程必须可靠透明;应由同竞选结果不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员来控制预算。

考虑到美国政坛的腐败程度,这一要求似乎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然而,我真心诚意地相信,在美国可以找到品德高尚、勇气超群、设计得出公正公开的经费筹集制度的人。如果他们能挺身而出,将有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响应其号召、跟随其倡议。

必须为本次选举开辟全新的资金来源,保证所用经费与权贵阶层毫无瓜葛。如果由政府或其他身份公开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便要防止组织经费的使用过程轻易被人操控。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日期:

我建议本次大选为期一周,于2021年1月17日开始,2021年1月23日结束。这样各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使选举过程公开可靠,令全体公民都可参与、全体合法参选人都可把自己的理念介绍给公众。

一周的时间,可以保证人人都能抽空投票,所有与投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选结束之前解决。即使连日连夜辛苦劳作的人都要有投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时间同亲友邻居商讨。

本次选举的终极目标是阻止由企业财团支持的人获得权力与地位,保证公民充分了解选举的真正意义,让民众有充足的动力和责任感来在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监督:

国会和总统大选的各个流程必须由可令其民主、透明化的组织严格监督。某些权贵派系妄图颠覆民主,损害民众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而该监督组织绝不能受他们的影响。

美国的选举系统已经深度腐败,因此现阶段我们需要让某一国际委员会来担此重责。然而具有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一定光明磊落、高度负责。

名称大气、形象光鲜却甘愿对权贵俯首听命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数不胜数。

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有勇有德之士,将他们组织起来、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担当重任,对本次选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径自管理我们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政治组织腐败至极,因此除了请国际委员会来监督选举,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一方面,其他国家已有宝贵先例。

但是,尽管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不能是民族国家派出的代表,而应当是不会被轻易被美国国内势力操纵的、民主过程与选举方面的专家。

该国际委员会将决定本次选举的大体流程,对其结果进行审查。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最终也要由该委员会来确定。

国内委员会

国内委员会将担负监督选举过程的职责;该委员会同样由德勇兼备、尊重正当程序和法治理念的人士组成。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唤回民主,有必要根据其道德立场来遴选该委员会的成员,摒弃民主、共和两党控制的腐败政治体系。

这一专为本次竞选组建的委员会将逐个州、逐个地区地详细说明选举流程,需要其解决的问题包括:取缔有违民主原则的选举团制度,防止为保护某一政党的利益不公正地划分选区、避免使用可靠度存疑的投票机,以及消除其他会影响到投票的严重弊端。选举过程的细节也将由国内委员会及其成员与民众共同敲定。

国内委员会将保证所有参选人都有向公众发表演说的权利,令竞选宣传围绕国家需要和有关当前问题与政策的科学分析而展开。同时委员会还会确保人人都可使用到计票准确、投票记录可核查的投票机,避免有人操纵选票。使计票结果精确无误、令投票机的筛选过程公开透明、避免投票机数据遭到篡改、将投票结果列印成可供验证的纸面记录——这些事项将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展望未来

在我们着手举办这场正统的选举时,谁都不该自欺欺人,对眼前的困难视而不见。民众可充分获得准确资讯、计票结果真实正确意味着众多势力即将失去特权。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阻碍社会向真正的民主推进。

然而,国家的需要如此之迫切,民众的愿望如此之强烈,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向民主迈进。请与我们携手同行。

迈向民主的一步: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迈向民主的一步:

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独立参选人

2020年 7月 4日

政坛人士在对我们的国家啧啧称道时,往往会提到其民主制度,可以免俗的人寥寥无几。尽管美国的民主已经蜷伏在他们的脚下流血不止,但他们仍然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其赞不绝口,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美国的民主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当然,它经历过鼓舞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时刻,同时其遭遇过的风波挫折也不在少数。还有,过去许多造访美国的人都可以学习我们的经验,回去以后造福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的作用不可或缺。

往事已矣。如今,美国必须做最为谦逊的学生,积极向其他国家、向全世界深谋远虑的人们求教,深入了解民主应当为何物、可以达到何种境界。

现在,民主在美国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自美国宪法起草时起,我们民主过程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受限。构成限制的,有选举团制度,有投票条件,还有削弱了民众参与度和决策权的各种机制。

以前,有些民众曾经因为身为黑人或者原住民,因为身为女性,因为无力承担税款,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力。而在当下,仍有许多人被拒于投票的大门之外,是由于他们有犯罪记录(常常是被迫签订认罪协议留下的恶果),由于他们的身份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甚至仅仅由于当局在统计选票时出现了疏漏。

投票的门槛越来越高,十一月的大选已经丧失了选举的全部意义。

关于民主,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大多数备受我们推崇的政治家都不会触及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质问,倘若我们的社群成员彼此互不相识,倘若他们无法参与自己所在社区、城市、州府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倘若政府在没有同民众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便大举铺设公路,修建学校、办公楼等设施,破坏环境,这样的做法是否民主?我们怎么能把决定权交给银行、开发商和企业财团,置民众的意见于不顾?

的确,我们有时会按照要求,抽空去给某一地方、某一州或某一国家职位的预选代表投票。但是,如果所有政策都由对投资银行和超级富豪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决定,我们是否投票又有何不同?

倘若我们无法参与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众多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是否拥有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身为意见领袖的舆论制造者都通过主流媒体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选举过程和国家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不该因其而否认大选的合法性,不该质疑体制本身。

此举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民主体制被进一步瓦解,公民投票受到阻碍、投票机无法进入社区、权贵阶层在初选和普选中操纵选票等问题愈演愈烈。

有人认为,有公民因其社会经济地位或族裔背景而被剥夺了投票权绝非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将犯罪者以重罪起诉并关进监狱的依据。还有人认为,投票机上的软件可以被轻易篡改、无法留下可以追溯的选票来源根本无关大局。

用于统计选票的技术漏洞百出,谁都不会将其应用于自动取款机或者其他货币管理系统。这是因为对于现行制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公民的选票。

身在美国的我们所缺少的,是要求叫停虚假选举,宣布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绝不承认此种选举合法性的政坛人士。

就让我来说出别人怯于说出,却又不可不说的话吧。2020年,共和、民主两党举办的一系列初选根本不是民主选举。定于2020年11月3日开幕的众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大选不论怎样说都不可能是合法的选举活动。

我们无法接受这种所谓的“选举”,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证美国拥有正规的选举框架、令其民主传统重新焕发光辉。大选应当突破当前桎梏,使全部民众都有机会以得到充分验证的方式投出选票,确保身份证法等各种邪恶政策不会用于剥夺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必须重建美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我们需要重拾2000年计票程序私有化之前相对透明的选票统计框架。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美国上下开创真正透明负责的选举过程,为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打开大门。要让公正公开的投票活动得以在贫民区、原住民保留地和被权力掮客弃之不理的偏远乡镇开展。

我们必须举办合理合法的特殊普选。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政党所扮演的角色

举办特殊选举意味着美国的前进方向会发生重大变化。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此举将开启鼓励民众参与、提高政策透明度、遏制营销与消费对大众的控制、阻止少数人掌控政府的良性循环。因此铺好地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选的许多准备工作都要求我们重拾宪法精神、参考宪法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以民主、共和两党为首的腐败政党在此次大选中兴风作浪。宪法并未赋予他们任何特权来管理政府;他们与财团、与权贵勾结,铲除异己,标榜自己为民众仅有的选择,这种做法不仅不合道德,而且违法违宪。当然,打着他们旗号的组织可以自由地与民众接触、讨论,但不应当比其他公民团体更受重视。尽管参选人可以隶属于任何党派——包括上述政党,但就选举本身而言,重中之重并非哪一政党执政,而应当是执政党要采取何种政策、将做出何种成绩、会针对当前问题制定怎样的长久之计。

科学与观点

大选之前的所有相关讨论都必须立足于科学分析。不论我们的议题是气候变化的长久影响、能源的使用、种族歧视、财富集中、社会军事化还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参选人在大选前后都应当把事实准确地传达给大众。虚假的、误导性的宣讲在此次选举中没有立足之地,民众有权针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问题开展科学的合理评估。有悖此原则的商业媒体将被本次选举排斥在外。

客观事实与科学分析并不能保证避免严重意见分歧的出现。人性复杂,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客观分析理解方面的差异与政治偏见、恣意妄为、唯我独尊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这场选举将使公民成为公民,终结企业财团的罪恶行径,让公民不再被出卖给广告公司与咨询机构。我们要协助民众建立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让自由社会得以延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并非可有可无的产业,更不是只有付费用户或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用户才可从中获益的服务性行业。如果我们的民众缺少可靠的信息源,如果他们因此只能依靠由跨国企业支持的公共关系代理炮制出来的片面报道来获取信息,那么我们将会与民主渐行渐远。

民主制度要求所有公民都能接触到准确详实的资讯。创造一种鼓励人们进行深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文化是实现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而非晦暗不清的未来目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开凿可靠的新闻源头,保证公众能够及时获得准确信息,铺设通往民主的大道。

宪法

宪法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比大肆咆哮的政客更具权威性。然而宪法与我们的父辈、祖辈一样,远非完美,需要予以改进修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面对当前的危机,有些人竟然说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用全新的法律体系取而代之。请记住,伟大的废奴主义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曾写道,宪法是“死亡之约与地狱之约”。他的意思是,从1787年制宪会议的本质而言,这份关键的法律性文件的初衷是保护私有财产,尤其是把某些公民当做私有财产对待的权利——即“奴隶制”。今天,权贵阶层仍然在把我们的同胞当做财产甚至牲畜来对待。当然,时移世易,可基本矛盾仍未解决。

但另一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坚持认为,作为旨在实现民主与可靠制度的文本,宪法具有生命,神圣而卓越,能够朝全新的方向改进,将所有民众纳入其框架之内。

道格拉斯的言外之意是,倘若详细阅读其字字句句,我们就会发现,宪法条文适用于每一位美国公民,即使其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因此这一文件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亟待发掘。

即使在此黑暗时刻,道格拉斯关于宪法潜力的论述也别具意义。

参选人履历和政党政策的了解渠道

对于参选人的遴选必须以宪法精神、道德原则和科学治国的理念为基础。换而言之,不能给惯于进行暗箱操作的投资银行家与只知溜须拍马的小人可乘之机。

美国全部心怀愿景,有一技之长,立志实现社会、法律与经济正义,努力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好的美国的男性与女性,都应拥有以参选人身份参加参议院、众议院乃至总统选举的权利。

他们的能力、远景规划、道德品质以及支持他们的组织的性质必须在其竞选宣传中告知公众。此外,身为公民的我们,还有国家政府都身负重责:改进政治文化,鼓励理性辩论,引导民众参与讨论、持续关注当前时代真正的危机。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过程可以转变美国人民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开辟出这样的辩论空间之后,新上任的领导人便可冲破将他们与各个政党包围其中的特权高墙。出身民主党或共和党堡垒的政坛人士也会受到激励,不再把为金主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

将各个街区、各家各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参加公开活动、详细考虑各项政策主张,要比通过宣传为妨碍参与性民主而散布谎言、歪曲事实明智得多。公民可以通过集会在彼此之间结成纽带;日后这条纽带会愈发坚固,令民众得以自发地解决问题,而不必总是抱着依赖他人的心态投票给陌生人。

选举募金

大选背后的金钱游戏才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早在大家投票之前,各位官员的人选便已然确定,民众的喜恶对这一过程毫无影响。放任黑钱无尽涌入政治系统的“联合公民”执政是民主之棺上的最后一枚钉子。然而与乱伦之罪的情况相似,各位自封的统治者为驯化公民使用的手段如此卑劣荒唐、侮辱人格,而人们竟然宁肯放低身段,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欺欺人地说下一次一切都会有所改善,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然而,我们有时不得不直面丑陋的现实——此刻正是如此。

上述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做好预案,不允许权贵为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令全体民众获得真实可靠的讯息,对当前问题与参选人的情况多做了解,创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政策讨论。

要鼓励所有社会成员在阳光之下探寻心中的善念,远离隐藏在紧闭门扉之后的邪魔鬼怪。

如此改革选举过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路向前、有所成就。如今腐败黑暗的体制与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心知肚明。

广告宣传

广告是美国最大的公害之一。各式各样的广告大肆蔓延,已经渗透到了公共关系、形象塑造等领域,控制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从而获得了极大助力,得以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其真正的客户与意图其实根本秘不见人。

是广告商掏空了报纸和杂志的灵魂,让它们只剩下空壳。他们夜以继日、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劳苦不堪的人们:邪恶的对外战争无休无止,超级富豪牟取暴利,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甚至合情合理。对于大选而言,他们,以及他们华而不实的电视广告百无一用。本次选举的宗旨是探索真理、寻求可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达成创建公正公平社会的使命。

本次特殊选举要如何开展

这一次,除了在美国举行有别常规的总统与国会大选,我们别无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此次选举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国际委员会的严密监督,遵守众多客观标准,使民众能够获得准确资讯,令合格的参选人拥有均等的曝光机会,保障全体民众的投票权。此外,所有投票记录都应整理列表,供日后核查;每一张选票的相关详细记录也应在选举过后予以保留。

开展符合上述要求的选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使到了2020年11月,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好准备。

我们无需为此而担忧。计划于11月3日举行的所谓选举必定会从本质上公然违宪,因此从法律、宪法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大选完全不可接受。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于2021年初另外举行极为规范透明的选举。具体日期可以由热忱正直的公民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决定。不过我的建议是,投票日期可以定在2021年1月15日到1月20日左右,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时间投票。当然,在最终投票结果经过科学验证之前,将不会有任何关于大选的报道出炉。

选举也可能会旷日持久,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临时政府做为过渡。鉴于目前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完全不对法律负责,受控于钱财与权贵,因此哪怕组建临时过渡政府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关于这次特殊选举如何开展,我在下面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抛砖引玉。然而我还是要强调,相关细节应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确定,这里列出的只是总纲而已。

预算:

要让美国大选以透明、可靠的方式进行,一般需要一大笔预算。倘若我们叫停商业广告,杜绝向富豪筹金等腐败行为,禁止通过身份不明的政治行动团体使用黑钱,大选的耗费将大大降低。然而实施上述禁令也需要不菲的成本。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选举的举办经费——包括向公民传输各项相关信息所需的费用,不能由与大选结果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任何一家企业或任何一位富豪提供。

在正常的年代中,最好由政府来为整场选举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资助。可悲的是,我们并非身处正常年代。联邦政府与各个州政府都已将重要职能外包给私人企业;政府决策往往受强权利益左右,民众的需要却无人关心。

大选的预算制定过程必须可靠透明;应由同竞选结果不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员来控制预算。

考虑到美国政坛的腐败程度,这一要求似乎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然而,我真心诚意地相信,在美国可以找到品德高尚、勇气超群、设计得出公正公开的经费筹集制度的人。如果他们能挺身而出,将有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响应其号召、跟随其倡议。

必须为本次选举开辟全新的资金来源,保证所用经费与权贵阶层毫无瓜葛。如果由政府或其他身份公开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便要防止组织经费的使用过程轻易被人操控。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日期:

我建议本次大选为期一周,于2021年1月17日开始,2021年1月23日结束。这样各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使选举过程公开可靠,令全体公民都可参与、全体合法参选人都可把自己的理念介绍给公众。

一周的时间,可以保证人人都能抽空投票,所有与投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选结束之前解决。即使连日连夜辛苦劳作的人都要有投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时间同亲友邻居商讨。

本次选举的终极目标是阻止由企业财团支持的人获得权力与地位,保证公民充分了解选举的真正意义,让民众有充足的动力和责任感来在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监督:

国会和总统大选的各个流程必须由可令其民主、透明化的组织严格监督。某些权贵派系妄图颠覆民主,损害民众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而该监督组织绝不能受他们的影响。

美国的选举系统已经深度腐败,因此现阶段我们需要让某一国际委员会来担此重责。然而具有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一定光明磊落、高度负责。

名称大气、形象光鲜却甘愿对权贵俯首听命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数不胜数。

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有勇有德之士,将他们组织起来、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担当重任,对本次选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径自管理我们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政治组织腐败至极,因此除了请国际委员会来监督选举,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一方面,其他国家已有宝贵先例。

但是,尽管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不能是民族国家派出的代表,而应当是不会被轻易被美国国内势力操纵的、民主过程与选举方面的专家。

该国际委员会将决定本次选举的大体流程,对其结果进行审查。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最终也要由该委员会来确定。

国内委员会

国内委员会将担负监督选举过程的职责;该委员会同样由德勇兼备、尊重正当程序和法治理念的人士组成。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唤回民主,有必要根据其道德立场来遴选该委员会的成员,摒弃民主、共和两党控制的腐败政治体系。

这一专为本次竞选组建的委员会将逐个州、逐个地区地详细说明选举流程,需要其解决的问题包括:取缔有违民主原则的选举团制度,防止为保护某一政党的利益不公正地划分选区、避免使用可靠度存疑的投票机,以及消除其他会影响到投票的严重弊端。选举过程的细节也将由国内委员会及其成员与民众共同敲定。

国内委员会将保证所有参选人都有向公众发表演说的权利,令竞选宣传围绕国家需要和有关当前问题与政策的科学分析而展开。同时委员会还会确保人人都可使用到计票准确、投票记录可核查的投票机,避免有人操纵选票。使计票结果精确无误、令投票机的筛选过程公开透明、避免投票机数据遭到篡改、将投票结果列印成可供验证的纸面记录——这些事项将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展望未来

在我们着手举办这场正统的选举时,谁都不该自欺欺人,对眼前的困难视而不见。民众可充分获得准确资讯、计票结果真实正确意味着众多势力即将失去特权。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阻碍社会向真正的民主推进。

然而,国家的需要如此之迫切,民众的愿望如此之强烈,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向民主迈进。请与我们携手同行。

何为安全?

“何为安全?”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何为“安全”一词的确切意义?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以至于其答案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尽管安全问题举足轻重,尽管投入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有数十亿、数万亿美元之多,在装修豪华的智库机构内招摇而行,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各种电视节目中向我们传教的众多安全专家还是不愿意谈论“安全”的真切本质。

有一点毋庸置疑:诸位上缴的税款,还有削弱了诸位购买能力的国债,都花在了新型武器与卫星、以及其他军事和情报项目的开发上。而此类武器、设备与项目不仅诸位从未听说,而且不必接受外部审查。

上述事物耗费了我们缴纳的税金,但业内人士坦言,自己对它们的开发设立、部署推进一无所知,因为与其相关的信息均属于国家机密,自然可以不对外公开。国防部拒绝接受稽察,情报机构也同样将意欲一探究竟的人拒于门外。

有一件事千真万确:我们正在为后代高筑债台,正在向世界大战阔步疾驰。我们正在用花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挖掘坟墓。想想看,届时睡入坟坑的会是谁?

尽管安保资金高达数万亿美元之多,可我们的安全感不升反降。

投入在安保上的巨资,以及撒向投资银行的几万亿美元,不仅变成了地狱大门的敲门砖,而且让国家经济淋遍汽油,如今亿万富翁的投资管理人正握着火柴在旁边跃跃欲试。

人们经常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安全”一词。然而十年来,士兵在“安保大师”的眼中轻如草芥。反倒是战斗机、卫星、航空母舰等颇具可疑价值的产品大受青睐,因为它们可以为企业带来大笔预算。

为何军官们明知军火无益于解决安全问题,却要不遗余力地为之背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退休后还可以被军火公司返聘。许多人之所以参军,就是为了方便在退休后从事咨询行业捞金。

当然,也有考虑真正安保问题的军方人士,但他们大多惨遭惩罚甚至驱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需要投身安保事业的有识之士。但年轻人常常被灌输给他们的童话故事所蒙骗,相信“邪恶国家”正对美国虎视眈眈,却对真正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

正是那些童话为不可示人的预算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而它们并没有科学依据,不过是国防承包商说客的讹言谎语。

将有一万多亿美元用于为美国的核武库改造升级——即使众多专家认为,倘若完全摒弃核武,我们会更加安全;即使我们也曾表示愿意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不再动用核武器。

如今,由于某些人唯利是图,旨在降低军备竞赛与核战争爆发风险、人们用五十年精心筑构的武器限制条约框架已经分崩离析。

美国正在与用于防止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爆发的国际条约背道而驰——宣布退出可保证军事行动透明度的开放天空协议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

此外,白宫表示可能会重启核试验,也令人震惊不已。上次美国发出此类声明还是在1992年。

美国以富有成效、果决理智的手段解决各种冲突的能力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惨遭削弱。在这段时间里,国务院预算被大幅削减,大批专家被撤下关键岗位,政府甚至连基本外交职能都无法履行。

与此同时,各大企业财团还在逼迫我们依靠军火生产来养家糊口。

他们心怀叵测,将所有制造车间迁至海外,在美国推行农耕与其他服务自动化。留给人们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制造业真真切切的生产对象只剩下了武器军火。在体制的胁迫下,我们不得不为军需工业提供支持,否则便无以为生。

现在,我们深陷债务,工厂纷纷倒闭;留给腐败政府的唯一一条经济刺激途径便是计划同中国、伊朗或者俄罗斯开战。

众所周知,危险的灾难性战争计划正在顺利推进,可以轻而易举地招致人类文明的末日——哪怕这并非其制订者的初衷。

理性对待安全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可华盛顿方面的理性却所剩无几。

那么,在我们向战争深渊迈进之时,在我们的民众受媒体蒙蔽、对即将降临的末日毫无察觉之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亟待美国解决的安全问题?

我来陈述几条:

1)反智主义

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便是反智主义恶性癌症的肆意蔓延、美国人民的低智化,以及在腐败媒体宣传的推动下深刻思考习惯的式微。独立于经济利益的可靠信源几乎绝迹,地方群体也已不再就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灾难的大门因此而开。

勇于追求真理是制定一切建设性安全政策的必要前提。倘若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短短的几分钟,倘若报纸、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不向民众展示就真正问题所做的具体科学分析,倘若我们浑浑噩噩、不做具有思考能力的公民,那么可行的安全规划将永远不可能诞生,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漂向世界大战。

2)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气候变化灾难将在十到二十年内令大批人类无处安身倒是铁定的事实。

没错,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安全威胁从未受到过媒体的重视与强调,军方与情报机构花费了数万亿美元,不但没有令这场危机得到丝毫缓解,反倒让形势愈发严峻,因为美国军队便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几十年来,政府将管制一再放松,逐渐失去了勒令工厂停止毒害民众的权力。非但如此,受任登上产业管理高层的说客还将政府从无能为力的废物变成了青面獠牙、一心逼迫我们使用矿物燃料的猛兽。

所有关于未来三十年气候变化威胁的客观评估都表明,情况险恶至极,适应与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我们除了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大批量削减常规武器、弃用核武,别无选择。只有采取这一手段,我们才能集中资源人力,实现美国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型,令其脱胎换骨。

我们的目标,是摆脱不合时宜的危险军火,群策群力,不再使用矿物燃料,在短期之内改变全球经济框架。倘若军队、情报机构等现有“安保”系统部门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出力,那么它们尚有保留的必要,否则就必须予以关闭。

没有哪种型号的坦克、导弹防御系统或情报卫星可以用来阻止沙漠蔓延、海洋变暖酸化,防止农业生产因地球温度升高而遭到破坏。这场战斗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食品价格一路飙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无以果腹——这场悲剧即将揭幕,而少数超级富豪还在为囤积资源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根本没有用以应对食物供应系统崩溃、海平面上升等灾难的长期计划。许多美国人甚至对自己面前的危机一无所知,而当局已经沦为借矿物燃料攫取利益的工具,不仅无法制定可行政策,而且妄图叫停一切科学辩论,为自己清路。

3)贫富悬殊

我们之所以无法有效应对安全危机,其部分原因是财富集中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十年来,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就连政府和军队都已沦落成为少数超级富豪手中的玩物。

家庭自营企业已遭覆灭,年轻人可以从事的工作愈发粗劣,投资银行和其他投机金融机构利用权势影响国家的经济规划——这一切正在重塑我们的社会。

既得利益集团根本置民生于不顾,一心通过煽风点火、破坏安定渔利。富豪们宁可一掷千金,再以每架1.2亿美元的天价订购100架F35战斗机,也不愿意对民众施以援手,让他们接受必需的教育、了解他们正在面临多么严峻的安全危机。

除非没收超级富豪窃取的数万亿美元,建立高度负责、关注人民长期利益的政府,否则真正的安全政策将永无面世之日。

4)新型武器的出现


尽管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酷的危机是气候变化,但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应对全球军备竞赛失控、颠覆性武器层出不穷等问题的重要性。

技术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革新,这意味着能够一瞬夺取数万、数十万生命的武器变得更为廉价,因此少数群体甚至个人都可获取。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全世界的相关组织之间建立信任。然而如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已经被权贵绑架,无法实现自己的初衷。

由谁来管控层见叠出的科技产品,应当如何利用、规管科技,对美国乃至全人类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问题。当下科技的发展利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可由此引发的危机只能通过签订国际协议、缔结国际条约来解决。

技术带来的威胁与民族国家无甚关联。危险科技产品的制造商与推销商所效忠的对象只有利润。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几种新兴技术产品:

1. 无人机和机器人

在意欲牟取暴利的企业推动下,杀手型无人机与机器人科技正在迅速发展。在某些贫困国家,失控机器杀人的反乌托邦惨剧已经上演。我们如果不签订条约予以遏制,机器杀手也会肆无忌惮地踏入美国——为它们引路的并非别国人,而是美国人自己。

机器人和无人机的性能愈发先进,行动愈发敏捷,身材也愈发小巧,完全可以冷酷无情地发动大规模屠杀而不必担负任何责任。

未来将诞生这样的无人机群:它们由一万乃至更多架无人机组成,每架无人机都携带有不同的武器,而且体量微乎其微,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可以将所过之处变为不毛之地。届时现在的战斗机和航空母舰都会成为献祭给落伍安全概念的古董。

而自动杀人机器不必由人操作便可运行,因此它们必须成为国际条约的严格管控对象。我们只有先建立高度负责的政府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2. 网络战和宣传媒体

如今,大规模网络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旨在迷惑、分化我们的虚假信息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我们袭来;更有甚者,鼓吹复杂问题只能通过危险的军事行动来解决。

此外,未来的网络战中,少数人接管全世界的超现代武器将成为可能——届时电子控制技术已经应用于此类武器之上,这种设计可谓愚蠢至极。

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关于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基本观念早已名存实亡。然而,如果说现在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大国冲突模式得到了媒体更加卖力的宣传。

还有,像3D打印等其他新兴技术产品,人们对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仍不甚了解,但它们足以构成颠覆性威胁,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我们要何去何从?

我们的民众应当享有以追求真理为根基、以道德观念为引导的安全政策。如何通过贩卖军火来牟利等问题绝不能出现在政策讨论中。

将耗费资源、隐患重重的军队转变为保护环境、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主力是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

我并不想欺骗诸位说自己知晓正确答案。我此次演讲的宗旨,是确定问题之所在,呼吁全体民众、以及军队与情报机构的全体成员鼓起勇气,挺身而出,保护我们真正的利益,反对军国主义,拒绝贿赂,不惧威胁——正是这些罪恶的行径在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们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们没有必要同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兵戈相向。在我们面前的,是波及全球的严峻危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去应对。

让我们携起手来,连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一起改写安保规则,让有勇有谋、思想开明之人得到提拔,让他们利用道德的力量点石成金,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转化为彻底变革体制的良机。

许多人指责我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说我对安保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太过乐观。而我回答,我研究过历史,也曾从事外交工作;我认为对价值观和愿景的轻视只会令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

他们愤世嫉俗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民众已经受够了“妖魔鬼怪”和惊悚画面的惊吓。让我们启发、激励他们去开创大业、摒弃已被滥用的“安全”概念,为保障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奋勇拼搏。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我叫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已经宣布自己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参选人。

自1998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教师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任教,但偶尔也在高中教书。我主修东亚学,这门学科涵盖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与文化。近几年来,我的文章开始涉及当代政治、安全、技术与经济问题。

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因此我在早年间就认为,新生一代——像我一样的人——完全有必要对亚洲做深入了解,从而得以跟亚洲人民合作交流;他们对我们知之甚深,我们至少也应当做到知己知彼。

我还在日本和韩国工作过,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美国需要怎样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让我能够从外部以更为清晰的视野观察我们的国家。

身为亚洲研究所理事长,我致力于帮助美国人民正确地认识亚洲——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市,是专门就外交、安全与经济问题开展研究、举行讨论的智库型机构。我与一心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最低预算之下履行职责,如何谋求资助与拨款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自从今年一月起,我在华盛顿看到整个联邦政府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不详的阴云笼罩了能够决定我们兴衰成败的众多机构。

当前的政治体系根本无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气候变化,财富过度集中,军备竞赛,技术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一点我也心知肚明。

遍观各位政坛人士——不论是美国总统参选人,还是其他政客,显而易见,他们的政治活动已然沦为毫无实际意义的仪式,他们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更像是无甚用途的咒语。我们已不再同民众交流,讨论道德、科学乃至未来。

这样的政治文化不但令人不安,而且隐患重重。我甚至早在一月份就看到了联邦政府迈向灭顶之灾的迹象。

我决定宣布参选,是因为哪怕在少数党的参选代表中,视解决当前严酷危机为己任的人也无迹可寻。

我于几月前起草了自己的竞选宣言,深信我们必须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美国将无药可救;还有,只有独立参选人可以将这个国家引向正途。

大多数好友在得知我的观点之后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倘若不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没有企业财团的大笔献金,无法在各个党派中广结人脉,不要说竞选总统,就连当选议员、甚至地方政府官员都难于登天。

在世人眼中,我的举动无异于哗众取宠。

然而正是他们的话让我更加深切地觉得,在社会日益混乱、国家前途未卜之时,我应当发表自己的宣言,尽己所能来做出改变。这样做不是为了吸引操纵联邦政府的腐败机构的目光,而是要呼吁大家重视宪法的规章与精神。宪法这一核心文件决定了美国何以为美国,也赋予了我参与总统大选的全部权利。

还有,我写完演讲稿之后,同各色各样的人交谈过;他们之中,有贫穷的工人,有教师,也有餐厅员工。我相信自己能够真正地代表这个国家的需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来源的资助,而且自己也深陷失业的窘境。作为千千万万处境艰难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我可以全心全意地代表他们,而身居高位的政客根本没有付出此种努力的可能。

权贵们在华盛顿筑起了高墙,为的是避免像我一样的人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受邀参与各种活动,避免有人认为我的话值得一听。

然而,残酷的现实非但没有令我灰心丧气,反倒激起了我的万丈雄心。我很清楚,只有彻彻底底的政治变革才能拯救我们,而沉迷于财利荣禄的民主、共和两党难当大任。此外,所谓的“独立派”也无力发起能够摧枯拉朽的运动。

今天,自称为“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权威人士与政治家们视向肮脏的主流媒体献供为荣,争相为其献祭污秽的贡品。他们言语粗鄙,避重就轻,为讨好权贵而煞费苦心。

媒体赚取的是不义之财。它一方面为企业财团创造利润,一方面让我们闭目塞听,无法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何种变故。

还有的政客认为,媒体手眼通天,可以通过搬弄是非、炮制丑闻决定任何人的成败,因此绝不敢抬头望这位伪神一眼。


如果拥有富豪的支持、被腐败媒体赞不绝口才能参与总统竞选,那么显然我不具备参选资格。

可是,本应被我们视为行动基石的美国宪法并未规定美国总统非富即贵。

反而言之,倘若其他参选人胆敢收取投资银行、跨国公司或超级富豪的献金,那么不配担任总统之人并不是我,而是他们。


我敢断言,诸位如果读过我准备的资料,听过我的演讲——哪怕只有几分钟,一定会对我的满腔赤诚了然于心。

我决心服务于诸位的利益,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反映诸位的洞见。我对“保守”“进步”一类的陈腐言辞毫无兴趣,因为它们本就是用来迷惑、分化我们的词语。请向我直抒胸臆,让我们风雨同舟,为创造美国的全新希望而努力。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贝一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美国经济、制度与文化崩溃的速度有增无减,如今几乎人人都觉察得到,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而报纸和电视台只会粉饰太平,简直百无一用。我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道德荒漠和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奴隶王国。

然而,既然如此之多的人知晓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为何依然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为何这么多博闻强识、精明能干的美国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讨论零零碎碎的琐事?我们为何不能齐心协力,集毕生之力来改造社会,同左邻右舍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们束手无策,其原因多种多样。七十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甜腻的消费文化中,而创造它的,是各家广告公司。我们自从小时候会看电视起便开始接受这种病态文化的沐浴,逐渐沦为了影像和感觉的被动消费者。

社会腐朽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心中的权威人士与德高望重之人也都变成了这场恐怖狂欢的参与者——这简直荒唐至极。

然而我并不想通过解剖社会来寻找其症结所在——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来大批观众。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前所遭受的可怕创伤已迅速地恶化为坏疽。我们没有鼓起勇气斩去遭受感染的手指、阻止腐坏进程,而只是把创可贴覆盖在了创口之上,此后便闭目塞听,任凭腐毒在社会的血管中肆虐,直至感染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保守派、自由派、进步人士、社会主义人士——这场闹剧,人人都有戏份。

于是我们落得了如此田地。如果你尚未失业,倒是可以去冷血跨国集团旗下的星巴克同好友商量商量最近的假期该如何度过,或者聊聊你上周享用过的意大利佳肴。

然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忍受了一整天的煎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有的要寻找生计——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有的则受尽艰辛却拿不到一丁点薪水。我们几乎连给孩子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了无希望。生活很快就会回归正轨的童话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无人相信。

我们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没有自由,没有权力,被无形的大手抛来掷去。而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导致美国当前困局的三股潮流。媒体灌输给我们的、关于国家的宏大叙事宛若天方夜谭,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商场中,在起居室里,在办公室内感觉到涌动于表象之下的暗流。

这三股潮流分别是“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这几个词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还会让人有不悦之感。这正常不过,因为我们就是要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让他们重新自行思考,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可以有所作为、切实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老调重弹,告诉大家只要改正某些错误,世界会依然美好,而是震醒诸位——将当前的情况轻描淡写本就大错特错。

第一个问题是“运动风”。

“运动风”指通过组织公众集会、筹募资金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推动请愿书的签署、为某种观点或政策争取背书。它注重曝光宣传、形象塑造,以及利用营利性报纸和社交媒体来博得颓丧群体的关注。

各大运动的领袖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不仅出书,还会同政要、歌星、皇室与其他名人会面。

最具“运动风”的典型范例包括2002年以失败告终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以解决女性受性侵问题为宗旨的“Me Too”运动,以及由格丽塔·桑伯格开展、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系列活动。

这几场运动耗费了大量时间,耗资不菲,脸书上关于它们的热帖也数不胜数,让人们感觉媒体大力宣传的活动最终取得了某种成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反倒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令责任心更强、真正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备受冷落。

沉溺于“运动风”运动的人往往满怀热忱,却毫不知晓自己的行动收效甚微。

于2002年9月发起、意在反对美国计划对伊拉克开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均是典型的“运动风”运动。它们轰轰烈烈,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我们听说是这样。还有几百名政府官员,甚至几位政坛名流挺身而出,抗议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未成功阻止那场旨在让少数精英攫取财富、毫无意义的战争。轰炸接连不断,两国的冲突持续至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提出抗议的人不计其数,为何一小撮权贵还能肆无忌惮地做出如此危险的决定?

为何关于上述抗议活动惨败原因的严肃讨论几乎无人开展?

在媒体上赢得关注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完全被这样的错误观念所误导。“运动风”的核心理念便是倘若大批民众了解真相,那么精英集团的决策过程也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影响。根本没有人考虑超级富豪的价值观体系或许与我们的完全格格不入。

媒体暗示大家:无人关注不足以成大事;要开展运动,名人政客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关注”正是媒体贩卖的商品,名人政客也是媒体包装出来的偶像。“运动风”的关键所在是让观众相信一场场运动意义非凡、乐趣十足,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社交媒体恰恰可以通过宣传此类活动、博得流量而牟利。

然而唯利是图的媒体所报道的,都是那些无损于各大企业财团利益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也没有人会引领公众去探寻媒体包装出来的“英雄领袖”是如何从企业财团渔利的。

“运动风”是推行空虚消费、宣扬自我崇拜的活动的延伸,其宗旨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构建齐心同德、为开展事业付出不懈努力的群体。

我们在甜腻的广告中沉浸得太久,想当然地认为一场运动在得到大笔资金援助、媒体的认可以及名人的背书之后,我们才能予以支持。

请记住,诸位,你们并非脸书和推特的使用者,而是被贩售给企业客户的商品。

脸书和推特服务的大企业为何要买下诸位?因为它们希望诸位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同时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真正的运动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反奴运动,它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转型,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大批民众的生活条件。规模盛大的反奴运动鼓励人们积极加入地方团体、定期会面、讨论国事、开展激进行动。所谓的“激进行动”,包括暗中开辟通路,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不断地将非裔美国人运送出南方,以及为自发团结在一起、在南部的种植园内进行激烈反抗的奴隶们提供援助。反奴运动的参加者们付出的牺牲鲜有记载,但他们的组织依然愈发地强大。

反奴活动家们建立起参与性的机构,也缔结起终生不断的纽带。他们并不痴迷于投票选举、分发请愿书让人签名,因为他们知道此类无关大局的行动根本不可能终止奴隶制的罪恶——而正是有人依靠这样的罪恶大发横财。他们的王牌不是富豪慈善家们的支持,而是他们自己舍生忘死的气节与意志。

当时,反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

“这场斗争也许是善与恶的交锋,也许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也许既包含道德较量,也要进行武力对抗,但这必须是一场斗争。没有外界的要求,权力不会让步——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自动让步。只要明白了人们会默默地服从于什么,就可以知道可以将多少不公与冤屈强压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用语言、用行动,或者兼用语言与行动予以反抗的那一天。暴君能施暴到何种程度,要看受压迫之人能忍耐到何种地步。”

美国政治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抱怨狂”:媒体进行报道、以及我们在同亲友开展日常谈话时,总是不停地抱怨美国哪里不好、世事有多么不公,但既不深刻地分析其原因之所在,也不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绘制蓝图,甚至没有建议听众采取某种措施来提供帮助、改变现状。在这个方面,媒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新闻与政治探讨的这种论调令民众颓丧至极,以至于在面对灾难之时,我们认为自己无路可走,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因此有人不禁怀疑,这种残酷的“抱怨狂”之风十分讨权贵的欢心。

政治危机正在恶化,因为非主流媒体也没有让人看到采取行动的机会。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或许更加准确,但它们并未提供任何有益建议,告诉人们去社区的哪个地方跟邻居们讨论大事、组织集体行动。至于如何在不依赖于亚马逊、脸书、维亚康姆和微软等垄断企业的情况下做事,我们也无法从非主流媒体得知。

充斥着“抱怨狂”气息的新闻将报道重点放在唐纳德·特朗普、乔治·索罗斯、杰夫·贝佐斯等少数“害群之马”身上,经常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倘若这些人更有爱心、更开明,诸多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当前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成为贪婪与剥削的温床的?掌控金融、制造和贸易领域的少数人是怎样决定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企业如何通过国家发动战争、推广矿物燃料而获利,以及由此而生的利润怎样用于回馈组织运动、撰写“抱怨性”新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流入他们的退休金账户、或者变为他们的股票资产,这绝对是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知识分子本应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做我们的耳目,可他们与企业利润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此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无法建议公众如何行动。

我们如果组成团结高效、彼此互帮互助、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团体,便可以着手改变经济与政治体系——“抱怨性”新闻一向对此避而不谈。

媒体中抱怨之风的抬头与近三十年来知识分子话语的堕落不可分割。营利性媒体在做分析时根本不会严肃地考虑历史问题,在谈及白宫或者国会时,也绝不会介绍这些机构的制度史。在这些媒体的口中,现在的中情局或者谷歌与十年乃至二十年前别无二致;至于它们内部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媒体则只字不提。

由于缺乏历史语境,读者只掌握了大量负面信息,既无法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最后一个问题是“魔术师热”——对政坛上的“魔术师”大加推崇。

媒体上的讨论时不时地透露出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选举出、要跟随出类拔萃之人,倘若他能力非凡,我们的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还有人认为,身为公民,我们就应当等到十一月投票选出此人,随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把一切问题都交给这位魔术师来化解。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旨在塑造“魔术师”的花言巧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奥巴马围绕“改变”这一口号大做文章,由民主党赞助的广告公司也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

他们启动企业资金,利用媒体和娱乐集团告知民众,这位才华出众、能说会道的政治人物只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就可以让美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而言之,美国在饱受克林顿执政晚期以及布什掌权时期的罪恶摧残之后,只需要让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便可以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解决体制性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各阶层民众的力量,制定长期规划,清理门户——此举虽然危险,但十分必要。

但在奥巴马看来,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我们只需要给他投票,再告诉身边的人他将会立下怎样的丰功伟绩。

然而随后,果不其然,“变革”代理人奥巴马便沉着冷静、却又极为迅速地着手为企业银行纾困,为削弱金融监管助力,以此来回报他真正的支持者——帮他占据各家媒体版面的金融界。

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宣传也对民众颇具吸引力,然而他同样被包装为一个可以替我们化解各种问题的魔术师。他的竞选团队将工薪阶层赞助的资金献给媒体公司,让其在初选中播放极其昂贵的广告。桑德斯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然而他的团队却没有投入一分钱来建立可长期发展的地方性公民组织,让民众得以在政治上自给自足,为自己的改革提供持续动力。倘若说民主、共和两党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培养公民的依赖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让他们革风易俗难于令老虎吃素。

西达·斯考切波教授的《 衰落的民主:由参与会员型到寡头管理型的美国公民社会》(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一书详细描绘了美国人是如何逐渐远离基督教青年会、共济会、对外战争退伍老兵会、狮子会等定期组织集会、践行民主管理的地方性组织的。

五十年来,民众的活跃参与被一种政治性的管理文化所取代,导致社会民主与透明度大幅滑坡,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正是由于缺少公民参与,不负责任、暧昧不明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今天大行其道。

请问,诸位是否收到过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邀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如果只是在脸书上发文、抱怨唐纳德·特朗普的腐败行径,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美国有名无实的政治参与体系;健康的政治文化也绝不可能通过替政客从媒体集团购买广告来建立。

我们必须成立强势的、由公民组成、保持每日与民众互动的地方性机构。我们必须改俗迁风:关闭网络,敲响邻居的门扉,重拾与朋友讨论切实问题的好习惯。这些事没有人能够为我们代劳。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写道:

“要成为棋艺大师,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通晓棋路,熟知开局布阵与收局技巧,步步为营——这条途径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另外一条大师之路,则是由自己制定棋规。”

能让我们自己制定规则、创造崭新政治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然而当前美国的政治危机极度严峻,其影响无所不至,令我们在如履薄冰的同时也看到了发起彻底变革的宝贵机遇。我甚至可以说,除了投身战斗,我们别无他法。